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師范大學創新發展研究院院長  關成華

【摘要】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建設創新型國家和科技強國是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必然要求，也是立足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戰略選擇。我國已成功進入創新型國家行列，科技自立自強、建設科技強國的基礎日益厚實，在全球創新版圖中的地位和影響日益凸顯。美國作為典型的創新強國，其建設和發展之路可為我國提供鏡鑒。得益于寬松自由的創新文化、有機協同的創新生態系統、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的風險資本和完善的人才育引留用體系等，美國逐步確立和鞏固了創新強國的世界領先地位，并在全美范圍內形成多個區域創新中心。在國際秩序深刻重塑的背景下，美國創新強國建設也面臨諸多挑戰，從外部看，中國等新興經濟體逐漸成為全球創新要素集聚和創新活動發生的“新中心”和“新高地”，以歐美國家為中心的全球創新版圖面臨動態變化；從內部看，兩黨交替執政降低政策制定和執行效率、區域發展不平衡加劇經濟社會不平等、聯邦政府難以有效協調統籌各州行動等，對美國保持創新強國領先地位形成制度掣肘。

【關鍵詞】美國 創新強國 科技強國 鏡鑒

【中圖分類號】G327.12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2.20.007

關成華，北京師范大學創新發展研究院院長、教授，首都科技發展戰略研究院院長。研究方向為創新理論及其應用研究、綠色經濟研究、教育經濟研究。主要著作有《城市“創新人”：人本考量與國際借鑒》、《中國城市科技創新發展報告2021》（合著）、《踵事增華：可持續的理論解釋與案例舉要》（譯著）等。

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國際力量對比深刻調整，全球科技創新發展的中長期態勢也在發生重大變化。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的創新能力大幅提升，歐美發達國家的科技領先優勢相對下降，世界創新版圖正加速重構。當前，我國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科技事業發生了歷史性、整體性、格局性重大變化，成功進入創新型國家行列，向著世界科技強國建設的新征程努力邁進。美國作為世界創新強國，其科技和產業實力雄厚，不僅形成了波士頓灣區、舊金山灣區、紐約灣區等世界級創新高地，也引領著全球航天航空、計算機、互聯網信息技術、生物醫藥等產業的發展。對美國創新強國建設歷程進行梳理，總結其中蘊含的基本特征和存在的問題挑戰，有助于我國在日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把握主動，為加快建設世界科技強國提供鏡鑒。

美國建設創新強國之路的歷程回顧

美國在建國至今的200余年里，由一個殖民地國家發展成為世界公認的創新強國，其發展歷程并非一蹴而就。自1776年《獨立宣言》正式簽署發布以來，美國政府先后在知識產權保護、教育和人才發展、大規模工業化改革和社會經濟治理等領域推進制度創新，使“自由、民主、平等”等創新文化萌芽并充分發展，為美國創新強國建設提供了豐厚的土壤。隨著二戰和冷戰的相繼爆發，美國以軍事和國防研究為核心驅動力，建立了多元主體協同的國家創新體系并將其制度化，于戰后確立了創新強國的領先地位。冷戰結束后，由于外部軍事和國防壓力減弱，美國政府將科技發展重心轉向更廣泛的社會經濟領域，在諸多重點領域取得突破性進展，進一步鞏固了其創新強國的領先地位。21世紀以來，面對突如其來的金融危機和愈加復雜的國際形勢，美國在深化創新發展策略的同時，也針對一些戰略科技產業的出口實施限制，以保持其在科技領域的相對競爭優勢。美國的創新強國建設之路，在應對外部挑戰和尋求內部變革中不斷得到發展，既充分體現“市場自發”的特征，也了了可見“政府引導”的影子。

