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1世紀是‘太平洋時代’”這一觀點已經得到學界的一定認同,但“太平洋時代”說提出至今已經170余年,在此期間世界經濟政治格局幾經變換,已經呈現出與“太平洋時代”不完全相符的態勢。當今世界經濟發展呈現多極化格局,加之北極廣闊的開發前景、北半球高緯度地區強國集聚以及太平洋沿岸國經濟發展水平差距過大等原因,21世紀應該是“北冰洋—太平洋時代”而非“太平洋時代”。我國應重視和關注“北冰洋—太平洋時代”發展趨勢。
【關鍵詞】北冰洋—太平洋時代 世界經濟發展中心 太平洋時代
【中圖分類號】D81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2.17.006
【作者簡介】李振福,大連海事大學交通運輸工程學院教授、博導,大連海事大學極地海事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為北極及北極航線問題研究、復雜海運網絡研究。主要著作有《中國的北極觀理論體系構建》《中國北極問題研究:發展脈絡、支撐體系和學科發展》《北極地緣政治的多尺度特征——兼論北極問題與南海問題的本質不同》《從“裂實力”到“通實力”:戰后國家實力演變》等。
“太平洋時代”(或“太平洋世紀”)的思想產生于19世紀中葉,1852年,美國政治家威廉·亨利·西沃德曾預言,“太平洋和它的海岸島嶼以及海外的廣大土地”將成為“這個世界更偉大未來的主要舞臺”。“太平洋時代”說是指隨著日本、中國、“四小龍”、“四小虎”、東盟等國家和地區經濟的快速增長,世界經濟中心將由大西洋沿岸向太平洋沿岸轉移,“大西洋時代”將被“太平洋時代”所取代。
“太平洋時代”說提出的重要依據是世界經濟重心向東亞轉移。一些學者贊同經濟重心東移的觀點,李籟思(2009)認為,全球經濟重心正由西方逐漸向東方轉移,并在未來數年甚至數十年中將一直保持此趨勢。[1]徐崇溫(2012)認為,在國際金融危機期間,世界重心由西方向東方的轉移過程加速。[2]李長久(2011)認為,世界經濟重心正重回亞洲,亞洲已成為大國博弈的主戰場。[3]但也有學者持其他觀點,李向陽(2011)認為,由于受制于亞洲統一市場建立所面臨的障礙、自主創新能力不足所帶來的約束等因素,至少在中期內(至2021年)亞洲還難以成為全球經濟重心,若無法實現突破,全球經濟可能會形成由亞洲和歐美并存的“雙中心”格局。[4]周岳峰(2017)認為,歐亞大陸具有悠久的交往歷史,加之“一帶一路”對于歐亞經濟的促進作用,歐亞大陸已成為新的具有活力的世界經濟重心。[5]還有學者對“太平洋時代”的到來持懷疑態度,伍貽康(1985)認為,不能憑借亞太地區經濟崛起斷言“未來是太平洋時代”,因為以地區闡明時代特征,不是一種正確反映現實的科學概括。[6]楊運忠(1987)認為,太平洋地區直到21世紀也不可能取代大西洋地區,當前和今后國際格局的根本特征是多層次、多中心的“網狀”結構。[7]周榮耀(1996)認為,“太平洋時代”熱是西方國家帶有明顯戰略意圖的產物,其長期目標是將亞洲帶進他們所設計的“太平洋時代”中,因此不能簡單地認為“太平洋時代”即將來臨。[8]近年來,也有學者從“時代”的變遷與文化的遷移出發,探究“印太時代”到來的可能性。[9]
因此,有必要對世界經濟發展中心變遷過程進行再認識,明確當今世界政治、經濟格局及其態勢,以辨析21世紀是“太平洋時代”還是“北冰洋—太平洋時代”,這關乎我國未來的發展方向和國家戰略,意義重大。本文通過對世界經濟中心轉移過程的研究,提出21世紀是“北冰洋—太平洋時代”而非“太平洋時代”的論點,并就中國在“北冰洋—太平洋時代”背景下如何發展,提出相關建議。
世界經濟發展中心的轉移歷程
世界經濟發展中心是指某一時期內經濟發展較為活躍,同時能影響和帶動世界經濟發展的國家或地區,即世界經濟的火車頭和動力源。在人類歷史的漫漫長河中,世界經濟發展中心并非永恒不變,在政治、科技、文化、軍事等多重因素的影響下,舊的衰落的經濟中心被新的繁盛的經濟中心所取代,并不斷重復這一過程。
經濟發展中心第一次轉移:亞洲至地中海沿岸。世界經濟發展中心最早出現于亞洲,亞洲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發源地之一,四大文明古國中的古印度、古巴比倫和中國均位于亞洲。古印度是世界四大宗教之一的佛教的發源地,古巴比倫擁有世界歷史上第一部較為完整的成文法典——《漢謨拉比法典》,中國的四大發明推動了中國乃至世界文明發展進程,同時也為西方文藝復興奠定了基礎。英國哲學家弗朗西斯·培根曾評價道:“印刷術、火藥、指南針,這三種發明已經在世界范圍內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況都改變了。”古代絲綢之路是古代中國與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進行物質文明、精神文明交流融合的通道,是古代中國長期成為世界經濟中心的通道,中國的對外貿易在隋唐時期達到鼎盛,到了宋元時期,中國已經發展為世界對外貿易最強大的國家。[10]據學者統計,公元1500年,亞洲地區GDP總量占世界經濟總量的65.2%,其中中國占25.0%,印度占24.5%,是同一時期西歐國家總和的3.6倍。[11]從中可以看出當時亞洲文明、經濟、科學技術發展水平之高,并且當西方處于文明衰落的“黑暗中世紀”時,亞洲地區的文明仍在繼續向前發展。雖然1820年中印兩國的GDP仍高于當時的美、英、法等國[12],但由于采取閉關鎖國的國家政策、錯失工業革命的發展機遇、西方列強的殖民掠奪等原因,亞洲國家已逐漸走向沒落,漸漸淡出世界舞臺中心,喪失了世界經濟發展的中心地位,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亞洲經濟才開始復蘇。
11世紀至15世紀,世界經濟發展中心逐漸由亞洲轉移至位于地中海沿岸的意大利。歐洲經濟在漫長的“黑暗中世紀”后逐漸復蘇并進一步發展,最先開始發展的區域是地中海沿岸地區。意大利是資本主義萌芽較早出現的地方,擁有威尼斯、熱那亞、比薩、佛羅倫薩等商貿城市。其中,佛羅倫薩是歐洲較早的金融中心,同時也是歐洲文藝復興的發源地。威尼斯、熱那亞憑借優越的地理位置,建立起龐大的海上貿易網絡,成為東西方海運貿易的重要樞紐,獲得了大量財富。威尼斯共和國控制了歐洲與東方之間的香料貿易,是11世紀至16世紀期間最富有、最成功的西歐經濟實體。[13]除了繁榮的海上貿易外,威尼斯的造船業、毛紡業、玻璃制造業也較為發達,其發行的杜卡特貨幣流通于大部分歐洲地區。
