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現代化產業體系是支撐中國式現代化的物質技術基礎。當前我國產業體系亟需應對“有創新、少精尖”“有要素、低協同”等方面挑戰，以適應中國式現代化對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的新要求。數字經濟作為一場技術-經濟范式革命，其對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的助推作用機制可以分為基于數字經濟視角的數字產業化的“出新”機制和產業數字化的“煥新”機制，以及基于現代化產業體系視角的作用于供給側和作用于需求側兩個領域的機制。要促進這些機制作用的發揮，需要從以自主創新和進口替代實現數字經濟關鍵核心技術自主可控、優化數字經濟內部結構、統籌規劃新型基礎設施，以及充分釋放應用場景和人才優勢等路徑來系統推進。
【關鍵詞】數字經濟 現代化產業體系 中國式現代化
【中圖分類號】F062.9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05.004
【作者簡介】白雪潔，南開大學經濟與社會發展研究院副院長、教授、博導，南開大學數字經濟交叉科學中心研究員。研究方向為產業經濟理論與政策、數字經濟與現代產業體系。主要著作有《日本產業組織研究——對外貿易框架中的特征與作用》、《中國新一輪產業轉移：動因、特征與舉措》（論文）、《構建自主可控的現代產業體系》（論文）等。
黨的二十大擘畫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藍圖。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不斷厚植現代化的物質基礎是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的使命，而現代化產業體系又是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根基和重要內容。現代化產業體系是注重實體經濟發揮重要作用，實現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協同的產業體系。數字經濟作為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催生的新型經濟形態，正成為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新引擎。加快發展數字經濟、促進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是助推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的重要力量。
中國式現代化對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的新要求
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對中國式現代化特征的重要論述指引了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的方向，也對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提出了新的要求。
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這是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的人力資源基礎。要使14億多人口整體邁入現代化社會，在產業體系的供給側，必須堅持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產業體系要具備適應人口的年齡結構、受教育程度、人力資本和技能水平等特征以提供充足就業崗位的韌性。人口規模巨大對產業體系的需求側而言，是超大規模市場優勢的體現，是以國內消費需求升級而形成的消費高端化、層級化、差異化、長尾化等特征牽引產業體系的供給結構變動，提高現代化產業體系的供需適配性。
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這為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確定了基本目標。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分配制度是促進共同富裕的基礎性制度。現代產業體系建設有助于推動完善分配制度以促進共同富裕。構建以實體經濟為主導的現代化產業體系，是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堅實保障。