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的金融發展路徑是包容型金融發展，而不是分流型金融發展，其目標是實現社會公平和共同富裕。以人民為中心的金融體系，是以全面滿足人民的金融需求、服務國家發展戰略和保障國家金融安全為宗旨的金融體系，是普惠性、戰略性和安全性的統一。國家應在制度層面上努力構建以人民為中心的金融體系，各類金融機構通過制度、組織和機制創新，通過“下沉式服務模式”、“滴灌式服務模式”和“貼身式服務模式”實現對小微群體的全方位服務。
【關鍵詞】普惠金融 以人民為中心 包容型金融發展 制度創新
【中圖分類號】F830.6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2.15.004
【作者簡介】王曙光，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導，北京大學產業與文化研究所常務副所長。研究方向為金融發展、農村金融。主要著作有《普惠金融——中國農村金融重建中的制度創新與法律框架》（合著）、《經濟轉型中的金融制度演進》、《農村金融與新農村建設》等。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金融發展路徑
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根本要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當前，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完善，但是在經濟發展過程當中，我們也面臨著很多挑戰。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我們在追求經濟發展效率、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的同時，更加注重追求經濟發展的公平、正義和平等。如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能夠以“社會主義”這四個字為宗旨來發展，那它就是一個健康的、符合人民需求的、可持續的市場經濟；相反，它就是背離人民需求的市場經濟。
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消除貧困、改善民生、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我們黨的重要使命”[1]。2021年，習近平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的講話中指出，“實現共同富裕不僅是經濟問題，而且是關系黨的執政基礎的重大政治問題。要統籌考慮需要和可能，按照經濟社會發展規律循序漸進，自覺主動解決地區差距、城鄉差距、收入差距等問題，不斷增強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2]我們的經濟發展和金融發展的總體方向，就是促進社會公平，實現共同富裕。
我國的人均收入差距與庫茲涅茨曲線效應。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飛速發展，與此同時人均收入差距也在不斷拉大。相關數據顯示，1981年中國基尼系數是0.288，但到2019年基尼系數已經達到了0.465（如圖1所示），屬于人均收入差距比較大的國家。這里不禁要問：經濟和金融發展跟收入差距有什么關系？經濟和金融發展是促進了人均收入差距縮小，還是拉大了人均收入差距？金融發展是否有改善收入分配的效應呢？
