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回顧中國鄉村發展和建設的百年探索，大致可以將百年鄉村建設分為民國時期的鄉村建設、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和建設時期的鄉村建設、21世紀以來的新農村建設和新時代鄉村振興戰略四個階段。中國百年來鄉村建設累積了重要的歷史經驗：一是“黨政主導、農民主體、社會參與”，二是“城鄉中國、良性互動、融合發展”。展望第二個百年，已經可以預見21世紀中葉一幅美好的鄉村振興新畫卷、鄉村建設新圖景。

【關鍵詞】鄉村振興 鄉村建設 “三農” 農村現代化

【中圖分類號】D422.6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2.15.006

【作者簡介】周立，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鄉村振興與農村可持續發展、農村金融。主要著作有《極化的發展》、《中國各地區經濟發展與金融增長（1978-2000）》、《鄉村振興戰略與中國的百年鄉村振興實踐》（論文）等。

鄉村是中國文化的根基，鄉村振興是民族復興的基礎。隨著脫貧攻堅目標任務如期完成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中國開啟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新征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最大的短板在農村，最大的短腿是農業，最突出的問題是農民。一個只有城市繁榮，農村卻在凋敝的國家，不可能成為現代化國家。這種歷史責任感和大歷史觀，使得黨和國家在“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交匯轉換之際推出鄉村振興戰略，并將其作為新時代“三農”工作的總抓手。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明確要求，到2035年基本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加實質性的進展，為了實現這些遠景目標，必須優先發展農業農村，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實施鄉村建設行動。黨中央對“三農”工作作出戰略部署，也將實施鄉村建設行動納入鄉村振興戰略。實施鄉村建設行動，其目的就是要加快補齊中國鄉村發展建設的短板，切實提升農村居民的幸福感、獲得感和安全感。

鄉村建設百年探索

鄉村建設是一個歷史性話題，百年鄉村建設的探索也是一脈相承、發展創新的。本文意在厘清百年鄉村建設的演進思路和邏輯，展望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嶄新圖景。

現代化進程中同時伴生鄉村凋敝，在世界范圍內是普遍現象。步入工業化和城市化中期的中國，也出現了城鄉差距過大、鄉村治理失序、缺乏內生動力等城鄉發展不平衡、農村發展不充分、四化不同步問題。直面歷史，直面社會主要矛盾，積極回應時代新挑戰，必須要立足中國歷史經驗和基本國情。回顧百年，中國鄉村的發展和建設，在現實與歷史交織的過程中逐級演進、螺旋上升。我們大致可以將百年鄉村建設分為民國時期的鄉村建設、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和建設時期的鄉村建設、21世紀以來的新農村建設和新時代鄉村振興戰略四個階段。

民國時期的鄉村建設。20世紀20年代起，由梁漱溟、晏陽初、陶行知等一批知識分子發起的鄉村建設運動，被視為影響中國的鄉村建設運動的發端。第一次鴉片戰爭后，中國被迫卷入世界市場體系中，外有西方列強和帝國主義的壓迫，內有封建地主階級的剝削和軍閥割據混戰。同時，中國剛進入工業化的初始階段，工業對于農業的“抽血”式破壞，使得中國傳統的農業經濟和小農鄉土社會瀕臨崩潰。中國各地良紳和知識分子行動起來，在“實業救國”“科學救國”“教育救國”“革命救國”等各種救亡圖存的嘗試中，提出了不同形式的“鄉建救國”，努力通過鄉村建設運動來拯救中國鄉村、改造中國社會。民國時期鄉村建設行動影響巨大，但并未真正形成“鄉村建設”的總體認識，也未能帶來全國性的鄉村改變。但鄉建先賢們提出了各類鄉村建設的基本理論，做了大量的實踐嘗試，這為后來的鄉村革命和建設，奠定了理論和實踐基礎。

