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歷史唯物主義是認識“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顯著特征的重要方法。新自由主義秩序的危機，疊加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一大變局的物質基礎是近年來的國際分工與交換以及影響國際分工與交換的國際貨幣體系的加速變化。這一變化預示著影響世界政治的國際生產關系正經歷重大變化，導致長期以來主導世界的西方現代化道路、模式與話語正在遭受越來越大的質疑，西方對世界的控制力在加速下降。這一切反映了“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的應有之義，也折射出“民族要發展、世界要和平、人民要福祉”的時代要求。

【關鍵詞】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國際政治經濟 和平與發展

【中圖分類號】D820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2.19.006

習近平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迎接黨的二十大”專題研討班上指出：“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的特征更加明顯”。[1]如何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角度認識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只有依據國際經濟基礎的加速演進以及由此帶來的國際上層建筑的加速變化，才能窺見其加速演進的特點。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背景下，唯有從百年以來的歷史演化的大勢中，從百年來時代發展的繼承關系中，才能以大歷史觀領悟和把握當今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的特征。唯有正確認識當今世界的大變局和“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的特征，才能確定中國在這一變革世界中的歷史方位。從維護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中國的性質與身份出發，從中國共產黨的宗旨與使命角度，才能客觀科學地分析中國在這一大變局加速演進的過程中應當做什么。

百年大變局加速演進的物質基礎

恩格斯指出：“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應當到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更中去尋找……應當到有關時代的經濟中去尋找。”[2]所以，要以歷史唯物主義的視角來認識大變局加速演進，就要從當前經濟基礎的變化來分析。在國際領域，世界經濟基礎是認識大變局加速演進的首要路徑，而不是簡單地從以美元定價的GDP多少來分析國家經濟實力的變化。[3]因此，衡量世界變化只能從國際生產與分工的變化著手。國際分工本身是一種權力等級／過程，[4]國際分工的中心與外圍的劃分就是等級劃分的具體體現。這種等級反映的就是一種國際生產關系。生產關系的另一個體現就是生產的社會權力關系。[5]國際分工格局是決定國際權力格局與利益分配的物質基礎。技術優勢作為當今國際生產分工體系中的核心要素，決定著企業／國家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與收益，關系到國際權力的演變。近代以來的世界歷史可以充分地展示這一點。工業革命后的英國作為頭號工業強國，成為工業出口大國，引領著國際分工，對外投資與貿易獨占世界鰲頭，這為建立“英國主導的世界秩序”奠定了物質基礎。戰后的美國同樣如此，其先進的制造業在世界首屈一指，通過設備出口促進西歐、日本的經濟復興，通過投資引領戰后資本主義世界的國際分工，這成為美國戰后霸權的物質基礎。

今天我們看待大變局加速演進同樣要從國際生產與分工及交換的變動著手。新冠肺炎疫情嚴重地沖擊了世界經濟，造成了世界主要經濟體的經濟增長出現減速甚至衰退，沖擊著國際供應鏈。中國在世界生產與交換領域中的重要性在疫情中凸顯出來。

首先，中國作為世界主要經濟體在國際分工中仍然發揮著重要作用。以2018～2021年國際直接投資的數據來看，雖然受到西方打壓，但中國作為世界主要對外直接投資大國的地位在疫情前后基本沒有變化，仍然保持世界前列，這說明中國對塑造國際分工影響巨大（如圖1所示）。另外，從疫情前后兩年中國接受外來直接投資情況來看，中國仍然是受國際資本青睞的制造大國，接受外來投資仍處于增長之中，在國際分工中發揮重要作用（如圖2所示），因為中國在疫情發生兩年內商品出口位居世界第一（如圖3所示）。疫情期間，中國制造業在世界經濟中的作用和地位進一步提高，為世界各國提供了巨量的抗疫物資（如口罩、呼吸機），許多經濟體由于疫情處于生產停滯狀態，需要中國生產的物資保障供應，這造成了中國在疫情發生后的兩年貿易順差大幅提高，2020年全年出口同比增長4%，[6]2021年全年出口同比增長21.2%。[7]在疫情中如果沒有中國生產與制造，世界經濟可能會更糟。特別需要注意的是，中國在這一時期出口產品的結構進一步提升，已經不是相對低廉的工業品，而是以附加值較高的工業品為主。例如，2021年，中國出口機電產品12.83萬億元（人民幣），增長20.4%，占出口總值的59%，其中自動數據處理設備及其零部件、手機、汽車分別增長12.9%、9.3%、104.6%。[8]如果從商品出口來看，中國在國際分工生產中的作用已經超過了疫情之前。

