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國是全球生態文明建設的主要參與者、重要貢獻者與積極引領者。但由于人口多、體量大等原因，和其他經濟體比較，我們在節能減排過程中所面臨的現實困難也不小。實現“雙碳”目標是一項長期性、艱巨性、復雜性的任務，不能搞“一刀切”，要因時、因地制宜，統籌兼顧節能降耗與可持續發展：加強節能降耗的技術研發，加速清潔能源對傳統能源的有效替代；構建“碳稅-補償”等機制，用市場化手段倒逼能源結構優化。

關鍵詞:“雙碳”目標  能源結構  產業分布  新能源  碳稅補償  

【中圖分類號】F2                    【文獻標識碼】A

2022年3月全國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參加內蒙古代表團審議時指出：“‘雙碳’目標是全國來看的，哪里減，哪里清零，哪里還能保留，甚至哪里要作為保能源的措施還要增加，都要從全國角度來衡量。”針對于內蒙古這樣的能源大省和碳排放“大戶”該如何科學踐行“雙碳”目標，他進一步指出：“不能把手里吃飯的家伙先扔了，結果新的吃飯家伙還沒拿到手，這不行。既要有一個綠色清潔的環境，也要保證我們的生產生活正常進行。”這表明實現“雙碳”目標是一項長期性、艱巨性、復雜性的任務。

推進“雙碳”戰略目標必須立足國情，堅持穩中求進，不能脫離實際、急于求成。既要統籌整體推進與部分差異之間的關系，又要把握長遠利益與當前困境的協調，要深刻認識到“雙碳”目標的艱巨性，更要適時把握“雙碳”目標推進過程中的難得機遇和重要窗口期。正確把握“雙碳”目標要求，因地制宜、統籌兼顧減排與可持續發展意義重大。有鑒于此，本文主要從中國推進“雙碳”目標遇到的發展機遇、現實困難及應對策略來展開。

當前實現“雙碳”目標的有利形勢

2020年9月22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第七十五屆聯合國大會上宣布，中國力爭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目標。此后不久，《關于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見》以及《2030年前碳達峰行動方案》等重要文件相繼出臺，共同構建了中國“雙碳”政策體系的頂層設計。這標志著中國加快建立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經濟體系，持續推動產業結構和能源結構調整，邁出了堅實步伐，推進“雙碳”目標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我們綜合國情和省際差異，合理把握工作節奏，實現“雙碳”目標正在有序推進。

從去年第四季度開始，中國經濟發展面臨著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穩增長、穩就業成為經濟工作的主要任務。及至2022年，又迎來國際上的烏克蘭危機疊加國內疫情多點散發，國際能源及大宗商品價格飛漲，國際、國內供應鏈更趨脆弱。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大多數經濟體均遇到前所未有的經濟下行壓力。受上海疫情封控連帶影響，4月份中國主要宏觀經濟指標增速下滑，接近2020年同期水平。因此，當前所有的工作都要為穩增長、穩外貿、穩就業讓路。盡管經濟發展從來不是單線條運作的，但每一個階段有其核心任務。經濟高漲繁榮時期，產出增加，能耗增高、碳排放提高，有壓力、有動力、有冗余的經濟條件來推行節能減排等中長期任務；反之，經濟低迷時期，節能減排的工作節奏和力度都要有所變化。因此，推行“雙碳”目標不能教條化、簡單化，要結合國情和省情差異，合理把握降碳工作的節奏和力度，有序推進。要克服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思想，深刻認識到實現“雙碳”目標是一項復雜的任務，既要統籌域內協調，又要有引領全球生態文明建設的責任擔當。

煤儲豐富為實現“雙碳”目標筑基鋪路

煤炭的碳排放系數遠高于石油、天然氣以及其他清潔能源，而中國近80%的碳排放量是由煤炭消費造成的，中國以煤為主的現實國情在短時間內無法實現根本性轉變，這也意味著中國的碳排放總量短期內難以大幅度下降，煤炭占比高著實為中國的節能減排帶來不小的壓力。但儲量豐富的煤炭資源也為中國逐步實現碳中和提供了機遇，降低了能源依存度較高的潛在風險。在當前國際政治動蕩、全球經濟低迷、烏克蘭危機持續、全球疫情防控壓力未減的情況下，國際供應鏈、價值鏈異常脆弱，石油、天然氣對外依存度趨高的現狀對中國能源供給和能源安全均帶來了不小的挑戰。“手中有糧，心中不慌”，我們完全可以通過本土豐富的煤炭儲備兜底保障，稀釋國際能源市場動蕩帶給我們的負面沖擊，從而為“雙碳”目標筑牢根基，穩定能源供給，加固“護城河”，維系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另一方面，隨著煤炭“清潔”技術研發投入的增加，煤炭的清潔高效利用得以實現，因此，完全有可能將煤炭占比高的稟賦劣勢轉化成潛在的優勢，實現產出增加與節能降耗的雙贏。