我們可以通過庫茲涅茨曲線來分析回答上述問題。庫茲涅茨曲線是表示經濟發展（包括金融發展）和人均收入差距之間關系變化的曲線。該曲線（圖2）呈現一個平滑的鐘形，橫軸表示人均國民生產總值（Y/N），縱軸代表基尼系數（G）。圖2中ABC三條彎度不同的曲線，其中A表示該國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收入不平等程度最高，C表示收入不平等程度最低，B的情況居中。在金融發展和經濟發展的初期，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的收入差異會顯著增大且呈不斷擴張的趨勢。因此，在庫茲涅茨曲線的左半邊（負效應區域），由于收入差距不斷增大，金融機構會更傾向于在具有較高預期收益從而具有較高償還能力的城市投資，而不愿意在收入較低的農村社區投資，從而出現資金由農村向城市的凈流動，這就是典型的“系統性負投資現象”[3]。單向的資金流動和系統性負投資導致城鄉收入差距持續拉大，收入不平等程度加劇，低收入者容易陷入貧困陷阱。解決這一問題的核心在于能否運用特有的制度安排和激勵措施，來遏制或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減少系統性負投資，從而使得庫茲涅茨曲線變得相對平緩，以縮小經濟發展和金融發展過程中的收入差距，在圖2中即表現為“A→B→C”不斷移動的過程。也就是說，即使庫茲涅茨效應不可避免，也應該運用某種制度設計來降低基尼系數上升的幅度。
圖2的左側部分為庫茲涅茨負效應區，在這個區域，隨著經濟和金融發展，人均收入將會上升，但是收入不平等現象也在加劇；右側部分為庫茲涅茨正效應區，即經過經濟和金融發展的一定階段之后，隨著人均收入上升，收入不平等現象緩解，基尼系數下降。如何由庫茲涅茨負效應區盡快過渡到正效應區，如何在經濟和金融發展過程中降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是我國面臨的一項嚴峻課題。運用系統性的激勵和約束制度安排，建立相應的農村金融發展機制，鼓勵微型金融機構發展，構建多層次、廣覆蓋、可持續的普惠金融體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低收入人群的信貸約束，從而提升其收入水平，降低經濟發展和金融發展過程中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即降低庫茲涅茨曲線的峰值，并使得庫茲涅茨負效應區盡快過渡到正效應區）。對此，筆者曾經做過實證研究，證明中國也存在庫茲涅茨效應，而且庫茲涅茨曲線的拐點出現在2005年前后。2005年之后，我國的基尼系數保持穩定并慢慢開始回調周期[4]。
分流型金融發展與包容型金融發展。金融發展有兩種路徑：第一種路徑，筆者稱之為“剪刀型金融發展路徑”（scissors-style financial development），或者叫“分流型金融發展路徑”（diverging financial development），也就是說，隨著金融發展，人均收入差距越來越大，金融發展對收入分配產生負效應；另外一種金融發展路徑，筆者稱之為包容型金融發展（inclusive financial development），就是隨著金融發展，人均收入差距會縮小，金融發展對縮小收入差距發揮正效應。中國采取怎樣的金融發展路徑，關系到共同富裕的愿景能否實現，關系到能否真正解決“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問題。包容型金融發展主要有三種模式。
第一種模式是“綠地模式”，即創建新型的金融機構，增強金融機構的多元性和豐富性，增加金融服務的供給。今天中國已經形成了豐富多元的普惠金融系統，這與我國不斷創建金融機構的努力直接相關。當前遍布全國的各類新型金融機構，包括村鎮銀行、地方性中小商業銀行以及小額貸款機構、征信機構等，都是近十幾年來新設的。這種創建新的金融機構的“綠地模式”，對提升低收入人群尤其是農村居民的信貸可及性發揮了重要作用。
第二種模式為“升級模式”，即運用一定的政策激勵機制，鼓勵承擔重要金融服務功能的優秀小微金融機構（尤其是為中小微企業、農民和低收入者提供金融服務的小微金融機構，包括民間金融機構）不斷升級。將一些優秀的小微金融機構或民間金融機構升級成為國家法律認可的、規范的、銀行類金融機構，使其更好地、更規范地為原本難以獲得金融服務的弱勢群體提供創新性金融產品。這種模式在中國主要包含兩部分：一部分是對存量的小微金融機構進行升級改制，如對遍布城鄉的中小農信社和城市信用社進行規范化和商業化改制，幫助這些貼近城鄉微型客戶的金融機構轉型升級，升級為商業銀行；另一部分就是對比較優質的、但暫時還不具備銀行業從業資格的民間金融機構進行升級和合法性改造，使其成為規范的商業銀行，這種模式有助于激發民間金融規范運行的積極性、防范民間金融風險，有助于積極有效利用和激活民間資本，可以獲得綜合性的政策效果。
