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正在向碳達峰碳中和目標不斷邁進，產業轉型是實現這一目標的重要途徑，也是我國產業走向高級發展階段的必由之路。以新發展理念推進碳達峰碳中和，將碳達峰約束納入產業經濟的研究框架，從產業結構、產業技術及市場創新等角度系統地建立碳達峰約束下中國產業轉型的路徑體系。一是要構建多元化的能源供給體系，推動煤電行業轉型升級，大力發展新能源和能源互聯網建設；二是發展綠色、低碳的工業體系，實現傳統產業升級，發展戰略新興產業，加快與相應的服務業融合；三是統籌協調國內外產業轉移，在發揮區域能源優勢的同時，要謹防產業空心化。此外，要加強對相關產業的政策扶持，優化財稅政策以支撐產業結構轉型，完善和發展碳金融市場，強化科技創新對產業轉型升級的推動作用。

【關鍵詞】碳達峰 產業轉型 路徑研究

【中圖分類號】X321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2.19.008

引言

21世紀以來，全球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需求持續增長，能源消耗量猛增導致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排放量大幅上升，全球氣溫上升、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干旱等自然災害及氣候問題頻繁發生，為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帶來嚴重威脅。在此背景下，推進碳達峰和碳中和已經成為全球共識，國際社會都在為早日實現這一目標而努力。習近平主席在第75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爭于2030年前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這一目標是我國立足新發展階段，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并充分考量了國際形勢、國內現狀及潛在成本等因素后作出的重大決策，具有重要意義：一方面，碳達峰、碳中和的實現能夠優化我國能源結構，推動生態文明建設和經濟可持續發展；另一方面，碳達峰、碳中和的實現能夠減輕能源依賴，維護國家安全，也能防止我國陷入碳排放領域“單邊主義”的困局。

作為中國向世界作出的莊嚴承諾，碳達峰、碳中和對中國的發展既是機遇也是挑戰。我國工業體系長期依賴于煤炭、石油和天然氣等化石能源的消耗，產業結構偏重工化特征明顯，并處于工業化與城市化發展階段中后期，即對未來經濟增速仍有較高預期；未來經濟的增長和全面實現工業化仍會引起碳排放量的進一步增加，即經濟發展和碳排放尚未脫鉤。2021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于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見》指出，要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堅決遏制高耗能高排放項目盲目發展，大力發展綠色低碳產業。[1]經濟發展對資源環境的威脅不斷增強，碳達峰目標與產業發展之間的相互制約也更加明顯，在資源環境的強約束及碳達峰的強目標下，我國產業結構的根本性轉變已迫在眉睫。因此，深刻認識碳達峰約束下我國產業升級所面臨的挑戰，尋找適合的產業結構升級路徑以及制定符合我國現實情況的政策都具有重要意義。

1997年，多國簽署《京都議定書》以法律約束力來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為低碳理念埋下種子；2003年，英國政府在《能源白皮書》中首次提出“低碳經濟”這一概念，迅速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產業結構和能源結構調整、技術進步是節能減排的三大主要途徑，其中產業結構調整被認為對碳達峰目標的實現貢獻度最大。[2]因此，在碳達峰背景下，產業與碳排放之間的關系及相互影響成為學者研究的重點。理查德（Richard G.）等從產業結構與能源消耗的視角出發，提出產業結構由重工業為主導向輕工業為主導的轉變，有利于降低國民經濟系統的能源消耗強度。[3]劉佳駿等以我國各省的相關數據為樣本，發現產業結構調整對區域能源效率提升貢獻明顯，而技術進步與產業結構升級也能夠促進能源效率的提升。[4]研究者們還研究了碳排放約束下，能源效率和產業結構及空間分布的耦合關系，從產業結構升級和產業鏈關聯等角度探討產業未來發展。[5]現有關于碳達峰背景下的產業研究，主要集中在資源消耗或碳排放的影響因素以及其與產業結構的關系，碳交易市場等經濟手段對產業發展的推動作用等方面。[6]而對碳達峰約束下產業轉型路徑的研究，尤其是針對中國產業現狀的轉型路徑研究還較缺乏。文章將從一種全新的視角出發研究產業轉型路徑問題。

