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縱觀黨領導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歷史實踐，黨對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領導大致包括以下方面：黨領導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頂層設計；黨領導“引進來”和“走出去”并重的發展戰略；黨領導高水平對外開放的各方面制度。堅持和加強黨對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領導，可以確保對外開放始終堅持正確的方向，是全面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需要，符合歷史前進的邏輯和時代潮流的發展方向，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必然選擇。堅持和加強黨對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領導，要加強黨領導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頂層設計，完善黨領導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戰略工作思路，健全黨領導高水平對外開放的各方面制度體系。

【關鍵詞】黨的領導 高水平對外開放 頂層設計

【中圖分類號】D25/F124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2.21.011

【作者簡介】張世飛，對外經濟貿易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導，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首席專家。研究方向為中共黨史、黨的建設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主要著作有《中國當代社會史》（第4卷）、《在探索中曲折前進》、《李大釗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原則的初步探索——兼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形成的標準》（論文）等。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對外開放不僅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具體的歷史實際相結合的產物，而且是當代中國最偉大的實踐和最鮮明的標志之一。黨領導對外開放的理論與實踐既是黨的外事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黨的經濟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更是凝結了全黨智慧的結晶。黨領導中國人民從新中國成立至打開國門走向改革開放，再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段歷史時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已經毋庸置疑地證明了，對外開放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至關重要。

什么是黨對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領導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中國共產黨領導。”[1]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更沒有改革開放的成功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取得成功的根本政治保證。縱觀黨領導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歷史實踐，大致包括以下幾方面。

黨領導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頂層設計。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2]頂層設計不僅要綜合考慮工作的各層次及各要素，統籌兼顧，更要注重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具有頂層決定性、整體關聯性和實際可操作性等特點。黨中央領導的對外開放是在不斷探索中前進上升的。新時代對外開放更加注重頂層設計的系統性和整體性，從全局、長遠、大勢上進行設計。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為應對復雜嚴峻的國際經濟發展新局面，把握好歷史機遇期，加強對外開放的頂層設計布局，將“開放”理念確立到新發展理念體系中。“為此，我們必須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深化人文交流，完善對外開放區域布局、對外貿易布局、投資布局，形成對外開放新體制，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以擴大開放帶動創新、推動改革、促進發展。”[3]在此布局的引領之下，全國陸續實施了建設與推廣自貿試驗區和自貿港、高水平建設“一帶一路”、強化“走出去”、申請加入RCEP（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和CPTPP（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等一系列擴大開放的舉措，努力使我國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提高開放的質量。以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對外開放的重要論述為指引，我們應深刻領悟和把握黨領導對外開放的戰略思維和系統思維，以更加開放包容的姿態，繼續全面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

黨領導“引進來”和“走出去”并重的發展戰略。改革開放四十多年的實踐證明，完全意義上的對外開放應該是既“引進來”又“走出去”的雙向開放戰略，如車之兩輪、鳥之兩翼。我國的改革開放最初注重“引進來”，入世之后“引進來”“走出去”兩者并重。我國的對外開放具有“引進來”和“走出去”二者在相互配合中共同發展的重要戰略特征。通過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我國的對外開放從黨的領導力度、企業政策、營商環境、市場準入和投資環境等方面持續推進“引進來”和“走出去”更好結合，逐步由全球產業鏈的低端邁向中高端，以進一步深入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

一方面，從改革開放之初主要采取興辦經濟特區、開放沿海口岸、內陸開放城市等舉措承接歐美等主要發達國家的產業轉移，彌補我國建設的資金不足，是一種以“市場換資本、換技術”的政策導向。入世以后，“引進來”的領域更寬、層次更高、結構更優。現在，為適應經濟高質量發展，黨中央通過“一帶一路”建設提高“引進來”的質量、對外貿易的水平和外商投資自由化便利化程度。另一方面，“走出去”在黨的十四大確定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后逐漸起步，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確立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之后，我國的外資外貿政策環境明顯改善，“走出去”更加注重服務貿易，“引進來”和“走出去”朝著更加平衡的方向發展。

黨領導高水平對外開放的各方面制度。進入新時代，我國對外開放主攻方向是制度型開放，主要是開放規則、開放體制和市場經濟體制三個方面的制度安排。新階段要推動更高水平的、全方位的對外開放，要“推動由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向規則等制度型開放轉變”[4]。

