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關于推進實施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的意見》的出臺，標志著文化數字化發展正式上升為國家戰略。文化數字化發展需要明確文化資源數字化的先后順序、數字化產業的發展向度與限度等問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兩創”為其提供資源儲備、評價標準與共享平臺等契機，二者存在共生空間。基于共生模型的文化數字化共生產業體系構建需要協同包括內容生產、產品（服務）評價、平臺運營、業態創新四個維度的內部共生鏈接與外延共生端口，以產業興旺為目標，帶動文化數字化資源轉化、文化數字化生態構建協同發展。

【關鍵詞】文化數字化 共生理論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兩創” 共生產業體系

【中圖分類號】G124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2.23.008

【作者簡介】周凱，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博導，南京大學創意產業研究中心主任，國家重點研發計劃項目首席科學家，教育部重大課題攻關項目首席專家，江蘇省政府參事室特約研究員，山東曲阜市人民政府黨組成員、副市長（掛職），山東曲阜文化兩創研究院院長。研究方向為文旅產業與數字科技、文化創意與影視傳媒、產業經濟與規劃設計。主要著作有《中國國有商業銀行的社會成本研究》、《營銷傳播》（主編）、《網絡社會：跨文化的視角》（譯著）等。

引言

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強調，“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堅定文化自信，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2022年5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推進實施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意見》明確，到“十四五”時期末，基本建成文化數字化基礎設施和服務平臺，形成線上線下融合互動、立體覆蓋的文化服務供給體系。黨的二十大報告展開論述了“兩個結合”，就是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傳承和發展的根本，必須通過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才能適應新的時代語境，更好地服務社會實踐。[1]文化數字化戰略在充分體現國家意志、實現全面政策覆蓋的同時，需針對特定政策客體研究制定并出臺更個性化、更容易落地的包含具體責任主體的文化數字化分工方案。[2]

在此背景下，聚焦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兩創”與文化數字化的實踐與研究日益豐富。“兩創”思想是馬克思主義文化傳承觀的理論邏輯在新時代中國的思想延續和理論表征，是對當代中國新實踐所凸顯出來的時代精神和時代課題在文化傳承領域的理論回應，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關于文化傳承的一個重大原創性貢獻，代表了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在文化傳承問題上的政治高度和科學態度，開辟了馬克思主義文化傳承觀的新境界。[3]文化產業數字化的五個層次分別是文化產品和服務的數字化、文化企業的管理流程數字化再造與商業模式的數字化升級、文化消費者的消費行為和精神體驗的數字化、文化產業鏈的價值重塑及結構升級、文化管理部門等的協同治理。[4]然而，在面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的內容資源時，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仍舊存在方式方法相對落后、載體平臺部分缺失等問題，尤其是文化優勢的難題如何轉化為產業優勢有待破解；在文化數字化過程中，也存在“內容”與“技術”鏈接脫節的現象，部分研究往往止步于靜態的“融合”，忽略了動態演變的事實、重點與趨勢，尤其是數字化進程如何由政策驅動向市場驅動過渡有待探討。

基于上述考慮，本文首先將當前我國文化數字化進程置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這一時代背景下，論證二者協同發展的重要性。在此基礎上，筆者借助共生理論框架，明晰二者在共生單元關系、共生模式類型、共生環境氛圍三個維度的連接，既注重向內的多維度融合共生，也保留對外的交互渠道。最后，筆者立足共生模型，分析文化數字化共生產業體系構建，該體系以激活文化數字化產業內生動力為目標，能夠有效解決我國優秀文化資源數字化與文化數字化資源儲備問題，實現“內容”與“技術”的優勢互補。