新能源高速發展使實現“雙碳”目標迎來重要窗口期

截至到2021年末，中國綠色貸款余額近16萬億元人民幣，存量規模居世界第一。2021年中國綠色債券發行量超過6000億元，余額達1.1萬億元，居世界第二。可以說，“雙碳”目標的推進恰逢迎來一個絕佳的窗口期：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主要國家均在大規模推動新能源汽車、新能源動力等新能源產業，對新能源的重視程度和投資力度前所未有。近年來我國能源結構中清潔能源占比大幅度提升，2021年中國天然氣、水電、核電、風電、光能發電等清潔能源的占比已升至25.5%，比上一年提高1.2%。這表明中國的能源消費結構調整取得了一定成效，清潔能源占比持續上升。隨著發達經濟體對清潔能源產業的投資擴張，中國也加大了對新能源車、新能源電池等“綠色”投資的政策傾斜，風力發電、光伏發電以及新能源汽車等戰略性產業已步入快車道，呈“彎道超車”趨勢，正逐步占據較高市場份額，并打造出一批具有全球競爭力的新能源車“鏈主”、新能源動力電池“鏈主”等。

在一定意義上，中國清潔能源發展經歷了從追趕綠色領跑者向成為綠色領跑者的角色轉變，目前中國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潔發電體系，處于競爭核心地位，為實現碳中和奠定了良好的產業基礎。另一方面，我們也清醒地認識到：中國清潔能源發展雖取得較大進步，但清潔能源占比仍然相對較小，難以對傳統能源實現有效替代。這就要求我們在發展清潔能源這條道路上要上下一心、堅持到底，更加積極地推動技術研發與商業應用，不斷擴大綠色投資，規范和引導資本更多地流向新能源產業，將“雙碳”目標落到實處。

產業結構趨優是實現“雙碳”目標的重要助力

自2012年起，中國總體產業結構逐步從“二三一”的工業化階段轉向“三二一”的高質量發展階段。但我國地區間的產業結構差異顯著，截至2021年末，除山西、內蒙古和陜西等省份之外，全國其他省市的第三產業比重均已超過第二產業，北京、上海第三產業的產出占比維系在七至八成左右，而山西、內蒙古、陜西等能源大省的第二產業比重介于45—50%。產業結構與能源消耗、碳排放息息相關，第二產業集聚程度較高的地區往往能源消耗強度大、碳排放高。因此，優化產業結構也是中國實現碳中和的主要路徑之一。

20世紀70年代全球短期內相繼爆發了兩次“石油危機”之后，發達國家為保證能源安全，通過調整產業結構、狠抓節能減排、發展綠色技術等手段，基本實現經濟增長與碳排放“脫鉤”。對中國而言，我們既要保持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還要大幅度降低碳排放，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第二產業長期作為中國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我們對其存在較為嚴重的路徑依賴與“鎖定效應”，中國第二產業能耗高、污染嚴重、調整慢、轉型難等依然是節能減排下一階段的攻堅任務，一定要想方設法降低第二產業的碳排放強度，提升其能源使用效率。從長遠的時限來看，能耗低、附加值高、就業密度高的第三產業產值不斷升高是大勢所趨。即使隨著“再工業化”“制造業回歸”等戰略的推進，第二產業產值占比升高，德國、日本等經濟體也是能耗低、污染小、附加值高的精密制造業的回歸，其第二產業的能耗占比還是逐年下降的。因此，隨著中國產業結構的優化及第二產業的“清潔”生產，我國的“雙碳”目標將會取得預期進展。

