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系統分析和梳理近現代歷史上海洋強國崛起的經驗，總結海洋強國發展背后的基本規律，對于中國海洋強國建設具有積極借鑒意義。大航海時代以來，海洋強國都具有經略海洋的社會意識和政治決心。近現代以來西方通過海上軍事和商業力量的擴張，實現殖民掠奪、建立殖民政府，甚至武力控制航道和建立海外勢力范圍的歷史已經結束。但在規則制定、資源開發、商業航道安全保障以及推進海洋科技進步等方面的經驗，仍然需要中國深入思考、及時總結。中國特色海洋強國建設需要在大力發展海洋科技、推進海洋經濟發展、建設強大海軍的歷史進程中，建立和形成具有21世紀時代特色的向海圖強的社會意識和政治共識，主動塑造和引領海洋規則、海洋科技、海洋資源開發和海洋環境保護的全球治理體系。

【關鍵詞】海洋強國 海洋戰略 大國崛起

【中圖分類號】D82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2.17.003

【作者簡介】朱鋒，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執行院長、南京大學南海研究協同創新中心執行主任，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中美關系、東亞安全與東亞海上安全。主要著作有《國際關系理論與東亞安全》《中國崛起：理論與政策的視角》《21世紀的海權：歷史經驗與中國課題》等。

自“大航海時代”以來的500多年間，世界海洋強國的崛起如同潮水般起伏更迭。從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等早期海洋強國崛起到英國成為世界領先的海洋霸主，再到二戰后美國全球海洋霸權地位的確立，歐美國家工業化起步和發展的歷史，就是海洋經略和海洋擴張的歷史，更是經典的海洋強國興衰起伏的歷史。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首次提出了海洋強國戰略，建設海洋強國首次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實施這一重要部署，對維護國家主權、發展與安全，實現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進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都具有重大而又深遠的戰略意義。系統梳理和總結近現代史以來世界海洋強國崛起的成功經驗與歷史邏輯，在21世紀的時代背景和推動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征程中探究中國向海圖強和推進中國特色的海洋強國建設之路，無疑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落實好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建設海洋強國的系列重要論述精神，需要客觀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代特點，走出具有中國特色的海洋強國之路。

大航海時代以來西方海洋強國的歷史鏡鑒

地理大發現開啟了人類探索海洋的“大航海時代”，各國遠洋活動的興起形成了海上貿易路線的全球延伸。這不僅打破了傳統的地緣隔離和區域分離，實現了跨海、跨國、跨洲的商業、文化和社會往來，更是世界范圍內“全球化”進程的開端。“大航海時代”促進了世界各地的交流與商貿聯系，也使得海洋的重要性大大增強。海洋不再是不同國家、社會和文化之間隔離的屏障，而是成為了彼此鏈接的通道。這期間，葡萄牙、西班牙、荷蘭成為了第一批海洋強國。但自近代以來海洋強國崛起的歷史動力是工業革命和工業化進程的開啟。英國在18世紀中期開始引領了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工業革命——蒸汽機革命，完成了從工場手工業向機器大生產的轉變，工業化的生產力讓英國成為了當時世界第一的工業強國，英國作為世界海洋強國才具有了真正的實力保障。19世紀60年代開始的第二次工業革命，使人類進入電氣化時代。內燃機的發明更使得遠洋輪船在航速和運載量上得到了快速發展，近代通訊、導航和海洋探測技術的發展，則給海上商業和軍事力量提供了強大支撐。

19世紀大國海洋博弈的方式因科技進步發生了質變，鐵甲艦隊規模、通信技術、艦載火力、部署規模和續航能力都有了實質性的躍升，歐美大國的海軍力量和海上商業運行能力出現了歷史性飛越，海上軍事博弈與對抗在歐洲、美洲和亞洲之間首次全面展開。世界各國之間經濟隔閡也在19世紀后期被全面打破，自1870年開始，世界貿易首次進入了“國際化”時代，幾乎沒有一個國家可以自絕于全球貿易之外。但需要指出的是，全球貿易的開啟和第二波工業化的深入，既標志著世界財富交易和財富增長的新里程，又標志著海上軍事力量發展的新高度。歐美國家圍繞著海洋勢力范圍、海外殖民地的競爭日益激烈，財富和國力的競爭最終導致了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和1939～1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戰。英國在一戰后的海上霸主地位進一步鞏固，但二戰全面催生了美國位居世界第一的國內科技和工業制造能力的軍事轉化。二戰結束后，美國取代英國成為海上霸主。客觀來說，大航海時代以來的海洋強國崛起都存在以下幾個方面的共同點：經略海洋的國家意識和社會風氣、向海圖強的商業運營方式以及不同時代節點上在工業化進程和海洋科技發展上引領地位、以及迅速將工業化和科技發展轉化為海上軍事和商業力量的投資和創新機制。17世紀以來的海洋強國的崛起歷程，是西方列強海外殖民、掠奪和擴張的過程，是西方列強間無休止的戰亂和爭霸的過程。這同時也是現代海洋秩序與規則產生的過程，更是歐美國家的宗教、意識形態海外輸出和擴張的過程。

國家治理機制與能力建設對于海洋強國的建設和發展具有重大的戰略性引領作用。在“大航海時代”成為海洋強國的葡萄牙，其成功崛起就源于國家層面對航海的推動。葡萄牙歷史學家薩拉依瓦指出，葡萄牙不是第一個從事航海事業的國家，但它首先將航海作為國家計劃，因此葡萄牙的航海大發現是一個國家行為。[1]葡萄牙積極支持對未知海域的探索，甚至通過開放王室森林為造船提供木料，同時采取多種手段培養海洋領域人才，最終形成了走向海洋的國家風氣。17～19世紀，科學技術發展水平處于領先地位并在19世紀上半葉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工業國的英國，具有深厚的海洋文化與經略海洋的國家風氣。早在公元8世紀，英國就出現了海洋小說《北奧武弗》，此后大量杰出的海洋文學作品涌現，代表性的有《烏托邦》（1516年）、《魯濱遜漂流記》（1719年）、《格列佛游記》（1726年）等，這些文學作品反映了英國的海洋文化。美國耶魯大學歷史學教授保羅·肯尼迪曾指出，英國通過維護其商業和海軍力量，加上維持歐洲均勢，找到了長期成為世界一流強國的秘訣。[2]而經略海洋的國家風氣則是重要推動力，克倫威爾統治下的英國政府于1651年就頒布了《航海條例》。英國法學家塞爾登在《領海的完全權利》提出了海洋的主權，指出“海可被視為所有物，海當然是英國國王的所有物”。[3]而正是英國具有高度重視海洋的國家風氣，加之保護貿易通道的需求，建立一支強大海軍并尋求海上霸權才成為必須。

