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深度契合當前我國的時代背景和實踐要求。當前，有效供給不足已成為影響擴大內需的關鍵因素，需要有效投資優化供給結構，彌合供需缺口、實現供需平衡。從宏觀層面著眼，可以更好把握現階段我國社會投資的核心特征——投資趨同，同時借助對有效投資在不同經濟發展階段的性質變化的分析，可以了解到投資趨同對于經濟的“倒U型”影響。據此，弱化投資趨同是擴大有效投資的重要途徑，也是今后擴大內需的重要途徑之一。

關鍵詞:供需匹配 有效供給不足 有效投資 投資趨同

【中圖分類號】F015 【文獻標識碼】A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這一決策部署深度契合當前我國的時代背景和實踐要求，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但乍看之下，需求和供給作為經濟發展的一體兩面，在不同發展階段下或各有側重，二者結合的契機并非顯而易見。由此，本文將從我國當前供需平衡及其變遷出發，剖析擴大內需戰略基點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主線的結合契機；并在此基礎上，著力論證有效投資在供需合力之中的關鍵作用，以及如何更好發揮這一作用。

供需失衡的新特征——有效供給不足

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供給和需求間的平衡是相對的，而不平衡是絕對的（劉鶴，2022）。也就是說，供需失衡是經濟發展的常態化問題，找準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探索適應時代要求的發展思路之首要前提。

首先，從經濟數據著眼，審視我國供需失衡的主要表現。供給側，產能過剩長期存在，工業產能利用率于2011年后長期低于80%，導致實體經濟部門盈利能力降低、運行壓力提高，杠桿率從不足180%推高至接近300%。需求側，消費需求匱乏，居民消費收入比持續下行，從2000年的78.3%下降至2021年的68.6%；高儲蓄率使投資占比頗高，但是又未充分流入經濟效益更高的行業。經測算，2016年至2021年低效高投資和高效低投資的行業占比達到約41%。*

進一步，代入經濟學理論框架，我國經濟在一定程度上供給過剩和需求收縮并存，市場并未充分實現出清。要從中找準供需失衡的主要矛盾，關鍵是分析經濟現象背后的理論邏輯。若沿用西方主流且對我國亦影響頗深的凱恩斯主義理論體系，這種總量上的“失衡”很容易被解讀為簡單的“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是凱恩斯提出的經濟學概念，核心思想在于，受收入水平和心理規律的制約，總需求和總供給之間必然存在缺口（Keynes，2018）。在有效需求不足狀態下，系統性的供大于求造成市場無法出清，商品滯銷、生產縮減，失業難以避免。此時，經濟增長取決于需求能夠消化掉多少供給，促進增長、應對沖擊的最直接措施是以財政政策即政府投資來刺激需求、彌補缺口。

然而，由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長期探索和實踐可以說明，有效需求不足已不是制約我國發展的唯一問題。一方面，我國居民收入穩步提高且分配結構日益改善，實現了奔向全面小康的歷史性跨越，近十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9.21%亦領先于GDP的8.89%。另一方面，以刺激需求為導向的傳統宏觀調控收效越發不盡人意，空間也日益收窄，“十三五”至今，金融機構加權平均存款準備金率從17%降至7.8%，政府債務占GDP比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測算）更是從48.24%升至71.48%。綜上，我國有效需求不足的收入約束已逐漸放松，然而供需平衡卻未能改善，且有效需求不足之下對癥的需求刺激手段亦未能扭轉局面。綜合判斷，我國的供需平衡關系已然不再僅是有效需求不足，而是進入了“有效供需不足”相疊加的階段。

