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烏克蘭危機是21世紀國際關系大事件，其背后是冷戰后30多年來美西方與俄羅斯深層結構性矛盾的集中爆發，凸顯既有歐洲及國際安全格局已難以為繼。伴隨危機影響的發酵和延宕，世界格局與國際安全秩序調整愈益呈現出明顯的二元化特征，即可能推動歐洲與國際秩序演變朝向裂變與整合、沖突與妥協、集團對峙與多元共存等相反方向發展的趨勢和因素都在同步深化，展現出全球變局的演進已進入關鍵的中盤階段。未來烏克蘭危機可能引發更大的失序混亂、制度失靈，但亦可能從反面促使國際關系的變革調整加速朝向承前啟后、更加公正合理的新方向。中國作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最為能動、最具朝氣的關鍵力量，將成為牽動、塑造、引領這一歷史性進程的重要因素。
【關鍵詞】烏克蘭危機 國際安全格局 百年變局 中國外交
【中圖分類號】D52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03.006
【作者簡介】付宇，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國際關系學系教授。研究方向為大國關系、國際安全與中國外交。主要著作有《對當前中美“脫鉤論”的觀察與思考》（論文）、《西方大國怎樣應對重大國家安全議題》（論文）等。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當前，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開”，“世界又一次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從取決于各國人民的抉擇”。烏克蘭危機是21世紀以來繼2001年“9·11”事件、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及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大流行后的又一國際關系大事件，延宕至今，成為冷戰后歐洲乃至世界所發生的最重大地緣政治動蕩，再次凸顯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深刻演進的巨大動能和不確定性。在此次危機中，可能加劇地區秩序與國際格局朝向裂變與整合、變革與延續、沖突與妥協、兩極化與多極多元等截然不同甚至相反方向的因素和趨勢都在發展深化，從而使當前及未來一段時期的歐洲和世界圖景變得尤為紛繁復雜。中國作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最具朝氣、最為能動的關鍵力量，將成為牽動、塑造、引領這一歷史性進程的重要因素。
烏克蘭危機的歷史經緯與時代背景
烏克蘭危機的驟然爆發與持續延宕有著復雜的歷史經緯，牽涉多重深刻復雜矛盾，但核心是冷戰后30多年來美西方與俄羅斯地緣政治矛盾的不斷升溫、激化。正如美國著名戰略學者米爾斯海默所言，盡管烏克蘭危機驟然爆發涉及諸多復雜因素，但冷戰后美西方與俄羅斯的地緣政治博弈，特別是圍繞北約東擴所展開的激烈角逐，是引爆烏克蘭危機的真正原因。[1]
冷戰后初期曾是俄西關系蜜月期，然而北約內部圍繞西俄關系仍有爭論：根據1991年底美國主導推出的北約新戰略構想，雖然蘇聯解體后大國沖突風險下降，但俄羅斯等轉型國家因嚴重經濟、社會和政治困難引爆地區沖突，以及由此導致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仍可能成為歐洲及國際社會面臨的重大威脅。[2]實際上，此時的美西方戰略界已自視為冷戰結束的“勝利者”，在其主導下重塑歐洲安全格局及俄西戰略邊界，而后者被看成冷戰結束帶來的最大一塊蛋糕。正如前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在其分析冷戰后國際地緣格局的代表作《大棋局——美國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緣戰略》中所言，未來美國“在歐洲的主要地緣戰略目標可極其簡明地歸納為：通過更加真實的跨大西洋伙伴關系來鞏固在歐亞大陸的存在，以便使擴大中的歐洲成為向歐亞大陸傳送國際民主與合作秩序的強有力跳板”[3]。
冷戰后的俄羅斯在華約解體后最初曾設想未來由俄羅斯與北約共同保障中東歐地區安全，希望將歐安會而非北約作為今后泛歐洲安全體系的核心，然而其卻被北約與美西方拒絕。自1999年起，北約先后五次東擴，成員國數量從16個增加至30個，歐洲安全格局由此發生深刻巨變，冷戰時期蘇聯與北約的戰略平衡被徹底打破。截至2021年底，北約30國軍費達到俄羅斯的13倍以上，現役軍人接近俄羅斯4倍，各種新型作戰飛機及攻擊直升機數量是俄3倍以上，俄除在坦克等數量上占有優勢外，常規力量建設遠遠落后于北約及其在歐洲的主要伙伴。[4]與此同時，冷戰后幾乎所有中東歐國家都確立了主要面向西方的對外戰略指向，加之民族主義思想復興，中東歐排俄甚至反俄、仇俄的情緒普遍上升，俄與一些中東歐國家的矛盾日益加劇。北約五次東擴后，其防線已逼進至俄羅斯國門之前，這使俄與北約的對峙亦更趨尖銳。