經濟發展中心第二次轉移:地中海沿岸至大西洋沿岸。新航路的開辟、資產階級革命和工業革命進一步拉動了歐洲經濟的發展,世界經濟發展中心開始向大西洋沿岸地區轉移。這次世界經濟發展中心的轉移始自新航路開辟,15世紀至17世紀是歐洲大航海時代,歐洲國家開始進行海外探索,通過殖民擴張和掠奪實現了原始資本的快速積累。美洲新大陸的發現、歐洲至印度航線的開辟等,拓展了大西洋沿岸國家的海外市場,世界主要貿易航線發生變化,意大利、奧斯曼帝國等地中海沿岸國家喪失歐洲商業中心地位,西班牙、葡萄牙、荷蘭、英國等大西洋沿岸國家開始了對海上霸權的爭奪。位于伊比利亞半島的葡萄牙和西班牙最早從中獲利,占據海上霸主地位長達一個世紀之久,這兩個國家開辟了通向亞洲和美洲貿易的新通道,通過海上貿易和海外殖民獲得巨額財富。據統計,16世紀最初的5年里,葡萄牙香料貿易金額由22萬英鎊迅速上升至230萬英鎊[14],16世紀末世界金銀總產量中有83%被西班牙占有。[15]
17世紀,世界經濟發展中心北移至荷蘭。這一時期的荷蘭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商業船隊和最先進的造船技術,商船噸位占歐洲總噸位的四分之三,壟斷了近一半的世界海運貿易,被稱為“海上馬車夫”。在荷蘭的阿姆斯特丹誕生了世界上第一個股票交易所、第一家上市公司、第一家具有現代意義的銀行,當時的荷蘭掌握了世界經濟的主導權,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和貿易中心。到了17世紀后期,荷蘭的國民收入比英倫三島的總和還高出30%至40%。[16]
荷蘭之后,下一個成為世界經濟發展中心的大西洋沿岸國家是英國。17世紀80年代,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結束,經濟發展迅速,社會保持相對穩定,使其具備了發展工業革命的前提。18世紀中葉,英國率先進行了第一次工業革命,珍妮紡紗機、蒸汽機等機器投入使用,生產力得到大幅提高,以紡織業為例,1850年至1870年,英國棉織品出口額從2800萬英鎊增至7100萬英鎊[17],當時的英國有“世界工廠”之稱。1860年,英國工業生產總值占世界生產總值的19.9%,1880年更是高達22.9%。[18]工業革命的發生和完成,極大地提升了英國的工業水平和經濟實力,英國開始成為世界經濟的心臟。鼎盛時期的英國被稱為“日不落帝國”,擁有世界上最廣闊的殖民地,海外殖民地遍布世界五大洲。
經濟發展中心第三次轉移:大西洋東岸至大西洋西岸。世界經濟發展中心的變遷從未停止,19世紀末,美國以第二次技術革命為機遇,憑借豐富的自然資源、充足的廉價勞動力、歐洲資本的涌入以及海外移民帶來的先進科學技術等迅速崛起,成功實現了從落后的農業國到先進的工業國的轉變,經濟進入高速增長時期。1774年至1910年,美國實際國民生產總值增長近175倍,增長率遠高于當時經濟最為發達的英國。[19]1894年,美國的工業總產值超過英國、德國,躍居世界首位,成為世界頭號工業強國,世界經濟發展中心開始從大西洋東岸轉移至大西洋西岸。1944年召開的布雷頓森林會議上確立了以美元為中心的貨幣體系,美國在世界經濟格局中的地位得到進一步提升。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之后,歐洲各國損失慘重,經濟上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壞及削弱,無力再與美國爭奪世界經濟霸主地位,而位于美洲大陸的美國本土基本沒有受到戰爭的直接影響,損失相對較小,在戰后進入經濟發展的“黃金時代”。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初期,美國出口貿易額曾占世界貿易總額的四分之一左右[20],此后美國逐步成長為稱霸世界的超級大國,開始引領世界經濟的發展,并主導建立了世界政治、經濟、軍事新秩序。
世界經濟發展中心轉移的規律和特征
世界經濟發展中心的轉移歷程為:亞洲(主要為中國與古印度)→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美國,縱觀經濟發展中心的變遷,可以總結出以下規律和特征。
世界經濟中心是以海洋為通道進行轉移的。海洋在世界經濟發展中心的轉移過程中起到了重要的通道作用。世界經濟中心主要在沿海國家和地區間進行轉移,作為最早的世界經濟發展中心的中國和古印度分別為北太平洋和印度洋沿岸國家,意大利為地中海沿岸國家,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美國為大西洋沿岸國家。歷史上的經濟發展中心通過圍繞大陸的大洋進行轉移,世界經濟中心從太平洋、印度洋沿岸“出發”,經紅海、曼德海峽至地中海沿岸的意大利,再經直布羅陀海峽至瀕臨大西洋的葡萄牙與西班牙,沿大西洋北移至荷蘭,經北海抵達英國,然后橫跨大西洋至位于大西洋西岸的美國。此過程中的每一次轉移都通過海洋的通道進行,以海洋為轉移媒介,并且海洋之間主要依靠海峽等海上通道連通。而按照“太平洋時代”說的觀點,世界經濟發展中心將由大西洋沿岸轉移至太平洋沿岸,其轉移過程直接跨越美洲大陸,跳向太平洋,而非通過大洋的通道進行轉移,缺失海洋這一重要媒介,不符合世界經濟發展中心轉移過程中所展現的客觀規律。因此,取代“大西洋時代”的不應是“太平洋時代”,與大西洋相鄰的北冰洋或可作為世界經濟中心轉移的通道,起到溝通大西洋與北太平洋的作用,并與北太平洋一起構成世界經濟新的重心區域,也就是形成“北冰洋—太平洋時代”。
海運的發展促進了世界經濟發展中心的形成和轉移。古代中國以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進入世界經濟中心行列[21],曾擁有強大的海上力量,以明朝鄭和下西洋為頂峰,其海上力量稱霸東亞,遠至歐洲,與眾多鄰海國家建立了貿易關系。此后閉關鎖國的政策使中國開始了長達300多年的海禁,在這一過程中,國家經濟實力明顯下滑,逐漸退出世界經濟中心行列。意大利位于地中海航線的中心,地中海區域在哥倫布發現美洲新大陸之前一直是東西方聯系的紐帶[22],頻繁的海上貿易促進了威尼斯、熱那亞等港口城市經濟的繁榮發展,促使意大利成為當時的經濟發展中心。新航線的開辟為西方殖民統治者帶來了豐厚的資本積累,進一步促進了資本主義的發展。15世紀末期至16世紀末期,整個歐洲的黃金儲量從55公斤升至119萬公斤,白銀儲量從700公斤升至2140萬公斤。[23]西方資本家依靠這些資本開設現代工廠,促進生產力發展,生產出各種工業產品并通過海洋運輸出口到其他國家。第一次工業革命時期,西歐已經成為世界經濟心臟,隨之而來的是大西洋世界經濟發展中心的漸趨成熟。西方國家通過海洋走向世界,逐漸征服世界。海運在世界經濟發展中心的轉移過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從古代中國借助海上絲綢之路不斷拓展貿易范圍,到地中海沿岸國家憑借區位優勢成為東西方海運貿易樞紐,再到新航路開辟對西歐經濟的促進作用,海運這一交通運輸方式對于世界經濟的發展和經濟中心的轉移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