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作用還可以從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后中國經濟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看出。2020年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與疫情前的2019年基本持平，都在30%左右[9]，2021年在世界主要經濟體都在經濟復蘇的條件下，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雖然預計是25%，但仍是世界第一[10]。這一切都說明，中國在世界經濟中保持著舉足輕重的地位，世界經濟對中國生產的依賴度進一步提高。

除了制造業外，中國與一些非西方國家在原材料與能源領域的控制力也在加強。雖然原材料與能源在國際分工中長期處于低端，但其作用不容忽視。過去西方國家長期控制著原材料與能源生產（即使是石油與天然氣，美西方由于控制著海灣一些國家，也擁有相當的影響力），然而，近年來這一局面正在發生變化。例如，美西方資本過去長期主導鐵礦石生產與價格（包括澳大利亞和巴西的鐵礦石），但近年來這種把控開始松動。澳大利亞主要鐵礦石公司不僅在價格主導權上無法隨心所欲，而且開始愿意在中國進行到岸人民幣結算。近來，在俄烏沖突中，西方無法控制國際石油與天然氣甚至是煤炭的生產與價格。這與冷戰中美國聯合沙特等國控制國際油價對付蘇聯形成鮮明對比。

國際分工中最重要的是高科技產業，它是處于分工生產高端的產業。當今的服務貿易包括技術交易、航空運輸等，西方發達國家在決定高科技的技術貿易中處于優勢地位，在低端服務貿易領域，如海運、建筑等，沒有競爭優勢。從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前后兩年的國際服務貿易狀況可以看出，西方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在技術貿易上仍具有巨大優勢。這可以從研發（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D）、技術與貿易及相關服務領域（technical, trade-related, and other business services）的數據中看出（這兩個領域與科技最為密切相關），在這兩個領域世界主要經濟體的服務貿易出口數據中，美西方近年來仍然處于領先地位（如圖4、圖5所示，中國在這兩個領域沒有統計數字）。

中國在高技術追趕方面也呈現出加速趨勢。從數據上看，在與技術有一定關聯度的制造業中物質投入所包含的服務（Manufacturing Services on Physical Inputs Owned by Others）的出口貿易上，中國處于世界前茅（如圖6所示，美國在這一領域沒有統計數據）。這說明中國在長期由西方壟斷的高端制造領域已經有了顯著的發展。中國高科技產業的追趕趨勢，還可以從美國近年來對中國高科技產業的圍堵不斷強化的事實中體現出來。2018年，美國開始對中國高科技產業發難；到了近些年，中國被美國制裁的高科技公司名單越來越長，制裁項目越來越多，為了在競爭中贏得并保持優勢，美國醞釀或出臺的法案越來越多，國家對高科技產業的補貼越來越多。以可能產生第四次工業革命的信息產業為例，美國最近出臺的《芯片和科學法案》一方面要通過補貼把世界主要芯片制造公司的生產集中到美國，另一方面要阻止這些公司在華生產28納米以下的芯片和在華擴大產能，而且還提出撥款2800億美元資助未來的芯片研發。如果不是近年來中國在這一領域不斷追趕形成的壓力，美國沒有必要如此“大動干戈”。

其次，影響世界生產與交換的貨幣體系近年來也在加速變化，世界“去美元化”的進程正在提速。美元長期以來一直是美國霸權的三大硬支柱之一（其他兩個是科技、軍事）。由于美元的國際地位，美國貨幣政策的溢出效應影響著世界生產和貿易，美國甚至可以不斷從世界搜刮財富，拉攏盟友與打擊對手。然而，近年來，由于美國自身的經濟問題及其治理能力，以及濫用貨幣特權和金融制裁，美元的霸權地位不斷地受到反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最新統計顯示，2020年第四季度，美元在全球央行外匯儲備中占比下降至59%，為25年來最低水平。[11]特別是俄烏沖突以后，一些國家在與俄羅斯的貿易中，改用盧布以及其他貨幣結算，中國最近也提倡在對華貿易中用人民幣結算，國際結算中的“去美元化”進程突然加速。美元霸權地位的進一步衰落反映了美國控制國際生產與交往的能力在下降。

