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產業體系從工業經濟主導型轉變為服務經濟主導型，發展動力從依靠資源投入為主轉變為依靠技術進步為主，面臨著“中等收入陷阱”的系統性風險、需求增長方面的深層次體制障礙、全球產業鏈格局重構等挑戰。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的核心任務包括推動制造業高端化發展，推進現代服務業發展，促進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提升產業“雙循環”能力。為此，必須構建吸引全球資源的科技創新體制，全面推進服務業體制機制變革，完善“擴中提低”的分配機制，并進一步營造完善要素配置機制、釋放勞動力潛能、降低產業體系運行社會成本、推進經濟法治化進程、弘揚企業家精神的宏觀經濟社會環境。
【關鍵詞】現代化產業體系 核心任務 發展路徑
【中圖分類號】F72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05.003
【作者簡介】林善浪，同濟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區域經濟學、產業經濟學。主要著作有《中國農村土地制度與效率研究》、《中國核心競爭力報告問題·現狀·挑戰·對策》、《華商管理學》（合著）、《產業經濟學》等 。
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體現了黨和國家對特定環境下產業發展導向或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導向的謀劃與布局。現階段，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要立足于中國產業體系發展的新階段和新環境，從宏觀層面規劃發展方向和可行路徑。
現代化產業體系進入新發展階段
目前，中國跨入世界銀行標準下的中等偏上收入經濟體行列，中國產業體系也進入新發展階段。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中國產業體系從工業經濟主導型轉變為服務經濟主導型，大規模工業擴張的時代已經成為過去。長期以來，中國國民經濟增長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帶動，尤其是工業，但最近十幾年，以第二產業、工業帶動的國民經濟增長格局已經發生了變化。2020～2021年，因受疫情影響，我國第二產業、工業在GDP中的比重和貢獻率略有所提高，第三產業的比重和貢獻率略有所降低，但國民經濟向服務經濟主導型轉變的趨勢不會改變。從國民經濟構成看，改革開放以來，第二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都在40%以上，2006年達到峰值47.6%。其中，工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多數年份在38%以上，2006年達到峰值42.0%。2006～2019年第二產業占GDP比重從47.6%下降到38.6%，工業占比從42.0%下降到31.6%；相應地，第三產業占GDP比重從41.8%上升到54.3%（見圖1）。從國民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看，20世紀90年代第二產業對GDP增長的貢獻率都在55%以上，1994年達到峰值66.3%，2000～2012年中多數年份在50%以上。其中，20世紀90年代，工業對GDP增長的貢獻率多數年份在55%以上，2000～2013年都在40%以上。2013～2019年第二產業對GDP增長的貢獻率從48.5%下降到32.6%，工業的貢獻率從40.5%下降到26.8%。相應地，第三產業對GDP增長的貢獻率從47.2%上升到63.5%（見圖2）。國民經濟構成和貢獻率的變化，主要是因為工業增長速度的持續下降。除了兩次金融危機的影響外，1991～2011年工業年增長率基本都在10%以上，但2012年開始逐年下降，到2019年下降到4.8%，并顯著低于GDP和第三產業增長率（見圖3），據此可以說大規模工業擴張的時代已經成為過去。
中國產業體系發展動力從依靠資源投入為主轉變為依靠技術進步為主，經濟增長動能正處于換檔期。隨著工業化和城鎮化的發展，農業富余勞動力大規模轉移到非農產業，為城鎮各個產業帶來了源源不斷的、成本低廉的勞動力資源。但是，隨著城鄉二元結構轉型進入劉易斯轉折點，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的增長速度開始降低，勞動成本開始持續上漲。這種趨勢也反映在就業規模和農民工規模的變化上。我國全國就業人員數在2014年達到峰值76349萬人，之后開始減少，2021年為74652萬人，7年減少了1697萬人（見圖4）；第二、三產業就業人員數雖然仍在增長，但增長率從2004年開始呈現加速下降的趨勢（見圖5）。勞動力供給的變化反映在勞動工資成本上，2016～2020年我國制造業月平均工資增速為9.84%，顯著高于屬于發達經濟體的美國的3.77%、日本的0.75%、韓國的1.60%，也高于屬于發展中經濟體的越南的4.54%、印度的1.47%；在絕對水平上，中國勞動力成本處于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2020年美國、韓國、日本等國家勞動力成本分別為中國的4.8倍、3.8倍和2.6倍，越南、印度等國家制造業月平均工資為中國的1／3、1／5（《世界開放報告》課題組，2022）。