當前實現“雙碳”目標的不利條件

很多西方國家經歷了近200年的自由碳排放，是全球二氧化碳累計排放總量的主要來源。這些經濟體先后在1990年代實現碳達峰之后著手推動碳中和計劃，像德國、法國等紛紛宣布計劃在2050年實現碳中和，其碳達峰與碳中和相距60年。而中國向全球做出的“雙碳”目標承諾，實現碳中和與碳達峰之間的時間比西方國家縮小一半時間。中國在應對全球氣候變暖行動中做出的莊嚴承諾與具體實踐表明，中國是全球生態文明建設的主要參與者、重要貢獻者與積極引領者。但由于人口多、體量大等原因，和其他經濟體比較，我們在節能減排過程中所面臨的現實困難也不小。

碳排放量和排放強度居于高位

首先，中國二氧化碳排放量高。截至2021年末，中國二氧化碳排放量已超過119億噸，占全球總量的33%。中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不僅絕對值高，且增速快。上世紀90年代美國二氧化碳排放量是中國的2倍，及至2006年中國已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國，截至目前，中國的排放量是美國的2倍多。其次，中國的碳排放強度相對其他經濟體處于高位。根據世界銀行數據庫（World Bank Data）提供的數據，現階段中國的碳排放強度為0.8千克/GDP（2015年美元），是同期美國的3倍、日本的近4倍、巴西的4倍，略低于印度、俄羅斯。近20年來中國與美、日、德等國家的碳排放強度幾乎是等幅下降，降幅30%左右。比照德國、日本的碳排放強度，中國還有較大的碳減排空間，待我們趕上德國的碳排放效率指標值（0.21千克/GDP，2015年美元），基本上就完成了“雙碳”目標。所以實現“雙碳”目標，我們有足夠的追趕空間，但同時也表明中國要達到前述經濟體的排放效率還有相當長的路要走，壓力不小。

中國碳密度趨高

根據世界銀行提供的數據，2017年中國的碳密度是3.3千克（二氧化碳排放/千克石油當量），是美國的1.45倍、日本的1.5倍、法國的2.6倍。事實上，近20年來西方主要經濟體的碳密度幾乎沒有變化，是因為這些國家的能源結構沒變。碳密度與一個經濟體的能源稟賦息息相關，除非進口低碳能源或者開發出相當比重的可直接用于生產的風能、光能、核能等可再生能源，否則短期內很難出現較大變化。因此，全球大多數國家的碳密度趨于穩定。而中國的碳密度卻是增加的，折射出我們對煤炭的依賴性沒有走弱，反而增強了。

煤炭等高碳能源是中國短期內無法繞開的“單項選擇”，要滿足這么大的經濟產出總量，就必須投入相應體量的能源投入，別無他法。事實上，我們這樣做既維系了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同時也增加了主要貿易伙伴的總體福利。“雙碳”目標的實現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不能一蹴而就。漸進推動“雙碳”目標不等于勻速推進，只有節能技術取得顛覆性創新或者清潔能源有效取代傳統能源之后，“雙碳”目標才會加速推進，甚至是“蛙跳”式推進，因此，推進“雙碳”目標，要實事求是，要避免“碳沖鋒”和“運動式”減碳。

“富煤、貧油、少氣”的能源結構現狀

中國在能源儲備方面存在明顯的“富煤、貧油、少氣”能源稟賦特征。中國的煤炭資源儲量豐富，位列世界第三，而已探明的石油、天然氣等優質化石能源相對不足。2014年底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能源發展戰略行動計劃（2014—2020年）》指出，中國優化能源結構的路徑是：降低煤炭消費比重，提高天然氣消費比重，大力發展風電、太陽能、地熱能等可再生能源，安全發展核電。根據《2021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提供的數據，2021年中國能源消費總量達52.4億噸標準煤，煤炭消費量占56%，比2020年下降1%左右；而風電、核電、光電以及天然氣等清潔能源消費量占能源消費總量不足三成。這表明中國的能源消費結構調整業已取得了一定成效，煤炭消費比重持續下降，清潔能源占比穩中有升。但是高碳能源諸如煤炭、石油仍是中國能源的“主力”，“一煤獨大”的能源格局并未出現實質性變化，伴隨著產出增加，碳排放總量將繼續攀新高。