第三種模式為“降級模式”，也叫“下沉模式”，即國有商業銀行、政策性銀行以及眾多大型的股份制銀行，應發揮自身比較優勢，通過各種技術創新、機制創新和產品創新，把服務下沉到小微客戶。大型銀行要通過這種下沉的方式服務于更多的低收入群體，以提升他們的信貸可及性。
經過4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金融發展速度迅猛，根據中國人民銀行2022年統計數據，截至2021年末，我國金融業機構總資產為380余萬億元，而1978年我國金融總資產才2000億元。但在一段時期內，我國金融體系脫實向虛的趨勢比較明顯，2017年以來，黨中央和金融監管部門對此高度關注，進行了有效調控，當前金融業脫實向虛的問題有了明顯好轉。根據銀保監會統計，截至2021年末，中國銀行業向制造業貸款突破1.5萬億元。農行、農發行、國開行等商業銀行和政策性銀行對于農村的信貸規模是非常巨大的，金融業的整體資金流向已經發生了深刻的、積極的變化。根據金融監管部門統計，2021年11月末，銀行業的普惠型小微企業貸款余額達到了18.7萬億元，同比增長24.1%。在中央的政策激勵下，在銀行業的共同努力下，我國普惠金融體系的構建取得了顯著成效，尤其是大型銀行的金融服務在體制和技術的支撐下向弱勢群體下沉得非常快，滿足了較高比例的中小微企業和農民的資金需求。
普惠金融的本質是建立以人民為中心金融體系
以人民為中心金融體系的內涵及特征。普惠金融的本質是建立以人民為中心金融體系。以人民為中心金融體系是對以全面滿足人民的金融需求、服務國家發展戰略和保障國家金融安全為宗旨的金融體系和金融體制的總稱。以人民為中心金融體系既強調金融的普惠性，又強調戰略性和安全性。這三個特征是一個相互聯系、相互支撐、相互保障的統一體。
以人民為中心金融體系的普惠性，意味著金融服務普遍惠及各個金融需求群體，尤其是絕大部分中小微經濟主體（在中國主要是指中小微企業、廣大農戶以及其他中低收入群體），從而提升這些群體的信貸可及性。當前學術界討論比較多的普惠金融的制度創新，主要是從以人民為中心金融體系的普惠性這一特征出發來探討的。只有滿足了普惠性，才能最大限度滿足中小微企業、農戶等這些傳統金融學上典型的信貸弱勢群體的金融需求，才能更好地改善金融體系的收入分配效應，才能為更好地為實現共同富裕提供金融支撐。
以人民為中心金融體系的戰略性，是指金融體系要服務于符合國家發展戰略的相關產業，金融服務要與實現國家長遠戰略目標保持一致。我國近年來強調金融業要服務于實體經濟，要更多地支持高科技產業、戰略新興產業等關系國計民生的產業發展，避免金融體系“脫實向虛”，這是符合我國長遠戰略利益的。銀行業的脫實向虛不僅影響了金融的普惠性，也會對金融安全造成很大影響。當前，我國金融體系總體上是較為穩健的，但也存在很多安全隱患。“脫實向虛”的金融體系一定是一個妨礙國家金融安全的金融體系。關系國計民生的產業和領域，是符合國家長遠戰略的產業和領域，實際上，除了戰略新興產業和高科技產業，鄉村振興戰略也是關系國計民生的戰略性領域，在此普惠性和戰略性是統一的。
以人民為中心金融體系的安全性，是指金融體系的運行要以金融體系本身的安全和金融資產質量的提升為目標，金融安全是以人民為中心金融體系的內在要求。這里的安全性具有兩個層面的含義：第一個層面，以人民為中心的金融體系要保障金融機構本身的安全性，嚴格控制金融風險，將金融機構的系統性風險控制置于重要地位，將安全性與普惠性、戰略性統一起來；第二個層面，它是一個強調國家金融主權的金融體系，在金融開放的過程中，要高度重視金融安全，要掌握好本國的金融主權。金融安全既包含國內金融體系的總體性和結構性風險，也包含國家金融體系進一步開放所可能引發的金融開放風險，更包含中國參與國際金融事務和國際金融競爭所帶來的全球化條件下的金融風險與貨幣風險。我們只有通過建立強有力的、權威的國家金融安全領導組織體系、全國協調一致的國家金融安全戰略執行體系、高度適應信息化和全球化的國家金融安全治理體系并使其有效運作，才能在國際和國內兩個戰線上，開展實施有效的國家金融安全戰略。我們既要保持金融開放，又要保障國家金融主權，維護國家金融安全，切莫過快地、盲目地開放。金融對外開放的底線是要保障國家金融安全；放棄國家安全而搞金融開放，無異于飲鴆止渴。例如，美國就高度重視金融安全，對于外國資本進入其銀行業進行嚴格限制和監管，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美國全面加強了對外資銀行的監管和限制，值得我們學習借鑒。限于篇幅，本文主要涉及以人民為中心金融安全性的第一個層面（即國內金融風險控制）的問題，不展開討論第二個層面的問題。