早在2004年北約第二次東擴后，隨著東擴主要目標轉向烏克蘭及外高加索地區等俄羅斯認為的傳統核心勢力范圍，俄反彈日趨激烈。2008年北京奧運會期間爆發的俄格沖突就曾一度導致國際社會對俄西“新冷戰”的普遍擔憂，[5]時任俄羅斯總統梅德韋杰夫聲稱，由北約東擴所導致的俄格沖突已嚴重惡化俄同北約的關系，世界正面臨著“陣營對抗”的風險。[6]此后，主要圍繞反制北約東擴、牽制美西方在前蘇聯地區所推動的政權更迭和“顏色革命”，2014年再度爆發克里米亞危機。俄羅斯宣布接納克里米亞入俄，導致冷戰后美歐首次聯手發起對俄制裁，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公開在聯合國大會等場合將俄羅斯與“伊斯蘭國”、“埃搏拉病毒”等并稱為世界“三大威脅”[7]。在俄支持下，烏克蘭東部親俄的頓巴斯地區也加緊謀求“更大的自治權利”，烏克蘭成為俄羅斯與美西方戰略對峙的最前沿。這種俄西間的尖銳對峙，直至2017年特朗普入主白宮后才有所緩解。然而，2022年，面對美國和北約的步步緊逼，在尋求就歐洲新安全架構展開談判的提議遭拒后，俄羅斯再度出手，俄烏沖突驟然爆發。
歐洲安全格局的變化
烏克蘭危機延宕至今，深刻折射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全球安全格局與地區形勢走向的高度不確定性。在此情勢下，全球與地區安全格局的二元性特征更趨明顯。一方面，引發地區與國際安全格局加速裂變、動蕩的因素在不斷累積、顯現。另一方面，冷戰后30多年來維護和推動地區合作及國際格局多極化的基本因素并未因此徹底消失，反而在一定條件下有所增加，從而使地區與國際安全格局呈現出各種新舊因素同時存在，并相互激蕩的過渡性趨向。
當前烏克蘭危機的基本態勢及其可能走向。毫無疑問，烏克蘭危機再一次體現了諸多近年來信息化條件下局部沖突的新特點，如美西方在此次沖突中綜合運用網絡攻擊、情報共享、阻斷SWIFT、禁入領空、凍結資產，以及全面升級對烏軍援等手段，前所未有地大規模對俄實施所謂的“混合戰爭”“代理人戰爭”。但即便如此，這場戰爭更引人關注之處，卻是戰爭基本形態在信息化條件下的某種“返祖”現象。與戰前諸多國內外學者的預測不同，隨著俄軍對烏克蘭“特別軍事行動”陷入拉鋸，這場沖突越來越轉化成一場德國近代著名軍事家克勞塞維茨在《戰爭論》中所描述的“絕對戰爭”和“總體戰”。[8]所謂“絕對戰爭”和“總體戰”是克勞塞維茨在總結法國大革命與拿破侖戰爭后，指出的一種新的戰爭形態，其與1648年后歐洲國家間反復出現的“有限戰爭”、局部戰爭顯著不同；在這種新的戰爭形態中，敵對雙方都力圖徹底壓服對方，“以便要么在政治上打垮敵方，要么徹底解除其武裝，從而迫使其最終接受任何和平條件”。[9]
在這場戰爭中，依靠美國和北約所提供的情報、武器和后勤等的全面支援，即使烏克蘭在戰爭初期就喪失了制空權，但依然將俄羅斯拖入了一場長時間的消耗戰。同時，無人機、人工智能、機器人等新技術被更廣泛地應用于戰場，也極大抵消了俄軍在傳統常規武器領域的優勢，使這場沖突走向的不確定性和殘酷性大大增加。
可以預見，由于這場戰爭對雙方國運乃至整個歐洲安全格局的重大影響，任何一方要想完全達致目標乃至徹底壓倒對方至少在短期內都極為困難，特別是隨著北約全面升級對烏的軍事援助，烏克蘭危機正進一步朝長期化方向發展，雙方對峙僵持、互有攻守的局面正逐步形成。在雙方都難以徹底達成目標，彼此深層分歧短期內難以化解的情況下，有關方面達成臨時性或階段性的停戰乃至短期停火協定，將遠比再次形成新的類似2015年明斯克協議的國際和平協議更為可能。未來，即便實現停火，俄羅斯也將長期面對一支更為北約化的烏克蘭軍隊。
烏克蘭危機下歐洲安全格局的走向。在烏克蘭危機沖擊下，當前及未來一段時期歐洲安全格局的全面重構已不可避免地被提上日程，冷戰后歐洲安全格局的重塑已然來到了歷史性的重要關口。
首先，既有地區安全格局與秩序安排面臨嚴重沖擊和撕裂。伴隨烏克蘭危機發酵升溫，冷戰后建立的美俄、歐俄關系基本框架已被打破。政治上，歐洲議會將俄列為“支恐國家”，拜登總統宣布“凍結俄所有在美資產”，聲稱“美俄關系已經破裂”，并首次在二戰后重啟《租借法案》；俄羅斯則威脅或使用核武器保護“主權和領土”，宣布烏克蘭頓涅斯克、盧甘斯克、扎波羅熱和赫爾松四州入俄。經濟上，美西方出臺多輪對俄制裁，不僅歐俄“北溪1號”“北溪2號”天然氣管道項目停擺，俄主要銀行也被移出“環球銀行間金融通信協會”（SWIFT）系統，超過70%的俄企業實體受到制裁。未來，歐洲安全格局可能重回冷戰式的陣營分立對抗，而俄西在歐洲的戰略“硬邊界”已然顯露，從芬蘭、瑞典及波羅的海三國到烏克蘭、黑海一線將在相當長時間內成為俄與北約兩大陣營激烈對峙和拉鋸的前沿。同時，一個受傷又不甘心屈居于二流大國地位的俄羅斯，仍會是影響地區與國際安全形勢演變的重大變量。英國歷史學家柯林伍德曾指出，歷史的相似劇情總會在特定條件下重演。回望歷史深處，一戰后的蘇聯亦曾被全面排除在歐洲凡爾賽體系之外，喪失在歐洲領土的近5000萬人口和全國三分之一以上的工業生產能力，但這也埋下了未來引致歐洲二十年危機與二戰爆發的重要隱患。其次，傳統地緣政治博弈將加速重回歐洲大陸，未來伴隨美英與波蘭等“新歐洲國家”在地區事務中享有日益增大的話語權，歐洲的“再安全化”已難以避免；而法德等傳統歐盟大國如何繼續維護“戰略自主”，在美俄間保持必要的外交彈性，保障自身基本安全和利益仍將是其面臨的首要地緣政治難題。最后，近年來價值觀與意識形態因素在歐洲乃至國際事務中影響力上升的勢頭，大概率將持續強化，“民主”對“威權”的敘事可能重回歐洲政治舞臺的中央。
