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發現:

·當代年輕人在擇業時會優先選擇能更多體現個性、自由、自我價值的無固定工作場所或時間的工作。調查結果顯示，工作時間靈活（64.6%）、工作自由度高（58.4%）是大部分人選擇靈活就業的主要原因。

· 靈活就業群體在勞動中存在工作生活界限模糊、勞動場所不確定、社會融入不易等問題。調查結果顯示，65.2%的新型靈活就業人員認為自身工作靈活性高，61.4%認為自身工作的流動性高。工作時間的靈活并不意味著靈活就業人員能夠隨心所欲地支配自己的時間，工作時間日夜顛倒、勞動時間與收入高度綁定都可能引發該群體的自發性過勞，影響勞動者的身體健康。

·調查結果顯示，61.4%的新型靈活就業人員認為自身職業發展空間較小，還有33.1%認為自身職業發展空間一般，只有5.5%的受訪者認為自身職業發展很有前景。

· 焦慮心態和躺平心態在靈活就業群體中比較突出。74.1%的受訪者認為“當前社會節奏很快，一步跟不上就會步步跟不上”，還有61.1%的受訪者認為“每項工作都要做得十分完美，否則就會產生挫敗感”；同時，54.9%的受訪者認為“‘躺平’是勞動者壓力過大的一種緩解方式，不應加以指責”，有46.6%的受訪者認為“‘躺平’是很多勞動者前途無望的一種消解方式，應當多找社會原因”。

· 針對當前靈活就業群體生存狀況，可從完善靈活就業群體的社會保障制度、完善靈活就業相關法律法規、重視靈活就業群體的職業培訓與素質培養、引導社會各方營造對靈活就業者更加友好的環境等方面入手，鼓勵相關行業和勞動者進一步發展。

近年來，隨著“互聯網+”新經濟、新業態的蓬勃發展及新冠肺炎疫情的遷延反復，企業用工方式、勞動者就業觀念發生很大變化，大量兼職或專職的新型靈活就業形態應運而生，從業者規模不斷擴大，靈活就業已成為我國勞動者就業的新常態。靈活就業在滿足勞動者個性化、多層次的就業訴求及增加就業機會方面潛力巨大。但是，在現實中也存在著勞動關系難以確認、就業權益無法保障、服務體系不健全等問題，對勞動者的職業發展、勞動關系和社會保障等帶來一定的挑戰。因此，在當前時代背景下，了解靈活就業人群的基本情況和群體特征，深入挖掘靈活就業人員在就業過程中遇到的問題與阻礙，針對性地提出保障靈活就業群體就業權益的對策建議，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靈活就業群體的基本情況

靈活就業（Flexible Employment）作為“非正規就業”（Informal Employment）的替代概念，獲得政府和社會廣泛認可、接受和使用。學界普遍認為靈活就業主要指在勞動時間、勞動報酬、工作場地、保險福利、勞動關系等一個或幾個方面與主流就業方式不同的各種就業形式的總稱，包括兼職、外包、勞務合作、短期合同、自雇合作、勞務派遣等。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1年我國靈活就業人員已經達到2億人左右，其中，外賣騎手高達400多萬人，平臺主播及相關從業人員有160多萬人。根據人民智庫和相關機構調查數據，當前靈活就業人群呈現以下特征：

第一，多數在傳統勞動密集型行業靈活就業。當代人特別是年輕人在擇業時會優先選擇能更多體現個性、自由、自我價值的無固定工作場所或時間的工作。相關調查顯示，工作時間靈活（64.6%）、工作自由度高（58.4%）是大部分人選擇靈活就業的主要原因，他們中多數從事傳統的制造業、建筑業和生活服務業等勞動密集型行業（綜合各項數據占比超過50%，多被個人雇傭做臨時工作）；部分為依托平臺從業的自媒體運營人員（如主播、UP主等）、平臺接單人員（如網約車司機、快遞外賣員等）和個體戶等新興靈活就業群體，主要通過自雇或他雇等形式謀生；還有一定數量的企事業單位普通職員，如物流運輸人員、銷售業務員和財務文員等，因就業模式靈活或閑暇時間多，選擇從事兼職工作。