從以上對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后的世界經濟分析可以看出，西方長期主導的國際生產與交換正在加速變化，在國際生產關系中，非西方國家的地位正在加速提升。從這個角度來看，疫情暴發后的世界之變、時代之變和歷史之變有著愈加深厚的物質基礎。

歷史經緯下的世界之變、時代之變和歷史之變

世界之變、時代之變和歷史之變體現的是一種歷史大勢，需要端著歷史的“望遠鏡”回顧百年來曲折的歷史進程才能真正體會。只有這樣才能不畏當前世界變化的“浮云”遮望眼。

2017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首次談到“百年未有之大變局”。[12]這似乎對應了一百年前開始的世界大變局（1917年的十月革命）。今天的大變局與百年前的變局雖然在本質上都是對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危機的反應，但兩者體現著不一樣的世界之變、時代之變和歷史之變。同時，兩者亦有著繼承關系。百年前的大變局是在世界資本主義大危機中產生了一個“戰爭與革命”的時代，催生了一個“民族要解放、國家要獨立、人民要革命”的歷史片斷，這個時代產生的最積極的結果就是在世界范圍內廢除了殖民體系，使得廣大被壓迫民族實現了（至少是名義上的）國家獨立。今天的大變局是在資本主義危機中強化著一個“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因為取得政治獨立的廣大發展中國家在冷戰結束后被引向（被脅迫）接受新自由主義模式，而接受該模式的結果卻與期待相反。新自由主義的發展話語是，只有完全的自由市場、自由貿易和私有制（“華盛頓共識”）以及西方式“守夜人”的小政府才是唯一正確的發展模式。如果發展中國家不接受新自由主義模式，不僅國家主權和安全無法得到保障，而且經濟發展也缺乏外部資源。但接受新自由主義模式的發展中國家的結果是：與美國這樣的新自由主義典范國家一樣，呈現出經濟學上的“貧困化增長”（miserable growth）。[13]更為嚴重的是，它們比西方大國不斷遭遇金融危機更為悲慘，不僅遭受經濟困局，還有政治與社會動蕩，甚至是外部的武裝干涉。2008年后一些國家出現的經濟困局和衍生的社會動蕩與戰亂，一定程度上都與新自由主義秩序有關。在新自由主義遭遇巨大危機時，特別是新冠肺炎疫情以來，新自由主義的弊端更加凸顯，世界各國人民，特別是發展中國家有理由要求擺脫西方發展模式的束縛，尋找適應自身條件的、能真正增進民生福祉的發展模式。中國的發展和表現為這種轉向提供了啟示。這一切反映了包括廣大發展中國家人民在內的世界人民“要發展、要安全、要福祉”的呼聲。因此，當今世界之變、時代之變和歷史之變延續了百年前開始的歷史潮流，回應了過去沒有凸顯的“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其最大特征就是國際社會，特別是廣大發展中國家要建立一個多元文明下相互尊重、和平共處、互利共贏的世界，而不是某種定于一尊的現代化模式、某種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現代化標準的世界。這一切可以通過伴隨著近年來的國際經濟基礎加速演變而產生的整個世界的政治與意識形態的進一步變化展示出來。

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后，西方國家作為世界現代化典范與治理標桿的影響力進一步弱化，西方國家長期以來“成功”國家的形象受到巨大挑戰。這種挑戰使得新自由主義作為發展的唯一正確模式缺乏說服力。美國作為現代化程度最高的國家，疫情之后出現的抗疫失敗與“躺平”、社會分化與分裂、種族歧視、槍支暴力不斷，貧富分化加劇等現象，給世界展現了一種衰敗的景象。近年來，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媒體中也不斷出現“美國是一個失敗的國家”之類的輿論。[14]世界各地出現不少的“強政府”，西方國家也出現了一些“強政府”的行為。由于擔心西方模式失去公信力，西方主流媒體不斷全方位地歪曲與抹黑中國形象，企圖削弱中國制度的影響力。如果中國制度缺乏吸引力，沒有帶來巨大的成就，近年來美國就沒有必要詆毀中國，滿世界地搞“價值觀外交”，意圖以意識形態劃線，搞所謂的“民主”與“專制”的世界對立。西方國家也沒有必要糾結于團結所謂的“民主國家”保護其價值觀。[15]正是因為新自由主義的制度失靈，才會出現西方對其他現代化發展道路的巨大擔憂。

