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縱觀當代資本主義新變化，風起云涌的新科技革命浪潮與逆流涌動的全球化進程，是兩大高度促發并深度嵌入當代資本主義起伏跌宕的主力推手與重要角色。當代資本主義這棵已枯之木正是因為連續趕上新一輪科技革命的時代紅利，才得又逢春再萌新生；命運多舛的全球化進程屢遇逆流，與之高度同頻共振的當代資本主義也時而癲狂乖張時而萎靡無望。當代資本主義的特點體現在，不甘于被代替的宿命，卻又已回天乏術，終歸是難逃其衰亡的歷史必然性。
【關鍵詞】當代資本主義 社會主義 科技革命 經濟全球化
【中圖分類號】D033.3 【文獻標識碼】A
在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疫情持續在全球蔓延以及由烏克蘭危機觸發的大國博弈波譎云詭等多重復合因素的疊加沖擊下，當前全球治理秩序正面臨著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發展赤字這“四大赤字”的全方位挑戰，國際形勢中的不穩定性與不確定性顯著增強。對此，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世界格局正處在加快演變的歷史進程之中，產生了大量深刻復雜的現實問題，提出了大量亟待回答的理論課題。這就需要我們加強對當代資本主義的研究，分析把握其出現的各種變化及其本質，深化對資本主義和國際政治經濟關系深刻復雜變化的規律性認識。”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特別是進入21世紀以來，當代資本主義由于錯綜復雜的原因，呈現出了一些不同以往的變化態勢與特點。通過對當代資本主義的重要新變化進行批判性揭示，以及對當代資本主義的主要特點進行前瞻性探究，有助于我們用更加全面、辯證和長遠的眼光準確把握當代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與一般規律，藉此加強對人類社會向前邁進正確方向的精準研判。
當代資本主義的新變化
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視角來看，當代資本主義出現的新變化是由多種因素彼此影響、交相制約進而發揮合力作用的結果。而這其中，風起云涌的新科技革命浪潮與逆流涌動的全球化進程，無疑是高度促發并深度嵌入當代資本主義起伏跌宕的兩大主力推手與重要角色。
枯木又逢春：當代資本主義趕上科技革命浪潮的時代紅利。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里曾斷言：“資產階級除非對生產工具，從而對生產關系，從而對全部社會關系不斷地進行革命，否則就不能生存下去。”“生產的不斷變革，一切社會狀況不停的動蕩，永遠的不安定和變動，這就是資產階級時代不同于過去一切時代的地方。”著名德國哲學家尤里根·哈貝馬斯，在系統考察資本主義與科學技術的內在聯系時，也認為資本主義區別于以往社會形態的一大顯著特征正是依靠科學技術去發展生產力，尤其“自19世紀后25年以來，在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中出現了兩種引人注目的發展趨勢：其一，強化國家干預，這確保了制度的穩定；其二，推進科學研究與技術之間的相互依存，這使科學成了第一位的生產力”①。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一度深陷“滯脹”泥淖的當代資本主義自不能例外，同樣也是藉由新科技革命的“東風”，不斷革新生產工具，積極調整生產關系和全部社會關系，“吹動”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力高速飛躍，進而階段性地跳脫了“歷史的終結”。
科技革命是自16世紀以來的一種歷史現象，其間科學革命與技術革命常常呈現出交織伴生、相輔相成的狀態。一般認為，自近代以來人類社會已發生過三次科技革命，目前正在孕育第四次科技革命。事實上，縱覽資本主義的發生發展史，以往所取得的每一次歷史性巨大進步都與當時科技革命的強力推動密不可分。第一次科技革命開始于18世紀中葉，以蒸汽機的發明改良和廣泛使用為標志，自此人類社會邁進了“蒸汽時代”。橫空出世的科技革命造就了紡織工業、冶金工業、機械工業、造船業以及航海業的空前大發展，以大規模工廠化生產取代個體工場手工生產，極大地推動了以英國為首的歐洲各國社會物質生產力的迅猛發展，使西方資本主義擺脫了封建主義枷鎖，確立了資本主義制度，逐步開始在世界范圍內進行殖民統治。第二次科技革命發生于19世紀末，以電能的突破以及內燃機的出現為中心的技術革新為社會生產的迅速發展奠定了新的動力基礎，使人類社會從“蒸汽時代”跨入了“電氣時代”，也是資本主義發展的第一個“黃金時代”。電力技術應用的“外溢”，促進了其他諸多技術領域的全面發展，為在更大規模上組織現代化的工業生產以及生產過程的自動化創造了必要的物質技術條件，同時也急劇地加深了資本主義社會的霸權爭奪與經濟危機，使資本主義發展到壟斷階段，資本主義各國發展不平衡加速了世界殖民體系的形成。