首先，在開放規則層次上，從改革開放之初建立企業薪酬和獎勵機制，到近年來建立負面清單制度和擴大外資股權的比例，實施《外商投資法》，建設自貿試驗區、海南全島的自由貿易港、粵港澳大灣區以及積極參與WTO改革，都是適應或創新國際商業規則、貿易規則和全球經濟治理規則的舉措。

其次，建設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是推進我國高水平對外開放的制度保障，也是促進“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重大舉措。近年來，我國積極完善與全球經濟運行相匹配的開放體制和監管制度，提高對外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加快提升金融服務業和人民幣的國際化水平；完善對外開放的平臺建設，以積極推進自貿試驗區和自貿港建設、高水平建設“一帶一路”為主要平臺，以鞏固特大城市和東部地區為先導，以加快中西部對外開放為新高地，以高質量建設沿邊開發開放地區為重點，全方位優化對外開放的區域布局；初步建立起對外開放的安全保障體系，統籌開放、發展與安全三者之間關系，建設與高水平對外開放相適應的安全監管和風險防控體系。

最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提出，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實行高水平對外開放。要從我國基本經濟制度的決定性出發，正確把握黨領導對外開放的各方面制度，激發對外開放經濟活力和創新力，加快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

為什么要堅持和加強黨對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領導

確保對外開放始終堅持正確的方向。進入新發展階段，以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對外開放的重要論述為根本行動指南，在黨的領導下，中國將堅定不移全面擴大對外開放。加強黨對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領導，始終把國家利益放在首位，絕不損害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的核心利益；堅持社會主義方向，走符合我國國情的發展道路；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在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下促進世界和平發展，彰顯中國負責任大國和中國共產黨負責任大黨的擔當。

中國共產黨在領導對外開放創新性發展過程中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積累了許多重要經驗，這為今后繼續探索對外開放的道路和推進相關實踐提供了諸多啟示并指明了方向。我們始終堅持從本國的實際國情出發，在對外開放的歷史事業中發展壯大自己的實力，走有中國特色的對外開放道路。

全面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需要。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多次強調，中國開放的大門永遠不會關上，只會越開越大。”[5]縱觀40余年黨領導改革開放的發展歷程，中國人民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歷史性變化，這得益于不斷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進入新時代，我國堅定不移推進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不斷提高對外開放的水平，并逐步成為帶動世界經濟發展的主要引擎。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我國成為世界主要經濟體中唯一實現經濟正增長的國家。

當前，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立足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新階段，黨和國家提出在開放中促進我國自主創新、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和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等戰略舉措。這些都需要在黨的領導下持續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擴大國際合作；也都得益于我們黨始終堅持立足經濟發展規律，深化全方位對外開放，順應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方向。

符合歷史前進的邏輯和時代潮流的發展方向。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要振興，就必須在歷史前進的邏輯中前進、在時代發展的潮流中發展。”[6]只有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改革開放才能始終符合歷史發展的邏輯和時代潮流的發展方向，始終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我們深知，中國近代百年屈辱史的開端正是清政府違背歷史前進和時代發展的規律，采取閉關鎖國的政策，以致阻礙了中國社會進步和發展的歷史進程，使得近代中國遠遠落后于西方國家，并長期飽受西方列強欺凌。

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只有中國與世界緊密相連，才能實現共同繁榮發展的目標。自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逆全球化的思潮和行動頻發，這與歷史發展方向和時代潮流背道而馳，不僅會損害相關國家、群體等的自身利益，還會影響世界經濟發展。歷史與現實已經證明，中國共產黨能夠正確認識時代發展的趨勢，把握發展的歷史性機遇。在外交方面，進入新時代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先后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推動我國對外開放縱深發展，推動世界各國合作開放、互利共贏，始終站在歷史和時代正確的一邊。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必然選擇。堅持對外開放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必然選擇，堅持黨對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領導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關鍵。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中國共產黨人在長期對外開放實踐中凝聚起來的關于世界未來發展的美好設想。黨對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領導，已成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核心力量。因此，中國在新時代全面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將有力地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歷史進程。對外開放是中國以負責任的大國身份作出的戰略選擇，與中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目標越來越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將對世界的發展和人類文明的未來產生深遠的影響。黨領導的對外開放正在成為實現21世紀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力量。歷史經驗表明，開放帶來進步，封閉必然導致落后。面向未來，國際社會應在更加開放的條件下，繼續促進全球經濟繁榮與發展、各國文明與制度的進步與完善，在更高層次上推動經濟全球化，從而造福全世界人民，始終站在人類進步的一邊。