民國時期的鄉村建設，主要通過小范圍、地方性的教育、醫療和農村組織、經濟改革來推動。在這一過程中，政府總體上是“隱身”的，其他社會主體也并未充分參與其中。但經過民國鄉建先賢們的努力，中國各地都開展了各種類型的鄉建行動。當時鄉村建設的服務機構多達600多個，鄉村建設試驗區有1000多個，形成了晏陽初領導的“定縣模式”，梁簌溟領導的“鄒平模式”，盧作孚領導的“北培模式”等民國主要鄉村建設模式。晏陽初認為農民的“愚、窮、弱、私”是阻礙鄉村發展的主要原因，主張將平民教育作為農村發展的重中之重。梁簌溟認為鄉村的癥結在于社會組織，他致力于通過農民教育來培養農民的自組織能力，以“團體組織，科學技術”來啟發農民智慧和革除陋習，從而達到改造社會組織結構的目的。盧作孚認為要走“鄉村現代化”道路，他把鄉村建設實踐重點放在經濟建設、教育科學和基礎設施建設方面。民國時期的鄉村建設運動作為第一次振興鄉村、推動鄉村建設的嘗試，以“官民（間）合作”為特點，這一運動始于1904年河北定縣翟城村米迪剛父子發起的地方自治與鄉村自救，加之同期清末狀元張謇的江蘇南通試驗，以及鄉建先賢們不斷為鄉村“把脈、問診、療傷”，取得了一些突破性成績。但這些努力，始終只是一種民間社會改良運動，對于鄉村整體發展并未起到決定性作用。梁漱溟后期稱這種由知識分子推動的鄉村建設運動，結果就是“自己運動、鄉村不動”。但無論怎樣，這場意圖實現鄉村自救的鄉村建設運動，在中國鄉村建設史上占據基礎地位，也為中國共產黨開展鄉村革命和建設，提供了有益經驗。

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和建設時期的鄉村建設。在地方良紳和知識分子發起鄉村建設運動的同時，中國共產黨自中央蘇區政府成立起，也開始了鄉村建設試驗。1931年中央蘇區政府在瑞金成立，發展農業成為保障供應的首要工作。在這塊黨治國理政最初的試驗田里，已經開始了“打土豪”“分田地”“斗地主”“減租減息”等嘗試，以鞏固蘇維埃政權。從長征時期到延安時期，從大生產運動到樹立南泥灣模范，更顯出農業生產在穩住根據地、養軍備戰方面的重要性。中央蘇區建設初期，福建上杭縣才溪鄉一度成為中央蘇區第一模范鄉，為延安時期黨進行鄉村建設提供了寶貴經驗。當時在鄉村政治、經濟、社會和軍事建設方面的經驗與嘗試，更是為推進中國革命和建設提供了寶貴經驗。中國共產黨以土地革命為主線開展鄉村建設，響應了廣大農民的根本訴求，在土地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等不同階段，又不斷深化以土地制度為核心內容的鄉村變革，成功開啟了一條鄉村建設新路。廣大農民通過“打土豪，分田地”，獲得了基本的生產資料，因此十分擁護中國共產黨推動的鄉村革命和建設道路。最終，鄉村建設支持鄉村革命，鄉村革命鞏固鄉村建設，中國共產黨領導以廣大農民為主體的中國人民，通過“農村包圍城市”，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