共同富裕所體現出的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需要層次豐富、形式多樣、品質精良的產品和服務來滿足，這也對現代化產業體系的供給創新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中國式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這界定了現代化產業體系的價值內核。物質富足、精神富有的社會主義現代化要求現代化產業體系的產品與服務供給必須相協調相融合，必須擁有不斷適應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及對其所包含的物質條件和精神需求的產品和服務進行結構性調整、品質化提升的能力。現代化產業體系的這種不斷適應能力從根本上體現為創新能力，其不僅包括通過技術、工藝、管理等創新提升產品結構和品質，滿足物質需求的能力，更包括通過精神文化類服務的供給引領培育需求，加大文化產業比重，增強中華文明傳播力影響力的能力。
中國式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這延展了現代化產業體系的生態文明價值。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時代特征，也對現代化產業體系的演進與建設提出了時代要求。人類社會的發展史告訴我們，一切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換取經濟發展的行為都是暫時的、短期的，都是與經濟發展規律背道而馳的。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意味著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要堅持在節約優先、保護優先、自然恢復為主方針下的資源產業開發、環境友好型產業壯大和技術驅動的自然力恢復產業興起，以全面創新促進產業全面綠色轉型，要求各類產業發展都能不斷發現、創造和提升生態價值。
中國式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這闡釋了現代化產業體系的國際化和開放性本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產業體系通過全面參與國際分工、不斷融入全球生產網絡增強國際競爭力，同時為世界經濟增長貢獻中國力量，取得了互利共贏的成果。雖然當前逆全球化思潮抬頭，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明顯上升，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但我國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方向不會改變，這要求我國的現代化產業體系要作為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增強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聯動效應的重要載體，兼具更高的開放性和更強的韌性，能夠支撐“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加快構建。
我國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面臨的挑戰
產業體系建設是一個動態過程，我國現代化產業體系是相對于傳統產業體系而言的，二者最大的區別在于是否強調協同。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著力加快建設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協同發展的產業體系”[1]。現代化產業體系更加強調實體經濟的主導地位，注重科技創新的關鍵驅動作用以及要素之間的互動關系，這與我國產業體系已發展到補足技術短板、提升產業鏈供應鏈現代化水平的關鍵時期密不可分。現代化產業體系需要突破傳統產業體系的單維線性關系，更注重產業發展要素的“數量、質量、結構”三維關系的協同，以要素的數量投入、質量提升和結構優化形成有利于實體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協同機制。現代化產業體系是動態開放、多維網狀的系統，應具有自主可控、協同高效、開放包容、體制暢通等特征。目前我國的產業體系距離現代化產業體系的標準還存在差距，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有創新、少精尖”，創新引領不足。現代化產業體系是創新驅動的產業體系，而當前，我國科技創新的部分領域、主體、行業錯配現象時有發生，基礎研究投入仍有不足，政府研發經費投向企業的比例偏低，政府資金對傳統產業轉型升級的研發支持亟待加強。企業作為技術創新主體的作用未能完全凸顯，科技創新激勵機制有待完善，科技成果轉化渠道仍需進一步暢通，知識鏈、技術鏈和產業鏈脫節問題尚未根本解決。更重要的是，產業體系中重要產業的關鍵核心技術“卡脖子”難題亟待破解，自主創新能力有待提升。