文化數字化與“兩創”的協同

文化數字化并非新鮮事物。早在21世紀初，就有學者圍繞圖書館、新聞傳媒業、物質文化遺產與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等領域展開研究，并提出“為何數字化”“何以數字化”“如何數字化”“數字化的向度與限度”等關鍵問題。2022年5月，《意見》的發布第一次從國家層面提出文化數字化戰略，該戰略將傳統文化基礎設施、文化產業、公共文化服務、文化消費、文化治理整合到數字中國框架中，是實現文化強國戰略的重要步驟。國內權威媒體和學界普遍認為，《意見》將在化解數字化時代文化需求與文化供給間突出矛盾的進程中發揮關鍵價值。盡管《意見》提出的8項重點任務基本覆蓋文化數字化所需的基礎設施、服務平臺、消費場景、數據體系、治理體系等綜合維度，但面對多源異構的文化資源、形態各異的文化場景、日新月異的數字技術、靈活多變的社會需求，現階段我國文化數字化還需突出重點，特別是要明確哪些文化資源需要優先被數字化，從而圍繞文化內容匹配硬件設施與軟件環境，實現科學保護、活態傳承與充分應用的目標。有鑒于此，當前文化數字化的首要工作之一即是明確需要被優先數字化的文化內容，并以此為抓手，構建和優化文化數字化生態；核心工作之一是聚焦產業化體系構建，有效整合文化資源發掘與生態營造，以產業興旺帶動整體發展。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所蘊含的“文化資源篩選”“物盡其用原則”“轉化創新方針”“文化供給共享”等理念，契合文化數字化發展的實際需求。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高度重視傳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就實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發表重要論述，為新時代傳承和弘揚傳統文化提供了根本遵循。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明確回答了以什么樣的方法、遵循什么樣的原則來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5]有學者對“兩創”的運行機理作出如下概括：“基于語境與思想的關系視角，‘兩創’表現為‘思想再現—語境再植’的過程；基于抽象與具體的關系視角，‘兩創’表現為‘辯證分析—逐級抽象’的過程；從時間與空間的關系視角，‘兩創’表現為‘時空交融—綜合創新’的過程；從理論與實踐的關系視角，‘兩創’表現為‘縱橫結合—循環往進’的過程。”[6]為實現上述目標，既要對傳統文化進行篩選，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又要借助數字化手段對其加以保護、傳承與應用。

在此背景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兩創”對文化數字化的意義體現為以下三個方面。其一，借助優秀文化要素參考坐標系，明確亟待數字化的優勢特色文化資源。在我國文化形成與發展過程中，受經濟發展水平、社會風氣、政治制度等因素制約，不可避免的會出現局限性、落后性、甚至糟粕性的形式與內容，與此同時，部分文化資源也面臨失傳、斷代風險，因而需要借助標準評價體系，篩選優秀文化要素、發掘瀕危文化要素，并通過數字化方式加以儲存、展示與應用。“兩創”的前提是明確優秀傳統文化內容，為此已經建立了一套針對中華文化要素篩選的覆蓋“傳統文化—革命文化—社會主義文化—西方文化”資源層與“歷時性演變-共生性需求”時空層的標準評價體系。作為中華文化標識系統組成部分，文化數字化要素篩選同樣適用于該評價系統。

其二，借助創新轉化體系，推動文化資源產業化。一方面，經濟產出與社會效益既是文化數字化發展的既定目標，也是動力機制、管理優化、技術創新等舉措的保障；另一方面，當前我國文化數字化發展尚處于以政策引導為主的階段，需要進一步激發內生動力，向以市場引導為主的模式過渡，更加全面充分的滿足大眾需求。“兩創”著眼現實需求，在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數字技術加持背景下，轉變文化生活方式、全面釋放文化消費需求，轉變文化資源配置方式、全面釋放文化活力，構建覆蓋“資源—內容—產品—市場—服務—運營”的全方位產業鏈與“政府—企業—科研”的全領域生態鏈。作為我國文化建設重點工程，文化數字化產業發展同樣適用于“兩創”路徑。

其三，借助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兩創”平臺，構建文化數字化生態系統。文化數字化建設涉及資源保護、技術創新、產業構建、管理運營等多維度內容，需要聚合現有資源、打通已有平臺。近年來，我國“文化﹢”實踐已初見成效，中國文化遺產標本庫、中華民族文化基因庫、中華文化素材庫、文化產業發展規范等系統與平臺已經初具規模，為文化數字化發展提供了保障。

基于共生理論視域的“文化內容—數字化技術”系統

從宏觀層面看，當前我國文化數字化發展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具備協同發展的可能，后者在特色文化提煉、產業體系構建與現有平臺通用方面為前者建設提供指引。與此同時，文化數字化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兩創”不同要素間鏈接的端口如何調整、關系如何進一步明確、怎樣進行優勢的互補，還需要具體理論框架作為參考。具有多方互動、雙向交流、協作互助特征的共生理論契合二者協同發展需求。“共生（symbiosis）”一詞始見于19世紀中葉，其后逐步完善形成生物共生進化領域的研究理論[7]。20世紀末，共生理論被引入我國，并最早運用于經濟學領域，其基本內涵即“共生是指共生單元之間在一定的共生環境中按某種共生模式形成的關系”，“共生單元是指構成共生體或共生關系的基本能量生產和交換單位，共生模式是指共生單元相互作用的方式或相互結合的形式，共生環境是指共生關系即共生模式存在發展的外生條件。”[8]共生單元、共生模式、共生環境共同構成共生理論的本質要素。