武力保護航道及貿易是海洋強國謀求海上霸權現實需求。從海洋強國崛起及更迭的歷史看，貿易是最直接的影響因素。最早成為海洋強國的葡萄牙于1498年從海上航線抵達印度卡利庫特后，建立了與印度之間的貿易路線，此后長時間壟斷了香料貿易。為了維持對香料與奴隸貿易的壟斷地位，保證皇室獲取穩定的資源與財富，葡萄牙采取了憑借軍事力量實行貿易壟斷，再用貿易壟斷獲得的巨額利潤維持其軍事優勢的做法。[4]西班牙為了能夠有效保護商貿船隊，維護其在中南美洲的利益，建立了一支“無敵艦隊”，并最終于1581年擊敗葡萄牙成為世界海洋強國。1588年，西班牙艦隊遠征英國失利，也帶來了自身軍事實力的削弱，其海上強國的地位最終被英國與荷蘭所取代。建立一支與經濟發展和貿易需求相匹配的海軍對于海洋強國至關重要。當然如果一個國家過多地把資源用于軍事目的而不是用于財富創造、特別是借軍事力量來獲取財富的巨資超過對外擴張所帶來的潛在利益，則該國的國力就會相對被削弱；[5]而一個國家的海軍力量明顯弱于海上貿易的需求，同樣會造成海洋強國地位的喪失。例如，荷蘭海軍實力相比于其貿易規模偏弱，就逐漸使其喪失了海洋強國的地位。美國學者伊曼紐爾·沃勒斯坦指出，曾經稱霸于世界經濟的荷蘭之所以曇花一現，主要是因為它的軍事實力在當時的大國中最為衰弱。[6]

獲取財富與資源是推動海洋強國建設與發展的根本動力。“大航海時代”以來崛起的海洋強國，無一不是將海洋作為獲取財富與資源的渠道與場所，其中最為典型的是荷蘭與英國。荷蘭爆發了世界上最早的資產階級革命，為海上商業貿易的展開提供了制度優勢，也使得荷蘭的海上貿易迅速擴展至加勒比海、非洲、東印度及地中海。荷蘭一度壟斷東方貿易，甚至控制波羅的海的航運，成為“海上馬車夫”。[7]英國也是如此，1640年，英國爆發資產階級革命為其提供了發展商貿的制度環境，英國開始將建立世界貿易霸權作為目標。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曾指出:“英格蘭人之所以強大，是因為自從伊麗莎白時代以來，所有的黨派一致贊成重商的必要性。同一個議會一邊斬國王之首，一邊若無其事地忙于海外商棧的業務。”[8]英國與荷蘭對海上貿易權的爭奪也引發了兩國的沖突，英國發動三次英荷戰爭打敗荷蘭，取代了荷蘭的海上霸主地位，最終“荷蘭的海運貿易大部分為英國人所接替，英國已經變成了世界上的領袖海軍和商業強國”[9]。海洋強國崛起的歷史表明，海洋強國的崛起以維護商貿、促進經濟增長為出發點，以建立強大海軍武裝力量為憑借手段。

宗教因素與思想引領是建設海洋強國的重要助推力。“大航海時代”歐洲海洋強國的崛起具有明顯的宗教因素烙印，無論是西班牙還是葡萄牙，將天主教傳播到異教徒生活的地域是開辟海上航線的重要精神驅動力。英國在擊敗荷蘭獲得海上霸權后，其殖民地遍布全世界，如何維護這一遍布世界的貿易網高效運行，支撐其海上霸主地位？英國小說家喬治·奧威爾將英國海洋強國地位能夠長期維系歸因于其在殖民地采取了“權力下移”的方法，傳播文化而不直接對殖民地加以統治，同時對文化采取百花齊放的寬容態度，因此，英國僅使用500人就能夠治理印度及其3億人口。[10]美國海洋強國的崛起之路具有典型的思想引領特征。美國軍事理論家馬漢在《海權對歷史的影響（1660-1783年）》一書中提出了海權觀念。馬漢認為海洋是國家間武裝沖突的場所，海權之歷史，雖然不全是，但主要是記述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斗爭，國家間的競爭和對抗常常會導致戰爭的暴力行為。而一國為了確保本國的利益，會采取各種手段實施壟斷以限制外國貿易，或者直接采取訴諸武力的辦法。[11]美國于19世紀末接受馬漢海權論思想，并將其作為美國軍事思想的支撐與建軍的原則。在馬漢海權論的指導下，美國海軍建立遠洋艦隊，謀求并建立海上霸權。美國以軍事力量為基礎，綜合運用政治、經濟、外交等手段，達成了控制海洋目的。直至今天，美國在西太平洋、北大西洋及印度洋海域建立的軍事同盟及推行的政策，都是馬漢海權論的現實體現。

自大航海時代以來，海洋一直是海上強國爭奪霸權的舞臺。自500年前的地理大發現開始，縱觀歷史發展，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法國、美國等國的崛起都清楚地表明，近現代以來的大國崛起常常離不開海權的爭奪和海上影響力、控制力的競爭。大航海時代以來大國的興衰歷史清楚地表明，通常只有領先于世界工業化和科技創新進程的海洋強國才能夠發展為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強國，因為只有海上強國才能獲得世界性的市場和資源，才能在市場和資源的財富競賽中勝出。海上強權地位的獲取是大國實力的重要標志，獲得海洋霸權的國家更是將塑造和主導海洋秩序作為維護利益的主要手段。英美兩國在18世紀至19世紀的發展模式表明，以強大的海軍力量保持對他國形成壓制與威懾就能在地緣戰略對抗中勝出，并能夠保證海上通道和力量投送的安全，這是近現代以來海上霸權確立的主要途徑，更是大國的實力標志。

