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隨著新一代數字技術的蓬勃發展和普遍應用，數字經濟在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功能。在經濟發展動能轉換的當下，研究如何推動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發展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傮w來看，我國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融合已經取得了十分可觀的成績，深度融合也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但仍然面臨諸如底層技術支撐不足、融合質量不高等挑戰。把數字技術的具體應用場景同傳統企業理論相結合，有助于理解數字經濟是如何賦能傳統實體企業創新和發展，從而進一步探析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的實踐路徑。在討論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主要形式和內涵的基礎上，可以從產品層、企業層和產業層三個維度分析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的具體路徑，構建起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的研究框架。

【關鍵詞】數字經濟 實體經濟 深度融合

【中圖分類號】F270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2.24.007

陳曦，南京大學商學院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企業數字化、數字經濟、服務管理、智能商務、信息系統安全、電子商務等。主要著作有《基于服務的動態電子商務交互與應用》《數據科學對社會科學的影響研究》等。

引言

當前，我國經濟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經濟發展從主要由要素和投資驅動逐步向創新驅動轉變。同時，以大數據、區塊鏈、人工智能等為代表的新一代數字技術迅速發展，逐漸擴散和應用到經濟生活各個層面，重構了信息時代的物質基礎。根據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以下簡稱中國信通院）發布的《中國數字經濟發展報告（2022年）》顯示，2021年我國數字經濟規模達到45.5萬億元，占GDP比重達到39.8%。在疫情沖擊下，數字經濟逆勢上揚，逐漸成為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關鍵支撐和驅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引擎。

我國高度重視數字經濟發展，“十四五”規劃提出，加快數字化發展，建設數字中國。要打造數字經濟新優勢，促進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再次強調要加快建設網絡強國、數字中國。由此可見，大力發展數字經濟并推動其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已經成為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戰略安排和動能來源。一方面，數字經濟逐漸從虛擬空間向物理空間延伸，帶來了傳統產業創新模式，成本結構、競爭優勢和市場需求的新變化，也為實體經濟發展提供了新機遇（Xu et al., 2021）；另一方面，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的現狀和結果并不令人滿意，還存在著諸如底層技術不足、融合實踐發展緩慢等一系列問題和障礙（趙劍波，2020）。但是，學術界關于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數字經濟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機制和路徑（丁志帆，2020；葛和平、吳福象，2021；喬岳，2021）、數字經濟對實體經濟整體影響效應等方面（姜松、孫玉鑫，2020），關于如何推動兩者深度融合的研究還十分有限。

簡而言之，數字經濟的發展為我國實體企業的創新發展和轉型升級提供了新的機遇。但同時，如何從理論的高度理解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仍然是學術研究亟待解決的問題。疫情沖擊下國際政治經濟形勢的變化則更進一步凸顯了該研究的緊迫性，對我國而言，發展數字經濟是把握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新機遇的戰略選擇。數字經濟的發展既有機遇，也面臨挑戰。鑒于此，本文聚焦于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研究。

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的現狀與問題

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得益于其同實體經濟在產品、生產、流通等各個方面越來越突出的融合。以數據挖掘和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數字技術高質量賦能實體企業產品創新（Zhan et al., 2017），產業數字化不斷加強，進一步推動傳統產業升級和產業創新（莊雷，2020）。總體來看，兩者融合已經取得了十分可觀的成績，其進一步深度融合也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

融合速度加快。在新一代信息通訊技術不斷成熟和普遍應用中，數字經濟穩步增長。同時，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的速度也進一步加快，成為推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動力（郭晗，2020）。面對疫情的不確定性和全球經濟下行的壓力，數字經濟的“穩定器效應”顯著；事實上，疫情沖擊在一定程度上作為催化劑，進一步加快了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融合進程，根據中國信通院發布的《中國數字經濟發展報告（2022年）》顯示，2021年數字產業化規模達8.35萬億元，在數字經濟總規模中占比為18.3%，占GDP比重為7.3%；產業數字化規模達37.18萬億元，在數字經濟總規模中占比為81.7%，占GDP比重為32.5%。從更長的時間維度來看，2018年至2021年產業數字化在數字經濟總量中的占比從79.6%提升到81.7%，在GDP總量中的占比從27.6%提升到32.5%。這表明，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兩者深度融合，特別是產業數字化是數字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

