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技術工具論的有效性與局限性使得價值成為對技術進行哲學解析的一個不可或缺的要素，同時也是技術發展的一個必要考量。對基于技術驅動的數字中國的價值意蘊解析既是對技術的價值審度和數字化背景下技術與價值關系的新闡釋，更是對建設數字中國所應遵循的價值邏輯的厘清。數字中國所蘊含的民族復興、以人民為中心和人的全面發展的三重價值意蘊體現了我國在數字化轉型中關于技術之力與價值之義二者應當有效契合的高度關注，而對數字中國多元價值的邏輯厘清則是上述價值意蘊得以充分彰顯的必要條件，并可為我國在數字時代的價值引領提供理論框架與實踐智慧。
【關鍵詞】數字化 數字中國 技術價值論 價值意蘊
【中圖分類號】N02/F49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2.22.011
【作者簡介】閆宏秀，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技術哲學、設計哲學、 數據倫理、技術社會學。主要著作有《技術過程的價值選擇研究》、《技術有病，我沒藥》（合著）、《數據賦能的倫理基質》（論文）、《數據挖掘與技術倫理學的內在路徑構建》（論文）等。
大數據科學與大數據技術、物聯網、云計算、人工智能等的發展，使得在20世紀末基于技術發展推斷所提出的數字社會經歷了從構想到現實、從空間概念到國家戰略、從基于數字技術驅動的數字經濟到數字化生存與數字化生活的進程。就我國而言，信息化、數字化、網絡化與智能化等已經進入日常生活與人類社會的構成之中。毫無疑問，技術是建設數字中國的必要條件，而對技術的哲學解碼是厘清人與技術的關系、描繪人類未來與技術未來圖景必不可少的要素。在這種解碼中，因價值觀在人類社會中的根基性地位而使得關于技術價值論的探討備受關注。特別是在新一輪科技革命與全球化的背景下，對基于技術驅動的數字中國的價值意蘊解析既是對技術的價值審度和數字化背景下技術與價值關系的新闡釋，更是對建設數字中國所應遵循的價值邏輯的厘清。
價值意蘊：建設數字中國不可或缺的要素
技術與價值之間的關系是技術發展過程中的一個焦點，且技術發展越快，各界關于價值在技術中的地位及其效用的態度也越發耐人尋味。在技術社會化與社會技術化的雙向并軌過程中，技術中立論、技術工具論等遭遇了來自現實與理論兩個維度的質疑，技術價值論成為了對技術進行哲學解析的一個重要理論。
技術發展若無正義的價值意蘊，則必將造成人的異化。然而，人類恰恰又離不開技術。在技術占居主導地位的語境中，關于價值這一人特有屬性的研究雖然必要，但卻似乎是在借助技術批判技術，也正因此，單純地對技術進行批判的價值論研究范式遭遇質疑。那么，價值意蘊應該以何種方式在技術理性的邏輯中出場呢？恰如英國皇家學會前任會長、著名天文學家、劍橋大學教授馬丁·里斯（Martin Rees）所言：“我們需要理性的思考，我們需要運用21世紀的科技，在價值觀的指導下長遠地思考。”[1]價值觀作為人之為人的一個重要屬性，是人類發展的錨定樁。“價值觀的指導”凸顯了價值觀在技術發展中的重要性。
這種指導的理想模式應當包含對技術的價值審視和價值觀作為一個要素被納入到技術發展的全過程之中這兩個維度。其中，前者意指從價值觀的視角解析技術，后者意指將價值觀融入到技術之中。這兩個維度通過從不同的路向但又可交互的方式共同指向關于技術與人類未來的規劃，且兩者缺一不可。若缺少前者，則容易走向技術對人的異化或技術統治論；若缺少后者，則不能有效實現技術為人類帶來福祉的初衷。因此，價值意蘊是技術發展不可或缺的一個要素。
回顧人類發展的歷史，物質意義的技術建設離不開非物質意義的價值觀建設，且非物質的建設更具有根本性與引領性。同樣地，建設數字中國離不開技術，但這并非意味著只需要技術，而是更需要對技術進行深層且系統的思考。如：需要從價值論的視角展開對數字技術及其所帶來的價值觀錯位、價值觀缺失、價值觀不安全等問題的審視、應對與探究，進而厘清技術發展的邏輯與宗旨，規避由技術的不確定性、風險性所帶來的負面效應。
因此，數字中國的建設應當在價值觀的指導下進行。一方面，價值觀作為頂層架構指引著數字中國建設的方向；另一方面，價值觀作為一種底層設施對數字化轉型進程中人的行為進行規范、引導、調節與修正。通過上述兩個方面，價值觀從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兩條不同的路徑為數字中國的建設提供理論框架與實踐智慧。易言之，價值意蘊是數字中國建設的要素之一。