第一階段：強化制度保障，奠定創新強國基礎（美國建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創新精神是美國持續繁榮的靈魂所在，美國的創新強國之路有賴于建立“激勵創新”的制度環境。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建國初期，美國通過頒布《憲法》（1787年）、《專利法》（1790年）及成立專利局（1802年）等方式，為創新活動的開展提供“私公權平衡”的制度保障，激勵社會大眾進行發明創造。在專利制度保障下，隨著“西進運動”的推進和“第一次工業革命”創新成果的應用，美國工農業得以快速發展，但受限于創新人才的缺失，1860年時美國的發明專利累計僅3.6萬件，整體創新活力有待提高。在教育和人才發展方面，美國自19世紀50年代起推行免費的初等和中等教育，頒行《莫里爾法案》（1862年）等系列法案，以促進公立、應用型工農類院校和研究機構發展[1]，并出臺《移民法案》（1864年）吸引移民[2]，通過創新育才引才制度吸引全球創新人才在美集聚。在大規模工業化改革方面，美國內戰后，“工業資本主義”成為主導，電力、鐵路、電報、石油、鋼鐵、化工等產業蓬勃發展，制造企業開始進行大規模、標準化的“工業化”生產，創新活動的開展主體由獨立科學家向工業研究實驗室轉移[3]，美國實現了工業、創新發明和經濟實力的全方位、爆發式增長，成為“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引領者，并在1890年實現了經濟總量的世界領先[4]。在社會經濟治理方面，隨著經濟壟斷、貧富分化、政治腐敗等問題在美國日益凸顯[5]，19世紀90年代到20世紀20年代期間，美國通過實施《謝爾曼反托拉斯法案》（1890年）、《克萊頓反托拉斯法案》（1914年）等系列改革措施[6]，有效抑制經濟壟斷，刺激市場競爭，維持社會創新活力和消費者福利，在消除公共生活中的腐敗、擴大民眾對社會治理的參與、增加和擴大政府職能、緩解社會經濟矛盾等方面發揮關鍵作用，為創新活動的開展提供了長期穩定的治理環境。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雖然美國政府對于科技活動的支持力度有待加強，各類創新主體開展的創新活動尚未形成合力，在基礎研究領域對歐洲國家的依賴程度仍較高[7]，但美國已形成以工業界、學界和政界為主體的創新體系[8]，各創新主體活躍并富有成效，創新強國之勢漸成。

第二階段：完善創新體系，確立創新強國領先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戰——冷戰結束）。20世紀前葉以來，戰爭激發了美國科學技術和工業的發展，憑借積極的科技政策、雄厚的科研條件和高端的人才資源等優勢，及其特有的國家創新體系，美國一舉超過歐洲國家，確立了創新強國的領先地位。二戰期間，美國通過成立國防研究委員會（1940年）和科學研究與發展局（1941年），建立起由政府、大學、研究機構、工業企業和軍事部門等主體參與的全國性協同創新模式，集結、調動全國科技力量為戰爭服務，造就了“曼哈頓計劃”的成功，原子能、火箭、雷達等重大科學發現也在那一時期取得了突破性進展。二戰結束后，為將軍事科研的成功經驗應用于人民健康、社會福祉和國家安全等領域，萬尼瓦爾·布什（Vannevar Bush）應邀于1945年發布了《科學：無盡的前沿》報告，確立了以基礎研究為核心，政府引導、多方協同參與的國家創新體系[9]，為美國創新發展描摹了藍圖，美國創新強國建設之路開始加速騰飛。冷戰期間，美國政府延續其二戰時的創新主導地位，將主要研發經費投向國防建設和軍事研究，開展了國家空間發展計劃、阿波羅登月計劃、人類基因組計劃等國家計劃，其半導體、電子計算機、軟件和因特網等技術因此實現突破性創新，并創造了大量科技成果[10]。當時，美國政府雖然擁有這些科技成果的所有權，但對其商業轉化并不敏感，科技成果轉化的整體效率不高。冷戰后期，為應對來自日本、德國等國家在科技領域的迅速崛起，美國政府頒布了《拜杜法案》（1980年）和《史蒂文森—威德勒技術創新法》（1980年），賦予高校和聯邦實驗室科技成果轉化收益權，同時實施企業研發稅收抵免政策（1981年），極大地激發了各類創新主體開展科技創新和科技成果轉化的熱情。冷戰結束后，隨著蘇聯解體，美國成為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世界最富有和最具影響力的國家以及公認的國際秩序領導者[11]，在原子能、電子計算機、信息通信、航空航天、生物工程等領域取得了絕對領先優勢，引領了“第三次工業革命”，其創新強國領先地位得到確立。

