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健全新型舉國體制、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是黨的二十大確定的“堅持創新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的重要舉措。為了把健全新型舉國體制落到實處，我們需要明確健全新型舉國體制的主要目的與科學內涵，理清健全新型舉國體制的基本思路，并在政府政策選擇、企業戰略選擇、高校戰略選擇等方面做出有效的安排。在新型舉國體制中，“舉國”是核心， “新型”是特點；重塑創新體系、保障經濟安全，建立以本土企業為主導的創新體系是出發點。在健全新型舉國體制的過程中，政府的領導和組織作用具有全局性的戰略意義；企業是健全新型舉國體制的核心，需要盡快建成一批不懼怕技術封鎖和打壓的世界一流企業；高校是健全新型舉國體制不可替代的力量，需要擔當起人才培養與科學研究的重任。
【關鍵詞】新型舉國體制 基本思路 戰略選擇 政府 企業 高校
【中圖分類號】G322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01.006
高旭東，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博導，清華大學技術創新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方向為公司戰略、技術戰略、技術能力培養。主要著作有《中國經濟發展新階段》《企業自主創新戰略與方法》等。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完善創新體系，堅持創新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健全新型舉國體制，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提升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形成具有全球競爭力的開放創新生態。”[1]為建立健全有效的新型舉國體制，首先需要明確健全新型舉國體制的主要目的與科學內涵，理清健全新型舉國體制的基本思路，并在此基礎上對政府政策、企業戰略、高校戰略等做出有效安排。
健全新型舉國體制的主要目的
2022年9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二十七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于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新型舉國體制的意見》，會議指出：健全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新型舉國體制，瞄準事關我國產業、經濟和國家安全的若干重點領域及重大任務，明確主攻方向和核心技術突破口，重點研發具有先發優勢的關鍵技術和引領未來發展的基礎前沿技術。[2]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會議時強調：“要發揮我國社會主義制度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顯著優勢，強化黨和國家對重大科技創新的領導，充分發揮市場機制作用，圍繞國家戰略需求，優化配置創新資源，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大幅提升科技攻關體系化能力，在若干重要領域形成競爭優勢、贏得戰略主動。”[3]
可見，建立健全“新型舉國體制”的目的是要在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形成競爭優勢、贏得戰略主動，提升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具體而言，一是要突破“卡脖子”技術難題，打破國外的技術封鎖，求得生存機會；二是要在一些技術領域引領發展，掌握未來發展的主動權；三是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提升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
應對現實挑戰，求得生存機會是我國必須做出的策略選擇。2018年以來，美國對一些中國企業、特別是科技龍頭企業進行技術封鎖、市場打壓，使得這些企業的生存面臨重大挑戰。例如，華為不得不因此剝離一部分手機業務，其全球領先的系統設備在國際市場頻頻受阻。這一困境產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國尚未在高端芯片加工方面取得突破，產業鏈安全難以保證。