但與此同時，也應看到，盡管當前俄西矛盾大幅激化，但美俄軍事溝通通道卻始終存在，以避免局勢徹底失控；至少截至目前，俄美歐三方激烈對峙并未引發俄羅斯與北約乃至美俄間的直接軍事沖突。實際上，俄羅斯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與擁有龐大核武庫的巨型洲際國家，美歐與其全面交惡甚至徹底“攤牌”并不符合自身利益。正如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在接受英國《經濟學人》專訪時曾無奈表示，一些北約成員國其實只關心如何讓烏克蘭拖住俄羅斯，以此削弱俄羅斯，并不愿與俄發生直接沖突，限制了北約可能在沖突中發揮的作用。[10]
從美俄關系看，美國不可能改變俄羅斯已不是其首要對手的基本判斷。俄烏局勢持續惡化的確折射出美俄的結構性矛盾，但美在烏克蘭危機中卻始終避免與俄發生直接沖突。表面上看，美國已成為引發、激化烏克蘭危機的最大外部推手，其不僅公開拒絕俄在沖突爆發前所提出的進行“歐洲安全條約”談判的倡議，還率先出臺對俄史無前例的全方位制裁措施，使特朗普政府時期美俄關系一度出現的“重啟”勢頭徹底中斷。但同時，避免美俄關系徹底“攤牌”，防止因此打亂美國全球戰略布局的調整，依然是美國對俄戰略的根本底線。從拜登明確拒絕直接介入烏克蘭危機、拒絕在烏克蘭設置禁飛區等舉措來看，美國不會也無意超出冷戰結束以來對俄戰略的基本底線，而印太與中國仍將是美國聚焦的“頭號目標”。正如在烏克蘭危機爆發后美國《紐約時報》一篇評論所指出的，盡管烏克蘭危機已引起全球關注，但從綜合體量與發展走勢看，中國與印太才是美需要關注的首要目標。[11]
從歐俄關系看，烏克蘭危機急劇打亂了近年來歐俄走近的基本態勢，使之驟然降至冷戰結束后30多年來的冰點，曾積極支持歐俄關系緩和的歐盟外交與安全事務高級代表博雷利也公開批評俄羅斯正將歐洲帶入“二戰以來的至暗時刻”[12]。實際上，歐洲作為俄羅斯的戰略近鄰，與俄經濟聯系與人員往來自冷戰后日益緊密，俄早已成為歐盟最大的石油與天然氣來源，而歐盟也是俄最大貿易伙伴，2021年雙方經貿總額接近1800億美元。[13]歐盟被迫升級對俄制裁與打壓，正可謂“殺敵一千，自損八百”。正如知名國際智庫卡內基歐洲中心的報告所言，烏克蘭危機之所以能成為撬動大國格局的支點，概因其對整個歐洲局勢變化所起到的“蝴蝶效應”[14]；自烏克蘭危機以來，歐盟已經成為除俄烏等直接當事方外受損最嚴重的地區。歐盟兌美元匯率2022年7月降至20年來最低點，而“北溪2號”項目的終止不僅讓相關歐洲企業蒙受數十億歐元的損失，亦使歐洲能源供應在未來兩年內可能面臨“捉襟見肘”的窘境。
同時，俄烏局勢愈發緊張，也使得歐盟近年追求的“戰略自主”遭遇重創，不得不追隨美國接連出臺對俄制裁舉措。2014年克里米亞危機后，由德法等歐盟大國聯手推動，在美國未直接參加的情況下，達成新明斯克協議，一度在烏克蘭維持了7年多的總體和平，但烏克蘭危機的爆發，實際上宣告了歐洲追求“戰略自主”的努力已瀕臨破產。這些情況的存在，使得歐盟內心并不愿看到烏克蘭局勢與歐俄關系的持續惡化。盡管烏克蘭危機后，歐盟推出史上最嚴厲的系列對俄制裁，但其內部圍繞如何進一步深化制裁依然存在巨大的分歧。以波羅的海三國及波蘭為代表，部分歐盟國家要求立即對俄實施全面的石油和天然氣禁運，卻遭到德法意等大國的反對。歐盟主席馮德萊恩則直接拒絕了烏克蘭立即入盟的請求。對歐盟而言，歐俄關系徹底破裂不僅不利于烏克蘭危機的最終解決，也使歐俄在能源、氣候變化、伊核、反恐等重大議題上的合作面臨嚴重沖擊，而同時法、德等大國依然與俄保持著磋商和溝通，實際上也為未來雙方可能的再度走近埋下了伏筆。
未來全球安全格局的調整
正如前文所述，盡管烏克蘭危機勢必深刻影響歐洲與國際安全格局走向，但冷戰后全球化、多極化等更為經久和深層的世界基本發展大勢依然在發揮著關鍵的塑造作用。俄烏局勢的發展變化，尚未從根本上逆轉百年變局下全球政經與安全格局發展的基本脈絡，而更多是進一步加深、加速了相關趨勢的演進和嬗變。
主要大國力量消長變化與多極化走勢。烏克蘭危機陷入拉鋸，以及俄羅斯在其中所遭遇的種種挫折和內外困境，當然從側面再次凸顯美西方依舊在現存國際安全格局中占據主導，但這一態勢并未徹底打亂百年變局下多極化繼續深入發展的大趨勢，反而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進一步加深美西方面臨的戰略困境。