第三次科技革命萌芽于20世紀40年代而高潮于20世紀70年代，以原子能、電子計算機和空間技術的廣泛應用為主要標志，造就了資本主義發展的第二個“黃金時代”，席卷了美國、英國、日本、德國等幾乎所有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促使資本主義跨入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并有憑借巨型跨國公司的全球戰略布局向更高級的國際壟斷資本主義階段過渡之勢。它不僅帶動了傳統產業技術的全面升級，而且促使人類社會開始向知識經濟的新高地邁進。而其最為直觀緊要的一個副產品是美國作為第三次科技革命的“震中”，在與蘇聯之間的綜合國力較量中整體上處于領先地位，最終促使資本主義世界在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中不戰而勝，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在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遭受了史無前例的嚴重挫折。
當前正處于進行時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是以數字經濟、智能制造為先導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它立基于前三次科技革命的知識體系，輔之以信息工程、制造工程等新興技術集群優勢，實現網絡空間、物理空間與生物空間的交互映射與深度融合。第四次科技革命是涉及多學科、多領域、新材料、新能源、新資源開發的交叉而綜合的新工業革命，也即“工業革命4.0”，已經成為當代資本主義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動力。美國學者丹·席勒將步入新階段的資本主義稱之為“數字資本主義”，在其看來，數字資本主義時代，傳統的勞資關系又產生了新的變化，勞資矛盾進一步激化。然而客觀來說，以美國、日本、歐洲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為代表的當代資本主義國家，通過大力推進科技創新使勞動生產率大幅提高、生產成本大幅降低，表面上已逐步克服了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留下的“后遺癥”，并激發出了經濟發展的潛力和活力，為資本主義進行自我調節創造了條件，這樣既暫時緩和了階級矛盾，又有效促進了當代資本主義的發展。因此，當代資本主義這棵已枯之木，正是連續吃到了新一輪科技革命的時代紅利，才得又逢春再萌新生。
柳暗花未明：當代資本主義掀起全球化進程逆流。新科技革命浪潮是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得以快速提升的根本原因之一，而對于剩余價值如饑似渴般的瘋狂追求以及對于國際市場得隴望蜀式的激烈角逐，乃是資本主義緊隨全球化進程的各個不同階段“聞風起舞”的一股原初動力。自15世紀末的地理大發現和新航路的開辟一舉打破世界各地區之間的天然隔絕以來，全球化進程即開始逐步向縱深推進，至今已歷經500余載。西方資本主義列強在全球化早期階段搶得先機，歐美等國的工業生產能力出現過剩，大量商品遠銷全球各地，為其帶來巨額社會財富的同時，客觀上也大大加速了國際產業分工，推動世界進入自由資本主義時代。裹挾第一次科技革命、第二次科技革命帶來的先進生產力余威，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與廣大發展中國家和地區逐漸形成了拉美發展主義理論創始人勞爾·普雷維什所提出的“中心—外圍”結構。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資本主義從自由競爭階段過渡到了壟斷階段，各帝國主義國家紛紛通過暴力手段推行其資本全球化戰略，為了追逐高額壟斷利潤，新老資本主義大國相互之間甚至不惜訴諸世界大戰欲求重新瓜分全球殖民地市場。
歷經兩次世界大戰，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等資本主義“遺老”悉數遭受重創，而資本主義“新貴”美國卻“左右逢源”大發橫財，迅速崛起并最終成為當代資本主義陣營的“領頭羊”。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由美國主導構建的布雷頓森林體系不僅在很長一段時期內強化了霸權主義，而且也在其扶持下帶來了歐洲與日本的戰后快速復蘇，尤為值得一提的是當代資本主義陣營中歐洲國家一體化的步伐不斷加快，在當時儼然成為全球化進程正一路高歌猛進的一個“鮮活”范本。不過，在看似光鮮亮麗的繁榮外表之下，資本主義實則潛藏著巨大的發展危機。進入20世紀70年代以后，由于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石油危機的沖擊等因素內外夾攻，“滯脹”的嚴峻形勢迫使資本主義國家不得不重新審視它們的指導思想和施政方針，在經濟上為新自由主義的興起提供了條件，在政治上則導致歐美國家右翼勢力得勢，加強了為應對經濟危機所進行的宏觀調控以及對社會危機的局部修復舉措，在有限程度上緩解了燃眉之急、存續之憂。
