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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國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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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建設的歷史邏輯、價值內涵和未來圖景

【摘要】鄉村建設是一項偉大工程,作為理念源遠流長,但作為實踐探索開始于近代。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解決“三農”問題成為中國共產黨面臨的首要問題,鄉村建設成為消除“貧窮陷阱”、鞏固脫貧攻堅成果、實現鄉村振興、推動共同富裕、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鄉村建設承載著中華文明的記憶和歷史,維系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期許和愿景,具有生命、生活、生產、生態、文化和治理等深厚價值內涵,遵循人本化、田園化、生態化、數智化、共享化、現代化的價值坐標,通過組團式發展、品牌化經營、數字化支撐、漸進式推進的路徑,打造建筑、生態、產業、文化、智能、精神的豐富場景,建設“鄉里、鄉味、鄉情、鄉鄰、鄉業、鄉教、鄉健、鄉談”濃郁的美麗鄉村。

【關鍵詞】鄉村建設 鄉村振興 美麗鄉村 邏輯演進 未來圖景

【中圖分類號】F323/D422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2.15.002

【作者簡介】唐任伍,北京師范大學政府管理研究院院長、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公共管理、民生發展和思想史等。主要著作有《公共管理思想史》《公共經濟學》《世界管理思想史》《“扶強抑弱”的全球化規則研究》等。

鄉村是人類生存的重要依托,是中華傳統文化的根脈和載體,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農業還是“四化同步”的短腿,農村還是建設全面小康社會中的短板。中國要強,農業必須強;中國要美,農村必須美;中國要富,農民必須富。農業基礎鞏固,農村和諧穩定,農民安居樂業,整個大局就有保障,各項工作都會比較主動。黨的十九大提出鄉村振興戰略,中國的鄉村建設進入一個新的階段。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進一步明確,要優先發展農業農村,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實施鄉村建設行動,第一次將“鄉村建設行動”寫入中央文件,而且明確要“把鄉村建設擺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位置”。2022年3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專門印發了《鄉村建設行動實施方案》,對未來鄉村建設建什么、怎么建、建成什么樣作了具體安排。鄉村建設的價值不僅表現在鄉村的生命功能、生產功能、生活功能與生態功能上,還表現在鄉村的社會和文化功能上。沒有了鄉村,人類文明就無法延續,農業文明、工業文明、城市文明、信息文明就缺少源頭活水。因此,鄉村建設是消除“貧窮陷阱”、鞏固脫貧攻堅成果、實現鄉村振興、推動共同富裕、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

鄉村建設的歷史邏輯演進

鄉村建設理念源遠流長。以農耕文明為主要特色的鄉村社會在中國具有悠久的歷史。在漫長的封建社會中,中國曾作為擁有最發達的農業、最完善的農業產業形態的農業大國屹立于世界。鄉村是古代社會的基本單元和古代國家治理的基石,古代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和意識形態都圍繞鄉村構建,鄉土文化是中華民族賴以生存的根基。[1]因此,歷朝歷代統治者都非常重視鄉村建設,形成了一整套適應時代發展的鄉村管理系統,如西周的鄉遂制度、秦漢時期的鄉亭制度、唐代的鄉里制度、宋代至清代的保甲制度等。中國傳統農業社會中的井田制、鄉官制、里長制、保甲制、宗族鄉紳制等管理體制,保障了鄉村稅賦分派、征伐勞役、仲裁糾紛等活動的開展,有助于加強政府對農村社會的控制,在世界鄉村管理史上獨具一格,成為中國封建社會得以長期延續的重要因素之一。[2]

鄉村建設的理念在中國源遠流長,最早研究鄉村運動史的學者陳序經在他的《鄉村建設運動》一書中說過,“國人重視鄉村的觀念,本來很早,老子說,‘修之與鄉,其德乃長’;孔子說‘吾觀于鄉,而王道易易’,至于孟子所謂‘死徙無出鄉,鄉里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3]。

近代以發展鄉村教育為主要內容的鄉村建設實驗。鄉村建設從理念進入實踐開始于清末民初。1904年,河北定縣秀才米春明與其從日本留學回國的兒子米迪剛一起,在翟城村開展以鄉村教育為主要內容的“翟城實驗”[4],成為近代中國鄉村建設的最早案本。自1917年開始,閻錫山吸收“翟城實驗”的成功經驗,在山西將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主張與其鄉村建設的構想結合起來,發布《縣屬村治通行簡章》,完善鄉村組織,發展鄉村教育,加強鄉村事務管理,希望能夠讓管轄內的老百姓富裕起來。閻錫山的作法,被當時民國政府推崇為“合理、合時、合情、合勢”,成為近代中國出臺的一個比較完整的地方政府鄉村建設方案。[5]

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至新中國成立前的二三十年間,鄉村建設成為民國時期一些知識分子和開明士紳改變國弱民困現狀的努力方向。黃炎培、晏陽初、梁漱溟、盧作孚、陶行知等眾多仁人志士希望通過鄉村建設運動拯救處于水深火熱中的中國鄉村,通過興辦鄉村教育、平民教育等方式,進行“鄉村建設”實驗,涌現出了“定縣實驗”“鄒平實驗”“北碚實驗”等三大“鄉村建設實驗”中心。

近代民族資本家盧作孚是最早進行鄉村建設實驗的有識之士之一。早在1925年盧作孚就系統闡述了在三峽地區開展鄉村建設實驗的構想,并于1930年在《鄉村建設》一文中對鄉村建設作了系統具體的規劃,同時在西南重慶西北部一個沒有名氣的小山村北碚開展鄉村建設實驗,內容涉及經濟、文化、治安、游覽四個方面,涵蓋礦業、農業、工業、商業、金融、研究、教育、治安、警察等,并且提出了鄉村現代化的目標。經過二十余年努力,盧作孚開展的以修鐵路、開礦山、辦銀行和建農場為內容的鄉村經濟建設把一個居民僅為萬人的封閉落后、盜匪橫行的北碚鄉村,建設成為一個井井有條、山明水秀、富足寬裕、生機勃勃的花園小鎮,在鄉村建設史上留下了“北碚實驗”的佳話。[6]

20世紀30年代,從美國耶魯大學學成歸來的晏陽初,懷揣教育救國的夢想,在河北定縣從鄉村平民教育入手開展鄉村建設,力圖實現“民族再造”的夢想。晏陽初認為,鄉村的根本問題是“人”的問題,因此鄉村建設重點要關注“人”。他針對中國鄉村中“人”的“私”“弱”“窮”“愚”,主張通過“家庭式教育”、“社會式教育”和“學校式教育”等“三大方式”,從文藝、公民、衛生和生計的“四大教育”入手,把我國80%以上的農民轉變為有知識、有文化、有內涵的中國新農民,[7]實現“民族再造”。晏陽初以“人”的改造為突破口、以平民教育為核心內容、以“民族再造”為歸宿的鄉村建設“定縣模式”,旨在啟迪心智、培育民德、改善民生,獲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產生了很大的社會影響。