在數字中國的建設中，若價值意蘊缺失，可能出現由技術支配人類的數字化裹挾場景，進而背離數字中國的建設是通過充分釋放數據的潛能來為人民構建美好生活的初衷與愿景。以技術驅動的數字化轉型旨在通過人與數字技術的和諧共融，提升人民的生活質量，進而確保數字中國的可持續發展，構建和諧的數字中國，而不是使得“技術的合理性已經變成了支配合理性本身，具有了社會異化于自身的強制本性”，[2]將“不同的價值觀、原則與理念簡化為數字”[3]，更不是將人困在數字技術之中，甚或人類被全盤數字化式的數字化轉型。從國家發展與民族復興的戰略全局來看，數字化是當下全球各國角逐的一個重要領域。這種角逐包括物質意義的技術和非物質意義的與數字化轉型相適應的價值話語體系。
數字中國價值意蘊的解析視角
在全球化的數字化浪潮中，我國將增進人類福祉作為數字中國建設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習近平主席強調：“中國愿同世界各國一道，共同擔起為人類謀進步的歷史責任，激發數字經濟活力，增強數字政府效能，優化數字社會環境，構建數字合作格局，筑牢數字安全屏障，讓數字文明造福各國人民，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4]這既是對我國數字技術未來圖景的描繪，也是建設數字中國的愿景。因此，關于數字中國價值意蘊的解析，應當至少從如下六個視角展開（如圖1）。
其一，全球視角。結合數字中國產生的語境，從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新一輪科技革命的視角出發，以數字中國建設的必要性與緊迫性展開對其價值意蘊的解析。
其二，中國視角。雖然全球正在經歷數字化轉型，但數字中國的建設有著其獨有的優勢、特色與內涵。只有從中國視角出發，展開對中國范本的研析，才能通向數字中國價值意蘊的準確闡述。
其三，人與技術共融的視角。將人與技術置于兩端的二元對立模式雖然充分揭示出了技術與人的緊張關系，但數字化轉型在人與技術共融的模式中展開，因此，該模式不能有效地指導數字化轉型。特別是“數字勞動”“數字人”等新型概念的涌現，亟需轉換原有的人與技術關系思考視角。
其四，技術價值論視角。在人類歷史進程中，工業文明、信息文明等以技術為判據的文明形態的出現，充分體現了技術在人類社會中的重要作用。然而，旨在為人類帶來福祉的技術卻又被視為一種沖擊人類本性、打破自然靜謐、極具風險與不確定性的危險力量，且技術越發展，這種觀點越被關注，并成為了一個“悖論”。伴隨技術的發展，數字文明開始進入人類視野之中。特別是考慮到當前數字技術在全球競爭力中所處的重要地位，以及數字技術對人類和人類社會的日益全面深度的介入，如何破解這一“悖論”是全球數字化轉型必須面對的一個問題。技術價值論對技術工具論局限性的反思與應對為這一“悖論”的破解提供了有效的理論依據。
其五，調節理論視角。調節理論作為一種對人與技術關系進行哲學考察的有效框架，為賦予技術的各種相關要素以價值調節功能，以及價值容錯機制、反饋機制的建立等構筑了理論依據，為將價值和倫理考量嵌入到技術實踐之中、進而緩解技術理性與經濟理性之間的張力提供了方法論框架。
其六，數據倫理學視角。從關于數據倫理的已有成果和國內外的研究出發，聚焦中國語境下的數據倫理問題，通過跨學科協同攻關模式，凝聚價值共識，構建中國特色的數字技術倫理框架，為我國數字化發展與數字中國建設提供價值基礎與實踐智慧。
數字中國的三重價值意蘊
從技術價值論的視域來看，當下的數字化轉型以將人類社會進行重塑的方式，將技術與價值意蘊聯系在一起。然而，數字化轉型不僅僅是技術發展的邏輯，更是國家戰略的一個重要構成要素，同時是對人類社會未來形態的一種探索。如，新加坡于2006年推出“iN2015”、澳大利亞于2009年發布《澳大利亞的數字經濟：未來的方向》、日本于2009年7月制定《i-Japan2015戰略》、歐盟2016年發布《打造歐洲數字化社會創新（DSI）生態系統》報告等。
就我國而言，數字中國有著獨特的價值意蘊，并形成自己的理路，彰顯著中國特色獨有的力量。早在2000年，時任福建省省長的習近平同志就已作出建設數字福建的部署；2015年12月，習近平主席在第二屆世界互聯網大會開幕式上的講話中指出：“中國正在實施‘互聯網﹢’行動計劃，推進‘數字中國’建設，發展分享經濟，支持基于互聯網的各類創新，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5]從數字中國的形成與發展來看，經歷了從數字經濟、數字生活到數字中國的歷程。在此歷程中，技術作為必備的要素呈現出了超越其自身價值的多重價值意蘊。這種現象的出現，究其本質而言，是技術的價值邏輯在數字中國語境中的某種表征，而這種表征的源頭在于數字中國的價值意蘊。就數字中國的價值意蘊而言，結合數字中國相關的政策、規劃及其所取得的成就等來看，主要表現在如下三個方面。