與此同時，企業對技術的研發投入越來越大，從圖6可見，我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R&D和新產品開發經費支出呈現較快的增長趨勢，并表現在工業內部和服務業內部技術密集型產品的占比上。從工業內部結構看，2021年，裝備制造業和高技術制造業增加值占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比重分別達到32.4%和15.1%（國家統計局，2022a）；從服務業內部結構看，2021年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金融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增加值占服務業增加值比重分別達到7.2%、15.0%和5.8%（國家統計局，2022b）。
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面臨新挑戰
在新發展階段，中國產業體系的競爭優勢和機遇很突出，表現在：具有全球最完整的產業體系和產業鏈，具有全球最龐大的“人才紅利”，具有全球最大的內需市場，這有助于大幅度提升在全球產業鏈的地位（林善浪，2022）；中國不斷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大幅度縮減外資準入負面清單，持續推進《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等自由貿易協定，不斷打造“一帶一路”倡議、自由貿易試驗區、海南自由貿易港、國際進口博覽會、國際服務貿易交易會、國際消費品博覽會等各類開放平臺載體，跨國公司繼續投資中國的信心持續增強。同時，中國產業體系的發展環境也面臨著新的挑戰，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人口“紅利”和勞動力資源優勢漸失，而技術創新能力有待提高，“中等收入陷阱”的系統性風險仍然存在。展望未來，中國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將面臨著長期的勞動力短缺和勞動成本上漲的宏觀環境。中國勞動年齡人口（16～59歲）在2011年達到峰值94072萬人，2022年減少到87556萬人，占總人口的比重從69.8%下降到62.0%（見表1）。背后的根源是低生育率導致的新增人口和人口自然增長率的快速下降，2012年我國新增人口1006萬人，自然增長率為7.43‰，之后呈現斷崖式下降，到2022年首次出現總人口負增長（見圖7），成為亞洲5個人口負增長的經濟體之一。更要引起警覺的是，中國是在人均GDP較低水平上出現人口負增長。按照平減指數換算成2022年美元，日本2011年出現人口負增長時的人均GDP為6.25萬美元，新加坡2021年出現人口負增長時的人均GDP為7.79萬美元，韓國出現人口負增長時的人均GDP也在3萬美元以上，而中國大陸在2022年出現人口負增長時的人均GDP是1.27萬美元（見表2）。在理論上，勞動力不足可以通過技術創新進行彌補，繼續推動現代產業發展。但是，有三個問題需要引起注意：一是中國技術創新的投入和產出總量大，但許多關鍵、核心技術創新仍被“卡脖子”，而且專利轉化率低。二是技術創新本質上是一個科技、經濟一體化過程，是與一定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不能過度期望脫離經濟發展水平的技術創新，尤其是大投入、長周期的顛覆性技術創新。三是技術創新不能完全彌補勞動力短缺。一方面，作為經濟發展長期驅動力的技術系統實際上是長周期的（在某些情況下跨越超過100年），如ICT革命起始于1947年的點接觸晶體管，是涉及大規模技術系統的長期過程，而勞動力成長周期比較短；另一方面，技術創新難以完全取代勞動力作為產業主體的作用。因此，技術革命為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提供了“機會窗口”，但人口“紅利”和勞動力資源優勢漸失后我國技術創新能力能否趕上發達國家仍是未知，“中等收入陷阱”的系統性風險仍然存在。
出口導向減弱，而國內消費需求有待提振，需求增長面臨深層次體制障礙。出口導向戰略又稱出口促進戰略，在改革開放初期就已經開始實施，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隨著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出口導向型經濟的發展趨勢也發生了變化。根據《中國統計年鑒》的數據，2011年以前，多數年份我國出口貿易增長率保持在2位數，尤其是加入世貿組織以后多數年份在20%以上。從2012年開始到2019年，我國出口貿易增長率下降到個位數。相應地，出口依存度和進口依存度分別于2006年、2005年達到峰值35.36%和28.97%，之后逐漸下降，到2019年分別為17.47%、14.52%（見圖8）。可以判斷，出口導向對中國經濟增長的作用已經降低。相應地，就需要通過擴大內需來推動經濟持續增長。消費需求是國民經濟長期穩定增長的基本動力。根據卡爾多、庫茲涅茨、漢森的觀點，生產的最終目的是消費，而最穩定的經濟增長動力是消費需求。但是，消費率不足是困擾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問題。