第三階段：突出重點領域，鞏固創新強國領導地位（冷戰結束——21世紀初期）。隨著冷戰結束，來自美國外部的軍事和國防壓力明顯減弱，依據《技術為美國經濟增長服務——增強經濟實力的新方針》（1993年）等報告，美國政府將科學技術發展的重心從軍事國防領域轉向民用和軍民兩用領域，開始實施更全面的創新發展策略，以科技創新引領經濟社會發展。期間，美國先后實施“先進技術計劃”（1990年）和“創新技術計劃”（2007年）[12]，強化政府與其他創新主體間的協同關系，致力于促進民用和軍民兩用領域的突破性技術發展。同時，美國將有限的資源集中投入需要重點突破的技術領域中，推動實施生物技術戰略、信息高速公路計劃、新一代因特網計劃、國家納米技術計劃等科技創新戰略和計劃，使得美國在生物技術、納米技術、信息通信技術等領域的研究和應用水平長期處于世界前列。此外，美國注重頂尖創新人才培養，其在1994年發布的國家政策文件《科學與國家利益》提出“造就21世紀最優秀的科學家和工程師”和“提升全體美國人的科學和技術素養”的基礎上，推出《美國競爭力計劃》（2006年），大力培養“科學、技術、工程、數學（STEM）人才”。在一系列組合策略下，美國創新強國領導地位得到進一步鞏固，在《全球創新指數（2008～2009年）》（Global Innovation Index, GII）報告中位列世界第一。

第四階段：國際秩序重塑，創新強國之路發生形勢轉變（21世紀初期至今）。21世紀初期以來，世界處于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國際力量對比發生深刻變化，美國在更廣泛的戰略領域實施創新發展策略的同時，也針對一些具有戰略意義的科技產業實施國際科技合作限制策略，以保持其在科技領域的相對競爭優勢。金融危機后，美國長期處于經濟停滯和高失業率的困境之中[13]，環境污染、社會不平等、新冠肺炎疫情等進一步加劇了社會矛盾。一方面，美國政府依據2009年、2011年、2015年連續出臺的《美國國家創新戰略》系列報告，在先進制造、精準醫療、大腦計劃、先進汽車、智慧城市、清潔能源和節能技術、教育技術、太空探索和計算機新領域等九大戰略領域進行資源配置，并于2017～2020年間相繼發布了一系列技術發展法案，進一步拓展戰略性科技創新領域的范疇[14]。美國政府希望在更廣泛的前沿、新興領域開展科技創新，以解決日益增長的社會矛盾，維持其創新強國領先地位（如表1所示）。另一方面，為應對全球新興經濟體的崛起和自身相對優勢的下降，美國先后出臺《出口管制改革法案》（2018年）、《外國投資風險審查現代化法案》（2018年）、《無盡前沿法案》（2021年）、《美國創新與競爭法案》（2021年）、《美國競爭法案》（2022年）、《芯片和科學法案》（2022年）等限制性競爭法案，構建“排他性”科技聯盟，實施“逆全球化”的科技策略，限制特定新興國家的科技發展進程。在后危機時代，美國依舊把創新作為提升國家競爭力的主要手段，但逆全球化、排他的科技策略也顯現出其領導力正在衰減的事實。

美國建設創新強國之路的基本特征

美國在創新強國建設的歷史進程中，形成了一些獨具特色的成功要素，包括自由包容的創新文化、多點支撐的區域創新體系、有機協同的創新生態系統、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的風險資本以及日益完善的人才育引留用體系等。這些特征和要素既根植于美國創新強國建設的歷史，也體現于美國創新發展的當下，更將成為美國未來持續性創新的強大支撐。

