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當前，全球公域普遍面臨“公地悲劇”加重和大國戰略競爭加劇的雙重困境，全球公域治理赤字凸顯。全球公域的治理赤字，從深層次上反映出個體主義價值觀、功利主義道德觀、權力政治國際觀等現行治理理念的滯后性。因此，從根本上解決全球公域的治理赤字需要推動治理理念的創新和變革。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提出，為破解全球公域治理赤字提供了中國方案。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在全球公域落地生根，中國需要著力做到：增加有效知識供給，重塑全球公域治理話語體系；加強制度創新，推動構建以國際協調為主的嵌構性制度框架；推進實踐創新，探索更加多元有效的治理舉措。

【關鍵詞】全球公域 治理赤字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中圖分類號】D820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2.21.005

【作者簡介】盧靜，外交學院國際關系研究所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全球化與全球治理、中國外交。主要著作有《對外開放：國際經驗與中國道路》、《全球治理困境與改革》（合著）、《國際安全概論》（主編）。

全球公域（Global Commons）指的是國家管轄范圍以外的人類賴以生存和可持續發展的空間及資源，如深海、極地、外空、網絡等。如今，隨著科技進步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全球公域不僅已經成為人類活動日益活躍的公共場所，也成為各國參與國際競爭的新戰略制高點。然而，由于人類開發使用力度加大但治理維護不足，全球公域普遍陷入“公地悲劇”，尤其是近年來隨著大國戰略競爭的日益激烈，全球公域面臨嚴峻的治理赤字。加強全球公域治理成為當前國際社會的一項重要任務。所謂全球公域治理，是指參與全球公域事務的各種公共的和私人的行為體，通過談判、協商、達成共識、建立規范與制度等合作方式，共同維護公域秩序、共享公域資源的過程。隨著以科技和經濟實力為核心的綜合國力的持續提升，中國已經在全球公域治理中占據十分重要的地位。推動構建和平安寧、合作共贏、公平正義的全球公域秩序，既是中國的國家利益所在，也是中國承擔大國責任的體現。中國積極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主張各國“要秉持和平、主權、普惠、共治原則，把深海、極地、外空、互聯網等領域打造成各方合作的新疆域，而不是相互博弈的競技場。”[1]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破解全球公域治理赤字的中國方案。

當前全球公域的治理赤字

全球公域作為一種事實存在，很早就為人類所探索、開發與使用，并在歷史上形成了為人類共有和自由使用的國際規范。以海洋為例，早在古羅馬時期，西塞羅等法學家就指出，像海洋這種自然產生的事物，是一種“公共物”，“其遼闊無垠使得它無法被占有，又能提供一切用處”，因此，“它們不屬于任何一國一民，而是屬于整個人類群體”，這在法律上被稱為“為所有人共有而不為任何人專有”。進入大航海時代后，面對海洋大國在海洋領域的激烈爭奪，17世紀，荷蘭法學家格勞秀斯提出了大海不識主權者的重要論斷，他認為：“海洋不能完全專屬于任何人，因為自然非但不允許如此，而且要求海洋必須是共有的”[2]，所以，海洋適用全人類自由使用原則。19世紀的“海權論之父”阿爾弗雷德·馬漢將全球海洋描繪為“一條寬闊的公路”或“遼闊的公域”，認為四通八達的海上航線，使人們可以朝著任意方向前行，而不會受到任何條件的制約和限制。[3]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面對海洋領域的霸權與反霸權的斗爭，在聯合國主導下，《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簡稱《公約》）于1982年通過。《公約》將海域劃分為不同區塊，并規定了各區塊的不同權利和義務，其中，公海不受任何國家管轄和支配，對所有國家開放，實行自由制度。