碳達峰約束下產業轉型的實踐經驗與啟示

產業結構受到資源量及其分配結果制約，資源成本與環境代價迫使產業轉型升級，而由此引發的產業生態安全威脅也迫使企業轉型升級。產業轉型能夠促進資源合理配置，通過技術升級與科技創新提高資源可持續利用率，有助于緩解碳達峰約束。通過產業結構的優化，使資源開發利用趨于科學性和合理性，進而減輕對資源的依賴，緩解資源環境約束，實現碳達峰的目標；通過產業結構在經濟系統中運行所需資源在各個產業之間的分布結構的優化，能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產業結構的調整需要資源環境支持，資源配置必須與產業結構相匹配，才能有效地促進產業轉型和升級。由此得到如下幾條實踐經驗與啟示。

多元化產業轉型路徑。美國的很多地區都因建構多元化的產業格局得以成功轉型，以比尤特為例，由于過度開采銀礦和銅礦導致后續礦產資源匱乏，城市人口減少，經濟嚴重衰退。政府為了扭轉“資源詛咒”的局勢開始實施產業多元化轉型政策，發展旅游業、健康服務業，并大力支持高科技產業，推動當地的產業和經濟向多元化發展方向轉變。

傳統產業改造升級。德國通過能源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實現產業轉型。以魯爾區為例，該區是以煤炭和鋼鐵為主的資源型生產基地，為了挽救傳統產業，德國政府積極推進產業改造升級，一方面清理整頓傳統礦區工業體系，將傳統化工業全面改造成新型的、清潔的、可持續的化工業；另一方面構建多元協作的科研創新體系，推動環境技術、電子軟件開發、數據處理等高新技術產業快速崛起。

綠色低碳化產業轉型。受到資源環境約束，日本的經濟發展方式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轉型為綠色低碳的循環經濟。首先是制定節能減排法規，大力推進環保產業發展，此后又通過開征環境稅、建立排放權交易機制等市場化手段來推動環保與經濟的協調發展，實現產業的低碳化轉型。金融危機之后，為了避免對資源型產業的依賴和環境外部性高稅收帶來的負面效應，日本政府積極推進資源節約型、環保型技術和產業的發展，通過配套的政策法規引導，鼓勵和督促資源的節約與再利用，推動循環經濟發展。

綠色新能源產業轉型。我國也在不斷積累產業轉型的成功實踐經驗。內蒙古礦產資源豐富，但生態環境脆弱，資源開發帶來的高昂環境代價讓政府不得不轉變發展方向。目前，內蒙古正向綠色化、科技化的方向轉型，一方面從源頭上做好能耗控制，堅決禁止引進高能耗、高污染、低產出的項目；另一方面引進綠色發展項目作為實現低碳發展的硬支撐，因地制宜地推進新能源產業發展，以產業轉型來促進綠色低碳發展。內蒙古在電力外送量17年位居全國第一的基礎上，持續擴大新能源電力外送規模。2021年，內蒙古新能源總裝機容量達到5291萬千瓦，位居全國首位。[7]目前，內蒙古新能源電力外送范圍覆蓋華北、東北、華東、西北地區，實現了電力資源更大范圍的優化配置。

碳達峰約束下中國產業轉型的意義

展現大國擔當。中國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也是全球碳排放量最大的國家。2021年中國碳排放總量超過103億噸，約占全球碳排放總量的27%，接近美國、歐盟和日本的總和。應對全球氣候變化是全人類共同的責任，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我國應當深度參與全球氣候治理，并推動本國經濟綠色、低碳發展，在構建全球氣候治理體系中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應對新一輪能源革命。碳達峰本質上是一場綠色工業革命。與前三次工業革命不同，經濟發展和碳排放脫鉤被視為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基本特征，實際上是從黑色工業向綠色工業的深層次轉變。大國的崛起和興衰往往與化學能源的獲取和使用息息相關，引導前三次工業革命的國家均實現了國際影響力的提升和國家的興旺發達。中國擁有全球規模最大的可再生清潔能源體系，同時也是全球第一大煤炭消費國、第二大石油消費國和第三大天然氣消費國。加快構建綠色、低碳的能源體系，對于我國實現“雙碳”目標、根本上改變能源結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具有重大意義，也能助力我國在新一輪能源革命中搶占先機。