新中國的成立，是百年鄉村建設的分水嶺，“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的同時，廣大農民也“站起來了”。以此為基礎，1953年到1956年，中國共產黨將農民組織起來，開始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嘗試，引導中國人民走向社會主義道路。1956年底，絕大部分地區基本完成了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這為下一步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的變革奠定了物質和制度基礎。1958年，中央政治局討論通過了《關于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在全國范圍內推動人民公社化，自此，農村土地制度變成集體所有制。伴隨農業合作化運動的不斷升級，1956年6月，第一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通過了《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示范章程》，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奮斗目標，這是黨中央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命題的標志。在20世紀60年代前后，以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為目標的大規模鄉村改造運動全方位開展。基于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良好愿望，我國舉國上下作出了艱苦而長期的探索，大量水利工程開始建設、全民掃盲行動如火如荼、農業技術全面推廣、基本醫療衛生得到普及。中央意圖通過農業集體化實現農業現代化，縮小工農和城鄉差距。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政社合一”，在大躍進時期被總結為“一大二公三化”，即組織規模大，財產公有，生產和生活方式實行組織軍事化、行動戰斗化、生活集體化。但是，數十年的農業組織形式違背了農業基本經濟規律，使得農村長期扮演資源提供對象的角色。長時間汲取農業資源，使得農業為支援國家工業化作出了糧食、原材料、勞動力、資金、外匯等各類貢獻，但農村溫飽問題長期無法解決，以至于不得不重新進行生產關系的方向性變革。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掀開了改革開放的巨幕。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標志，國家逐步將農業生產的自主權還給農民；以宣布人民公社解體，確立統分結合雙層經營的農村經營制度為標志，國家將農業生產組織的權利逐步還給村社；以實行村民直選為標志，將農村自主治理的權利逐步還給農民。生產關系的變革，帶來生產力的大發展，20世紀80年代末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農工共同發展的格局也大大提高了農民收入和生活水平，鄉村一度“繁榮”起來。這一階段的鄉村建設以農村經濟改革為中心，逐步探索由讓農民“站起來”，到逐步實現“富起來”。

回顧1949年前后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和國家建設時期的鄉村建設，相較于民國時期的鄉村建設運動，最顯著的特點就是推動主體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國家進場，并扮演了主導角色。這場“沒有鄉建派的鄉村建設”運動，以國家進場和黨的領導為主要特色。黨和國家對農村社會和城鄉關系進行的一系列變革，一方面重構了以集體所有制為基礎的鄉村社會，另一方面形成了農業支持工業化和城市化的中國特色發展道路。

21世紀以來的新農村建設。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快速推進，我國“三農”問題日益突出。極不平衡的城鄉關系，使得黨和國家必須作出相應調整。進入21世紀以來，“三農”作為綜合性問題，多次被強調為全黨工作、全國工作、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2005年，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戰略任務，國家陸續出臺“反哺農村”的各項政策措施，構建起“以工代農，以城帶鄉”的城鄉發展新格局。新農村建設是全面推進建設小康社會和現代化國家進程的重要舉措，也是中國鄉村建設實踐的新階段。新農村建設以“生產發展、生活富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為總要求，將村容整潔作為重要內容，將農村產權綜合改革作為新農村建設的重心。推動新農村建設以來，中央加大了“三農”投入力度，農村公共基礎設施逐步完善，社會基本服務全面提升。農村水、電、路、網的不斷改造，村莊垃圾處理、沼氣、秸稈發電、風能和太陽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廣播電視和互聯網建設，各種基礎設施和基本公共服務“村村通”，等等，大大改變了鄉村面貌，使得城鄉再平衡取得了新進展。

21世紀以來推動的新農村建設，代表著國家真正開始了對農業、農村、農民由汲取到給予的綜合嘗試。以200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民專業合作社法》的出臺為標志，農業再組織化成為新農村建設的關鍵內容。水路電網氣等各類“村村通”工程，使得城鄉間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走向均等化，帶來了真正的山鄉巨變。經測算，對農村約2萬億元的各類公共設施和公共服務的投資建設，至少帶來200萬億元的鄉村資產價值增值。同時期，黨政力量重心開始下沉，這為鄉村振興打下了良好基礎。但仍需引起注意的是，農村的空心化和老齡化趨勢仍未改變，農村與城市之間的發展差距依然巨大，農民收入與城鎮居民收入差距的絕對額也在增長，農業現代化依然嚴重滯后于工業化、信息化和城鎮化。種種問題的出現，表明現實與實現城鄉平衡發展、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標，依然存在很大差距。為此，鄉村振興戰略呼之欲出。