世界經濟中心的轉移一般會形成以世界大洋中某一區域為標志的時代。為更好地刻畫與描繪在世界文明、經濟發展史中曾經極度燦爛輝煌的國家和地區,人們通常在文明繁榮璀璨、經濟高度發達的地區后綴以“時代”二字,如“地中海時代”“大西洋時代”等。值得注意的是,世界經濟發展中心的轉移并不會形成整個海洋的時代,而是形成以世界大洋中某一區域為標志的時代。最早的世界經濟發展中心出現于太平洋和印度洋沿岸,有學者將其稱為“印度洋—西太平洋時代”,用以表示互相吸引、互為表里的東亞文明圈與印度洋文明圈。[24]但就當時的經濟、文明發展水平而言,稱之為“北印度洋—西北太平洋時代”更為貼切。世界經濟發展中心在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美國之間的轉移,構成了所謂的“大西洋時代”,這些國家均為北大西洋沿岸國家,而南大西洋沿岸國家的經濟實力不足以支撐起“大西洋時代”,因而,更為準確的命名應為“北大西洋時代”。由于海洋的面積十分廣闊,世界經濟發展中心的出現及轉移過程只對經濟中心所在區域的經濟發展起到重要拉動作用,并為其注入活力,對距離經濟發展中心較遠區域的拉動作用次之,因此,接棒“北大西洋時代”的將會是某一大洋的某一區域,或者是兩個大洋的連接區域,并形成此區域的時代。
世界經濟中心將圍繞歐亞大陸進行轉移。世界經濟發展中心主要圍繞歐亞大陸轉移,近代之前的經濟發展中心均出現于歐亞大陸。雖然美國不在歐亞大陸,但在本源上美國是歐洲向全球擴張的產物,美國文化是歐洲文化在新大陸的延續與創新。[25]新航路的開辟、資產階級革命、工業革命等推動人類社會歷史進程的重要事件也大多發生于歐亞大陸。歐亞大陸擁有深厚的歷史底蘊,幅員遼闊,陸地面積約為5476萬平方公里,占世界陸地總面積的40%,是面積最大的大陸,經濟總量和人口總數約占世界的70%。[26]歐亞大陸一直處于世界經濟、政治、文化的中心地帶,并保持這一優勢至今,曾涌現出波斯帝國、古羅馬帝國、拜占庭帝國、阿拉伯帝國等龐大的帝國,孕育出世界上最早、最先進、發展最快的文明,除古埃及文明之外的早期文明均位于歐亞大陸,且古埃及在地理區位上毗鄰歐亞大陸,佛教、印度教、伊斯蘭教等宗教也誕生于歐亞大陸。歐亞大陸也是世界上唯一連通全球全部大洋的中心大陸,其經濟發展空間、潛力及機遇巨大。[27]在經濟、政治多極化背景下,擁有中、俄、印、法、德等世界強國的歐亞大陸必將煥發出新的光芒。
轉移過程與“通實力”和“通權”的區域格局及轉移相關。世界經濟發展中心的轉移與世界“通實力”和“通權”的區域格局及轉移相關,中心地位與“通實力”和“通權”地位對應。世界經濟發展中心的轉移過程體現了地緣政治理論“通權論”與國家實力理念“通實力”的核心內涵——“通”[28],成為世界經濟中心的都是“通實力”“通權”強的區域或國家。古代中國通過陸海絲綢之路、玄奘西行、鄭和下西洋等,實現了與中亞、西亞、東南亞、東非、地中海沿岸國家之間的經濟、文化、科技交流,在小范圍內實現互聯互通,但受制于技術與其他條件的限制,此時“通”的程度還是有限的。隨后,地中海沿岸的意大利等國憑借地中海貿易航線,成為東西方貿易中心,擁有較高的“通實力”及較強的“通權”,是當時的經濟發展中心。新航路的開辟實現了世界范圍內的連通,西班牙、葡萄牙、荷蘭等國通過殖民侵略和海上貿易,拓展其“通”的范圍即地緣生存空間,崛起為經濟發展中心。工業革命后,汽車、火車、輪船等交通運輸工具的發明與普遍使用,使英國、美國實現了對海陸空地緣空間的聯通控制,不斷擴展地緣空間[29],其“通實力”與“通權”得到大幅提升,成為當時的世界中心。
因此,也可以將世界經濟發展中心的轉移視為“通實力”與“通權”區域格局的更迭,“通”代表著國家權力的崛起會引發世界格局的轉變,“通實力”與“通權”越強的國家和地區,其經濟、政治、軍事實力以及在國際社會上的影響力也更強勁。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快,世界各國家和地區間的聯系會愈加緊密,對“通”的要求也進一步提高,新的世界經濟發展中心必將轉移至“通實力”水平較高并能有效掌握“通權”的國家和地區。
王逸舟在《論“太平洋時代”》一文中,將美國發展重心由東向西的變動作為“太平洋紀元”出現的原因。[30]美國雖然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國家綜合實力強勁,但世界經濟政治局勢的變化應是全球多種力量競爭、聯合、博弈的結果,美國戰略重心的變化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不能成為印證“太平洋時代”到來的依據。
“北冰洋—太平洋時代”的形成依據
“太平洋時代”說是基于當時的時代背景所提出的,而在21世紀的今天,世界經濟、政治、安全格局幾經變換,“太平洋時代”這一概念是否仍符合當今時代的特征,是值得商榷的。
北冰洋開發前景廣闊。北冰洋位于地球北端,面積約為1310萬平方公里,是四大洋中面積最小的大洋。由于北極惡劣的氣候環境和相關技術限制,北冰洋的開發利用程度較低。但隨著全球氣候變暖,北極冰層融化速度加快,據美國北極研究協會報告顯示,2020年9月,北冰洋海冰平均面積為392萬平方公里,是自1979年有衛星記錄以來的歷史第二低值[31],北極航線的全面開通以及北冰洋的開發利用前景可觀。
北極航線連接的西北歐、北美洲、東亞地區是目前世界上經濟發展最具活力的地區,它的開通將促進這些地區間的經貿往來和文化交流。使用北極航線可以大大縮短東亞地區與歐洲、北美洲之間的運輸距離,節約運輸時間,從而大幅度降低海運成本。同時可以規避馬六甲海峽、蘇伊士運河、霍爾木茲海峽存在的海盜肆虐、交通擁擠、政治變化等風險。海上運輸承擔了約90%以上的全球貿易運輸量,北極航線貨運量的增加,將會改變現有的世界海運格局,引發世界經濟格局的重構。[32]