二戰后海洋強國建設的必要路徑：海洋科技、海洋商業、海洋規則能力

第二次世界大戰是海洋強國崛起途徑的分水嶺，二戰前通過強大海上力量訴諸武力是獲取海權的主要途徑。1939年，時任德國駐英國大使狄克遜指出，德國與英國重新發生戰爭的原因在于德國想獲得與英國同樣世界強國的地位。[12]德國海軍總司令雷德爾提出，德國應當堅持海軍優先的原則，并應把戰場轉向海洋。二戰時期，德國集中海上力量對英美交通線實施打擊，雙方在大西洋進行了持續近六年慘烈的大西洋之戰。英國前首相丘吉爾指出：“在整個戰爭過程中，大西洋戰役一直是舉足輕重的因素。我們一刻都不能忘記，不論在陸地、在海洋、在天空或其他任何地方發生的一切都最終與大西洋戰役的結果息息相關。那個可怕的、從不間斷的苦難的歷程——我們經常處于極度的困境和挫折中，而且總是面臨著無形的危險。最終偶然和戲劇般地走上了光明的大道”。[13]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的雅爾塔體系重新塑造了國際政治格局與秩序，也塑造了海洋領域開發與利用新的理念，單純通過發展海上軍事力量并挑戰其他海上強國不再是海洋強國的崛起途徑。即使獲得了海上霸權的美國，也無法使用武力來解決海洋領域的全部問題，海軍在處理國際事務中的威懾力大大下降。

二戰結束后，雖然存在美蘇冷戰，但在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主題的背景下，推進海洋科技、海洋經濟發展，塑造海洋規則成為海上強國維持大國地位的必要條件。海洋科技的發展是建設海洋強國的先決條件。從全球技術發展的歷史看，二戰結束的同時也興起了第三次科技革命，此次科技革命以原子能、計算機等領域的發明與運用為主要標志，涉及信息技術、新能源、新材料、空間技術與海洋技術等諸多領域。作為全球海洋霸權國的美國引領了第三次科技革命，同時也在海洋科技領域取得了一系列成果。20世紀60年代之前，美國海洋科技的發展呈現以技術為中心的特點，進入20世紀70年代后轉變為以開發與保護海洋資源為中心。[14]20世紀90年代后，美國海洋科技發展呈現大數據、跨學科的特點，同時提出“保持與增強美國在海洋科技領域的領導地位”的戰略目標。[15]進入21世紀以來，美國成立了海洋政策委員會，并推出了一系列應用海洋科技的政策，促使海洋科技向經濟的轉化。[16]蘇聯在二戰結束后確定了全國利用海洋資源定期會議機制，在海洋學委員會的具體指導下確定了海洋科技發展的重點。進入20世紀50年代，蘇聯開始自主研發科研船，20世紀60年代中期，蘇聯海洋研究船的數量與美國相當，在噸位上超過美國。[17]進入20世紀70年代，蘇聯已經形成了完善的科考船體系，據俄羅斯學者發表的《“尤里·加加林”號科學考察船的歷史》一文披露，“尤里·加加林”號航程達32000公里，設有86個實驗室，可載220名科學家執行任務。在海洋科技人才方面，20世紀70年代，蘇聯從事全職海洋科研人員近9000人，人員數量為美國的3倍。蘇聯對海洋科技的重視，確保其在海洋大氣、海洋水文、海洋氣象預測等領域的科技水平處于世界領先地位，為與美國展開海上競爭提供了有力支撐。

海洋經濟的高度發展是海洋強國的現實體現。當前，海洋產業成為美國經濟發展的支柱。從地緣環境看，三面臨海的美國擁有1100余萬平方公里的專屬經濟區，大陸架海域提供了30%的石油與20%的天然氣，為美國海洋經濟的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二戰后，美國大力推進海洋資源勘探開發與海洋資源利用的產業活動，海洋經濟的高度發展有力支撐了美國海洋強國地位。1974年，美國提出了“海洋GDP”概念與測算方法以精確定義與量化海洋經濟。數據顯示，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經濟中，80%的GDP受到海岸海洋經濟的驅動，40%直接受海岸經濟的驅動；對外貿易總額的95%和增加值的37%通過海洋交通運輸完成。[18]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南極旅游業蓬勃發展。1991年，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極地項目辦公室鼓勵旅游企業建立一個中心聯絡點。同年，七家美國旅游運營商成立了國際南極旅游組織協會（IAATO），以“共同倡導、促進和實踐安全和環保的南極旅行”為目標。國際南極旅游組織協會在成立后迅速出臺《南極旅游組織者指南》，該指南在1994年第18屆南極條約協商會議上成為“建議18-1”（Recommendation XVIII-1），從法律上將該旅游組織協會所頒發的指南確定為正式指南。目前，國際南極旅游組織協會已發展124個成員，世界上絕大部分的南極旅游運營商已是協會成員。二戰結束后，蘇聯海上對外貿易與海洋經濟開始興起。戰后蘇聯對于漁業高度重視，推動蘇聯漁業的快速發展。1955年，蘇聯成為全球三大漁業國之一。戰后三十年，蘇聯海產品的捕獲量增加近100倍，于1976年達到年產量超1億噸。到1978年，蘇聯捕魚船數量居于世界首位，可以不受季節限制捕魚及加工。[19]1955年至1970年，蘇聯商船噸位從300萬噸增加至1200萬噸。1968年，蘇聯海運貨運量成為對外貿易的最主要方式，占到全部對外貿易運輸量的50%。[20]截至1990年，蘇聯商船船隊規模達1800艘，總噸位2240萬噸，成為世界五大商船國之一。1985年至1990年，蘇聯海上運輸年利潤達2.5億盧布，海上貿易運輸量達3億噸，占蘇聯貿易運輸量的60%。[21]蘇聯海洋經濟的快速發展，為蘇聯海軍發展提供了經濟支撐與安全保障需求，也為冷戰時期蘇聯與美國在海上抗衡、謀求海洋強國地位提供了支持。