怎樣堅持和加強黨對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領導

加強黨領導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頂層設計。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全面提高開放型經濟水平”，要把開放型經濟建設與提高經濟發展活力和競爭力作為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和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內容。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則首次全面闡述了“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理念。黨的十九大報告也明確指出，“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是建立現代化經濟體系的重要內容，其關鍵含義在于“新”。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堅持高水平對外開放，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穩步擴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加快建設貿易強國，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維護多元穩定的國際經濟格局和經貿關系”。加強黨領導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頂層設計，要以全面提高開放型經濟水平、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和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為主要支點。

未來要以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對外開放的重要論述為根本行動指南，以高水平建設“一帶一路”平臺為重點，增強“引進來”的吸引力和“走出去”的競爭力，積極發展國際貿易，培育和創新市場往來、商品流通、金融開放的模式和形式，發揮自貿試驗區的示范引領作用，加強對外開放的黨的領導制度和其他制度體系保障，以高水平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創新開放的發展方式。同時，還要繼續擴大對外開放的領域，促進高質量對外開放，完善開放型經濟體系，從而形成在后疫情時代的條件下參與國際經濟合作與競爭的新的比較優勢和全面開放的新格局。

完善黨領導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戰略工作思路。第一，加強“引進來”和“走出去”有機結合，提高黨在增強“引進來”的吸引力和“走出去”的競爭力上的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作用。通過實施更加優惠便捷的政策，加強境外投資辦廠、對外承包項目和產品與技術的輸出等各種形式創新性發展，強化與境外國家的高新技術合作以增強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動力，提升“引進來”的吸引力。同時，要強化“一帶一路”建設重要平臺，創新對外投資和合作方式，壯大我國實體經濟和制造業，充分發揮國企主導和大型民企的帶動作用，支持我國中小微企業擴大國際化經營，繼續做大做強我國的跨國公司和民族知名品牌，最終提高“走出去”的競爭力。

第二，繼續辦好辦強經濟特區。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經濟特區處于改革開放最前沿，加強黨的全面領導和黨的建設有著更高要求。”[7]中國特色的經濟特區是立足我國國情的對外開放新形式，是我國對外開放的基地和高地，對全國對外開放和經濟發展大局起著引領、示范和帶動作用，也因此必須在加強黨的領導和黨的建設等方面作出榜樣。通過增強黨的經濟特區組織建設工作全覆蓋，以黨組織的先鋒力量帶動探索新形勢下對外開放的發展空間和形式，增強內陸和沿海地區、東中西部地區經濟聯動效應，為全國的對外開放事業發展注入蓬勃動力。

第三，獨立自主地發展對外開放。黨領導下的對外開放必須始終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則。這是黨的百年奮斗歷程所得出的歷史結論和十條寶貴歷史經驗之一。歷史的經驗表明中國的發展在任何時候都不能靠別人，必須堅持以正在做的事為中心并堅持自己的事情自己辦。中美貿易摩擦和“孟晚舟事件”再次證明了我國對外開放和發展對外經濟必須牢牢堅持這一原則。同時要下大力破解“卡脖子”問題，解決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和國家安全難題。這當然不是排外，而是要實行原則性與靈活性高度統一的對外開放。

第四，要處理好開放與改革的關系。要繼續堅持開放與改革良性互動，以開放倒逼改革。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后，黨領導有關部門修訂了包括外資法、外貿法等多項法律，清理了2000多項法律法規，對我國加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軌，產生了明顯的倒逼效果。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加快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不斷放寬市場準入，壓縮外商投資的負面清單，把對開放的壓力迅速轉化為改革的動力，以開放促改革、發展和創新，走出了一條我們黨領導對內改革與對外開放有機結合的成功之路，而未來這條路仍然要繼續走好。

健全黨領導高水平對外開放的制度體系。首先，要健全黨領導對外開放的重大工作和重要機構的制度體系。第一，要制定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的重大工作制度和應對突發外部事件的應急機制。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時，黨中央反應及時，迅速成立中央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領導小組，統籌應對國內外疫情，最終取得了巨大勝利。歷史與現實啟示我們，要把這種在對外開放過程中的臨時性決策指揮機構制度化，還要發揮好中國共產黨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國共產黨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和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等重要機構的領導和應急能力。此外，應加強黨對各級人大、政府、政協以及社會團體、組織的領導能力建設，完善相關領導制度，激發其活力和動力，提升整個對外開放重大工作和各級機構、組織的制度體系化水平。第二，不斷完善黨領導對外開放工作的體制機制。進入新時代，黨領導對外開放的國內外形勢發生深刻復雜變化，尤其是后疫情時代，要有效應對復雜局面并積極主動作為，在對外開放工作的體制機制中必須把完善落實“兩個維護”的體制機制作為工作的重中之重，要以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對外開放的重要論述為根本的行動指南，增強各級黨員干部和工作人員維護領導核心的自覺性，同時加強自身制度建設。通過對對外開放工作各主體、各領域、各層次的研究和把握，不斷提升黨領導對外開放的工作效能，健全工作保障制度體系。