二是“有要素、低協同”，要素配置效率偏低。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協同發展是現代化產業體系的根本特征，而我國當前科技創新存在瓶頸，金融體系支撐能力不足，要素配置存在一定的“脫實向虛”傾向，金融與實體經濟出現部分脫節，人力資源存在結構性供需矛盾，人力資本發育不足，高端人才和專業技能人才較為缺乏等問題。各要素之間協同性較低，且并不完全協同指向實體經濟，要素的市場化流動和配置在地區間、產業間、企業間存在一定程度的“梗阻”。
三是“有主體、缺活力”，企業市場競爭力不足。中國各類市場主體蓬勃發展，但充分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還未建設完備，有礙企業競爭活力的充分迸發。大型企業尤其是國有大型企業在吸引資金、技術、人才流入方面享有一定優勢，對民營企業和中小企業產生要素虹吸和市場擠出效應，民營資本進入的“玻璃門”依然存在。在國際市場上，中國企業整體上具有規模優勢，但大多處于全球價值鏈的中低端，企業缺乏技術、品牌、標準、市場掌控力，能夠掌控價值鏈的頭部企業少之又少。
四是“有產業、乏融合”，產業鏈完整性和產業體系協調性欠缺。我國擁有41個工業大類、207個工業中類、666個工業小類，形成了獨立完整的現代工業體系，是全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然而，各產業間融合度較低，現代服務業對先進制造業的支撐乏力。信息、數字等新型通用技術對產業的滲透不足且存在產業間的巨大偏差，數字化賦能的產業鏈協作程度不高。勞動密集型產業加工組裝環節向海外轉移步伐加快，我國產業鏈的完整性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威脅。
五是“重開放、需調整”，制造業對國際大循環存在一定的依賴性。一方面，我國制造業在深度參與全球產業鏈分工中獲得競爭力的提升，另一方面，適應高質量發展要求的產業體系的自主可控性和價值創造能力仍相對滯后，對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構建和主導能力不足，對國際化生產要素、特別是創新資源的整合力度不強，生產性服務業的開放程度不高。在逆全球化思潮抬頭和來自外部的打壓遏制隨時可能升級的情形下，以更高水平對外開放戰略調整賦予現代化產業體系的自主可控性是一種考驗。
六是“推改革，待深化”，支持實體經濟和各要素協同發展的體制機制不健全。產業體系的運行根植在相應的經濟社會等制度環境中。我國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面臨的主要問題，從表象上看，是企業研發動力不足、資本在虛擬經濟領域空轉、人力資源錯配、高端要素培育不足等數量、質量、結構和配置等方面的問題；從本質上看，仍是金融、土地、資源能源等要素市場化改革相對滯后，人才培養與產業發展需求出現脫節以及人才流動機制不夠通暢等體制機制問題。
數字經濟助推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的作用機制
數字經濟是以蓬勃發展的數字技術群組為技術范式，是繼農業經濟和工業經濟后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的新經濟形態，是技術-經濟范式的一場變革，對生產、生活、社會產生深遠影響。當前有關數字經濟內涵、構成和特征，其與農業經濟、工業經濟等的實質性區別與內在聯系的研究還有待豐富深化。2018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工作會議上的重要講話中強調，要發展數字經濟，加快推動數字產業化，同時要推動產業數字化。自此之后，學界、業界和政府部門大多從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兩個方面來理解數字經濟。現代化產業體系是產業體系動態演進的方向，具有以實體經濟為根基，先進制造業、現代服務業與現代農業融合協調，創新驅動要素資源優化配置，實現自主可控、綠色低碳與開放共享，促進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等特征。從數字經濟的視角，數字經濟助推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可以分為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兩種力量的作用；從現代化產業體系的視角，可以分為數字經濟作用于供給側和需求側兩個領域的機制。綜合而言，數字經濟助推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的作用機制包括以下內容。