以人民為中心的金融理念下的金融機構要實現雙重目標的兼容。以人民為中心的金融理念下的金融機構，面臨著雙重目標：第一重目標是實現普惠性、戰略性和安全性，第二重目標是實現盈利性和可持續發展。雙重目標之間應該是兼容的關系、統一的關系。金融機構畢竟是金融機構，金融業在提高國家戰略行業與民生領域的金融需求主體的信貸可及性并保障國家金融安全的同時，還要實現金融業的可持續發展，要保障其一定的盈利性。這一雙重目標不能偏廢，不能為了實現普惠性、戰略性和安全性就犧牲銀行的盈利性和可持續發展，因為從根本上來說，金融業的健康可持續發展也是重要的“國計民生”。我們的銀行也需要發展壯大，如果銀行的盈利能力弱、資產質量差、競爭力不強，就很難實現戰略性、普惠性和安全性的目標。因此，我們在強調構建以人民為中心金融體系的同時，要高度重視銀行資產質量，重視銀行盈利性的提升。那么，哪些因素會影響銀行的資產質量和盈利能力呢？一個尤其重要的問題就是：中小微客戶對銀行資產質量和盈利能力造成了積極影響還是消極影響（假定我們只考察普惠性對銀行資產質量和盈利能力的影響）？如果回答是“積極的”，那么我們就可以說，金融體系的普惠性能夠促進銀行資產質量和盈利能力的提升，普惠性的實現有助于安全性和盈利性的實現。
現有文獻的實證研究結果證明，普惠金融能夠顯著降低銀行的風險水平，更高水平的普惠金融有助于銀行實現更高的穩定性，而且這種正向的關聯在客戶存款融資份額較高、提供銀行服務邊際成本較低、國家制度質量較高的銀行尤為明顯[5]。規模龐大而分散的中小微客戶，正是銀行穩健運行的堅實底座，是良好的危機緩沖器和風險分散器，對于銀行的穩定性和安全性極為重要，同時，在加大金融科技投入（尤其是大數據處理能力）、優化金融服務流程、降低金融服務成本（尤其是信息處理成本）的條件下，普惠金融能夠有效改善銀行的成本收益率，提升銀行的盈利空間[6]。普惠金融提升盈利性的條件是金融科技，是建立在新技術基礎上的制度創新與流程再造。歷次金融危機都證明，使銀行陷入嚴重財務危機的，往往是那些帶有投機性的、杠桿率極高的行業（如房地產），這些產業的自有資本很少，它們以很高的杠桿率來撬動銀行的巨額貸款，容易使銀行陷入危機當中。近年來，一些房地產巨頭給我國銀行業帶來的負面連鎖反應令人觸目驚心。現實中，我國一些優秀的地方性中小銀行、農商行等，它們扎根基層，扎根小微，運用各種創新性手段為中小微客戶服務，不僅很好地增強了銀行的穩健性和安全性，有效抵御了金融風險，同時在金融創新的引領下提高了銀行的盈利能力，可謂一舉多得。今天，在構建以人民為中心的金融體系的過程中，要高度警惕銀行的決策體系被資本所綁架，高度警惕銀行業的關聯交易引發的金融危機，高度警惕貸款集中度過高、壘大戶所帶來的金融風險，高度警惕平臺金融畸形發展而引致的金融生態破壞，高度警惕銀行因地方政府債務問題而引發的金融風險，等等。我國銀行業應該把重點放在建設普惠金融上，放在支持中小微客戶上，使銀行得到更加健康的發展。
努力構建以人民為中心的金融體系
在制度層面，國家要重視和扶持普惠金融、微型金融的發展，尤其是要支持欠發達地區的普惠金融發展，支持邊疆地區的金融發展。要利用有效的激勵機制，鼓勵金融資源的跨區域配置，鼓勵東部地區的金融資源向中西部有序流動，促進金融資源在全國范圍內的有效優化配置。要高度重視信用基礎設施建設，努力構建地方政府、金融監管部門和銀行之間的信息共享機制。這是提高金融安全、更好滿足小微主體的金融需求、同時降低銀行運行成本、提高銀行風控能力的重要措施。信息基礎設施建設使銀行能夠大幅度降低信息處理成本，提高客戶甄選和風險識別的效率，使銀行能夠在實現以人民為中心金融體系的普惠性的同時，增強安全性和盈利性。要加強農村征信體系的建設，促進農村各種資產的數字化，嘗試和探索數字普惠金融新模式。要加強農村產權交易體系的建設，為金融機構的更好運行提供機制支持。從事普惠金融業務的（尤其是在農村開展金融服務的）銀行應積極參與到農村數字化、農村大數據、農村征信體系構建中。
我們還要努力構建多元化的以人民為中心的金融的嶄新譜系。這個新譜系的底座，就是在村莊一級基層從事金融服務的各類農民資金互助組織、各種合作社內部的合作金融體系。據相關數據，全國農村現有200萬余家農民專業合作社，假如其中有三分之一能夠有效開展合作社內部的金融服務（屬于合作金融范疇，不對合作社以外的人員放款和吸收存款），其金融服務的體量是非常巨大的，這也是以人民為中心金融中規模最大的關鍵部分。只有我們的征信系統、農村數字化系統能夠幫助這些數以百萬計的合作社內部和村莊內部的合作金融體系健康發展，以人民為中心金融體系的底座才會無比堅固。
