摘 要:產業轉移是發生在不同經濟發展水平的國家或地區之間的產業移動，是一種重要的產業經濟現象。改革開放前，在政府主導下，我國曾經將部分國防重工業和資本密集型產業從沿海地區轉移至內地，但受制于區域消費水平不均衡、要素市場流動性不強、基礎設施差異較大、市場競爭公平性不夠、勞動力存在結構性矛盾等現實問題，自發性的產業跨區域轉移較少。在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背景下推進產業跨區域轉移，要更加重視市場主體的主觀能動性，引導企業根據自身要素稟賦和比較優勢的變化情況，進行動態跨區域轉移性發展。
關鍵詞:統一大市場 產業轉移 區域經濟 高質量發展
【中圖分類號】F124 【文獻標識碼】A
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2021年我國人均GDP達到80976元，按年平均匯率折算達12551美元，超過世界人均GDP水平，已經接近世界銀行劃定的高收入國家的門檻，但全國不同區域經濟社會發展依然有很大的差距。根據智研咨詢提供的數據，2021年前三季度北京、上海、江蘇人均GDP均超過10萬元，而青海、寧夏人均GDP只有4萬多元。新發展階段，我國必須通過“雙循環”戰略的推進與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建設，扭轉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城鄉經濟發展不平衡局面，使我國經濟與社會進入更高質量發展階段。在這個過程中，推動區域產業有序轉移、打造各區域新的增長動力是關鍵戰略舉措。
現時我國不同區域產業轉移的可能
產業轉移的概念
所謂產業轉移，從宏觀上來看是發生在不同經濟發展水平的國家或地區之間的產業移動，是一種重要的產業經濟現象，與各國或地區產業結構升級和經濟高水平發展息息相關。產業轉移可以是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經濟增長的重大機遇，上個世紀80年代初全球恰好掀起新一輪產業轉移的浪潮，全球資本密集產業從發達國家轉移至新興發展中國家或經濟體（如韓國、新加坡、中國臺灣、中國香港等），而新興發展中國家或經濟體的勞動密集產業則向勞動力豐富國家轉移。我國的改革開放恰逢全球產業轉移這個機遇，于是首先在沿海地區引進外資外商，積極發展勞動密集型加工制造業，帶動了當地經濟與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
改革開放前，在政府主導下，我國曾經也在國內推進過產業轉移，將部分國防重工業和資本密集型產業從沿海地區轉移至內地。顯然，當時并沒有過多考慮產業轉移的區域要素稟賦和產業生態體系狀況。改革開放后，國家陸續提出振興東北、西部大開發、中部崛起等區域發展戰略，取得很大成績，但區域發展不均衡的狀況尚未完全改觀，產業也很少從沿海地區自發地轉入內陸地區。主要的原因是，產業成功轉移更多依賴于市場機制的作用，需要市場主體的努力以及完善的產業生態體系。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首次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產業轉移也要更加關注市場主體的主觀能動性，引導企業根據自身要素稟賦和比較優勢的變化情況，動態跨區域進行轉移性發展。
產業轉移的理論基礎
上世紀六十年代，美國哈佛大學雷蒙德·弗農教授提出產品生命周期理論，認為一個新產品進入市場后要經歷形成、成長、成熟和衰退四個階段，后來這一概念被引入區域經濟學，用來解釋產業的區位選擇和產業轉移。在產業的起步與成長階段，創新活動多、發展高度不確定、產品處在劇烈變化之中，需要多樣的投入品以及與消費者和供應商迅速有效的溝通，因此生產者在區位選擇時會更關注經營靈活性和創新環境好的地區，即高梯度地區。當產業進入成熟期，大規模標準化生產和工藝創新成為重點，生產者會更關注規模經濟和生產成本，這些在低梯度地區更容易得到。隨著產業生命周期的變化，生產活動會從高梯度地區向低梯度地區逐級轉移，原來的高梯度地區會開啟新一輪產品迭代或者發展全新的產業。
因此，從本質上講，產業轉移是產業自身發展的要求，是在利益驅動下，在不同區域要素價格不同的條件下，企業投資追逐利潤的行為，這種行為客觀上形成了產業區域轉移現象。從積極的一面講，產業轉移能夠帶動轉入地區投資、技術、管理水平的提高，促進經濟增長。
我國不同區域產業轉移的經濟基礎
我國幅員遼闊，在地形上有三級階梯之說。各地資源稟賦和歷史遺產大不相同，經濟發展水平更是有較大差異，具有產業轉移的資源基礎與經濟基礎。為了避免先入為主的判斷，我們選擇地區生產總值、資本形成總額、勞動力人力資本、職工工資、工資指數（代表收入增長率）、專利受理量和專利授權量的人均值這七個發展稟賦變量，使用k-均值聚類分析方法將中國大陸31個省級行政區分成三組，結果如表1所示。聚類變量分別從資本、勞動力和技術三個維度考察各個地區的要素稟賦結構，稟賦結構相似的地區被分在同一組。