保障國家能源安全。能源安全是推動經濟社會發展、提高人民生活質量的重要保障。從能源消耗來看，煤炭、石油、天然氣是我國主要依賴的三種化石能源。據國際能源署測算，2021年我國煤消耗量占全球煤消耗量的比例超過50%，連續十年排名世界第一。石油和天然氣分別是我國第二大、第三大能源消耗品，2020年的消耗量分別約占我國能源總消耗的18.9%和8.4%，且對外依存度較高（見圖1）。2021年底，我國石油對外依存度達到72%，天然氣達到44.4%。[8]必須看到，石油、天然氣為主的能源體系長期被西方所操控，且中東作為全球最大的石油生產地長期面臨不確定的地緣政治危機。未來在推進碳達峰、碳中和的進程中，我國將大力發展風電、光電、水電等清潔能源，預計到2025年，我國非化石能源消費比重仍會持續上升至20%左右，非化石能源發電量比重將提高至39%左右，[9]將建成以非化石能源為主體，獨立自主、安全可持續的綠色、低碳能源供給體系，為我國的能源安全提供保障。

應對復雜多變的國際形勢。改革開放以來，低成本的勞動力和土地是支撐我國經濟保持長期高增速發展的重要條件。隨著我國經濟增速放緩，產能過剩、地區發展不平衡、環境污染等問題日漸突出，各生產要素的價格也不斷上升，低端制造業因此向成本更低的發展中國家轉移。加之近年來逆全球化趨勢明顯和貿易保護主義抬頭，高端制造業有向發達國家回流的跡象，我國的制造業正面臨“兩頭擠壓”的局面。此外，以往粗放式經濟發展模式過度依賴煤炭、石油、天然氣等不可再生資源，逐漸形成了資源的硬約束，并給我國生態環境和社會發展造成了巨大影響。因此，實現碳達峰目標將有利于倒逼產業結構向更高效益、更低排放的方向轉型。一方面，實現碳達峰背景下的經濟增長需要服務業高質量發展，將現代服務業與碳達峰目標深度融合，可促進服務業多元化發展以滿足經濟內循環的需求。另一方面，碳達峰背景下的經濟發展模式也會促進一系列新興產業的發展，從而有利于涌現出更多綠色、低碳、智能的技術創新，產業結構有望得到根本性的重塑，這將帶來整個國民經濟運行機制的顛覆性變革和治理效益的全方位提升。

碳達峰約束下中國產業轉型面臨的問題

后工業化階段的能源需求較大。雖然我國目前已基本實現工業現代化，但工業體系仍存在低端產品供給過剩、中高端產品供應不足、工業效率有待提高、產業結構亟待優化等問題，我國至少要在2035年前后才能實現全面工業化。我國工業部門生產活動的能源消耗量約占能源消耗總量的近七成，推進全面工業化無疑會增大對化石能源的消耗，若過度減排則會影響完全工業化進程，也會降低經濟增速。從能源消耗結構來看，煤炭、石油、天然氣是我國主要依賴的三種化石能源（見圖2），三種能源的消耗量長期占據我國能源消耗總量的80%以上。盡管我國政府已經逐漸意識到節能減排的重要性，去產能、加快產業結構轉型等政策也陸續落地，我國煤炭消耗量有所下降，對原油和天然氣的需求卻仍呈現不斷上升之勢，經濟發展模式的限制和經濟發展的需求導致傳統化石能源無法在短時間內被替代，我國的節能減排仍面臨著較大的挑戰。

此外，我國能源消耗呈現出行業過于集中的特點。2019年，我國六大高耗能行業能源消耗量累計占全行業總量的49.39%，較2018年的48.84%增加了0.55個百分點，較2010年的51.4%下降2.01個百分點。[10]其中，黑色金屬冶煉和壓延加工業、化學原料和化學制品制造業是能源消耗量最大的兩個行業，2015～2019年消耗量占比均大于10%，是碳減排工作的重點關注行業。值得注意的是，電力、熱力生產和供應業也是高耗能行業之一，2015～2019年能源消耗量占全行業的比值均大于6%，這一行業的特殊性在于不僅自身能源消耗量大，為其他工業部門提供電力、熱力等能源供應時也會消耗大量的能源。這六大高耗能、高碳排放行業在提升就業率、創造利潤等方面對國民經濟發展具有重大貢獻。因此碳達峰約束下的產業升級需要處理好能源消耗和碳排放過于集中的難題。