掌握未來發展的主動權，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堅持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推進新型工業化，加快建設制造強國、質量強國、航天強國、交通強國、網絡強國、數字中國”；“必須堅持科技是第一生產力、人才是第一資源、創新是第一動力，深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開辟發展新領域新賽道，不斷塑造發展新動能新優勢。”[4]完成這一系列“強國”目標，不僅需要在成熟技術上趕超發達國家，還需要在新興技術上領先世界。掌握未來發展的主動權對于建立競爭優勢至關重要。根據Chandler教授的研究，在科學技術密集的行業，“先發優勢”如此之強，以至于20世紀20年代以后，只有兩家新建企業進入美國化學工業前50名，沒有一家新建企業進入世界制藥工業前30名。美國在信息產業（軟件，硬件、包括芯片）的地位也來源于其“先發優勢”（Chandler, 2005）。
建立健全“新型舉國體制”的第三個目的，也可以說是最重要的目的，是“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提升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改革開放以來的很長一段時間里，很多中國企業選擇了加入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主導的技術創新體系、產業體系和經濟體系。得益于成熟的技術和產品，這些企業在較短的時間里獲得了迅速發展。但是，這一策略選擇的負面影響也是巨大的，例如，這一選擇使得本土企業的自主技術創新很難由初級階段順利演進到高級階段（高旭東，2007）。所謂自主創新的初級階段，指的是以相對獨立的單項核心技術或單一產品的開發為目的的自主技術創新階段。在這一階段，自主技術創新活動還帶有很大的脆弱性，創新的可持續性較差，對提高本土企業競爭力的作用也比較有限。所謂自主技術創新的高級階段，就是以建立基于本土的完整產業支持體系和產業鏈為目的的自主技術創新階段。在這一階段，多個企業、多個產品和多項技術已經形成了相互支持、相互依賴的關系，創新活動具有較強的穩定性和明確的方向性，對提高本土企業競爭力的作用顯著。
也就是說，加入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主導的技術創新體系、產業體系和經濟體系，使得本土企業之間難以形成“共同成長”的機制，更無法形成由本土企業主導的創新體系，創新體系、產業體系、經濟體系從根本上講是不安全的，一遇技術封鎖就會非常被動（高旭東，2018，2022）。這是強調“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提升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的核心要義。
新型舉國體制的科學內涵
新型舉國體制有兩層含義，一是“舉國”，二是“新型”。“舉國”是核心，相對于一般的市場機制；“新型”是特點，相對于我國歷史上的“舉國體制”，比如“兩彈一星”模式。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新型”并不意味著更容易；反而意味著面臨的挑戰更大，成功率也可能更低，因此需要認真對待。
為什么要“舉國”？首先是因為以自由競爭為基礎的市場經濟本身有其局限性，即可能存在“市場失靈”。例如，科學知識具有“公共產品”的屬性（Rosenberg, 2010），也就是說，一家企業投資科學研究，所產生的知識不一定能夠被這一家企業“獨占”，而是可能流向其他企業。因此，這家企業在投資科學研究方面就會非常慎重。又如，科學研究和技術創新充滿風險，在面臨巨大風險時，即使相關研究和創新成果從整個社會的角度出發是必須的，企業也很難做出投資的決定。“舉國”之所以重要，還有更深層次的原因。傳統經濟學對政府的作用存在認識上的不充分，甚至是“偏見”，認為政府的作用越小越好；即使是在“市場失靈”的領域，政府的作用也不見得更好，因為也存在“政府失靈”。實際情況是，政府可以在創新的各個環節，包括早期和后期，發揮十分重要甚至是不可替代的作用（Mazzucato, 2016）。