從消費互聯網向產業互聯網轉變。伴隨數字經濟的高速發展，產業革命和互聯網革命深度融合，催生了新一輪的產業互聯網革命。自中國引入互聯網以來，經歷了信息互聯網到消費互聯網的轉變，目前消費互聯網正在向產業互聯網轉變（任保平、朱曉萌，2020）。在消費互聯網時代，企業利用互聯網優勢將龐大用戶的消費行為數字化，天貓、京東、亞馬遜等平臺企業應運而生，以“互聯網＋”為代表的平臺商業模式興起。然而，隨著人口紅利和流量紅利逐漸消褪，消費互聯網模式下獲取超額利潤愈發艱難，存量和增量改革勢在必行。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的指數式增長為實現消費互聯網向產業互聯網轉變提供了保障。產業互聯網平臺通過人工智能驅動的產品設計、生產流程、資產管理和服務管理等方式，提高產業資源配置效率，數據智能正在成為實體企業提高生產效率和獲取競爭優勢的關鍵因素（Li et al., 2017）。產業互聯網由消費互聯網逐漸從消費端向生產端延伸發展而來，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的形態也逐步從消費領域向產業領域轉變。據中國信通院發布的2021年《全球數字經濟白皮書》顯示，依托完整的工業體系，我國目前具備一定行業、區域影響力的工業互聯網平臺達100多個，連接工業設備突破7300萬臺，產業互聯網呈現蓬勃發展的態勢，數字經濟與產業發展深度融合成為產業互聯網發展的動力來源。

當然，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融合仍然面臨諸如底層技術支撐不足、融合質量不高等挑戰。

支撐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的關鍵底層技術不足。新一代數字技術是數字經濟發展的物質基礎，是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的關鍵支撐。近年來，我國數字技術應用呈指數增長態勢，數字技術水平也不斷提升，但在核心底層技術層面與發達國家相比還存在較為明顯的差距（郭晗，2020）。目前，我國在信息技術底層架構、大型工業軟件生態、核心算法、芯片、操作系統、元器件等領域還存在明顯不足。應用場景不斷創新和底層技術缺乏形成鮮明對比，這些短板制約數字經濟高效賦能實體經濟，缺乏底層技術支撐也阻礙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進一步深度融合。

融合水平不均衡、融合質量有待提升。融合不均衡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數字經濟與三次產業間融合水平存在顯著差異，數字經濟與服務業融合程度最高，據中國信通院發布的2021年《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白皮書》顯示，數字經濟在服務業的滲透率達40.7%，在工業和農業的滲透率分別為21.0%和8.9%，數字經濟與工業和農業的融合有待進一步提升；另一方面，由于經濟發展水平不同，新一代ICT技術的區域應用程度也具有明顯的差異。因而，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水平在地域上呈現東部高、西部低的態勢。總之，當前，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水平不均衡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礙了經濟高質量發展。融合質量有待提升主要表現在傳統企業對數字經濟和企業數字化還存在認知偏差（郭晗，2020；趙劍波，2020），大量傳統企業還沒有完成數字化改造，仍然有相當多的中小企業數字化意識還比較淡薄，同時也缺乏實施數字化戰略的技術資源和人力資本（趙劍波，2020）。這種認知偏差使得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質量不高，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發展存在“兩條線”“兩張皮”的問題，融合質量有待進一步提升。