一是創新文化厚植創新土壤，催生“顛覆性創新”。美國擁有世界最具活力的創新文化，自北美大陸首批移民歷經磨難開疆拓土以來，到獨立戰爭擺脫“殖民控制”、南北戰爭廢除“奴隸制度”，敢于冒險、勇于開拓、自由獨立的創新精神一直深深根植于美國的發展歷史和軌跡中，指引一代又一代“創新人”開拓創新強國建設之路。在美國創新文化中，《五月花號公約》《獨立宣言》《1787年憲法》被視為“開天辟地”式的創新，其所體現的自由、平等和自治思想是“美國精神”誕生的原點。美國的創新文化在完善法律保障體系、推動高校和科研機構發展等方面影響深遠。一方面，為推進高等教育發展，美國出臺了《莫里爾法案》和第二次《贈地法案》，成立了美國國家科學院和國家委員會，為開展科學研究提供資金支持。另一方面，為促進科技成果產業化，美國出臺了《拜杜法案》和《史蒂文森—威德勒技術創新法》等系列方案，營造了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的制度環境。在國家支持和完善制度環境的保障下，寬松自由的創新文化進一步激發了創造性的想法，高校和科研機構不斷產生新研究成果，風險資本和企業將創新性想法和科研成果不斷推向市場。在創新文化中，人才、資本、技術、信息和政策等創新要素深度融合，以飛機、計算機、互聯網、登月、通信衛星等為代表的顛覆性創新在美國誕生，引領著全世界的科技進步。

二是區域創新中心各顯神通，形成“點狀”輻射力。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的“創新高地”當以硅谷為代表，其背靠斯坦福大學等世界一流高校的研發資源，集聚了大量高科技人才，且伴隨計算機、軟件等新興產業的蓬勃發展，蘋果、微軟、英特爾等引領計算機和互聯網革命的核心企業開始在硅谷扎根，助推其迅速成為“世界科技之都”。無獨有偶，美國的創新中心遠不止于硅谷，多個“區域中心”已在全美范圍內迅速崛起并成熟。澳大利亞研究機構“2 Think Now”已連續14年測度美國城市創新能力，其數據顯示，波士頓、紐約、西雅圖、芝加哥、奧斯汀和休斯敦等地區的創新活力常年位居全美前列，成為美國創新的“超級明星區”。這些“區域中心”各顯神通，依托自身獨特優勢吸引創新要素集聚[15]，它們或以區域內大學和研究機構為“錨點”引進人才和產業資源，如依托于麻省理工學院的肯德爾廣場、依托于賓夕法尼亞大學和德雷塞爾大學等的費城大學城；或通過舊工業區改造及新區建設，借助與研究機構相鄰、交通便利、歷史悠久等優勢吸引企業入駐，如波士頓海港區和西雅圖聯合湖南區；部分地區還會借助政府規劃的力量來實現大學和企業的聯動合作，如北卡羅來納州的“三角研究園”。除了這些“區域中心”，亞特蘭大、丹佛、堪薩斯城、邁阿密和奧蘭多等地區憑借較低的稅收、廣闊的生活空間、便利的基礎設施和自由多樣的文化，成功吸引了大批科技企業和人才，正成為美國區域創新的“后起之秀”[16]。新冠肺炎疫情以來，遠程工作模式的推行強化了美國創新活動的“空間分散”特征，明尼阿波利斯等北部商業城市以及圖森等陽光地帶的科技產業占比和就業量都明顯上升[17]。無論是傳統的創新“超級明星區”，還是近些年發展迅速的內陸及北部城市，這些“區域中心”都發揮著整合集聚區域創新要素、輻射帶動區域創新發展的作用，整體提升了美國的創新活力。