從美國自身看，其利用同盟體系在制裁、圍堵、遏制俄羅斯上似乎一度占據上風，然而從更深層看，烏克蘭危機陷入僵持實際上也再次揭示出美所面臨的重大戰略困境，即如何在保持歐洲穩定與聚焦印太這兩大戰略目標間取得平衡。對拜登政府而言，如何在烏克蘭危機壓力下，更好分配其全球戰略資源，協調應對其眼中的中俄兩大競爭對手，將成為其難以回避的重大戰略課題。同時，拜登政府自上任以來強調聚焦國內、積極推動所謂對外戰略收縮，在烏克蘭危機中極力避免與俄發生直接沖突，亦將使美未來在處理其他地區熱點時不得不面臨更多來自盟友的質疑和擔憂。日本“共同社”在烏克蘭危機爆發后的一則評論中就曾明確指出，面對烏克蘭危機，拜登政府將如何應對，或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印太盟友對美國的信心。[15]此外，中期選舉后的美國已進入各方加緊備戰2024年總統大選的周期，面對多重國內壓力和挑戰，拜登還能在對外事務上投入多大精力和資源，也會被其伙伴和盟友打上一個問號。
從歐洲看，烏克蘭危機爆發后美歐的一致行動與加速走近，并未真正解決美歐深層的戰略與利益分歧。與美國不同，歐盟是俄羅斯在地緣上的主要近鄰，美國持續升級對俄戰略擠壓、加劇與俄的戰略對峙和沖突，并不真正符合歐洲的長遠戰略利益。隨著烏克蘭危機的持續延宕，以及各種負面效應的不斷外溢，美歐在對俄戰略上的分歧或遲或早都會再度浮現。表面上看，一度被法國總統馬克龍稱為“腦死亡”的北約似乎已滿血復活。面對“俄羅斯威脅”，美國、北約與歐盟間，乃至“新”“老”歐洲間近年一度出現的戰略疏離與利益偏移有所彌合。但實際上，烏克蘭危機也在刺激歐盟國家重新反思既有的地區安全秩序安排。至少從目前看，歐盟力推的“戰略自主”進程并未因烏克蘭危機而徹底中斷。在法德意等歐盟大國推動下，歐洲政治共同體舉行首次峰會，商討未來歐洲政治與安全架構，反思歐盟長期缺乏獨立自主安全與軍事能力的弊端。正如馬克龍所言，“俄羅斯人民與俄羅斯仍應受到尊重”[16]，歐俄關系徹底破裂和直接對抗不僅不利于烏克蘭危機的解決，也不利于歐盟自身利益。
從其他主要戰略力量的態度看，除了英日澳加等國始終唯美國馬首是瞻外，多數大國與美的距離并未拉近，甚而已然出現了一度程度的疏離。這其中，尤為明顯的是印度對美國及其印太戰略態度的變化。烏克蘭危機深刻揭示出美印潛在的戰略分歧和矛盾。自烏克蘭危機爆發以來，盡管受到來自外界的各種壓力，印俄間的能源與安全合作也從未停止。對印度而言，俄羅斯自冷戰起就是其最重要的地緣戰略伙伴，實際上，2016年至2021年，俄羅斯對印度的軍火出口一直占據印度軍火總進口量的一半左右。[17]自1947年印度獨立以來，蘇聯及此后的俄羅斯長期與印度保持了較為密切的合作關系。在印度決策層眼中，其安全的主要關注點始終在北方的亞洲腹地（包括巴基斯坦、阿富汗、中亞以至中東）以及印度洋。盡管美國印太戰略及美日印澳四邊安全合作的推進實施為美印戰略協作找到新的契合點，但俄羅斯依然是印度在地緣、軍事和能源等領域的重要伙伴之一。烏克蘭危機后，美國全面升級對俄羅斯制裁和戰略圍堵，勢必使印度在俄美間面臨何去何從的艱難抉擇，其長期奉行的“不結盟政策”也受到侵蝕和擠壓。此外，巴西、南非等其他金磚大國也公開對俄羅斯表示同情或支持，再次當選的巴西總統盧拉明確拒絕“譴責”俄羅斯，強調將對烏克蘭危機保持“中立”；而南非總統拉馬福薩則認為北約東擴才是釀成烏克蘭危機的直接原因。可以看到，烏克蘭危機不僅沒有逆轉百年變局下的多極化大勢，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使美國同其他主要大國的深層和潛在的矛盾有所發展。
國際秩序裂變風險與全球化走向。顯而易見，烏克蘭危機尤其是由此空前升溫的西俄制裁與反制裁，大大加劇了現行國際秩序與全球化的裂變風險。但同時亦需看到，面對烏克蘭危機所釋放的巨大動能與系統性風險，中印等新興大國對維護國際秩序與全球化基本穩定的意愿也明顯上升。在此情勢下，加劇全球化裂變與維護全球化整合的力量都在發展，全球政經格局與國際安全形勢中“二元化”特征亦更加凸顯。
一方面，西方與俄羅斯圍繞制裁與反制裁的博弈嚴重動搖國際秩序與全球多邊治理根基。不論是將俄羅斯移出SWIFT系統、停止其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成員資格，還是西方炒作的將其逐出世貿組織和二十國集團，乃至限制其作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否決權，都凸顯冷戰后全球主要大國“斗而不破”的底線似乎正被打破。[18]同時，這也使得疫情下本就遭受重創的全球化和既有國際秩序面臨更大沖擊。在美西方打壓和制裁下，俄羅斯經濟遭遇重創，世界銀行等機構普遍預計，未來數年俄經濟都將出現明顯萎縮。[19]
另一方面，俄羅斯可能采取的各種反制舉措也使全球化的裂變風險進一步上升。在糧食安全領域，聯合國糧食計劃署報告顯示，烏克蘭危機前，俄羅斯與烏克蘭的小麥出口量已占全球的三分之一左右，全球近50個國家的30%以上小麥供應需要長期依賴從俄烏進口，且這些國家多數為中東北非及中亞等地區的不發達國家，俄羅斯與烏克蘭一旦全面限制糧食出口，將嚴重打亂全球糧食供應鏈。[20]在能源安全領域，國際能源署（IEA）報告指出，2022年全球總體能源價格水平出現2008年金融危機后最嚴重的波動，甚至引發全球能源供應鏈重塑，其中歐洲國家和部分南亞發展中國家所受沖擊尤甚，乃至不得不重新增加煤炭等傳統能源的使用。[21]在金融安全領域，面對西方可能的金融封鎖和制裁，俄羅斯早已做好應對預案和反制準備。自2014年克里米亞危機后，俄羅斯即著手推進國際結算支付系統和外匯儲備多元化，通過增持黃金和減持美元等手段，對沖和抗衡美元霸權體系。截至到烏克蘭危機爆發前，俄羅斯實際持有的美元資產已降至其外匯儲備的20%左右，黃金持有量接近2300噸，占其外匯儲備的比例達到21%左右。[22]面對美歐前所未有的數輪金融制裁，俄羅斯針鋒相對，采取包括大幅增加以非美元貨幣結算的能源貿易等舉措進行反制。尤為值得注意的是，在本輪俄羅斯與美歐圍繞金融制裁的過招中，美歐動用所謂的“長臂管轄”，威脅對一些與俄羅斯有貿易、融資等往來的“第三方”企業實施制裁，并單方面通過SWIFT系統管控第三方國家與俄羅斯的資金和金融往來。可以說，俄羅斯與美歐的斗法大大加劇了當前國際金融領域的混亂局面。