與晏陽初鄉村建設的“定縣模式”相提并論的還有“鄒平模式”。1931年至1937年,思想家、教育家梁漱溟在山東成立農村研究院,并選擇山東鄒平作為鄉村建設試驗基地。梁漱溟分析中國鄉村落后的原因在于“特別嚴重文化的失調”[8],因此,他主張鄉村建設要從復興文化開始,然后通過發展教育、科技,實行民主政治,實現鄉村建設現代化。梁漱溟在鄒平建設學堂,實行政教合一;發展農村合作社,促興農業、發展工業;建立鄉村自衛組織,維護鄉村社會安定的鄉村建設實驗,在國內以及國際上引起了廣泛的關注,鄒平成為當時鄉村建設的三大中心之首,來鄒平參觀的單位組織和國內外學者、官員等絡繹不絕。

民國初期的鄉村建設成為中國社會覺醒的標志,僅成立鄉村建設的有關機構就有600余個,各類鄉村建設試驗區有1000余個[9]。然而遺憾的是,這種主要由有良知的地方鄉紳與知識分子主導的鄉村建設運動,大多偏重于文化教育,缺乏底層民眾的廣泛支持,無法喚醒廣大民眾,因而在鄉村建設和發展上的效果并不明顯。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鄉村建設的井岡山和延安模式。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動員起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廣大農民參加革命,用革命而非“改良”的手段打破千百年來地主階級占有土地、廣大農民一無所有的封建土地關系和剝削制度,建立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成為中國共產黨的主要任務。鄉村是反革命勢力最薄弱的地區,農民是受剝削最深、受壓迫最重、革命性最強的群體。因此,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紅色武裝只要在一個地方立住腳跟、建立起革命根據地,首要工作就是宣傳“耕者有其田”的政治主張,實行減租減息,在有限范圍內進行鄉村建設。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鄉村建設改變了鄉村內部的社會結構,滿足了廣大貧苦農民的根本需求,因而得到了農民的支持、擁護和參與,進而走出了一條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中國革命之路。

中國共產黨領導鄉村建設的最早實踐是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毛澤東同志指出,“在二十二年的革命戰爭中,我黨已經有了在土地改革之后,領導農民,組織帶有社會主義萌芽的農業生產互助團體的經驗”,[10]其中就包括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組織的勞動互助社和耕田隊。

延安作為中國人民解放斗爭的總后方和革命圣地,中共中央曾在此13年,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由小變大、由弱變強、不斷走向勝利。在貧窮的延安鄉村,要維持一個增加了幾十萬軍政人員的“革命政權”,在戰爭的壓力下和物質的封鎖中,探索出一條適宜的鄉村建設之路成為關鍵。中國共產黨在延安和陜甘寧邊區加強鄉村基層政權建設,減租減息,實行耕者有其田,軍政人員開荒種地、紡紗織布,邊生產邊抗擊敵人,開展自力更生、生產自救,把民族抗日、社會經濟發展和政治改革等多種要素融為一體,把貧窮的陜北變成豐衣足食的“好江南”,不僅養活了成千上萬的軍隊和百姓,維持了一個有生命力的政權,而且以這塊黃土地為中心,指揮千軍萬馬,開展對敵斗爭,最終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走出了一條“鄉村建設的延安道路”,創造了一種“鄉村建設的延安模式”。[11]

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鄉村建設的大寨模式。新中國是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開展建設的,1949年我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僅為49.7元,絕大多數人缺衣少食,鄉村更是貧窮蕭條。面對外國資本主義的封鎖和美國發動的朝鮮戰爭,中國共產黨在農村進行農業社會主義改造,漸進式地通過初級社、高級社和人民公社的形式,將土地收歸集體所有,改善鄉村的基礎設施,興修水利,實施以水、肥、土、種、密、保、管、工為主要內容的農業生產“八字憲法”,提高農業產量;此階段鄉村社會建設獲得了發展,文盲率大幅度降低,基本普及了小學教育,學齡兒童凈入學率由1949年的20%提高到1978年的94%;鄉村“四害”減少,血吸蟲病、麻風病、天花、霍亂等傳染病得到消滅,“赤腳醫生”制度改善了鄉村醫療條件。

此階段為了實現工業化和城市化,需要依靠統購統銷的方式積累資金,農民生產出來的糧食等農產品統一由政府低價收購和高價銷售,導致鄉村建設始終落后于城市,農民仍然十分貧困。例如,當時山西省昔陽縣大寨村是一個貧困的小山村,為了擺脫貧困,開展農業合作化后開山鑿坡、修造梯田,使糧食畝產量增長了7倍。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報》刊登通訊《大寨之路》,宣傳報道這種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大寨村作為典型得到了毛澤東同志的贊揚,他專門為之題寫了“農業學大寨”的題詞,號召全國人民尤其是農業戰線學習大寨人的革命精神。此后,全國興起了“農業學大寨”運動,“大寨模式”成為這一時期鄉村建設的典型形式,并在全國各地進行推廣。

鄉村建設大大改善了農業生產條件和農民的生活。新中國成立之初,全國僅有大型水庫6座、中型水庫17座,到1978年全國大中小型水庫達到8.5萬座,大大改變了“靠天吃飯”的狀況,全國糧食產量由1949年的2264億斤增長到1978年的6095億斤。[12]中國以只占全球6%的水資源、10%的耕地,基本解決了全球22%人口的溫飽問題。這其中農業和農村承擔起了滿足中國工業化、城市化資本積累需要的主要角色。

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鄉村建設的小崗村模式。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黨和國家的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并從農村開始開啟了中國的改革開放進程,同時為了改變“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的局面,從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率先實行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開始,開啟了鄉村建設新階段。