新時代鄉村振興戰略。國家要振興，鄉村必振興。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開始著手調整國家發展重點，探索新時代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黨的十九大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闡明“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20字總要求，這是中國解決“三農”問題的新起點，也是在打贏脫貧攻堅戰后，進一步實現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從新農村建設到鄉村振興戰略，20字總要求發生了由量變到質變的飛躍。前后兩種表述，是繼承與發展的關系。以產業興旺為基礎，以生態宜居為保證，以鄉風文明為靈魂，以治理有效為核心，以生活富裕為目標的鄉村振興戰略，是全面鄉村建設的新圖景。在這一階段，黨確立了對“三農”工作的全面領導，黨建引領、重心下沉。五級書記抓鄉村振興的權責安排和工作機制，為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提供堅實的組織保障。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倡導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民主協商、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科學支撐”的社會治理體系，為開展鄉村建設和振興行動提供了制度支撐。同時，黨和國家明確提出以“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為最終目標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使得過去以監督管理為主的體制，逐步轉換為現代農村社會治理體制，在農村培育出各種服務性和公益性的社會組織，促進了農村黨建引領與社會調節、村民自治的良性互動。

百年鄉村建設與鄉村振興的實踐，改變了鄉村面貌。以此為基礎，中國走出了百年來積貧積弱的困境，打贏了脫貧攻堅戰，全面建成了小康社會。完成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后，國家繼續推進全面鄉村振興，實施鄉村建設行動，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為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實現提供體制機制保障。農業、農村、農民問題的相繼解決，將會使中國鄉村和整個中國，呈現嶄新面貌，也為到本世紀中葉如期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提供了堅實保障。

鄉村建設行動的百年經驗

“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百年來中國的鄉村建設實踐歷史，為我們積累了重要經驗。

黨政主導、農民主體、社會參與。回顧百年鄉村建設實踐歷史，我們可以看到民國時期鄉建先賢們篳路藍縷、以啟山林，奠定了百年鄉村建設和鄉村振興的理論與實踐基礎。但這一民間自發的鄉村自救性努力，始終力量有限。黨政力量介入鄉村建設時，鄉村的整體發展才有可能。當前推進鄉村全面振興，實施鄉村建設行動過程中，也需要形成“黨政主導、農民主體、社會參與”的跨界合作格局，這是中國百年來鄉村建設和“三農”工作取得偉大成就的重要經驗，也是未來鄉村建設行動和鄉村振興戰略的根本組織保障。

民國時期的鄉村建設運動，在動蕩背景下作了許多寶貴嘗試。但由于沒有一個堅強的領導核心，鄉村建設運動始終像一陣又一陣浪潮，不能主導時代沉浮，也就難以持續。相比之下，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鄉村革命和鄉村建設能夠一脈相承，既能從歷史中吸取經驗，又能規劃好未來藍圖。筆者歸納過“大國三農”百年歷史的三點經驗，即：農民富，國家富；農業興，百業興；農村穩，天下穩。黨政主導下，國家由汲取到給予、農村由貢獻到振興的歷史軌跡表明，未來農村工作能夠走出一條更可持續、更能促進高質量發展的新路。回顧百年歷史，中國共產黨具有鄉村革命和鄉村建設的優良傳統，能夠擔當起黨政引領的主導角色。

鄉建先賢梁漱溟先生早年談到“鄉村建設，實非建設鄉村，而意在整個中國社會之建設”，這一命題至今發人深省。鄉村建設應當是以農民為主體的鄉村社會建設，也應當是吸納社會各界力量參與的社會運動。鄉村建設并非只是建設鄉村，鄉村建設離不開農民，農民也理所應當是鄉村建設的主體。回顧過去百年，農民主體性、能動性是鄉村建設較為薄弱的內容。光靠外部力量，帶來的只是短暫的外源式發展，會失去發展的內生動力。光靠內部力量，又很難突破現有格局，所以需要注重“外發促內生、內聯促外引、內外相融合”的新內源發展。不能有效地激發農民自下而上進行鄉村建設的積極性，就會導致鄉村成為城市的“附庸”，就會使得鄉村成為資本的“收割對象”。鄉村振興戰略實施以來，成效顯著，但還面臨著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的目標在基層落實的難點。未來要持續實施鄉村建設行動，一方面要注重黨政主導，另一方面更要體現農民主體性，發動更多社會力量參與，構建完善政府—市場—社會的“大三角”發展格局。