但與此同時，也要看到烏克蘭危機驟然爆發并未徹底打斷冷戰后全球化深入發展的基本態勢，其影響目前也主要集中在俄羅斯與美歐內部。正如新加坡資深外交官、學者馬凱碩所指出的，在百年變局、世紀疫情和烏克蘭危機等事件沖擊下，當前全球化正在進入深入盤整的階段，但全球化本身不會因此根本逆轉。[23]從此次對俄制裁看，盡管美西方實施了對俄的多輪制裁，但印度、巴西、土耳其、中國等主要新興大國依然與俄羅斯在能源等相關領域有著密切的合作，這些都使得俄實際所遭遇的封鎖圍堵，遠未達到美西方官方文件設想的程度。可以預見，在世紀疫情與烏克蘭危機等熱點的催動下，短期內全球化的裂變風險或許將進一步加大，美國主導下的西方同盟體系將更多通過“小院高墻”“斷鏈脫鉤”等方式構建排他性“小圈子”，國際體系可能開始更多呈現出兩個乃至多個相互分立的次級體系。但從中長期看，正如馬凱碩在《亞洲的21世紀》一書中所指出的，隨著中印等非西方新興大國崛起，全球化軌道正被重塑；隨著美西方主導全球化意愿和能力的下降，一個更加多元、開放的全球化或許將會出現。[24]實際上，新興大國引領下的上合組織、金磚國家等已全面開啟擴員機制，沙特、土耳其、伊朗、埃及、阿根廷等均表示加入意愿。同時，由東盟發揮主導作用的“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已經啟動，所占全球經濟總量達到30%以上，折射出新的地區和全球治理形態正在顯現。[25]
烏克蘭危機與中美戰略競爭。盡管烏克蘭危機在短時間內使俄西矛盾驟然成為國際政治中最為突出的矛盾，但其沒有也不可能改變中美戰略競爭依然是影響未來世界走向最重要因素的基本態勢。從中長期看，美俄關系發展變化仍將受制于中美博弈的大趨向并未改變。雖然自烏克蘭危機爆發以來，美國一度降低了對華批評攻擊的調門，卻始終沒有真正調整視中國為美國和西方頭號戰略競爭對手的基本定位。更有甚者，北約秘書長斯托爾騰貝格還公開質疑中俄戰略協作，無端猜疑中國可能為俄提供“幫助”。[26]拜登政府新近出臺的新版國家安全戰略、國防戰略，以及核態勢評估報告等重要文件，亦將中國視為“頭號競爭對手”。在拜登政府眼中，中國仍是“唯一可能將其經濟、外交、軍事和技術力量相結合，以對穩定和開放國際體系提出持續挑戰的競爭對手”。據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世界經濟研究所課題組測算，未來中國仍將領跑世界經濟復蘇，按國際匯率計算，2028至2030年中國GDP有望超美，且2030年后中國對美經濟增長優勢仍會維持較長時間。[27]可以說，當前中美綜合國力的此長彼消正在迎來“擦肩而過”的歷史性時刻。因此，烏克蘭危機及由此帶來的俄西矛盾激化，并未沖淡近年來國際政治中愈演愈烈的中美戰略競爭氛圍，中美結構性矛盾始終存在，在特定條件下甚至有所激化。烏克蘭危機以來，美國有意避免與俄發生直接軍事沖突，通過援助烏克蘭推動“代理人戰爭”等方式持續加大對俄消耗，并繼續將中國作為其首要競爭對手。從長遠看，烏克蘭危機不僅不會根本緩和中美分歧，反而可能進一步加劇美對華戰略猜忌與打壓。其實早在烏克蘭危機爆發之初，被某些美國媒體戲稱為“亞洲沙皇”的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印太事務協調員坎貝爾就公開宣稱，美依然有能力同時在歐亞打兩場戰爭，聲稱外界不應懷疑美繼續支持臺灣及印太盟友的“堅定決心”。[28]
對中國歷史方位與戰略的思考
烏克蘭危機的爆發與延宕，深刻折射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已進入動蕩變革的新階段，國際安全格局調整由量變轉向質變的過渡性特征更加明顯，中國塑造外部安全與發展環境所面臨的不確定性不穩定性空前加大。但同時，危機也孕育轉機，中國作為影響國際安全格局與百年變局演變的重要力量，勢必成為俄烏局勢演進中各方關注、倚重甚至疑慮和防范的重要目標。這既為中國引導、塑造既有國際格局和體系提供了機遇，也使中國面臨著諸多新風險新課題。
首先，如何審視看待和正確把握中國在新一輪大國博弈和國際安全格局深刻巨變中的歷史方位及角色定位，將是影響中國能否成功應對外部變局的重要前提和關鍵。面對當前紛繁復雜的外部世界，中國更要有成熟的大國心態。這就要求，新時期中國能夠在面對涉及中國與世界其他力量間關系的事務時，正確把握世界發展大勢和中國歷史方位，實事求是地認知和處理外部問題。應當看到，面對烏克蘭危機與百年變局，一些國內網民乃至國際關系學者仍或多或少地存在情緒化的心態和思維，甚至被一些狹隘的反西方言論裹挾，難以對外部情勢的發展作出客觀理性的判斷。