制造業目前仍處于中低端水平。目前我國仍處于后工業化階段，對外開放進程中承接了大量的增值能力弱、能源消耗大、污染大的產業。雖然近年來我國在全球產業鏈、價值鏈中的地位大幅提升，但整體還處于中低端水平，承擔了大量的隱含碳排放責任。2019年，中國貿易隱含碳凈出口15.75億噸，約占我國生產側碳排放的13.7%，該部分碳排放事實上仍屬于國外消費側碳排放責任。[11]值得注意的是，近期歐盟正抓緊設計碳關稅制度，面對西方國家可能會實施的“碳關稅”，中國出口企業將會面臨較大競爭壓力。因此，我國亟待調整和升級產業結構，通過構建綠色、低碳的發展模式提升我國在全球產業鏈、供應鏈中的地位和國際貿易的競爭力。

我國各區域經濟、產業發展不平衡。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逐步形成了東西部地區不同的發展格局，中西部地區擁有大量的資源能源，市場卻集中在東部地區，區域發展不平衡的現象尤為突出。中西部地區仍處于較為滯后的發展階段，人均GDP水平較低，碳排放強度遠大于東部地區，隨著經濟不斷發展，中西部地區必將面臨嚴重的環境治理難題。另外，隨著我國碳減排行動的推進，許多產業由發達地區轉移到欠發達地區，而這些產業大部分屬于勞動力密集型、能源密集型產業，對當地碳減排工作造成較大壓力。在強烈經濟增長需求的刺激下，欠發達地區樂于甚至主動尋求產業轉移，但地方政府用于低碳產業轉型的財政資金十分有限，如何平衡成本與收益是欠發達地區在碳達峰目標約束下實現產業升級需要解決的重要難題。

碳達峰約束下中國產業轉型的路徑

產業轉型是我國產業走向高級發展階段的必由之路，也是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的重要手段，將為我國實現可持續發展提供有力支撐。在強調“雙碳”目標下產業轉型的重要意義的同時，我們應基于產業發展現狀與難題，結合理論與實踐科學分析我國產業轉型的方向和實現途徑，將碳達峰的約束變為機遇，探索出一條適應我國國情的產業轉型升級之路。

構建多元化的能源供給體系。新能源產業作為新一輪國際競爭的戰略制高點，是從根本上改變我國能源消耗、供給結構的途徑。因此，打造多元化、有韌性的低碳能源供給體系是我國在碳達峰約束下推動產業結構升級的重要路徑。一是推進煤電行業轉型升級。一方面，合理控制煤炭消費增長，逐步有序地淘汰落后產能，加快設備升級和改造；另一方面，大力發展二氧化碳捕集、利用與封存產業（CCUS），加快推動煤電低碳高效利用技術的研發與示范，促進CCUS的規模化應用并與新能源相互配合，推進煤電行業可持續發展和有序轉型。[12]

二是大力發展綠色、低碳的新能源產業。第一，發展光伏發電產業。依托我國光伏產業鏈優勢，推動光伏產業多元化布局，將智能化技術應用于光伏發電、儲能、配電等流程，激活光伏發電的優勢；拓展光伏發電產業的應用場景，如推動實現農光互補、魚光互補、水光互補等應用模式。第二，發展海上風電產業。我國海域遼闊，海上風能資源豐富。海上風電不占用土地資源，且具有發電效率高、規模化發電成本低、靠近負荷中心等特點，是未來新能源產業發展的重點方向之一。因此，要完善海上風電的產業政策，有序推進主要沿海地區海上風電重大項目建設，并統籌建設電力輸送工程；加強海上風電產業鏈中核心部件的技術攻關，實現海上風電與傳統發電、光伏發電的有機結合。

三是大力發展能源互聯網產業。由于光伏發電、風電、光熱發電等新能源發電具有隨機性、波動性的特點，這些新能源并入電網后會對電力系統的穩定性產生顯著影響。因此，要大力發展綜合能源系統、能源網、智能電網等能源互聯網產業，消除不同區域間由于新能源發電的波動性給電網系統帶來的負面影響，提高新能源并網的消納規模。

發展綠色、低碳的新型產業體系。一是逐步消除產能過剩產業。首先，應充分運用市場機制，由企業競爭力決定價格和生產要素的分配，從而達到消除落后產能的目的；其次，合理控制去除過剩產能的節奏，不宜大面積關閉高耗能、高污染企業；再者，要完善高耗能、高污染企業的退出機制，重點做好失業職工的安置和社會保障工作，妥善處理好化解過剩產能與穩經濟、穩就業之間的關系。