從國家戰略的維度來看，數字中國彰顯了民族復興的價值意蘊。新一輪科技革命使得數字化成為了世界發展的一個重要趨勢，并開啟了全球數字化的進程。在這個進程中，我國相繼出臺了《國家信息化發展戰略綱要》《“十三五”國家信息化規劃》等重大戰略規劃來規范與引導數字化轉型。在這些規劃中，民族復興是至關重要的價值意蘊。如，在《國家信息化發展戰略綱要》中，將信息化驅動現代化視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必然選擇”[6]。近年來，我國信息基礎設施的建設為數字中國提供了強有力的技術保障，但建設數字中國不僅是對在新一輪科技革命中我國新一代信息技術發展的規劃部署，更是對“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的適應。在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當下，“建設數字中國”[7]被寫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之中，黨的二十大報告再次明確強調加快“建設數字中國”。從當前的發展現狀來看，我國在“十三五”時期數字中國建設取得重要成就，“信息基礎設施建設規模全球領先”[8]。因此，我國在全球數字化轉型的進程中處于并跑且呈現出趨近領跑的趨勢。
從人民生活實踐的維度來看，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意蘊一直滲透在數字中國建設的方方面面?；菝?、為民、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等價值理念在數字中國的建設中從未缺席。如，“構筑全民暢享的數字生活”[9]。在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從2017年起所發布的系列《數字中國建設發展報告》中，信息惠民、便民、利民，以及人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等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一直是其核心要素。事實上，黨的十八大以來，大數據、互聯網等技術與民生不斷進行有機融合，數字農業、數字校園、數字社區、數字政府、數字減貧、數字扶智、數字抗疫、智能小區等已經逐漸進入人民生活的實踐。這種融合在有效推進數字化生活實踐的同時，也助推人民對美好生活向往的實現。
人的全面發展是數字中國建設在人的維度所彰顯的價值意蘊。在全球數字化的進程中，數據自我、數字異化、數字人格、數據畫像、數據主義等與其說是凝練出了人在數字時代的新特征，倒不如說揭示了人在數字化轉型的進程中所遭遇的新問題，呈現了由數字技術對人類社會的形塑所帶來的對人的全面發展構成的挑戰。數字技術對人類社會的形塑源自技術邏輯、資本邏輯與價值理念三者的共同驅動。其中，價值理念以一種基礎性或曰根基性的思想力量導引著技術與資本的邏輯，因此，對數字化轉型進程中的相關問題的解決以及挑戰的應對必須追溯到思想的力量。在當下，“以數字化轉型整體驅動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變革”[10]過程中，“加強全民數字技能教育和培訓，普及提升公民數字素養”；[11]“個人隱私的數據保護”“個人信息保護”[12]、對平臺經濟的監管、對算法治理與管理等一系列規范正在以正向導引與反向規約相結合的模式破解著數字技術及資本給人帶來的異化，進而為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提供多重保障。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數據安全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信息保護法》《關于加強科技倫理治理的指導意見（征求意見稿）》《互聯網信息服務算法推薦管理規定（征求意見稿）》《上海市數據條例（草案）》《網絡安全標準實踐指南——網絡數據分類分級指引（征求意見稿）》等正在以多種途徑保障數字化轉型進程中的人的全面發展。