回顧歷史，無論是我國還是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充分發揮政府的作用是推進重大科技創新的必然選擇，也是“舉國體制”的核心內容。以美國為例，政府通過“百花齊放”與“大項目引領”雙重措施，全力建立和維系美國在科技方面的領先地位（Block, 2008）。“百花齊放”就是通過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NSF）和國家健康研究所（NIH）等各類機構，大量、廣泛地支持科學研究，力爭通過大規模的自由探索，保持美國在科學和尖端技術探索方面的領先地位。“大項目引領”就是通過曼哈頓工程（Manhattan Project）、阿波羅登月工程（the Project Apollo）、國家戰略計算計劃（the National Strategic Computing Initiative）等“使命導向”的大項目，帶動戰略領域技術實力的大幅度提升。“百花齊放”與“大項目引領”為美國在很多科學技術密集產業取得領先地位打下了堅實的基礎（Chandler, 2005），例如信息產業，包括軟件以及以芯片為核心的硬件。我國在信息產業如此被動的根本原因是美國在這一領域長期保持領先地位，并濫用其領先地位遏制競爭對手的科技進步。
我國在科學技術方面的重大突破亦與“舉國體制”密不可分。2020年，嫦娥五號首次實現了我國地外天體采樣返回，這是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優勢攻堅克難取得的又一重大成就。此外，我國在“兩彈一星”、航天、高鐵等領域取得的重大成就，都是得益于“舉國體制”的范例（路風，2019；呂鐵、賀俊，2019）。
為什么是“新型”？因為相比于計劃經濟時代的“舉國體制”，當前創新的環境和條件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回顧與展望》編輯委員會，1989）。
第一，企業等微觀主體的獨立性大大增強。在計劃經濟條件下，國企是整個經濟體系的“螺絲釘”，執行力非常強。其他類型的企業，如集體企業，在大的計劃經濟環境中，也會服從國家安排。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情況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即使是國有企業，也需要“自負盈虧”；如果還有其他股東，利益關系就更為復雜。
第二，企業行為受到國際環境的影響巨大。例如，擔心被美國列入“實體名單”或者遭受其他打壓，一些企業參與國家發起、鼓勵的重大技術攻關項目的積極性不足，對“軍民融合”項目心存擔憂，而對美國企業而言，參與“軍民融合”是非常普遍的。
第三，政府部門對于健全新型舉國體制缺乏經驗和手段。除國防軍工部門外，各級政府部門已經習慣于讓企業在市場中進行自我調節，對于如何引導企業在滿足本組織利益需求的同時促進國家利益，缺乏必要的實踐，經驗不足。此外，經過多年的“簡政放權”，政府直接掌控的資源已經比較有限，因而也缺乏影響和改變企業行為的手段。
第四，社會環境與社會認知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一段時間以來，受西方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影響，學術界對政府政策，包括西方發達國家經常使用的科技政策、產業政策，持嚴重懷疑和批評態度。政府在出臺有關政策時如果過于顧忌這樣的認知和聲音，政策的出臺效率以及出臺后的效果都會大打折扣。例如，“比較優勢理論”認為，一般而言，自由貿易是最佳的選擇。但是，著名經濟學家薩繆爾森認為，在一定條件下，自由貿易會損害有關國家的利益（Samuelson, 2004）。更大的問題是，自由貿易并不是各國政府的必然選項。在具體實踐中，當有些國家，特別是在技術、經濟上擁有巨大優勢的國家不選擇自由貿易時，其他國家被逼無奈，只能選擇建立以本土企業為主導的創新體系。哈佛商學院著名學者波特教授也反對“比較優勢理論”。他認為，世界一流的產業是在一個國家內部通過不斷創新建立起來的（Porter, 1990）。波特教授的研究說明，經濟全球化可能存在內在的矛盾，不能夸大其“在全球范圍內配置資源”的作用。
健全新型舉國體制的基本思路
健全新型舉國體制的基本思路主要包括：第一，以創新體系重塑保障經濟安全；第二，塑造良好的創新環境；第三，發揮好政府與市場兩種力量的作用。
以創新體系重塑保障經濟安全是出發點。“新型舉國體制”不是為了突破某一項或者某幾項技術，而是為了打造更安全、有效的創新體系。具體而言，我們提出要建立“以本土企業為主導的創新體系、產業體系、經濟體系”，即本土企業分布于創新活動（特別是技術創新活動）、產業活動和經濟活動的各個環節，創新活動、產業活動和經濟活動不會因為缺乏外資企業參與而受到嚴重影響；本土企業在技術創新和其他經濟活動中形成相互支持、相互依賴的關系，本土企業愿意使用本土零部件生產企業的產品；本土用戶愿意購買本土企業生產的產品（高旭東，2022）。建立以本土企業為主導的創新體系不是閉關鎖國，也不是關起門來搞創新。受制于復雜的國際關系，加入他人主導的創新體系而非構建自己的體系，存在巨大風險。健全新型舉國體制首先需要改變這種情況。