有效供給不足，是本文要著力論證的概念，其意味著供需缺口已經從需求小于供給，轉變為供給結構不能充分滿足需求。此時，需求刺激不再是提振經濟的主要動能，調整供給結構來匹配需求，方能促進市場出清乃至維持經濟良性循環。從有效需求不足向有效供給不足的轉變，是需求側和供給側共同作用的結果。需求側，隨著經濟發展、收入提高，一方面，收入制約放松，潛在需求總量提升；另一方面，生活必需品和耐用消費品的需求逐漸飽和，故潛在需求結構亦逐步升級，新需求占比呈現出穩定的、漸進的提升趨勢。供給側，以幾次科技革命為標志，技術創新在短時間內集中涌現，故供給能力的升級進程異于需求，呈現典型的階躍性；目前，改革開放和信息技術革命帶來的技術紅利在我國已基本兌現，而新一輪的科技革命仍在萌芽階段，供給能力的提升速度仍趨緩。需求升級的速度超過了供給，供給結構和需求結構的匹配度降低，滿足需求的產出占比減少、產能過剩凸顯，最終或將影響就業、收入乃至經濟增長。

和凱恩斯眼中的有效需求不足一樣，有效供給不足亦是發展過程中必然經歷的階段，這是由供給和需求升級進步的內生規律決定的。同樣地，面對有效供給不足，也需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作用，同時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對宏觀經濟特別是供給側施加必要的干預，彌合供需之間的缺口。至于如何實現該目標，本文認為關鍵在于投資，特別是有效投資。

以有效投資創造有效供給，實現供需匹配

在有效供給不足的狀態下，優化供給結構是實現供需良性互動的重要著力點，而投資作為需求的重要組成，成為了從需求側牽引、配套供給側改革的重要抓手，對于優化供給結構、實現供需匹配具有關鍵作用。

廣義來說，創造有效供給的投資即為“有效投資”。反饋到經濟上，有效投資能夠產生收益乃至合理的回報。有效供給需要相應的產能基礎作為實物支撐，即該國總資本存量中能與總需求相適配的部分，可定義為有效資本存量（那藝、賀京同，2022）。因此，擴大有效供給的前提條件是擴大有效資本存量。一旦將有效供給與有效資本存量相聯系，又可進一步將其與社會投資相關聯。一般而言，一國的總資本存量取決于各時期凈投資的累積。投資在短期屬于需求范疇，但從長期看，其去向決定了供給的內容，即通過資本積累形成產能，從而為未來的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提供生產手段。據此，可構建一個完整的從提升有效投資到形成有效資本存量，再到形成有效供給從而優化供給結構的理論邏輯鏈條。在這一邏輯鏈條之下，優化供給結構、提升有效供給的本質即在于擴大有效投資。

如何擴大有效投資？本文試圖從宏觀層面展開論述。而既然我國經濟已從有效需求不足過渡至有效供需不足相疊加階段，有效投資的性質或者說要求勢必也發生了轉變。因此，要回答這一問題，需從歷史的角度出發，歸納總結我國經濟供需平衡關系的發展變化，可從而從理論上分析社會投資如何運動，又發揮著何種作用。

我國在相當長時間處于有效需求不足狀態。國內的收入水平不足以將改革開放帶來的生產力提升全部消化。政府適當地運用了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政策，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政府投資以及國有資本運作，有力地扶持了一部分重點支柱產業和優勢產業。也正因此，我國投資長期呈現趨同特征，即宏觀上社會投資向少數行業的集中現象（賀京同等，2015）：改革開放初期，投資的流向主要是農林牧漁、能源類及交通運輸業。進入21世紀，由于加入WTO使出口條件得到改善以及住房的商品化改革，投資開始向制造業和房地產業匯聚。投資趨同行業形成了顯著的規模效應，還帶動了關聯行業，這一時期我國的經濟增速呈現波動上升趨勢，2001—2012年GDP平均增速達到10%左右。

反觀當下，我國經濟供需平衡關系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當前社會主要矛盾已經從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與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變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與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需求側，全面小康的實現、收入水平的提高極大地拉動了潛在需求；供給側，過剩產能的背后即是大量不能匹配需求的無效供給。而作為優化供給結構的關鍵，投資應做出相應結構調整，以有效投資提振有效供給，才能彌合需求和供給之間新的缺口。然而，由于政策慣性或市場機制不健全等原因，以往趨同的行業雖然效率已然低下，卻仍虹吸大量社會投資，宏觀投資效率趨弱。且如此造成的產業體系不完善，使匹配需求的新業態缺少資源支撐，抑制了現有供給體系自發匹配需求的功能。另外，若繼續借由需求管理政策扶持新興產業，新的趨同亦未必帶來匹配需求的有效供給，或引致更為嚴重的資源浪費。當大國經濟進入有效供給不足狀態，趨同投資模式對于有效投資已然弊大于利。

