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受以軍事為代表的硬實力不足的制約，歐盟在國際舞臺長期靠“軟實力”說話，致力于通過直接或間接地輸出思想、觀念、準則、規范等發揮“規范性力量”的作用。但是近年來，國際環境的發展演變，特別是烏克蘭危機的爆發，激發了歐盟全方位的危機意識，促使它走上了謀求戰略自主的現實主義道路，不僅追求防務自主，而且將能源、經濟、科技、供應鏈、空間、網絡、糧食與食品等所有事關安全的領域統統列入戰略自主清單，以降低對外部世界的依賴。但是，對內受成員國在戰略自主問題上存在利益分歧和認知差異的影響，對外受美國因素制約，歐盟的戰略自主進程不會一帆風順，短期內恐難有質的突破。

【關鍵詞】歐盟 戰略自主 歐洲安全 【中圖分類號】D815 【文獻標識碼】A

在烏克蘭危機改變歐洲安全環境，暴露出歐盟在防務、能源等領域脆弱性的背景下，戰略自主日益頻繁地出現在歐盟和法德等國政要的講話以及歐盟的政策文件中。那么什么是戰略自主？歐盟推進戰略自主的深層動因何在？未來前景又如何呢？本文將進行深入探討。

何謂歐盟戰略自主

戰略自主是近一兩年來歐盟出鏡率很高的一個詞，這個概念的出現可追溯至幾十年前：1994年，戰略自主一詞首現于法國的“防務白皮書”，按照該白皮書的說法，所謂戰略自主，指不能只依靠北約的保障而放棄核威懾，否則法國將陷入對北約的依賴。法國一向倡導防務獨立、擺脫對美依賴，率先提出戰略自主概念并不稀奇，盡管只針對法國自己。

此后，人們借用該概念呼吁歐盟加強安全和防務領域的自主權，但直到2013年，戰略自主一詞才首現于歐盟官方文件。在2014年12月19日—20日歐盟理事會關于歐盟共同外交與防務政策的結論中，出現了戰略自主的表述：“歐洲需要有整合度更高、持續性更強、更具創新性和更有競爭力的防務技術與工業基礎，以確保發展，確保維持防務能力，進而加強戰略自主及與合作伙伴的行動能力。”2016年，歐盟理事會在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總戰略中對戰略自主作出了解釋：“歐洲要想促進域內外的和平與安全，適度的野心和戰略自主是很重要的，這就是為什么我們要在防務、反恐、戰略性能源和通信以及網絡空間等領域作進一步努力的原因，成員國必須要把在條約中對互助和團結的承諾轉化為行動。在“2019—2024年新戰略計劃”中，歐洲理事會為戰略自主加入了商貿維度，將“確保在歐盟內部及在國際舞臺的公平競爭、促進市場準入、打擊第三國的不公平競爭，確保戰略供應鏈安全”等納入其中，進一步豐富了“歐洲戰略自主”的內涵。

烏克蘭危機爆發后，歐盟對戰略自主有了更加急迫和全面的認識，這集中體現在2022年3月歐洲理事會通過的《凡爾賽宣言》中。宣言指出，要在國防、能源供應和經濟方面加強歐盟的戰略自主，在歐盟內部以合作的方式進行防務自主并激勵成員國在聯合研發和聯合軍采方面進行合作投資；同時呼吁提高能源獨立并建立強大的經濟基礎，逐步擺脫對俄羅斯天然氣、石油和煤炭的依賴，并減少在關鍵性原材料、半導體、衛生、數字技術和食品等領域的對外依賴。2022年，歐洲議會在題為“2013—2023歐洲戰略自主”的文件中，也對戰略自主做了較為明確的定義——“歐盟在具有戰略意義的政策領域自主行動、即不依賴其他國家的能力。這些領域包含從防務政策到經濟的、以及維護民主價值觀的能力”。

由此可見，“歐盟戰略自主”概念經歷了一個長達10年的發展歷程。最初該概念僅限于防務領域，指狹義的軍事威脅和領土安全；此后，隨著世界格局和地緣政治的發展演變，歐盟持續擴大戰略自主的內涵和外延，使之不斷突破防務領域。烏克蘭危機爆發后，歐盟將戰略自主幾乎拓展到了所有帶有戰略色彩的領域，包括經貿、工業、科技、通信、能源、網絡、供應鏈、人工智能、數字經濟以及食品安全等。按照歐洲議會的劃分，在這10年中，歐盟戰略自主大致經歷了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2013—2016年，此時的戰略自主尚停留在狹義的安全與防務自主階段；第二個階段為2017—2019年，在該階段，歐洲議會認為國際局勢發生了以下列事件為標志的劇變——英國脫歐、特朗普執政美國、中美貿易摩擦和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在此背景下，歐盟戰略自主表現為尋求捍衛更加廣泛的歐洲利益；第三個階段始于2020年，在疫情背景下，歐盟將戰略自主轉向減少對域外供應鏈的依賴；第四個階段為2022年迄今，該階段，歐盟將戰略自主擴大到了幾乎涵蓋聯盟的所有政策領域。