海洋強國以海洋規則的塑造力與影響力維持。二戰結束后，海洋領域的競爭從以武力對抗為主的“叢林法則”轉向以規則塑造為主。為了爭取構建符合該原則的國際海洋秩序，美國積極爭奪對國際海洋治理規則的話語權和主導權。20世紀60年代末至70年代，美國相繼推出了《海洋帶管理法》（1972年）、《海洋保護區保護及研究法》（1972年）、《海洋哺乳動物保護法》（1972年）、《清潔水法》（1972年）、《漁業保護管理法》（1976年）、《外大陸架土地法修正案》（1978年）等。1983年，美國頒布《美國的海洋權益主張》宣布劃定美國的海洋權利管轄海域，在專屬經濟區概念的基礎上，按照美國的海域特點和《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內容，進一步細化和固化了美國海洋權利的國家范圍。1988年，美國又通過《總統公告》全面劃分和確認了美國的領海范圍。[22]在面對20世紀70年代出現的涉及海洋法解釋和應用的新型海洋爭端時，美國展現出在全球海洋規則體系變革時期主動爭取規則制定權的強大意識。盡管直到今天美國還沒有加入《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但該公約通過之后，美國通過國內法機制、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原則全面更新和細化美國的領海、專屬經濟區等海洋權益的歷程，清晰地揭示了美國的海洋權益保障在實力、規則和利益三者之間實現有效平衡的強大能力。

自1958年第一次聯合國海洋法會議、1960年第二次海洋法會議及1973年開始的第三次海洋法會議，到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通過并于1994年11月生效，美國全程參與并在很大程度上主導了海洋領域世界規則的生成。新型海洋爭端集中出現在20世紀70年代，彼時第三次聯合國海洋法會議召開，旨在對全球海域的管理和使用規則進行一次全方位的深刻改革和重建。在磋商過程中，美國一直堅持海洋自由最大化的立場，以期新的海洋規則能充分發揮自身的海洋力量優勢。會議期間，國際社會對海洋規則如何確定產生了激烈的紛爭，不同國家的立場相持不下。以擴大海洋管轄權為例，發展中國家紛紛要求將各國對海洋的主權擴展至200海里，而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則反對此主張，認為擴大海洋管轄權損害海洋自由。當會議進入中期階段，美國發現擴大海洋管轄權的趨勢無法阻擋時，迅速調整立場，退而求其次，轉為支持200海里的專屬漁區，而非主權權利更多的專屬經濟區。與此同時，美國基于自身利益并未簽署《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在國際海洋領域推行所謂“航行自由行動”“國際水域”等理念，其本質上是為了維護自身的海洋強國地位，將對在海洋領域于本國有益的規則單方面適用，推廣至國際領域的舉措。蘇聯也積極通過海洋規則的設計維護海洋利益。聯合國海洋法會議期間，蘇聯積極推行12海里領海方案，支持其成為十八國集團方案藍本并提交第二次聯合國海洋法會議，第三次聯合國海洋法會議就12海里領海方案達成一致，其最終成為《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基本原則。與此同時，在黑海《蒙特勒公約》與《多瑙河航行制度公約》等區域性海洋公約領域，蘇聯也重視以規則塑造提升海洋領域的影響力。

21世紀海洋強國建設：實力與規則并重、科技與創新引領

冷戰結束后，俄羅斯的海上實力被大大削弱，難以支持其與美國繼續展開海洋領域博弈。而美國在海洋科技與海洋經濟領域取得進一步發展，后冷戰時代的美國海軍基于美國以實力與規則形成的海洋強國地位強勢介入全球海洋事務，成為美國維持海上霸權地位的象征。

龐大的海洋經濟體量及全球部署的海軍力量支撐當代美國海洋強國地位。從2007年美國頒布的《繪制美國未來十年海洋科學路線圖（2007-2017）》與2018年頒布的《美國海洋科學與技術：十年愿景（2018-2028）》對比看，美國首次將海洋科技發展與國家經濟和安全目標直接掛鉤，明確提出以海洋科技服務于國家發展為核心。[23]這也表明美國為了維持海洋強國的地位，正在推進海洋科技向現實生產力的經濟轉化。具體地看，美國海洋科技的開發與利用體現在海洋探測與資源利用兩個領域。在海洋探測領域，2013年9月，美國機構間海洋觀測委員會公布了《綜合海洋觀測系統的新十年》報告，該報告規劃了美國綜合海洋觀測系統（IOOS）的愿景。[24]當前，美國具備在1500米深海完成油氣鉆探與開發能力，同時在海下感應、深海勘探、深潛機器人、無人船舶等領域處于世界領先地位。在海洋資源利用方面，美國已經具備大型海上潮流發電、波浪能量轉換及海水淡化等能力，同時美國加大海洋生物醫藥的研發，形成了伍茲霍爾、佛羅里達、巴爾的摩與斯克里普斯四大海洋生物研究中心。2000年7月25日，美國國會通過《海洋法案》，時任美國總統克林頓于8月7日簽署該法案，決定成立國家海洋政策委員會。該委員會負責促進與協調國家海洋政策、加強海洋資源管理、促進政府與機構間的密切合作、向總統與國會提出決策建議，進一步促進美國在海洋及沿海活動方面的領導地位。2010年，美國根據《關于海洋、海岸帶與五大湖管理的行政令》，成立了國家海洋委員會以替代海洋政策委員會。[25]美國國家海洋委員會下設海洋資源管理委員會與海洋科學、教育、技術和運營委員會。國家海洋委員會在運營時強調決策過程的透明度、開放性與問責制，并積極引入新思維、外部視角以確保能夠保證國家在海洋領域決策的合理性。根據美國國家海洋和大氣管理局（NOAA）國家海洋經濟項目（NOEP）公布數據，2010年美國的海洋經濟直接解決就業280萬人、創造產值達2580億美元，同時另有260萬個工作崗位及3750億美元產值由相關海洋產業間接創造。[26]2015年，美國海洋經濟解決就業人口320萬、創造產值達3200億美元。目前，美國已經形成了海洋建筑、海洋生物資源、海洋礦業、船舶制造、濱海旅游、海洋交通運輸六大產業。這些產業為美國提供了穩定的就業與產值。