塑造良好的創新環境是健全新型舉國體制的重要內容。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未來五年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開局起步的關鍵時期，主要目標任務之一是，“經濟高質量發展取得新突破，科技自立自強能力顯著提升，構建新發展格局和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取得重大進展”。[5]在這樣的戰略安排下，樹立“兩個第一”，即“迅速建成世界第一經濟大國”、“加速建設世界第一經濟強國”這樣高遠的目標，營造創新的氛圍是必要的（高旭東，2022）。
“迅速建成世界第一經濟大國”的核心是在高質量發展的前提下，加快經濟發展速度。沒有比較高的發展速度，創新就沒有條件、缺乏氛圍。一段時間以來，我國經濟發展速度下降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很多人把經濟“高速度”發展與“高質量”發展對立起來，認為要實現“高質量”發展就必須把發展速度降下來。這是一種嚴重的誤解。實際上，“高速度”與“高質量”是兩個不同的概念，“高速度”與“高質量”可以并行不悖。速度指的是經濟發展的快慢，質量指的是經濟發展的優劣。從企業的視角看，速度受外部市場需求與企業內部能力兩方面因素的制約，是供給問題，也是需求問題。例如，如果市場需求強勁，企業在內部能力允許的情況下，速度就會快一些。相反，如果外部需求疲軟、甚至停滯，企業內部能力再強，速度也難以加快。質量則不同。從企業的視角看，質量主要是取決于企業的能力，特別是核心能力（Barney, 1991; Prahalad & Hamel, 1990）。核心能力強，就可以不斷推出新的、更高檔次的產品；核心能力弱，即使有市場需求，也難以滿足，更無法實現高質量發展。“加速建設世界第一經濟強國”的核心是在經濟活動的各個領域加速邁向世界一流。在國際競爭日益加劇、國內競爭國際化的背景下，只有迅速走向世界一流才能生存和發展，否則就會被淘汰。應大力弘揚企業家精神，加速推動技術能力和管理能力的提升，增強本土企業的競爭優勢（高旭東，2007，2022；Mercer, 1987; Morone, 1993）。
發揮好政府與市場兩種力量的作用，核心是真正認識“舉國”的重要性及市場失靈的影響（Mazzucato, 2016）。同時，也要認識到“舉國”的難度，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特別是幾十年來加入發達國家主導的創新體系、產業體系和經濟體系，所帶來的負面影響較大，需要高度重視、積極應對。
健全新型舉國體制的政府政策選擇
健全新型舉國體制，政府是主導力量，其領導和組織作用具有全局性的戰略意義。政府作用缺失，企業將是“一盤散沙”，即使具備國內市場巨大等諸多優勢，也很容易被“各個擊破”。具體而言，政府政策應重點包括：第一，維護公平公正的國際經濟秩序，保障和維護本土企業的生存權、發展權；第二，重塑國家創新體系，建立以本土企業為主導的創新體系、產業體系和經濟體系，保障經濟安全和國防安全；第三，大力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
維護公平公正的國際經濟秩序，核心是保障和維護本土企業的生存權、發展權。當本土企業受到其他國家的打壓和封鎖時，政府要旗幟鮮明地給予強有力的支持，實施對等的反制措施等。在國際經濟關系中，單純強調“雙贏”是遠遠不夠的，而更需要讓公平、公正的國際規則的破壞者付出足夠高昂的代價。
重塑國家創新體系，核心是要建立以本土企業為主導的創新體系、產業體系和經濟體系。從根本上擺脫一些國家主導的、不公正的體系，切實掌握發展的主動權，根據不同情況，可以采取三種措施。一是大力加強和鞏固以本土企業為主導的創新體系已經形成的領域，如特高壓、高鐵、新能源車、新能源、數字技術等領域。在這些領域，核心技術已經突破、本土企業也已經具備較強的全球競爭力。對此，應多措并舉鼓勵、支持這些領域的本土企業大踏步走向世界、在國際市場有更大的作為。
二是全方位保護和支持在核心技術方面已經取得一定程度的突破，但是本土企業還主要集中在中低端市場，高端市場依然被跨國公司占據的領域。在這些領域，技術“卡脖子”問題隨時會出現。從短期來看，既要進一步解決技術升級的問題，又要建立以本土企業為主導的創新體系。在這種情況下，僅靠企業的力量難以完成，必須由政府主導，特別是提供中央層面的政策支持。例如，雖然本土企業在中低端光刻機研發上已經取得一定進步，但是在高端光刻機領域尚未獲得突破。如果僅靠單個企業出力，一方面易受到個別國家的惡意打壓，另一方面也不一定具備足夠的攻關能力。為此，應從國家層面綜合施策，可選擇一家或幾家企業，為其技術研發攻關提供全方位的保護和支持，或者國家可考慮直接建立新的國有企業，專門負責高端光刻機的攻關與生產。無論是哪種選擇，都需要打通從研發、生產到商業化的整個鏈條，甚至需要建立真正一體化的公司，既生產光刻機，又使用光刻機，同時還是芯片的使用者，這樣的組織結構有時候是最有效的（Chandler, 2005）。有人可能會擔憂無法一步到位，但是，正如波特教授指出的，創新的起點沒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持續不斷的創新。考慮到芯片市場的多層次性，一體化的公司由于無需擔心市場問題，從而也克服了創新的可持續性問題（Porter, 1990）。