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后，美西方控制世界的能力進一步受到削弱。這種控制力的下降很可能造成西方對其主導的世界秩序的失控。首先，美西方自冷戰結束后多次出兵入侵第三世界國家并在一些發展中國家策動顏色革命。2008年之后這種態勢逐步減弱，近幾年美西方開始逐步收縮力量，2021年美軍撤離阿富汗是美國近年來加速收縮力量最集中的體現。但必須注意，美國收縮力量的另一面是加強了代理人戰爭和在國際大國力量之間縱橫捭闔（當年“尼克松主義”的本質），以圖削弱所謂的對手挑戰，俄烏沖突就是一個典型。它是由美國在背后挑起的沖突，美國意圖利用這一沖突“團結”歐盟對抗俄羅斯。在臺灣問題上，美國近來也企圖對中國玩弄相同手段。這些行為對世界和平構成了極大威脅。其次，冷戰結束后，美西方一直在壓縮非西方大國的戰略空間，卻較少受到強有力的反擊，而2008年后這種情況開始變化，特別是近年來非西方大國面對美西方的戰略擴張與挑釁，越來越表現出反擊的態勢。2022年，俄羅斯在烏克蘭的“特別軍事行動”就是最典型的表現。最后，由于自身實力的衰落，美西方開始轉變過去對發展中國家的強勢戰略，更多地采取“懷柔”策略。例如，為了抵消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在國際上的影響力，美國開始聯合其他西方六國通過所謂的全球基礎設施計劃（“重建更好世界計劃”）來拉攏發展中國家，美國還想通過一些經濟計劃拉攏東盟和非洲國家（“印太經濟框架”“非洲增長與機遇法案”）。然而，由于財力不足，西方國家希望通過援助方式來挽回其影響力的做法，實際上只是在“畫大餅”哄騙發展中國家。美國近來在國內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資金投入不斷縮水，這種情況下，談何拿出大筆資金幫助發展中國家進行基建。美國過去靠發國債、濫發鈔票來“補充財力”的做法，隨著美元信譽的加劇下降也越來越難以持續下去。基建投資項目周期長、收益慢，私人資本歷來很少有興趣參與。與美西方國際影響力下降形成對比的是，非西方主導的國際組織的影響力卻在擴大。例如，一些國家積極加入金磚國家組織和上海合作組織。雖然這些國際組織目前的內部協調力與對外影響力尚待發展，但這些都是自冷戰結束后，非西方大國建立的且近來影響不斷擴大的合作組織。這些組織的主要成員在2022年美西方就俄烏沖突圍剿俄羅斯中基本保持著客觀公正的立場。這也讓美西方利用這一沖突孤立俄羅斯的企圖難以實現。

作為西方影響世界的文化霸權——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話語在世界范圍內受到越來越大的質疑。2008年的經濟危機及其后繼的影響、西方國家治理的失敗（特別是疫情期間展現出來的失敗以及內部的分化與分裂）、新興大國的發展力與繁榮，以及西方國家在國際上的雙重標準……沖擊著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正當性與合理性。這種趨勢在疫情暴發后進一步加劇。疫情之后，美國發生了兩個重大社會事件：一是2020年的弗洛伊德事件，這一事件激發了美國新一輪追求民權的運動。二是2021年的沖擊國會事件，這一事件打破了美國長期以來“民主”政治的神話。這兩個事件背后都意味著一個重要思潮的興起，即不滿新自由主義秩序帶來的社會結果。弗洛伊德事件帶來的民權運動反映了美國黑人及少數族裔對新自由主義帶來的貧富與權利差距加大的憤怒。沖擊國會事件反映的是傳統藍領白人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導致的權益喪失的憤怒，他們把特朗普看成是其權利守護者，拜登的當選意味著新自由主義可能的回歸。這兩個事件都是民粹主義的表現，前者代表左翼，后者代表右翼。這種民粹主義在西歐同樣以不同形式反映出來。支持英國脫歐的民粹力量把鮑里斯·約翰遜送上首相寶座，但他沒有讓英國民眾獲得更好的福利，而且蘇格蘭分離勢力再次提出獨立要求。法國2022年選舉，民粹主義右翼候選人瑪麗·勒龐初選獲得近30%的支持率，名列第二。可以說，歐美的民粹主義目前形成了對新自由主義的全面對抗。這些民粹主義者與新自由主義格格不入，民粹主義訴求中包含著（極端）平等、民族主義甚至是種族主義，反對市場化與全球化帶來的權利與貧富差距。如果回顧百年前的歐洲歷史，可以看到類似的民粹主義對抗衰落的古典自由主義。[16]