以“改革開放”為核心內容的鄉村建設,遵從廣大農民的需求愿望,采用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制度變革相結合的方法,通過始于農民自發性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中央連續出臺解決“三農”問題的一號文件的相互促動,激發了廣大農民的內生動力,解放了農村生產力,增加了農民的收入,使主要農產品產量躍居世界前列,解決了農民吃飯的問題。在此基礎上,中國共產黨適時出臺工業反哺農業的舉措,2005年,中央提出了以“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為總要求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2006年全面取消農業稅,減輕農民負擔,至此在中國延續了2600多年的“皇糧國稅”走進了歷史博物館。此階段我國水、電、路、網等鄉村基礎設施大幅改善,實現了村村通公路,發達地區的鄉村實現自來水入戶、垃圾集中處理和推行廁所革命,同時廣大農民的醫療、養老等被納入國家整體社會保障體系建設之中。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鄉村建設的十八洞村模式。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13]鄉村建設的主要目標是實現城鄉融合、破解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面臨的主要任務是脫貧攻堅、消除絕對貧困和實現綠色發展。

鄉村建設是一個不斷豐富、不斷積累的漸進過程。2005年8月15日,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在浙江省安吉余村調研時,首次提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蘊含著對新時代鄉村建設的早期謀劃;2013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提出“記住鄉愁”,將生態宜居作為美麗鄉村建設重要內容;2015年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云南考察時提出,遵循鄉村發展規律,走符合農村實際、充分體現農村特色的鄉村發展之路,注意鄉土氣息和鄉村風貌的保留;2017年,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田園綜合體建設,并將“廁所革命”作為鄉村建設、提升農民生活質量、補齊農民生活品質短板的一項重要舉措,以綠色發展引領鄉村建設。[14]

消除貧困是新時代鄉村建設的另一重大任務和關鍵內容。2013年11月3日,習近平總書記到湖南省花垣縣十八洞村考察,首次提出“精準扶貧”,明確要求“不栽盆景,不搭風景”,解決鄉村中的貧困不能“手榴彈炸跳蚤”,“遍撒胡椒面”,必須變“大水漫灌”為精準“滴灌”。“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關鍵在貧困的老鄉能不能脫貧”。黨中央承諾,“決不能落下一個貧困地區、一個貧困群眾”,帶領人民通過改廁、改水、改圈、改廚、改路,以及廣播電視和公交“村村通”等基礎設施建設,在探索中形成可復制、可推廣的脫貧經驗。

隨著脫貧攻堅不斷取得新進展,黨的十九大報告正式提出以“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為基本內容的鄉村振興戰略總要求。2020年,中國取得了脫貧攻堅的全面勝利,現行標準下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832個貧困縣全部摘帽,12.8萬個貧困村全部出列。[15]在脫貧攻堅取得全面勝利后,2021年2月,《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意見》正式發布,將黨和政府農村工作的重心歷史性地從脫貧攻堅轉移到“全面推進鄉村振興”上來,“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縮小城鄉區域差距、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和全體人民共同富裕”,[16]并且提出做好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有效銜接,加快鄉村基礎設施建設,實施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使鄉村成為實現共同富裕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基石。

鄉村建設的價值內涵

鄉村承載著中華文明的記憶和歷史,維系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期許和愿景,是新時代鄉村振興和共同富裕戰略實施的關鍵點。因此,提升鄉村價值是鄉村建設的使命,具有重要的時代意義。

鄉村是一個具有共同風俗習慣、文化和價值的文明共同體。“農村”是相對于“工廠”“商店”之類而言的功能概念,是指專門從事“農業生產”、種植糧食和農作物的地方;而“鄉村”是相對于“城市”而言的地域概念,“鄉村”具有的功能不僅僅是農業生產,在“鄉村”這個地域中還可以開展工業、商業、服務業等各種產業,鄉村是一個集政治、經濟、文化、歷史于一身的“五臟俱全”的文明載體。因此,“鄉村”比“農村”涵蓋的范圍更大、涵義更豐富,中央提出“鄉村建設”“鄉村振興戰略”,而不用“農村建設”“農村振興戰略”,一字之差,其內涵的理念和實踐、能量和影響是完全不同的。

鄉村是一群人在一起共同生活并形成了共同風俗習慣、文化和價值的地方,是具有血緣關系的親情互助關系的生命整體、文明復合體,而不是一個單純從事農業生產活動的地方。從某種程度上說,鄉村是一個攜帶著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基因,集生活與生產、社會與文化、歷史與政治諸多要素為一體的文明共同體。中華文明起源于鄉村,具有顯著的鄉村特性,既生生不息又包容萬物。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首先需要鄉村的振興,鄉村不振興,中華民族難復興。因此,鄉村建設需要系統價值思維,要從傳統的“農村思維”定式轉型到全面發展的“鄉村思維”上來,將鄉村視作一個麻雀雖小但五臟俱全的生命共同體,從鄉村的產業、人才、文化、生態和組織五個方面整體設計、全面建設,加快發展鄉村產業、加強鄉村生態文明建設、推進鄉村治理、推動城鄉融合發展。鄉村建設不只是鄉村經濟建設,而是鄉村產業、人才、文化、生態和組織的全面建設;鄉村振興也不是單純的鄉村GDP的振興,而是讓鄉村文明整體復興、全面發展的振興。只有全面建設、全面振興的鄉村,才能成為具有魅力、潛力和動力的美麗鄉村,成為與中華民族同步實現偉大復興的文明鄉村。

鄉村建設的生命價值——生命延續發展之本。人是生物屬性和社會屬性的結合體,既是自然人,又是社會人。鄉村作為自然生態的濃縮和村民生產生活的地理空間,既是自然人的道義共同體、利益共同體和情感共同體,也是社會人的社會整合與秩序構建的基本社會單元,為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提供了物質基礎和客觀條件。可以說,鄉村是人類進化的根和本,這是因為自然生態濃縮于一身的鄉村并不只是一個簡單純粹的物質世界,也是一個充滿靈與氣的精神世界。“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同樣可以說,“人與鄉村是生命共同體”。

人的生命是“肉體”和“意識”的結合。“肉體”存在的某種意義是作為“意識”的載體。沒有“肉體”,“意識”就失去依托,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沒有“意識”,“肉體”存在也就沒有意義,只是“行尸走肉”。人類生命的延續和發展首先需要“肉體”的延續和發展,而“肉體”的延續需要人類不斷進食以攝取各類營養素。人類的食物基本上都是在鄉村中通過大自然的轉化生產出來的,沒有鄉村生產出來的各類農產品,“肉體”就無法生存,生命就難以延續。