資源分布、產業分布不均衡

從全球層面來講，實際產出和碳排放在一定意義上是一種“捆綁”固著狀態，相關性極高。中國的碳排放和實際產出呈雙向因果關系，要實現經濟產出的提高，就要以相應的碳排放為代價。因為在現有的節能技術水平條件下，無法實現在不增加碳排放的情況下增加經濟產出。為了不斷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需要，確保經濟社會平穩健康運行，就必須保持適度的經濟增長速度，承載碳排放的巨大壓力。中國各省區資源分布和產業分布不均衡、錯位特征凸顯。煤炭儲備主要分布在我國的山西、內蒙古等省份，兩省煤炭儲備合計占全國60%。石油主要分布在新疆、黑龍江、陜西等省份，三省石油儲備合計占全國50%還多，這些省份大多位于中國西北、東北等地區，南方省份無“油”可取，南北差距明顯。事實上，中國的經濟增長極主要分布在沿海省份，諸如長三角、珠三角等地區，顯而易見，中國的資源大省和經濟強省不是疊加分布的，資源大省不是經濟強省，經濟強省反倒是資源匱乏。

資源大省承擔著一盤棋意義上的全國能源供給，經濟大省擔負著較大份額的全國稅負功能和就業重擔。內蒙古、山西、陜西等能源產出大省的碳排放權初始空間盈余低、碳減排潛力小，節能減排壓力較大。但是不能因為要實現“雙碳”目標，能源大省就采取“運動式”減排，導致全國的能源供需失衡。反之，沿海地區的發達省份也不能因為節能減排的指標壓力，違反經濟發展固有規律，片面推行“一刀切”式減排，造成經濟產出的大起大落。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雙碳’目標是全國來看的，哪里減，哪里清零，哪里還能保留，甚至哪里要作為保能源的措施還要增加，都要從全國角度來衡量。”

節能減排與經濟增長協同推進壓力較大

不能因為節能減排而誤了經濟增長，減排不是減生產力。不能將能源大省的節能減排與中東部經濟強省的增長對立起來，沒了經濟增長，節能減排毫無意義。清潔能源對傳統能源的替代是一個漸進過程，在清潔能源穩定有效替代傳統能源之前，要確保傳統能源總供給量不低于預定產出所消耗的能源總量。在中東部省份能源自給自足之前，西北地區能源大省和中東部能耗大省在國家能源局等部門的組織協調下，要科學規劃、協同設定能源供給方和能源需求方的“明細賬”。要依據各省區實際產出和“雙碳”目標分解任務，合理切分能耗“總蛋糕”，在滿足能源夠用的同時又要避免能源供給過剩。要綜合考慮國家層面及省級層面的“雙碳”目標分解任務和推進計劃，各省區依據節能減排路線圖協同推進“雙碳”目標，又要“保供”中東部經濟大省的能源供給量，要確保能源供給足量、夠用。做到節能減排與經濟增長協同推進，實現全國一盤棋意義上的能源供需出清、產出與能耗協同，完成GDP預定增速與節能減排雙目標。能源供給大省固然有節能減排的壓力，但也不能夠各自為政、“各行其是”地拉閘限電，雖然保全了本省的節能降耗“小”目標，卻誤了國家的穩增長、穩就業等總體目標。所以，習近平總書記一再叮囑能源大省：“不能把手里吃飯的家伙先扔了，結果新的吃飯家伙還沒拿到手，這不行。既要有一個綠色清潔的環境，也要保證我們的生產生活正常進行。”

中國額外擔負全球近三成碳排放

作為全球供應鏈的樞紐及全球第一大貨物貿易國，中國背負著大量的組裝加工、物流配送等生產環節。這些生產環節不僅要消耗中國大量的能源，而且會引致生態環境的破壞。尤其值得深思的是，大量貨物貿易順差實際上帶來了隱含碳排放的“逆差”。部分研究認為，僅僅“入世”十年，中國凈出口產品隱含的二氧化碳排放占其二氧化碳排放總量的比重就已經超過30%（李麗平等，2008）。中國生產供發達國家消費商品所產生的碳排放占自身工業排放總量的25%—30%（Liu等，2016；Cezar和Polge，2020）。中國已成為120多個國家的第一大貿易伙伴，為包括美國在內的全球大多數國家提供物美價廉的商品，可以說中國兜底全球民生福祉，卻把污染留給了自己。