在海洋權益未定的南極區域，美國也積極與七個主權聲索國組成壟斷集團，借助壟斷集團的集團優勢獲得制度性話語權，構成“知識型壟斷”。其主要切入點有兩個，一是高水平的海洋科研，二是高科技引導下的環境保護。在具體的實踐中，海洋科研往往與海洋環保相互作用，共同致力于鞏固美國作為海洋強國的地位和利益優勢。首先是利用科研。凍結領土所有權主張之后，科考與科研是南極唯一受到鼓勵的活動。《南極條約》簽署后，美國的政策目標始終是維持和強化南極條約體系，支持美國的南極項目，保持美國在南極積極而有影響的存在，這種實質性存在既包括長期持續不斷的實踐活動、考察設施、后勤保障，也包括研究隊伍與科研投入。科研是國家參與南極事務的“資本”，是國家獲得南極權利最重要的來源之一。由于南極極端的氣候條件，任何一個國家都無法獨自完成科考與科研，美國憑借強大的極地科研能力、基礎設施建設以及后勤保障能力，獲得南極事務國際領導地位。在世界范圍內，美國南極科學研究站在科學前沿，水平最高、規模最大，這源于美國南極利益的驅使和政策的強有力支撐。其次是環境保護與美國的極地干預。在1991年《南極條約環境保護議定書》簽訂后，環境保護成為南極治理中的壓倒性議題，成為南極政治中的“政治正確”。不過，協商國保護南極環境的主要工具是設立南極保護區，這打開了利用環境保護區鞏固主權優勢的新空間，存在一些國家趁機“圈地”，或者通過管理實踐進行實際控制的可能。壟斷集團是南極保護區系統建設的主要推手。美國積極聯合盟友參與保護區的劃設，同時排除異己，反對特定國家的保護區建設。在被美國傳統視為“后院”的南太平洋海域，美國采取的策略是聯合盟友設立保護區，壟斷集團之間彼此認可對方的保護區議案。目前，南大洋已經建立兩個海洋保護區，分別是英國于2009年設立的南奧克尼群島南大陸架海洋保護區，以及美國和新西蘭于2016年設立的羅斯海地區海洋保護區。羅斯海地區海洋保護區面積超過155萬平方公里，是世界上面積最大的公海保護區，其中72%的面積是徹底禁漁區，其余海域不允許任何非法捕魚活動。

進入21世紀，美國的海洋強國地位以規則與實力維系。規則制定與強大海軍成為美國在海洋領域維護自身利益重要工具。美國在全球海域將規則與實力有機融合。美國海軍已經遍布世界各地，并且已經控制了全球海洋戰略要道或海域，形成了對各個大陸的包圍之勢，美國“國際水域”制度的制定與實施就是為保證美軍的軍事機動自由從而尋求全球海洋霸權而服務的。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美國將印太方向作為軍事力量部署的重點。中美兩國海洋領域表現為競合狀態，即在競爭中合作，在合作中競爭。2021年1月20日，拜登政府上臺后，在中國政策方面強調“競爭、沖突與合作”三結合，也是美中之間競合狀態的反映。南海是中美兩國海軍海上博弈的集中體現地域。近年來，美國海軍將南海作為實施“航行自由行動”的重點區域，且呈現航行次數與規模有不斷增加之勢。2018年，美國海軍的“航行自由行動”從單艦航行發展為雙艦編隊，2019～2020年，美國海軍進一步加大在南海地區的所謂“航行自由行動”，年均達到9次，實施強度也達到了歷史最高水平。2022年4月1日，美國國防部發布所謂年度“航行自由行動”報告，2021年度美軍在全球實施了37次“航行自由行動”，[27]其中，28次發生在亞太地區。美軍在南海自由航行行動7次，其中針對中國的達5次。

與此同時，美軍積極在南海區域展開單邊、雙邊及多邊軍事演習。2020年9月9日，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以視頻方式出席第十屆東亞峰會外長會時指出，僅2020年上半年，美國就派出3000架次軍機、60余艘軍艦，包括多批次轟炸機和雙航母編隊，不斷在南海炫耀武力，強化軍事部署，甚至在與其毫不相干的爭議海域橫沖直撞，肆意推高地區沖突風險，正在成為南海軍事化的最大推手。[28]2022年1月24日，在南海海域，美國海軍一架F-35C戰機在“卡爾·文森”號航空母艦降落時發生事故。2022年6月29日至8月4日，美國主導的全球最大規模“環太平洋-2022”軍演展開。此次演習美國邀請了26國參與，參演裝備包括約40艘水面艦艇及潛艇，170架戰機及2.5萬名士兵。[29]2014年、2016年，美方曾經兩次邀請中方參與“環太平洋”軍事演習，而自2018年以來，美方以南海問題為借口不再邀請中方參與“環太平洋”軍事演習。美國當前借助其強大的海軍力量拉擾盟軍在印太地區孤立中國，其本質上也是為了維護美國基于實力與規則的海洋霸權體系。

中國海洋強國建設的路徑選擇：走中國特色海洋強國之路

自黨的十八大報告首次提出建設海洋強國的戰略任務以來，圍繞中國海洋強國戰略的理論探索與現實建設一直在推進。德國歷史學家利奧波德·馮·蘭克指出，在大國的互相作用與更替中蘊藏著世界歷史的秘密。[30]歷史上曾經崛起的海洋強國的發展之路不能復制，但卻存在可學習借鑒之處。正如習近平主席在亞洲文明對話大會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中指出，文明因多樣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鑒，因互鑒而發展。我們要加強世界上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鑒，夯實共建亞洲命運共同體、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人文基礎。[31]中國需要基于自身實際，借鑒其他國家的歷史經驗，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的海洋強國之路。中國特色的海洋強國建設需要大力發展海洋科技、推進海洋經濟、建設一支強大海軍、形成向海圖強的風氣、主動塑造未來海洋規則體系。

大力發展海洋科技。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發展海洋科學技術，著力推動海洋科技向創新引領型轉變。建設海洋強國必須大力發展海洋高新技術，要依靠科技進步和創新，努力突破制約海洋經濟發展和海洋生態保護的科技瓶頸。要搞好海洋科技創新總體規劃，堅持有所為有所不為，重點在深水、綠色、安全的海洋高技術領域取得突破，尤其要推進海洋經濟轉型過程中急需的核心技術和關鍵共性技術的研究開發。[32]海洋強國崛起的歷史表明，科技的研發與運用能夠改變人類征服與利用海洋的方式，也直接影響著海洋強國的延續與更迭。推進海洋強國戰略要加強海洋科技的研發與創新，在海洋基礎研究、應用研究、高技術研究等領域不斷探索，解決海洋領域的重大科學問題，形成開發海洋資源的新技術體系。同時，需要加強海洋科技人才的培養，促進“海洋大科學”人才研究團隊的生成。海洋科技的發展在引領海洋經濟的同時，也要著眼海洋領域面臨的開發過度、污染、生物多樣性降低、氣候變化等方面問題，加強合作與研究，用科技的手段確保開發與利用海洋的可持續性。