數字中國多元價值的邏輯厘清與其價值意蘊的充分彰顯
在我國的數字化轉型中，技術是構建美好生活的強勁力量。正如尼古拉斯·尼葛洛龐帝（Nicholas Negroponte）所構想的那樣，“數字科技可以變成一股把人們吸引到一個更和諧的世界之中的自然動力”。[13]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在此處，“可以”雖然呈現出了“更和諧的世界”成為現實的可能性，但這種可能性并非等同于必然性。如，哈特穆特·羅薩（Hartmut Rosa）在馬克思異化理論基礎上，遵循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框架所提出的空間異化、物界異化、行動異化、時間異化、自我異化與社會異化[14]等，就直接指向了在數字化的全球化進程中所產生的新異化，揭示了在通向上述必然性過程中所面臨的不和諧現象。
就我國的現狀而言，以數字化生活為例，某項技術因其在設計環節對部分群體關愛的缺失或不足、對某些價值觀念的忽視或淡忘而帶來的困境等已經成為了數字化轉型不得不面對的現實問題。因此，數字中國的三重價值意蘊雖然體現了對于技術之力與價值之義二者應當有效契合的高度關注，但是該如何使其充分彰顯則有待進一步探究。
技術之力與價值之義的契合問題源自技術與價值二者之間所存在的張力，而這種張力恰恰在于多種價值之間邏輯的模糊性，如：不同價值觀念之間的位階邏輯、不同主體價值需求的位階邏輯、技術手段與價值目的之間權重、頂層設計邏輯與底層邏輯之間的契合等。價值邏輯是政策制定、技術發展等的理論基礎。因此，對數字中國多元價值邏輯的厘清是民族復興、以人民為中心和人的全面發展的三重價值意蘊充分彰顯的必要條件。目前，在數字中國的建設中，至少需要厘清如下四種價值邏輯。
數字中國建設中技術價值與人文價值的邏輯。在技術、倫理價值以及社會之間尋找一個恰當的平衡點一直是人類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任務，這個尋找的過程既是技術發展與經濟、政治等的相互融合與沖突的過程，也是技術與人文之間張力展示的過程。技術狂熱、技術恐懼、技術焦慮等與其說是以不同的詞語反映了對技術與人文之間張力的態度，倒不如說是對技術價值與人文價值二者邏輯的探尋。
在全球數字化的進程中，數據裹挾、數字資本主義、數字人文、微粒社會等的出現從不同的角度展現了技術價值與人文價值之間的邏輯糾纏。但與以往不同，數字技術從本體論、認識論和價值論三個維度對人類所展開的全面重塑使得對技術與人文之間價值邏輯的厘清成為人類自身本質與人類社會發展樣態的理論基礎。
因此，數字中國的建設需要基于技術但卻不囿于技術，更不能將技術的價值邏輯作為發展的唯一標尺，而應將人文價值作為技術發展的內置要素，在技術與人文二者互通互助的共在模式中推進數字化轉型，“構筑美好數字生活新圖景”[15]。
數字世界的價值觀與現實世界的價值觀之間的邏輯。數字技術自身的邏輯及其便捷性、易傳播性、及時性、超時空性、易獲取性等技術特性正在催生著新的價值觀念，以及價值觀形成、傳播與擴散的新面相。
盧恰諾·弗洛里迪（Luciano Floridi）等在關于“在線生活倡議：重新思考數字化轉型中社會關注的概念重構”研究中指出：“數字化轉型至少以四種方式動搖了已經建立的參考框架：模糊實在與虛在的區別；模糊人、機器和自然的區別；信息從匱乏逆轉為過剩；從實體優于交互轉換為交互優于實體。”[16]如表1所示，從價值觀的視角來看上述四種方式，第一種方式意味著價值觀形成與存在場域的變化，第二種意味著價值主體新形式的出現，第三種方式意味著價值抉擇將面臨更多的變量，第四種方式意味著價值形成機制與形成理路的轉換。這一切將迫使人類重新思考人類社會現有的價值觀構成及其邏輯。人類社會現有的價值觀由數字世界的價值觀與現實世界的價值觀組成。其中，現實世界價值觀的數字化表征和數字技術所形成的價值觀是數字世界價值觀的兩個來源。
因此，數字世界的價值觀與現實世界的價值觀之間的邏輯除了厘清現實世界已有價值觀與數字世界價值觀的差異之外，更為重要的是尋求二者之間的融合邏輯。在人與數字技術共塑未來的進程中，數字技術本身與現有價值觀之間的非同步性、不完全兼容等已經是當下數字化轉型不得不面臨的主要問題。