北極地區蘊藏著豐富的礦產、石油、天然氣等自然資源,據美國地質調查局2008年發布的《北極地區油氣潛力評估報告》顯示,北極圈內已探明的石油儲量為900億桶,天然氣儲量為1669萬億立方米,液化天然氣儲量為400億桶,不亞于中東。由于經濟快速發展,各國能源需求不斷增加,能源資源儲量日漸減少,許多國家將目光轉向北極,開展北極能源的勘探開發工作。北極將成為世界油氣資源主要供應源,而北極航線將成為海上油氣資源運輸的新通道。各國圍繞北極權益的爭奪也愈發激烈,為爭奪北極地區的油氣資源并在北極航線潛在的經濟價值面前占得先機,北極國家與域外利益攸關方圍繞大陸架劃界、航道管轄權、資源開發利用、領土主權等問題展開博弈,以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北極正在成為地緣政治博弈的熱點地區。
由于北極航線的安全性、經濟性和北極圈內巨大的資源儲量,北冰洋地區開發利用前景廣闊,其開發利用過程帶來的相關基礎設施建設、產業技術轉移、貿易流量增加將為沿線國家和地區提供新的經濟增長點,進而改變現有的海運格局與貿易格局。同時,北冰洋地區的“通實力”與“通權”將隨著北極航線的開通及北極資源的開發利用進一步增強。北冰洋已成為世界地緣經濟政治格局的重要影響因素,在未來的時代中,北冰洋必將占據重要的一席之地。
北半球高緯度地區世界主要強國集聚。從世界經濟發展中心的地理分布上可以看出,經濟活躍的國家和地區主要集中于北半球的中高緯度地區,不論是曾作為世界經濟發展中心的地中海沿岸國家,以及葡萄牙、荷蘭、英國、美國,還是目前作為經濟多極化格局中重要力量的美國、中國和歐盟,都基本位于北回歸線以北的區域,并且其影響力呈現出逐漸北移的趨勢。
高緯度地區國家主要為北歐五國、加拿大(北部)、俄羅斯(北部)、美國(阿拉斯加地區),即北極八國。北極國家整體經濟發展水平較高,除俄羅斯外均屬于發達國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公布的2021年世界人均GDP排名中,挪威(第6位)、冰島(第11位)、丹麥(第12位)、瑞典(第14位)、芬蘭(第16位)排名靠前,北歐國家整體人均GDP超過6萬美元[33],國民經濟高度發達,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地區。加拿大南部與美國接壤,在經濟、軍事領域高度依賴美國。2020年,加拿大對美國出口商品總額為2860.2億美元,占加拿大出口總額的74%。[34]與美國這個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之間頻繁的貿易往來,為加拿大經濟發展不斷注入活力,加拿大目前是全球第十大經濟體,并且作為西方七大工業國之一,加拿大工業科技實力強勁。在北極八國中,俄羅斯雖然不屬于經濟強國,但國家綜合實力較強,一方面是由于俄羅斯自然資源豐富,截至2019年底,俄羅斯石油儲量占全球已探明儲量的6.2%,天然氣占19.1%,煤炭占15.2%[35],是世界能源出口大國;另一方面,俄羅斯具有強大的軍事實力,在核能開發利用、航空航天等領域處于世界領先水平。由于在1867年從沙俄手中購入阿拉斯加地區,本土遠離北極圈的美國一躍成為北極國家。目前美國綜合實力位居世界第一,雖然近年來美國在全球經濟格局中的地位有所下降,但經濟總量仍保持在首位,同時,美國還是世界科技中心、第一大軍事強國。
總的來說,北半球高緯度地區強國集聚,區域內包含眾多世界經濟、政治、軍事、科技強國。隨著北極冰層的逐漸消融,北冰洋海洋資源、油氣資源開發利用進程加快,加之北極航線的開通對北冰洋沿岸地區經貿發展的拉動作用,北極國家將獲得巨額經濟利益,國家實力將得到進一步加強,未來的北半球高緯度地區在世界舞臺上將占據更為重要的位置。
太平洋沿岸國家中只有北太平洋地區國家經濟發展程度較高。“太平洋時代”說中涵蓋的國家眾多,太平洋作為世界第一大洋,其沿岸國家包括東岸的美洲國家,西岸的東亞、東南亞國家,位于大洋洲的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以及俄羅斯遠東地區。這些太平洋沿岸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科技、軍事實力和層次千差萬別。
太平洋沿岸國家和地區如按經濟實力進行劃分,屬于第一層次的國家為美國、中國及日本,這三個國家為全球前三大經濟體,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屬于第二層次的國家為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韓國、新加坡等國,均為發達國家;俄羅斯、墨西哥、印度尼西亞、越南、馬來西亞、泰國等國屬于第三層次,即經濟保持良好增長勢頭的新興經濟體;第四層次為厄瓜多爾、危地馬拉、東帝汶等國,這些國家經濟發展緩慢,人均GDP較低;最后一個層次為大洋洲的所羅門群島、基里巴斯等國,屬于全球最不發達國家。
可以看出,北太平洋沿岸國家整體經濟發展水平要遠遠高于南太平洋沿岸國家。北太平洋與南太平洋以赤道為分界線,赤道以北為北太平洋地區,赤道以南為南太平洋地區。世界前三大經濟體均位于北太平洋沿岸,經濟增長最迅速的地區也位于北太平洋沿岸,聯合國安理會五大常任理事國中的三個同樣位于北太平洋沿岸,北太平洋沿岸發達國家、新興經濟體數目也多于南太平洋沿岸。南太平洋沿岸主要為大洋洲和南美洲國家,整體經濟發展水平較差。其中,大洋洲的澳大利亞、新西蘭兩國雖然屬于發達國家,但由于受到地理位置及英聯邦政策的影響,國際政治影響力有限[36],而其他大洋洲島國國土面積較小,經濟基礎薄弱。南美洲國家均為發展中國家,廣泛存在貧困問題,經濟發展速度慢、體量小。
太平洋沿岸地區國家經濟發展水平不均衡,北太平洋沿岸地區經濟總量、未來發展態勢、軍事實力以及在國際事務上的話語權均遠超南太平洋沿岸地區。因此,“太平洋時代”說將整個太平洋作為未來世界發展的中心區域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需重新界定區域范圍,將焦點鎖定于北太平洋沿岸地區而非整個太平洋地區。
綜上所述,“太平洋時代”不能全面、準確地反映當今世界政治經濟格局及發展趨勢。一方面,環太平洋地區發展的核心主要是圍繞北太平洋的區域,并非整個太平洋沿岸地區。另一方面,“太平洋時代”無法涵蓋在世界經濟格局中發揮重要作用的歐盟以及開發利用前景廣闊、強國集聚的北極地區。基于以上分析,可以提出“北冰洋—太平洋時代”(簡稱“北—太時代”)。從地理區域角度看,“北—太時代”是對于“太平洋時代”地理范圍的補充與修正,資源儲備豐富、開發潛力巨大的北冰洋地區與北太平洋地區(赤道以北區域)一起形成“北冰洋—太平洋時代”的重點區域。因此,“北—太時代”中的“北”字有兩層含義,一是指北冰洋的“北”,二是指北太平洋的“北”,也就是北冰洋與北太平洋的結合。基于此,“北—太地區”可以認為是“北冰洋—北太平洋”,北冰洋和北太平洋沿岸國家和地區,主要包括中國、日本、韓國、東盟國家、美國、加拿大、俄羅斯以及北歐五國等。北冰洋沿岸國家中雖然只包含一部分歐盟國家,但北極航線的開通將顛覆傳統海上貿易運輸,改變世界經濟格局,成為溝通東亞、北美及歐洲國家的最佳通道。借助北極航線這一通道,“北—太時代”間接輻射了整個歐盟地區。同時值得注意的是,北太平洋沿岸的國家位于北極航線延長線上,在北極航線全面開通后,“北—太地區”國家之間的互通互聯能力將進一步提升,呈現出聯動發展的趨勢。