早已存在的極地和外空，以及晚近才產生的網絡空間，都是因為沒有在主權管轄之下或因其本性而不能處于主權管轄之下而成為全球公域，并為人類共享和自由使用。長期以來，全球公域因其蘊藏的各種豐富資源而一直是各國競相使用甚至爭奪的領域，尤其隨著科技水平的提升，人類對全球公域的探索和認識日益加深，越來越多的公域資源被發現和開發。同時，隨著現代工業化進程的持續推進，人類對資源的需求增加，全球公域日益成為一些有能力的國家或其他行為體獲取資源的重要來源地。然而，治理規范和制度供給的不足，使全球公域目前普遍面臨嚴峻的治理赤字。

一方面，科技進步與經濟全球化使越來越多的行為體參與到全球公域資源的開發和使用中，極大提升了全球公域的價值，但人類開發使用力度的持續加大而治理維護不足卻使全球公域普遍陷入“公地悲劇”。如今，除了越來越多的國家日益重視公域資源外，還有一些以盈利為目的的商業機構，以及不斷增多的各類社會團體甚至個人等，都在不斷加大對公域資源的開發使用，這使得有限的全球公域資源因人類的無限需求而面臨嚴重困境。在海洋領域，由于人類的過度開發使用和治理養護不足，環境污染、漁業資源枯竭和生物多樣性減少等一系列危機頻發。對此，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警告說：“污染、過度捕撈和氣候變化正在嚴重破壞海洋的健康。根據最近的一項研究，如果我們不采取措施，海洋塑料垃圾的總重量到2050年將可能超過魚類”，“海水變暖和海洋酸化造成珊瑚白化和生物多樣性減少”，“許多物種可能在幾十年內滅絕”。[4]海洋生態危機不僅危害當代人的生存和利益，而且可能對未來幾代人的生活和生產都將產生極為不利的影響，生態環境也會因此受到嚴重破壞。在北極地區，隨著新一輪“藍色圈地運動”的興起，環北極和近北極國家加大了對北極地區的油氣、漁業、航道、旅游等資源的爭奪，北極海洋生態安全受到嚴重威脅。在外空領域，人類對外空的探索制造出越來越多的太空垃圾，太空垃圾不但直接威脅外空活動安全和空間資產安全，而且一些飛船的核發動機零部件還可能對地球造成嚴重的放射性污染，給人類帶來巨大災難。尤其是隨著具有成本低、發射與部署靈活等特點的低軌小衛星星座的大力發展，衛星碰撞概率呈幾何級增長，這將產生大量的空間碎片，嚴重污染太空環境。在網絡空間，虛擬世界的“公地”向數億人開放。有的組織或個人出于各種各樣的原因濫用免費資源，自由發布“用戶生成內容”，使網絡空間不但泛濫著微價值甚至根本無價值的垃圾信息，而且也充斥著暴力、色情、欺詐等大量違法的不良和虛假信息。全球公域本應產生的全球“公益”正變成全球“公害”。

另一方面，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正加速演進，大國地緣戰略競爭加劇，由于戰略地位和價值的凸顯，全球公域已經成為大國競爭的戰略新疆域，其和平與安寧受到嚴重挑戰。在海洋領域，21世紀，人類進入了大規模開發利用海洋的時期，海洋在國際政治、經濟、軍事、科技競爭中的戰略地位也明顯上升，世界主要國家都加大了對海洋的投入。在西方海權論思想的長期影響下，國際海權爭奪一直十分激烈，目前呈現進一步加劇的態勢，國家間圍繞區域海洋秩序主導權以及包括海洋島嶼、海洋資源、海洋通道等在內的海洋權益的爭奪明顯加劇。在外空領域，外空軍事化和武器化趨勢日益加強，一些有能力的國家積極將外空資源用于軍事目的，研發和部署外空武器。美國則公然將外空界定為作戰疆域，加快組建外空軍和外空司令部，大力研發和部署進攻性外空武器。在極地地區，隨著全球氣候變暖加速，極地所蘊藏的能源資源和航道優勢等被充分發現，其潛在的經濟和地緣戰略價值加劇了國家間的爭奪。尤其是2022年烏克蘭危機爆發后，俄羅斯與美西方之間戰略博弈的加劇也增加了北極地區的地緣安全風險，北極面臨不斷升級的軍備競賽。在網絡空間，隨著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深入發展，信息技術成為新的創新高地，網絡安全威脅成為新的安全挑戰，大國網絡安全博弈加劇。美國憑借自身的技術優勢，長期以來對世界各國實施大規模、有組織的網絡竊密、監控和攻擊，早在2010年美國空軍就宣布成立了網絡司令部，并于2017年升級為最高級別的聯合作戰司令部之一。根據美國《2018國防部網絡戰略》報告，美國將利用網絡并通過網絡空間來構建針對戰略競爭對手的更大軍事優勢，打造一支更具殺傷力和抗打擊能力的聯合軍隊，以實現遏制戰爭、維護國家安全的戰略目標。[5]烏克蘭危機期間，美軍網絡司令部多次發動進攻性網絡行動以“支援”烏克蘭，使武裝沖突面臨加劇的風險。網絡空間演變成地緣沖突的新戰場，極大增加了國際安全局勢的不穩定性和不確定性。