三是對于核心技術突破還需較長時日的領域，一方面需要加大攻關力度，另一方面應從宏觀戰略出發，由國家層面進行利益交換。比如，對稀土等的出口進行嚴格管控，并在必要時用于核心技術的交換。
大力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核心是培養世界一流的人才，從事世界一流的研究，進行世界一流的創新。應切實貫徹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強調的：“必須堅持科技是第一生產力、人才是第一資源、創新是第一動力，深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開辟發展新領域新賽道，不斷塑造發展新動能新優勢。”[6]具體而言，可以采取四項措施。
一是大學本科教育應高度重視個性化培養，為學生充分發揮個人特長創造條件，防止出現“把大學辦成中學”的現象。本科教育的現狀是，希望讀研的同學為了獲得“保研資格”，從進入大學校園起就不得不爭取在每門課上都獲得最好的成績，發揮個人特長的學習和研究時間被嚴重擠壓。然而，獲得“保研資格”的同學并不見得真正喜歡做研究，更不見得真正有能力做研究。因此，對研究生、特別是博士生招生制度進行重大改革勢在必行。
二是鼓勵、支持有利于解決“卡脖子”技術難題和重大前沿技術探索的研究。現階段面臨的挑戰是，相當數量的學校、學者把大多數的精力放在了發表跟隨發達國家研究趨勢的文章上面，然而這些研究卻無益于解決“卡脖子”技術難題。為此，教育主管部門應嚴格規范各類大學排名，特別是以規模和數量為主要指標的不合理排名。同時，對解決“卡脖子”問題做出重大貢獻和在探索重大前沿技術方面取得顯著成績的高校和科研院所，在財政撥款等各個方面應給予優先支持。
三是鼓勵、支持大規模的自由探索。一流的研究需要自由的探索。我國擁有數量龐大的科研人員，這是推動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巨大優勢。然而，部分學者在申請各類項目、包括自然科學基金項目時，研究還未開展，就把研究路徑寫得一清二楚，甚至已有初步的結論。同時，申請書寫得“大而全”，似乎一個研究可以回答很多科學問題。相關部門，特別是科技管理部門，應在項目評審中提高要求，限制這樣的申請獲得批準。值得嘗試的項目審批路徑是：在初次申請時，研究問題清晰、研究思路明確的項目，可以獲得批準立項，但是支持經費有限；鼓勵、支持進行長期的持續研究，初期研究取得進展后即可獲得追加經費，支持后續研究。
四是以重大創新項目帶動技術創新。以政府部門（包括國防軍工部門）、重點企業、醫院、高校、科研院所為牽頭單位，以重大應用或重大技術攻關為目的，以重大創新項目為組織形式，推動大幅度提升經濟軍事實力，并帶動技術創新能力的巨大提升。“兩彈一星”、載人航天、北斗、三峽工程、高鐵等都是這一創新形式的成功范例。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實施這些重大創新項目時，應主要由國家預算提供經費來源，而不是由各單位“自籌”。
健全新型舉國體制的企業戰略選擇
企業是健全新型舉國體制的核心，新型舉國體制成功建立的一個重要標志是一大批本土企業成為世界一流企業，不懼怕技術封鎖和打壓。挑戰在于，很長一段時間里，很多企業因為選擇了加入美國主導的創新體系，對于健全新型舉國體制的重要意義以及如何在健全新型舉國體制的過程中發揮作用的認識有待深化。為此，企業可以嘗試四項措施：第一，打破認知誤區；第二，積極構建以本土企業為主導的創新體系；第三，切實提升企業自身的研發能力和創新水平；第四，積極參加國家主導的重大創新項目。
打破認知誤區，丟掉幻想。企業應改變即使價格高昂也要優先購買國外零部件、原材料和設備的做法，充分認識到建立和鞏固以本土企業為主導的創新體系、產業體系、經濟體系的重要性（高旭東，2022；Porter, 1990）。在國際關系發生實質性變化的背景下，企業競爭優勢主要來源于以本土企業為主導的創新體系，而不是“在全球范圍內配置資源”。對行業內的領先企業尤其如此，否則，一旦被“卡脖子”就會非常被動，生產經營也會受到嚴重影響。
積極構建以本土企業為主導的創新體系。零部件、原材料和設備的使用者應改變觀念，主動培育國內產業鏈；對零部件、原材料和設備的生產者而言，應主動從使用者（用戶）的角度出發，提高產品水平、質量和可靠性。一個典型案例是深圳地鐵與設備供應商的合作。
20世紀90年代末，深圳地鐵自成立之初就認識到，依靠跨國公司無法滿足技術、經濟要求，更無法建成世界領先的地鐵公司，需要大力扶持國內企業，盡快實現地鐵設備的國產化。當時國內地鐵設備市場基本被跨國公司壟斷，國內設備企業基本沒有機會和能力與之競爭。因此，為了求得生存和發展，長春客車廠（長客）等本土的地鐵設備企業積極響應，十分珍視深圳地鐵提供的機會。深圳地鐵與長客進行了非常有效的合作。1995年，地鐵進口設備的合同價格平均折合成人民幣2.71億元／km，其中進口的地鐵A型車輛每節折合人民幣1510萬元。深圳地鐵與長客的緊密合作使得A型車輛價格在國產化之初就降低到人民幣1000萬元左右。