當前，代表著西方現代性的話語雖然受到了民粹主義的重大挑戰與質疑，但今天的民粹主義并沒有像百年前一樣，醞釀出塑造新社會制度的盛行意識（如百年前的法西斯主義、布爾什維克主義），它目前還處于一個新自由主義之后的后西方話語狀態。新自由主義推崇的現代化不再被當作“常識”，斯賓格勒（Oswald Spengler）的《西方的沒落》再度被歐美精英提及。[17]這種后西方話語反映的是歷史唯物主義的“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或者是柯林伍德（R. G. Collingwood）所說的“歷史的觀念”。[18]雖然西方國家目前還沒有涌現出新的社會主流觀念（或者還在醞釀之中），但新自由主義作為一個時代的主流觀念正在受到廣泛質疑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這反映出世界、時代與歷史正在變化。

在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后，相當多的國家陷入生產停滯、市場不暢、供應鏈受阻的狀態，整個世界經濟處于嚴重衰退之中；發展中國家應對疫情的能力較弱，發展經濟更是困難重重。特別是近期俄烏沖突造成了國際能源與糧食價格大幅上漲，導致全球通脹高企，使絕大部分發展中國家處于發展的困境之中。近年來，在聯合國大會上，發展中國家強烈要求國際社會關注發展問題，特別是疫情給它們造成的發展困難，這迫使最近西方國家為了抵消中國在促進發展中的作用，不得不關注它們的發展問題，啟動如前文所述的“重建更美好世界”的全球基礎設施計劃、“印太經濟框架”等，這說明西方國家如果繼續漠視發展中國家的利益，仍以過去新自由主義的方式，單純強調自由市場對發展的作用，將會失去更多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力。

發展是第一要務，人類的歷史起點就是建立在滿足“吃喝住穿”的基本需求生產基礎上的。[19]任何建立在某種生產組織模式上的制度如果不能滿足人類福祉需要都會引發危機與動蕩，甚至革命與戰爭。目前西方國家仍希望保持其主導的國際經濟制度，使發展中國家繼續遵從其希望的發展道路，從而維持其經濟政治特權。而事實已經證明，這種世界政治經濟秩序造成的結果是世界性貧富分化以及發展中國家發展的困境。為此，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為了維護既有的國際經濟秩序，不惜在世界范圍內制造危機，制造戰亂。和平是發展的基本條件，“民族要發展、世界要和平、人民要福祉”正在成為時代的主流呼聲、歷史進步的要求。當今世界的每一個變化都折射出這種呼聲與要求。

中國在加速演變的世界中的地位與方位

在加速演變的世界中，中國站在歷史進步的一面，順應歷史發展的大勢，推動世界、時代和歷史向著進步方向演變。其具體的歷史作用在于：一是更好地發展自己，實現強國之夢，力爭在國際生產分工環節中處于國際頂端，用自己的發展成就昭示世界，發展中國家也可以不遵循西方的道路，開創一條不同于西方模式的現代化道路。二是通過互利共贏的方式促進世界的共同發展，特別是帶動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前者是后者的基礎。沒有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的成果，就沒有能力去促進世界的發展，也沒有能力帶動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這一歷史方位既是中國的國家利益決定的，也是中國的國家性質與身份決定的，更是作為中國的執政黨——中國共產黨的使命決定的。

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夢寐以求的夙愿，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最偉大的夢想。兩者亦是新時代中國國家利益的應有之義。這一利益決定了中國應當站在歷史進步的一面，順應歷史發展的大勢，推動世界、時代和歷史向著進步方向演變。一個民族和國家現代化的實現，從根本上就是在國際生產關系中處于優勢地位，至少是平等地位。西方國家由于先行工業化才使其自工業革命以來處于國際分工的中心。國際分工中的優勢地位賦予了它們在國際政治中的霸權地位。這種霸權地位使得美西方國家可以憑借其實力造成了馬克思所說的“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于文明的國家，使農民的民族從屬于資產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于西方”。[20]發展中國家這種依附從屬地位使其在政治上飽受欺凌，經濟上遭受剝削，民族受到奴役，國家缺乏主權。沒有在國際生產分工中的優勢或平等地位，在參與國際生產與交換中就不可能獲得相應的分配以及發展的機會與資源。從近代以來的世界歷史來看，任何國家實現現代化都離不開外部的環境，這是社會化大生產和生產力發展的必然要求。當今的中國不可能回到僵化封閉的老路中去實現現代化。即使今后走內循環為主的發展道路，也仍需要內外循環相互促進。目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大國極其擔憂中國在國際生產與分工中地位的上升，為了阻止中國的發展，他們極力打壓中國的高科技產業，力圖重建“去中國化”的國際供應鏈，在中國周邊制造緊張的安全局勢。因此，為了實現現代化，中國迫切需要一個有利于自身發展的、包容性的國際政治經濟環境。“民族要發展、世界要和平、人民要福祉”的時代要求符合新時代中國最大國家利益。中國只有通過推動這一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才能為自己營造一個良好的發展環境。這既是實現新時代中國最大國家利益的保障，也是促進人類歷史進步的需要。