必須承認，隨著中國實力地位的提升，中國正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當今的中國已然是現行國際秩序和國際規則的主要塑造者之一，維護既有國際秩序與國際關系基本準則的穩定及權威，不僅是中國重要的國際責任和義務，也是維護中國國家利益不可或缺的依托。尊重包括烏克蘭等國在內的各國領土主權，同時反對美西方奉行排他性、零和安全觀，是中國理應采取的基本價值取向。當前，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了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如何在這樣一個攻堅克難、爬坡過坎的關鍵時期，把握好積極有為與行穩致遠的辯證關系，也是處在當前歷史方位中的中國需要解決的重要課題。中國要以更加強烈的使命自覺，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在地區和國際熱點上發揮更大作用；但同時，中國依然需要始終聚焦國內轉型和發展，清醒認識前進道路上可能面臨的風險挑戰，始終保持戰略清醒和定力，全力以赴繼續做好自己的事。
對此，至少在21世紀上半葉的頭30年里，中國仍需堅持以穩中求進與“戰略審慎”為基調的大戰略，也即面對外部世界可能的劇烈變化，“除須堅決阻止和回擊對中國核心利益的重要傷害外，首先要立足于‘保底’”，即要尤其避免因外部的驟然變動干擾自身發展的節奏，始終“集中致力于維護中國自身的穩定、繁榮和進步”，并在此基礎上“審慎地對外積極進取”。[29]
其次，妥善運籌好百年變局下的大國關系，引導新一輪國際權力轉移和大國博弈有序演進，防止“零和博弈”“叢林法則”與冷戰時期的兩極對峙格局再度重演，亦是本次烏克蘭危機所提出的重要課題。烏克蘭危機又一次深刻折射出百年變局下的世界正面臨何去何從的“十字路口”，包括中國在內的各主要大國都將面臨新的重大抉擇。毋庸置疑，烏克蘭危機已嚴重加劇了大國分裂對峙乃至爆發直接沖突的風險，從烏克蘭危機前美國和西方不顧俄羅斯基本安全關切持續強推北約東擴，到俄羅斯斷然出兵烏克蘭引發冷戰后歐洲最大地緣震蕩，再到美對俄實施“極限制裁”、大打“代理人戰爭”，并極力“綁定”中俄，炮制和散播所謂“威權國家正聯手挑戰民主國家與國際秩序”的言論，一系列事件極大增加了世界的不穩定性、不確定性。以美籍日裔學者福山等為代表的不少西方戰略學者聲稱，陣營對峙、集團對抗及由此加劇的大國惡性競爭，成為影響當前國際格局與大國關系演變的主要風險。[30]
然而，與此同時，也需看到歷史的發展演進往往遠非“非黑即白”的簡單圖景，烏克蘭危機固然加劇了出現二元對立、撕裂世界的風險，但即便在烏克蘭危機的巨大動能和陰影下，世界的多極多元趨勢依然在加速深化發展。這其中最突出的表現就是，一個在對立的美西方與俄羅斯間的巨大“中間地帶”正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中國、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巴西、南非、東盟、阿盟等主要地區大國與組織并未簡單“選邊站隊”，而是更多采取了相對中立的立場，既反對以武力解決沖突，也不贊成單純的制裁施壓。實際上，即使在美西方同盟體系內部，除了英日加澳等“鐵桿盟友”外，德法意等大國也未徹底附和與聽命于美國當前的對俄政策。正如法國總統馬克龍所指出的，現實的世界正變得更加復雜多元，早已不能簡單歸結于陣營分化與大國對抗。[31]
幾乎可以預見的是，與主流西方戰略學者所普遍預測的明顯不同，在他們眼中的兩極對峙格局加速形成的同時，一個更加巨大的“中間地帶”正在日趨形成。同曾經存在的冷戰體系有根本不同的是，在這個巨大的“中間地帶”內，將包含政治、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體系各異的各式國家，而各國所能發揮的領導作用將越來越與不同的問題領域相掛鉤。與烏克蘭危機下所凸顯的、美國試圖通過加強同盟體系再度強化單邊霸權的趨勢不同，當今及未來世界的一個更為長期、更為深刻的發展趨勢是，權力的擴散及由此帶來的新的多元多極格局正在形成，一種新的大國競合博弈形態和模式或許將會出現。
有鑒于此，對中國而言，從更長遠的世界發展趨向和自身利益來看，作為一個兼具多重身份的新興大國，中國更應積極適應和引導世界發展的新趨向，承前啟后、推動和構建一個價值理念更加多元、制度設計更為包容、力量格局更趨平衡的國際關系和世界未來發展路徑，以真正避免世界重回非此即彼、強者通吃的大國競爭老路。也只有如此，才能真正防止在權力分散化、世界多元多極化深入發展的情況下，頻現大國無序競爭、民粹主義抬頭乃至大國陣營對抗等系統性風險，才能真正為避免修昔底德陷阱、防止守成大國與崛起大國的惡性競爭開辟新路。
最后，如何更好在百年變局下維護周邊安全，防止烏克蘭危機的戲碼在亞太上演，筑牢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依托，是中國未來必須處理好的另一重大課題。從俄羅斯的經驗教訓來看，冷戰結束30多年，美國利用北約東擴在俄羅斯周邊和家門口步步緊逼，導致蘇聯冷戰時在歐洲的近2000公里戰略縱深幾乎喪失殆盡。俄羅斯的發展與安全始終嚴重受制于周邊安全熱點的持續發酵升溫，嚴重拖累了俄羅斯追求重振大國地位與民族復興的步伐。從中國自身看，盡管伴隨“一帶一路”倡議與親誠惠容周邊外交理念的持續落地實施，中國已成為日韓及東盟等周邊主要大國的最大經貿伙伴，由中國積極推動的世界最大自貿區RCEP也正式啟動，但亞太格局中“安全靠美國，經濟靠中國”的二元分立現象始終未得到根本消除。