深圳地鐵與長客的緊密合作是通過一系列大膽創新實現的。在招投標方面，按照當時的政策規定，投標企業的產品如果沒有在實踐中實際使用過就沒有投標資格。這一規定事實上完全剝奪了長客等本土企業的投標資格。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深圳地鐵冒著極大風險，出臺了新的招投標規則。在高端A型車招投標中，根據《深圳地鐵設備采購招標評標辦法》規定，評委的主要職責是統計投標人的技術承諾分，只有在全體評委意見都一致的情況下才可以減分，不能加分，然后將其與價格分相加排出名次，推薦價格分和技術承諾分最高者（第一名）為中標人。通過這樣的方法，長客作為一家沒有生產業績的國內企業以價格低和技術承諾分高的絕對優勢一舉中標。長客中標后，為保證高端A型車的質量，深圳地鐵與長客緊密配合，為長客提供必要的測試機會，確保質量過關后才投入實際運營。在整個測試過程中，對發現的一系列問題進行逐一解決，最終保證了產品的質量。
切實提升企業自身的研發能力和創新水平。長期的技術引進掩蓋了企業自身研發能力和創新水平不足的問題，對“開放式創新”“產學研結合”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也是這一現實情況的體現。在國際關系發生重大變化的背景下，為了有效應對可能出現的技術封鎖，需要著力提升企業自身的研發能力和創新水平。
首先是建立健全研發體系，不但重視生產制造過程中的創新，更應重視產品開發、應用研究和基礎研究。為此，除了要保證充足的研發投入外，更需要大幅度增強研發力量，特別應招收高學歷人才加入研發團隊，否則難以走在科學技術的前沿，例如，美國應用材料公司共有員工12600人，其中超過4000名擁有博士學位，這是其長期保持行業領先地位的重要基礎。
其次是優化研發組織、重塑研發文化。以跟隨、模仿為核心的研發與以引領、創新為核心的研發存在巨大差別。前者強調“秩序”“改進”“學習”“對標”，甚至是“削足適履”“先固化、后優化”，后者強調“靈活”“突破”“創造”“領先”“敢為天下先”。這就需要在組織上和文化上進行重大調整，而一般的調整可能效果欠佳，因為讓已經非常擅長“模仿”的人和組織進行“創造”，難度很高。更有效的方法是另起爐灶，建立新的組織、招收新的科研人員和管理人員（Lee and Lim, 2001）。
最后，應調整企業與高校、科研院所的關系。從企業過度依賴高校和科研院所提供具體的技術方案轉變為主要進行最前沿理論的交流和最尖端技術突破思路的交流，企業更要從各高校和科研院所吸引最優秀的學生。也就是說，企業、特別是行業領先企業，要支持、推動高校和科研院所做一流的科學研究、進行最尖端的技術探索，企業則要切實承擔技術產業化的責任。這方面的典型案例是麻省理工學院（MIT）的轉型，20世紀20年代后期開始，MIT積極推動從為工業實踐培養工程師為主轉向建設研究型大學。轉型的原因是，當時企業出資支持MIT的研究，往往限制受資助的老師發表相關成果，學校和老師難以接受這一限制。此外，企業、特別是行業領先企業（比如通用電氣、貝爾實驗室）希望MIT能夠為以科學為基礎的技術創新和產業發展做出更大貢獻（Kaiser, 2010）。由此可見，企業、企業家均認識到科學研究和研究型大學的重要價值。
積極參加國家主導的重大創新項目。如前所述，政府可以通過重大創新項目帶動技術創新，而企業可以作為重要的牽頭單位。有遠見的企業、企業家，應該選擇積極參與，因為這是打破技術封鎖、取得主動權的必然選擇，也是成為創新引領者的必然選擇。
健全新型舉國體制的高校戰略選擇
高校是健全新型舉國體制不可替代的力量。當前，高校無論在人才培養還是科學研究方面，都存在諸多亟待改善和提高的地方。人才培養方面，如前文提到，需要避免出現“把大學辦成中學”的現象，盡快在因材施教、個性化培養方面取得突破。
科學研究方面，研究隊伍和研究內容，都需要進行較大的調整。就研究隊伍而言，現在的年輕教師招聘辦法過于看中已有的文章發表，不利于把真正優秀的人才吸納到教師隊伍中。實際上，讀博士的幾年，最重要的是做好研究，做好博士學位論文，論文發表應是次要的。從研究內容來看，現在的年輕教師受制于職稱評定，偏向于就短期內能出成果的問題展開研究，很難在解決“卡脖子”問題方面有大的作為。因此，需要推動組織變革，在現有的“長聘系列”之外建立一套新的組織體系，組建一支新的科研力量，其主要任務不是寫文章而是為解決重大的工程技術問題服務。這支科研力量的人員構成，應是對解決工程技術問題有著濃厚興趣且能力非常強的教師，這些教師應是已經獲得長聘教職的正副教授、尤其是正教授，他們沒有太多的后顧之憂，可以集中精力服務于工程技術問題的解決。剛畢業的博士和剛出站的博士后年富力強、熟悉研究前沿、進取心強，因此，也需要吸引一批不想走長聘道路、喜歡解決工程技術問題的年輕人。
健全新型舉國體制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深入認識其目的、含義與特點，并在此基礎上采取有效的措施，應充分發揮政府的領導和組織職能，更要調動企業、高校、科研院所參與的積極性、主動性。本文拋磚引玉，希望有更為深入的探討。
