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產業的現代化發展不但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動力引擎，更關乎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物質技術基礎。我國產業發展具有強大的規模優勢，同時也面臨著不容忽視的結構性問題。新時代，我國產業現代化發展面臨勞動生產率與勞動收入份額未能實現同步增長、工業產值比重下行、產業結構演進與生產率倒掛、創新投入產出分化等現實挑戰。優化產業內部的初次分配機制、堅持創新驅動產業效率提升、深化市場改革和實施產業空間動態平衡戰略是實現產業現代化發展的有效路徑。

【關鍵詞】產業現代化 中國式現代化 共同富裕 結構性問題 創新驅動

【中圖分類號】F124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05.001

【作者簡介】張輝，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導，商務部全球價值鏈專家工作組專家。研究方向為政治經濟學、區域經濟學、產業經濟學。主要著作有《全球價值鏈下地方產業集群轉型和升級》、《中國經濟增長的產業結構效應和驅動機制》、《我國貨幣和財政政策傳導機制與宏觀調控研究》、《一帶一路：區域與國別經濟比較研究》（合著）、《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實踐40年》（合著）等。

引言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沒有堅實的物質技術基礎，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并強調要“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堅持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推進新型工業化，加快建設制造強國、質量強國、航天強國、交通強國、網絡強國、數字中國”。[1]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在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領域已經取得了巨大成就。其一，我國制造業綜合實力邁上新臺階，多年保持世界第一制造大國地位。其二，我國產業發展實現了從規模增長向規模與質量并舉發展的歷史性轉變，研發投入和專利產出大幅提升，制造產業正在實現質的轉變。其三，我國航天事業實現跨越式發展，航天科研經費支出穩居全球第二，遠超俄羅斯、法國、德國、英國等老牌航天大國。其四，我國交通運輸體系不斷完善，建成了全球最大的高速鐵路網、高速公路網和世界級港口群，鐵路總體技術水平邁入世界先進行列。其五，我國信息領域核心技術的自主創新取得重大突破，獨立建成了全球規模最大的光纖網絡和4G、5G網絡，網民規模、國家頂級域名注冊量均居全球第一。其六，我國數字經濟發展勢頭強勁，數字經濟規模連續多年位居全球第二位，數字產品產量、數字消費規模和數字出口總額穩居世界前列。

然而，我們仍應清晰地認識到，雖然我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一制造大國，但是與位居世界前列的制造強國仍有一段距離，“大而不強，全而不優”的問題并未得到根本改善。歷史邏輯表明，我國優勢產業領先地位源于成本競爭優勢，而當前我國產業發展優勢已逐步轉向規模化經濟，但在高質量發展方面還面臨諸多結構性問題。如何充分解決產業發展的結構性問題，全面提高產業發展質量是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扎實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關鍵議題。

我國產業現代化發展面臨的結構性問題

勞動收入份額與勞動生產率沒有實現同步增長。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的核心目的是實現中國式現代化，而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之一是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要“堅持在經濟增長的同時實現居民收入同步增長、在勞動生產率提高的同時實現勞動報酬同步提高”[2]。黨的二十大報告再次強調要完善分配制度這一促進共同富裕的基礎性制度，要“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制度體系”[3]。作為收入分配制度體系的重要基礎，初次分配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整個收入分配的最終格局。然而，“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有力推動了經濟發展，也對就業和收入分配帶來深刻影響，包括一些負面影響，需要有效應對和解決”[4]。因此，我國產業的現代化發展不僅要實現產業內部生產效率的提升，更要實現產業內生產效率和勞動收入份額的同步增長。

從圖1呈現的近年來我國勞動生產率增速和勞動收入份額的變化趨勢可以看出，不管是全產業還是分解到農業、工業和服務業，我國勞動生產率增速和勞動收入份額的變化均不同步，而且經過HP濾波法調整的長期趨勢呈現出明顯的悖離現象。具體從三次產業來看，工業中的悖離現象尤為突出，其兩條長期趨勢線的夾角明顯大于農業和服務業。雖然從事實上看，我國近年來勞動收入份額呈上升趨勢，但不可忽視的是這一變化趨勢同時伴隨著勞動生產率增速的顯著下降，這并不符合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和扎實推動共同富裕的本質要求。一方面，經濟高質量發展需要有不斷提升的勞動生產率作支撐；另一方面，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共同富裕是全體人民的富裕，勞動收入份額的提升理應伴隨著勞動生產率增速的同步增長。