中國居民消費占支出法GDP比重從20世紀80年代的50%以上持續下降到2000年的47.0%、2010年34.6%，之后緩慢上升到2019年的39.1%，2020、2021年分別為37.8%和38.5%（見圖9），遠低于發達國家，如2019年美國為67.9%、英國為64.9%、德國為53.7%，也低于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如2019年巴西為65.4%、馬來西亞為59.8%、泰國為50.1%。影響居民消費需求的基本因素是收入分配關系。居民之間收入差距的擴大導致居民平均消費傾向和邊際消費傾向下降，進而導致居民消費率（居民消費占GDP比重）下降。這就決定了，提高居民消費率就必須調整居民收入分配關系。但是，中國調整居民收入分配關系涉及深層次的體制問題，既包括歷史遺留下來的影響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城鄉分割問題，也包括影響地區之間居民收入差距的區域性問題，還有市場化改革、深度參與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市場機制問題。解決這些問題涉及體制機制的深水區，難度很大。
經濟全球化深度調整，而美國推行“小院高墻”策略，全球產業鏈格局面臨重構。經濟全球化是超越國界的市場活動（B. Parker, 1999）。之所以發生，是因為從事國際經濟活動的成本降低了。經濟全球化本質上是市場經濟的深化，其副作用是收入分配的兩極分化。收入兩極分化源于就業兩極分化，即高薪和低薪職業的就業增長。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報告指出：“在過去的二十年中，所有被考慮的地區都經歷了從中等技能工作到低技能和高技能就業的兩極分化過程。”（OECD, 2017）再加上自動化擠出了普通藍領工人，助長了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和經濟干預主義的回歸，為反全球化浪潮鋪平了道路。歷史學家和國際關系學者強調，當一個霸權國家制定和執行促進商業交流的規則，同時也向貨物和人員的流入、出口技能、知識和資本開放其大市場時，經濟全球化就會加快發展（L. Ciravegna and S. Michailova, 2022）。相比之下，如今的美國采取了咄咄逼人的態度，以犧牲其他國家（包括德國和韓國等長期盟友）為代價，捍衛其國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單邊主義，宣揚“全面脫鉤”“精準脫鉤”，破壞了多邊機構的合法性，嚴重干擾了經濟全球化進程。拜登政府對華技術采取“小院高墻”策略，精準選擇其主導領域實施“技術脫鉤”，加強安全審查、制裁、出口管制等單邊措施，并協調盟友重構關鍵技術供應鏈。經濟全球化的總趨勢不會逆轉，因為引發經濟全球化的深層次因素沒有變化（林善浪，2022），但美國及其同盟的干擾和破壞可能延緩經濟全球化進程，導致全球產業鏈重構。之所以建立全球產業鏈，是因為在不同國家生產零部件，再在其他地方組裝在一起，然后出口到美國、歐洲等地消費，成本較低。但是，西方國家政府采取安全審查、制裁、出口管制等單邊措施，挑戰了全球生產和供應一體化的市場邏輯。隨著資本、商品、技術、人員和信息之間的流動受到嚴格監管，跨國公司無法再通過全球投資來優化資源配置，被迫重新配置其全球價值鏈以提高產業鏈韌性。對大多數國家來說，通過在國家層面的干預以重構全球產業鏈，是沒有意義的。但是，對于美國、歐盟、英國、日本和印度等大型市場來說，這種誘惑很大（C. Michalopoulos, 2022）。因此相關國家紛紛采取措施，除了美國通過高額補貼來激勵高科技產業鏈回歸外，英國啟動了“防御計劃”（Project Defend），日本補貼制造業回歸的公司搬遷費用，印度則強調“Aatmanirbharta”（印地語，意為自力更生）。
總之，逆全球化風潮、美國“小院高墻”和“脫鉤”政策、全球產業鏈重構等新的國際環境，將給中國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帶來新挑戰。
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的核心任務
根據中國產業體系發展新階段和今后面臨的國內外環境，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包含以下方面的核心任務。
突出產業鏈分類升級，推動制造業高端發展。改革開放以后，世界人民見證了中國制造業的崛起，中國確立了作為世界制造業大國的地位。但是，中國制造業在全球產業鏈和價值鏈還處于中下游階段，其高技術和高附加價值的比重仍然較低。推動制造業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發展，指明了制造業發展的方向。制造業升級是一個復雜的過程，不是一味追求提高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產業的占比，盲目鼓動企業轉型到與原來業務不相關的新行業。根據中國制造業的不同情況，可以分門別類推動制造業升級：第一類是勞動套利型產業，要進行基地外遷，升級為產業鏈領導廠商。那些勞動力成本上升快而資本-勞動比率低的行業，具有向勞動力成本更低的發展中國家轉移的趨勢，龍頭企業要通過功能升級，成為產業鏈領導廠商。通過研發創新、品牌構建，提高市場勢力、創新能力，占據產業鏈微笑曲線的兩端，提高國內附加值。