三是政企校研各司其職，推動“創新系統”良性循環。在美國的創新生態系統中，企業是創新活動的核心主體，主導著從研發投入到科技成果產業化的全過程，是“政產學研用”協同聯動的關鍵核心。企業是研發活動最主要的投入者，美國國家科學委員會《2022年美國科學與工程狀況》報告顯示，2019年美國企業研發投入在全國研發總投入中占比高達72.2%，在基礎研究總投入中的占比也高達32.8%，企業在創新活動中的主體地位得到充分體現[18]。企業通過挖掘技術的商業用途、把握創新市場方向，將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基礎研究成果推向市場，實現科技成果的產業化。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是美國基礎研究的主要承擔者，其擁有數量龐大、精力充沛、思想活躍的科研力量，具有學科門類交叉綜合的優勢，在軍事科學研究中也占有重要地位，“曼哈頓計劃”就是在科學家的通力合作下最終得以成功實現。政府始終是美國基礎研究的主要資助者，其倡導“開放創新”，一般不直接干預高校、企業的研發活動和市場運行，而是在投資周期長、風險大、難度高、前景好的基礎研究和國防安全研究中發揮核心作用。美國政府致力于為企業創新和科研院所的基礎研究提供良好的制度環境和政策支持，通過實施企業稅收減免和財政補貼政策、開展合作伙伴計劃、搭建科技創新公共平臺、完善科技成果轉化政策等方式，推動企業、高校和科研機構開展產學研合作。政企校研各司其職的創新生態系統成為推動美國創新發展的強大力量。

四是風險投資和初創企業相與有成，撬動技術走向市場。美國是風險投資業起步最早和發展最成熟的國家，1946年美國研究和發展公司（America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ARD）的成立標志著風險投資業的誕生?？萍汲晒a業化往往需要經歷漫長的等待期和驗證期，面臨著創新產品與市場脫鉤的風險，而風險投資則負責平滑風險，猶如阿基米德杠桿一般撬動資金與技術，成為推動科技成果轉化的重要支點。作為世界上風險投資最發達的國家，美國的風險投資額長期保持全球第一，據美國風險投資協會（NVCA）2022年風險投資報告顯示，2021年美國風險投資交易總額達到3300億美元，占全球風投總額的48.61%，在推動美國互聯網、計算機、生物醫藥和新能源等行業發展中發揮關鍵作用[19]。初創企業往往面臨資金匱乏問題，風投資本通過向企業提供資金支持和信用背書，幫助初創企業生存，而風投資本家具有專業技術背景和管理知識，能為初創企業的成長提供戰略咨詢，并利用自身資源幫助初創企業擴展融資渠道，是初創企業發展壯大的“戰略助推器”。從美國風險投資業和創新型領軍企業的發展歷程看，風險投資還是創新型領軍企業的重要篩選工具，據斯坦福大學的研究報告統計，近50年上市的1500多家企業中，有高達43%的公司起源于風險資本的投資，谷歌、微軟、亞馬遜、蘋果、Facebook、英特爾等企業在初創期都接受了風險投資[20]。通過資金保障和管理決策，風險投資推動了初創企業的技術進步，加速了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的轉化，實現了創新型企業從小到大、由弱到強的發展，也激發了新興產業的形成。