關于這種悖離現象，學界已經給出了多種解釋，比如工資剛性、市場風險和有偏技術進步等，[5]但至今仍未有學者從本質上提出解決這種悖離問題的可行對策。長期存在的勞動生產率增速和勞動收入份額之間的悖離現象給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帶來了兩大現實難題。一是如果悖離現象恒定存在，那么是選擇生產效率還是選擇勞動收入份額，即生產效率與勞動收入份額之間的權衡難題。二是如果悖離現象可以解決，那么有效的解決路徑是什么，實施這樣的路徑會面臨哪些新的問題。這兩大難題對共同富裕背景下我國產業的現代化發展提出了巨大挑戰，亟需解決。

工業產值比重下降過快，去工業化趨勢尚未根本改善。工業為國民經濟提供了重要的物質基礎，工業現代化是產業現代化發展的核心內容之一。進入新時代，在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要求下，我國正處于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但從三次產業占國家GDP的比重來看，近年來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存在著過度去工業化趨勢[7]。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我國第二產業占比在2011～2021年間除2017年外逐年下降，與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峰值47.6%相比，2021年下降了近8個百分點。在工業內部，通過計算2018年以來分行業工業增加值年增長率與工業總增加值年增長率之比，定義每年比值均大于1為擴張行業，每年比值均小于1為收縮行業，筆者發現，近年來醫藥制造業、專用設備制造業、計算機及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以及電力、熱力生產和供應業等技術相對較密集的行業有明顯擴張趨勢，而有色金屬及非金屬礦采選業、農副食品加工業、紡織服裝及服飾業、家具制造業等傳統勞動或資源密集型行業有明顯收縮趨勢。這反映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取得初步成效，但工業制造業尚存較大調整空間與效率提升潛力，需繼續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繼續優化升級、做大做強工業制造業，夯實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基礎。

西方產業經濟學的主流觀點認為，從一產到二產再到三產的發展，是社會發展進步的集中表現。但是后發國家不能簡單套用發達國家的發展模板，相反，后發國家需保持一定的制造業比例和更高的第二產業勞動生產率，才有利于維持產業鏈體系的完整性，以及保證從低端產業向高端產業發展的平穩過渡。因而近年來我國經濟結構中過度去工業化的趨勢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我們不能陷入第三產業占比等同于發達程度的誤區，以致忽視自身比較優勢而大干快上服務業項目。

產業結構“虛高度”，產業效率仍有待提升。除了產業結構規模比例之外，更值得關注的是各個產業的勞動生產率以及產業結構演進對總體勞動生產率的影響。若僅關注產業結構規模比例，則有可能在一定時期出現產業結構“虛高度”問題，即出現擴張產業勞動生產率低于收縮產業，表現為結構演進與生產率倒掛的現象。

如圖2所示，筆者計算了2016年至2020年工業和服務業勞動效率的平均年增長率，發現我國近五年間工業勞動效率的平均年增長率為6.1%，高于服務業的5.1%，但與之相伴的卻是工業占GDP比重的下降和服務業占GDP比重的上升。由于服務業價格需求彈性往往更低，這說明資源從高效率的產業部門流向了低效率的產業部門，是經濟學中“鮑莫爾病”的直接體現。

從行業內部來看，近年來農業勞動效率平均年增長率保持相對穩定，但工業及服務業勞動效率增長率與2015年以前高達兩位數的增長率相比均有明顯下滑趨勢。這既反映了傳統的粗放型增長模式難以為繼，也表明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供發展新動能迫在眉睫，但這并不說明增長空間已“U型”探底。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其背后制度扭曲所帶來的資源錯置和增長潛力錯失，比如資本過度向第三產業集中，特別是向金融服務業集中，又留在金融系統內空轉，未能流向實體經濟，進而擠出了其他產業特別是第二產業的資本。

資本投入實體經濟建設周期相對較長、見效較慢，而服務業的增速更多源于短期結構比例目標而非技術進步的影響，這樣帶來兩個問題。一是真正服務于生產的服務業發展的缺位阻礙了工業的進一步發展，兩者缺乏在“干中學”中互相促進發展的良性互動。二是金融服務業的快速擴張與效率提升的不匹配現象，在資本市場仍有待完備、金融監管制度仍有待完善的背景下，金融對產業發展的擠出效應大于促進效應。因此需要警惕產業“虛高度”問題帶來的工業及服務業勞動效率的雙流失以及背后可能存在的服務業“脫實向虛”傾向。