治理赤字的思想根源與治理理念的變革

全球公域的治理赤字，是既有治理規范與制度供給不足的體現，從更深層次上則反映出現行治理理念的滯后。概括起來，全球公域的現行治理理念主要包括以下三種。

第一，個體主義（Individualism）價值觀。個體主義是現代價值論的核心。個體主義價值觀堅持以個體為本位，崇尚個人權利，張揚個性自由，鼓勵個體的自主性和能動性。自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以來，個體主義價值一直在西方社會中占據主導地位。隨著西方文明在世界的擴張并獲得優勢地位，個體主義演變為國際社會的主流價值，從而也成為全球公域治理的主導性價值。在個體主義價值觀指導下，全球公域治理就是要充分發揮所有參與行為體的積極性和主動性，讓每個個體在公域中自由地追求自身最大利益，這鼓勵了各種行為體尤其是一些實力較強的行為體積極加大對公域資源的開發和使用。然而，公域資源作為一種典型的“公共池塘資源”，具有非排他性和競爭性特征，在缺乏有效規制的情況下，理性的個體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結果是導致集體非理性，公域不可避免地陷入“公地悲劇”。

第二，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道德觀。功利主義是一種以實際功效或利益作為道德標準的倫理學說。功利主義認為，“趨利避苦”是人的本性；判斷一種行為正確與否，不是根據行為的動機，而是根據行為的實際結果，如果行動有助于增進幸福，則是正確的，反之則為錯誤的；最好的行為是“為最大多數人謀取最大幸福”。功利主義堅持，“最大幸福”來自每個人最大幸福的加總，因為“個人的最高利益與社會的最高利益是并行不悖的。個人追求自我利益的同時，也就幫助了社會利益的實現”[6]。功利主義自18世紀末19世紀初誕生以來不斷發展演變，并產生了廣泛影響，成為西方一種重要的社會思潮。功利主義確立的以后果導向和效用計算為標準的道德評判，被廣泛使用于政治學、經濟學、法律、公共政策等領域。在現代社會，功利主義對經濟利益和物質追求的關注，也影響著各種公共政策的制定、執行和評估，包括全球公域的治理。然而，由于功利主義著眼于個體而非整體、強調結果而不重視過程、重視自身獲益而忽視集體責任，往往導致個體在最大化自身收益的過程中損害整體收益，并可能威脅其他成員的權利。尤其是對作為人類“共有物”的全球公域而言，功利主義觀念只會加重“公地悲劇”，也加劇公域權利分配的不平等。