尤為值得關注的是，自拜登、特朗普兩屆美國政府加速推動印太戰略以來，以中國為主要目標的美國印太安全盟友與伙伴體系日漸成熟，這個體系力圖以美日同盟為主軸、美日印澳四國伙伴關系為主要框架，同時積極借助美英澳三邊軍事同盟（AUKUS）、北約、七國集團等框架進一步將域外大國引入亞太，從而使亞太安全領域正面臨冷戰后最深刻的變化和調整。在烏克蘭危機的大背景下，美國在安全領域對中俄的“雙遏制”戰略必然將更加清晰。其中，特別引人注意的是美日安全同盟的全面強化。近年來，日本軍費連年增加，而烏克蘭危機爆發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公開表示未來將仿效德國，大幅增加軍費、使軍費占GDP的比例達到2%，[32]日首相、外長還首次參加北約峰會和外長會。盡管在RCEP生效、中日韓自貿區談判持續推進等大背景下，中日經貿合作始終保持了較高熱度，但日本在安全領域針對中國的軍事準備也日益升級，不斷走深走實走細。臺灣與南海問題則可能成為未來引爆沖突的最危險挑戰。可以說，在當前及未來一個時期，妥善管控臺海局勢和南海局勢，是中國經略周邊安全與維護國家主權的當務之急。
對中國而言，烏克蘭危機再次向中國昭示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國際形勢的波詭云譎，也再次將中國推向了大國博弈前沿，中國的一舉一動都可能對國際形勢走向產生重要影響，也必然引發外部世界的關注甚至聚焦。保持戰略定力、做好各種外部風險應對預案，堅持穩中求進、維護發展與安全環境的基本穩定，盡量避免卷入或觸發不必要的重大外部安全風險，始終聚精會神做好自己的事，就成為當今中國難以回避的戰略抉擇。
注釋
[1]約翰·米爾斯海默：《美國應為俄烏沖突負主要責任》，2022年3月7日，https://column.cankaoxiaoxi.com/2022/0307/2471590.shtml。
[2]參見S. Pifer,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 and Reshaping Europe," in O. Schmies (eds.), NATO's Enlargement and Russia, Delhi: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1, p. 121.
[3]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大棋局——美國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緣戰略》，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14頁。
[4]A. Anglesey, "Russia and NATO Military Strength Comparison Goes Viral Amid Rising Tension," 28 Feb., 2022, https://www.newsweek.com/russia-nato-military-strength-comparison-goes-viral-amid-rising-tension-1683269.
[5]D. Stefanovich and M. Mironyuk, "Foundations of Current and Future Security Relations Between Russia and NATO Member States: Narratives, Capabilities, Perceptions and Misperceptions," in O. Schmies (eds.), NATO's Enlargement and Russia, Delhi: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1, p. 226.
[6]K. E. Stoner, Russia Resurrected: Its Power and Purpose in a New Global Order, M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1, p. 76.
[7]N. Hodge; U. Pavlova and D. Tarasova, "Vladimir Putin Says the West has 'Ignored' Russia's Key Concerns over Ukraine," 1 Feb., 2022, https://edition.cnn.com/2022/02/01/europe/vladimir-putin-west-ignored-russia-concerns-intl/index.html.