創新轉化亟需加強，區域分化趨勢明顯。從生產端來看，雖然我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一制造大國，但制造業大而不強，整體上仍處于全球價值鏈的中低端，難以適應新時代人民消費需求的結構性變化。我國生產環節的結構性問題主要體現在中低端和無效供給過剩、高端和有效供給不足，這不僅抑制了新發展格局下國內市場消費潛力的釋放，同時更導致了國內消費市場與國外生產能力的結合，并通過高端市場的進口替代，進一步加大了本土企業實現創新能力突破的難度。從研發投入的角度來看，制造業已經成為我國研發投入驅動的核心。圖3展示了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創新投入及產出在我國整體經濟創新活動中的占比。從圖3（a）中可以發現，2010年之后，我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研發投入占比已經超過了全國經濟研發投入活動的60%，2016年達到最高值的近70%，2020年基本穩定在65%左右。然而，結合圖3（b）來看，我國制造業企業雖然研發投入很高，但是轉化效率依然有待提升，無論是總專利申請數還是發明專利的申請數，均僅占我國當年總申請數的25%～30%。這意味著，一方面，我國大部分制造業的研發投入尚未能全部轉化為創新產出；另一方面，我國產學研之間有效互動機制還有待進一步提升。此外，由圖3可以發現的另一個特點是：我國制造業企業發明專利的申請占比大部分年份都高于專利總數申請占比，這說明制造業的創新產出主要還是以發明專利為主，也說明制造業的整體創新質量是高于其他產業的。

從行業的角度來看，裝備制造業是制造業創新能力提升的核心。2013年以來，僅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汽車制造業以及電氣機械和器材制造業三個行業就占據了我國整個制造業研發投入的1／3以上，而這些行業事實上也是未來我國制造業參與全球競爭的核心產業。但從區域的角度來看，我國各區域的制造業創新投入差距正在拉大。根據筆者計算，在2006年，我國各地區研發投入的分布還比較均勻，沒有出現明顯的梯度差異，但從2019年的數據看，各地區之間的創新投入已經出現了明顯的梯度差異。其中，廣東和江蘇的工業企業研發投入一枝獨秀，遠遠超過其他省份。與此同時，浙江和山東處于第二梯隊，其制造業研發投入同樣遠高于其他省份，而研發投入某種程度上表征了未來創新能力的產出，這事實上說明未來各地區制造業的核心競爭力差距可能也在不斷拉大，從而成為未來區域發展不平衡的新原因。

應對我國產業發展結構性問題的路徑與策略

優化初次分配機制，推動勞動報酬提高與勞動生產效率提高基本同步。根據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商品的價值由生產資料的轉移價值、資本家購買勞動力支付的價值和剩余價值三部分組成。其中，資本家購買勞動力支付的價值和剩余價值由工人創造，但工人的勞動報酬卻只體現在資本家購買勞動力支付的價值上。因此，要想實現勞動報酬和勞動生產效率的同步提高，就必須讓工人能夠充分分享除資本家購買勞動力支付的價值之外的剩余價值。然而，在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下，對剩余價值的極度追求是經濟增長的直接動力，將剩余價值充分分配給沒有生產資料的工人直接動搖了資本主義的社會價值規律和收入分配規則，這將徹底改變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的私有制性質。因此，在資本主義社會很難實現長期穩定的勞動報酬和勞動生產效率的同步提高。

我國確立了包含所有制、分配制度、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內的“三位一體”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框架，同時，讓廣大人民群眾共享改革發展成果，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這為實現勞動報酬和勞動生產效率的同步提高提供了先決條件。但需要認識到的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勞動報酬和勞動生產效率的同步提高也不是自動實現的[8]。這是因為，我國的所有制結構雖然以公有制為主體，但由于我國發展水平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物質沒有達到極大豐富的條件下，作為公有制的生產資料還不能實現無償供給，生產中的資本積累依然是經濟增長的必要條件。由此，為實現全社會的擴大再生產，勞動報酬便必然會在一定程度上讓位于資本收入。因此，勞動報酬和勞動生產效率的同步提高實則可以表現為經濟增長與勞動報酬之間的權衡。