五是人才育引留用體系完善，匯聚全球一流智力。國家創新競爭力的根本源泉在于人才，美國一直重視人才培育，建立了覆蓋各年齡段、各層次和各領域的教育體系，其特征在于注重培養學生的發散性、批判性思維，提高學生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和學以致用的能力，引導學生在大量閱讀、資料搜索與思辨中得出結論，在觀察、發現、思考和實踐中領悟知識并舉一反三。美國從基礎教育階段就重視學生創造力與創新能力的開發，這為其實現高等教育階段的人才培育目標奠定了基礎，據《U.S.News世界大學排名（2022）》顯示，在全世界排名前20的大學里，美國占據15席，其高等教育質量世界領先，為美國創新事業源源不斷地輸送高端人才。除了通過教育體系建設加強人才培育外，美國也從世界各地積極引進經濟社會發展所需的各類創新人才。從早期優先吸收精于農耕技術的移民，到二戰期間對物理、化學等領域科研人才的吸納，再到后期推行技術移民、留學生和特殊人才政策，美國以高水準的科研設施條件和人才激勵、民生保障等機制吸引全球人才赴美發展。移民對美國創新強國建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美國國家科學委員會發布的《科學與工程指標（2022）》數據顯示，自1970年以來，65%的諾貝爾獎獲得者都在美國，且超過三分之一的獲得者是移民，2020年19%的STEM專業勞動力來自國外，其中本科及以上學歷的外源STEM勞動力更高達23%[21]。通過培養本土人才和吸引全球人才，美國不斷豐富自身的創新人才儲備，為創新強國建設提供了強大的人力資本。

美國建設創新強國之路存在的問題與挑戰

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東西力量對比深度調整，國際秩序深刻重塑，以歐美國家為中心的全球創新版圖面臨動態變化。新冠肺炎疫情使世界經濟陷入歷史性衰退，物理空間的阻隔限制了全球創新資源的流動，加之“逆全球化”思潮的興起，部分歐美國家開始實行貿易和投資保護措施、收緊移民政策，對人才、資本等要素的跨國流動形成了“制度性阻礙”。美國在《全球創新指數（2022年）》中位列第二，且在《彭博創新指數（2021年）》中已跌出前十，創新強國絕對優勢有所下降。與此同時，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在科技創新領域的資源投入不斷增加，其經濟持續增長、社會和諧穩定的優勢更加明顯，創新能力也實現了大跨度、實質性的躍升，逐漸成為全球創新要素集聚和創新活動發生的“新中心”和“新高地”，這將使全球創新資源從“由東向西”單向流動態勢向“東西互動”“東升西降”轉變，加速了全球經濟與戰略重心東移進程。除世界創新版圖重構和美國在科技領域的相對優勢下降外，從內部看，美國創新強國建設也面臨諸多挑戰。

一是兩黨交替執政易降低政策制定和執行效率。美國實行兩黨制，民主黨與共和黨在執政理念、政策導向和產業優先發展次序上存在明顯分歧。成為執政黨的黨派往往會實施符合自身執政理念的政策，這種制度設計容易使政策制定歷時較長且難以連續。例如，在政府與市場關系上，民主黨與共和黨的看法涇渭分明，主張“小政府、大市場”的共和黨傾向于讓市場自由運轉，而主張“大政府、小市場”的民主黨認為，政府應該出臺相關政策以減少“市場失靈”，這對相關產業政策和法案的制定和施行影響深遠。在近期的《芯片和科學法案》上，兩黨對于是否直接給予企業補貼和開支優先事項也存在不同政見，在歷經長達一年多的討論與妥協后，法案才得以出臺。這種分歧在關于多邊組織的議題上體現得更為明顯，奧巴馬政府推行“清潔能源計劃”并加入“巴黎氣候協定”，特朗普政府則取消計劃并退出協定，拜登政府又重返協定，政策搖擺不定。長時間的政策協商會錯過政策實施的最佳時機，反復變動的政策也會影響研發投入和企業投資方向，最終影響創新活動的可持續開展。

