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共同富裕的首要含義是富裕。因此，共同富裕的基礎是生產力的高度發達和經濟的可持續增長以及現代產業體系的不斷完善，此外還須通過制度、政策和發展環境對諸多不平等因素進行修正與彌補，以保證全體人民公平參與經濟社會發展進程并共享發展成果。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服務業發展迅速，成為促進國民經濟增長、產業融合和結構優化的關鍵。因此，構建優質高效的服務業新體系，推動現代服務業同先進制造業、現代農業深度融合和雙向賦能，不斷增強服務業的輻射范圍和帶動能力，將為我國推進擴大內需戰略進而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提供不竭動力。

加快服務業高質量發展意義重大

一是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現代服務業是在服務業充分發展基礎上形成的創新能力更強、結構升級更有力、開放水平更高和治理更科學的服務業，包括新興服務業和對傳統服務業的技術升級和改造。推動服務業高質量發展不僅能促進傳統服務業轉型發展，優化服務業內部結構，還能帶動三次產業融合發展。此外，服務業具有較高的就業彈性，可以創造大量的就業崗位和吸納就業。特別是在初次分配中，現代服務業通過提高生產效率和生產總值促進經濟發展，拉動企業創新創業，創造大量就業崗位，在做大經濟總量的同時，兼顧更廣泛的受益人群。因此，促進現代服務業高質量發展和優化服務業內部結構是實現共同富裕、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縮小收入差距的重要路徑。

二是保障人民參與和共享發展。服務業的快速發展和結構優化，將加速技術、知識和勞動力等資源要素的跨區域流動和共享，基于輻射和擴散效應提升周邊地區低收入群體收入，尤其是通過新就業形態對接弱勢群體就業需求，提升其參與經濟社會發展的機會和能力。推動服務業高質量發展還有助于解決我國農村地區以及部分群體面臨的公共服務供給不完善問題。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服務業內部結構分化日趨明顯，新興服務業態和模式不斷涌現，而發展生活性服務業有助于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這就要求有針對性地制定和實施以農村居民、弱勢群體為主要對象的基本公共服務精準供給體系，切實保障這些群體生活質量顯著提升、平等享有經濟社會發展成果。

三是提升發展和共享的可持續性。現代服務業是實現經濟增長和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戰略舉措。綠色發展重在加強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而具備低污染、低能耗和高附加值等特點的現代服務業正走出一條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發展勢頭強勁的綠色發展道路。現代服務業有利于服務業整體升級和優化，提高國民經濟的發展質量和效率，提升經濟社會發展的可持續性。此外，促進生產性服務業與現代農業深度融合，積極發展農村電商等“造血式”幫扶舉措，可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以往“救濟式”扶貧的局限，提升農村低收入人口的發展能力及其收入的可持續性。

制約我國服務業發展的主要因素

首先，我國現代服務業發展總體滯后。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現代服務業發展速度較快，但短板依舊凸顯。比如，現代服務業支撐體系不健全、結構不合理，傳統服務業占比較高、地區間發展水平和結構差異較大。2021年我國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增加值為4.4萬億元，占服務業增加值的比重為7.2%。知識密集型服務業發展相對滯后，創新能力不強，服務產品供給質量較低，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較弱。2020年，我國服務貿易進口總額為3811億美元，凈出口額為-1005億美元，逆差數額同比下降53.86%。正是服務創新的長期缺失，使得我國現代服務業供給水平與國際市場需求相比還存在一定差距。

其次，我國服務業區域發展失衡不容忽視。這種失衡主要表現為城鄉失衡和地區失衡。現代服務業存在一定的地理空間集聚現象和集群化發展趨勢，主要集中于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線城市。從需求側看，服務供給方需要在地理上靠近消費者，區位選擇上偏好人流量大、消費需求高的城市中心地區，以致農村地區的服務業發展長期滯后；從供給側看，集聚有助于共享城市的基礎設施，降低企業成本，促進知識外溢。受宏觀政策、發展戰略、地理區位、人力資源、轄區競爭等因素影響，我國不同地區的服務業在總量和結構上存在較大差距，農村地區服務供給長期呈碎片化特征，特別是公共服務供給相對匱乏，不僅制約著農村非農產業發展，也難以提升農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最后，我國服務業人力資源質量有待提升。人力資源對知識密集型服務業具有重要意義，是服務業企業實現創新發展的持續動力，也是加快服務業整體發展的關鍵支撐。近些年，我國居民受教育年限不斷提高，人力資源質量得以較快提升，但資源供給與市場需求之間的結構性失衡問題依然存在。現代服務業和知識密集型服務業在其快速發展的過程中，對傳統行業產生了一定的替代效應和擠出效應，因而在創造更多就業機會與崗位的同時，也導致部分低勞動技能崗位被取代。如果這些低技能勞動者不能加強培訓以盡快適應新的就業崗位和市場競爭，就很有可能陷入失業困境，不利于共同富裕目標的實現。 