這個嶄新譜系的第二層就是村鎮銀行、縣域及以下的小型農村商業銀行（由傳統的農村信用社體系改制而來）。我國現有約2000家村鎮銀行、2500家縣級農村商業銀行（每個縣都有縣級農商行法人），其分支機構廣布整個縣域城鄉，在我國構建以人民為中心的金融體系、服務小微客戶（包括農村居民）中扮演著關鍵角色。它們一般規模較小，網點眾多，與農村社會有著深刻的內在關聯，在服務農戶等小微群體方面具有天然的客戶優勢、信息優勢、機構優勢，是我國普惠金融的實施主體。
第三層就是大型的農商行與城商行以及很多地方性的股份制銀行。這些大型農商行、城商行和地方性的股份制銀行一般設立在較為發達的縣域，其客戶群體是那些具有一定規模的中小企業，對于地方經濟發展和金融生態環境的優化具有重要意義。
第四層是工、農、中、建、交、郵等國有商業銀行以及較大規模的全國性股份制銀行。這些銀行擁有技術、信息、人才、規模等方面的優勢，近年來在普惠金融建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其除了服務國家戰略性產業之外，還大量惠及中小微客戶。
第五層是政策型的金融機構，如農發行、國開行、進出口銀行。這些機構擔負國家戰略使命，擁有特殊的資源稟賦和比較優勢，有特定的目標客戶群體，有特殊的金融運行機制，它們在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農村扶貧、糧食安全、農業產業化等領域扮演著不可替代的角色。
以上各類不同的金融機構從各自的戰略目標出發，發揮各自的比較優勢，共同支撐起一個多元化的以人民為中心金融體系，能夠最大限度為各類金融需求者提供金融服務，隨著我國金融的不斷發展，以人民為中心金融的嶄新譜系將會不斷優化，從而更好地服務于實現社會公平和共同富裕的戰略目標。
普惠金融服務于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的主要模式
在中國脫貧攻堅過程中，各地因地制宜，多管齊下，多方聯動，創造了很多成功的扶貧模式，而金融扶貧是其中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不同規模、不同層次的金融機構深入參與到金融減貧的行動中，帶動大量金融資源進入鄉村，徹底改變了長期以來農村資金凈流出的狀況，極大地提升了農村各類經營主體的信貸可及性，極大地提升了貧困人群自我脫貧的能力，極大地推動了貧困地區的產業發展和生態建設，為脫貧攻堅工作作出了歷史性貢獻。
當前，我國正推進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這一過渡給我國農村普惠金融發展帶來了很多挑戰，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伴隨著貧困人口的大面積脫貧和鄉村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農村金融機構面臨的經營環境發生了深刻變化，農民合作組織和農村中小企業等新型經營主體不斷涌現，農村金融機構面臨著業務的大發展和大轉型。應該說，經過近幾年的發展，一個多層次、廣覆蓋、可持續的農村普惠金融體系正在形成，這個普惠金融體系在我國減貧事業和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與此同時，在服務于農村減貧和鄉村振興的過程中，農村金融機構也在機制創新和產品創新方面作了大量探索，涌現出很多有效的創新模式，筆者將詳細探討如下三類不同模式。
大型商業銀行和政策性銀行的“下沉模式”。不論是作為政策性金融機構的農發行、國開行、進出口銀行，還是工商銀行、農業銀行、建設銀行等，都通過制度創新和機制轉型深入參與普惠金融建設。這些銀行大都建立了普惠金融部，根據各地的金融需求情況有針對性地設計金融產品和金融流程，通過加大對貧困地區和貧困人群的資金投放，切實解決貧困地區融資瓶頸。旨在改善當地生態環境、基礎設施和農業產業鏈等方面的大規模融資項目，更為貧困地區整體脫貧奠定了堅實基礎。