二是推動工業體系綠色、低碳發展。第一，加快傳統行業綠色升級改造，嚴格執行相關產業產能置換政策，嚴控相關產業新增產能，推動工業體系向減量化、集約化、綠色化方向發展。第二，調整工業的能源消費結構。完善新能源富集地工業園區的新能源發電、輸電等基礎設施建設，鼓勵工業園區內企業增加對太陽能、風能、氫能等清潔能源的使用并完善相關儲能設備。推動終端能源消費電氣化，大力實施電能替代，支持以電代煤、以電代油、以電代氣。第三，打造智能化工業體系。著力推動數字孿生、物聯網等智能技術在工業領域的應用，全面提升工業部門在研發、生產、管理和服務等流程的智能化水平，以提質增效帶動節能降耗，推動工業體系朝著綠色、低碳的方向發展。

三是發展綠色服務業。推動綠色、低碳服務業與工業部門深度融合，如大力推動大數據服務業、工業互聯網應用服務業、人工智能服務業、全產業鏈工業設計服務業、現代供應鏈管理服務業等領域的發展，實現工業部門生產流程的智能化、低碳化。此外，各地應根據當地的資源稟賦和人口老齡化的特點，拓展養老產業鏈的深度和廣度，如推動旅游、醫藥、房地產、現代農業、文化體育、家政服務等產業的深度融合，形成具有代表性的完整養老產業鏈，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

統籌協調國內外產業轉移。實現碳達峰下的產業升級需要從國內、國際兩個角度進行布局。一是優化國內不同區域的產業布局。加快東部地區第三產業轉型升級，依托科研優勢、人才優勢和資源優勢大力發展新能源、新能源汽車、高端制造等新興產業。提高中部地區服務業的附加值并對傳統制造業進行改造，朝著綠色、低碳的高端制造業體系不斷發展。二是在確保產業安全和履行綠色環保責任的前提下，統籌協調國內外產業轉移。考慮到我國尚未完全實現工業化，若過多地向國外進行產業轉移，可能會出現大多數發達經濟體所面臨的產業空心化問題。因此，要保持高度的戰略定力，堅定發展實體經濟的決心走制造強國之路，避免出現產業空心化。

碳達峰約束下中國產業轉型的政策支持

優化財稅政策支撐產業結構轉型。當前我國綠色產業投資缺口比較大，政府應該充分發揮“看得見的手”的作用，增加財政剛性支出。一是充分發揮政府在綠色、低碳產業領域的投資引導作用，構建與碳達峰目標相匹配的投融資體系，如不斷發展和優化綠色產業母基金、開發性低息貸款、融資擔保等投資工具，積極引導社會資本進入綠色產業，不斷壯大綠色、低碳產業。二是增加重點產業的財政支出。如對風力發電、光伏發電等清潔能源產業予以補貼；免征新能源汽車購置稅并予以補貼，對新能源車充電樁建設給予相應獎勵，對新能源公共交通運營予以補貼；對建筑領域的可再生能源利用和節能改造予以財政補貼；對環保產業、節能節水產業予以稅收優惠；增加對農業、林業等綠色生態產業的轉移支付，增強生態系統碳吸附能力等。

完善和發展多元化碳金融市場。金融支持是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重要保障。綠色金融市場可通過市場機制壓低“綠色溢價”，促進能源和產業結構轉型，從而實現碳達峰的目標。一是不斷提升碳金融的專業服務能力。第一，鼓勵金融機構設立碳金融事業部、專營機構，對接綠色、低碳產業的融資需求，不斷提高碳金融的服務質量。第二，壯大碳金融專業領域的人才隊伍，通過專家培訓、校企合作等方式，提高碳金融領域人才隊伍的服務水平和供給質量。第三，強化金融科技與碳金融的深度融合，完善線上碳金融服務平臺，實現碳金融服務的線上化、可視化，精準“滴灌”低碳產業的融資需求，提高碳金融的服務效率、質量與智能化水平。

二是增加碳金融產品供給數量的同時提高質量。第一，各金融機構要契合碳達峰的節點和目標，增加綠色信貸、綠色債券等傳統金融產業的數量和占比。第二，創新契合低碳產業發展的金融產品，如碳指標抵押貸款、碳科技創新發展貸款等，以更優質的碳金融產品供給促進產業結構朝著綠色、低碳發展。第三，金融機構要聚焦碳產業鏈上的龍頭企業、核心企業，通過票據抵押、應收賬款等融資方式緩解碳產業鏈上下游企業的融資難問題，以金融支持碳產業鏈發展的方式激活我國產業結構轉型升級。