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的多層面聯動尚未得到足夠重視。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是一個多層面聯動的過程，當前學術研究和融合實踐中對這種多層面聯動現象還不夠重視。學術界關于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的研究大多把視角聚焦于一個層面。例如，有學者從團隊和產品層面出發，研究數字經濟背景下如何通過在線評論數據測量用戶敏捷，進而分析用戶決策行為（Zhou et al., 2018）；Tambe（2014）從企業層面研究大數據投資對企業績效帶來的影響；莊雷（2020）從產業重構和產業升級的視角研究區塊鏈如何與實體經濟進行融合。同時，在實踐中，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多層面聯動融合也尚未得到足夠重視，未能充分發揮數字經濟的賦能效應，使得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融合實踐進展緩慢。鑒于此，本文在梳理國內外文獻的基礎上，總結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的內涵、形式和主要維度，同時構建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的研究框架并探索融合的實踐路徑，以期為推動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提供理論支持和實踐指導。

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的內涵、形式及維度

“融合”從字面上理解，意指“融為一體”。伴隨社會進步和技術發展，融合的內涵逐漸變得豐富化和多元化。目前關于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的內涵還不夠清晰，因此本文在梳理文獻的基礎上，將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的內涵、主要形式及融合的維度進行了總結。

深度融合的內涵。一是萬物互聯是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的物質基礎。新一代ICT技術，尤其是物聯網和移動互聯網技術的發展，使得人與人、人與物、物與物之間的連接變得移動便捷，這些數字技術和便捷服務為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的進一步融合奠定了物質基礎。更為重要的是，隨著連接用戶和設備數量的增加，兩者的融合將表現出明顯的網絡效應（Xu et al., 2021）。因此，得益于新一代信息通訊技術的發展，萬物互聯成為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的基礎和起點。

二是數據成為連接兩大經濟的橋梁。數字技術下的萬物互聯產生了海量的數據，包括用戶行為數據、運營數據、人機交互數據等。數據科學和數據挖掘技術的發展為數據資產化提供了契機，數據成為一種新的生產資料參與到經濟的生產制造、流通、消費等環節，被認為是土地、勞動、資本、知識、技術和管理之后的第七大生產要素（謝康等，2020）。不同于資本、土地、勞動力等傳統的生產要素，新一代信息技術革命帶來的“關鍵生產要素”變遷（趙劍波，2020），使得數據作為一種全新的生產資料，在重構價值鏈、創新鏈，優化業務流程和商業模式創新等方面具有更大的優勢，極大提高了要素配置效率。因此，在智能化時代，數據成為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的橋梁。

三是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的高級形態和最終結果為創新。融合實質上是打破原有邊界，形成一種新狀態的過程，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的高級形態為創新，這種創新不僅僅表現在產品層面的技術創新（Zhan et al., 2017），也表現在企業層面的商業模式創新（李文蓮、夏健明，2013）和產業層面的產業升級與產業創新等（莊雷，2020）。由此可見，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是一個多層面聯動的過程，推動兩者深度融合，提升整體創新能力，在經濟發展方式轉型升級的當下成為推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驅動力。

深度融合的主要形式。要理解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如何通過深度融合對企業進行賦能，關鍵在于總結兩者融合的主要形式。通過系統梳理相關文獻和企業實踐案例，本文把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的主要形式分為三種：（1）連接人和連接物。即通過物聯網、互聯網和移動互聯網等技術將人、傳感器和設備等全方位連接起來，實現信息的實時傳輸和共享。代表性的數字技術如智能制造平臺、眾包平臺、在線社區、物聯網技術等（Lee; Lee, 2015）。（2）數據賦能。萬物互聯產生的大數據經過收集、挖掘和分析處理生成企業特有的知識和洞見（Brantly, 2018），從而進一步賦能企業運營和促進企業創新。代表性的數字技術，如大數據挖掘、商務智能等。（3）協調與決策。在數據成為新型生產要素的當下，數據挖掘形成的商務智能為實體企業感知外部環境變化和提高決策效率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持。代表性的數字技術，如數字平臺、商務智能和決策支持系統等。