例如，產業鏈短且勞動工資成本上升快的行業，包括服裝行業、制鞋行業、玩具行業等。第二類是人工智能替代型產業，要進行數字化改造，實現過程升級。那些具有顯著的規模經濟性、勞動力成本上升快而資本-勞動比率相對高的行業，自動化和智能制造技術滲透率較高，要通過數字化改造，發揮國內高素質產業隊伍的優勢，提高勞動生產率，提升競爭優勢。譬如，食品、造紙、紡織等行業。第三類是部分發達國家回流型產業，要進行產業鏈分解，實現部分回流、部分留守。面對美國對高技術的出口限制，許多跨國公司會采取制造網絡多樣化的策略，轉向采取更靈活的區域性全球供應鏈方法，在需求市場附近或美國本土建立生產基地（L. Kano; E. W. Tsang and H. W. C. Yeung, 2020）。那些需要排除少數國家政府干擾而保持產業鏈韌性的行業，中國要發揮國內市場規模大的優勢，支持跨國公司通過細分產業鏈，部分回流、部分留守，實現回流和留守互動。比如，某些機械、電氣和電子信息等高技術外資企業。第四類是內需型產業，要分類實施過程升級、功能升級、產品升級，提高發展質量。那些產業鏈長、產業配套完善且國內市場份額大、勞動力成本上升快而資本-勞動比率高的行業，外遷意愿不高且難度較大。根據行業和企業的實際，應實施技術改造和不同層次的創新，實現過程升級、功能升級、產品升級，實力雄厚的企業也可以跨部門升級，提高國際競爭優勢。例如，化工、汽車、鐵路船舶等運輸設備和金屬制品等行業。
重在跨產業融合發展，推進現代服務業發展。中國產業體系已經從工業經濟主導型轉變為服務經濟主導型，現代服務業將成為國民經濟增長的主引擎。但是，傳統服務業占比大、競爭力不強。推動現代服務業的高質量發展，對中國未來經濟增長，以及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都具有關鍵性作用。服務業升級主要任務有：第一，推動傳統服務業轉型升級。圍繞擴大內需、適應消費方式轉變的要求，加快城鄉區域、線上線下融合，健全城鄉居民服務體系，引導傳統服務業數字化改造，發展新業務、新商業模式。鼓勵綜合實力強、發展潛能大的服務企業構建平臺型生態體系，增強技術、品牌和渠道等重點要素跨地區、跨行業整合能力。例如，阿里巴巴、亞馬遜、eBay等電商平臺，Uber、滴滴等出租車平臺，Upwork和BOSS等求職平臺，Airbnb等民宿短租平臺，都是傳統服務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平臺（M. L. Mueller and K. Farhat, 2022）。傳統服務轉型升級要重視推進服務質量標準化建設，持續提升服務質量；推動傳統服務業創新經營方式，向連鎖經營、規模化經營發展，扶持各個領域龍頭企業品牌化經營。第二，發展知識密集型服務業。知識密集型服務業主要依賴專業知識來提供知識型的中間產品和服務，不僅要求投入專門的知識信息，還強調服務產出的高度知識化，是服務業中創新活躍、勞動生產率較高的部門。今后要在優化服務業監管、放寬市場準入等方面切實發力，擴大利用外資的空間。第三，促進現代服務業跨產業融合。第一種方式是制造企業、農業企業向服務業拓展。鼓勵有條件的制造企業、農業企業向價值鏈兩端延伸生產經營活動。在全球價值鏈的階梯結構中，諸如美國GE等許多企業均是從做硬件到做軟件，從制造業為主轉向以服務業為主。第二種方式是服務企業強化對制造業、農業的支撐能力。重點是提升研發設計、生產銷售、采購分銷、物流配送等制造業、農業全過程全生命周期專業化服務能力。第三種方式是服務業之間融合發展。例如，麥當勞在全球119個國家及地區經營的超4萬家門店，其銷售額的20%是玩具，數量達15億個之多，是世界上最大的玩具經銷商（R. Guenette, 2013）。第四，提高服務業出口競爭力。適應服務業與制造業融合發展的現實需要，完善外商投資準入負面清單制度，引導外商投資投向技術知識密集型生產性服務業；加大對新興服務領域的市場開放力度，以開放促改革；培育新業態、新商業模式，在品牌、效率、創新、品質等方面尋求突破，推進云外包、數字商務、在線教育、在線醫療、跨境電商等服務新業態外向化程度。
應對新技術民族主義，促進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中國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卡脖子”問題，而“卡脖子”問題的根源是逆全球化背景下的新技術民族主義。實際上，追隨創新一直是發展中國家追趕發達國家普遍采取的創新戰略，也是符合全球化和市場規律的。推進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必須進一步優化發展路徑：第一，技術和市場并舉，積極應對新技術民族主義。技術民族主義最近以新的理由和新的形式死灰復燃，將技術能力直接與地緣政治、經濟、國家安全和意識形態聯系起來，主張去全球化和脫鉤，以便削弱或破壞競爭對手國外產業的國家競爭力，因此被稱為新技術民族主義（H. Farrell and A. L. Newman, 2020）。技術要通過產業鏈條才能最終落地。在全球化背景下，任何產業鏈都會形成市場依賴和技術依賴，根據技術依賴和市場依賴程度，可把跨國公司劃分為四種類型（見圖10）：市場依賴型跨國公司是技術主要依靠本國但嚴重依賴國外市場，技術依賴型跨國公司是市場主要依靠本國但技術嚴重依賴外國，雙依賴型跨國公司是市場和技術都主要依賴外國，非依賴跨國公司是市場和技術都不依賴外國。相對而言，美國跨國公司更多的屬于市場依賴型，中國跨國公司更多的屬于技術依賴型。