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商品要進入市場交換，前提是有明確的產權界定。若產權不明確，沒有監護人，意味著該商品可以免費享用。既然可免費享用，人們當然不會花錢購買。同樣道理，發展數字經濟，數據作為生產要素也需界定產權，不然數據無法交易，長此將導致“公地悲劇”。
時至今日，對界定數據產權的重要性，學界似乎已無異議。然而問題在于：數據不同于一般的有形商品，并且數據可同時供多個用戶使用而不排他。在這個意義上，數據具有一定的“公共品”性質。相對于有形的私人品，界定數據產權要復雜得多，也困難得多。
舉個例子：張三從網上購買了一塊名表，價格10萬元。平臺企業將張三的購買行為記錄下來，便形成了數據。請問此數據的產權怎樣界定？是歸張三還是歸平臺企業？難點是，要是沒有張三的購買行為，不會產生數據；若平臺企業不記錄，也不會有這個數據。
讀者不要以為討論此數據的產權界定是小題大做。不錯，一個孤立的數據確實沒多大用處，但若將它們累積起來變成大數據，則用途無窮。比如根據客戶交易數據，銀行可建立征信系統、降低信貸風險；平臺企業則可根據客戶偏好，針對性地推送商品。
事實上，經濟學研究現實問題，通常需要從個案入手，然后由個案推導到更復雜的層面。假若我們能以個案為樣本，對數據的產權作科學界定，并從中提煉出產權界定的一般規則，此類難題皆可迎刃而解，比如將張三替換為制造企業，產權界定的規則也同樣適用。
回到前面的例子。對張三購買名表的數據產權歸誰？每個人的利益站位不同，答案往往不同。但如果借助經濟理論作分析，也許能幫助我們達成共識。問題是借助什么經濟理論？研究產權界定，當然繞不開科斯定理，讓我們先來看看科斯是怎樣分析的。
科斯定理說：“只要交易成本為零，將產權界定清晰，產權的初始分配與經濟效率無關。”此為何意？用更通俗的語言表述：假若界定產權不存在交易成本，那么將產權最初界定給誰并不重要；只要對產權作了界定，市場便能引導資源配置達到高效率。
當年科斯提出此觀點后，曾遭到眾多學者的質疑。有學者指出，現實中交易成本不可能為零，科斯定理不成立。其實，這是對科斯定理的誤解。科斯的意思是：若交易成本為零，無論產權怎樣界定都不影響經濟效率；但若交易成本不為零，則會影響經濟效率。
交易成本不可能處處為零，這一點科斯當然清楚，所以他強調要重視產權界定。他舉過一個經典的例子：甲與乙兩家相鄰而居，甲家養牛，乙家種小麥，不料有一天，甲家的牛吃了乙家的小麥，乙要求甲予以賠償，而甲卻不肯賠償，于是兩人產生了糾紛。
在科斯看來，甲與乙所以產生糾紛，原因是產權沒有明確界定。假若政府明文規定，甲有自由放養牛的權利，甲則無需給乙賠償；相反，若規定乙的麥地具有不被牛進入的權利，那么甲就得賠償乙的損失。由此看，避免糾紛的關鍵，是明確界定產權。
也許有人要問：既然產權界定如此重要，可科斯為何說產權的初始界定與經濟效率無關呢？我的解釋，是因為科斯假定交易成本為零。而他作此假定，目的是要推出產權界定的第一規則：誰使用效率高，產權就界定給誰。
不妨設想一下：假若養牛與種小麥不是兩個人，而是乙自己，他是否會讓牛吃小麥？乙與甲不存在利益沖突，即界定產權的交易成本為零，此時乙只需權衡種小麥與養牛的收益：若種小麥的收益高于養牛，他不會讓牛吃小麥；反之則可讓牛吃小麥。
當然這是乙一個人的選擇。若回到之前的設定，甲與乙分別養牛和種小麥，兩人間存在利益沖突，界定產權必產生交易成本。在交易成本不為零的情況下，產權應該怎樣界定？科斯的觀點，要看交易成本。產權界定給誰的交易成本低，就界定給誰。
寫到這里，讓我們再來討論數據產權的界定。根據科斯定理，可作兩個推定：推定一，若交易成本為零，誰使用數據的效率高，產權就界定給誰。在前例中，張三購買名表產生了數據，而平臺企業使用數據的效率無疑比張三高，則產權應界定給平臺企業。
可事情并非這樣簡單。假若張三認為自己購買名表的行為屬于個人隱私，相關數據不同意讓平臺企業記錄（使用），否則將平臺企業告上法庭，于是產生了交易成本。這樣，便有了第二個推定：若存在交易成本，界定數據產權應以交易成本為依歸。
在理論上，第二個推定肯定沒錯，困難的是怎樣比較交易成本。我的觀點，可從數據使用的外部性判斷。若某數據使用對張三有損害（負外部性），張三又無法規避損害，顯然，將產權界定給張三的交易成本會相對低；反過來，若對張三沒有損害，則不存在交易成本，產權應界定給平臺。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將數據的初始產權界定給了張三，并不代表張三的個性化數據別人絕對不能使用，只要給張三支付相應的對價（如通過提供某種服務）購買產權，簽訂“用戶協議”后，平臺企業可以將個性化數據整理脫敏，合并為大數據使用。
歸納上述分析，有四點結論：第一，作為生產要素的數據要進入市場交易，必須界定產權；第二，若數據使用不存在負外部性，產權應依據效率規則界定；第三，若數據使用存在負外部性，產權界定應看交易成本；第四，數據初始產權界定后，應允許自由交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