同情、惻隱、友善、仁愛、利他、誠信等是人的善良本性,是人之所以為“人”的特質,屬于“意識”范疇,而“意識”又是由人的生產、勞動和實踐衍生出來的,是人與動物相區別的根本特性和人之為人的最深層的基礎。人既是會語言和文字的、文化的、社會性的、有意識會思考的、會使用工具的、理性的、精神的、會實踐的、有無休止欲望的動物,也是內在的延續不確定的動物。費爾巴哈認為,人與動物都是有生命的類,即人類和動物類,而人跟動物的本質區別是“意識”,同時也是“人生存的目的”[17]。馬克思則更進一步,認為人與動物的根本區別是“有意識的生命活動”,“動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動是直接同一的,動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動區別開來”,動物的生命活動無目的、無意識,一切聽憑于本能,是無意識的生命活動,而“自由的有意識的生命活動恰恰就是人的類特性”。[18]人的本質就凝聚在自由的有意識的活動中。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19]而這種“社會關系”的生成最初就是發生在鄉村中的漁獵、農耕活動之中,這種結成社會關系的“生產生活”實踐“就是類生活。這是產生生命的生活”[20]。“生產生活”實踐既創造了世界,人化了自然,同時也生成了人,形成了人類獨有的“類意識和類特性”。該實踐不同于蜜蜂、螞蟻等與生俱來不能進行對象化的所謂“生產”的實踐。“動物的生產是片面的,而人的生產是全面的;動物只是在直接的肉體需要的支配下生產,而人甚至不受肉體需要的影響也進行生產”。[21]如果沒有“鄉村”的“生產生活”的社會關系,或者說失去了“鄉村”的“靈魂”,這種決定生命價值的“意識”就不復存在,那么人就失去了“生命價值”。故鄉村建設最深刻的價值內涵在于賦予了人的“生命價值”。

鄉村建設的生活價值——人類生存之源。“生活”是“生存”與“活著”,是“生命”延續和發展所從事的各種活動的總稱,既包括獲取衣食住行等物質層面的活動,也包括宗教、教育、文化、藝術和人際交往等精神層面的活動。鄉村作為人類活動原始的空間和場所,是人類生活的起源地。鄉村建設的目的就是要進一步強化鄉村的生活設施建設,擴大鄉村的生活空間和范圍,提升鄉村的生活價值,使鄉村生活帶給人們更多的獲得感、滿足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梢哉f,鄉村建設的生活價值是最基礎、最獨特的價值。

鄉村建設的生活價值在很大程度上體現為守護和傳承一個國家乃至民族生存和發展的根脈,是國家和民族發展的根基。一方面,鄉村建設的生活價值體現為生活內容的豐富性,確保所有人生命維持、發展所需要的各種營養元素,尤其是確保糧食和重要農產品的供給,把飯碗牢牢端在中國人自己手中,這就需要開拓鄉村生活價值的內涵,適應社會發展、人口增加的需要,為人們提供吃穿住用行等各方面豐富多彩的生活必需品。另一方面,鄉村建設的生活價值體現為生活方式的改變,通過鄉村建設,在傳承低碳綠色、有利于人的健康的生活方式的同時,改變與時代格格不入的落后生活方式。

鄉村建設的生產價值——財富創造積累之基。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引用了古典經濟學家威廉·配第的名言“土地是財富之母,勞動是財富之父”[22],表明在農業作為財富主要來源的重農時代,鄉村的生產價值顯得尤其重要。鄉村具備財富形成所需要的一系列適應性條件,鄉村建設的重要任務就是為種植業、養殖業、手工業和服務業營造適宜的環境,發展田間生產和庭院經濟,形成獨特的鄉村產業體系,為人類生存提供衣食之源。

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以鄉村場域為根基,先后發生了農牧部落從狩獵、采集者中分離、手工業和農業分離、商人階層產生等三次分工,以及更高形式的城市和鄉村的分離、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分離,等等。在此過程中鄉村的生產價值逐漸減弱,傳統的鄉村生產功能被工業化、城市化、自動化所取代,但鄉村的基礎性生產功能和價值沒有改變,這也正是國家始終強調“18億畝耕地紅線”的理論根據。

在互聯網和大數據時代,鄉村建設中的生產方式和形態發生了變化,循環農業的發展,農業與旅游業、農業與休閑觀光業,以及農業與服務業的密切結合,重構了農業生產體系,同樣也拓展了財富積累的范圍。因此,鄉村建設要加強鄉村中各產業之間的聯系,不能以城鎮化為名,違背農民意愿,強迫農民集中上樓變市民,在鄉村搞房地產,消滅鄉村,消滅農家院落、庭院經濟,削弱鄉村的生產價值。實際上,鄉村建設不但不能削弱鄉村的生產價值,反而要加強鄉村的生產價值,要更多地培育家庭工廠、鄉村車間、手工作坊,留住鄉村手藝、鄉村工匠。依據鄉村建設的生產價值原理,鄉村振興戰略將產業興旺列為首要任務,強調通過鄉村建設促成多業并舉,以實現五谷豐登、六畜興旺,既滿足村民的豐富性和多樣性需求,又達到財富積累的目的。[23]

鄉村建設的生態價值——人與自然和諧之鏈。山水林田湖草沙是鄉村的元素,綠水青山雞鳴狗吠是鄉村的色彩,家鄉味煙火氣是鄉村的味道,鄉村建設的生態價值,就是將尊重自然、敬畏自然的生態理念融入村落選址、民居建造、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民間習俗與信仰之中,充分發揮鄉村生態屏障和提供生態產品的功能,使人與鄉村的自然生態環境、社會生態環境、空間生態環境以及文化生態環境和諧一體、渾然天成。

坐落在綠水青山之間的鄉村天然具有親自然性,鄉村建設的基礎就是保護好人類賴以生存的良好的生態環境和資源條件,傳承中華民族天人合一、敬畏自然、尊重自然的智慧,將生態價值融入村民的生產與生活方式之中,保護山水林田湖草沙的原生態多樣性,在遵循鄉村特點、將現代生活設施有機嵌入鄉村生產生活之中的同時,使鄉村仍不失“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地氣和煙火氣,使鄉村變得更加宜居宜業、輕松怡情。否則,工業化進程中產生的廢水、廢氣、廢物帶來土地污染、水體污染、空氣污染,不僅會摧毀鄉村的原生態,而且將割斷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鏈條;不僅損害鄉村建設的生態價值,而且威脅鄉村的可持續發展。

鄉村建設在保護生態價值存量的基礎上,更需要的是發展生態價值的增量。其一,發展循環經濟、實現低排放乃至零排放,成為增加鄉村生態價值的關鍵。鄉村建設要重點建設有機生態、循環經濟。例如,種植業與養殖業的循環利用,土地種植作物,糧食供人生活消費,廚余垃圾和作物秸稈等作為飼養家禽家畜的飼料,人和動物的排泄物通過人工濕地處理技術、氧化溝等技術,經過沼氣處理、微動力站處理等制成有機肥,等等。這種種養融合和生產與生活的有機循環,保障了鄉村生產和生活的綠色、環保和質量的安全可靠,提升了鄉村建設的生態價值。