冷戰結束之后，當代資本主義國家沉醉于擊敗老對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民主的勝利”迷夢未久，身為全球化主要受益者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即驚覺曾幾何時如履平地的全球化進程如今也陷入了逆水行舟的境地，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強大阻力。由于世界上許多國家和地區的人民，并不都能像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民一樣相對均衡公平地共享全球化所帶來的成果，生產全球化、貿易全球化、投資全球化、金融全球化、消費全球化等新趨勢在推動全球相互依賴程度加深的同時，也導致了生態失衡、環境污染、人口爆炸、資源短缺、毒品泛濫、國際恐怖主義頻現等諸多全球性問題以加速度涌現與累積，倡導全球治理的呼聲隨之變得愈加迫切。21世紀伊始，從禍起華爾街的美國次貸危機到波及全球主要金融市場的國際金融危機，從埃博拉病毒在非洲肆虐到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疫情在全世界蔓延，人類社會發展面臨的各種風險產生“井噴效應”，其中既有小概率高風險的“黑天鵝”，也有大概率高風險的“灰犀牛”。面對令人棘手的困局，當代資本主義各方面的潛在危機集中爆發，不少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格局發生了重大轉變，資本對“民主”過度腐蝕的西方“民主”制度弊端也在陽光下充分暴露出來。命運多舛的全球化進程不得不屢遇亂世逆流，單邊主義、民粹主義、貿易保護主義等“反全球化”思潮暗流洶涌，“退群”“廢約”“脫鉤”等“逆全球化”行徑層出不窮。不容忽視的是，在這一過程中，當代資本主義尤其是某些資本主義大國的霸凌主義行徑及其所制造的人道主義災難，“徹底撕碎了西方民主價值觀的謊言，淋漓盡致地展現了歐美國家的丑惡嘴臉”。②受困于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疫情在全球層面的持續蔓延，全球價值鏈、產業鏈和供應鏈“三鏈”皆瀕于斷裂破損亟待修復重構，疫情出人意料的超強外溢效應更是宛若一面“放大鏡”，無形中放大了人們對于全球化進程的猶疑與指斥，“全球村”在可預見的一段時期內料難迎來柳暗花明，而與之高度同頻共振的當代資本主義的境況也自是時而癲狂乖張時而萎靡無望。
當代資本主義的特點
盡管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機構和精英階層為疏解危機作出了或有效或徒勞的各種努力，但資本主義與生俱來的生產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固有矛盾決定了這一危機不可能從根本上消除。隨著時代的車輪滾滾向前，資本主義社會的內在矛盾愈加尖銳化，當代資本主義的國家治理與未來發展正日益陷入困頓之中。
宿命終難違：當代資本主義的發展并未改變被代替的歷史命運。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曾非常明確地指出，資產階級“首先生產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即人們常說的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社會主義必然勝利的“兩個必然”思想。然而當我們回望歷史，同在1848年歐洲大陸上爆發了一場規模宏大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無產階級開始作為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政治舞臺，曾積極投身這場革命并對革命發展寄予厚望的馬克思、恩格斯在革命失敗之后通過研究發現，無產階級革命新高潮之所以并沒有像最初預想的那樣很快隨之而來，一個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當時資本主義還有很大的擴展能力，其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尚未得到充分發揮。而經過后來更多的實踐與思考，1859年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作出了更為客觀、科學和全面的研判：“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近代資本主義發展史一再證明，資本主義為了生存與發展，積極推動科技革命，努力進行制度創新，意在不斷以更加迅猛的速度發展生產力，不斷調整生產關系和社會關系，從而使得“必然滅亡”的資本主義看起來似乎“腐而不朽，垂而不死”。現實折射理論，結合二者之間的內在邏輯關系來把握，馬克思的“兩個決不會”思想是其“兩個必然”思想的合理延伸與應有之義：“兩個必然”揭示的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特殊發展規律，而“兩個決不會”揭示的是人類社會的一般發展規律；“兩個必然”彰顯的是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的客觀必然性，而“兩個決不會”強調的是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的長期艱巨性。