例如，中國進出口銀行甘肅分行對甘肅岷縣進行產業幫扶，中藥材是岷縣特色產業，甘肅分行按照市場化原則，為岷縣中藥材加工龍頭企業發放5000萬元項目貸款和1000萬元流動資金貸款，幫助企業改善經營狀況，帶動貧困群眾就業增收。同時，積極探索建立“進出口銀行＋地方法人金融機構＋特色產業”資金批發轉貸模式，通過轉貸款累計為岷縣13戶小微企業發放11785萬元貸款，吸納貧困戶就業130余人。中國銀行探索“農業大數據＋金融科技”支持模式，與外部農業農村大數據平臺開展合作，實現與合作社、村集體、社會化服務商以及農戶的四個主流場景平臺對接，推動數字普惠金融業務服務覆蓋。郵儲銀行與當地政府進行戰略合作，利用政府提供的涉農大數據，引入擔保機構，采取“銀政擔”合作模式為農村提供低利率純信用惠農產品。
股份制銀行和地方商業銀行的“滴灌模式”。股份制商業銀行和地方性商業銀行加快向農村和貧困地區布局，通過大量布局物理網點和非物理網點，實現對貧困地區融資的“滴灌效應”。它們在精準識別貧困人群并給予有針對性的金融服務方面、在利用大數據與互聯網等新型金融科技方面、在加強鄉村基層網點建設方面、在與當地龍頭企業和新型農村經營主體建立親密的融資互動關系方面，進行了大量探索和創新。
例如，民生銀行充分運用黑龍江省農業產業優勢和“智慧鄉村”數據成果，積極踐行“大數據＋產業互聯網＋金融科技”服務模式，推出面向種植農戶的純線上普惠信用貸款“農貸通”產品，向近千戶農戶累計投放線上經營信用貸款超過1億元，有力推進“鄉村振興”普惠金融服務支農惠農。華夏銀行支持四川郫縣豆瓣產業，將“郫縣豆瓣”品牌價值納入農業經營主體信用評價和貸款發放參考因素，推出“豆瓣貸”產品，進一步豐富了信用類小微業務產品體系，同時采用“公司＋基地＋農戶”的合作模式，通過在當地建立種植基地或向當地農戶采購等方式，帶動上游產品的種植和銷售，為當地創造大量就業機會，幫助農民增產增收。再如，齊魯銀行持續優化網點布局，加強鄉鎮基層網點建設，在縣域鄉鎮布設鄉村振興小微支行，通過構建“縣、鄉、村”三級聯動綜合服務網絡，推動縣域支行持續開疆拓土。面向鄉鎮和周邊農村個人客戶，通過“自助服務終端＋非現金柜臺”的模式為客戶提供“存取匯繳貸”等基本金融服務，打通普惠金融服務“最后一公里”。
中小型地方農村金融機構的“貼身服務模式”。各種中小型地方農村金融機構，包括農商行（農合行、農信社）、村鎮銀行以及規模較小的農村資金互助組織等，通過與村莊基層社會的更近距離的“貼身”金融服務，實現了與村莊的對接和互動，不僅極大地改善了當地中小微企業和農村新型經營主體的融資狀況，而且改善了當地的鄉村治理，實現了農村金融機構和農村發展的雙向互動。例如，天津津南村鎮銀行與當地蔬菜種植專業合作社、農業生態科技公司、農業融資擔保達成四方共識，用“銀行＋農擔公司＋農業龍頭企業＋農戶”的服務模式，為當地客戶解決融資難問題。又如，石河子農村合作銀行不斷創新信貸平臺，持續加深與中小微企業的協作，將信貸觸角延伸到其上下游企業及個人，該行緊密結合石河子兵團特點，在支小支微、支持實體經濟、踐行普惠金融等方面發揮主力軍作用。再如，云南通海農商銀行始終堅持以打造“小而美、聚而精、文化好、口碑佳”的一流現代農村商業銀行為終極目標，把安居貸、個人住房貸和創業小額貸款及失業人員小額擔保貸款業務作為搶占農村市場、獲取客戶的重要拳頭產品進行全力推廣，干部員工走村入寨、上門服務，實施精準營銷戰略。恩施興福村鎮銀行成立專業“金融村官”隊伍，向村向鎮向金融空白區持續下沉“金融村官”，配備智能辦公設備和移動開卡機，通過村委評議、實地走訪，結合行業數據，解決了農戶大數據信息不健全的問題，推出了“家庭備用金”“產業備用金”“創業備用金”等量體裁衣式的授信模式。
上述“下沉式服務模式”“滴灌式服務模式”“貼身式服務模式”，是今天各類金融機構服務脫貧攻堅工作和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主要模式，雖然還不全面，但反映了各類金融機構通過制度創新和機制創新實施普惠金融，推動共同富裕的實踐努力。
結語
在經濟發展和金融發展的同時，扎實推進共同富裕，需要一個健康的、包容的、以人民為中心的金融體系。當前，在金融科技的引領下，我國普惠金融發展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各類金融機構以及征信機構、擔保機構、產權交易機構等，依靠強大現代的金融科技手段使自己的金融服務覆蓋中國的數億農民、1億多小微企業主體，這就是以人民為中心的金融體系，是“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金融，是普惠性、戰略性、安全性、盈利性相統一的金融。