首先，數字經濟通過數字產業化的“出新”機制豐富現代化產業體系的內容。數字化產業成為現代化產業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主要表現在數字產業化帶來的產品與服務的內容豐富和新業態新模式創新上。數字產業化將數字經濟時代最活躍的生產要素——數據納入生產要素范圍，是繼農業經濟和工業經濟時代作為主要生產要素的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以及部分信息之后的一次要素革命，激發了數據要素不同于傳統生產要素的非稀缺性存在和非排他性使用的特征，數字經濟以極低甚至近乎為零的邊際成本不斷創造價值，依靠信息和數字技術創新驅動，不斷催生新產業新業態新產品新服務新模式，即“出新”。近年來，5G、集成電路、軟件、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等技術、產品和服務的規模不斷壯大，內容不斷豐富。這種“出新”除了做大做優現代化產業體系的“蛋糕”之外，還對之前的產業體系和經濟體系產生顛覆性影響，造成某些產品或服務的“部分出清”。如數字產業化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傳統傳媒業、金融業、廣告業等急劇萎縮，新媒體、互聯網金融、數字貨幣、個性化廣告等傳統產業數字化轉型后的新業態新服務新模式不斷涌現，數字產業化既能創造“增量”促進經濟增長，又是推動傳統產業數字化轉型的催化劑。數字產業化是數字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GDP的重要來源，其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體現為產業自身發展帶來的規模擴張。根據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發布的數據，2021年我國數字產業化的規模達到8.4萬億元，同比名義增長11.9%，占GDP的比重為7.3%[2]，其中信息與通信技術（ICT）服務部分在數字產業化中的主導地位進一步增強。數字產業化是數字經濟高密集創新的活躍領域。
其次，數字經濟通過產業數字化作用于傳統產業的“煥新”機制對產業體系進行再造，為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提供強勁動力。產業數字化將數字技術充分應用到傳統產業，實現數據要素與資本、技術、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的深度融合，推動企業生產工藝、流程、供應鏈、內部管理與市場活動的數字化驅動再造，以此提高企業和產業的全要素生產率，促進產業“煥新”。產業數字化以數字產業化為前提，是農業經濟和工業經濟時代的經濟主體應對數字產業化“部分出清”效應的主動謀變。農業經濟與工業經濟下的產業和企業以數字化建設激發潛在增長空間、擴大“存量”、改變“存量”內容等形式拉動經濟增長，同時優化產業結構。因為產業數字化后即便生產的產品和提供的服務形態相比之前并沒有本質區別，但產業數字化的過程通過優化資源配置、提高供需匹配效率、整合研發力量、變革企業管理模式、提升大眾創業活躍度等路徑創造了價值增量，這一過程本身也就逐漸褪去傳統的低效要素配置成分，成為數字經濟的重要構成。數字經濟中，以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形式呈現的產業數字化規模遠遠高于數字產業化的規模，《中國數字經濟發展報告（2022年）》顯示，2021年，中國產業數字化規模達到37.2萬億元，同比名義增長17.2%，占GDP比重由2005年的7%提升至32.5%[3]。工業互聯網、服務業和農業數字化轉型的經濟社會環境、企業理念認知、技術和產品服務支撐體系等都日漸完善，產業數字化將成為未來我國產業結構優化和產業高質量發展的持續推動力，進而也將推動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
再次，數字經濟通過優化供給結構增強產業體系的現代化水平。產業結構優化從供給側來看，就是生產要素的流動再配置過程，體現為在要素層面和企業層面都面臨“調結構”問題，而最終表現為產業層面的結構優化。具體而言，數字經濟對要素層面的“調結構”主要通過新技術簇群化涌現機制和數據鏈接要素重塑機制來實現；對企業層面的“調結構”主要通過產業資源共享機制和社會生產、知識儲備和組織三重潛力釋放機制來實現；對產業層面的“調結構”則是通過投資方向調整機制和新舊產業更替機制來實現。