數字化轉型中已有價值問題在數字技術中的呈現與數字技術自身所特有的價值問題之間的邏輯。近年來，數據正義、算法偏見、數據歧視、數據信任、數字鴻溝、數字霸權、數字福祉等逐漸成為了數字技術與價值討論的熱點問題。社會各界圍繞社會問題也提出了多種解決方案。如：歐洲議會（EP）公民自由、司法與內政事務委員會（LIBE）出臺的《歐盟數據保護通用條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GDPR）及對其的幾次修正就是一直在技術與倫理價值之間尋求平衡點；牛津大學互聯網研究中心的數字倫理研究實驗室力圖通過處理由數據引發的倫理挑戰，提升數據創新作為一種善的正效應，避免或者減輕由數據革新所帶來的風險和缺陷。然而，偏見、歧視、正義、信任等并非首次或僅僅出現在數字化轉型的進程中，因此不能直接單向地將其歸因為數字技術的出現。
事實上，數字技術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緩解甚或消除了已有的某些價值問題，如，數字技術抗疫、在線教育、數字化養老等對人類福祉的增進。但同樣不容忽視的是在數字技術的發展過程中，一方面，已有的價值問題以新的方式呈現。如數據分析過程中的偏見、App使用過程中的知情同意、數字技術的分布式特征所帶來的責任主體多元化與隱匿化等問題；另一方面，數字技術自身也帶來了新的價值問題。如，數字身份的界定、算法壟斷、數字陰影等問題；雖然上述兩類問題產生路徑不同，但其后蘊藏的邏輯均為技術邏輯與價值邏輯之間的契合度問題。對此，可以從如下四個視角展開討論。
其一，整體的視角，即作為整體的技術與作為整體的價值；其二，數字技術對具體價值觀的影響，如傳統安全觀與非傳統安全觀在數字化進程中是否需要一種新的安全價值評估，隱私問題在數字化進程中所帶來的價值沖突與隱私觀的重新界定等問題；其三，數字技術衍生的數據情景與價值的視角，如日常生活中的數據畫像與人的生命價值認同等；其四，具體的數字技術以及技術過程與價值的視角，如數據挖掘技術收集、編碼、解碼等過程中的偏見與歧視。
與數字化轉型相適應的價值觀創構邏輯。價值觀作為一種精神產物是人類以往歷史與智慧的積淀，更是人類未來的行為指南。價值觀一經形成，作為一種深層、隱性且極具根基性的社會范疇具有相當的穩定性，對人類的生存與發展具有深刻的本體論意義，同時，由其引發的問題延續時間漫長且不易識別，而一旦爆發卻極具沖擊力。價值觀的缺位與錯位等對于整個民族和國家而言，其結果是災難性的。
傳統工業文明的價值觀在數字化進程中已經面臨挑戰，“來自模擬技術和模擬的雙重異化迫使對于文化形成的基礎進行重新認識。那些被不精確地稱為‘數字文化’的事物要通過數字化的框架來進行思考，以獲得新的視角”，[17]因此，數字技術自身所帶來的從本體論層面展開的價值觀革命使得價值觀的創構成為數字化轉型的應有之義，且這種創構雖然需要數字技術的框架，但卻不應囿于以及僅為了數字技術的邏輯，而是要在充分體現價值觀要義的基礎上走向對數字技術發展規劃的引領。
因此，就我國而言，與數字化轉型相適應的價值觀創構邏輯必須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作為數字技術發展的主線，在基于對數字技術的價值論深度系統解析，以及對我國傳統的價值觀應對數字技術的可能性及可行性、我國現有的價值觀在數字化轉型中的呈現方式及融合路徑、數據主義的有效性與局限性等充分認知的基礎上展開，進而確保數字中國價值意蘊的充分彰顯。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當代新興增強技術前沿的人文主義哲學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20&ZD045）
注釋
[1]馬丁·里斯：《人類未來》，姚嵩、丁丁蟲譯，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20年，第251頁。
[2]馬克斯·霍克海默、西奧多·阿道爾諾：《啟蒙辯證法——哲學斷片》，渠敬東、曹衛東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08頁。
[3]Lorenzo Fioramonti, How Numbers Rule the World: The Use and Abuse of Statistics in Global Politics, London: Zed Books, 2014, p. 207.
[4]《習近平向2021年世界互聯網大會烏鎮峰會致賀信》，《人民日報》，2021年9月27日，第1版。
[5]《習近平在第二屆世界互聯網大會開幕式上的講話》，2015年12月16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2/16/c_1117481089.htm。