要打破這種此消彼長的悖離局面，最為行之有效的方法便是，在盡可能地提高勞動力對經濟增長的邊際貢獻的基礎上杜絕工資剛性，建立與經濟增長相匹配的工資增長機制。這便需要，一方面，從根本出發，提高全國整體的教育水平，在不斷提升人才供給質量的基礎上，加速產業體系內部高技能勞動力對低技能勞動力的替代過程，在依托高技能勞動力助力經濟增長的同時，實現以工資率提升為路徑的勞動報酬的同步增長。另一方面，要著力優化產業體系的人力資本結構，提高人力資本的配置效率，通過國家政策合理調節行業之間的工資差距，切實提高數字產業、戰略性新興產業等先進制造業的工資水平，利用物質激勵的方式有效調節高端人才在行業間的合理流動，充分做到“人盡其才、才盡其用”。除此之外，我國政府也應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勢，遵循“共享發展”的基本理念，積極探索“勞資兩利”的新發展模式。一是可以鼓勵和支持居民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探索員工參與利潤分享的新機制，積極打造資本所有者和勞動者之間“共享共進”的良性合作關系；二是可以搭建資本要素和勞動要素充分結合的有效平臺，通過創業基金、技術幫扶等手段讓缺乏生產資料的勞動者實現自主創業，從而構建起勞動生產效率和勞動報酬同步增長的聯動機制。

堅持創新在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以創新驅動產業效率的穩步提升。創新是解決結構性失調最重要的途徑。當前產業結構失衡的根本原因在于創新能力的不足，這導致產業發展的效率低下和競爭力不足。科技創新具有最廣泛的滲透性、擴散性和支撐性，不僅能夠深刻地改造傳統產業，同時也是驅動新一輪經濟發展的核心動能。面對當前復雜多變的國內外經濟環境，我們必須堅持創新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致力于提升本土企業的創新能力，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我國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的基礎性、戰略性支撐，勇于開辟新領域新賽道，塑造產業現代化發展的新動能新優勢。

在推動創新能力的提升方面，堅持黨的政策引領和創新人才培育是實現科技創新突破和產業跨越式發展的重要機制保障。要加強黨在重大科技攻關問題上的統一領導，優化配置創新資源，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和科技評價改革，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形成支持全面創新的基礎制度。就政策受眾主體而言，要加強企業科技創新主體地位，以更加包容、寬松的政策支持企業的創新行為，進一步發揮科技型骨干企業的引領支撐作用，推動政府、大學、研究機構、產業主體的產學研結合，營造有利于科技型創新創業企業成長的良好環境，打通創新鏈產業鏈資金鏈人才鏈深度融合的體制機制堵點。

在創新人才的吸引方面，要加快建設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創新高地，鼓勵推動人才的國際交流，激活發揮各類人才的創新意愿，深化人才發展體制機制改革，解決人才在引進、使用、評價、激勵、保障等方面的“后顧之憂”。只有不斷優化創新人才隊伍結構和質量，才能夠不斷提升科技創新能力和水平，實現中國科技創新由“跟跑”向“并跑”再到“領跑”的跨越式發展。

在產業調整政策方面，要以提高制造業創新能力和促進制造業產業結構高級化為目標，不宜過多以政策干預的方式推動工業勞動力人口向服務業轉移，而應遵從市場規律，以技術效率的提升推動產業結構的自然轉變。在供給端要注重產業創新能力的培育，進一步鼓勵產業主體在附加值更高、創新能力更強的現代工業和前沿賽道上的投資和發展，充分利用好國內超大規模市場的優勢，在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裝備制造和現代醫藥等高精尖制造業打通“產品研發-推入市場-反饋優化”的迭代升級流程，推行發揮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更好結合的產業扶持政策，依托研發創新實現技術進步，從而實現產業結構的平穩升級。同時，在服務業發展層面，要強調提升服務業質量，謹防產業發展的“鮑莫爾病”，應瞄準國際標準，依托人工智能、5G技術等現代化手段有針對性地發展現代服務業，培育優質生產性服務業，提升服務業整體效率，推動服務業轉型升級。

堅持深化改革的頂層設計，加強政策調整與制度安排協調推進。現代市場體系建設是推動產業轉型升級和經濟轉型升級的關鍵要素，產業現代化發展需要不斷強化制度建設，加快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尤其要注重從體制機制上為市場主體設定一致清晰、可預期的政策目標。隨著我國市場機制的不斷完善，市場環境的改革逐步進入深水區和重難點環節。在改革過程中，特別要堅持深入推進改革的頂層設計和具體政策調整的協調統籌，注重加強改革政策的統一性和明確性，增強市場主體的信心和長期運營的穩定感。