城鄉中國、良性互動、融合發展。進入21世紀以來，鄉土中國已轉換為城鄉中國。城市和鄉村是中國的兩副面孔，城市發展和鄉村建設如同車之雙輪、鳥之兩翼，不可偏廢。展望整個21世紀，中國農村仍有數億人口規模，而且在21世紀中葉，很可能形成城鄉均衡互動的穩態結構。過去的鄉村建設，經常以“城市視角”“現代視角”來推動，以城市化和現代化標準來評判鄉村，認為城市代表著文明和進步，鄉村意味著落后和愚昧。然而，鄉村與城市之間不是二元經濟理論影響下的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先進與落后關系。城市雖然集中攜帶著人類發展的文明信息，但這些文明幾乎全部生發于鄉村，在數千年農業文明基礎上，才孕育出百年來的工業文明和城市文明。在城鄉中國條件下，城市和鄉村實際上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城鄉不可分割，不可相互替代。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鄉村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態價值，需要被不斷認識和發掘。以城鄉融合發展的視角來推進鄉村建設，因地制宜、循序漸進，才能保持鄉村特色。

兩個百年嶄新圖景

隨著《鄉村建設行動實施方案》的發布實施，我們站在“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歷史交匯點上，可以展望第二個百年到來之時，中國鄉村的未來圖景。

鄉村產業必將興旺。產業興旺始終是鄉村振興的重點，也是解決農村一切問題的物質前提。到2050年，農村產權制度將趨于完善，農村集體經濟將煥發出巨大活力，集體資產保值增值穩定，城鄉收入差距日趨縮小。鄉村優勢資源和特色資源將得到充分利用。一、二、三產業融合效益顯著，現代化農業產業體系、生產體系和經營體系這三大體系已經完善。數字鄉村賦能鄉村產業，將使得農業生產率大幅度提高。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和新型農業主體將成為鄉村產業發展的助推器，小農戶生產與現代農業發展將得到有效銜接。在農業產業布局方面，糧食與重要農產品有效供給和質量安全充分滿足人民對于美好生活的需求，農業標準化和品牌化躍居世界前列，農業對外開放的格局進一步打開。

生態宜居可以預期。伴隨國家生態系統保護制度實施和生態保護補償機制不斷完善，以及重要生態保護和修復工程的效果顯現，鄉村生態環境將變得更加宜居。在農業生產方面，農業面源污染將得到整治，農業投入品減量化、生產清潔化、廢棄物資源化、產業模式生態化。在鄉村生活方面，綠色低碳和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費方式將成為普遍共識。通過節水、節肥、節藥、節能等先進種植養殖技術的普遍應用，農業資源綜合開發、生態循環農業的發展態勢良好。

鄉村文化將更文明。伴隨各地村規民約、家風家訓的不斷落實與完善，鄉村精神文明建設和鄉土文化實踐將更豐富多彩，鄉風文明程度將跟上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建設步伐。農民豐富的體育生活、科學健康的生活方式、村規民約的誠信執行，將是村民生活生產的常態。農村低俗歪風大多移除，當前存在的農村“天價彩禮”、酒席大操大辦、鋪張浪費等陳規陋習將會大范圍消失，而孝老愛親、勤儉節約、誠實守信等中華傳統美德將在中國鄉村蔚然成風。

鄉村治理完善有效。黨中央明確提出“必須創新鄉村治理體系，走鄉村善治之路”，并把其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的具體路徑之一。“善治”是實現“治理有效”的途徑。“善治”的實現，需要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律保障。實現鄉村善治，就要做到十九大報告提出的“三治結合”，即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在城鄉中國時代，推動城鄉融合，促進鄉村善治，要有治理人才。“村子強不強，要看領頭羊”。由于國家建立了完善的鄉村人才工作體制機制，更大力度鼓勵和支持社會各方面提供教育培訓、技術支持、創業指導等服務，本土化人才培養體系對于當地鄉村發展起到了重要支持作用。伴隨鄉村產業興旺，下鄉返鄉入鄉將成為一種風尚。農業農村治理的匯聚，將會帶動專業人才隊伍建設，提升教師培養力度，完善縣鄉村醫生的培訓和進修以及發展機制，使得鄉村教育、醫療、公共服務得到全面改善。