事實上，歐盟、美國、日本、英國、澳大利亞等主要發達經濟體的消費側碳排放均顯著高于傳統的生產側碳排放，已有研究表明這些國家15%—20%的消費側碳排放是由中國、東盟等經濟體所承擔的。另一方面，為了滿足日益擴大的海外商品需求，中國的石油和天然氣使用量迅速提高，進口量逐年遞增，對外依存度分別高達73%和43%。顯而易見，諸如煤炭、石油等進口的高碳能源無疑會加劇中國節能減排的壓力。中國作為全球供應鏈樞紐，為全球提供消費品，甚至鋼鐵、有色金屬等高碳產品，直接延緩了“雙碳”目標的有效推進。

美國壟斷世界能源的負面效應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全球能源市場的壟斷，對中國實現“雙碳”目標是一個較大的挑戰，要盡量減緩國際能源價格劇烈震蕩給我們造成的沖擊。作為第一批簽署并批準《巴黎協定》的國家，為了積極履行協定中的承諾，將綠色低碳發展的藍圖和愿景化為現實，也為了更好踐行全球氣候治理的大國責任，中國在“十四五”規劃中明確提出要“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達峰行動方案”，并“錨定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這是中國構建低碳社會的基本方略，是中國著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戰略舉措。為了盡快實現“雙碳”目標，從中央到地方，我們上下一心、全力以赴地推行節能減排戰略。為了優化能源結構，減少對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的依賴，中俄兩國克服重重困難和國際風險，鋪設從俄羅斯到中國的天然氣管道，旨在最大程度地降低高碳能源使用比例，降低碳排放，為全球的節能減排貢獻中國力量。烏克蘭危機導致德國等歐洲國家放棄俄羅斯低價天然氣等能源，轉而購買價格近乎翻倍的美國灌裝燃氣。美國以其能源體量及綜合影響力在全球能源市場上擁有較高程度的壟斷和支配地位，這會損害包括中國在內的天然氣等能源購買方的利益，不利于中國“雙碳”目標的有序推進。

中國位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吃勁階段

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發展是硬道理。包括“雙碳”目標等在內的很多國家戰略都要圍繞著經濟可持續發展來協同推進。這既是改革開放以來的深刻總結，也是“中國奇跡”的根源和注解。實踐證明，只有保持一定的經濟增長速度，才能解決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一系列新問題，才能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拉美很多經濟體的發展歷程提醒我們，在經濟發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吃勁階段，經濟增長速度由快轉慢，各種在經濟快速增長階段掩藏起來的潛在問題和社會矛盾在經濟下行時可能會“集成”凸顯，諸如生態環境破壞、貧富差距拉大、經濟脫“實”向“虛”、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等壟斷和不正當競爭行為等，一定要妥善處理好經濟發展同前述各種新問題、新業態之間的關系，這些都屬于市場主體之間的矛盾。要妥善處理，就要分清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一定要保持合理的經濟增長速度。不能因噎廢食，犧牲經濟增長速度去換取“水至清則無魚”的絕對清潔、“零碳”指標狀態，白白浪費了寶貴的經濟增長機會。無論什么情況下，都要抓住經濟發展，要保持一定程度的市場活力，要盡可能地實現較高幅度的經濟增長，只有這樣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這個門檻。

新發展階段實現“雙碳”目標的相應策略

綜合前述“雙碳”目標在推進過程中遇到的挑戰和機遇，我們認為“雙碳”目標的推進一定要堅持全國一盤棋、加強統籌協調，要充分發揮中國的制度優勢，將政府有為與市場有效貫穿到“雙碳”全過程，相應策略如下：

加強節能降耗的技術研發，降低單位產業能耗

中國實現“雙碳”目標，關鍵是要降低單位產出所消耗的能源強度。截至目前，中國碳排放強度是美國的3倍、日本的近4倍、德國的4倍、法國的6倍，甚至也是巴西的4倍，略低于能源大國俄羅斯。我們今天的能源利用效率不及20年前日本、德國及法國的一半，這是能源領域最重要的國情。加強節能降耗的技術研發，千方百計降低單位產出能耗是核心要務。國際能源署最近一項研究結果表明，現有節能降耗技術能實現碳達峰90%的減排目標，但也只能滿足碳中和目標50%的減排要求，無法完全實現碳中和目標。還有相當數量的節能減排技術囿于成本過高，無法進入實質性的商業化階段。所以，一定要聚焦前沿技術，只有在節能技術上取得重大突破，縮小直至追趕上發達經濟體的節能降耗技術，才能實現“雙碳”目標。