二是區域發展不平衡加劇經濟社會不平等。美國區域創新中心正加速崛起，在吸引高素質勞動力、資本等創新要素集聚的同時，地區間發展的不平等、不平衡等問題也開始出現。創新能力較強、創新資源較多的地區憑借其“先發優勢”，持續吸引各層次人才、各領域初創企業和各類型風險投資者，也源源不斷地產出新的科技成果，形成強大的“滾雪球”效應。與此同時，創新能力較弱或經濟發展較為落后的地區則面臨著嚴重的人才外流、勞動力市場“空心化”和產業衰退等問題，其創新活力隨著“區域中心”的發展進一步降低。美國布魯金斯學會和信息科技與創新基金會聯合發布的《生長中心案例——怎樣在美國推廣科技創新？》報告顯示，2005～2017年間，美國高科技產業的就業增長中，90%以上集中在波士頓、舊金山、圣何塞、西雅圖和圣地亞哥五個城市，而處于創新梯隊底層90%地區的高科技產業呈現就業的負增長，區域間經濟社會不平等的現象正在加劇。區域發展的差距影響了人才、教育、資金、基礎設施、公共衛生等創新資源的分布[22]，導致“強者越強、弱者越弱”局面的出現，創新“兩極分化”現象的日益嚴重極易引發群體性不滿和社會動蕩，降低社會活力與創造力，不利于創新活動的開展。

三是聯邦政府難以有效協調統籌各州行動。美國實行聯邦制政體，各州政府以本州發展需求和利益為核心，自行制定州內商業、稅收、教育和醫療保健等政策。一方面，州政府從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發各自為政，容易出現州際競爭問題和資源爭奪問題，不利于國家內部長期穩定發展。例如，為發展本州經濟、吸引和集聚創新人才與企業，州政府各自出臺力度不等的補貼和低息貸款政策以體現自身吸引力、競爭力，佛蒙特州2022年就計劃為到該州工作的人們提供高達7500美元的安家費。另一方面，在面臨共同的突發危機時，由于聯邦政府對各州的領導力不一且缺乏統一有效的指導，各州往往自行制定應對措施，非常容易出現政策不一、協調困難的問題，難以凝聚“舉國力量”齊心協力解決困難，反而可能使危機更加嚴重。例如，為應對近期的通貨膨脹問題，各州紛紛考慮推行減稅政策以降低民眾生活成本，愛荷華州、印第安納州和艾奧瓦州都決定調降州個人所得稅，堪薩斯州也計劃降低雜貨銷售稅，但從國家整體視角上看，各州政府自行推行的減稅政策反而可能刺激市場消費需求，全國物價可能攀上新高峰。聯邦政府難以協調各州事務，而創新強國建設需要舉全國之力共同攻克難題，也需要各區域協調配合形成強大的政策合力，只有久久為功方能建功久久。

中國正處于全面開啟世界科技強國建設的新階段，既是國際前沿創新的重要參與者，也是共同解決全球性問題的重要貢獻者。中國始終堅持創新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教育、科技、人才作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基礎性、戰略性支撐，深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開辟發展新領域新賽道，不斷塑造發展新功能新優勢，基礎研究和原始創新不斷加強，一些關鍵核心技術實現突破，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壯大，載人航天、探月探火、深海深地探測、超級計算機、衛星導航、量子信息、核電技術、大飛機制造、生物醫藥等取得重大成果，進入創新型國家行列。當前，我們正處于政治穩定、經濟繁榮、創新活躍、人民幸福的偉大時代，更是邁上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的關鍵時刻，應抓住歷史變革時機，順勢而為，奮發有為，健全新型舉國體制，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和現代化建設人才支撐，提升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形成具有全球競爭力的開放創新生態，加快建設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創新高地。

注釋

[1]T. S. Reynolds, "The Education of Engineers in America Before the Morrill Act of 1862," History of Education Quarterly, 1992, 32(4), pp. 459-482.

[2]林躍勤：《美國大國崛起及其對“金磚四國”的啟示》，《大國經濟研究》（輯刊），2011年，第182～199頁。

[3]樊春良：《美國是怎樣成為世界科技強國的》，《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16第16期。

[4]S. Mintz; S. McNeil, "The United States Becomes a World Power," Digital History, http://www.digitalhistory.uh.edu/disp_textbook.cfm?smtID=2&psid=3158.

[5]張小波、廖偉：《從鍍金時代到進步時代：美國現代國家治理體系的轉型和構建》，《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4第12期。

[6]W. J. Novak,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nd the Progressive Movement for the Social Control of American Business,"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2019, 93(4), pp. 665-696.