農民生活將更富裕，鄉村組織將更完善。隨著“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目標的實現，一個必然結果和表現，就是“生活富裕”。伴隨推動共同富裕的體制機制不斷建立完善，生活富裕的組織保障也更為健全。通過推動建立黨委領導、政府負責、民主協商、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科技支撐的現代鄉村社會治理體制，形成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社會治理體系，和諧有序的善治鄉村將在全國普遍可見。鄉鎮政府的社會管理和服務建設能力大幅度提高，鄉鎮成為鄉村治理中心、農村服務中心、鄉村經濟中心。鄉村治理有序，集體經濟豐盈，農民合法權益得到保障，一批真正懂農業、愛農村、愛農民的干部隊伍致力于鄉村建設，城鄉收入水平將再上新臺階。

藍圖已經繪制，鄉村未來可期。《鄉村建設行動實施方案》提出，“保持足夠的歷史耐心，久久為功、從容建設”。信心比黃金更可貴，信心可以讓我們看見未來。只要堅持一步一個腳印地扎實推進鄉村振興，只要堅持一件接著一件辦，一年接著一年干地實施鄉村建設行動。在本世紀中葉，我們必將見到“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的鄉村振興新畫卷，看到宜居宜業美麗鄉村的鄉村建設新圖景。

（本文系中國科普研究所委托課題“科學文化建設助力鄉村振興研究”和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食品安全社會共治與跨界合作機制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分別為：220104ELR041、20&ZD116。中國人民大學博士研究生汪慶浩對本文亦有貢獻）

參考文獻

蕭子揚，2021，《邁向2035的鄉村建設行動：何謂、為何與何為？——基于百年鄉村建設連續統的視角》，《農林經濟管理學報》第1期。

潘家恩、溫鐵軍，2016，《三個“百年”：中國鄉村建設的脈絡與展開》，《開放時代》，第4期。

王景新、蔡穎萍，2021，《中國共產黨百年鄉村建設的巨大成就和寶貴經驗》，《湖州師范學院學報》，第11期。

王曉莉，2021，《中國百年鄉村建設的歷史沿革與有效性初探》，《行政管理改革》，第4期。

周立，2018，《鄉村振興戰略與中國的百年鄉村振興實踐》，《人民論壇·學術前沿》，第3期。

周立，2021，《實施鄉村建設行動與全面推進鄉村振興——中國共產黨領導“三農”工作的百年歷史抉擇》，《人民論壇·學術前沿》，第12期。

周飛舟，2006，《從汲取型政權到“懸浮型”政權——稅費改革對國家與農民關系之影響》，《社會學研究》，第3期。

羅建平、王靜，2008，《我國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實踐經驗探論》，《社會主義研究》，第1期。

岳曉文旭、王曉飛、韓旭東、周立，2022，《賦權實踐如何促進鄉村新內源發展——基于賦權理論的多案例分析》，《中國農村經濟》，第5期。

黃宗智，2021，《民主主義與群眾主義之間：中國民眾與國家關系的歷史回顧與前瞻愿想》，《文史哲》，第2期。

A Century of Exploration and a New Vision of Rural Construction

Zhou Li

Abstract: In reviewing the century-long exploration of rural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in China, we can roughly divide it into four stages: the rural construction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rural construction during the revolutionary and construction period l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e new rural construction since the new century, and the rural vitalization strategy since the new era. China's rural construction in the past century has accumulated important historical experiences. Firstly, it is "Party and government-led, with farmers as the main entities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secondly, it is "positive interaction and integr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rural and urban China". Looking ahead to the second century, we can already foresee a beautiful new landscape of rural vitalization and rural construction by the middle of the 21st century.

Keywords: rural vitalization, rural construction, "three rural issues", modernization of rural are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