第三，權力政治國際觀。權力是國際政治的一個永恒話題。長期以來，權力政治觀念在國際政治中一直占據重要地位。現實主義理論大師漢斯·摩根索明確指出：“國際政治像一切政治一樣，是追逐權力的斗爭。無論國際政治的終極目的是什么，權力總是它的直接目標。”[7]在權力政治觀念的影響下，從海洋領域的“藍色圈地運動”，到太空軍事化、北極爭奪戰、網絡空間主權爭奪等，全球公域長期以來一直充斥著權力斗爭。個別大國一方面憑借自身的權力資源一直試圖將“公域”轉變為“私域”，并為此與反對者和競爭者展開激烈爭奪，嚴重威脅公域的和平安寧；另一方面也利用自身優勢主導制定最符合本國利益和訴求的全球公域治理制度，治理制度因此成為了大國霸權護持的工具，這也使得全球公域治理變成了少數大國的治理而不是真正的全球治理。激烈的權力爭奪不但嚴重惡化了全球公域的自然和社會環境，而且使全球公域治理體系變得更加脆弱和碎片化。

由此可見，全球公域治理赤字的根源是治理理念的滯后性，所以實現治理理念的創新和變革是解決治理赤字的根本途徑。那么，全球公域治理理念創新和變革的方向和目標是什么？筆者認為，新的全球公域治理理念應具有以下三方面的特征：一是時代性，要能反映時代特點，并引領時代發展潮流；二是實踐性，要著眼于客觀實際，能有效解決現實問題；三是科學性，要能反映事物的本質特征和屬性要求。

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和社會信息化使得全球性相互依賴空前加深，“人類生活在同一個地球村，各國利益休戚與共、命運緊密相連。各國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強烈，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時代潮流不可阻擋。”[8]與此同時，隨著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各種風險和挑戰層出不窮，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面對“世界怎么了、我們怎么辦？”的世界之問，中國把握人類發展進步的歷史趨勢，鮮明地提出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要共同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習近平主席指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不是以一種制度代替另一種制度，不是以一種文明代替另一種文明，而是不同社會制度、不同意識形態、不同歷史文化、不同發展水平的國家在國際事務中利益共生、權利共享、責任共擔，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約數。”[9]全球公域作為維系全人類共同利益的人類活動的公共空間，是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重要領域。因此，從時代潮流和人類進步的歷史大勢出發，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應成為全球公域治理的核心價值理念。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出了一種以共同體為核心的新價值理念。所謂共同體，指的是“一個有生命的有機體”，它是一種“持久的、真實的共同生活”，共同體是一個整體，這個整體“不是由各部分聚合到一起的，相反，各部分都依賴于它并且受它限制”，共同體中的“人們通過自己意志、以有機的方式相互結合和彼此肯定”，建立起一種“相互扶持、相互慰籍、相互履行義務”的關系。[10]由此可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提出，樹立了以整體主義為指向的價值原則，是對個體主義價值觀的摒棄，它主張個體與整體之間關系的辯證統一與和諧共生；它也超越了功利主義道德觀和權力政治觀念，提出了一種體現社會公平正義的道德觀，倡導強者要對弱者提供保護和幫助，相互之間要彼此肯定。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符合全球公域的本質特征和屬性要求的價值觀念，它為解決公域治理赤字提供了一種務實的方案。全球公域既是全人類的共同財產、也維系著人類的安全和繁榮，具有利益共享性的屬性特征，所有行為體都可以自由地開發使用全球公域，但由于各方實際開發使用能力上的差異，在自由原則下必然導致各方獲益結果的巨大差距，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為公平分配共同財產、實現利益共享提供了解決思路。同時，全球公域在本質上是一個不可分割的統一整體，其整體性屬性也要求整體主義的治理方案。以海洋為例，“所有的海洋是一個基本的統一體，沒有任何例外。能量、氣候、海洋生命資源和人類活動所形成的相互連接的循環，通過沿海水域、區域海和內海而進行”，“魚類活動、污染傳播”等“并不尊重法律規定的邊界”[11]，任何一塊海域面臨的威脅和挑戰都將影響整個海洋，并最終危及人類社會。所以，具有利益共享性和整體性屬性特征的全球公域，與以人類整體和共同命運為核心要義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存在高度一致性和契合性。這也為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指導全球公域治理提供了實踐基礎。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視角下加強全球公域治理的基本路徑