毋庸諱言，數百年間歷經自由資本主義、私人壟斷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以及國際壟斷資本主義等不同階段延續至今，當代資本主義實際上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各方面的機制建設更趨成熟，其自身仍具有較強的自我革新、自我揚棄、自我調適和自我修復的能力，這使得當代資本主義在一定時期內依然表現出一定的發展潛力和生命力。因此，我們唯有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方能更為全面地理解和準確認識當代資本主義所發生的諸多新變化及其未來新趨勢。換言之，相較于馬克思、恩格斯當時所考察的資本主義，甚至較之于20世紀上半葉的資本主義，當代資本主義仍具有馬克思所說的那種“擴展能力”。不過即便如此，仍然沒有也不可能改變資本主義最終必然被社會主義所代替的歷史命運。
當代資本主義的主動調節和自我改良確曾在某種程度上提高了資產階級統治和剝削的能力與水平，減小了經濟波動的震蕩性和經濟危機的破壞性，緩和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階級矛盾以及各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利益紛爭。但是，這種調適修復能力并非毫無彈性限度，畢竟它無法撼動當代資本主義經濟與政治統治的根基：“從搖籃到墳墓”的社會保障和福利政策實際上并未改變資本雇傭勞動的本質，國家對經濟的干預無法克服市場經濟的先天缺陷；政治經濟文化發展不平衡的“周期律”依然起效，帝國主義戰爭的可能性無法排除。不僅如此，這種以維護壟斷資本利益為出發點的有限操作，不可避免會進一步擴大社會既有的不平等，更加立體地暴露出資本主義制度的欠缺穩定性、難以持續性、寄生性和腐朽性。近年來，資本主義國家中司空見慣的持續低迷的經濟增長勢頭、此起彼伏的街頭政治風潮以及沉渣泛起的以“9·11”事件為代表的暴力恐怖活動即是最有力的佐證。只要資本社會化的空間一息尚存，資本主義就還有一定的拖延空間和轉圜余地，當代資本主義可能還會經歷其他新的發展階段，甚至可以肯定的是，在21世紀的新百年里，當代資本主義還將為求續命而制造事端。伴隨人類社會向前發展，資本主義社會的內在矛盾必將更加凸顯，而這些矛盾無法在資本主義社會范圍內消除。當今人類依然處于資本主義社會形態逐步向社會主義形態過渡的大的歷史時代，資本主義最終將被社會主義所代替的歷史命運不會逆轉，當代資本主義正在為將要過渡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積累著深厚的社會物質基礎。
代替路漫長：當代資本主義并不會在較短時間內突然衰落并滅亡。堅定的理想信念需要植根于科學的認識基礎之上，我們所堅信的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社會主義必然勝利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符合人類社會歷史發展規律的必然趨勢，但是這一必然規律又是有先決條件的——只有資本主義以私人占有為根本特征的生產關系嚴重束縛制約著現代化的社會大生產，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達到不可調和的臨界點，資本主義才會宣告滅亡，社會主義才會最終勝利。從當代資本主義的一系列新變化來看，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還將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因而“衰朽的但還沒有完全衰朽的資本主義，是垂死的但還沒有死亡的資本主義”并不會在較短時間內突然衰落并滅亡。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要按照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和歷史唯物論，用發展變化的觀點將資本主義走向滅亡的歷史“必然性”與歷史演進過程的“長期性”統一起來，將資本主義的“腐朽性”與它繼續發展的“可能性”統一起來，將歷史發展進程的“階段性”與歷史結局的“指向性”統一起來，不可盲目樂觀進而錯誤低估這一過程的長期性、曲折性和復雜性。③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世界呈現出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種社會制度、意識形態、陣營力量在斗爭中長期并存、互有攻守、此消彼長的膠著局面，整體上看“資強社弱”的形態仍未改變，不過“西降東升”的趨勢已日趨明顯。