面對美國咄咄逼人的新技術民族主義，中國要根據美國跨國公司的弱點，利用市場規模優勢，有理有利有節地加以反擊，在斗爭中求合作。第二，兩條腿走路，避免“自主創新路徑陷阱”。面對“卡脖子”問題，不能簡單否定改革開放以來追隨創新戰略。對中國而言，完全放棄追隨創新，既不現實，也容易陷入“自主創新路徑陷阱”（X. Tong and X. Wan, 2023）。今后要在追隨創新的基礎上，通過更精準的科技扶持政策，在關鍵零部件和關鍵技術上實現突破。同時，對上下游產業鏈長、影響面廣的新興產業，尤其是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要以現有的技術能力和供應鏈能力為基礎，以產業鏈龍頭企業為主體，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和國內市場規模大的優勢，實施全自主制造。新型舉國體制是以市場配置資源為主，發揮行政動員能力，運用財政生產補貼和關稅市場保護，為生產線非美化而以國產設備和材料替代的本土產業鏈創造供求環境和競爭優勢，為未來長遠的生產技術和工藝持續提升甚至躍升奠定產業基礎。第三，有限保護幼稚產業，建立新興產業有效競爭格局。依據德國李斯特（Friedrich List）幼稚工業保護理論和新經濟地理學的戰略性貿易政策理論，對作為幼稚產業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實施貿易保護，是發展中國家常見的政策。但是，要避免過度保護，以避免形成國內市場壟斷，甚至喪失創新能力。要根據幼稚產業的成長和市場競爭優勢的形成，逐步擴大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市場準入，建立新興產業有效競爭格局，這樣才能提高產業發展效率。第四，強化要素協同，提高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能力。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離不開人才、金融、技術等高端要素的協同支撐。適應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需求，進一步調整優化高校人才培養結構，已經迫在眉睫。戰略性新興產業的金融支持效率仍有優化空間，今后要著眼于產業發展的特定金融需求和差異，優化多層次的金融支持體系。
全球化、區域化和本土化結合，提升產業“雙循環”能力。面對全球產業鏈新變局，中國必須全球化、區域化和本土化結合，提升現代化產業體系“雙循環”能力。第一，兩端延伸，在更高水平上融入全球產業鏈。繼續融入全球產業鏈，引進和吸收發達國家先進技術，以提高自身在全球產業鏈中的地位，是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不二法則。有學者研究發現，在墨西哥、越南、泰國等新興經濟體不斷加深對產品組裝的依賴的同時，中國是一個例外的國家，它在“爬梯子”（A. Primi and M. Toselli, 2020）。“爬梯子”能力取決于在全球價值鏈中實現從國外采購到本地采購的動態轉變能力，包括中國對外國跨國公司的開放性、研發強度和技術創新能力、國內供應商之間有效合作創新能力（W. C. Zhou; D. Yan and S. L. Sun, 2022）。在更高水平上融入全球產業鏈，有兩種方式：一是向價值鏈上游延伸。當企業技術能力提高以后，可以集中某一核心環節的業務活動，將其他非核心環節外包出去，帶動產業向價值鏈上游攀升，提升增值能力和國際分工地位；二是向價值鏈下游延伸。當企業無法在中間環節獲得競爭優勢，可以憑借銷售渠道和品牌積累的新競爭優勢進入產業鏈下游銷售和售后環節，甚至向下游延伸環節轉移，在價值鏈更多環節占據主動。第二，推進區域一體化，主導區域產業鏈。亞洲各經濟體要素稟賦不同，產業鏈優勢各有差異，不同特征互補，具有區域經濟一體化和產業鏈融合發展的優勢。RCEP的簽訂和貨物貿易自由化與便利化、原產地規則及關稅減讓等政策的實施，將持續為區域產業鏈的融合發展創造條件。根據中國各個產業的競爭優勢，要以RCEP成員國為重點，發揮地理鄰近優勢，合理布局國內和國際生產基地和生產能力，積極構建中國-RCEP成員國區域產業鏈。第三，發揮市場規模效應，打造本土自主可控產業鏈。中國擁有全世界最大的內需市場，不僅給國內投資者創造了機遇，也對跨國公司具有吸引力，為打造本土自主可控的產業鏈創造條件。相關產業主要有以下四種：一是國際競爭力弱的產業，既包括跨國公司憑借技術壟斷優勢控制著全球價值鏈和產品的定價權、阻礙價值鏈低端向上發展和“技術鎖定”的產業，也包括市場被外國企業控制而依賴進口的產業。二是涉及國家安全和社會基本民生的關鍵性產業，如運輸、航空、通訊、金融、能源、糧食、教育、醫療衛生、軍工、航天等。三是技術和產業鏈被“卡脖子”的產業。四是依托第四次技術革命的未來產業。對這些產業，要通過傳統產業政策和技術政策，以及除了涉及國家安全以外的外商投資政策，構建保護而不壟斷、競爭而有序的有效競爭環境，打造本土自主可控產業鏈。
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的主要路徑