中國的國家性質與身份也決定了我們應當站在歷史進步的一面，順應歷史發展的大勢，推動世界、時代和歷史向著進步方向演變。中國的國家性質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國家身份是發展中國家。社會主義性質決定了中國必須走一條不同于西方國家的發展道路。發展中國家身份決定了中國仍需要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中國的現代化道路對內必須且只能是共同富裕的現代化，對外必須是和平發展、互利共贏的現代化。西方國家在現代化道路上對外借助帝國主義戰爭、殖民奴役、強權霸凌、剝削掠奪，對內造成了兩極分化，階級與種族的不平等。中國式現代化的實現將為世界塑造一種不同于西方現代化的新路徑，為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一個可借鑒的現代化的新模式，一個造福于世界的現代化模式。中國是一個后起的追趕型發展中國家，現實和歷史經驗均不允許中國重復西方國家現代化的老路。和平發展、互利共贏的發展道路是一個更為進步的且有助于促進世界發展的道路。例如，中國作為西方國家壟斷利益的粉碎機，帶來大量物美價廉的商品，不僅降低了各國人民的生活成本，也使得廣大發展中國家可以獲得相對廉價的技術與設備，降低發展的成本。中國的現代化是依循自身的條件和歷史文化傳統并借鑒了外部經驗的現代化，給發展中國家最大的啟示就是選擇發展道路必須結合自身條件，開創適合自身特點的發展道路。中國的現代化道路的成功，能夠給發展中國家樹立開創自身特點發展道路的信心。因此，這種現代化的意義更契合“民族要發展、世界要和平、人民要福祉”的時代要求。

中國共產黨的根本宗旨與初心使命決定了其應當順應歷史發展的大勢，推動世界、時代和歷史向著進步方向演變。中國共產黨的根本宗旨是為人民服務，初心使命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一百多年來，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完成了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的偉大歷史任務，開始并繼續帶領中國人民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實現民族發展。黨只有順應人民的要求，不斷增進人民的福祉，率領中國人民實現現代化，才能不斷夯實執政的群眾基礎。正如前文所述，要實現現代化、完成民族復興大業，中國就必須在國際生產關系中處于優勢地位，至少是平等地位，攀登上國際生產鏈的高端，否則無法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我們推進的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為此，順應歷史發展大勢，推動世界、時代和歷史向著進步方向演變，是中國共產黨宗旨與使命指引的結果。這就是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建立“五個世界”的原因所在；也是中國最近提出全球發展倡議和安全倡議的原因所在。

然而，隨著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加速演進，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的特征更加明顯，特別是中國在其中作用更加突出的條件下，中國的外部環境反而變得更加復雜與嚴峻。這是因為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沖擊舊秩序、舊模式，既得利益者日益擔憂失去其特權和不當利益。回顧過去百年的歷史，可以看到廣大被壓迫民族為贏得國家獨立與民族解放所經歷的艱辛而復雜的歷程。而在未來，“民族要發展、世界要和平、人民要福祉”的歷程同樣也是艱辛而復雜的，是不可能靠“敲鑼打鼓”輕易實現的。因為舊的力量在整體上仍處于相對優勢的地位，整個世界雖然處于批判舊意識的后西方、后現代階段，但還沒有產生反映新的時代要求的變革性觀念，舊觀念的慣性思維在一些國家、一些人頭腦中仍然根深蒂固。在這種條件下，在今后相當長的時間中，世界仍處于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所說的“轉折世界”（world of conjunctures）之中，世界的歷史仍是“一種溫和節奏的歷史，一種力量分化組合的歷史”；進入到“結構世界”（world of structures）仍需要幾個世紀或更長時間的“長時段”（longue durée）。[21]任何急于求成和亢奮冒進都不足取，當下中國最重要的是做好自己的事情。