一方面，當前我國文化數字化發展尚不充分。從時間維度上看，我國文化數字化建設工程正式始于“十二五”時期，相較于西方國家起步較晚、基礎薄弱。從發展現狀維度看，文化數字化發展不充分的問題主要體現在文化資源定位與數字化先后順序不清晰、數字化文化產品和服務供給不足、立足本國文化資源的原創數字化文化產品占比不高、投入產出比例失衡等方面。另一方面，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兩創”既需要借助數字化手段將篩選出的優秀傳統文化要素加以保護傳承，同時也需要融入現代產業經濟體系，以此生發出新的活力，最終實現中華文化全景呈現，全民共享中華文化數字化成果。實現共同發展、協同創新、穩態進化是共生的本質目標，貫穿互惠共存、和諧統一發展理念的共生理論為指導文化數字化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兩創”協同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礎，同時，通過搭建共生模型，能夠實現從理論向實踐的引導。

依據共生理論，“共生環境和共生模式是共生關系實現的必要條件，共生單元之間順暢的物質、信息和能量交流，是形成共生關系的基礎條件”[9]首先，共生單元主要體現為文化要素的整合，即按照“傳統文化—革命文化—社會主義文化—西方文化”、“歷時性演變—共生性需求”與文化瀕危程度標準評價體系進行歸類，強調要素整合的全面性與系統性，突出經過系統篩選、亟待數字化的微觀文化單元。其次，共生模式主要體現為單元之間的關系，即針對經過篩選的不同類型的文化要素，應當采用怎樣的數字化手段以實現科學保護、活態傳承與充分應用的目標，強調模式搭建的科學性與穩定性，是具備承上啟下角色的中觀系統。最后，共生環境主要體現為外部環境與價值共創兩個方面，前者涉及政策環境、市場環境、數字環境、組織環境等，后者由共生單元與共生模式創造，同時引導培育共生單元、引導監督共生模式，是宏觀維度的生態優化。

基于文化數字化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兩創”所構建的共生模型旨在覆蓋最大基數的單元、實現最全面的鏈接、構建最多元化的生態，以理想模型提高二者協同發展的可能性，從而實現“到2035年，建成物理分布、邏輯關聯、快速鏈接、高效搜索、全面共享、重點集成的國家文化大數據體系，中華文化全景呈現，中華文化數字化成果全民共享”之階段性目標。與此同時，受時代因素制約，文化數字化發展需要結合現實條件和需求，明確重點、突出優勢，即在共生模型基礎上，圍繞重點內容進行鏈接、展開協作，采用“以點破面”“應用示范—柔性推廣”的思路，遞進終極目標。產業體系不論是在當前文化數字化規劃與實踐還是共生模型，或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兩創”中都占據重要地位，發揮著承上啟下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文化數字化建設質量與發展方向，因而需要聚焦產業體系構建，實現文化數字化的經濟、文化、社會等價值。

文化數字化共生產業體系構建

文化數字化戰略實施于“互聯網﹢”深化期、價值互聯網雛形期，有望順應這一信息技術和信息生成模式的變革，實現文化內容數字化、數字內容資產化和文化權益自由化，并借助區塊鏈等技術實現文化資源、生產和傳播的數字化，形成國家監管、國企主導的文化專網。與此同時，文化數字化進程既需要政府引導，更需要廣大社會主體參與，應由政策主導型發展模式向市場主導型發展模式過渡，激發文化數字化參與方的內生動力，從而實現價值共創。因而需要在文化數字化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兩創”共生模型基礎上，聚焦產業體系構建。