發達國家的資產階級竭力維護以資本主義為“中心”、以廣大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為“外圍”的不合理不平等的經濟結構和政治秩序，利用先進的科技、軍事優勢，從世界各地大肆攫取超額財富，妄圖長此以往將廣大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固化為它們的原料供應地、廉價勞動力市場和產品傾銷市場。與此同時，源于各個經濟社會的發達程度存在差異，資本主義陣營內部也絕非鐵板一塊，貿易摩擦、“金融戰”的硝煙也隨時有可能彌散開來。而更為嚴峻的一個現實悖論是：值此全球化進程蹣跚前行之際，當資本主義內在矛盾發展到一定程度，就會以經濟危機為爆發點不斷向其他領域外溢擴展，誘發政治危機、社會危機、文化危機等矛盾交織的整體性、系統性危機；但當代資本主義為應對經濟危機而采取的國家干預措施，往往又為新的經濟危機的到來埋下伏筆，構成惡性循環并可能每況愈下，首當其沖的是有增無減的底層貧困人口。當代資本主義儼然就是一個精神與物質悖逆的怪胎，經濟上的發達、科技上的領先與相當普遍的失業、貧窮并存，法國學者米歇爾·阿爾貝爾曾經嚴厲斥之為“二元對立”，“不同階層的居民就像生活在相互間逐年遠離的不同星球上”。④這一現象在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疫情全球大流行后更是雪上加霜，危機初起時，底層家庭凈財富的不足致使很大一部分家庭無法應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疫情危機造成的勞動力市場疲軟進而引起的收入沖擊，幾乎一半的低收入者缺乏應急儲蓄，他們在短期收入中斷的情況下可支配的流動資產不足以維持三周的家庭支出。⑤經濟危機這個“魔咒”是資本主義發展、演變過程中的周期性問題，一旦民眾面對經濟危機和社會問題的不滿情緒加劇時，當代資本主義國家的少數精英領袖還會為了搏出位拉選票，操控利用民粹主義的表象去掩蓋頑疾無解的實質。
當代資本主義除了慣用一些“飲鴆止渴”式自救手法之外，還經常道貌岸然地使出國際規則制定、關鍵議程設置等“看家本領”轉嫁危機，擅將國內矛盾轉化成國家與國家之間、制度與制度之間、文明與文明之間的沖突。在當今人類社會所共同面臨的諸多世紀難題領域，大部分非自然因素引發的全球重大問題，多與資本主義貪婪無度擴張有著千絲萬縷的內在關聯。例如，自蘇東劇變以來，美國依仗其不對稱的實力優勢，在世界范圍內大肆進行經濟盤剝、軍事威懾、政治干涉、“文化滲透”、意識形態顛覆，對其透過有色眼鏡亂貼標簽的所謂“邪惡軸心”“流氓國家”動輒施以經濟制裁甚至軍事入侵，直接或間接推翻別國合法政府，明里或暗里制造地區局勢緊張。對此我們理當保持必要的警惕。
（作者為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博導，國家安全與治理研究院副院長，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家（北京）對外開放研究院研究員）
【注：本文系2021年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基于‘一帶一路’理念傳播視角下的新媒體時代增強中國國際話語權研究”（項目編號：21AGJ007）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①[德]尤爾根·哈貝馬斯著，李黎、郭官義譯：《作為“意識形態”的技術與科學》，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年，第58-62頁。
②張亮、孫樂強：《21世紀國外馬克思主義思潮的發展趨勢及其效應評估》，《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9年第6期，第107-114頁。
③趙艷春：《辯證的分析和認識當代資本主義的新變化——從“兩個必然”和“兩個決不會”談起》，《福建黨史月刊》，2009年第8期，第24-25頁。
④[法]米歇爾·阿爾貝爾著，楊祖功、楊齊、海鷹譯：《資本主義反對資本主義》，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第24-27頁。
⑤“Inequalities in Household Wealth and Financial Insecurity of Households,” OECD WISE Centre Policy Insights, July 2021, p.1. Available at: https://www.oecd.org/wise/Inequalities-in-Household-Wealth-and-Financial-Insecurity-of-Households-Policy-Brief-July-2021.pdf（登錄日期：2022年12月30日）.
責編/謝帥 美編/宋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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