優化能源結構，加速清潔能源對傳統能源的有效替代

同全球平均水平相比，我們的石油及煤炭在總能耗中的占比較高，燃氣占比偏低。中國化石能源中石油及燃氣占比分別為87%和7.5%；而美、日、德等國家的石油占比介于40—60%，燃氣介于15—25%。顯而易見，能源結構優化是我們收窄與前述發達經濟體碳排放效率差距的關鍵。在當前技術水平和產業結構條件下，片面地對能源消費終端進行電氣化改造，只是將碳排放向產業鏈前端遷移，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碳排放總量過高，能耗強度居高不下等頑疾。只有構建以新能源為主體的新型電力系統，大力發展并廣泛使用核能、風能、光伏等清潔能源，將清潔能源在總能耗中的占比從目前的25%提升到50%，甚至更高，才有可能完成“雙碳”目標。

構建碳稅—補貼機制，倒逼能源結構優化

對高碳能源企業收稅，補貼低碳能源企業，用市場化手段激勵新能源的開發與利用。碳稅和補貼政策已經成為全球通用的兩個減排方案。單一的碳稅或者補貼政策無疑會加重能源支出的上行壓力，“蒸發”社會公共福利，抑制消費，阻滯經濟增長。因此，可以在碳稅與補貼政策之間采取一個折中辦法，對高碳能源征稅“反哺”低碳能源，即實行“碳稅-補貼”政策。該政策近似“稅收中性”，能夠在有效減排的同時盡量減少價格扭曲所造成的社會福利損失。既能夠依靠碳稅“擠出”高碳能源，倒逼節能減排，也能夠依托“碳稅-補貼”政策“擠入”低碳能源，減緩能源價格上行壓力，加速能源結構優化，最終實現產出增加與節能減排的雙贏。

加快新能源基礎設施建設，暢通新能源跨區交易

中國區域間經濟發展不平衡，能源供給與能源消耗錯配嚴重。東部沿海地區5%的國土面積貢獻了全國將近40%的經濟產出，可開發能源相對匱乏。不僅僅是煤炭資源，水能、風能及太陽能等清潔能源也主要集中在我國西部地區。而將西部地區大量的清潔能源高效、低損耗地輸送到東部地區，一定要借助于“特高壓”等新基建工程才能變成現實。所以，新時期一定要優先建設新能源快速“車道”，加大對新能源的投資力度，完善新能源基礎設施建設。既能夠破解我國投資“乏力”，協同穩投資、穩產出，又能優化資源配置，擴大新能源產能利用，緩解我國東西部能源供應失衡的局面。

先立后破，杜絕運動式“減碳”

中國以煤為主的能源消費結構是長期的現實國情，能源結構轉型不能急于求成，“雙碳”目標的推進是一項長期的、艱巨的、復雜的任務。現階段中國電力供應以煤電為主，傳統能源產量急劇收縮，很容易導致煤價上漲、電力供應不足。“拉閘限電”不僅嚴重影響了工業企業生產與居民生活，而且會負面沖擊營商環境，嚴重影響穩外貿、穩外資。所以，一定要深刻認識到我國“富煤、貧油、少氣”資源稟賦特征，在清潔新能源有效替代傳統能源之前，務必確保煤炭資源的穩定供應，要分階段、漸進推行能源脫碳計劃。

【本文作者 陳詩一，安徽大學常務副校長、教授；鄭義，中國（安徽）自貿區研究院研究員。感謝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創新研究群體項目“中國經濟發展規律與治理機制研究”（項目批準號：72121002）的資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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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李 懿／美編：王嘉騏

Situation of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Achieving the Carbon Peak

and Neutrality Goals in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Chen Shiyi    Zheng Yi

Abstract: China is a major participant, an important contributor and an active leader in promoting global ecological progress. However, compared with other economies, we are facing quite a few difficulties in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due to the large population and size. It is a long-term, arduous, and complex task to achieve the carbon peak and neutrality goals. We should avoid a “one-size-fits-all” approach, but should adapt to the changing times and local conditions, and balance energy saving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ajor measures include: strengthening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energy-saving and consumption-reduction technologies, accelerating the effective substitution of clean energy for traditional one, building a “carbon tax-carbon offset” mechanism, and leveraging the market to force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energy mix.

Keywords: carbon peak and neutrality goals; energy mix; industrial

distribution; new energy; carbon tax-carbon off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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