融合的維度?，F有關于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的研究大部分停留在單一層次，如李文蓮、夏健明（2013）聚焦于企業層面，研究信息技術對企業商業模式的影響；莊雷（2020）聚焦于產業層面，研究區塊鏈如何影響產業升級。然而，深度融合是一個多層面聯動的過程，孤立地研究單一維度不利于我們了解兩者深度融合的全貌?；诖耍疚恼J為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的維度主要包含以下三個層次：（1）產品層。該維度主要考慮兩大經濟在相對微觀的產品層面如何實現深度融合。實體經濟，特別是制造業在數字經濟迅猛發展的背景下，在產品層面上如何實現技術創新以進一步推動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2）企業層。該維度主要討論企業數字化為企業帶來的變化，包括如商業模式創新、企業長期競爭能力的提升等；（3）產業層。該維度主要研究數字經濟發展背景下產業如何升級、如何進行結構調整，包括數字技術如何快速產業化、規?；蛡鹘y產業如何借助數字技術實現結構轉型等方面。

綜上，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的內涵、形式和維度如圖1所示。

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的理論基礎與實踐路徑

在數字經濟快速發展背景下，傳統企業管理理論與管理實踐均發生了重要變化。把數字技術的具體應用場景同傳統企業理論相結合，有助于理解數字經濟是如何賦能傳統實體企業創新能力和發展能力的，從而進一步探析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的實踐路徑。

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在產品層面的深度融合。一是基于開放式創新的產品技術創新。在傳統垂直整合模式中，企業的研發和銷售主要由企業自主完成。Chesbrough等（2006）認為開放式創新范式區別于傳統的垂直整合模式，將開放式創新定義為有目的地利用知識流入和流出加速內部創新，并擴大外部創新市場。在開放式創新視域下，研發被視為一個開放的系統，即不管是企業內部，還是企業外部都可以成為創意的來源，同時創意也可以從企業內部或外部進入市場產生價值。開放式創新范式將企業外部的創意、市場和傳統垂直整合模式下企業內部創意、市場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自Chesbrough等（2006）關于開放式創新的論述以來，學術界和工業界對此進行了持續的探索和實踐，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開放式創新被認為是一種提高競爭力和創新能力的企業戰略，那么在數字技術和數字經濟飛速發展的背景下，開放式創新將如何在產品創新層面提升企業競爭力？這成為學術界和工業界共同關心的問題。

當前，開放式創新一般分為兩類：開放邊界創新與開源創新（Euchner, 2013）。開放邊界創新旨在廣泛獲取新技術和新創意，同時不放棄企業對創新過程的控制；開源創新則是一種更激進的模式，認為創意來源于集體知識。用戶和創新者組成的一個龐大且匿名的社區，不僅會產生創意，還能開發產品。例如，開源創新模式下產品由公共社區而非單獨某一家企業開發，社區中任何成員都能為產品開發貢獻專業知識，產生的創新成果也由全體社區成員共享。已有研究表明開源創新較開放邊界創新而言更有效率，但同時開源創新由于缺乏控制而風險更大（Euchner, 2013）。隨著數字技術的應用和普及，企業溝通成本和協作成本持續下降，開源創新在越來越多的領域主導企業創新。例如，區塊鏈技術的發展使得企業間的協作能夠做到去中心化，共識機制也能進一步促進企業間相互信任，同時能夠降低企業交易成本。在產品層面，數字經濟的發展促進了實體企業（特別是制造企業）的開放式創新（特別是開源創新），從而對產品創新進行賦能，不斷推動產品創新迭代，促進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在產品層面深度融合。

二是數字經濟環境下的產品敏捷開發。工業經濟時代，大多數實體企業尤其是制造企業致力于精益生產，以持續改進其產品開發和生產流程。簡單來說，精益制造是一種探索如何識別和消除損失、降低成本、及時交貨、追求零庫存的管理策略（Leite; Braz, 2016）。而在高度智能化、信息化和全球化的數字經濟時代，企業面臨的內外部環境變化加快、不確定性增強，這要求企業能夠迅速識別變化并及時采取應對措施。因而，敏捷制造作為一種面向快速響應市場變化的策略應運而生。敏捷制造是一種通過有效連接可用資源來規劃和實施制造活動的新方法，其目標就是為了適應企業對市場動態的響應要求（Varl et al., 2020）。已有研究表明，敏捷制造能夠顯著提高企業的經營業績（Kumar et al., 2022）。