數字經濟對產業體系的微觀“細胞”，即要素層面，發揮新技術簇群化涌現機制和數據鏈接要素重塑機制的作用。數字經濟內生于云計算、大數據、物聯網、移動互聯網、人工智能等新技術構成的智能技術群，由智能技術群引領的包括生物技術、新材料、新能源在內的第四次技術革命帶來的技術潮涌，能吸引更多創新資源和要素聚集，加速新的創新機會涌現和技術突破。以數字技術為代表的智能技術群從根本上改變了時間空間和人與組織的關系，而這種顛覆性的技術變革對經濟和社會的影響才剛剛開始。與人類歷史上的幾次重大技術變革一樣，數字經濟下的新技術簇群化涌現將會從要素層面產生熊彼特所謂的“創造性破壞”的力量。隨著數字技術的推廣普及，數據鏈接要素重塑機制在勞動力的教育、培訓、持續學習與知識技能積累方面產生規模經濟效應、范圍經濟效應和長尾效應，有利于提升勞動力素質，放大人力資本價值。數字技術在企業內部的價值創造活動中，在技術研發、采購、生產制造、銷售等主要環節的固定資產設備之間建立起數字“鏈接”，將其升級為智能化、網絡化、即時化的附著關鍵信息要素的資產設備系統，由此賦予資本更高的產出效率。數據要素因鏈接重塑傳統要素而展現自身的價值，同時傳統要素與數據要素的融合將延展傳統要素的時空邊界，改變其邊際成本屬性，從而提升傳統要素的價值增值能力。
數字經濟對產業體系的構成主體，即企業層面，發揮產業資源共享機制和社會生產、知識儲備和組織三重潛力釋放機制的作用。企業在數字技術支撐下通過數據鏈接重塑，搭建出資源共享平臺，突破單個企業的資源和能力邊界，實現企業間資源（如儀器設備等生產資料）創新和市場服務能力等的共享，這往往以數字化中小企業服務平臺和組織的形式、以生產性服務業的產業內容呈現出來，為更多的中小企業跳出企業自身樹立資源觀，專注于差異化的技術、產品和服務創新，為非核心業務資源外取和固定成本向外分攤創造了可能。數字經濟與生俱來的非排他性和共享屬性，是產業資源可以實現高效集約化使用的根本保障。數字經濟對“調結構”的影響普遍地表現為它將引起一場“經濟革命”，引起經濟系統三個層面的顯著變化，即社會生產潛力、知識儲備和成本降低帶來的組織方面的本質變化。社會生產潛力方面，以數字化挖掘傳統生產制造方式的生產潛力，提升供需適配性以促進社會整體的資源優化配置；知識儲備方面，數字經濟驅動創新具有一定的普惠性與長尾效應，能夠激發更多中小企業，甚至是個體創新者的創新意愿，不斷加大加深知識外溢的規模和范圍；組織潛力方面，數字經濟對企業組織形式的改變力量來自于大幅降低企業的搜尋成本、復制成本、運輸成本、溯源成本與驗證成本，最終表現為企業內和企業間的組織形態變革，進而實現“調結構”。
數字經濟對產業體系的中觀結構，即產業層面，發揮投資方向調整機制和新舊產業更替機制的作用。從消費互聯網到產業互聯網，從共享產品和服務到共享生產能力和創新能力，從傳統基礎設施到以數據鏈接的數字化智能化基礎設施網絡，數字經濟發展不斷產生新的投資熱點。工業互聯網的運行邏輯日漸清晰，平臺化設計、智能化制造、個性化定制、網絡化協同、服務化延伸、數字化管理成為社會和企業投資的新熱點。對產業體系內部產業間的結構調整而言，以數字技術為代表的新技術成為社會投資的重點領域，新技術的產業化是以“出新”的形式提供新產品和新服務，產生新的價值，從而逐漸改變新興產業和傳統產業的比例關系，并且對傳統產業的“煥新”機制發揮示范或牽引作用，加速新舊更替。在傳統產業內部這種新舊更替則體現為以優逐劣，為“專精特新”中小企業提供更大的市場空間。數字經濟促進的新舊產業更替機制使得服務成為重要的中間品被廣泛納入經濟活動，從而促進服務型制造的蓬勃興起。
最后，數字經濟通過挖掘潛在需求牽引產業體系的結構優化和現代化水平提升，主要表現為新需求創造與表達機制和制造與服務融合機制。產業結構優化不僅是要素資源的優化配置過程，也是供需不斷調整適配的過程。數字經濟時代，數字化產品和服務成為市場需求的新增長點，消費者、企業和政府等市場需求主體對數字產品與服務的消費規模不斷擴大、層次不斷豐富，數字化產品和服務的規模經濟效應、范圍經濟效應、長尾效應對新興供給產生創造需求的反作用。數字經濟會加速淘汰不滿足市場需求的企業和產業，產生適應需求的反向淘汰作用。數字經濟時代，個性化、品質化、小批量且相對低成本的消費將成為新趨勢，能夠準確快速捕捉和適應這種需求變化的企業會越來越具有競爭力，無法適應的企業則會逐步退出市場，完成由市場選擇的“優勝劣汰”。更重要的是，數字經濟可以彌合供需雙方的信息不對稱，以新的商業模式拓展消費選擇的廣度與深度，引導消費者的需求和偏好表達，為消費者主動表達需求意愿提供更加便捷和低成本的渠道，提高市場運行效率。當前，工業與服務業融合互動成為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支撐。數字經濟有助于服務經濟發展，這是因為數字經濟依賴的新基建和新興產業需要大量的服務投入，如5G、人工智能、大數據的研發創新，以及與之相關的金融業和商業服務。以工業互聯網平臺為例，其本質是通過網絡采集海量工業數據，提供數據存儲、管理、呈現、分析、建模及應用開發環境，在此過程中需要數據服務的持續投入。數字經濟發展還會不斷增強生產和服務消費的信息化、虛擬化程度，以數字為載體，數字服務實現了數字內容產業鏈在服務業產業鏈前后端的延伸，推動了制造與服務的融合。
數字經濟助推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的主要路徑