中國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進入新階段，面臨的國內外環境出現了新情況。面對日益復雜的國內外新形勢，必須堅持“內因起決定性作用”的辯證唯物主義基本觀點，遵循習近平總書記關于“集中精力辦好自己的事情”的重要論述，著眼于提升中國現代化產業體系發展質量和競爭優勢，打破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面臨的體制機制障礙。在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方面，要突出面對主戰場的現代服務業和作為新動能的科技創新，大刀闊斧地推進這兩個領域的體制機制改革，釋放發展潛能，并帶動現代制造業的提升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突破；在現代化產業體系運行環境方面，要突出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突破“內循環”瓶頸、提升“內循環”規模和實力，進一步構建完善要素配置機制、釋放勞動力潛能、降低產業體系運行社會成本、推進經濟法治化進程、弘揚企業家精神等宏觀經濟社會環境。
構建吸引全球資源的科技創新體制，提高技術創新效率。中國技術創新存在大而不強的問題，技術創新投入大而效率低，最根本原因是科技管理體制還未理順，創新資源配置機制還不健全，有必要完善科技創新體制以提高創新效率。一是按照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和試驗發展的不同功能定位，瞄準公益類科研院所體制僵化、開發類科研院所定位不清、高等院校科研機制不活等深層次問題，對現有3000多家科研機構分類梳理，深化科研機構分類改革。二是推進科研人才管理體制改革，培養高層次人才，激活創新活力。創新科研人才引進和流動機制，賦予科研機構全球人力資源整合的權力和能力。只有吸引全球頂級人才，才能有全球頂級科技創新。在美國，外籍教師占所有教師的11%，其所在學校中大專以上學校占比為22%，外籍教師中31%是最近五年內到達美國的（Y. Furuya; M. I. Nooraddini; W. Wang and M. Waslin, 2019）。這就需要構建面向長期評價和結果評價、過程評價相結合的績效評價機制與薪酬激勵體系。三是優化科技資源配置機制。現行的科研立項存在“暗箱操作”、“帽子”人才和行政壟斷、重立項輕管理等問題，建議對非涉密項目的科研立項、科技評獎、成果轉化實行專家實名網上公開評價制度和項目結項公開制度，對應用型科技項目變立項研發為主為公開采購為主。
全面推進服務業體制機制變革，激活經濟發展主動力。中國已經進入以服務經濟為主導的新發展階段，但服務業市場化和全球化較為不足，在全球產業鏈中的競爭力還比較弱，這不僅有礙經濟增長潛力的釋放，也有礙制造業競爭力的提升。推進服務業變革，主要任務有：一是推進服務業市場化改革。中國服務業改革嚴重滯后，某些行政壟斷尚未被打破，市場化不足。不同產業領域應有不同側重，對科教文體領域強調準公共服務屬性，對醫療衛生、養老托育和公用事業等領域強調社會福利功能，對金融、通訊等領域強調公共安全性，對媒體和出版等領域強調意識形態功能。目前，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投資服務業方面的限制過多、門檻過高，現有投資主要集中在房地產、零售和租賃商務等少數領域。推進服務業市場化改革，首要任務是進一步推進各類事業單位和國有服務企業的體制機制改革，對公益類服務機構進一步細化、明晰職能范圍和業務邊界，對非公益類服務領域要徹底破除行政壟斷、擴大市場準入、對民營經濟開放，實現政事分開、政企分開、營利與非營利性機構分開。二是擴大服務業對外開放，推進服務業融入全球產業鏈。服務業是中國經濟主體，服務業的對外開放不僅是提高全球產業鏈地位的迫切需要，也是適應經濟全球化發展的需要。有必要健全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的外商直接投資管理制度，大幅度縮減軟件信息、交通運輸、商務服務、科技研發、教育、文化娛樂等領域的特別管制措施；全面深入地向外資企業開放旅游服務、分銷服務、建筑服務、與制造業相關的服務等充分競爭領域，引進國際知名企業；大膽探索、持續推進金融、電信、教育、醫療、專業服務、文化娛樂等有限競爭并與要素流動或基本民生密切相關的服務領域對外開放。隨著全球產業鏈向區域化、多元化、近岸化、本土化等方向調整，中國服務業也需要依據不同行業的競爭力繼續對外開放，擴大外資市場準入，增強出口競爭力。
完善“擴中提低”的分配機制，提升“內循環”規模和實力。“內循環”需要持續擴大國內需求，而消費需求有賴于收入分配差距的縮小。縮小收入分配差距，關鍵在于體制機制創新，在于機會、規則和制度公平。一是完善勞動力市場，促進勞動力流動和公平就業。國內外研究表明，勞動力市場是影響收入分配的最重要因素（林玉妹、秦淑娟，2022）。完善勞動力市場機制，通過制定《反就業歧視法》促進公平就業，是縮小收入差距的基礎性工作。二是堅持和完善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的機制。這兩年，一些地區和行業大刀闊斧地出臺和實施“一刀切”的“限薪令”，實質是以行政力量直接介入市場價格的管制，不僅損害了微觀主體配置資源的能力和微觀效率，也在實際操作上變成普遍降薪、限制中等收入，并不利于擴大內需。《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指出，要“深化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由市場決定要素價格機制”。對于再分配，要依靠財政、稅收手段對高收入進行調節。