將共生產業體系搭建作為當前我國文化數字化發展的核心目標，主要出于以下三方面的綜合考量。其一，面對多源異構的文化資源，既要提升數字化的精準性，更要將其融入現代產業體系，從而將資源優勢轉化為綜合社會效益。文化數字化的目的不僅在于科學保護、活態傳承，也在于充分應用，只有打通產業鏈，才能為數字化提供足夠的資金、人才、技術等支持，從而提升數字化的廣度和深度。其二，面對當前文化產業和文化事業聯動機制尚未建立、“大文化”格局尚未形成、我國文化安全受到威脅等宏觀挑戰，需要優先打通文化數字化產業鏈，豐富數字化文化產品與服務供給，從而優化我國文化數字化環境。其三，針對文化數字化投入產出比例失衡這一現實問題，需要優化共生產業體系，使“需求端”與“供應端”協同發力。無論是政府財政投入，還是社會資本投入，都需要考慮投入產出比問題，需要兼顧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這樣才能實現文化數字化的可持續發展。由此可見，共生產業體系在文化數字化發展過程中發揮著承上啟下的作用，既是文化資源數字化的落腳點、又是文化數字化環境優化的前提。基于文化數字化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兩創”共生模型，綜合考慮文化數字化、中華優秀傳統“兩創”、數字產業等內容，結合相關實踐與研究成果，我國文化數字化共生產業體系需要在內容生產端、產品（服務）評價端、平臺運營端、業態創新端四方面協同推進。

在內容生產端，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數字技術已經影響到社會的各個方面，對生產、分配、消費等概念產生重要影響。技術門檻的降低、新型媒介的普及，使得原本“單一”“被動”的受眾愈發積極主動地參與數字文化內容生產。無論是專業的內容生產機構、企業，還是普通用戶，都可以作為文化數字化產品的供應方，其生產的數字化文化產品則被其他用戶打賞、訂閱、捐贈，從而實現經濟效益。因此，當前文化數字化內容生產不僅需要關注“群體（組織）專業生產”，也需要關注“個體草根創作”，從而滿足社會日益多元化的文化需求。

在產品（服務）評價端，既要優化算法機制，又要提升受眾參與感與體驗度。一方面，算法推薦業已成為當前影響受眾接觸、選擇、理解訊息的重要途徑，每一條信息的傳播都是經過大眾流量篩選的，這一權重還在不斷上升。相較于傳統的“精英篩選”機制，以大眾推薦為底層邏輯之一的多元化算法推薦使得大眾成為內容推薦者，平臺將用戶的評價行為量化為推薦的程度，并使內容創作者得到相應收益，構建良性循環。另一方面，還需提升受眾參與感與體驗度，即“民眾對文化數字化成果的體驗程度與文化數字化所惠及人群的范圍”[10]。前者如博物館、科技館等場景提供的“沉浸式”體驗，強調觀眾的參與感；后者則覆蓋了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線上與線下相結合的文化數字化新體驗、培育多元文化體驗式經濟等內容。因此，文化數字化共生產業體系，需要引入不同的評價標準，從而提升評價精準度，進而優化產業體系。

在平臺運營端，“平臺”概念興起于數字化新消費環境，與上述的算法機制密切關聯。不同屬性、地域、年齡、興趣的用戶群通過平臺重組、分隔，個體與平臺的關系也在此過程中得以重構。受算法推薦的影響，“用戶即上帝”的理念得以不斷強化，通過平臺的鏈接，相互交換的不僅是商品，還會拓展為內容、社交、金融、服務等，且用戶付諸交換的價值也可以是金錢、時間或數據。也應當看到，平臺的“話語權”仍舊不平衡，如壟斷問題、隱私問題、“大數據殺熟”等現象時有發生。因此，文化數字化共生產業體系構建既要借助平臺多向流通、綜合匯聚、定制服務等優勢，又需要注重資源的平衡、服務的對接、互動的質量以及技術的運作，不斷豐富平臺參與力量、提升平臺組織與分配能力。

在業態創新端，需要在現有文化數字化產業基礎上，拓展已有產業邊界、優化產業模式、創新產業生態。有學者指出，在文化大數據的體系框架內，各級各類文化機構將數據關聯納入經常性工作，為本單位的數據加以標識和標注，屬于內關聯，形成關聯鏈；其他單位在國家文化專網對已形成的關聯鏈再標識和標注，就屬于外關聯，形成了更大范圍的關聯鏈。未來的文化業態或許以關聯鏈面目出現，關聯鏈將成為文化機構的新產品，消費者購買關聯鏈訪問不同文化機構的數據庫，無論建設數據庫還是生產關聯鏈，都能夠獲得收入。[11]與此同時，業態創新還需關注共時性維度下的“偶然”需求。以新冠肺炎疫情為例，在其暴發初期，為有效控制蔓延趨勢，全社會的線下、在場活動幾乎全面停止。人們在防控中通過實踐探索，推動了線上（虛擬）產業的高速發展。尤其是基于虛擬現實（VR, Virtual Realization）、增強現實（AR, Augmented Reality）等技術對現實場景的線上還原，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常態化疫情防控背景下受眾不在場的遺憾。這類針對“偶然”需求的創新，也為產業的必然發展提供借鑒，例如，當前博物館等線上場景的“沉浸式”打造即借鑒了上述技術。因此，文化數字化共生產業體系構建既要遵循客觀規律，又要把握機遇，從而探索產業邊界、豐富產業內涵。