盡管我們把所有地區人為地分為三組，但可以看到，經濟發展水平最高的第一組地區各項稟賦指標顯著優于后兩組，人均GDP高出第二組一倍多，專利受理與授予量也擁有絕對優勢，相比之下后兩組之間并沒有明顯的梯度差異。其次，第一組地區全部是東部沿海的經濟強省，包括長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城市群；而二、三兩組多為中西部地區和東北地區，組內也無法將中部和西部地區分開。在沒有加入地理變量的情況下，可以看到我國的區域經濟體呈現兩個明顯的梯度發展水平：東南沿海和京津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較高、資本積累速度快、人力資本水平高、勞動力成本高企、技術勢能高；廣大中西部與東北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較低、資本缺乏、人力資本水平相對較低、創新活力相對不足。
從產業結構來看，東部發達地區（第一組）的第一產業占比極低，僅有2.9%，第三產業占比最高，達到62.0%；而二、三兩組的產業結構十分接近，與第一組相比，第一產業占比較高，第三產業占比較低，第二產業占比相近。各地產業結構變遷基本符合美國經濟學家西蒙·庫茲涅茲提出的產業結構變化規律*。綜上可見，我國不同區域工業化水平和結構有較大差異，要素價格不同，比較優勢不同，存在產業轉移的可能。特別是廣大中西部地區在經濟基礎較為薄弱，產業結構較為單一，亟待實現產業結構升級的前提下，承接東部發達地區的產業轉移或許是一條經濟騰飛的捷徑。
不同區域產業轉移面臨的困難與原因
上文可見，我國兩大類區域經濟體的工業化發展程度是不同的，而這直接導致了不同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一般而言，跨區域產業轉移就是加快所在區域工業化進程的關鍵所在，然而目前我國東部沿海發達區域產業要成功跨區域轉移還面臨許多困難與挑戰。
區域市場消費者消費偏好不同，中西部消費水平偏低
我國區域經濟發展水平還很不均衡，絕大多數人口的收入水平還相當低，這會限制消費升級引導產業升級的潛力。表1展示了我國收入水平的地區差異，第一組地區的職工平均貨幣工資為12.5萬元，比其他地區（8.6萬元左右）高出大約50%，這說明東西部地區收入反差大，中西部地區消費實力低下。消費結構方面，2020年城鎮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最低的省市為北京（0.210）和上海（0.257），最高的是海南（0.378）和四川（0.348）*。由是觀之，東西部地區居民消費偏好不同，基本食品支出在中西部城鎮居民的消費結構中占有較高比例，部分制造業轉移缺乏當地市場需求的支持。
另一個現實是，復旦大學管理學院編寫的《2019中國產業發展年度分析報告》顯示，我國目前產業體系中傳統產業占比達80%，新興產業占比僅20%。傳統產業生產的產品技術含量低、附加價值低、售價低，如果要保持3—5%的凈利率，那么員工的工資收入不可能高。較低的收入水平和消費水平與低端產業體系相互耦合，把西部地區鎖定在低端產品生產與消費循環的邏輯之中。
要素市場流動性不強
產業轉移的本質是生產要素的流動。資本總是流動到回報率最高的地區，當各個地區的資本回報率相同時，資源配置效率達到最高。而我國的現狀是東部沿海地區缺乏勞動力，中西部地區缺少資本和技術，各地區資本回報率存在較大差異，主要原因在于要素流動不通暢。
從勞動力方面看，嚴格的戶籍管理制度使得大量農業剩余勞動力被束縛在農村，而土地產權不明晰又讓這些勞動力寧愿留守收入微薄的土地也不愿輕易外出打工。與此同時，金融市場分割導致不同地區不同所有制企業無法公平競爭，資本配置效率低。據央行統計，2021年對實體經濟發放的人民幣貸款和外幣貸款合計占同期社會融資規模的64.1%，同比高約6個百分點，而非金融企業境內股票融資占比3.9%，同比僅高1.3個百分點。這些數據折射出我國企業融資長期以銀行間接融資為主的現狀。并且，這種依賴度有越來越高的趨勢。然而，以人工智能、生物醫藥和集成電路為代表的高新技術產業失敗風險極高，需要發達的股權融資和風險投資市場才能蓬勃發展，我國當前以銀行為主導的金融結構并不利于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信貸約束也直接限制了東南沿海地區的民營企業向資本密集型乃至技術密集型產業轉型升級。此外，技術和數據等新生產要素流動不暢，配置效率不高。產學研合作體系不夠成熟，技術轉讓市場不完善，各地區各部門之間、產業鏈上下游之間、跨領域各類生產設備與信息系統之間存在很多“數據孤島”，阻礙了數據的集成共享和創新應用。
區域基礎設施差異較大，市場競爭公平性不夠