增加有效知識供給，重塑全球公域治理話語體系。話語作為一種社會實踐，是話語主體的意志的體現，話語不僅能反映現實世界，而且能建構現實世界。全球公域治理本質上是通過全球性合作來共享公域資源、維護公域秩序，然而，當前全球公域治理話語卻呈現出日益強烈的“安全化”傾向。“安全化”是一種較為激進或激烈的“政治化”，它直接把公共問題上升為安全議題，通過特別的政治程序與手段予以特別應對。[12]美國作為全球公域治理中的重要行為體，長期以來將全球公域視作國家安全戰略重點，將“確保美軍在全球公域的自由進入和調動”視為“國家安全的核心要素”和“軍事競爭的高地”。近年來，隨著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美國戰略界更加強調全球公域在國際戰略競爭中的價值和意義，公開指出“全球公域控制權是美國政治的軍事基礎”，明確提出了所謂“公域戰略”，呼吁美國最新頂層戰略聚焦極地、太空、網絡空間等全球公域，要塑造統一的大國競爭戰略。同時，世界上越來越多的國家也將全球公域概念“安全化”，視全球公域為國家安全與戰略的新增長點和維護國際權力地位的重要領域，因而其參與全球公域治理并不是要提供國際公共產品，而是主要出于國家安全與全球戰略的考量。全球公域治理話語的“安全化”進一步提升了全球公域的戰略價值，也加劇了國家間的戰略博弈與權力爭奪，嚴重威脅全球公域的和平安寧。所以，重塑全球公域治理的話語體系，是加強全球公域治理的必然要求，也是國際社會面臨的一項重要任務。

重塑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核心價值的全球公域治理話語體系，既是解決全球公域治理赤字的基本路徑，也是中國大國擔當的一種體現。然而，在國際社會對中國倡導的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意圖和目的仍存在種種猜忌和疑慮的當下，中國要使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成為全球公域治理的主導性話語，顯然面臨巨大挑戰。但是，某種意義上挑戰也是機遇，全球公域治理面臨的現實困境和人類發展進步的時代要求，為重塑新的話語體系提供了歷史機遇。

重塑全球公域話語體系，關鍵靠有效知識的供給。有效知識在這里主要是指有助于解決實際問題的知識，大概包括兩類：一類是闡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所蘊含的價值理念的概念性知識。此類知識是對事物本質特征的抽象和概括，這里主要包括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以及新的國際權力觀、共同利益觀、國際安全觀、可持續發展觀、全球治理觀等；另一類是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在全球公域落地生根的實踐性知識。此類知識是依存于有限情境的經驗性知識，他是以解決實踐性問題為主的綜合了多學科的知識。海洋、外空、極地、網絡等全球公域的治理體現為一整套有意義的實踐，其治理的內涵也隨著科技進步和人類認識的深化而不斷豐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在全球公域的落地生根也需通過社會實踐，所以實踐性知識的供給十分重要。

增加全球公域治理的有效知識供給，首先需要提高自身的科技實力，要能掌握全球科技競爭的先機，但是擁有科技實力卻并不意味著一定能主導治理體系，而是需要以科技創新推動社會變革，樹立在整個社會的知識權威。因此，塑造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核心的全球公域治理話語體系：一要加強科學知識話語的倫理對話，凝聚道德共識；二要加強科學與政治的對話，將求真的科學精神與追求“共同善”的政治理想緊密結合起來，形成知識共識；三要進行積極的政治實踐和外交活動，提高將政治主張轉化為國際規則和實際行動的能力。

加強制度創新，推動構建以國際協調為主的嵌構性制度框架。制度在治理中的價值一直被高度認可，治理有時甚至被定義為“正式和非正式的指導并限制一個團體集體行動的程序和機制”，在全球層次上，則“是由各種規則、規范和機構構成的國際機制”。[13]制度“之所以有價值，是因為它們創造了使成員國及其他行為體以互利的方式協調彼此行為的準則和信息。它們能減少交易成本，創造成員國及其他行為體展示可信度的機會，克服背叛承諾問題，同時提供包括原則性的、和平解決沖突方法在內的公共產品。”[14]因此，加強全球公域治理必然要高度重視制度建設。