其二,通過鄉村中各種資源的綜合利用,增加生態價值。土壤和鄉村中的樹木花草作為有血脈、有靈氣、與氣候變化相呼應的生命有機體,基于物性之宜,可綜合利用以種植不同的作物、飼養不同的畜禽,既充分發揮土壤肥力的作用,又可以物盡其用,把農產品加工成面食、米食、酒、醋等食品飲品,把畜禽魚蟲加工成奶制品、肉制品,把樹木花草植物根莖葉花加工成草編、竹編、木工等鄉村工藝品,這樣既實現了農業資源的綜合利用,又滿足了人類的各方面需要,使“天人合一”的生態理念轉化為生態價值。

其三,通過鄉村建設推廣綠色、低碳生活方式。作為鄉村的本色,低碳、綠色的生活方式凝聚著人類的生態智慧,在傳承中華民族勤儉節約的優秀文化傳統的同時,營造出綠色、低碳、節約、有利于身心健康的生活方式與氛圍,更有利于建設養生、養身、養心的“三養”美麗鄉村。

鄉村建設的文化價值——鄉村發展的精神之魂。美國環境倫理學家羅爾斯頓認為,在城市、鄉村與荒野這三種環境中,鄉村扮演著幫助人們思考文化與自然問題的重要角色。鄉村是中華文明的根脈,承載著中華文明的記憶和中華民族的歷史,是中華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園和信仰之源;文化是鄉村建設的精神之魂,沒有文化,鄉村就只是磚頭瓦片堆砌的軀殼。因此,文化是鄉村的活化石,鄉村建設中要保存鄉村的文化價值。鄉風文明作為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總要求之一,實際上就是要留住鄉村發展的精神之魂,滋養中華民族的浩然之氣。

鄉村是文化的寶庫,鄉村建設的文化價值指的是保護豐富多彩的鄉村文化,傳承與發展鄉村文化功能,留住鄉村文化的根和魂,使之成為實現鄉風文明的有效抓手。根植于鄉村場域的農耕文化集中了中國古代先民的智慧,耕作技術、生產經驗、勞動方式、工具改進、民間信仰、風俗習慣,還有由此衍生出來的民族傳統節日慶典、婚喪嫁娶禮儀、文化娛樂方式、原始圖騰崇拜等,以及幾千年來形成的人與人之間的倫常關系和鄉規民約,上慈下孝、尊老愛幼、鄰里互助、誠實守信等傳統美德,是中國古代先民在與大自然和諧共存中逐漸形成的對自然、世界、自我的認知方式和價值觀念,蘊含著古老中國“敬畏自然”“萬物有靈”“天人合一”的生態精神。鄉村建設就是要通過去粗取精、古為今用,加工、挖掘和提升這些文化元素的價值。

發展鄉村建設的文化價值,傳承鄉村發展的精神之魂,最基礎的工作就是要打造好鄉村建設文化價值增值的載體和平臺。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鄉村文明是中華民族文明史的主體,村莊是這種文明的載體,耕讀文明是我們的軟實力。城鄉一體化的發展,完全可以保留村莊原始風貌,慎砍樹、不填湖、少拆房,盡可能在原有村莊形態上改善居民生活條件。”[24]鄉村的文化價值載體,蘊藏在村落的空間結構之中,在村落形態、鄉村肌理、特色民居、農家院落以及祖墳、祠堂、廟宇、戲臺、牌樓等公共空間之中;存在于鄉村特定的社會結構之中,在特定的家族關系、鄰里關系和熟人社會之中;存在于以活的生產和生活樣態、活的服飾、活的習俗、活的語言和文字等支撐的鄉村生產與生活方式之中。鄉村建設就是要活化這些載體,使之無聲變有聲、無色變有色、無生命變有生命,真正成為中華文明的活記憶和活歷史。

鄉村建設的治理價值——和諧社會形成之核。鄉村既是社會治理的基本單元,又是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鏈接點,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鄉村是人類馴化自然的產物,體現著人與自然的相處之道,并演化出一種獨特的“出自上天之手”而不是人為設計出來的“鄉村精神”,即一種歷史自身演化而來、具有強大自組織能力的自治共同體精神。這種“鄉村共同體”呈現出自發演化的高度有機狀態,每一個人、每一種機制、每一種人際關系,都有強大的自組織能力,成為天然避風港。

鄉村建設治理價值的第一個功能是有利于人的生命的延展。作為生物性和社會性兩種屬性的結合體,鄉村有美麗的田園風情、和煦陽光、清新空氣、恬靜環境,人在其中更易于貼近自然、融入自然的生物性發展。“鄉土氣息”為人類提供了最適合的生存空間,鄉村原生態的食品和飲用水為人們提供身體所需的各類營養,鄉村的生產勞動和生活方式促進人與自然的物質、能量交換,減少人類疾病,延長人的生命長度,也擴展人的生命寬度。

鄉村建設治理價值的另一個重要功能就是社會教化。鄉村居民與大自然和諧相處的生產生活是一種開放透明的方式,特定空間中約定俗成的規則以及文化規范,約束和塑造著人們的行為,發揮著教化作用。在長期的生產生活過程中,人們懂得天道不可欺,自然不可騙;塑造了吃苦耐勞、淳樸厚德、團結合作、忠誠踏實的品德。在這種雞犬之聲相聞、鄰里鄉親氣息相通的生活方式中,在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相互作用下,倫理和道德等社會資本支撐的榜樣和楷模形成群體的社會壓力,好的榜樣被學習和效仿,壞的典型容易遭到譴責,這樣逐漸形成了“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的鄉村治理文化,潛移默化地發揮“善治”作用,成為政治、德治、法治、自治、智治的有益補充。

未來鄉村建設的美好圖景

未來鄉村建設是一項前瞻性系統工程,沒有現成的經驗可循。經過幾代人的努力,特別是經過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持續不斷地在新農村建設、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上拼搏奮斗,一個個貧窮落后的鄉村逐步建設成為富裕美麗的鄉村。在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邁進的新征程上,隨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逐步實現,未來鄉村建設注重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人與人和諧共富、人與社會和諧共榮。未來鄉村是在風貌上保持農村味,在功能上緊跟都市風,在品質上媲美國際范,能引領時代潮流、呈現未來元素、彰顯本土特色和韻味的新型鄉村,是新時代美麗鄉村和數字鄉村的遞進版、迭代版,[25]是“生命、生存、生產、生活、生態”融匯一體,[26]功能完善、產業突出、環境優美、服務便捷、智慧互聯、整體智治、共同富裕的共同體,是美麗鄉村、美麗城鎮、美麗田園、美麗庭院、美麗環境、美麗經濟相疊加的新形態。[27]