“北冰洋—太平洋時代”的初期表現
世界經濟多極化格局形成。多中心化的世界經濟發展格局是“北冰洋—太平洋時代”初期的重要表現。美蘇冷戰期間,世界經濟呈現以美國和蘇聯為首的“兩極”格局,冷戰結束后,美國成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經濟格局演化為“一超多極”局面。[37]但隨著歐洲、日本經濟復蘇,中國、印度、俄羅斯等新興國家的崛起,美國在世界經濟秩序中的優勢地位相對下降,世界經濟發展開始呈現多極化趨勢,世界經濟發展中心不再局限于某一個國家或地區,而是同時出現于多個國家或地區。這也是“北冰洋—太平洋時代”區別于以往“時代”的主要特征,以往“時代”都是以某個國家或地區作為唯一中心,而“北—太時代”是以多個國家或地區形成的多中心發展的時代。20世紀90年代,美國主宰世界的時代結束,世界經濟形成了多極統治體制新格局[38],目前已基本形成了以美國、中國、歐盟為中心的世界經濟新格局。近年來,這三大經濟體GDP總量占全球經濟總量的比重超過一半,2019年世界商品進口總額為192376億美元,其中美國占13.35%,中國占10.80%,歐盟占28.73%[39],三大經濟體對世界經濟形勢的變化發展起到重要推動作用。
經濟多極化格局形成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經濟的騰飛。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一直保持高速增長的趨勢,經濟體量不斷擴增。1978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僅為1495億美元,相當于當時日本生產總值的14.75%,美國的6.40%。[40]經過三十多年的發展,2010年,中國以6.09萬億美元的國內生產總值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在經濟增長率方面,自1977年起,中國經濟一直保持正增長的勢頭,在一些年份,經濟增長率一度高達10%以上。[41]在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世界經濟不景氣的大背景下,中國是2020年全球唯一實現經濟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經濟恢復速度之快,足以體現中國旺盛的經濟活力。同時,人民幣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地位也不斷提升,2016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宣布將人民幣納入SDR貨幣籃子,目前人民幣在SDR貨幣籃子中的權重為10.92%,僅次于美元和歐元。[42]隨著中國經濟實力和國際影響力的提高,巴基斯坦、俄羅斯、緬甸等國家和地區陸續將人民幣納入官方結算貨幣之中,人民幣已逐漸走向國際化,并開始沖擊美元的霸主地位。中國在國際經濟政治格局中的影響力和作用力正在不斷擴大,已基本具備與美國、歐盟等國家抗衡的經濟實力,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新增長極。
歐洲曾占據世界經濟發展中心地位長達四個世紀之久,但在經歷兩次世界大戰后,全球經濟、政治格局發生了巨大變化,歐洲國家元氣大傷,經濟結構崩潰,美國則異軍突起。美國在戰后實施馬歇爾計劃援助歐洲經濟復興,以遏制蘇聯的發展。同時,歐洲國家內部也開始著手推進經濟一體化建設,消除戰爭對國民經濟造成的不利影響,更好地應對國際形勢變化,從最初的歐洲煤鋼共同體到歐洲經濟共同體,再到現在的歐盟,歐盟國家內部已實現關稅同盟、統一大市場以及經濟貨幣聯盟。目前,歐盟是一體化程度最高的區域性國際組織,經濟實力足以與美國、日本等世界經濟強國媲美。雖然由于新興經濟體的迅速發展,再加之歐洲債務危機、金融危機及英國脫歐等影響,歐盟經濟相對萎縮。1990年至2019年期間,歐盟國家(不含英國)GDP總量的全球份額從23.90%下降至17.81%,但歐盟仍是全球第二大經濟實體,2019年歐盟人均GDP為34913美元,遠高于世界人均GDP的11433美元,同時約四分之三的歐洲國家屬于高收入國家。[43]歐洲國家在科技方面的實力也不容小覷,在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發布的2020年全球創新指數排名中,有7個歐洲國家位列前十,美國位居第三位。[44]歐洲國家高科技產業競爭力較強,如法國的航空航天、軍工核能,德國的機床工業、汽車制造,荷蘭的半導體產業、生物制藥,等等。目前為止,歐洲國家仍具有較為強勁的經濟實力和雄厚的工業基礎,在國際舞臺上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步入21世紀后,全球金融危機、“9·11”恐怖襲擊事件、伊拉克戰爭、新冠肺炎疫情等的發生接連對美國經濟造成沉重打擊,美國對全球經濟的主導力下降,不再是世界經濟的唯一主導者。美國經濟總量占全球經濟總量的比重不斷下滑,從1960年的39.67%到2019年的24.42%,已下滑超過15個百分點,未來十年,美國經濟地位仍將下降,美國在世界經濟的領導地位問題上積重難返。[45]據英國智庫經濟和商業中心報告預測,美國經濟總量將在2032年之前被中國超越,美國將喪失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地位。美國經濟分析局(BEA)的數據顯示,2020年美國GDP增長率為-3.5%,是自1961年以來經濟萎縮最嚴重的一年。同時,美國長期存在巨額貿易逆差,2020年財政赤字已經飆升至3.13萬億美元,居民收入差距過大、產業空心化、種族矛盾等問題不斷加劇,對其經濟發展造成極其不利的影響。迄今為止,美國仍是經濟實力最為強勁的國家,是世界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源,經濟發展基礎雄厚。但由于發展中國家的群體性崛起,美國已不再擁有經濟霸權,經濟多極化發展的潮流已無法逆轉。