（本文系教育部重大攻關項目“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外交思想的科學內涵、精神實質和實踐要求研究”和江蘇省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項目“新時代高校馬克思主義國際觀教育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分別為：19JZD001、2022SJZDSZ001）

注釋

[1]《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奮力譜寫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嶄新篇章》，《人民日報》，2022年7月28日，第1版。

[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97～798頁。

[3]從GDP衡量國家經濟實力的變化存在的問題包括：各國統計口徑的不同（生產法與支出法的不同）、匯率的變化、通貨膨脹率的差異。

[4]P. Gowe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Conflict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in A. Anievas, ed., Marxism and World Politics, London: Routledge, 2010, p. 139.

[5]生產關系、生產的社會關系和生產的權力關系是一個問題的三種不同表達方式。生產過程中體現的主導—從屬關系就是生產過程中體現的權力關系。參見R. W. Cox, Production, Power, and World Old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12-13。

[6]《2020年全年我國對外貿易情況》，2021年1月15日，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l/m/202101/20210103031331.shtml。

[7]《國務院新聞辦就2021年全年進出口情況舉行發布會》，2022年1月15日，http://www.gov.cn/xinwen/2022-01/15/content_5668472.htm。

[8]《2021年，中國貨物貿易進出口總值同比增長21.4%——外貿規模再創新高》，2022年1月15日，http://www.gov.cn/shuju/2022-01/15/content_5668308.htm。

[9]《中國2020年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達30%》，2021年10月8日，http://www.china-cer.com.cn/zhongguojingji/2021100815011.html；《2019年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達30%左右》，2020年2月28日，https://www.chinanews.com.cn/cj/2020/02-28/9107603.shtml。

[10]《國家統計局：2021年中國經濟增長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預計將達到25%左右》，2022年1月17日，http://finance.people.com.cn/n1/2022/0117/c1004-32333204.html。

[11]《日媒：美元在全球外匯儲備占比例降至59%，各國央行都在減持》，2021年5月12日，https://www.guancha.cn/internation/2021_05_12_590417.shtml。

[12]2017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接見回國參加駐外使節工作會議的使節時發表重要講話指出：“放眼世界，我們面對的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13]斯蒂格利茨：《模仿美國的國家 不平等都加劇了》，周建軍譯，《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17年第2期。

[14]例如，G. Packer, "We Are Living in a Failed State," in The Atlantic, June 2020；德國《焦點》周刊（Focus）網站2020年6月27日發表題為《第二波疫情襲擊美國：“美國是一個失敗的國家”》的文章；《澳大利亞人報》（The Australian）網站2022年6月25日發表了題為《過去的美國不復存在，它現在是一個失敗的國家》的文章；美國《國會山》日報（The Hill）網站2022年6月26日刊發題為《在分歧不斷加深的情況下，美國不再被世界各地的人們視作燈塔》的文章。

[15]例如，2022年4月北約外長會上，北約秘書長就呼吁，“民主國家應該團結起來保護我們的價值觀”。

[16]有關歷史記述見E. Hobsbawm, The Age of Empire: 1875-1914,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7, pp. 142-163.

[17]德國學者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在《西方的沒落》中提出了文化興衰周期的觀點。當時他面對歐洲的亂象，認為西方文化正處于興衰周期的末期。參見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西方的沒落》，齊世榮等譯，北京：群言出版社，2017年。

[18]英國學者柯林伍德在《歷史的觀念》一書提出，人們的觀念是隨著歷史與時代變化的，并通過分析歐洲時代各個歷史階段以及相關主要國家的觀念變化證明這一觀點。見R. G. Collingwood, The Idea of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19]這一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58頁。

[20]《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405頁。

[21]有關布羅代爾的“事件世界”、“轉折世界”和“結構事件”的闡述轉引自E. Helleiner, "Fernand Braudel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International Study Notes, 1990, 15(3), p. 75。

責 編／陳璐穎

李濱，同濟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同濟大學學術委員會委員，教育部“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與建設工程”（國際政治經濟學）首席專家。研究方向為國際政治經濟學、國際關系理論與方法。主要著作有《新時代國際政治經濟學》、《冷戰后的世界秩序與中國的發展》、《百年政治思潮與世界秩序變革》（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