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共同富裕目標的扎實推進離不開合理有效的評價和度量,構建一套科學完備、切實可行的評價指標體系,可以為判斷共同富裕的實現程度和進程提供實際依據。基于問題導向和目標導向,以實用有效和可行可比較等為原則,把統計學及經濟學基本原理與中國國情緊密結合,在準確把握共同富裕豐富內涵的基礎上,構建起包含財富豐裕程度、生活水平質量、收入分配差別和人本發展程度四個維度的指標體系,以深化研究對共同富裕進程的測度和評價。此指標體系既可以應用于測度單項指標的完成情況,更能夠通過計算綜合評價程度以測度共同富裕的整體實現程度,為政策制定和調整提供客觀依據。
關鍵詞:共同富裕 指標體系 中國式現代化 收入差別
【中圖分類號】F126 【文獻標識碼】A
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也是人民群眾的共同期盼。在完成脫貧攻堅歷史性地實現解決絕對貧困問題的重大任務后,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了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并在此基礎上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進入推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新階段。黨的二十大在確定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戰略構想中,明確指出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是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強調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
實現共同富裕是一個漸進的過程。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深入研究不同階段的目標,分階段促進共同富裕”。他在黨的二十大的報告中再次明確指出,到2035年,我國發展的總體目標之一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要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這也被黨的二十大確定為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基本內容之一。近些年來,學術界對共同富裕的思想淵源、內涵、特征、理論體系等,已經進行了大量有益的探討,但對共同富裕的衡量標準如何設定、共同富裕的實現程度如何測度、應當采用哪些指標和方法等實證問題,雖然已經有一些很有價值的研究,但整體仍處于起步和深化探索的階段。因此,盡快構建起相對比較科學完備的評價指標體系,并予以實際量化的測度分析,有的放矢地采取更恰當可行的措施,以確保共同富裕向確定的方向和程度推進,具有極其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顯然,要科學測度共同富裕的實現程度,需要在準確把握共同富裕內涵的基礎上,突出問題導向和目標導向,堅持中國國情與國際比較相結合,在按步驟逐步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總體戰略部署下,按照若干原則,突出重點和政策意義,以最大程度地反映共同富裕的實現程度。
構建共同富裕指標體系需要掌握的幾條基本原則
科學地設計測度評價共同富裕進程的指標體系,首先要在切合共同富裕的理論內涵和特征的基礎上,注重指標體系的實際應用性,要考慮通俗易懂和操作簡便,能夠提綱挈領又基本反映發展方向,因而要去粗取精不能面面俱到,過于繁復、重復、重疊反而難以理解和應用。因此,指標體系的設計和選取必須遵循如下若干基本原則。
可操作性
共同富裕有著豐富的內涵,從理論概念出發,構建共同富裕評價體系應該選取盡可能多的指標,以全面反映總體情況。但是,一方面選擇過多維度的指標體系,指標間高度相關的可能性就越大,因而會增加統計誤差的風險;另一方面從可操作性層面看,過多維度的指標勢必增加和帶來數據收集工作的更大難度,從而可能降低指標體系的實際應用性。因此,設計和選擇評價指標體系的一個原則應當是繁簡適中,要防止指標間的自相關性還要考慮便于采集指標數據,保證所選取的評價指標體系的實用性和可行性。
可比較性
共同富裕總是在比較中存在的,即其在大多數意義上是一個相對概念,因而對共同富裕的評價不應完全囿于自身發展程度和狀況,而要放在與世界其他經濟體的比較中來評價,包括應當體現在與發達國家的比較中。比如,黨和國家在共同富裕的階段性進程的規劃安排中,提出到2035年我國總體上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等指標要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就是將我國發展情況與國際上同樣經濟體進行比較。因此,共同富裕評價指標體系不僅要反映中國自身推進共同富裕的進程,還要能夠反映與其他發達國家、富裕國家的差距,以及與一些落后國家的比較優勢,從而可以客觀評價中國的實現程度。因此,指標應當具有很好的可比性。
高代表性
設計和選擇指標應當具有較高的代表性或典型性,過多過細的指標有可能導致難以辨別重點,偏離問題的關鍵方向,從而使測量指數失去實際價值。指標選擇應該在重要領域設置最具代表性的指標,以便可能緊扣共同富裕階段推進的重點,體現共同富裕的中國特色和時代特征,而在我國當前的發展階段和時期,也能夠適當體現出我國在共同富裕實現過程存在的差距,以及這些差距不斷變動的程度與水平。