信息技術和數字技術的普遍應用和迅速發展，進一步促進實體企業由精益生產向敏捷制造轉變。數字經濟環境下，數據采集和數據挖掘技術能夠為企業提供生產、銷售和消費者的實時信息，為企業迅速作出管理決策提供數據支持。在產品層面，以敏捷開發為代表的產品開發技術已經在實體企業不斷應用起來。敏捷開發技術能夠根據市場和客戶需求，對產品進行迅速開發和不斷迭代，不僅包括面向消費者的客戶敏捷，也包括面向市場的運營敏捷。因此，數字經濟的發展推動了敏捷開發在企業的普及，同時也進一步促進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在產品層面深度融合（具體融合路徑如圖2所示）。

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在企業層面的深度融合。一是數字經濟環境下企業的商業模式創新。近年來，關于商業模式和商業模式創新的研究日益受到學術界和工業界的廣泛關注，Bouwman等（2018）將商業模式定義為消費者和企業創造并獲取價值的業務邏輯，即企業通過制定戰略和協調運營把產品或服務推向市場的方式；李文蓮和夏健明（2013）研究了大數據背景下的商業模式創新模型；Ng（2014）聚焦于數字經濟背景下的商業模式創新，研究并討論了數據作為一種新型經濟資源在商業模式創新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這些研究表明，商業模式涉及企業核心利益，數字經濟背景下企業需要根據組織內外部環境變化和戰略目標對商業模式進行動態調整。

傳統工業時代，信息傳遞具有滯后性，獲取信息成為企業重要的競爭力來源；互聯網技術的迅速發展，使得信息傳遞和信息獲取成本大幅度降低，以天貓、京東、亞馬遜等平臺企業為代表的平臺經濟逐漸崛起，“互聯網＋平臺經濟”成為互聯網時代主要的商業模式；隨著大數據、區塊鏈、物聯網等數字技術的發展，數字經濟成為時代背景。尤其是區塊鏈等技術特有的智能合約和共識機制，進一步為企業間的交易去中心化，逐漸形成一種新的分布式商業模式（莊雷，2020）。從信息不對稱交易到中心化的平臺經濟，從平臺經濟到區塊鏈去中心化的分布式交易，商業模式創新不斷推進。數字經濟的迅速發展推動企業商業模式不斷創新，同時商業模式的創新也帶來了資源配置效率的提升，進一步促進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在企業層面的深度融合。

二是數字經濟環境下企業長期競爭力。資源基礎和動態能力是企業長期競爭力的關鍵，資源基礎觀（Resource Based View）和動態能力理論（Dynamic Capabilities Theory）為企業長期競爭力的獲取提供了分析框架。一方面，資源基礎觀認為，當企業的資源滿足VRIN框架，即企業資源具有價值性（Valuable）、稀缺性（Rare）、無法復制性（Imperfectly Imitable）和不可替代性（Non-Substitutable）時，企業可以獲得持續的競爭能力（Barney, 1991）。數字經濟發展背景下企業數字化轉型加快，根據資源基礎觀，雖然企業數字化投資的硬件和軟件（如計算機、存儲服務器、管理信息系統）容易被競爭對手模仿和跟進，但是企業的運營經驗不斷與企業數字化進程相結合而形成的、企業所獨有的企業資源，具有高度不可復制性和不可替代性。

另一方面，Teece等（1997）將動態能力定義為企業通過整合、配置內外部資源以應對快速變化的環境并從中獲取利潤的能力。動態能力理論認為，高動態能力的企業較低動態能力的企業更有競爭優勢。Wilden等（2013）研究顯示，企業動態能力對組織績效的影響隨著競爭強度的提高而提高，這表明高動態能力的企業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更容易獲取收益。Pavlou和Sawy（2011）通過概念化、操作化來構建動態能力的可測量模型，該模型把動態能力分為四個部分：感知環境能力、學習能力、協調能力和整合能力。數字經濟發展背景下，企業獲取數據和分析數據能力加強，能夠迅速識別外部環境變化，同時根據數據挖掘結果產生企業運營所需的知識和洞見，增強企業學習能力。運用管理決策輔助系統提高企業資源配置效率，提升企業協調能力和整合能力。數字技術與數字經濟的發展，使得獨特的企業資源和高水平的動態能力成為企業獲取長期競爭力的關鍵，從而進一步加強了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在企業層面的深度融合（具體融合路徑如圖3所示）。