推進海洋經濟健康有序發展。海洋經濟是指開發與利用海洋的各類產業及相關經濟活動的總和。[33]發展海洋經濟是建設海洋強國的基礎與核心。開發海洋是推動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一項戰略任務，加快發展海洋產業，不僅能夠有效促進海洋漁業、油氣、鹽業、礦業、化工業等產業的發展，對于形成新的國民經濟增長點，確保國家經濟協調健康發展也有重要意義。中國是海洋經濟大國，根據《2021年中國海洋經濟統計公報》，2021年中國的海洋經濟在新冠肺炎疫情沖擊后出現強勁復蘇，全國海洋生產總值首次突破9萬億元，達到90385億元，比上年增長8.3%，比同期的GDP增速快0.2個百分點。海洋經濟對國民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8.0%，占沿海地區生產總值15.0%。從海洋經濟主要產業的貢獻來看，濱海旅游業、海洋交通運輸業和海洋漁業分別占到前三位。2021年，上述三大類產業的貢獻率分別為44.9%、21.9%和15.6%，合計在海洋經濟中的占比超過八成，達到82.4%。相比而言，雖然海洋生物醫藥業的增加比上年增長18.7%，達到494億元，但在海洋經濟中的占比只有1.5%；海上風電新增并網容量達到上年的5.5倍（1690萬千瓦），全年增加值比上年增長30.5%。[34]由此可見，我國的海洋經濟市場需求廣闊，發展潛力巨大。為此，需要合理統籌海洋產業布局，充分利用海洋科技成果，將其與相關產業發展有機融合，通過推進海洋經濟的健康有序發展，夯實建設海洋強國事業的基礎。

建設和發展強大的海上軍事力量。在歷史上，海軍建設曾經是中國軍事力量體系建設的短板。近代史上外敵頻繁的海上入侵，給中華民族造成了深重災難。世界海洋強國崛起的經驗表明，建設一支強大海軍是海洋強國的基礎與保障。隨著中國海洋強國戰略的推進，海軍將承擔越來越多維護國家海外利益與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的使命。習近平總書記在視察海軍機關時指出，建設強大的現代化海軍是建設世界一流軍隊的重要標志，是建設海洋強國的戰略支撐，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重要組成部分。[35]近年來，海軍的裝備體系建設與作戰能力建設都取得了長足的進步。無論從海軍裝備的數量還是噸位看，中美海軍之間的力量差距進一步縮小。當前，中國海軍力量的發展與美國謀求全球霸權的意圖，使中美在海洋領域表現為對抗為主的競爭狀態。在亞太地區，美國主導建立了“美日印澳”四國機制。“四國機制”的主要針對目標是中國，在此框架下，美國牽頭在南海頻繁組織的高密度、實戰性升級的各種艦機巡弋和演習的目的也是在海上與中國實施競爭。2021年3月12日，美國總統拜登、時任日本首相菅義偉、印度總理莫迪和時任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出席了“四國機制”視頻峰會，并發表聯合聲明稱四國希望繼續推進合作，將合作重點從軍事演習和人道主義援助擴展到更多領域，以維持印太地區的穩定與繁榮。這是“四國機制”首次舉行領導人級別會議，此次峰會討論了一系列重要的地區議題，包括“南海和東海不受脅迫的航行自由、朝鮮核問題以及緬甸的政變與暴力鎮壓”等，宣稱四國將繼續重視發揮“國際法在海洋領域的作用，促進包括海上安全在內的合作，以應對東海和南海海洋秩序面臨的挑戰”。“四國機制”的主要針對對象是中國，這也從側面反映出中美海洋博弈面臨復雜的形勢。未來中國海軍將在亞太地區乃至全球海洋范圍內面臨美國海軍的挑戰。建設一支與推進海洋強國戰略相匹配，能夠有效應對海上安全挑戰，維護海上經濟利益的海上軍事力量成為歷史必然。

建設和發展向海圖強的體制機制。建設海洋強國除了國家意志與頂層設計，還需要社會民眾的廣泛認可和參與。中國社會民眾總體上的海洋意識較為淡薄，直至黨的十八大提出建設海洋強國，民眾對海洋的關注度才有所上升。[36]中國建設海洋強國需要形成經略海洋的文化氛圍，需要加強海洋意識宣傳以促進全民觀念的形成，進而形成經略海洋、利用海洋、維護海洋的國家風氣。東西方文化與社會風氣的不同也帶來了海洋觀念的不同，西方強調武力征服獲取海上霸權，中國則強調和平與合作的“和合”觀念。構建海洋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提出符合中華優秀傳統價值理念，是中國自古以來的親仁善仁、協和萬邦精神的當代彰顯。構建海洋命運共同體是中國在全球海洋事務領域提出的“中國理念”。這一中國理念需要在中國的表率作用下具體化為海洋治理的“中國方案”，更需要在各國的共同參與和努力下落實為將全球海洋變成真正意義上的“合作之海、和平之海與友誼之海”的“世界行動”。[37]構建海洋命運共同體理念應成為全民共同的海洋意識，當在國家層面與民族范圍內形成向海圖強的風氣后，將會吸引大批人才投入到海洋開發與建設之中，海洋強國事業才會形成凝聚力與向力心。