第二，群體呈現年輕化、高學歷化趨勢，30歲以下的未婚年輕人和“養家中年”是主力。相關調查顯示，靈活就業群體的年齡集中分布在21—40歲，呈現青年化趨勢，未婚、無生計壓力的年輕人和已婚、有養家責任的中年人構成靈活用工人員的主力。分職業看，新型靈活就業群體更年輕化，年齡均值為32.9歲，低于傳統從業者（35.7歲）。具體來看，直播、自媒體等在線服務人員整體上更為年輕化，年齡均值不超過30歲；線下生活服務業人員、財務文員和生產制造工人平均年齡也較低，不超過35歲；平臺接單人員多數為31—40歲，其中外賣員和快遞員相對年輕化，而網約車司機對技能有一定要求，平均年齡較大；傳統靈活就業群體中，建筑工人、物流運輸人員和務農人員的平均年齡相對較大，40歲以上的占比接近30%。此外，當前靈活用工人員普遍具有高中及以上的學歷，這主要是因為相當一部分人員從事的是與新經濟、新業態相關的生產服務型工作，崗位對靈活用工人員有更高的學歷要求。

第三，以男性為主，工作時間偏長。相關調查顯示，靈活就業人員的性別分布呈現以男性為主的特點。一線生產工人、建筑工、外賣快遞員、網約車司機等體力勞動者，以及通過服務眾包平臺線上接單的IT和其他技術相關人員群體多以男性為主，而客服、信息審核、數據標注、財務法務、網絡主播等群體則以女性為主。與全職就業群體每周平均工作時長相比，靈活就業群體的每周平均工作時長更長，接近40%的人員每周平均工作超過60個小時，約30%的人每周平均工作時長在50—60小時。分職業看，線下生活服務業人員、生產制造工人、物流運輸人員和建筑工人等傳統從業者工作時間偏長，超過40%的人員每周工作時長超過60個小時，平均工作時間在54個小時左右；平臺從業者的工作時間偏長，超過半數的快遞員、網約車司機和外賣員等平臺接單人員每周工作時間超過60小時，平均工作時長則高達56個小時。

第四，就業合同類型多樣，不同職業間收入分化明顯。靈活就業人員的合同類型有按照平臺方規定確定時間收入的，有簽訂勞務合同的，有口頭協議的，有勞務外包或商務協議的。分職業來看，個人文藝創作、快遞外賣、網約車司機等新業態從業人員以按照平臺方給出的明確規定確定工作時間和收入的較多；來料加工、公益作坊等多為簽訂勞務合同，網絡主播多為簽訂商務協議，而社區保潔、打零工等多以口頭協議。另外，根據2019年社科院“中國社會狀況綜合調查”數據顯示，靈活就業人員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數為0.45，說明靈活就業人員內部收入差距較大。人民智庫調查顯示，靈活就業人員的月均收入大概集中在4000—8000元。分職業來看，網絡商戶和網絡直播等與互聯網結合比較緊密的新就業形態從業人員的收入較高，月均收入超過萬元；傳統的建筑工人工作時間偏長、收入水平較高，30%的人員收入超過8000元；物流運輸人員對技術有一定門檻要求，同時也需要投入資本購買運輸設備，月均收入接近8000元；線下生活服務業人員和財務文員的收入水平明顯偏低，人均月收入在4000元以下。

靈活就業中存在的突出問題

第一，在勞動樣態方面，靈活就業群體在勞動中存在工作生活界限模糊、勞動場所不確定、社會融入不易等問題。靈活就業的一個典型特征就是“靈活”，而與靈活相伴的是較高的“流動性”和“不確定性”，包括工作時間的不確定性、工作場所的流動性、工作內容的變動性等。而且，與做小買賣的個體經營者、建筑工地的外出農民工、保安家政等勞務派遣工相比，新經濟、新業態下的新型靈活就業人員的勞動面臨著更大的不確定性。人民智庫最新調查數據顯示，65.2%的新型靈活就業人員認為自身工作靈活性高，61.4%認為自身工作的流動性高。工作時間、環境的不穩定可能會侵害勞動者的身心健康。

一方面，不確定的勞動時間和環境會對靈活就業人員的身體健康造成威脅。工作時間的靈活并不意味著靈活就業人員能夠隨心所欲地支配自己的時間。職業主播們特別關注“焦點時刻”，會依據用戶需求調整工作時間，甚至因為工作日夜顛倒；外賣小哥和網約車司機的勞動時間與收入高度綁定也會促使他們盡量多地延長日均工作時間；這些都可能引發自發性過勞，影響勞動者的身體健康。而且，無邊界的工作形式還會模糊勞動者工作和生活的界限。人民智庫調查數據顯示，85.5%的靈活就業人員認為自身工作生活界限模糊。以外賣平臺為例，2019—2021年涉及外賣快遞人員的事故起數出現了明顯的上升趨勢，尤其是2021年相比2020年增幅達到了80%。