在市場環境的建設方面，要不斷優化國內市場營商環境，破除阻礙各類資源要素流動和優化配置的制度壁壘，健全要素市場的運行機制，降低企業運營的制度性成本，暢通制造業的生產運營體系。要堅持優化民營經濟發展環境，降低市場門檻，強化監管力度，努力打造公平、法治化、便利的營商環境，讓各類市場主體能夠公平競爭，堅持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加強產權和知識產權保護，支持和引導資本規范健康發展。與此同時，我們要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培育科技創新生態系統，調整創新補貼政策，強調創新質量，同時優化專利申請授權等審批制度，激發企業對以發明專利為主的關鍵核心技術創新和顛覆式原始創新的重視和推動。

實施產業空間的動態平衡戰略，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區域協調發展是大國產業發展的重要標準。中國作為幅員遼闊的大國，且兼具全產業鏈的優勢，產業的現代化發展必然需要廣闊的空間支撐，這就要求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優化重大生產力布局，構建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經濟布局和國土空間體系，以實現產業現代化發展的協調、高效和可持續。

在區域發展層面，要堅持以高質量發展為目標，統籌協調不同區域的產業稟賦優勢和發展潛力，合理規劃產業空間布局，形成穩定有序、整體協調的區域產業發展體系。在產業布局方面，要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經濟發展優勢區域為重點，增強經濟和人口承載能力，提高中心城市綜合承載能力和資源優化配置能力，破除資源流動的體制機制障礙，依托各地的稟賦優勢，形成縱向有序的產業鏈條，強化對區域發展的輻射帶動作用。順應空間結構變化趨勢，注重對不同區域重大基礎設施、公共資源的前置布局，分類提高城市化地區發展水平。堅持推進實施區域重大戰略，深入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長三角一體化發展以及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打造新的創新增長極，使之成為新發展格局下鏈接國內、國際兩大循環的重要平臺和關鍵點，并最終實現在新發展格局下我國經濟發展的現代化。

結語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產業的現代化發展在制造強國、質量強國、航天強國、交通強國、網絡強國和數字中國等領域取得了巨大成就，不僅多年保持世界第一制造業大國的地位，而且在諸多優勢產業引領世界產業鏈的發展。然而，需要清楚認識到的是，作為一個資源豐富、幅員遼闊的超大型發展中國家，我國的產業現代化發展仍然面臨諸多挑戰。從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視角審視，目前我國的產業現代化發展仍然存在勞動收入份額與勞動生產率未能實現同步增長、去工業化趨勢尚未根本改善、產業結構“虛高度”和創新投入產出分化等結構性問題，而優化初次分配機制、堅持創新在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深化市場改革和實施產業空間的動態平衡戰略是解決上述問題的有效路徑。

（本文系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路徑與策略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18JZD029）

注釋

[1][3]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22年10月16日）》，《人民日報》，2022年10月26日，第1版。

[2]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17年10月18日）》，《人民日報》，2017年10月28日，第1版。

[4]習近平：《扎實推動共同富裕》，2021年10月15日，http://jhsjk.people.cn/article/32255147。

[5]劉亞琳、申廣軍、姚洋：《我國勞動收入份額：新變化與再考察》，《經濟學（季刊）》，2022年第5期。

[6]施新政、高文靜、陸瑤、李蒙蒙：《資本市場配置效率與勞動收入份額——來自股權分置改革的證據》，《經濟研究》，2019年第12期。

[7]張輝、閆強明、黃昊：《國際視野下中國結構轉型的問題、影響與應對》，《中國工業經濟》，2019年第6期。

[8]周建鋒、楊繼國：《勞動生產率與勞動報酬能否同步提高——基于馬克思經濟學的分析》，《經濟學家》，2019年第10期。

Structural Problems in China's Industrial Modernization and Coping Strategies

Zhang Hui

Abstract: Industrial modernization is not only the power engine for building a modern economic system, but also the material basis for building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China'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has strong scale advantages, but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faces structural problems that cannot be ignored. In the new era, China's industrial modernization faces real challenges such as labor productivity and labor income share failing to achieve parallel growth, declining proportion of industrial output, invers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evolution and productivity, and innovation input-output differentiation. Optimizing the primary distribution mechanism within industries, insisting on innovation-driven industrial efficiency improvement, deepening market reform and implementing the dynamic balance strategy of industrial space are the effective paths to realize industrial modernization.

Keywords: industrial modernization, Chinese modernization, common prosperity, structural problems, innovation-driv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