中西部地區的交通、通訊、電力等基礎設施近年來有了很大的改善，但依然與東部發達地區有差距，尤其是在承接產業轉移時還存在配套產業鏈缺失、產業生態環境不佳等問題，導致東部沿海地區企業和產業的轉移意愿不高。另外，中西部地區的軟件基礎設施（如制度、政策、文化、思想觀念和企業家精神等）與東部沿海地區也有很大差距。
開放的市場觀念與優良的營商環境，是一個地區產業發展、經濟發展進入良性循環的關鍵，也是產業成功轉移的關鍵。然而，在相當長的時間里，我國的區域市場是相對分割的，很多地方政府傾向于保護當地產業與企業，導致公平競爭狀況不佳。例如，某些地方政府為了把稅收留在當地，強行要求工程中標企業在當地注冊分公司；某些地方政府為了保護當地企業，排斥外地企業進入當地市場。此外，還有一些地方政府不顧自身要素稟賦實際，過度承接違背比較優勢的產業，或者為了穩定就業而不讓已經失去比較優勢的產業轉出，導致重復建設和產業同構問題嚴重，造成資源分散和資源浪費。
勞動力總量下降，勞動力存在結構性問題
我國近年來受勞動年齡人口持續減少的影響，勞動力供給總量下降。2018年末全國就業人員總量77586萬人，首次出現下降。2019年全國就業人員77471萬人，同比減少115萬人。隨著老年人口數量增多、新生人口數量下降，勞動參與率也將逐漸下降，這意味著未來進入市場的勞動力將更少。
另外，雖然我國總體勞動力素質在不斷提高，但高端技術人才、高端產業人才一方面不足，一方面還面臨流失的狀況。以云南為例，2020年人口普查發現，云南省現有547.7萬大學（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比2010年增加了282.1萬人；每10萬人口中擁有大學文化程度的有11601人，是2010年的2.01倍；全省15歲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7.76年提高到8.82年；15歲及以上文盲人口比2010年減少了57.5萬人，文盲率下降了1.38個百分點。可見，十年間云南省的人口素質與勞動力素質得到了顯著提高。但不可否認，不同區域勞動力的技能結構是不同的，即使廣大中西部地區總體勞動力素質在提高，現實的跨區域產業轉移到中西部地區仍然面臨著本地高端人才不足的難題。這些難題不解決，會對產業與企業轉移產生重大約束。畢竟，產業轉移是有成本的，如果收益增加不抵成本增加，在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背景下，市場主體就不會采取產業轉移的行為。因此，如何降低產業轉移的成本，改善營商環境，健全產業生態體系，是現時我國產業跨區域成功轉移的關鍵問題。
在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中推進產業跨區域有序轉移
2022年4月，《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正式發布。《意見》指出，要“打破地方保護和市場分割，打通制約經濟循環的關鍵堵點，促進商品要素資源在更大范圍內暢通流動，加快建設高效規范、公平競爭、充分開放的全國統一大市場”。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可以為跨區域產業轉移提供重要保障，有利于破解現階段跨區域轉移面臨的諸多難題；反過來，產業跨區域有序轉移也有助于推動我國不同區域實現較為均衡地發展，助力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鍛造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新動力。在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中推進產業跨區域有序轉移的具體思路如下：
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的本質是加快資源的有效配置，助力產業跨區域有序轉移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的2035年目標和2050年目標，都鮮明地體現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縮小收入差距、實現共同富裕的要求。實現這些愿景的重要途徑在于增加投入和提高效率。雖然我國有14億人口構成的舉世矚目的超大規模市場，地區發展水平也大不相同，具有產業分工和動態轉移的先決條件，但是受制于長久以來的市場分割，國內大循環不夠暢通，超大市場規模優勢難以有效發揮，企業進行產業轉移和產業升級的勢能無法轉化為動能，我國處于全球價值鏈低端環節的狀況無法得到根本改變。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以解決市場基礎制度規則不統一、市場設施標準不統一、要素和資源市場不統一和市場監管不統一等影響區域分工深化的大問題為目標，能夠有效提高資源配置和投入產出的效率，加快產業轉移的步伐，促進各區域經濟均衡發展。區域經濟均衡發展又可以降低收入差距，提高總體收入水平和消費水平，升級地區消費偏好，增加人民群眾對高端產品的消費需求，進一步引導產業升級和推動產業轉移，形成良性循環。