另一方面，勞動時間和環境的不確定性也影響了靈活就業群體的社會融入，進而造成該群體的社會疏離感。許多靈活就業人員的勞動交互更多圍繞平臺展開，沒有上級下級之間的指揮與服從關系，也沒有同事之間的協同合作，勞動者變成一個個原子化的勞工，無法形成穩固的業緣關系。同時，互聯網重塑了很多靈活就業者工作生活的時空元素，以網絡主播、視頻博主為代表的新型靈活就業者就很少在線下與工作對象打交道，且工作時間段與普通勞動者也存在區別，這也極大影響了他們的日常社交活動。

第二，在就業收入和發展前景方面，靈活就業群體受疫情和經濟下行的影響更大，收入波動和失業風險更高。與正規就業群體相比，靈活就業群體就業更加不穩定，收入受行業環境和市場環境變動的影響更為顯著，且失業風險較高。人民智庫調查顯示，88.5%的新型靈活就業人員認為當前自身工作收入波動性較大；61.4%認為自身失業風險較高。疫情期間，不管是傳統就業的打零工人員，還是新業態的網約車司機、外賣配送員等，都遇到了業務萎縮且就業機會不足的問題。此外，阿里研究院的數據也從側面印證上述觀點，2022年半數騎手的收入、訂單有所下降，74.9%的騎手認為是受到了疫情影響。

在靈活就業群體的職業發展前景方面，人民智庫調查數據顯示，61.4%的新型靈活就業人員認為自身職業發展空間較小，還有33.1%認為自身職業發展空間一般，只有5.5%認為自身職業發展很有前景。相較于公務人員、企業正式員工來說，大多數靈活就業人員缺乏制度化的職業規劃和常態化的生命歷程，職業發展面臨著巨大的不確定性。而且，除去保安、家政等少數靈活就業崗位，無論是需要體力和耐力的建筑工人、工廠工人、外賣配送等職業，還是更新換代十分迅速的短視頻博主、互聯網營銷師、電子競技員等職業，都面臨著如何規劃職業發展路線從而規避年長即被淘汰的問題。

第三，在就業心態方面，靈活就業群體中普遍存在“暫時過渡”“焦慮”“躺平”等心態。靈活就業群體的工作性質和收入狀況對他們的就業心態也有所影響。當前，新型靈活就業群體對工作的態度展現出了更明顯的“過渡性”特征。許多新就業者因為崗位“時間靈活”（64.6%）、“作為兼職、暫時過渡”（24.5%）等原因而選擇了靈活就業，但他們對就業價值認知較為單一，有半數多受訪者（56.1%）認為工作的目的就是解決物質貧困，沒有其他價值。安保人員、外賣騎手、快遞人員、住宿餐飲服務人員等靈活就業人員的勞動內容較為單一，且勞動強度較高，他們很難從工作中收獲賺錢以外的其他價值。而在資本、流水線工業文化消極影響下，自媒體創作者、網絡寫手等文娛產業自由職業者也很難實現自我價值，反而淪為文娛產業流水線上的螺絲釘。

此外，焦慮心態和躺平心態也是靈活就業群體中也比較突出。人民智庫調查數據顯示，靈活就業群體中存在著一定的焦慮心態，有74.1%的受訪者認為“當前社會節奏很快，一步跟不上就會步步跟不上”，還有61.1%的受訪者認為“每項工作都要做得十分完美，否則就會產生挫敗感”。這樣的心態與他們工作不穩定及對前途不確定有關，使他們不得不為可能失去所擁有的物質條件而感到擔憂。同時，“躺平”生活方式在靈活就業群體也得到一定認可，在零工群體中尤為明顯。部分零工群體由于看不到生活和職業發展的前景，于是不再“焦慮”，但也不再奮斗，選擇了混日子式的“躺平”生活。人民智庫調查顯示，54.9%的受訪者認為“‘躺平’是勞動者壓力過大的一種緩解方式，不應加以指責”，46.6%的受訪者認為“‘躺平’是很多勞動者前途無望的一種消解方式，應當多找社會原因”。