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在產業層面的深度融合。一是數字產業化。數字產業化是數字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數字產業化的迅速發展，新的經濟形態在產業層面不斷涌現（如人工智能產業、區塊鏈產業等）（李海艦、李燕，2020）。中國信通院發布的2020年《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白皮書》對數字產業化進行了定義，認為數字產業化即信息通信產業，在數字經濟發展中起先導作用，致力于為數字經濟發展提供技術、產品、服務和解決方案。目前關于數字產業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數字產業化帶來的影響（李騰等，2021）、數字產業化的路徑和模式（杜慶昊，2021；李永紅、黃瑞，2019）、數字產業化的政策建議等方面（朱巍等，2016）。

當前，我國數字產業化進程加快，據中國信通院發布的《中國數字經濟發展報告（2022）》顯示，2021年，我國數字產業化規模占數字經濟比重為18.3%，數字產業化發展逐漸由快速擴張向提升質量轉變。數字技術應用愈發成熟，專業化分工越來越細致，產業鏈和產業集群在不同區域內逐漸形成（杜慶昊，2021）。數字產業化帶來的資金和人才的重新整合必然會進一步促進經濟增長，重視底層關鍵技術研究，充分利用產業鏈和產業集群優勢加強技術攻關，加快數字產業化轉型，從而進一步在產業層面推動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

二是產業數字化：價值鏈重構與創新鏈升級視角。產業數字化是數字經濟發展的延伸，是指傳統產業應用數字技術后所帶來的效率提升和收益增加。產業數字化是關于融合的經濟，包括工業互聯網、智能制造、平臺經濟、智慧農業等新業態，是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最直觀的體現。隨著新一代數字技術的普遍應用，產業數字化對經濟的提升作用愈發顯著。學術界對此也有大量研究，如馬名杰等（2019）認為數字化轉型對生產方式、全球價值鏈和國際經濟格局都產生了十分重要的影響，我國要抓住數字化機遇，主動迎接挑戰。趙劍波（2020）認為智能制造是推動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的重要載體，新一代數字技術將推動我國制造業沿著“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路徑發展。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本文認為價值鏈重構和創新鏈升級為產業數字化提供了可行的路徑。

首先，從價值鏈重構視角來看，數字技術在企業價值鏈網絡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優化作用，對實體企業的價值鏈重構將產生深遠影響。Porter（1985）最早提出的價值鏈概念，一般被認為是傳統意義上的價值鏈，更多考慮了企業內部價值創造中的“實物”活動，被稱為實物價值鏈。在產業層面，數字技術對產業價值鏈上不同企業間合作關系進行重新配置，如區塊鏈智能合約和新型信任關系構建等，使得價值鏈重構沿著產業價值鏈各個環節進行垂直分解和水平分拆（崔曉楊等，2016），最終實現產業價值鏈重構，提升產業數字化水平。

其次，從創新鏈升級視角來看，數字技術的發展為企業間協作與創新生態系統構建帶來新的可能。一方面，數字技術的普遍應用進一步減少信息不對稱，降低企業間溝通成本，促進企業間協同創新（王展祥、魏琳，2019）。另一方面，從產業維度上來看，隨著企業創新鏈的升級，在協同創新的基礎上更有利于企業構建創新生態系統。創新生態系統內各個企業間相互協同合作、資源共享。同時，在創新鏈不斷升級的推動下，不同地區、不同行業間企業生態系統也能加強合作，進一步提升產業化數字化水平。

由此可見，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是推動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在產業層面上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徑，具體如圖4所示。

結論與展望：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的研究框架構建

本文在討論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內涵和主要形式的基礎上，從產品層、企業層和產業層三個維度分析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的具體路徑。把數字技術的應用場景同傳統企業理論相結合，從多個維度構建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的研究框架，如圖5所示。

