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夏學文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是我國國有企業的光榮傳統，是國有企業的‘根’和‘魂’，是我國國有企業的獨特優勢。”在實踐中，國有企業黨組織參與公司治理對企業非市場戰略有著顯著的積極影響，黨的領導融入公司治理是中國特色公司治理理論和實踐的重大創新，是國有企業改革的重要內容之一。

與其他所有制企業相校，國有企業肩負著更多的社會功能和政治責任，是協助政府提升社會福利、支撐公益事業、緩解就業壓力、改善生存環境、深化扶貧工作的重要載體，并在重大突發事件和緊急自然災害中發揮了支柱作用，在維護社會穩定和經濟安全中起著基石作用。時值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特殊環境下，黨組織之于國有企業治理的重要性愈發凸顯。

2016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國有企業黨的建設工作會議上提出了雙重“一以貫之”原則，強調“加強和完善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加強和改進國有企業黨的建設”“把黨的領導融入公司治理各環節，把企業黨組織內嵌到公司治理結構之中，明確和落實黨組織在公司法人治理結構中的法定地位，做到組織落實、干部到位、職責明確、監督嚴格”。

2017年5月，國務院辦公廳《關于進一步完善國有企業法人治理結構的指導意見》中要求將黨建工作總體要求納入國有企業章程，明確黨組織在國有企業中的領導核心和政治核心地位，鼓勵黨組織成員通過“雙向進入、交叉任職”的領導體制參與公司決議，將政治性和社會性目標內化進決策全流程，以期從正面影響管理者認知，從而促使企業更好地實施非市場戰略。2017年10月修訂的《中國共產黨章程》中明確確立了黨組織在國有企業中“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實”的核心職能。2019年12月印發的《中國共產黨國有企業基層組織工作條例（試行）》重申了將黨建工作要求寫入公司章程的必要性，并強調應從程序上保障黨組織對公司重大決策事項進行前置性研究和討論。

實踐表明，加強黨的領導和完善國有企業治理相輔相成，黨的政治優勢、組織優勢和群眾工作優勢逐漸轉化為企業的競爭優勢、創新優勢和科學發展優勢。不過，囿于國有企業所有權和管理權分離的客觀事實，黨組織介入公司治理的正面功效一直受到兩個方面的限制：一是黨組織嵌入國企公司治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未在商業層面得以充分認識，其主要表現是廣泛存在的“重業務輕黨建”現象；二是黨組織嵌入國企公司治理的方式和路徑還沒上升為可據操作性的成型化制度，仍有較大的優化可能性空間。

筆者認為，未來國有企業黨組織治理制度的優化可以考慮從以下三個方面展開。

其一是通過職權劃分，有效緩和管理實踐中市場戰略和非市場戰略之間的相互掣肘。只有充分厘清企業黨組織與決策管理層之間的關系，明確黨組織參與公司治理的職能、權責邊界等內容，才能合理地對國有企業的政治目標和社會性目標予以明晰和界定，并最終為黨組織在企業中發揮有效的公司治理作用提供合法性支持。為此應按照黨中央的一系列決策部署和要求，一方面嚴格黨組織對企業活動的定方向、把重點、固保障的功能定位；另一方面充分尊重企業決策管理層對具體經營活動的權限范圍，充分發揮其積極性和創造性，最終建立起既分工協作，又各司其職的良性治理體制。

其二是活用制度設計，調整“雙向進入”的比例與“交叉任職”的范式。“雙向進入”制度應當在董事會、監事會和管理層同時實施，但黨組織在三個公司機構中的進入比例應當根據企業經營情況、業務業績業態結合政治介入的緊迫性進行綜合判斷；“交叉任職”范式應跳出黨委書記、董事長“一肩挑”的固有思路，可以考慮賦權黨委副書記或其他黨組織成員的靈活方案，以真正實現“有意義的企業監督”。

其三是在“討論前置”環節強化黨組織對重大問題、重大經營管理事項的否決權制度，并進一步加強黨組織在“政治”而非“經濟”方面的否決權。為了更好發揮“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實”的作用，黨組織應有權在重大問題或者重大經營管理事項有違黨和國家方針政策時，以及存在可能損害國家、社會公共利益和企業、職工合法權益等情況時，行使否決權。尤其是要強調黨組織社會公共利益責任擔當的角色定位，充分發揮其在維護社會公共利益上的特殊作用。

介入程度是優化國有企業黨組織治理制度的核心要義——黨組織應在宏觀層面起好帶頭作用但又不越俎代庖，在微觀事項上不能缺位失位但也不能越位錯位。如此，極具中國特色的企業制度創新，才能有的放矢地為新時代國有企業的“高質量發展”保駕護航。（夏學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