綜上所述，目前歐盟戰略自主是全面升級后包羅萬象的全方位自主。不過我們仍可從中劃分出幾大優先領域：第一是防務自主，防務是歐盟最大的短板和最迫切的議題，在該領域，歐盟的目標是加強歐洲防務建設，擺脫對美依賴；第二是能源自主，在該領域，歐盟擬尋求能源進口的多樣化并更多地使用可再生能源，擺脫對俄依賴；第三是經濟、科技和供應鏈自主，在該領域，歐盟擬加強包括國防科技在內的技術和工業自主，保護歐洲的戰略產業，推動成員國進行數字經濟和綠色經濟雙轉型，尋求供應鏈布局的多元化，擺脫對美、對華依賴。

歐盟緣何推動戰略自主

歐盟之所以頻頻強調戰略自主，有內外兩方面的深層動因：首先是內部因素。從二戰后建立煤鋼共同體起至今，歐洲一體化無疑取得了重大成就，但該成就主要體現在經貿領域——統一大市場的建立、單一貨幣的出臺等。與之相對應，歐盟在國際社會主要被視作一支經濟力量。相形之下，它在國際政治領域的分量不足，缺乏軍事硬實力，在國際舞臺長期靠“軟實力”說話，致力于通過直接或間接輸出自由、民主、法制、人權等價值觀，以及更為廣泛的、涉及各個領域——法律、經濟、社會、政治、和文化等的理念和規范，來影響他人，以期起到改變、塑造國際規則與秩序，使之符合歐盟預期的目的。換言之，歐盟在國際關系中的力量并非基于軍事實力，而是基于一系列其自身在一體化過程中所踐行并認為行之有效的思想、價值和規范。例如，基于法律、法規的多層治理模式，以對話、妥協、合作、締約取代沖突和武力來解決爭端，管理分歧的方式，等等。所以歐盟自視為一支規范性力量（normative power），或稱“安靜的力量”，即能影響、感召和吸引他人追隨、仿效的力量，而非美國式的以槍炮為后盾、以單邊主義為準則的“蠻力量”。

但是隨著國際局勢的變化，歐盟在全球輸出并樹立規范的能力受到挑戰，難以籍此捍衛自身利益。近些年歐盟自身也經歷了重重危機（如移民難民危機、債務危機、疑歐脫歐等），“榜樣”形象大打折扣，“制度優勢”說服力下降，這是歐盟轉而謀求戰略自主，全方位提升硬實力的主要原因。

促使歐盟走上戰略自主道路的首要和直接因素無疑是烏克蘭危機。這場危機充分暴露了歐盟長期以來的硬實力短板。此前，歐盟特別是法德兩國在俄烏之間進行了長時間的調停斡旋，力促以和平方式解決問題，然而最終仍未能阻止沖突升級，并且要靠以美國為首的北約來保障歐洲的地緣政治安全。這使歐盟深刻認識到，關鍵時候硬實力才是硬道理，軟實力若無硬實力支撐也無法有效發揮作用；按照歐洲學者的說法，烏克蘭危機觸發了歐盟的地緣政治覺醒，使它走出了靠軟實力服人的“天真”。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也宣稱要在歐盟的全球戰略中采取“有原則的實用主義”。

歐盟對俄制裁引發的通貨膨脹、能源和原材料價格飛漲等反噬作用同時暴露出歐盟在其他領域的尷尬和被動，這使歐盟意識到安全不僅事關防務，進而將“安全”問題拓展到了帶有戰略意義的各個方面：空間、網絡、能源、衛生、數字、原材料、食品與糧食、供應鏈、高科技等。立志推進全方位自主，尤其是降低關鍵性原材料、供應鏈等戰略色彩較強領域的對外依賴，發展在未來全球領導地位的爭奪中起決定作用的高新科技（如數字技術等）。