綜合上述理論分析，我國投資宏觀上的最顯著特征乃是趨同，且隨著經濟進入有效供給不足的階段，趨同和有效投資之間的關系已然反轉。理論層面的邏輯演繹離不開實證數據的支撐，新階段下究竟如何看待投資趨同，重新找回社會投資和有效投資的契合點，需要對經濟數據做進一步的挖掘。

新發展階段擴大有效投資的重要路徑——弱化投資趨同

第一步，是如何度量投資趨同。本文選擇宏觀行業投資數據，以變異系數（coefficient of variation）測度投資趨同。變異系數等于標準差和均值之比，屬于去量綱指標，能夠衡量一組樣本的差異化程度。變異系數越大，表示樣本之間的差異越顯著。具體到行業投資上，同一期內各行業投資的變異系數越大，即代表行業之間的投資分布越發不均，投資趨同越是突出。具體地，我們選取了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按行業分固定資產投資情況”月度數據，行業分類標準為《國民經濟行業分類（GB/T 4754—2017）》當中的門類代碼，共18類（不含“公共管理、社會保障和社會組織”和“國際組織”兩類），并將其從月度累積額換算為季度新增投資額，鑒于2018年起該數據轉為同比增速數據，2018年之后的數據均基于2017年數據為基礎根據增速估算得到。最終，中國投資趨同度數據的時間跨度為2004年第一季度至2022年第二季度。結合GDP增速數據，繪制出圖1。

從圖中可見：進入21世紀后投資趨同呈顯著上升趨勢，印證了理論分析當中對于我國投資趨同特征的研判。至2010年開始，我國的投資趨同度來到歷史高位，而這恰與經濟增速的下行區間在時間維度上重合。此外，我國的投資趨同程度從2012年開始已經進入下行區間，但和世紀初相比，仍然處于較高位置。

更進一步，為了明晰有效投資的性質隨經濟發展作何變化，需要測算投資趨同對于經濟增長的動態影響。為此，我們使用了狀態空間模型這種計量手段，將不可觀測的狀態變量（即投資趨同度之于經濟增速的動態影響系數）并入到可觀測模型進行動態聯合估計。模型的運算則依賴卡爾曼濾波迭代算法，能夠把握變量關系在不同時期的動態特征，并有效地克服結構變動產生的估計偏誤。此外，本文另外選取了美國和印度另外兩個大國的數據，中美印分別處在不同發展階段，三國數據相互疊加，能夠覆蓋有效需求不足和有效供給不足以及二者的過渡階段。圖2為中美印三國投資趨同影響系數的運動軌跡（關于具體的估計方法、檢驗步驟等，由于篇幅原因，在此不做展示）。

大體上，就投資趨同之于經濟增長的影響而言，中國在從正轉負，美國穩定為負，印度則由負轉正。結合所選取數據的時間范圍以及三國經濟情況，可以初步判斷，投資趨同對經濟的貢獻隨著經濟的發展，呈現先增長、后降低的“倒U型”。

首先著眼我國，投資趨同的作用在2012年之前基本為正，2012年之后轉負。和前文理論分析相對照，這一點意味著我國經濟實現了發展階段的跨越，經濟有效供給不足狀態開始凸顯，故有效投資的性質發生了轉變，趨同式的投資模式無法繼續拉動經濟穩定增長。也正是在2014年前后，黨中央適時做出了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的重要判斷，并大力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已然注意到去趨同化的重要性。此外，在2008到2009年的國際金融危機以及此次疫情沖擊下，影響系數均出現了劇烈波動。這一方面可能和危機期間經濟的同比增速大幅波動有關，另一方面意味著面臨外來沖擊，投資趨同或加劇經濟波動，威脅經濟穩定。尤其是結合美國、印度兩國的影響系數在同一時間段內波動弱于我國，更高的投資占比以及更突出的投資趨同或許會放大外部經濟沖擊。