新興經濟體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憑借原材料價格低廉、勞動力充足等優勢迅速成長,在世界經濟格局中的地位與日俱增,與發達經濟體間的差距正在不斷縮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金磚五國,即中國、印度、俄羅斯、巴西和南非。2020年,金磚五國國內生產總值總量合計約為20.56萬億美元,約占世界總量的24.28%,且中國、印度、巴西的國內生產總值一直穩居世界前十。[46]據世貿組織發布的《2020年世界貿易報告》顯示,新興經濟體的研發支出呈穩步上升趨勢。隨著新興經濟體在國際舞臺上嶄露頭角,世界經濟力量對比進一步發生變化,多極化經濟格局的架構更加穩固,在可以預見的未來,世界經濟格局將繼續保持多極化發展特征。
亞洲國家群體性崛起。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亞洲,尤其是東亞地區經濟社會發展迅速,呈現出群體性崛起的趨勢。從全球范圍看,亞洲國家經濟總量與北美、西歐地區經濟總量的差距正在不斷縮小,占全球貿易額的比重不斷增加,在世界經濟格局中的地位日漸上升,亞洲正在重回世界政治、經濟舞臺的中心。亞洲瀕臨北冰洋與太平洋,東亞、東南亞地區國家更是“北—太時代”的重要參與者和建設者,其經濟實力的提升為“北—太時代”拉開了序幕。
一方面,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迅速完成國家重建并實現經濟騰飛。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日本通過明治維新實現了從封建制國家到現代化工業國家的轉變,發展成為當時亞洲的頭號工業強國。由于國內資源匱乏、軍國主義盛行等,日本開始走向對外侵略擴張之路,并最終以失敗告終。作為戰敗國的日本在戰后受損嚴重,社會秩序陷入混亂,經濟極度蕭條,經濟規模僅為戰前的三分之一。[47]但依靠從戰爭中掠奪的大量資源財富、自身的科學技術進步以及美國給予的資金技術援助,加之戰后的一系列民主改革,日本的經濟迅速恢復至戰前水平并實現飛躍。日本在戰后創造出經濟發展的奇跡,先后出現神武景氣、伊弉諾景氣、平成景氣等經濟發展高潮,1950年日本國內生產總值占世界經濟總量的比重僅為1%[48],1968年這一比重已提升至5.98%,日本超越聯邦德國成為僅次于美國的資本主義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49]就國民生產總值而言,1962年日本為582.63億美元,是同一時期美國的9.52%,1990年日本國民生產總值已達3.44萬億美元,為美國一半左右的規模。[50]20世紀90年代,日本經濟泡沫破滅,經濟發展陷入長期停滯狀態,至今仍受其影響。但日本仍是世界經濟強國和工業強國,2019年日本GDP總量為5.08萬億美元,是全球第三大經濟體。[51]
另一方面,相繼贏得獨立的亞洲國家利用體制與政策大步前進。自20世紀70年代起,亞洲“四小龍”、亞洲“四小虎”、中國等亞洲國家和地區相繼進入經濟高速增長階段,經濟發展突飛猛進。亞洲“四小龍”(新加坡、韓國、中國臺灣、中國香港)通過實施出口導向型戰略,踏上了經濟發展的快車道。20世紀70年代,當西方工業化國家受石油危機影響經濟增長放緩時,“四小龍”仍保持著中高速的經濟增長,1970年至1980年,亞洲“四小龍”的經濟增長率基本保持在7%以上,“四小龍”在20世紀80年代成功邁入發達經濟體行列。[52]20世紀80年代中期,位于東南亞的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進入經濟發展的繁榮時期,經濟增長勢頭強勁,發展步伐緊跟“四小龍”,被稱為亞洲“四小虎”。1985年至1995年,印度尼西亞GDP年均增長率為9.01%,馬來西亞為11.01%,菲律賓為9.20%,泰國為15.84%。[53]但受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打擊,“四小虎”損失慘重,經濟高速增長階段終結,發展陷入停滯甚至衰退。中國在改革開放以后逐步成為“世界工廠”,經濟增長顯著,從一個經濟基礎薄弱、極度貧困的國家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出口國、第一大貿易國、第一大外匯儲備國。并且,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數據估計,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方式,2014年中國的經濟規模已超過美國。
我國應積極應對“北—太時代”的到來
中國作為北太平洋沿岸國家和北極理事會正式觀察員國,應積極應對“北—太時代”的到來,順應“北—太時代”這一世界經濟政治格局演化新趨勢,制定相應發展策略。
加快推進“冰上絲綢之路”建設,提高沿線國家參與度。“冰上絲綢之路”是“一帶一路”的延伸及重要組成部分。2017年7月,中俄兩國領導人在會晤期間正式達成共建“冰上絲綢之路”的合作意向,該倡議目前已取得初步成效,首個能源合作項目——亞馬爾液化天然氣項目已于2017年12月投入生產。“冰上絲綢之路”的建設為我國提供了一條安全、經濟的海上能源運輸通道,有助于破解我國“馬六甲之困”,同時也為我國參與北極事務提供了可能。現階段“冰上絲綢之路”的建設主要為中俄兩國就能源開發利用、交通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展開雙邊合作,建設核心是俄羅斯北方海航道即北極航線中的東北航線[54],在合作規模、合作領域、合作區域等方面存在局限性。
中國應加快推進“冰上絲綢之路”建設進程,將北極航線中的西北航線、中央航線納入合作范圍,使“冰上絲綢之路”倡議的影響力延伸至北美、西歐、東亞地區,從而構造覆蓋整個北極周邊地區的交通運輸網絡,實現這些國家和地區之間的互聯互通。建立“冰上絲綢之路”的多邊合作機制框架,主動與沿途及周邊國家發展戰略對接[55],以吸引更多的北極航線沿線國家參與其中,提高沿線國家參與度,進而推動北極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