全國統一大市場下產業跨區域轉移應基于不同區域的稟賦與比較優勢
過去一段時間，我們經濟快速增長主要是依靠勞動力和資源環境低價的優勢，承接了大量國際產業轉移，加入了全球垂直分工體系。但隨著經濟社會的縱深發展，東部發達地區要素稟賦結構已經改變，依賴勞動密集的粗放增長模式已經難以為繼，為此東部發達地區已經開始轉換賽道，注重技術進步、產品迭代，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實現產業結構升級。近些年來，東部發達地區在人工智能、集成電路、生物醫藥、大數據、云計算和工業互聯網等新興產業的發展方面取得快速進步，而這一地區的部分傳統產業則因為占用寶貴土地資源，具有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等特征，已經不符合東部地區的資源稟賦現實，也不符合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時代要求，處于淘汰或轉移的歷史關頭。通過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可以暢通跨區域產業轉移，有效推動區域經濟均衡發展。比如京津地區的特種化學品產業向唐山沿海集體轉移。唐山毗鄰渤海，與天津市相鄰，是我國焦煤的重要產區，煤炭、石油、天然氣資源豐富，煤化工、石油化工產業基礎好，在原料成本和運輸成本方面具有優勢，是京津地區特種化學品產業的理想轉入地。安徽憑借勞動力成本較低、土地資源充裕的先天條件，也吸引了以上海華誼化工集團為代表的上海部分重化工企業落戶安徽。
全國統一大市場下產業跨區域轉移應以推進產業鏈、價值鏈和供應鏈的合理分工布局為突破口 ，促進區域間的產業分工合作
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一方面是要形成一個規則一致的公平競爭市場，另一方面則是要促進產業間、企業間的資金流、物流、信息流、技術與勞動力自由流動，基于比較優勢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使得區域技術經濟聯系不被行政力量所阻礙。產業鏈、價值鏈、供應鏈體系具有天然的產業關聯性與互補性，可以有效帶動發達區域和落后地區通過產業鏈、價值鏈、供應鏈的合理分工布局實現經濟發展與技術進步。在推進產業跨區域轉移時，應以促進產業鏈、價值鏈、供應鏈的分工布局為突破口，引導不同區域選擇產業鏈、價值鏈、供應鏈上與自身稟賦與比較優勢相匹配的環節、位置，進而形成跨區域的產業鏈、價值鏈、供應鏈體系。這樣一來，位于產業同一梯度水平的區域可以在價值鏈不同環節進行水平分工，位于不同梯度水平的區域可以在產業鏈、價值鏈上下游之間實現垂直分工，將區域間的產業雷同關系從橫向競爭轉為縱向合作，實現跨區域產業鏈價值鏈的高度協同。以集成電路產業為例，其價值鏈分為設計、制造、封測三大環節，是典型的高技術密集型產業。隨著芯片技術能級的提高，原來的成熟工藝舉步維艱，摩爾定律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戰，想要生產7納米以下先進制程的芯片必須采用全新的技術路徑，而這需要全國技術部門與產業部門的通力合作。目前我國集成電路產業的價值鏈跨區域分工合作布局已經形成，其中廣東的華為海思在芯片設計環節一枝獨秀，上海的中芯國際和華虹集團在芯片制造環節具有明顯優勢，附加值比較低的封測環節則主要分布在江蘇。
全國統一大市場下產業跨區域轉移應高度重視并發揮大企業的作用
現時條件下我國跨區域產業轉移還要特別關注產業領軍者和大企業的作用，這主要有三點依據：其一，大企業技術實力和資金實力相對雄厚，其跨區域直接投資往往會有較強的技術溢出和關聯帶動作用。其二，在市場競爭中，產業鏈中的領軍大企業更容易通過產業轉移實現產業鏈上不同區域關聯企業的協同創新，同時在自發主導產業鏈重構，進而推動當地產業結構轉型升級上更具優勢。其三，對于資源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產業而言，大企業更容易實現規模經濟。例如，神華集團、山東魯能、中國華電、國電和國投集團等一大批有實力的資源密集型大企業大集團相繼進入新疆的過程中，除了資源勘查和規模化開發等業務活動，還積極參與上游煤炭企業重組改造，帶動了整條產業鏈的重構升級。特斯拉超級工廠在上海臨港建成后，對新能源汽車行業本身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同時也對汽車零部件制造、批發零售業和金屬制品業等多個部門造成了很大的溢出效應。為了消除跨區域產業轉移中的一些障礙，讓大企業成為跨區域產業轉移的領頭羊并真正行動起來很重要。作為產業轉入地的中西部地區應牢牢把握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的契機，著力改善當地營商硬軟環境，努力提高公共服務效率，積極開展勞動技能培訓。與此同時，加大對產業轉移進入本區域的先行者的補貼力度，包括直接的財政補貼和優惠的稅收政策，作為其給相關產業企業和地方經濟帶來正向外部性的獎勵。作為產業轉出方的東部地區也應該支持不再符合本區域比較優勢的產業轉移出去，優化本區域產業結構，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