全球公域各領域在治理實踐中均已建立了相應的制度體系。以海洋為例，全球海洋治理的制度體系既包括聯合國框架下的以《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為核心的各種涉海國際組織、公約、協定、議定書等具有法律效力的制度以及涉海國際組織發布的聯合聲明、諒解備忘錄、決議、行動計劃等不具備法律效力的制度，也包括聯合國框架外的各種區域性或雙邊的國際協定和安排，以及各種非政府行為體達成的相關制度等。現行的全球公域治理制度在促進公域資源的開發使用和維護公域秩序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但當前全球公域治理面臨的嚴重赤字也凸顯出制度有效性存在的問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為破解全球公域治理赤字的中國方案，為制度創新提供了方向。筆者認為，加強全球公域治理應著力推動構建以國際協調機制為主的多元嵌構的制度框架。

首先，加強多邊框架下的國際協調機制建設。全球公域作為全人類共同享有的公共資源和共同空間，其治理制度應在最大程度上反映各國的意志，體現各國人民的共同利益和訴求，所以堅持多邊主義是必然選擇。聯合國作為最具權威性和代表性的國際多邊組織機制，既是多邊主義的旗幟，也是實踐舞臺，為此要維護聯合國的權威，確立聯合國在全球公域治理體系中的核心地位。這既需要會員國對聯合國的認同與支持，更需要聯合國加強自身能力建設，尤其是當前大國戰略競爭的加劇嚴重影響了必要的國際協調與合作，聯合國應在促進國際協調中發揮更重要的作用，要積極探索并建立有效的國際協調機制。

其次，建設多元行為體參與的治理制度。全球化的發展深刻改變了全球公域治理的權力結構，治理主體日益多元化，除了傳統大國外，還有一些新興國家，以及日益增多的政府間國際組織和大量的商業機構、社會團體甚至個人。不同的行為體擁有不同的資源，均在全球公域治理中發揮著不可取代的作用，所以應鼓勵各類行為體積極參與，并為其參與創造政治空間和機會，為此需要建設相應的參與制度，來保障各類行為體尤其是來自市場、社會領域的行為體擁有參與全球公域事務的協商和決策的權利，從而真正體現全球公域治理的“全球性”。

最后，加強制度性嵌入與互構。當前全球公域普遍進入大規模開發階段，隨著治理主體的日益多元化和治理客體的更加多樣化，新的治理制度也隨之產生。由于這些制度一般是針對某類具體問題或由特定主體之間達成的，整體性的協調與配合相對不足，這也使全球公域治理格局日益碎片化，因此要加強制度性嵌入與互構，使不同區域、問題、領域等的制度安排嵌入到總體制度框架中，并加強不同層面的各種機制的互建互構，以此增強制度間的包容性與協同性，重構全球公域治理體系。

推進實踐創新，探索更加多元有效的治理舉措。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一項事關全人類前途命運的偉大創舉，沒有先例可循，只有靠人們在實踐中不斷探索、持續創新。同時，全球公域治理是一個包含眾多治理主體和復雜多樣的治理客體的系統工程，尤其是當前全球公域形勢正在經歷快速的發展變化，各種新問題、新挑戰層出不窮，使全球公域治理變得更加復雜而艱難。探尋更加有效的全球公域治理手段和方式，必須依靠實踐。鑒于當前全球公域治理的形勢，中國在推進實踐創新中，可嘗試采取以下治理舉措。