首先，從微觀產品層面分析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在產品層面的融合，包括數字技術和大數據挖掘技術如何影響產品開放式創新和產品敏捷開發等，產品層面的深度融合是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的基礎；其次，從企業層面分析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包括商業模式創新和企業長期競爭力構建等帶來的融合效應，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最終還是要通過企業來實現，其在企業層面的融合是兩者深度融合的重要載體。最后，從中觀產業視角來分析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在產業層面的融合，包括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從單一企業到產業集群，產業層面的融合是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的進一步深化，也是深度融合高級形態的集中體現。

綜上，本文構建了一個多層次的、有豐富理論支撐的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研究框架，以期能夠為研究人員和政策制定人員提供一定的參考和借鑒。

當前，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成為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動能，研究如何推動兩者進一步深度融合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本文在國內外已有研究的基礎上，探析推動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相關研究的前沿動態，主要有如下研究結論。

第一，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速度加快，經濟“穩定器效應”顯著；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從消費端逐漸向產業端延伸，產業互聯網蓬勃發展，呈現從消費互聯網向產業互聯網轉變的態勢。

第二，當前支撐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的底層技術還存在明顯短板，兩者融合的水平在產業和地域上并不均衡，融合質量也有待進一步提升。在理論和實踐中，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多層面聯動融合并未得到足夠重視，相關理論研究還存在不足，融合實踐水平也有待進一步提升。

第三，萬物互聯、數據生產要素和提升整體創新能力是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的內涵；融合的主要形式包括連接作用（人和物）、數據賦能和輔助協調決策；融合的維度主要包括產品層、企業層和產業層。

第四，構建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的多層次研究框架，將數字技術應用場景同傳統企業理論相結合，分別從產品層、企業層和產業層探析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的理論基礎和實踐路徑，既是對已有企業理論應用范圍的拓展，也是對深度融合路徑的實踐探索。

關于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發展的研究方興未艾，得到越來越多學者和實踐者的關注，理論研究和實踐探索也取得了一系列成果，根據前文的梳理和分析，本文認為未來的研究可以重點關注以下兩個方面。

一方面，在未來的理論研究中，首先，可以進一步考慮將傳統企業理論同數字經濟發展相結合，拓展已有理論的應用場景，通過理論創新打開推動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的機制“黑箱”，從多維度聯動的視角研究兩者融合的機理和路徑；其次，充分考慮中國特定環境下的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發展研究。例如，與西方相比，中國具有龐大的國內市場和互聯網用戶規模，制造業作為實體經濟重要組成部分亟待轉型升級，這些都是我國當前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發展面臨的機遇和挑戰。因此，未來的理論研究應基于中國國情作出真正能夠指導中國實踐的理論創新。

另一方面，在實踐上積極響應國家關于“數字經濟要做強做優做大”的號召，加強底層支撐技術研發，從不同層面上推動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促進兩者融合水平均衡發展，充分利用我國門類齊全的工業體系，加速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不斷推動企業數字化轉型發展，提高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的質量，使其能夠為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充足動能。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推動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21ZDA033；南京大學商學院博士研究生郭星光對本文亦有重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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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 編∕張 曉

Promoting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Digital Economy and Real Economy: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Path Analysis

Chen Xi

Abstract: With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and widespread application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digital economy is playing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China's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t the moment when the driving forc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changing, research to promot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the real economy has important strategic significance. In general, the digital and real economies in China have been remarkably integrated, with their deep integration becoming irreversible. However, their integration is still faced with challenges such as insufficient technological underpinning and dissatisfactory quality. Combination of application scenarios of digital technology with traditional enterprise theories facilitates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how digital economy empowers traditional enterprises with greater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capabilities, and makes it possible to explore practical paths to deep integration of the digital and real economies. On the basis of discussing the form and dimensions of the integr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practical paths of their integration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product layer, enterprise layer and industry layer, and tries to construct a research framework for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digital economy and real economy.

Keywords: digital economy, real economy, deep integ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