[8]參見克勞塞維茨：《戰爭論》，鈕先鐘譯，南寧：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157～160頁。
[9]時殷弘：《全球性挑戰與中國》，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55～156頁。
[10]"An Exclusive Interview with Volodymyr Zelensky," 28 Mar., 2022, https://www.economist.com/films/2022/03/28/an-exclusive-interview-with-volodymyr-zelensky.
[11]P. Mozur; S. L. Myers and J. Liu, "China's Echoes of Russia's Alternate Reality Intensify Around the World," 11 Apr., 2022, https://www.nytimes.com/2022/04/11/technology/china-russia-propaganda.html.
[12]《博雷利：俄羅斯的特別軍事行動是二戰后“歐洲最黑暗的時刻之一”》，2022年2月24日，http://www.thepaper-cn-s.vpn.sdnu.edu.cn/newsDetail_forward_16836857。
[13]參見"Russia–EU – International Trade in Goods Statistics," 28 Mar., 2022, https://ec.europa.eu/eurostat/statistics-explained/index.php?title=Russia-EU_%E2%80%93_international_trade_in_goods_statistics.
[14]R. Balfour, "What Russia's War in Ukraine Means for Europe," 8 Mar., 2022, https://carnegieeurope.eu/strategiceurope/86587.
[15][32]J. Johnson, "How German's Historic Shift on Military Spending Could Affect Japan's Defense Plans," 3 Mar., 2022, https://www.japantimes.co.jp/news/2022/03/04/national/germany-prompt-japan-defense-change/.
[16]《法國總統馬克龍：俄羅斯和俄羅斯人民需要受到尊重》，2022年3月8日，https://www.guancha.cn/internation/2022_03_08_629455.shtml。
[17]A. Sreckumar, "How the Russia-Ukriaine War is Reshaping Defense Trade," 24 Mar., 2022, https//thediplomat.com/2022/03/how-the-russia-ukraine-war-is-reshaping-defense-trade/.
[18]D. Yergin, "Russia Losing Its Status as an 'Energy Superpowe', " 30 Mar., 2022, https://www.economists.com/by-invitation/2022/03/19/Daniel-yergin-on-russia-losing-its-status-as-an-energy-superpower.
[19]《制裁重創俄羅斯盧布及其金融市場》，2022年2月28日，https://cn.wsj.com/articles/CN-F/N-20220228175009。
[20][25]參見FAO, "Responses to the Ukraine Crisis: Social Protection for Food Security and Nutrition," 8 Apr., 2022, https://www.fao.org/3/cb9448en/cb9448en.pdf.
[21]O. Ata, "Detecting Multiple-Equilibra and Chaos in Oil Prices and Global Commodity Marke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asearch in Bussiness & Prices, 2022, 11(6), pp. 350–361.
[22]馬克思·塞登、亞當·薩姆森：《俄羅斯威脅要用盧布償付外債》，2022年3月14日，http://www.ftchinese.com/interactive/64781?exclusive。
[23]A. Slaughter; K. Mahbubaui et al., "US Grand Strategy After Ukraine: Seven Thinkers Weigh in How the War will Shift US," 21 Mar., 2022, http://foreignpolicy.com/2022/03/21/us-geopolitics-security-strategy-war-russia-ukriane-china-indo-pacific-europe/.
[24]K. Mahbubani, The Asian 21st Century, London: Springer Nature Publishing Group, 2022, pp. 203–215.
[26]參見"Press Conference by NATO Secretary General Jens Stoltenberg Following the Meetings of NATO Ministers of Foreign Affairs," 30 Nov., 2022,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opinions_194330.htm?selectedLocale=en.
[27]參見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宏觀經濟課題組：《2020全球經濟觀察》、《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年度報告》，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官方公眾號，2022年2月15日。
[28]D. Brunnstrom and M. Martina, "U.S. can Focus on Two Theaters – Indo–Pacific and War in Europe, Official Says," 1 Mar., 2022, https://www.reuters.com/world/china/us-can-focus-two-theaters-indo-pacific-war-europe-official-says-2022-02-28/.
[29]時殷弘：《巨變與審慎：論對外戰略問題》，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第9頁。
[30]F. Fukuyama, "A Country of Their Own: Liberalism Needs the Nation," May/June, 2022, 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kraine/2022-04-01/francis-fukuyama-liberalism-country.
[31]《法蘭西共和國總統埃馬紐埃爾·馬克龍在第七十五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的講話》，2020年9月22日，https://cn.ambafrance.org。
Global Security Structure and China's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Choices
Fu Yu
Abstract: The Ukranian crisis is a major even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 Behind it is a concentrated outbreak of deep structural conflicts between the U.S.-led West and Russia over the past 30 years after the Cold War, highlighting that the existing European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ructure is no longer sustainable. Along with the fermentation and prolongation of the impact of the crisis, the adjustment of the world situation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order has increasingly shown obvious dualistic characteristics, that is, the trends and factors that may drive the evolution of Europe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of fission and integration, conflict and compromise, group confrontation and pluralistic coexistence are intensifying at the same time, and even overlapping and resonating with each other, showing that the evolution of global changes has entered a critical mid-stage. The Ukrainian crisis may lead to greater disorder and institutional failure in the future, but it may also, on the other hand, accelerat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adjust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 new, more just and rational direction. China, as the most dynamic and energetic key force in the century of unprecedented changes, will become an important factor in shaping and leading this historic process.
Keywords: Ukrainian crisi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ructure, major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Chinese diplomacy
責 編∕桂 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