未來鄉村建設的價值坐標。價值取向是決定未來鄉村建設的核心和靈魂,它決定著未來鄉村建設的方向和內涵。“以人民為中心”、更好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是未來鄉村建設的根本目的,以“人本化、田園化、生態化、數智化、融合化、共享化、現代化”為未來鄉村建設的價值坐標,統領未來鄉村建設。

“人本化”是未來鄉村建設的價值內核。“人本化”是對“神本化”“物本化”的否定,是“未來鄉村”精神文明建設的標志。“人本化”意味著未來鄉村建設的根本目的是“人”,動力是“人”,出發點和落腳點同樣是“人”。這就是說,未來鄉村建設的一切都是從“人”的需要出發,尊重人的價值、人的需要,“物”只是為“人”的需要和發展服務的工具。“人本化”的價值理念的實現,首先體現在未來鄉村建設的基礎設施上,體現在讓生活在鄉村的“人”感到溫暖、舒適、方便、和諧上。在居住區建設開放式廣場、共享食堂、鄉村禮堂、共享圖書館等公共設施,方便居民的活動與交流,提升居民生活品質;商店、醫院、學校等布局合理,滿足居民衣食住行、教育、醫療等民生需求;提供免費泊車、家政服務、兒童托管等,使居民感到生活便利、舒適。

“田園化”是未來鄉村建設的價值底色。塑造田園風光、田園建筑、田園生活,成為美麗鄉村、宜居鄉村、活力鄉村建設的重要價值取向。失去了“田園”就等于失去了鄉村的底色,就沒有了鄉村的韻味和吸引力。因此,鄉村建設的“田園化”價值,旨在挖掘中國人心底的鄉愁記憶和對桃源意境、田園生活的向往,重塑鄉村魅力,帶動并吸引資源、人口等要素回流鄉村,從而推動鄉村振興,最終呈現“城市讓生活更美好,鄉村讓城市更向往”,“城鄉融合、美美與共”的美好圖景。

“生態化”是未來鄉村建設的價值成色。“生態化”是保證鄉村宜居的根本條件,沒有藍天白云、青山綠水、新鮮空氣,鄉村就會失去生機與活力。因此,鄉村建設的“生態化”,一要保護好鄉村的自然生態環境,提升其優美度,發展種植業、園藝業、林業,將鄉村的水域、山地等生態環境保護好,形成山水林田湖草沙一體化生態,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二要建設維護好農村的污水處理、垃圾處理、公共廁所、采暖、文體娛樂、醫療保健、養老服務等各方面與農村居民生活質量息息相關的設施,提升鄉村的宜居程度,使居民享受現代化的生活方式;三要傳承鄉村優秀傳統文化、特色文化,發展具有濃郁自然風情的鄉土文化,豐富天道自然的農耕文化。

“數智化”是未來鄉村建設的價值手段。隨著大數據、人工智能等信息化技術的發展,科技元素在未來鄉村建設中的作用越來越突出,數字化、智能化成為未來鄉村建設的標配。未來鄉村建設的生產環節,例如,種植業從播種、灌溉、施肥、除蟲、收割到儲藏,全部由數字控制的機械和無人機進行;流通環節實現數智化,從下單、遞送到接收,居民可全流程數字化操作,且消費者可以定制所需要的各種商品,并可通過視頻實現產品追溯;分配環節通過數智化,可實現陽光透明、科學智能的收入調控,居民隨時可以便捷地進行數智化捐贈、慈善活動,參與切好分好“蛋糕”的共同富裕戰略實施;消費環節的數智化成為未來鄉村建設的重要內容,居民不但可以通過數智化管理日常生活,而且可以享受鄉村社區中的鄰里盒子、智慧運動場、共享卡拉OK、智慧寄存柜、無人售賣柜、無人醫藥柜等智慧便民設施。

“融合化”是未來鄉村建設的價值路徑。未來鄉村建設的融合化是一種發展趨勢,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實現城鄉之間的融合,破解城鄉發展的不均衡性,并不簡單復制和模仿“未來城市”,而是立足鄉村實際,以“人的生活場景”營造為核心,搭建鄉村多元生活場景,塑造真正現代化的“未來鄉村”;二是實現“人”的融合,消除“城里人”“鄉里人”以及“本地人”“外來人”之間的區別,所有人成為“村里人”,享受同等條件的公共服務;三是實現生產方式的融合,數智化將一二三產業、線上線下、“鄉愁+創業”的特色場景與“鄉愁產業”“鄉愁經濟”融合;四是實現生活方式的融合,鄉村居民各得其所、各取所需。

“共享化”是未來鄉村建設的價值落腳點。未來鄉村建設緊緊圍繞鄉村生產、生活等主題,整合鄉村文化、生態、產業等要素,以“共享”發展理念為指引,搭建共享平臺,將房屋、交通工具、農田等各類鄉村資源中的閑置部分利用起來,充實特色美食、特色物產、特色休閑娛樂方式和民俗活動,并通過共享交易平臺,使之成為私廚、民宿、農事體驗、農產品異地購等消費者可以直接共享的產品,實現資源需求最大化匹配,達到鄉村資源的集約分享和利用。居民和游客可在共享食堂、鄉村禮堂、智慧運動場、聯創公社、鄰里廣場、鄰里盒子、創客空間和共享圖書館等共享空間從事各類活動,形成門隨便進、活隨便干、菜隨便摘、錢隨便給的狀態,人人從共享中獲得樂趣。

“現代化”是未來鄉村建設的價值標準。中國的城鎮化率越來越高,但中國不能沒有鄉村。中國鄉村不但不會衰敗,而且會越來越現代化。農業、農村、農民現代化是未來鄉村建設現代化的內容。未來鄉村建設價值的“現代化”,既包括“人”的現代化,也包括“物”的現代化。“人”的現代化是核心,是最活躍的因素,因此,提升人的素質、重塑人的精神與信仰、提振人的精氣神,是未來鄉村建設的核心;“產業”現代化是關鍵,只有通過規?;?、機械化、科技化和信息化支撐的生產體系,以及多樣化、組織化和市場化構建的經營體系,才能形成興旺發達、綠色安全、優質高效、具有競爭力的鄉村產業體系,為未來鄉村建設提供雄厚的物質基礎;“生活方式”現代化是基礎,未來鄉村展現的是一種文明健康高雅、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同頻共振的生活方式,低級庸俗的落后生活方式將被完全拋棄;“生態環境”現代化是成色,未來鄉村生態宜居,農田、林網等農業基礎設施優越,水電路氣房等生活設施便捷,村容村貌整齊干凈,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治理”現代化是保障,未來鄉村將以自治為基、法治為本、德治為要、善治為魂,治理井井有條、社會和諧有序。