第一，建設治理改革的“試驗區”。“試驗區”作為實踐的最前沿，具有先行示范的作用。建設“試驗區”，是在不確定情境下進行治理改革和創新的一種大膽嘗試。它遵循以學習為導向的試驗主義治理邏輯，倡導多元行動主體在實踐中共同學習，不斷修正政策方案，是在高度不確定的政策環境中提高治理適應性，進行公共治理的有效路徑。[15]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視角下加強全球公域治理，是一個長期、復雜、艱巨的歷史進程，必將面臨各種不確定性風險和困難，需要以更大的勇氣和擔當去積極面對。為了形成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成果，建設改革的“試驗區”是一項重要舉措。為此，要選擇一些具有實施可行性的項目或領域，通過確立目標定位，形成基本工作思路，充分發揮和調動各類行為體，尤其是非國家行為體的作用和積極性來進行大膽嘗試。比如，在海洋治理中，青島海洋命運共同體試驗區的建設，就是通過國際漁業合作、港口園區互通和城市共商共享三個路徑來推動構建海洋命運共同體。[16]

第二，打造認知共同體。認知共同體指的是在特定領域由具備公認的知識和能力的專業人士所組成的、通過提供專業知識從而對該領域決策發揮權威影響的專家網絡知識共同體。專業知識作為全球公域治理的基礎，既包括對客觀世界認識的自然科學知識，也包括對社會認識的社會科學知識。專業知識提供了全球問題的認識和分析框架，為機構的政策實踐提供了理性基礎，而且也限定了論證和辯論的話語體系。而專業人士所共享的規范、原則、因果論證、方案對策，則決定了特定的專業問題應當如何被定性、分析和處理。[17]人類對全球公域的認識隨著現代科技的進步而不斷加深，這既豐富了治理的內涵，也增加了對治理所包含的政治、經濟、社會、外交等各領域的專業知識的需求。打造認知共同體為各種知識的交流共享提供了重要平臺，對推動全球公域治理有著積極意義。以北極治理為例，專注于北極研究的科學家通過提供專業知識而進入到北極政治的議程中，對推動北極治理事務發揮了積極作用。[18]

第三，建立責任倡議聯盟。倡議聯盟是由一群政策相關者為了將自身的政策信念轉變為實際的政策產出而組成的合作集團。倡議聯盟的成員一般擁有共享的信念和共同的政策目標，關注以政策為導向的聯盟學習，能夠協調一致地行動，這有助于解決全球治理中的集體行動難題。當前全球公域普遍面臨的嚴峻“公地悲劇”，凸顯出全球公域治理的“責任赤字”，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關鍵要靠責任共同體的建設。所以，建立責任倡議聯盟，將全球公域治理問題從關注地緣政治收益和個體權利轉變為對共同體利益和全人類福祉的追求，推動全球公域治理結構從基于“權力”和“權利”向基于“責任”（尤其是大國責任）的方向轉變，對解決公域治理赤字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具有積極意義。維護全球公域的良好秩序是全人類的共同責任，因此可推動在聯合國框架下建立相應的責任倡議聯盟。當然，積極參與全球公域治理的大國以及各種非國家行為體也可以在一些具體領域主導建立責任倡議聯盟。總之，國際社會要努力形成共同維護公域秩序、共享公域資源的責任意識與行為規范。

結語

全球公域作為全人類的一個公共的開放共享區域，往往會陷入“公地悲劇”。對此，加勒特·哈丁（Garrett Hardin）警告說：“在一個信奉公地自由的社會里，每一個追逐個人利益的人的行為最終會使全體走向毀滅。公地中的自由會毀掉一切。”[19]然而，全球公域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空間及資源，如今科技進步和經濟全球化已經使全球公域越來越成為人類生活不可分割的部分，人類的進步與發展離不開對全球公域的和平利用。在此形勢下，全球公域治理就要轉變觀念，“要跟上時代前進步伐，就不能身體已進入21世紀，而腦袋還停留在過去，停留在殖民擴張的舊時代里，停留在冷戰思維、零和博弈的老框框內。”[20]