綜上所述，文化數字化共生產業體系的構建建立在共生模型基礎上，鏈接共生單元與共生環境，同時在內容生產、評價指標、平臺運營、業態創新四個維度實現內部共生，并將內容創作者、評價者、運營者，產品、產業鏈、生態等要素納入共生端口，從而實現由點及面，覆蓋產品、服務、評價、平臺的全要素文化數字化產業體系構建，以產業興旺推動文化數字化高質量發展。

結語

文化數字化發展不僅直接關系我國文化事業、文化產業、數字技術發展，同時也是確保我國文化主權、推動中華文化傳播交流的重要保障。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兩創”為文化數字化發展提供資源儲備、評價標準與共享平臺，文化數字化建設創新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兩創”提供技術解決方案、產品類型、業態模式與環境空間，二者在文化資源、文化產品（服務）、組織平臺等維度存在共生空間。基于共生模型的文化數字化共生產業體系構建需要協同內容生產多元化、評價標準多元化、平臺運營規范化、業態創新持續化等四個維度，以共生產業層的興旺帶動資源層與生態層的發展。同時也應當看到，在產業共生層內部還存在不完善的地方，例如，基于大眾喜好的算法推薦有滑入低俗的隱患；在產業共生層外部還存在脫節的地方（例如，平臺話語體系的失衡）。因此，還需要根據文化數字化發展的“超空間”——實體空間的數字化升級、“超時間”——時間系統的數字化延伸、“超現實”——虛實相交的數字化沉浸、“大融合”——新舊產業的數字化探索等趨勢，[12]不斷完善共生模型。

（本文系江蘇省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江蘇率先全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22ZDA004；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博士研究生冷南曦對本文亦有貢獻）

注釋

[1]王麗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路徑探析》，《山東社會科學》，2021年第11期。

[2]閆慧：《文化數字化發展政策比較研究》，《情報理論與實踐》，2022年第8期。

[3]李新潮：《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運行機理》，《理論學刊》，2022年第2期。

[4]張錚：《文化產業數字化戰略的內涵與關鍵》，《人民論壇》，2021年9月中。

[5]吳增禮、肖佳：《中國共產黨對待中華傳統文化的態度變遷及基本經驗》，《湖南大學學報》，2021年第1期。

[6]李新潮：《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運行機理》，《理論學刊》，2022年第2期。

[7]邵明華、劉鵬：《紅色文化旅游共生發展系統研究——基于對山東沂蒙的考察》，《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4期。

[8]袁純清，《共生理論及其對小型經濟的應用研究（上）》，《改革》，1998年第2期。

[9]許春曉、唐慧、孟圓圓、寧川川：《湖南紅色旅游資源的共生勢能》，《自然資源學報》，2021年第7期。

[10]趙全偉：《中國文化數字化系統性建構的四個維度》，《人文天下》，2022年第7期。

[11]高書生：《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背景與布局》，《河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9期。

[12]魏鵬舉、鐘藝聰：《數字文化經濟的價值共創》，《江西社會科學》，2022年第7期。

Research on the Cultural Digital Symbiotic Industry System Oriented Towards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Zhou Kai

Abstract: The promulgation of Opinions on Promo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National Cultural Digitization Strategy indicate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digitalization has been officially levelled up to a national strategy. The digital development of culture needs to identify the sequence of digitalization of cultural resources,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and limit of digital industry, etc.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provide opportunities for resource reserve, evaluation standard and sharing platform, and there is symbiotic space between them.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digital symbiotic industrial system based on the symbiotic model needs to be promoted with the synergy of the internal symbiotic links and external symbiotic ports of four dimensions, including content production, product (service) evaluation, platform operation and format innovation, so as to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digital resources transformation and cultural digital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with industrial prosperity as goal.

Keywords: cultural digitalization, symbiosis theory,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symbiotic industrial system

責 編∕李思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