注釋
[1]《習近平關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論述摘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年，第155頁。
[2]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的講話》，新華社，http://www.qstheory.cn/yaowen/2021-01/11/c_1126970872.htm，2021年1月11日更新。
[3]王曙光、鄧一婷：《農村金融領域系統性負投資與民間金融規范化模式》，《改革》，2006年第6期。
[4]王曙光、李冰冰：《農村金融負投資與農村經濟增長——庫茲涅茨效應的經驗驗證與矯正框架》，《財貿經濟》，2013年第2期。
[5]Ahamed, M.; Mostak, A. M.; Mallick, S. K., “Is Financial Inclusion Good for Bank Stability? International Evidence“,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s, 2019(157), pp. 403-427.
[6]謝婼青、李世奇、張美星：《金融科技背景下普惠金融對商業銀行盈利能力的影響研究》，《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21年第8期。
Institutional, Technological and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s for Inclusive Finance
Wang Shuguang
Abstract: The path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under a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is inclusive, not diversionary financial development, whose goal is to achieve social equity and common prosperity. A people-centered financial system aims to comprehensively meet people's financial needs, serve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guarantee national financial security, and therefore combines inclusiveness, strategy and security. The government should strive to build a people-centered financial system at the institutional level. In the meantime, through institut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s, various financial institutions can provide comprehensive services to individuals as well as 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s through "sinking service mode", "drip service mode" and "personalized service mode".
Keywords: inclusive finance, people-centered, inclusive financial development,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