未來鄉村建設的豐富場景。中國地域遼闊,各地鄉村的發展狀況、區位條件、氣候風土和資源稟賦存在很大差異,未來鄉村建設不可能千篇一律。遵循自然規律和空間重構特點,未來鄉村可以分為“城郊融合型、集聚提升型、產業主導型和特色保護型”四種類型。依據差異化、特色型原則建設未來鄉村,可以有效提升未來鄉村的韻味和檔次,形成辨識度高的鄉村IP。

經過新農村建設、脫貧攻堅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中國“三農”問題的解決有了長足發展。但是,農業作為短腿、農村作為短板、農民作為短鏈的基本狀況仍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在實施鄉村振興和共同富裕兩大戰略時,建設一個什么樣的鄉村,未來鄉村是什么模樣,仍然是人們關注和期待的焦點。學者從不同角度,設計了未來鄉村建設的八大圖景、[28]九大場景或十大場景[29],建設一個“鄉里、鄉味、鄉情、鄉鄰、鄉業、鄉教、鄉健、鄉談”濃郁、“精神+物質”“文化+科技”“知識+智慧”的集新財富生產、新業態創新于一身的美麗和諧鄉村,是人們在城市化率不斷提高背景下對未來鄉村建設寄予的厚望和追求。

未來鄉村是一個傳統建筑與現代文明融合之地。村落建筑展現鄉村的形象,建筑場景和空間布局決定著鄉村的品位和風格。未來鄉村建設,一要基于“中國”,故而“建筑場景”和“空間布局”需要賦予“中國傳統”和“中國歷史文化”;二要基于“鄉村”,故要具有“鄉土原生態”和“地方民居特色”;三要基于“人口聚居”,故要講究“綠色智慧”和“溫馨舒適”。未來鄉村的現代文明和回歸田園詩意的建筑場景,將吸引更多的人口聚集和“新鄉賢”回鄉返鄉創業發展。[30]

未來鄉村是一個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生態宜居之地。“天道自然”,人與自然和諧相處,是中國傳統哲學的精髓。山水林田湖草沙的組成元素與建筑、田園、庭院風貌融合一體、和諧呼應,綠水青山、藍天白云、林蔭花草,村在景中,人在畫中,充滿了煙火氣,成為未來鄉村吸引人的生態場景。

未來鄉村是一個“三產”融合、產業興旺的支撐平臺。產業發展是鄉村建設的應有之義,產業興旺成為鄉村振興的第一要求。未來鄉村將成為現代農業和新興產業結合、一二三產業融合、產村融合的支撐平臺,形形色色的現代化農場、共享農莊、創意農業、文創產業、休閑旅游、數字經濟,以及相關產品的加工、倉儲、物流,在全球定位系統、智能溫控及冷鏈流通、射頻識別、物聯網、全程可視化監控和信息反饋系統的控制下,實行標準化生產、規模化經營、品牌化管理,擺脫低收益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桎梏,成為技術密集型、綠色、高收益產業,農民也成為高知、高收入群體,以上共同構成未來鄉村的產業場景。

未來鄉村是一個現代文化和特色文化交融的體驗場所。中華文明根植于農耕文化,鄉村不僅承載了中華文明,而且延續了豐富多彩的農耕文化。未來鄉村在建設現代文化、發展現代文化的同時,大力挖掘鄉村民俗、農耕、節慶、名人、祖訓家規等方面的優秀文化資源,摒棄大操大辦、厚葬薄養、封建迷信等陳規陋習,打造鄉土文化的“視覺系統”和沉浸式體驗,將文化與人、生態、科技、文藝、工業、生活、歷史等相嫁接,滿足當代人的精神文化消費需求,實現“文化源在鄉村”的“文化+”新場景。

未來鄉村是一個公共服務和治理的數字化應用場景。光纖網絡、5G、免費Wi-Fi、人工智能等數字化設備覆蓋未來鄉村,并被嵌入各個領域。鄉村教育、醫療、養老、救助幫扶、文化娛樂等公共服務,都可以一網辦理,居民可以實現少走路甚至不走路而滿足自身需要,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大大提升;鄉村德治、政治、法治、自治、智治有機結合,保障了居民參與鄉村建設的知情權、參與權、監督權,激發了每個人的主動參與意愿,大大提升了鄉村治理效率,矛盾糾紛在萌芽狀態得到及時解決,鄉村安定祥和。

未來鄉村是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精神家園。開放包容、多元共存、具有活力是未來鄉村的底色,傳統與現代、物質與精神,在未來的鄉村中找到了合理的平衡點。誕生于鄉村土壤之中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交相輝映,轉化為愛黨愛國、向上向善、孝老愛親、重義守信、勤儉持家的文明鄉風、良好家風、淳樸民風,既塑未來鄉村之形,也鑄未來鄉村之魂,并滋養居民的精神家園。

未來鄉村建設的實現路徑。在價值坐標確定、場景構建完成的基礎上,未來鄉村建設的關鍵是如何創新建設模式與路徑、如何用新方法破解建設中面臨的問題和挑戰、如何通過鄉村建設加快城鄉融合發展、如何發揮政府、社會、企業、農民各方積極性,協同推進未來鄉村建設進程,將未來鄉村建設得更人文、更科技、更美麗。浙江謀劃并運作鄉村建設,積累了一定經驗,探索出了一條未來鄉村建設的路子,為其他地方提供了可學習、可復制的樣本。浙江未來鄉村建設的主要經驗有以下幾方面。

打破行政區劃限制,科學配置資源,實現組團式發展。鄉村地域分散,人口散居嚴重,單個鄉村資源有限,產業布局、招商引資難以形成氣候,不利于未來鄉村的建設和打造。因此,根據資源稟賦和區位分布,通過撤村并村的方式,適當調整自然村規模,形成組團式、片區化發展,既能產生規模效應、范圍效應,又能聚集人氣,提升競爭力。當然,這種組團集成,不能簡單地搞物理組合,而是要通過一體化規劃、項目化運作、集成化示范、片區化共享,產生化學反應,既避免重復建設,又有利于打破行政藩籬。