強客觀性
設計和選取指標體系不僅要在理論上站得住腳,還必須要能反映評價對象的客觀實際,因此應當盡量選用客觀性指標,而避免主觀評價類指標;而客觀性指標的支撐數據,必須有可靠的信息來源渠道,保證數據真實有效,因此還應當充分考慮已有的統計口徑和數據基礎等等。
獨立的社會經濟意義
在盡量避免指標信息重復及冗余的同時,還應當更多地考慮有關指標是不是具有獨立的社會經濟意義。[1]比如,收入分配基尼系數是學界常用來測度收入差別程度的指標,能從整體上反映出發展成果的共享程度。然而,城鄉居民收入比則是在中國二元經濟體制條件下反映城鄉差別的很好指標,能夠從一個側面補充基尼系數的不足。所以,盡管兩個指標在含義上存有交叉,甚至按我們測算,中國的城鄉差別可能構成總體收入差別的一半以上[2],但是考慮兩指標各自獨立的社會經濟意義,還是應該將其都納入統一的指標體系,以期能夠全面反映我國居民共同富裕的不同側面的進程。
共同富裕指標體系的主要框架維度
依據上述五項原則,再對照共同富裕的涵義,便可以從大量統計指標中做出適當的選擇,確定出測度指標的體系框架。而從基本概念上看來,測度共同富裕的指標必須區分為既相互聯系又有基本不同的兩個大部分,即分別反映共同富裕這一社會現象的“共同”程度的指標和“富裕”程度的指標[3]。
“富裕”是共同富裕的第一要義
“富裕”的基本涵義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必須重視發展生產力,要在高質量發展中不斷提高居民的生活富裕程度,促進共同富裕;而不能相反,以貧窮貧困為基礎。但是何為貧窮何為富裕,在貧窮與富裕之間實際上存在若干等級和側面。本文認為對“富裕”程度的把握和評價可以著重于以下若干方面:
財富豐裕程度。經濟發展和財富積累是共同富裕的物質基礎,共同富裕實現的物質基礎包括經濟發展基礎和居民財富積累。可以從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R&D經費占GDP的比重兩方面,來衡量經濟發展即物質財富的增長和潛力,以財產性收入占居民家庭收入比例反映居民家庭財富的積累。
其中,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是衡量一國的經濟實力和人民富裕程度的一個重要指標,也是實現共同富裕的物質基礎和基本前提。現代經濟增長的本質是勞動生產率的不斷提高,只有高質量發展才能實現共同富裕,而科技創新在其中起到了關鍵作用,科技創新有助于提升經濟發展質量,提高財富積累水平,因此R&D經費占GDP的比重可以反映財富積累的能力和潛力。財產性收入占比是衡量一個國家公民富裕程度的另一重要尺度,當居民擁有的各類資產積累到一定程度,總體富裕達到一定水平,財產性收入占比才會有較大幅度的提高。
生活水平質量。富裕的落腳點在于居民生活質量的提高,可以從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恩格爾系數、人均實際工作時間、人均公園綠地面積、基本公共服務水平(即社會支出占GDP比重)等五個方面,反映居民生活質量隨共同富裕推進的變化。
其中,人均可支配收入反映了居民家庭可用于最終消費支出和儲蓄的水平,是影響居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的決定性因素。消費結構的改善對居民福利狀況有著重要的影響。通常,一個家庭或國家的恩格爾系數即食品支出總額占個人消費支出總額的比重,應當伴隨收入水平的提高而逐步變小,這既是經濟發展的結果,同時也表明居民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閑暇是人們生活的重要內容,而過長的勞動時間,會對勞動者的身體與心理健康帶來損害,降低人們的生活質量。因此,可以用人均實際工作時間來衡量人們在工作和生活之間的平衡。此外,自然環境也是影響人們生活質量的重要因素,自然資源退化降低居民福利,而環境污染則會誘發各類疾病,提高過早死亡的風險并增加醫療系統負擔等等[4];對此,可以用人均綠地面積予以測度,比如城鎮公園綠地面積的人均占有量,借以反映人們的生活空間環境的質量。同時,現代社會中公共服務數量和質量不僅是居民生活水平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衡量社會富裕程度的重要標志,因而居民享有的社會保障和福利水平也是居民生活質量的重要方面,可以用社會支出占GDP比重來評價基本公共服務水平。
“共同”或“共享”程度,是共同富裕的基本內容
“共享”程度測度的是富裕的增長成果及社會財富是如何分配的,分配的公平與否,或者說是測度各種維度下的不平等指標改善程度有多大。換言之,共同富裕必須體現在成果共享中,這是共同富裕的應有之義,也是黨的二十大報告所強調的中國式現代化的中國特色與本質要求之一。因此,本文認為“共享”程度的測度或評價指標,應當包括如下幾個主要方面:
收入分配差別。應考慮和測算收入及財富分配差別大小的問題,即居民的收入差別是不是過大。經濟學一般原理表明,在一定的經濟增長產出水平下,如果居民之間的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則會降低社會整體的福利水平[5],從而影響共同富裕的實現程度。據此,可以用居民收入總體基尼系數來衡量總體收入分配差別狀況。這是學界通常的做法。此外,基于我國二元社會體制所導致的城鄉差別,長期占總體收入差別的一半左右,從而始終主導著我國總體收入差別的變動程度和方向,因此,評價共同富裕程度時必須考慮現階段較大的城鄉差別。*即應當把城鄉間收入差別是否縮小以及變化大小,作為測度我國推進共同富裕進程的關鍵性指標之一。