三是強化對碳金融風險的管控。金融支持產業發展不可避免會面臨一定的風險，如有些高耗能、高碳排放的企業難以通過碳金融的支持實現綠色、低碳轉型，就會在市場機制調節下不可避免的退出，這無疑增大了金融機構的風險。此外，由于以碳為核心的產業鏈、價值鏈比較復雜，某一節點發生的金融風險，可能會在產業鏈、價值鏈上迅速傳遞。因此，金融機構要做好碳金融服務對象的風險評估，強化大數據、區塊鏈等金融科技在金融風險識別、監測與控制方面的應用，加強對重點產業鏈、價值鏈中重點企業的風險識別和監控，強化產業鏈、價值鏈的風險隔離，防范市場退出引發的金融風險并探索高效的金融風險處置、化解機制。

強化科技創新對產業轉型升級的推動作用。科技創新是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的催化劑和加速器，同時也是在碳達峰約束背景下實現產業升級的重要支撐。一是完善創新機制。運用科技創新手段支持碳達峰，在國家重點研發中心、高校、研究院等設立低碳技術研究與示范項目，采用“揭榜掛帥”機制，聚焦新能源產業重點領域，深化應用基礎研究，加強核心技術攻關，支持具有核心技術的企業承擔有關綠色、低碳的重大科研項目。推進建設和完善綠色、低碳技術產權交易中心，加快科研成果轉化，強化知識產權保護。二是加強創新人才隊伍建設。鼓勵高校對新能源、儲能、碳減排等學科和創新人才的培養與建設，建設一批綠色低碳領域的職業學校、高等院校、產業學院等，培養不同層次的創新人才。推動碳達峰產、學、研深度融合，開展校企協同項目，打造產教融合聯盟，建設一批國家級綠色低碳產業創新研發平臺。

注釋

[1]《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見》，2021年10月24日，http://www.gov.cn/zhengce/2021-10/24/content_5644613.htm。

[2]王文舉、向其鳳：《中國產業結構調整及其節能減排潛力評估》，《中國工業經濟》，2014年第1期。

[3]Richard G. Newell, Adam B. Jaffe, and Robert N. Stavins, "The induced innovation hypothesis and energy–saving technological change,"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9, (114), pp. 941–975.

[4]劉佳駿、董鎖成、李宇：《產業結構對區域能源效率貢獻的空間分析——以中國大陸31省（市、自治區）為例》，《自然資源學報》，2011年第12期。

[5]陳愛貞、陳鳳蘭、何誠穎：《產業鏈關聯與企業創新》，《中國工業經濟》，2021年第9期。

[6]何誠穎、徐清振、陳薇：《碳排放權、碳金融與中國投行的業務創新》，《證券市場導報》，2010年第7期。

[7]內蒙古自治區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能源保供馬力全開 綠色發展動力澎湃》，2022年1月24日，http://fgw.nmg.gov.cn/nmgzzqzsyzzt/tzhj/zyys/202201/t20220124_1998877.html。

[8]《我國原油進口量和對外依存度20年來首降》， 2022年2月21日，http://www.sinopecnews.com.cn/xnews/content/2022-02/21/content_7020128.html。

[9]國家發展改革委、國家能源局：《“十四五”現代能源體系規劃》，2022年3月22日，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ghwb/202203/t20220322_1320016.html?state=123&code=&state=123。

[10]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根據相關數據整理得出。

[11]張彬、李麗平、趙嘉、張莉：《貿易隱含碳責任問題分析與驅動因素研究》，《城市與環境研究》，2021年第4期。

[12]張濤、姜大霖：《碳達峰碳中和目標下煤基能源產業轉型發展》，《煤炭經濟研究》，2021年第10期。

責 編／包 鈺（見習）

何誠穎，廣西大學經濟學院、中國—東盟金融合作學院學術院長、教授、博導，清華大學產業創新與金融研究院首席研究員。研究方向為中國宏觀經濟、資本市場、新興產業。主要著作有《PE風云——國際股權投資“眾生相”》、《中國新興產業投資研究（2022）》（合著）、《區塊鏈金融革命》（合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