其次，要完善執行黨全面領導對外開放的體制機制并抓好人才隊伍建設。第一，黨領導的對外開放工作不僅需要發揮好中國共產黨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國共產黨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和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等重要機構的領導能力，而且需要加強對黨和國家相關對外工作的機關機構以及其他對外經濟和安全工作主要部門等的領導和監督。同時也要循序漸進地推進黨對整個對外開放事業領導的全覆蓋，將黨的全面領導貫徹到外事和涉外經濟以及安全工作的全部領域、對外工作交往的各類主體以及涉外經濟領域的全過程，從而全面加強黨政軍民學尤其是黨組織在整個對外開放事業中的凝聚力、戰斗力和服務力。第二，抓好外事和對外經濟工作的人才隊伍建設。黨全面領導對外開放的體制確立之后，人就是決定因素。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對外工作隊伍建設，在后疫情時代對外開放的新形勢下對外事和對外經濟工作領域關于黨的建設、培養涉外經濟干部隊伍等問題作出一系列重要論述。我們要全面準確地學習和貫徹相關重要論述精神，把嚴格的政治標準貫徹到干部隊伍建設的各環節和全過程，要把好政治方向，嚴守政治紀律，錘煉黨員干部在對外開放事業中勇擔當、善作為、敢斗爭的優良品格，進而提升整個對外經濟和外事工作人才隊伍的專業能力和綜合素質。

最后，要加強黨領導高水平對外開放，推進涉外法治體系的建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走向世界，以負責任大國參與國際事務，必須善于運用法治。”[8]涉外法治工作關系到國內法、外國法、國際法等不同領域，影響面廣、相關環節眾多，要形成完備的對外開放相關法治體系可謂任重道遠。當前，后疫情時代的國際形勢日趨嚴峻復雜，黨領導的對外開放事業面臨諸多挑戰，涉外法治工作既要在以遵守國際法為基礎的框架下采取多種法律手段解決發展過程中的爭端事務，還要堅守底線思維維護我國主權、安全和發展的核心利益，為全面深入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保駕護航。同時，也要為不同國家之間的駐外合法機構、跨國企業、公民正常參與國際經濟交往、維護自身合法權益提供更好的法律服務。最重要的是，對外開放的法治保障和涉外法治工作需要在黨的堅強領導下，繼續加強黨內有關法規體系建設、對涉外法律法規實施的監督以及對涉外法治人才的培養，為黨領導下的對外開放工作提供更加堅實的法治基礎。

（本文系北京市社會科學基金規劃重點項目“新時代黨的建設理論體系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21KDA003）

注釋

[1]習近平：《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求是》，2020年第14期。

[2]習近平：《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求是》，2013年第22期。

[3]習近平：《在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節選）》，《求是》，2016年第1期。

[4]《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人民日報》，2018年12月22日，第1版。

[5]習近平：《深化伙伴關系 增強發展動力》，《人民日報》，2018年11月21日，第3版。

[6]《習近平在第四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開幕式上發表主旨演講》，《人民日報》，2021年11月5日，第1版。

[7]習近平：《在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慶祝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20年10月15日，第2版。

[8]習近平：《加強黨對全面依法治國的領導》，《求是》，2019年第4期。

Upholding and Strengthening the Party's Leadership on High Level Opening-Up to the Outside World

Zhang Shifei

Abstract: Looking at the historical practice of China's high-level opening-up, the CPC's leadership of high-level opening-up includes the following aspects: the top-level design of high-level opening-up; the Party's leadership in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bringing in" and "going out"; the Party's leadership in institutions of high-level opening-up. Adhering to and strengthening the Party's leadership in the high-level opening-up to the outside world can ensure that the opening up always sticks to the right direction, and is necessary for the comprehensive promotion of the high-level opening up, in line with the logic of historical advancement and the trend of the times, and an inevitable choice for building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o adhere to and strengthen the Party's leadership in this regard,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top-level design of the Party's leadership of high-level opening-up, improve the strategic thinking of the Party and improve the relevant institutions.

Keywords: the Party's leadership, high-level opening-up, top-level design

責 編∕桂 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