推進服務業高質量發展的著力點

第一，加快培育多層次市場主體。構建充滿活力的多層次市場主體，主要包括三個層次：具有國際競爭力和影響力的大型服務業企業和集團、專門化提供各類細分服務的中小微企業及專注或扎根于農村地區、貧困山區和弱勢群體的服務業企業。基于消費者需求的多元性和個性化，服務業構成復雜且分布廣泛，服務業態、服務方式、服務對象、服務范圍多元。隨著不同產業的相互融合，產業邊界日益模糊，層出不窮的新產業、新業態、新商業模式，推動著不同規模和性質的服務業企業蓬勃發展。因此，實現服務業高質量發展的關鍵是提升市場主體的多樣性和發展活力，在推動建設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大型服務業企業的同時，也要注重提升中小微企業的可持續發展能力和市場競爭力，擴寬各類市場主體的發展空間。針對服務業發展長期滯后的地區，可因地制宜分類施策，利用比較優勢或學習效應發展不同類型服務業。一是基于地區的自然資源稟賦、社會文化環境、支柱型產業等發展背景，利用比較優勢和差異化戰略，加快發展特色服務業。比如，發展鄉村旅游等特色旅游細分產品和休閑農業等現代農業新型生產方式。二是基于學習效應，充分分析對比后選擇發展適合自身的服務業。比如，基于相同關鍵資源或勞動力，通過學習、模仿和借鑒發達地區發展模式和經驗實現自身服務業快速成長。加強城鄉地區間的合作交流，促進優秀的治理模式、發展經驗以及技術、人才等要素雙向流動，助力農村地區形成一批具備持續造血能力的服務業企業。

第二，深化生產性服務業與其他產業深度融合。一是深化生產性服務業與先進制造業融合。生產性服務業具有專業性強、創新度高、帶動協同顯著等特點，通過多種途徑促進技術進步和生產專業化，能夠降低企業生產費用，提高生產率，改變制造業傳統的生產供應鏈、產業邏輯和生產模式，發展柔性生產和柔性制造。與此同時，消費者開始更多參與服務產品的價值共創，對商品和服務的需求已向品質化、多元化和個性化轉變。通過精準匹配需求端的個性偏好和供給端的產品服務，提高有效供給水平和效率，升級、改造和優化傳統要素，創新產品和服務供給方式，有助于加快服務業高質量發展。二是促進生產性服務業與現代農業深度融合。隨著服務業不斷向農業滲透，生產性服務業深度嵌入農業產業鏈和“服務下鄉”，不僅有助于構建農業與服務業交互融合的綜合性現代農業，還有助于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此外，現代服務業已進入農業農村多個領域，顯著提升了農產品的生產效率和產品價值，擴大了農產品的目標市場和消費群體，賦予了現代農業更多的發展活力和可能。比如，依托當地特色農產品和手工藝品，積極發展農產品數字商務，基于農產品品牌特色，建設和打造現代農業生產經營模式。

第三，加速服務業數字化轉型升級。服務業具有數字化轉型的先天基礎和優勢。數字技術和數字經濟將不可貿易的服務產品變得可交易，實現服務的跨地區購買與消費。服務業數字化轉型升級可以擴大產業發展規模，推進服務業下沉，促進信息流動共享，擴展居民參與發展的渠道。因此，推動服務業高質量發展，需要通過創新驅動尤其是提高數字經濟的滲透率，實現降本增效和豐富服務供給，全力推進服務業數字化轉型。促進數字經濟與生活性服務業融合發展，可以催生出網絡購物、在線教育、互聯網醫療等數字消費新業態、新模式，產生大量高質崗位，實現就業崗位擴量提質。此外，可利用數字技術構建對接供需雙方的殘疾人和弱勢群體就業平臺，強化為弱勢群體就業提供技能培訓和社會保障等服務，使其具備匹配服務業數字化轉型的技能素質，共同搭乘數字經濟時代的發展快車。針對服務業數字化轉型過程中產生的新問題，還需建立健全保障就業規范發展的政策支撐體系，探索完善困難群體、靈活就業和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薪酬制度和勞動權益保障措施。

第四，依托文化產業和旅游業賦能鄉村振興。發展文化產業和鄉村旅游業，有助于擴寬農民收入來源、提升農民生活水平、加速推進鄉村振興戰略。2019年，我國鄉村旅游總人次為30.9億次，在國內旅游總人次中占比超五成；鄉村旅游總收入高達1.81萬億元。可見，鄉村旅游已成為鄉村經濟發展新的重要增長點。但在發展鄉村旅游的過程中，需要基于不同地區的鄉村文化和本土特色，探索不同類型的開發模式和發展路徑，減少重復性和同質性開發，激勵村民等利益相關者共同參與，通過構建多元主體協同治理體系，實現鄉村旅游健康可持續發展。以發展鄉村旅游為契機，促進資本、人才、技術等要素向農村地區流動和集聚，在充分釋放旅游業帶動作用和輻射效應的同時，以產業融合發展推動鄉村全面振興。

（本文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際合作課題“浙江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研究”（2021YJHZ001）階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