積極參與北極治理,提升北極事務話語權。全球氣候變暖導致北極冰雪融化速度加快,北極地區的能源、航運、漁業等方面價值不斷顯現,北極正在成為全球戰略博弈的熱點地區,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參與北極事務的治理,制定本國的北極戰略,北極治理展現出全球化的發展態勢。從地理區位的角度出發,中國不屬于北極國家,但北極氣候變化會對我國的生態環境造成影響,同時,北極航線的商業化、常態化運營和北極資源的勘探開發與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緊密相關,因此,我國屬于北極事務的重要利益攸關方。
面對愈加復雜、緊張的北極地緣政治經濟格局,中國應更為積極主動地參與北極治理,以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提高與北極國家以及域外國家間交流合作的廣度與深度,加大在科學考察、氣候變化、航線開發、資源勘測等領域的投入力度,從而提升我國的北極事務話語權。作為全球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應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將2018年1月發布的《中國的北極政策》作為參與北極治理的政策指導,借助“冰上絲綢之路”這一平臺,努力成為北極事務的參與者、建設者以及貢獻者,為北極地區和平、穩定、可持續發展貢獻中國力量。
促進國內各類團體走出去,在海洋經濟發展中與世界接軌。海洋在世界經濟發展中心轉移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歷史上的經濟強國都是通過海洋打開了發展的道路,或是通過海上貿易,或是通過海外擴張。我國是海陸復合型國家,應把握“北冰洋—太平洋時代”的發展機遇,發揮太平洋沿岸國家的地理位置優勢,大力發展海洋經濟,建設海洋強國。近年來,我國陸續推出建設海洋強國的一系列相關政策,但在中國海洋經濟發展過程中,不能僅僅依靠國家宏觀調控,行業、企業、事業單位、教育機構等各類團體是真正的執行者,因此,應該鼓勵國內各類團體走出去,與世界海洋強國接軌。
在漁業發展中,國內漁業企業應進行整合、建立聯盟,與日本、挪威等水產大國合作,共同研發先進的養殖和捕撈技術,在保護海洋環境的同時收獲經濟效益。在海洋油氣資源開發上,國內能源企業應與北冰洋國家的能源企業建立廣泛聯系,積極參與北極油氣資源的開發利用。在相關產業人才的培養上,我國海洋經濟起步晚于世界主要海權國家,在海洋相關產業的人才培養上量雖充足,但質仍待提高;而在航運金融、航運保險等高產值服務業方面,人才數量還得不到滿足。要建設海洋強國,需要建立一批專業素養高、綜合能力強的人才團隊。為此,我國相關高校應該主動與國際先進教育機構合作,學習借鑒其培養經驗,完善海洋經濟的人才培養模式,豐富培養內容。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東亞歷史海域研究”、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通實力’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分別為:18ZDA207、19FZZB013;大連海事大學碩士研究生石雨萌對本文亦有重要貢獻)
注釋
[1]李籟思:《全球經濟重心在東移 中國發展模式待轉變》,《中國經貿》,2009年第8期。
[2]徐崇溫:《國際金融危機加速了世界重心由西方向東方的轉移》,《中國延安干部學院學報》,2012年第5期。
[3]李長久:《世界經濟重心回歸亞洲與美國戰略重心東移》,《亞太經濟》,201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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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周岳峰:《“歐亞大陸”成為世界經濟新活力重心》,《社會科學報》,2017年5月11日,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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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夏先良:《“一帶一路”助力中國重返世界經濟中心》,《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15年12月上。
[11][12]安格斯·麥迪森:《世界經濟千年史》,伍曉鷹、許憲春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72頁。
[13][14][23]張勝哲:《地理大發現的經濟動因探析》,《經濟論壇》,2010年第2期。
[15]伊曼紐爾·沃勒斯坦:《現代世界體系》第一卷,羅榮渠譯,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6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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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王銘:《英國工業革命與世界工業霸權》,《遼寧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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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張椿年:《意大利文藝復興的歷史背景》,《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1991年第5期。
[24]何芳川:《關于“地中海時代——大西洋時代——太平洋時代”的提法》,《哲學動態》,1995年第9期。
[25]王曉德:《對歐洲上層社會消極美國觀的歷史考察》,《歐洲研究》,2006年第3期。
[27]李興:《論“一帶一路”框架下互聯互通與實現亞歐發展共同體的建設》,《東北亞論壇》,2017年第4期。
[28]李振福、鄧昭:《“通權論”:新型地緣政治理論體系》,《學術探索》,2021年第12期。