反觀美國則更為簡單，21世紀后投資趨同的影響長期為負，可見，美國經濟已經在2005年以前，就已經邁入了有效供給不足的階段。美國作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發達國家的典型代表，上述論斷也基本與現實吻合。

最后，印度的時變系數在21世紀之前基本為負，進入21世紀后開始轉正并逐漸升高。和理論部分對照，印度亦跨越了兩個發展階段。須知印度的經濟落后中美，2000年之前，其工業化進程尚未全面展開，供給能力的提升相對滯緩，有效供給不足；隨著工業化的全面展開、新的生產技術涌入，供給能力跨越式增長，經濟進入有效需求不足的階段，趨同模式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由負轉正。實際上，印度的投資趨同度在21世紀長期呈下降趨勢，對于尚處于工業化水平較低發展階段的印度來說，這阻礙了經濟增長，重服務業、輕制造業的“印度道路”過早地分散了經濟重心，并不一定適合其所處的有效需求不足狀態。

結合前文理論分析和以上大國數據的實證檢驗，投資趨同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呈現出“倒U型”；而我國正處于倒U曲線中間偏右、趨同影響由正轉負的有效供給不足階段。當下，宏觀層面弱化投資趨同，是擴大有效投資、優化有效供給，從而牽引擴大內需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的重要路徑。

相關對策建議

理論和實證分析已經闡明，有效投資具備牽引擴大內需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的功力，以及當下從宏觀上弱化投資趨同和擴大有效投資之間的一致性。據此，本文提出以下幾點政策建議：

供需平衡發生改變，已從有效需求不足過渡至有效供需不足疊加階段，凱恩斯主義的宏觀調控思路適用性不再，故政府應慎重使用粗放型的財政與貨幣政策；對于具體的導向型產業扶持，同樣應該謹慎施行，并逐步取消對特定行業投資的特惠式鼓勵政策，比如免稅、補貼、低利率、無償占用各種經濟資源等，這會導致低效率企業不易自發退出，以及其他投資主體不計成本地盲目跟進，加劇投資趨同、降低宏觀投資效率。

弱化投資趨同需要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市場方面，應構建規范有序的破產清算機制，強化市場的淘汰功能，使投資主體承擔真實的風險與損失，從而推動有效投資淘汰無效投資、有效供給淘汰無效供給。政府方面，國有資本的投資重心轉向帶有自然壟斷屬性的基礎性服務設施上來，并通過制度改革打破市場壁壘，促進生產要素自由流動，形成市場和政府的合力。

創新是第一動力，彌合供需不匹配的缺口絕對離不開創新。滿足需求的新供給，其源頭在于創新，且弱化趨同也需要創新產生的新業態。而創新本身不可預測，故而營造創新環境要比指向性地加大要素投入更有效率，對此，政府應考慮加大對教育、社會保障的扶持力度，為市場主體自主創新提供良好的環境。

【文本作者賀京同，南開大學英才教授、經濟學院教授，南開大學濱海開發研究院副院長；趙子沐，南開大學行為經濟學研究中心研究員。本文得到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發揮投資對優化供給結構的關鍵作用研究”（21ZDA037）支持，項目主持人：賀京同】

參考文獻

[1]劉鶴：《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人民日報》，2022年11月4日，第6版。

[2]Keynes, J. M., 2018.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3]那藝、賀京同：《以投資優化供給結構需關注預期行為》，《中國社會科學報》，2022年1月19日，第3版。

[4]賀京同等：《適度弱化投資趨同有利于新常態下的經濟增長》，《光明日報》（理論版），2015年10月14日，第15版。

[5]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日報》，2022年10月26日，第1版。

責編：李 懿／美編：王嘉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