要優化個人所得稅制度，除了加強稅收征管體系和機制建設外，關鍵是要優化個人所得稅的制度設計，突出各種輔助功能，包括通過動態提高起征點以減輕低收入群體納稅負擔，細化家庭各類兒童撫養、老人贍養、醫療支出等方面的抵扣，并加強企業經營者、影視表演者、個體經營者等各類高收入群體個人所得稅征管。三是推動城鄉戶籍制度、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制度改革的突破，重點關注低收入群體，提高其收入水平。低收入群體集中分布在農村地區和西部地區，縮小居民收入差距首要任務是縮小城鄉差距、地區差距。要以戶籍制度、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制度改革為中心，推進城鄉二元體制機制改革，加快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勞動力市場開放，促進勞動力流動，縮小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要綜合運用就業政策、財政政策、社會保障政策，提高農村低收入群體、城市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
標本兼治，保障勞動力長期均衡供給。各種研究證明，在“中等收入陷阱”等各種影響因素中，“過早去工業化”是重要因素（R. Rekha, 2022）。近年來，中國勞動力短缺和勞動力成本上漲導致“過早去工業化”，引起國內外學者的關注（X. Bai and Q. Yu, 2019）。釋放勞動力潛能，是解決“過早去工業化”的主要途徑。一是短期途徑，除了繼續創造條件持續支持農村富余勞動力外，大力釋放勞動力潛能。我國源于1978年規定而延續至今的法定退休年齡，女工人50周歲、女干部55周歲、男職工60周歲，而2021年全國人均預期壽命已經大幅度提高到78.2歲，城鄉居民身體素質和健康水平大幅度提高，退休年齡與預期壽命差距過大。加快推進延遲退休年齡的工作，是緩解勞動力緊張的重要途徑。二是長期政策，多渠道降低生育成本，提升我國人口出生率。構建和宣傳新型婚育文化，引領適齡婚育。研究和實施生育補貼和未成年子女補貼政策，恢復企事業單位附設免費托兒機構和設施，保障分娩和哺乳期婦女權益，實施公辦幼教免費政策，建立嬰幼兒免費醫療制度，構建以生育保險為基礎的生育保障制度，保障單身女性生育權及非婚生子女的平等權利，建立單親母親權益保障和幫扶機制；加大保障房建設，向多子女家庭傾斜；降低生育家庭的稅務負擔，增加生育津貼、適當減少其個人所得稅。三是適度、有選擇開放外國移民。借鑒美國等發達國家從限制到放松國外移民的制度改革經驗，面向產業勞動力需求，以學歷和專業技術為標準，有選擇地放寬國外移民條件，補充現代化產業體系的勞動力需求。
深化行政區劃和機構改革，降低產業運行社會成本。中國政府運營成本高，關鍵在于財政供養人數太多和社會保障制度不合理（姜超、陳興、宋瀟，2018）。隨著經濟發展從中高速增長轉變為高質量發展，增長速度降低，這個格局不僅難以持續，也抬升了現代化產業體系運行的社會成本。推進基層行政區劃改革、政府和事業單位機構改革，對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至關重要。一是適應數字化技術帶來的城市管理變革趨勢，研究實施城市內部區級建制改革。廣東省東莞市常住人口超千萬而直轄4個街道、28個鎮，其經驗值得研究推廣。研究實施常住人口500萬以下的城市取消區級建制，市級直管街道、鄉鎮；500萬以上的城市合并區級行政區，逐步過度到撤銷區級建制，改設作為市級政府派出機構的城市管理機構。二是適應城鎮化帶動的經濟社會空間結構變革趨勢，加大常住人口大幅度萎縮的鄉鎮、行政村撤并力度，或借鑒日本等國家的經驗（陳明，2022），實施多個鄉鎮、行政村合署辦公，相應撤并業務規模小的中小學校、鄉鎮衛生院等事業單位。三是推進政府機構、事業單位、群眾組織等機構改革，精簡機構、行政領導職數和財政供養人員。調整財政支出結構，提高公共財政的社會保障功能，是今后財政體制改革的大方向。四是推進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制度。我們要加大再分配力度，強化互助共濟功能，把更多人納入社會保障體系，為廣大人民群眾提供更可靠更充分的保障，不斷滿足人民群眾多層次多樣化需求，完善覆蓋全民、統籌城鄉、公平統一、可持續的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進一步織密社會保障安全網。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有助于降低現代化產業體系運行成本。
推進經濟法治化進程，打造穩定可預期的營商環境。世界銀行《2020年營商環境報告》首次對與中小企業業務相關的法律環境的精細化和技術性評估（World Bank, 2020），使得“商業法規則”在理論和實踐上躍升至近年國內外研究的“漩渦中心”。營商環境法治化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中發揮著關鍵作用，高質量的營商環境要求體制機制具有穩定性、公平性、透明度和可預見性的基本特征，這離不開法治建設的引導、促進、規范和保障。法治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石，建設法治化營商環境是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的第一要務。一要堅定不移地推進經濟法治建設。要以習近平法治思想為基本遵循構建法治化營商環境制度，以改革精神推動經濟法治化進程，以高效執法塑造市場經濟法治環境，為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奠定堅實的法治環境。二要堅定不移地推進依法行政，深化行政執法體制改革、強化行政執法監督機制，推進法治政府建設。