[29]李振福、彭琰:《“通權論”與“冰上絲綢之路”建設研究》,《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4期。
[30]王逸舟:《論“太平洋時代”》,《太平洋學報》,1994年第1期。
[31]ARCUS, "2020: Post-Season Report," Apr. 8th, 2021, https://www.arcus.org/sipn/sea-ice-outlook/2020/post-season.
[32]李振福:《北極地緣政治的多尺度特征——兼論北極問題與南海問題的本質不同》,《東北亞論壇》,2021年第2期。
[33]陳佳鞠等:《中國生育水平回升的可能性:基于北歐國家歷史經驗的分析》,《人口與發展》,2022年第3期。
[34]趙紅強:《全球價值鏈下我國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分析》,《產業創新研究》,2022年第7期。
[35]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20)," Apr. 14th, 2021, https://www.bp.com/content/dam/bp/business-sites/en/global/corporate/pdfs/energy-economics/statistical-review/bp-stats-review-2020-full-report.pdf.
[37]范思齊:《美國在世界經濟格局中地位的演變及其對中國的挑戰》,《知識經濟》,2015年第9期。
[38]黃蘇:《90年代世界經濟多極化的新格局》,《世界經濟》,1991年第6期。
[39]石琳琳:《服務貿易開放度對經濟增長質量的影響研究》,碩士學位論文,云南師范大學國際貿易學專業,2022年。
[40]呂慶喆:《中國國際地位明顯提高》,《中國國情國力》,1998年第11期。
[41]雷達:《中國與世界經濟》,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
[42]李俊峰、尉遲言秋、蘇睿智等:《基于國際化戰略的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研究》,《國際貿易》,2021年第1期。
[43]賀之杲、鞏瀟泫:《經濟收益、規范認同與歐洲差異性一體化路徑》,《世界經濟與政治》,2021年第2期。
[44]鄭世林、汪勇、陳東敏:《新時代中國躋身創新型國家前列的前景、目標和建議——基于全球創新指數報告的研究》,《科技導報》,2021年第21期。
[45]陳炳才:《百年大變局中的中美經濟地位演變趨勢》,《武漢金融》,2021年第2期。
[46]吳柳、鄭潔:《金磚五國發展潛力對比分析》,《經濟界》,2022年第1期。
[49]李毅:《高速增長結束后經濟轉型與產業選擇的中日比較——后起國家和大國視角》,《東北亞論壇》,2016年第2期。
[50]徐梅:《市場開放與日本經濟增長》,《日本學刊》,2002年第1期。
[51]鄭易平、馮馨蔚:《中美貿易摩擦背景下日本對華政策調整的障礙及前景》,《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2020年第1期。
[52]鐘飛騰:《“雙循環”新發展格局與中國對外戰略的升級》,《外交評論(外交學院學報)》,2021年第2期。
[53]傅纓捷:《中等收入國家產業結構優化的影響因素》,博士學位論文,吉林大學世界經濟專業,2015年。
[54]易鑫磊:《中俄共建“冰上絲綢之路”:概念、目標、原則與路徑》,《歐亞經濟》,2019年第4期。
[55]姜胤安:《“冰上絲綢之路”多邊合作:機遇、挑戰與發展路徑》,《太平洋學報》,2019年第8期。
Shifting of World Economic Center of Gravity and Arrival of "Arctic-Pacific Age"
—A Discussion of the "Pacific Age"
Li Zhenfu
Abstract: The view that the 21st Century is the "Pacific Age" has been recognized to a certain degree by the academic community, but it has been more than 170 years since it was first proposed. During this period, glob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landscape has changed many times. Therefore, the "Pacific Age" theory has not been completely consistent with the actual trend. Because of the multipolar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economy, the broad development prospects of the Arctic, the gathering of powerful countries in the high latitudes of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and the wide gap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among the Pacific coastal states, the 21st Century is supposed to be the "Arctic-Pacific Age" instead of the "Pacific Age". Based on this, the article suggests that China should pay great attention to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Arctic-Pacific Age".
Keywords: Arctic-Pacific Age, world economic center of gravity, Pacific 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