第四，在勞動保障方面，靈活就業群體存在勞動關系難以認定、勞動安全保護和基本社會保障缺乏等問題。我國勞動者權益保障和社會保險制度是較為明顯的“雇主關聯性”，靈活就業群體的工作以“去雇主化”和“多雇主化”為主要特征，勞動關系難以認定。除了個體經營者群體以外，大多數靈活就業者并不是標準意義上的自雇者，缺乏被雇傭者本身該享有的勞動保障。一方面，靈活就業勞動者缺乏勞動安全保護，許多新型靈活就業群體的勞動場所被網絡平臺取代，勞動者的生產和經營活動都在線下獨立完成，這種模式使得傳統安全健康監察監管體系無法有效介入和提供支持幫助。而且靈活就業人員彼此之間也無法有效形成組織，造成勞動者很難通過集體維權的方式爭取自身勞動權益。

另一方面，靈活就業群體缺乏基本的社會保障。相關學者的研究表明，平臺靈活勞動者中參與社會保險比例最高的為工傷保險，但也僅有26.1%，往下依次為城鎮職工醫療保險（24.6%）、失業保險（23.4%）、生育保險（22.0%）、城鎮職工養老保險（18.9%）等，可見平臺靈活勞動參保比例之低。北京騰景大數據應用科技研究院與螞蟻集團研究院聯合發布的《2022年二季度靈活就業群體調查報告》也指出，靈活就業群體普遍存在就業不穩和社保不足的問題，47.3%的靈活就業人員沒有勞動合同或僅有一年內的臨時合同，53.5%的靈活就業者沒有繳納養老保險，受疫情沖擊更容易陷入困境。

針對靈活就業群體在就業中面臨問題的對策建議

第一，完善靈活就業群體的社會保障制度。一是推動各級政府部門共享關于靈活就業群體的數據信息，并對靈活就業群體的基本情況、存在的問題進行調研，創新形成適應靈活就業、平臺就業等新就業形態的參保繳費政策。特別是在新就業形態豐富的部分城市探索靈活就業人員的社會保障制度試點，研究制定包括平臺用工、勞動契約、工資支付、工作時間、休息休假等有關勞動基準。二是進一步落實十四五規劃提出的健全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盡可能多地將靈活就業人員納入社會保障范圍，持續加強醫療保障和養老保障，實現應保盡保。三是加強社會救助政策對靈活就業人員脫崗或失業的兜底保障，推進廉租房、公共租賃住房等多種形式的保障性住房向底層的靈活就業人員傾斜，進一步推進租購同權、常住地公共服務政策向此類人群覆蓋，為靈活就業人員營造更多的“溫馨港灣”。

第二，完善靈活就業相關法律法規，重視靈活就業群體的職業培訓與素質培養。一是要立法認定靈活就業群體的勞動關系。立法部門要創新探索，把握靈活就業的本質特征，建立區分傳統勞動關系、特殊勞動關系、靈活就業關系的識別系統，給予靈活就業形態合法地位。二是在法律法規層面加強對靈活就業群體的保護。進一步完善靈活就業群體的勞動權益、就業權益等內容的相關立法，明確各責任主體的法律責任、法律關系。三是開展靈活就業群體的職業技能培訓。政府部門積極引導，出臺靈活就業崗位相關的職業技能標準，引導企業開展有針對性的職業培訓和就業培訓，明確靈活就業群體的職業發展路徑，將職業技能與收入、晉升掛鉤。結合靈活就業形態，鼓勵高校新增相關專業課程。

第三，引導社會各方共同營造對靈活就業者更加友好的環境，鼓勵相關行業和勞動者進一步發展。在社區層面，要發揮社區基層的關鍵作用，切實解決靈活就業群體“急難愁盼”問題，減少其后顧之憂，促進靈活就業群體的社會融入。在社會層面，要引導發展規范化行業組織，發揮行業協會的作用，制定和完善靈活就業的行業規范。同時媒體要積極向社會宣傳和推介靈活就業群體的就業方式和就業前景，提升全社會對靈活就業的認知與理解。在企業層面，應當支持靈活用工企業發展，加快復產復工，鼓勵有條件的企業為靈活就業員工提供文化休閑服務等活動場所或設施。在勞動者層面，鼓勵靈活就業群體自我學習，提高其抵抗失業風險的能力與信心，拓寬其職業發展空間。

【執筆：人民智庫研究員  賈曉芬 劉哲 鄧楚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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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肖鵬燕、魏巍、王飛鵬、孟續鐸：《平臺經濟勞動用工的現狀及問題研究》，《中國人事科學》，2022年第2期。

責編：李 懿／美編：王嘉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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