[7]樊春良：《沒有止境邊疆的科學〈科學：沒有止境的邊疆〉75年的歷程和影響》，《科技中國》，2020年第7期。

[8]C. Edward; K. Mees, The Organization of Industrial Scientific Research, NY: McGraw-Hill, 1950.

[9]J. Shaw, "There and Back Again: Revisiting Vannevar Bush, the Linear Model, and the Freedom of Science," Research Policy, 2022, 51(10), pp. 1-12.

[10]D. C. Mowery, "National Security and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The Journal of Technology Transfer, 2009, 34(5), pp. 455-473.

[11]P. Heer, "Why Americans Fear China's Rise," https://qoshe.com/the-national-interest/paul-heer/why-americans-fear-china-s-rise/133153288.

[12]C. W. Wessner, "The Advanced Technology Program: It Works," Issue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1, 18(1), pp. 59-64；樊春良：《美國技術政策的演變》，《中國科學院院刊》，2020年第8期。

[13]沈梓鑫、江飛濤：《美國產業政策的真相：歷史透視、理論探討與現實追蹤》，《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19年第6期。

[14]周文康、費艷穎：《美國科技安全創新政策的新動向——兼論中國科技自立自強戰略的新機遇》，《科學學研究》，2022年5月17日，網絡首發。

[15]P.-A. Balland et al., "Complex Economic Activities Concentrate in Large Cities," Nature Human Behaviour, 2020, 4(3), pp. 248-254.

[16]R. D. Atkinson; M. Muro; J. Whiton, The Case for Growth Centers,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19.

[17]M. Muro, "Recognising the Geography of Discontent in the USA: 'Building Back Better' by Countering Regional Divergence," Cambridge Journal of Regions, Economy and Society, 2021, 14(3), pp. 631–639.

[18]National Science Board, "The State of U.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2022," https://ncses.nsf.gov/pubs/nsb20221/preface.

[19]National Venture Capital Association, "The 2022 NVCA Yearbook," https://nvca.org/wp-content/uploads/2022/03/NVCA-2022-Yearbook-Final.pdf.

[20]I. A. Strebulaev; W. Gornall, "How Much Does Venture Capital Drive the U.S. Economy?" https://www.gsb.stanford.edu/insights/how-much-does-venture-capital-drive-us-economy.

[21]張琳：《美國“科學與工程指標2022”對中國的評價及啟示》，《中國科技產業》，2022第4期。

[22]J. Bor; G. H. Cohen; S. Galea, "Population Health in an Era of Rising Income Inequality: USA, 1980–2015," The Lancet, 2017, 389(10077), pp. 1475-1490.

責 編／陳璐穎

Experience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s an Innovation-driven Power

Guan Chenghua

Abstract: Innovation is the primary driving force behind development. Building an innovation-driven country and 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werhouse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promoting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It is also a strategic choice for a new development stage, concept, and pattern. China has become one of the innovation-driven countries, laying an increasingly solid foundation for its self-reliance and self-strengthening capabilities and its aim to become a powerhouse in sci-tech. therefore, its international status and influence in sci-tech are on the rise. As a typical innovation-driven country, the US provides many experiences for us. With a relaxed innovation culture, a coordinated innovation ecosystem, a great venture capital, and a sound talent system, America has been the leader in innovation, and has many regional innovation centers across the country.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a profound reshap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the US is also facing many new challenges in building a strong innovation country. Externally, China and other emerging economies are gradually becoming the "new centers" and "new highlands" for global innovation factors and activities, and the global innovation map centered o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is undergoing dynamic changes. From the internal perspective, the alternate rule of two parties reduces the efficiency of policy making and implementation, regional development imbalance aggravates economic and social inequality, and it is difficult for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o effectively coordinate the actions of all states. All these factors have created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for the United States to maintain its leading position as an innovative power.

Keywords: the United States, innovation pow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wer, experien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