引領和塑造未來海洋規則。英美等海洋強國的崛起與維持表明，規則對于穩定海洋強國地位至關重要，二戰之后的海洋權益爭端大都是基于規則展開。當前中美海上競爭也大多表現為規則之爭。第一，應當重視海洋規則的塑造。海洋強國建設應以法律法規、政策規劃的形式確立海洋戰略的地位和實施細則。制定和出臺海洋基本法以及海洋強國相關政策文件，以保證海洋強國戰略得以順利實施的國家意志力體現。[38]第二，要著眼未來強化海洋立法和實施細則。隨著中國海洋貿易與對外交往的增多，諸多海洋問題都會出現。第三，需要頂層設計、整體布局謀劃海洋相關法律與實施規則。要基于現實形成避免沖突規則。在2014年4月22日至23日舉行的第14屆西太平洋海軍論壇年會上，《海上意外相遇規則》獲得通過。《海上意外相遇規則》對海軍艦機的法律地位、權利義務以及海上意外相遇時的海上安全程序、通信程序、信號簡語、基本機動指南等作了規定。《海上意外相遇規則》對于減少和平時期各國海空軍事行為的誤解誤判、避免海空意外事故、維護地區安全穩定具有十分積極的意義。[39]2021年12月15日至17日，中美兩軍以視頻會議形式舉行了本年度（2021）的海上軍事安全磋商機制會議。國防部發言人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中美雙方就當前中美海空安全形勢進行了交流，對《中美海空相遇安全行為準則》執行情況進行了評估，討論了改進中美海上軍事安全問題的措施，并就2022年機制會議有關事宜初步交換了意見。[40]2022年6月10日，在第十九屆香格里拉對話會期間，中國國防部長魏鳳和與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舉行會談，雙方認為應增進戰略互信，管控好矛盾分歧。中國國防部長魏鳳和指出，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正面臨嚴峻挑戰，習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發展倡議和全球安全倡議為人類戰勝危機指明了正確方向，亞太的和平穩定需要地區國家共同努力維護。與此同時，中國還需要主動參與北極航道開辟與建設、北極地區開發、深海與海底資源開發等規則的制定，以取得未來開發與利用海洋的話語權。為加強海洋事務的統籌規劃和綜合協調，可在適當時機設立高層次議事協調機構國家海洋委員會，負責研究制定國家海洋發展戰略，統籌協調海洋重大事項。

結語

世界上各大海洋強國的海權發展歷史經驗對于今天的中國海權建設及海洋強國戰略的實施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德國存在主義哲學家雅斯貝爾斯指出，把歷史變為我們自己的，我們遂從歷史進入永恒。在歷史上，荷蘭曾經未能建設一支與海洋經濟發展相適應的海軍力量最終使強國地位易手；英國海洋強國歷史說明海軍制海權的相對性、局限性以及國家綜合實力無法在二戰前后抗衡美國崛起的力量相對性；美國以馬漢海權思想為指引，自19世紀末開始重視海軍力量建設，但美國霸權崛起的核心要素還是其19世紀初期以來并不急于介入列強爭霸，而是通過招攬全球人力資源，在工業化進程中治理體制、基礎研究和科技創新等方面占據世界前沿之后，通過自身強大的制造業和科技研發實力，在日本偷襲珍珠港事件后完成全球海空軍事力量最大的“爆發性”發展，而最終一躍成為世界海洋霸主。美國的海洋強國崛起，說到底，是“適應時代變化”最終成為海權強國。[41]荷蘭是最早的海洋力量的探索者，但歷史表明，沒有強大的海軍就無法支撐海洋強國的地位。但近現代史同樣充分說明，如果只有海軍單一維度的發展也無法成為海洋強國，而海軍力量發展后如果一味窮兵黷武、甚至瘋狂地進行對外侵略和擴張，更是曾經一度的海洋強國的窮途末路。明治維新后，日本是首先實現海上力量崛起和工業化進程的非西方國家，但軍國主義日本的下場是被永遠釘在了人類的恥辱柱上。

縱觀大航海時代以來的海洋強國的沉浮興衰，海洋強國崛起和延續的基礎要素，永遠是海洋經濟、海洋科技、海洋規則、海洋文化、海軍力量等綜合力量的綜合作用，而能否引領全球工業化進程更是海洋強國背后的決定性動力，單純某一領域的發展并不能持續支撐海洋強國的地位。要建立和形成海軍實力、海上商業能力、海洋科技和資源開發與環境保護等領域內的規則與技術優勢，更是依靠高效的、開放的和有競爭力的國家治理體制機制而培育、支撐和形成的。當前，中國正面臨著不斷深化的大變局時期，世界與中國都處于大變革的時代。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的特征更加明顯。我國發展面臨新的戰略機遇、新的戰略任務、新的戰略階段、新的戰略要求、新的戰略環境，需要應對的風險和挑戰、需要解決的矛盾和問題比以往更加錯綜復雜。[42]中國特色海洋強國建設需要在海洋科技、海洋經濟、海軍建設、思想風氣、規則塑造等領域綜合協調發展的任務也更為迫切和艱巨。但只要全國上下堅定信心，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引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事業將不斷向前發展。執著地建設海洋強國、推進海洋治理體制機制的創新和發展，更加科學、深入地推進陸海統籌、全面提升中國的海洋科技、海洋規則、海洋經濟、海洋資源保護和海洋商業拓展的歷史高度，中國的海洋強國建設將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持續動力。

（本項研究得到中央直屬高校科研經費支持）

注釋

[1]《大國崛起》節目組編：《大國崛起·葡萄牙 西班牙》，北京：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年，第13頁。

[2]保羅·肯尼迪：《英國海上主導權的興衰》，沈志雄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95頁。

[3]保爾·芒圖：《十八世紀產業革命：英國近代大工業初期的概況》，楊人楩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69頁。

[4]趙婧：《葡萄牙帝國與早期近代世界貿易》，《首都師范大學學報》，2009年第2期。

[5]保羅·肯尼迪：《大國的興衰：1500–2000年的經濟變遷與軍事沖突》，王保存等譯，北京：求實出版社，1988年，序。

[6]伊曼紐爾·沃勒斯坦：《現代世界體系》第二卷，呂丹譯，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45頁。

[7][11]阿爾弗雷德·塞耶·馬漢：《海權對歷史的影響（1660–1783年）》，李少彥等譯，北京：海洋出版社，2013年，第96～100、1～20頁。

[8][10]艾倫·麥克法蘭主講、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主編、劉北成評議：《現代世界的誕生》，管可秾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9、31～33頁。

[9]富勒：《西洋世界軍事史》第二卷，鈕先鐘譯，南寧：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93頁。

[12]于振武：《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1頁。

[13]溫斯頓·丘吉爾：《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第5卷：緊縮包圍圈），張自謀譯，海口：南方出版社，2003年，第14～15頁。

[14]張繼先：《近二十年來美國海洋科學政策的演變》，《海洋通報》，1981年第6期。

[15]Основные тенденции развития вое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ых корпораций США в 1990-х годах, http://www.dslib.net/voen-teoria/osnovnye-tendencii-razvitija-voenno-promyshlennyh-korporacij-ssha-v-1990-h-godah.html?ysclid=l5om042qui333616261.