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要“促進機會公平,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并指出到2035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再上新臺階,中等收入群體比重明顯提高”。中等收入群體的規模是評價共享程度的另一測度指標,因為中等收入群體的壯大決定著共同富裕的深度和廣度,“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型收入分配格局是共同富裕的重要特征,中等收入群體不斷擴大并占主體,所以評價“共享”程度必需要關注中等收入群體的比重變化。此外,成果共享還體現在要素收入分配的比例合理與否,勞動收入份額的多少及是否公平,直接影響到總體分配的客觀差別和主觀福利感受水平。勞動收入份額的下降,必會降低以勞動收入為主要收入來源的人群的相對收入,而相應提高以資本收入為主要收入來源的人群的相對收入,從而必定進一步拉大貧富差距、導致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劇[6]。
人本發展程度。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促進經濟增長的最終目的是促進居民的全面發展,因此全體居民共享不斷提高的豐裕成果,最終要體現在人的發展的全面性和平衡性上。通常,人本發展程度主要通過人口素質的提升和發展體現出來,具體表現為較高的人口智力水平、良好的國民健康水平等方面的內容[7]。比如,可以用人均受教育年限衡量居民的整體智力提高和知識發展及積累水平;以人口平均預期壽命,作為反映一個社會的整體居民健康水平的重要指標,借以測度此社會真實的經濟發展水平及醫療衛生服務水平。當然,人的全面發展是在一定的空間中展開和完成的,作為人類文明發展進步標志的城鎮化程度,為人的全面發展提供了重要保障和方向,既可以反映人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的改變,也測度人本發展的全面性和機會平等程度。
推進構建綜合評價指標以定量反映共同富裕實現程度
本文討論了測度共同富裕程度的指標體系的構建原則與框架思路。依據上述框架式的評價指標體系,代入相關統計數據,則既可以單獨測度每個指標的實現程度,而更重要的是可以通過綜合評價方法,測度出我國全體居民實現共同富裕的總體程度。
在進一步進行綜合評價時,還涉及到具體測算方法的選擇及討論。從總體上看,可以選擇的方法也是多樣化的,根據研究角度的不同及數據質量,可以選擇使用層次分析法、熵值法、主成分分析法、等權法等多種方法,構建綜合評價指標,最終能夠合成一個用于評價共同富裕進展程度的指數,即共同富裕指數。進而,便可以定量地反映我國推進共同富裕的實現程度。據此,一方面可以依據所測度的各單項指標的實現程度,評價其目標達成情況或程度,補齊共同富裕某個側面的短板。因為共同富裕“不是整齊劃一的平均主義”,即既不會是人人均等的同樣富裕、同等富裕,也不太可能是共同富裕的各個維度都整齊劃一的齊步前進[8]。依據評價指標的測算結果,可以及時評價各單項指標實現程度,從而為推動共同富裕提供更精準的政策依據。這應當是本文所設計上述指標體系的價值和意義之一。另一方面,可以測度出我國總體上的共同富裕實現程度,利用綜合評判方法進行系統性的評價,科學監測我國整體共同富裕推進情況,從而統籌實施各種相關政策,從總體上加大推進力度。
總的看來,根據本文設定的構建原則及嘗試構建的指標體系框架,可以比較系統地測度出我國共同富裕的推進情況與實現程度。誠然,共同富裕的推動是一個動態發展的過程,從而共同富裕的測度指標在不同的推進階段,也是動態變化的,也可能需要不斷地進行調整。但是大致看來,到2035年以前本文設計的指標體系應當是可行并可用的,可以保持大致穩定。到2035年以后,當我國社會整體進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全新階段,共同富裕的目標和要求一定會出現新的變化,因此相應的評價和測度指標體系也可能需及時調整、完善。
【本文作者 陳宗勝 ,南開大學講席教授;楊希雷,中國財富經濟研究院特聘研究員】
注釋
[1]黃敏、任棟:《中國人類發展指數體系創新與區域比較》,《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20年第1期,第170—178頁。
[2]陳宗勝、楊希雷:《中國城鄉差別狀況與加速推進鄉村振興戰略》,《理論與現代化》,2021年第5期,第82—95頁。
[3][8]陳宗勝:《綜合運用經濟發展、體制改革及分配舉措推進共同富裕》,《經濟學動態》,2021年第10期,第19—33頁。
[4]Arceo, E.,R.Hanna,and P.Oliva,2016, “Dose the Effect of Pollution on Infant Mortality Differ between Developing and Developed Countries? Evidence from Mexico City”,Economic Journal,126,257—280.
[5]楊耀武、張平:《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邏輯、測度與治理》,《經濟研究》,2021年第1期,第26—42頁。
[6]章上峰、陸雪琴:《中國勞動收入份額變動:技術偏向抑或市場扭曲》,《經濟學家》,2016年第9期,第15—24頁。
[7]孫來斌:《更加重視人的全面發展》,《人民日報》,2021年04月02日,第9版。
責編:李 懿/美編:石 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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