早在烏克蘭危機爆發的前幾年，伴隨著英國脫歐、特朗普治下的美國提出“美國優先”等，歐盟便開始感受到危機與挑戰。2017年法國總統馬克龍在講話中指出，當前是一個“民族主義、身份主義、保護主義和孤立主義的主權主義”崛起的世界，歐盟不僅因英國脫歐而削弱，而且面臨著美國的保護主義壓力。當然，馬克龍也沒有忘記點名中國，認為歐盟同時遇到了中國經濟騰飛的挑戰，呼吁歐盟加強自主能力，發展共同的戰略文化。隨后在美國對華貿易摩擦和在全球傳播的疫情中，歐盟又得出在技術和供應鏈領域太過依賴美中兩國，將對其經濟、科技乃至國家安全構成重大威脅的結論。按照法國智庫的說法，中美歐三方的關系恰似一個漢堡，美國是漢堡的一面，擁有谷歌、蘋果、臉書和亞馬遜等壟斷性的高新科技；中國是漢堡的另一面，擁有光伏、鋰電池等領先性的新興產業，同時在可能被迫與美國脫鉤的潛在風險下努力推動產業升級，未來有望在高科技領域比肩美國。而歐洲則夾在中間，處境尷尬，在產業鏈的高低兩端均不占優勢。為此建議歐盟要具備長遠的戰略眼光，把努力擺脫在經濟和科技領域被美中兩國“夾擊”的不利局面作為未來二三十年的戰略重點，尤其建議將域外歐洲企業回遷至本土、打造歐洲自己的供應鏈，擺脫對華依賴。其中的對華認知與結論，自2020年以來逐步成為歐盟的主流論調，并最終在烏克蘭危機催生全方位危機感的背景下納入歐盟的戰略自主清單。歐盟對華錯誤認知，既是將安全問題泛化的產物，又是將安全問題意識形態化的產物。

歐盟實現戰略自主的前景如何

烏克蘭危機爆發前，歐盟戰略自主基本停留在口頭上，并未真正付諸實踐。烏克蘭危機爆發后，歐盟迅速將戰略自主從口頭轉向行動。在防務領域出臺《安全與防務戰略指南針》計劃，在能源領域開始尋求開拓新的能源供應渠道，等等。盡管如此，受內外兩方面因素制約，歐盟戰略自主的推進恐難一帆風順。

歐盟戰略自主能否順利實施，首先取決于全體成員國能否在該問題上取得共識，是否有共同的政治意愿以及將意愿訴諸行動的能力。作為主權國家聯盟，歐盟內部始終存在利益分歧和認知差異，戰略自主也不例外。盡管烏克蘭危機在一定程度上凝聚了共識，但并未抹煞差異，有些時候甚至放大了差異，特別是在防務領域。

在防務問題上，歐盟內部始終存在依靠北約還是發展獨立防務能力的分歧。分歧首先體現在法德之間。作為“歐洲一體化的發動機”，法德軸心的共識是推動歐洲在任何領域取得進步的前提和關鍵。一直以來，法國都是歐盟戰略自主的旗手和推手，戰略自主一詞是由法國率先提出的，目前歐盟對戰略自主的高度重視亦來自法國的大力推動。法國總統馬克龍早在2017年就提出“政治歐洲”“主權歐洲”等具有戰略自主含義的概念并號召打造共同的戰略文化。2022年連任后，馬克龍進一步呼吁歐盟增強地緣政治思維，將歐洲打造成一支地緣政治力量。2022年1—6月，法國利用任歐盟輪值主席國的時機，加速推進歐洲防務自主，推動出臺《安全與防務戰略指南針》計劃，為歐盟未來5—10年的安全與和防務政策制定了方向，包括建立5000人的快速反應部隊、加強防務能力投入、大幅度增加防務開支等。

德國出于歷史因素，在歐洲防務問題上顧慮重重，態度謹慎，選擇在歐洲和大西洋中間尋求平衡。在馬克龍于第一任期倡導歐洲防務自主時，德國未給予積極回應。以烏克蘭危機為轉折點，德國迅速轉變立場，支持在新的地緣政治背景下和法國聯手推進戰略自主，德國新政府也對馬克龍的倡議表示了認同，德國總理朔爾茨明確表示，要加強歐洲的地緣政治屬性，塑造“地緣政治歐洲”。德國同時承諾加強自身的國防投入，并考慮重新武裝。

盡管法德雙方就戰略自主問題達成了一致，但在具體方式和目標上仍存在分歧并不時陷入口角之爭。例如，法對德采買美國戰機（德國為更新老舊的載核戰機，購買了美國的F-35戰機）、撇開法國“擅自”與13個以北歐和東歐為主的北約國家簽署導彈防御系統協議等做法表示了極大的不滿與疑慮。法國媒體、議會、智庫等紛紛批評德國“違背了歐洲的戰略利益”、破壞了法德軸心的穩定和歐盟防務自主，指出軍備采購的歐洲化是實現防務自主的前提，繼續購買美國的軍備物資勢必導致歐洲在軍事上更加依賴美國。法國曾指責德國作為歐盟第一大經濟體未承擔相應的防務義務，而德國一旦重新武裝，又會引發法國以及其他歐洲國家的擔憂。歐洲其他一些小國還擔心法德軸心如果太過緊密，會走向法德霸權，把法德意志強加于它們。