[16]21世紀美國海洋科技政策占二戰后美國推出政策的一半，相關政策主要有：《成立“卓越海洋教育中心”〈海洋法案〉》（2000年）、《規劃美國海岸事業的航程》（2003年）、《美國海洋行動計劃》（2004年）、《21世紀海洋藍圖》（2004年）、《繪制美國未來十年海洋科學路線圖：海洋研究優先計劃和實施戰略（2007–2017）》（2007年）、《21世紀海洋保護、教育與國家戰略法》（2009年）、《海洋變化：2015–2025海洋科學十年計劃》（2015年）、《美國海洋科學與技術：十年愿景》（2018年）等。

[17]戴維·費爾霍爾：《蘇聯的海洋戰略》，龔念年譯，北京：三聯書店，1974年，第175頁。

[18]姚明：《世界海洋經濟競爭愈演愈烈》，2016年12月7日，http://ex.cssn.cn/jjx/xk/jjx_lljjx/sjjjygjjjx/201612/t20161207_3304847.shtml。

[19]戈爾什科夫：《國家的海上威力》，北京：三聯書店，1977年，第77頁。

[20]蘇聯中央統計局：《蘇聯國民經濟六十年》，北京：三聯書店，1979年，第379頁。

[21]Развитие морского торгового флота РФ, https://zen.yandex.ru/media/id/5f2818604baad45599187bca/razvitie-morskogo-torgovogo-flota-rf-5f52141166cb31336ac754b0.

[22]Biliana Cicin-Sain; Charles Ehler; Gerhard F. Kuska,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Ocean Policy," Lisbon: The Ocean Policy Summit, October 10-14, 2005.

[23]李曉敏：《美國海洋科學技術兩個“十年”計劃比較分析及對我國的啟示》，《世界科技研究與發展》，2021年第6期，第693頁。

[24]"A New Decade for the Integrated Ocean Observing System," http://www.iooc.us/wp-content/uploads/2013/01/U.S.-IOOS-Summit-Report.pdf.

[25]付玉：《美國：國家海洋委員會協調下的綜合管理》，2013年5月3日，http://www.nmdis.org.cn/c/2013-05-03/54627.shtml。

[26]Svati Kirsten Narula: Экономика Америки, основанная на океанах, https://translated.turbopages.org/proxy_u/en-ru.ru.a6d9cecc-62d3c5de-3cf351c6-74722d776562/https/www.theatlantic.com/business/archive/2014/03/americas-ocean-powered-economy/284516/.

[27]"DoD Releases Fiscal Year 2021 Freedom of Navigation Report," https://www.defense.gov/News/Releases/Release/Article/2986974/dod-releases-fiscal-year-2021-freedom-of-navigation-report/.

[28]《美軍在南海動作頻繁，再度刷新美軍機對中國抵近偵察距離記錄》，2020年9月27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9358368。

[29]"Navy Finalizes Plans for Next Rim of the Pacific Exercise," https://www.defensenews.com/naval/2022/03/25/navy-finalizes-plans-for-next-rim-of-the-pacific-exercise/.

[30]Leopold von Ranke, in Georg loggers and Konrad von Moltke (eds.),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istory, Indianapolis: The Bobb's Merrill Co., 1973, p. 162.

[31]《習近平在亞洲文明對話大會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2019年5月15日，https://www.ccps.gov.cn/xtt/201905/t20190515_131664.shtml。

[32]《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體學習時強調 進一步關心海洋認識海洋經略海洋 推動海洋強國建設不斷取得新成就》，《人民日報》，2013年8月1日。

[33]參見國務院2003年印發的《全國海洋經濟發展規劃綱要》。

[34]周密：《發展海洋經濟需探索新路徑》，2022年6月23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36392005449224368&wfr=spider&for=pc。

[35]《維護海洋權益 建設海洋強國》，2017年9月21日，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7/0921/c40531-29549318.html。

[36][38]劉德喜主編：《建設中國特色的海洋強國》，廣州：廣東經濟出版社，2022年，第60～61、4頁。

[37]朱鋒：《從“人類命運共同體”到“海洋命運共同體”——推進全球海洋治理與合作的理念和路徑》，《亞太安全與海洋研究》，2021年第4期。

[39]《西太平洋海軍論壇年會通過〈海上意外相遇規則〉》，2014年4月23日，http://www.gov.cn/xinwen/2014-04/23/content_2665423.htm。

[40]《2021年12月國防部例行記者會文字實錄》，2021年12月30日，http://www.mod.gov.cn/jzhzt/2021-12/30/content_4902043.htm。

[41]朱鋒主編：《21世紀的海權：歷史經驗與中國課題》，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15年，第1～3頁。

[42]《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迎接黨的二十大”專題研討班上發表重要講話強調 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奮力譜寫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嶄新篇章》，2022年7月27日，http://www.news.cn/politics/leaders/2022-07/27/c_1128869102.htm。

Experience of the Rise of Maritime Powers and China's Practical Options

Zhu Feng

Abstract: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maritime power to systematically analyze and review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the rise of maritime powers in modern history and summarize the underlying historical laws behind the development of maritime powers. Since the Age of Exploration, the rise of maritime powers has been characterized by a social consciousness and a political determination to explore the oceans. In modern times, the history has ended when the West, through the expansion of maritime military and commercial power, plundered the colonies, established colonial governments, controlled shipping lanes by force and established overseas spheres of influence. However, China still needs to draw on their experience in rule-making, resource development, security of commercial waterways and the advancement of maritim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building of a maritime power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requires a process of vigorously developing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dvancing marin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building a strong navy. In the meantime, it is essential to build up social consciousness and political consensus as required by a strong maritime power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21st century, and to take the initiative to shape and lead the global system of marine rules,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rine resource development and marin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for human beings.

Keywords: maritime power, maritime strategy, rise of major pow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