隨著科技實力和綜合國力的日益提升，中國已經成為全球公域治理中的重要行為體。維護公域的和平安寧、促進公域可持續發展，并爭取實現公域資源的分配正義，是中國的一項國際責任。為此，中國提出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不僅是理念，也是行動方案。要積極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在全球公域落地生根，中國需在不斷提高自身認識水平和開發使用能力的基礎上，切實增加全球公域治理的有效知識供給，并加強制度創新和實踐創新，努力將全球公域打造成踐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成功范例。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人類命運共同體視域下全球公域治理路徑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21AGJ006）

注釋

[1]習近平：《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求是》，2021年第1期。

[2]格勞修斯：《海洋自由論》，宇川譯，上海：三聯書店出版社，2005年，第23～24頁。

[3]A. T. Mahan, 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 15th edition,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898, p. 25.

[4]António Guterres, "Opening remarks to the Ocean Conference," June 5, 2017, https://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blog/2017/06/the-secretary-general-turning-the-tide-opening-remarks-to-the-ocean-conference/.

[5]Th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The 2018 DoD Cyber Strategy," September 18, 2018, https://warontherocks.com/2018/09/defending-forward-the-2018-cyber-strategy-is-here/.

[6]愛德華·卡爾：《20年危機（1919–1939）：國際關系研究導論》，秦亞青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5年，第43頁。

[7]漢斯·J·摩根索：《國家間政治——尋求權力與和平的斗爭》，徐昕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0年，第6～7頁。

[8]《弘揚“上海精神”深化團結協作 構建更加緊密的命運共同體——在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第二十次會議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20年11月11日，第2版。

[9]《習近平出席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50周年紀念會議并發表重要講話》，《人民日報》，2021年10月26日，第1版。

[10]斐迪南·滕尼斯：《共同體與社會：純粹社會學的基本概念》，張巍卓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20年，第67～95頁。

[11]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編著：《我們共同的未來》，鄧延陸編選，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231頁。

[12]余瀟楓、張偉鵬：《基于話語分析的廣義“去安全化”理論建構》，《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4期。

[13]約瑟夫·S.奈、約翰·D.唐納胡主編：《全球化世界的治理》，王勇等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第10～18頁。

[14]艾倫·布坎南、羅伯特·基歐漢：《全球治理機制的合法性》，趙晶晶、楊娜譯，吳志成校譯，《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2期。

[15]周昕宇、楊宏山：《試驗主義治理的制度邏輯與運行機制——來自歐盟的經驗與啟示》，《中共天津市委黨校學報》，2021年第4期。

[16]戴桂林、林春宇：《對推進海洋命運共同體試驗區建設的戰略思考》，《太平洋學報》，2021年第1期。

[17]陳一峰：《全球治理中的知識權力及其法律規制》，2022年9月14日，http://www.cssn.cn/index/skwyc/202209/t20220914_5495670.shtml。

[18]于宏源：《知識與制度：科學家團體對北極治理的雙重影響分析》，《歐洲研究》，2015年第1期。

[19]Garrett Hardin,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Science, vol. 162, no. 3859, 1968, pp. 1243–1248.

[20]《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一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273頁。

Building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 Chinese Approach to Addressing the Global Commons Governance Deficit

Lu Jing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global commons is faced with the double dilemma of aggravating "tragedy of the commons" and intensifying strategic competition among major powers, and thus its governance deficit has become salient. The governance deficit in the global commons reflects, at a deeper level, the lagging nature of current governance concepts such as individualistic values, utilitarian moralism, and the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utlook. Therefore, to fundamentally solve the governance deficit in the global commons, we need to promote the innovation and change of governance concepts. The concept of building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has provided a Chinese solution for solving the governance deficit in the global commons. To promote the idea of building a community of shared human future for mankind to take root in the global commons, China needs to make efforts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increase the effective knowledge supply to reshape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the global commons governance; strengthen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n embedded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based on international coordination; promote practical innovation to explore more diversified and effective governance initiatives.

Keywords: global commons, governance deficit, building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責 編／包 鈺（見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