[6]《中共中央辦公廳 國務院辦公廳印發〈國家信息化發展戰略綱要〉》，2016年7月27日，http://www.gov.cn/xinwen/2016-07/27/content_5095336.htm。
[7][9][10][11][12][15]《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46、49、46、50、52、50頁。
[8]《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發布〈數字中國發展報告（2020年）〉》，2021年7月3日，http://www.gov.cn/xinwen/2021-07/03/content_5622668.htm。
[13]尼古拉斯·尼葛洛龐帝：《數字化生存》，胡泳、范海燕譯，北京：電子工業出版社，2017年，第231頁。
[14]哈特穆特·羅薩：《新異化的誕生：社會加速批判理論大綱》，鄭作彧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17～143頁。
[16]Luciano Floridi (eds.), The Onlife Manifesto: Being Human in a Hyperconnected Era, Springer: SpringerLink, 2015, p. 43.
[17]Robert Hassan, The Condition of Digitality: A Post-Modern Marxism for the Practice of Digital Life, London: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Press, 2020, p. 129.
The Triple Value Implications of Digital China and Its Enactment Approaches
Yan Hongxiu
Abstract: The validity and limits of technological instrumentalism renders value a necessary component for the philosophical discussion of technologies. Meanwhile, value is also a key consideration for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Explicating the value implications of digital China as driven by technologies presents a new interpretation for the relations between technologies and values in the digital era. It doubles as a new clarification for the value logics of building a digital China. National rejuvenation, people-centered approach and the all-around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s deserve attention during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Clarifying the logics behind the diverse values of digital China constitutes a pre-condition for the highlight of these value implications. We offer a conceptual framework as well as practical wisdom for value cultivation of China in the digital era.
Keywords: digitization, digital China, technological value theory, value implications
責 編∕李思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