保護企業家精神，營造創業創新良好環境。國內外研究文獻表明，經濟增長率的差異通常歸因于各國擁抱創業活力的速度差異，而創新創業活力離不開對企業家精神的保護和愛護。各國增長的差異，與企業家精神稟賦差異有關，與企業家精神保護和發揚的環境有關（D. Urbano; S. Aparicio and D. Audretsch, 2019）。但是，自21世紀以來，隨著經濟全球化和科技革命的深入，國家地區兩極分化不斷加重，催生了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及歐美極右勢力的興起，不僅推動形成逆全球化的經濟社會基礎和政治勢力，也形成“仇富”和貶低企業家精神的社會氛圍和社會思潮。這些國際氛圍和思潮應當引起中國的警覺。中國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離不開創新創業，也離不開對企業家精神的愛護和弘揚，我們必須在政策上、輿論氛圍上、社會風氣上形成和強化創新創業、愛護企業家精神的環境。
（同濟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林澤宇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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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re Task and Important Path of Building a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Lin Shanlang
Abstract: The industrial system in China has changed from being dominated by an industrial economy to a service economy, and the driving force of development has transferred from resource input to technological progress. Currently, the industrial system faces new challenges such as the systemic risk of "middle-income trap", deep-rooted institutional barriers to demand growth, and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global industrial chain pattern. The core tasks of building a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include promoting the high-end development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ervice industries and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and enhancing the capacity of industrial "dual circulation". To this end, it is necessary to build 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system that attracts global resources, comprehensively promote changes in the institutional mechanism of the service industry, improve the distribution mechanism so as to "expand the middle-income group and raise the low-income", and further build a macroeconomic and social environment that improves the factor allocation mechanism, releases the potential of the labor force, reduces the social cost of industrial system operation, and promotes the process of legalization of the economy and the entrepreneurial spirit.
Keywords: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core task, development pat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