其次是中東歐及北歐國家，大多數中東歐和北歐國家原本就與法德在歐洲防務方面存在認知差異甚至鴻溝，特別是和俄羅斯接壤的國家。在不同的安全壓力下，它們對歐盟自主防務能力缺乏信心，傾向于繼續躺在美國的保護傘下，擔心搞防務自主會損害和美國的關系、對北約造成負面影響，進而影響自身安全。有些國家甚至希望加強美國在本國領土的軍事存在。芬蘭和瑞典等傳統中立國還決定放棄中立地位，申請加入北約。

歐洲戰略自主特別是防務自主實現與否的外在因素主要在美國。在特朗普治下，“美國優先”以及單邊主義、反復無常的外交政策對歐洲構成了威脅與挑戰。特別是美國提出要減少對歐防務義務，要求歐洲人自身承擔更多的防務責任，凡此種種，使歐盟痛下決心搞獨立防務。當然，為了讓美國放心，歐盟不斷強調防務自主是加強北約的歐洲支柱，是對北約的補充而非替代。不過拜登上臺后修正了特朗普的政策，表示要重振同盟關系，一度在歐盟內部引發分歧，一部分國家認為可以繼續信任并依靠美國；法國等國則認為，長期看來，美國仍然是不可靠的，必須發展獨立防務力量，倒回去繼續做美國的“跟班”是短視行為。

美國方面，盡管口頭上表示支持歐洲加強自身防務建設，如拜登宣稱歐盟加強防務自主符合北約的利益，實則只是希望歐洲加大相關財政投入，而不希望在防務領域真正與美國脫鉤，以避免削弱其對歐戰略主導地位，進而喪失對國際事務的影響力。美國希望發展由它主導的大西洋伙伴關系，而以法國為代表的歐盟強調的是構建平等、符合歐洲利益的大西洋伙伴關系，兩者有著本質的區別。誠如法國學者和前外交官Maxime Lefebvre指出的，“美歐關系是一種不對稱關系，歐盟在其中處于弱勢而非平等地位。當你是弱勢盟友時，能做的不會是共同決策，只能是跟隨。這是強權的天然和歷史規律”。他還引用美國歷史學家羅伯特-卡根對小布什政府時期美歐實力差距的評價來影射歐美關系現狀：“美國人來自火星，是強勢的一方，歐洲人來自金星，是弱勢的一方；美國人負責‘做飯’（發起軍事行動、進行政治談判），歐洲人負責‘洗碗’（資助重建、投運武器、派兵參加維和等）”。

美在對歐防務義務中還捆綁著巨大的軍火利益，憑此美國也不會放任歐盟徹底走向戰略自主。包括德國在內的歐洲國家在更新老舊載核戰機時選擇美國戰機也證明了這一點——在默克爾治下，美國便施壓德國，要求它只能購買美國戰機。出于保護歐洲“未來戰機項目”的目的，默克爾頂住壓力，拒絕了美國的要求；2021年10月以后，美國進一步施壓，規定只有美國的F-35戰機可與其儲存在歐洲的核彈頭對接，這意味著拒絕歐洲購買美國以外的戰機。

整體而言，歐洲戰略自主不符合美國的利益，后者恐會一如既往地利用歐盟的弱勢地位和成員國在該問題上的巨大分歧來影響其戰略自主進程的推進程度和速度。在烏克蘭危機爆發之初，法國智庫曾指出，美國是相當現實主義的，其對外政策的核心是美國的國家利益。美在烏克蘭危機的應對和對俄制裁上，一直罔顧歐洲的利益。多年來，美國未曾聽取歐洲盟友的意見，未充分尊重法德兩國此前的辛苦斡旋，以好戰的口氣挑釁、刺激俄羅斯，最終導致沖突升級，而這一切惡果都將由歐洲來承擔。法國認為，歐洲應從烏克蘭危機中汲取教訓。

歐洲在戰略自主的其他領域也存在類似的依賴問題，如歐洲內部已有聲音指出，降低了對俄能源依賴卻增加了對美能源依賴，這樣的依賴是否靠譜？歐洲的脆弱性是否依舊？《美國通脹削減法案》有何影響？類似的問題值得歐洲深思。從這個意義上看，歐盟戰略自主的前景并不美好。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外語學院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研究員）

【參考文獻】

①European Parliament，“EU strategic autonomy 2013-2023 From concept to capacity”，2022/07/08.

②Maxime Lefebvre，«L’Union européenne face à la guerre en Ukraine : la puissance libérale et ses limites»，2023/01/09.

責編/韓拓 美編/宋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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