（*注：農業部門實現的國民收入的相對比重和勞動力在全部勞動力中的相對比重都處在不斷下降之中；工業部門國民收入的相對比重呈上升趨勢；服務部門的勞動力相對比重幾乎在所有國家中都是上升的。*注：數據來源：國泰安數據庫，恩格爾系數計算方式為城鎮居民平均每人全年食品支出除以消費性支出。）
【本文作者為復旦大學管理學院應用經濟學系教授；復旦大學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張子勰對本文亦有貢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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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羅 婷／美編：王嘉騏
Constructing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New Opportunities for
Inter-regional Industrial Transfer
Rui Mingjie
Abstract: Industrial transfer is an important phenomenon of the industrial economy that occurs among countries or regions with different level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Befor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some heavy industries in the defense sector and capital-intensive industries were transferred from coastal to inland area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government. However, spontaneous inter-regional industrial transfer was rare due to practical problems such as unbalanced regional consumption levels, low liquidity of markets for production factors, large differences in infrastructure, insufficient fairness of market competition, and structural problems in the labor force. To promote inter-regional industrial transfer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constructing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we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subjective initiatives of market entities and guide enterprises to develop through dynamic inter-regional industrial transfer in line with the changes in their factor endowments and comparative advantages.
Keywords: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industrial transfer; regional economy;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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