注釋
[1][4][5][6]《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22年10月16日）》，《人民日報》，2022年10月26日，第1版。
[2][3]《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二十七次會議強調 健全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新型舉國體制 全面加強資源節約工作》，《人民日報》，2022年9月7日，第1版。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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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 編／包 鈺（見習）
General Ideas and Main Measures for Improving the New System
for Mobilizing Resources Nationwide
Gao Xudong
Abstract: Improving the new system for mobilizing resources nationwide and strengthening the national strateg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rength are important measures to uphold the central position of innovation in the overall modernization of China as stipulated in the 20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In order to put the new nationwide mobilization system into practice, it is necessary to clarify its main purpose and scientific connotation, to clearly define the basic ideas, and to make effective arrangements in terms of government policy choice and strategic choices of government agenci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system, "nationwide" is the core and "new" is the characteristic; the purpose is to reshape the innovation system, ensure economic security and establish an innovation system led by local enterprises. In the process of improving the new system for mobilizing resources nationwide, the leadership and organization of the government is of overall strategic importance; enterprises are the core of the new system and a number of world-class enterprises need to be built as soon as possible, so as not to be afraid of technological blockade and suppression; universities are the irreplaceable force in the process and need to take up the important task of cultivating talents and conducting scientific research.
Keywords: new system for mobilizing resources nationwide, general idea, strategic choice, government, enterprises, universiti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