規劃運營無縫鏈接,尋求個性發展,實施品牌化經營。未來鄉村建設是一個系統工程,不能按照傳統的老模式,規劃運營各不通氣,形成兩張皮,而是需要政府、集體和市場相互協調溝通,實現聯動,政府以標準化規范化的方式主導規劃,而鄉村集體和市場則依據個性化差異化運作運營,規劃建設和品牌化運營實現無縫鏈接,既發揮政府的引導性作用,又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既避免未來鄉村建設的無序發展,又避免未來鄉村建設因資金短缺出現爛尾。

供給需求無縫鏈接,科技賦能產業,形成數字化支撐。數據是發展未來鄉村的核心資源和第一要素,數字化的目的是獲取數據,進而實現數據運營,形成數字化場景,真正將物理鄉村形而上為“未來鄉村”。因此,數字資源成為未來鄉村建設的支撐,要夯實未來鄉村建設的數字基礎,為未來鄉村的生命、生存、生產、生活、生態筑基,將數字技術和應用貫穿未來鄉村各領域,消除城鄉數字鴻溝。充分利用數字技術,建設高質高效的未來鄉村“數字小腦”,高質量培育未來鄉村的新業態、新產業。數字賦能不僅助力農民種地、創業、日常生活和參與公共事務,而且將鄉村特色優質核心資源和特色產品數字化,即時獲取相關數據信息,反向指導“未來鄉村建設”。數字化不僅通過平臺將鄉村的優質資源、特色產品推向世界,發展鄉村休閑康養產業,打造旅游景點、民宿網紅打卡點,吸引消費者,并提升其體驗感,而且集應用、管理、服務于一體、縱橫貫通數字化場景與鄉村的特色應用場景,還可實現網上議事、鄰里互助、好物共享等治理功能。

政策引領分類施策,政府市場社會多元主體協同漸進式推進。未來鄉村建設具有前瞻性、系統性,必須具備系統思維,多元主體合力,協同漸進式推進。首先,發揮政府的“元治理”作用,[31]做好頂層設計,制定推進方案,實施政策引領;其次,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創新項目管理,優化項目實施流程;再次,發揮社會組織的咨詢和績效評估作用,提高未來鄉村建設的陽光化和透明度;最后,完善農民參與機制,建立自下而上、村民自治、農民參與的實施機制,引導農民全程參與鄉村建設。[32]總之,將群眾之需和政府之能、市場之手、社會之眼有機結合,有效發揮政策舉措組合拳在未來鄉村建設中的引領作用,為未來鄉村建設注入新動能;創新責任落實、項目管理、農民參與、運行管護等推進機制,為鄉村建設增添動力;優化項目實施流程,完善農民參與機制,分類施策,漸進式推進,真正將未來鄉村建設成集“美麗鄉村”“數字鄉村”“共富鄉村”“人文鄉村”“善治鄉村”為一體、引領品質生活體驗、呈現未來元素、彰顯現代韻味的樂園。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共產黨百年民生思想發展史”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18ZDA012)

注釋

[1]費孝通:《鄉土中國》,北京出版社,2009年。

[2][11]唐任伍、唐堂、李楚翹:《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年來鄉村發展的演進進程、理論邏輯與實踐價值》,《改革》,2021年第6期。

[3]陳序經:《鄉村建設運動》,上海:大東書局,1946年。

[4]李德芳:《試論南京國民政府初期的村治派》,《史學月刊》,2001年第2期。

[5]呂振羽:《北方自治考察記》,《村治月刊》,1929年第1期。

[6]劉重來:《盧作孚與民國鄉村建設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17頁。

[7]《晏陽初全集》第2卷,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34頁。

[8]梁漱溟:《鄉村建設理論》,重慶:鄉村書店,1937年,第17頁。

[9]周立:《鄉村振興戰略與中國的百年鄉村振興實踐》,《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18年第3期。

[10]《毛澤東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20頁。

[12]《輝煌70年:新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成就(1949-2019)》,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19年,第51、458、89頁。

[13]《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9頁。

[14]陳錫文:《鄉村振興戰略的來龍去脈》,《農村·農業·農民》,2019年第1期。

[15][16]習近平:《在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21年2月26日,第2版。

[17][德]路德維希·費爾巴哈:《費爾巴哈哲學著作選集》下卷,榮震華、王太慶、劉磊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年,第26~28頁。

[18][20][2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73頁。

[1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6頁。

[22][英]威廉·配第:《賦稅論獻給英明人士貨幣略論》,陳冬野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78年,第71頁。

[23]朱啟臻:《鄉村振興背景下的鄉村產業——產業興旺的一種社會學解釋》,《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3期。

[2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605頁。

[25]婁火明:《杭州未來鄉村建設的愿景及實現路徑》,杭州日報網,https://appm.hangzhou.com.cn/zhuanti/articlezt_pc.php?id=367972,2021年2月2日更新。

[26]唐任伍、葉天希:《中國共產黨重視民生的百年紅色基因:本質特征、演變歷程、發展邏輯和經驗啟示》,《貴州師范大學學報》,2022年第1期。

[27]嚴力蛟:《浙江未來鄉村建設的探索與思考》,《新農村》,2022年第6期。

[28]楊保軍、曹璐:《未來鄉村的八個圖景》,《小城鎮建設》,2021年第7期。

[29]婁火明:《未來鄉村建設的愿景及實現路徑探究》,《新農村》,2021年第2期。

[30]唐任伍、孟娜、劉洋:《關系型社會資本:“新鄉賢”對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推動》,《治理現代化研究》,2021年第1期。

[31]唐任伍、葉天希、孟娜:《鄉村振興戰略實施中元治理的優勢、作用、路徑和支撐》,《中國流通經濟》,2021年第9期。

[32]《中辦國辦印發〈鄉村建設行動實施方案〉》,《人民日報》,2022年5月24日,第1版。

Historical Logic, Value Connotation and Future Vision of Rural Construction

Tang Renwu

Abstract: Rural construction is a great project, which has a long history as a concept, but began as a practical exploration in modern times. Since the founding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olving the "three rural issues" has become the primary problem fac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rural construction has become an essential path to eliminate the "poverty trap", consolidate the resul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chieve rural vitalization,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and realize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Rural construction carries the memory and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sustains the expectation and vision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has profound value connotations for life, livelihood, production, ecology, culture and governance. Rural construction follows the value coordinates of people-oriented, idyllic, ecological, digital intelligence, sharing, and modernization approach, and creates a rich scene of architecture, ecology, industry, culture, and intelligence through the path of clustered development, branded operation, digital support, and progressive advancement. With this, China can build a beautiful countryside with strong countryside atmosphere, countryside flavor, countryside feeling, countryside neighborhood, countryside industry, countryside education, countryside health, and countryside talk.

Keywords: rural construction, rural vitalization, beautiful countryside, logical evolution, future vision

[責任編輯:桂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