數字經濟是第四次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的重要創新成果，而且這一創新過程還在蓬勃進行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數字經濟具有高創新性、強滲透性、廣覆蓋性，不僅是新的經濟增長點，而且是改造提升傳統產業的支點，可以成為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的重要引擎。”[4]現代化產業體系是現代化經濟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物質基礎。沿著做強做優做大數字經濟的軌跡將數字經濟融入滲透到產業體系中，是數字經濟助推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的方向。數字經濟的發展壯大過程某種程度上就是現代化產業體系的深入推進建設過程。
首先，以數字經濟核心技術的自主創新和進口替代實現關鍵核心技術自主可控，做強數字經濟。唯有創新驅動的數字經濟才能更高效地發揮推進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的作用。數字經濟的核心技術在軟件方面主要是由數據、算法和算力決定的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核心技術。近年來，我國在數字經濟的軟性技術領域的自主知識產權創造和儲備都在不斷增加。以人工智能為例，2021年，我國在中美歐日韓世界五大知識產權局獲得授權的人工智能發明專利達到5.7萬件，是2016年的5.1倍，年均增長38.5%。[5]數字經濟領域的軟性技術趨于開源和龐大的應用場景產生海量數據，這是算法算力技術突破的前提。在海量數據的支撐下，我國在數字經濟軟性核心技術領域的自主創新水平和追趕先進技術前沿的能力日益增強。然而，關鍵硬件技術，如芯片、智能傳感器等卻成為當前我國數字經濟核心技術受制于人的短板。例如，我國智能電動網聯車產銷量迅猛增長，但其所需的車規級高端芯片自給率不足10%、國產化率僅為5%[6]。在高端智能傳感器領域，美歐日也呈現壟斷之勢。數字經濟核心技術的競爭很大程度上是芯片的競爭，美國制定出臺《2022年芯片與科學法案》意在鼓勵芯片制造回流美國，并進一步遏制先進芯片和半導體技術與產品出口中國。雖然這一法案的實際效果還需進一步觀望，但我國數字經濟核心技術突破關鍵是“芯”的突破已成為業界、科研界、學界和政府的共識。自主創新與進口替代是相互依存的關系，自主創新是進口替代的底氣，進口替代是自主創新的動力。應將芯片設計作為原創性引領性科技攻關重點領域，更多地發揮國家科研機構和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的基礎陣地作用，加強基礎研究、推動原始創新。在以進口替代為目標的高端芯片生產領域，充分發揮科技領軍企業的作用，加強企業主導的產學研深度融合，強化目標導向，提高科技成果轉化和產業化水平，在數字經濟領域解決“有創新、少精尖”的問題。只有具備自主創新能力、關鍵核心技術實現自主可控的數字經濟，才能對現代化產業體系的建設更好地發揮創新驅動與數字賦能作用。
其次，優化數字經濟內部結構，以高效率的數字產業化帶動產業數字化，放大“出新”效應對“煥新”效應的倍增作用。數字經濟創新發展的動力源包括數字產業化，數字經濟關鍵核心技術的原始創新和自主可控，數字企業以數據要素牽引鏈接知識、技術、人力資本、資金等生產要素的高效優化配置。數字產業化創新同樣包括技術創新、業態創新、管理創新、商業模式創新等內容。在我國數字經濟起步階段，數字產業化領域出現過商業模式和業態等以創新為名義的低成本復制蔓延，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資金的“脫實向虛”，這背離了做優數字經濟的發展方向。數字經濟內部結構優化的活力之源是產業數字化，這是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的根基所在。目前從規模上看，我國產業數字化占數字經濟的比例已經達到80%，[7]而從產業數字化的內容構成來看，數字化賦能服務業，特別是生活性服務業的步伐遠快于其他行業。毋庸置疑，生活性服務業也是實體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比較而言，我國門類齊全、獨立完整的現代工業體系更亟需數字賦能，需要發揮產業數字化的“煥新”效應。產業數字化的本質是以數字技術作為高滲透性通用技術為基礎，以數字部門提供的產品和服務為中介和載體，充分發揮在非數字部門中的替代效應和協同效應，賦能傳統產業升級，實現價值創造和全要素生產率提升，如應用工業操作系統、數字化設備和制造執行系統（MES）實現智能制造等。由于產業的技術經濟特征不同，產業數字化存在顯著的行業異質性，如工業中的煤炭、鋼鐵、化工等行業，傳統技術生產方式面臨的勞動力、資源環境壓力大，且生產技術工藝和流程相對穩定，數字化轉型的共性平臺和技術較易實現共享，主要的約束是資金。而服裝、食品、電子零部件加工制造等行業，出于“機器換人”的目的，實現的可能只是部分工藝流程的自動化，而非實質性的數字化。由于鏈條相對較長，工藝和生產組織方式復雜多樣，其與數字經濟的融合進程相比傳統工業部門反而較慢，甚至可能產生數字時代的新“索洛悖論”。從數字經濟發展的國家戰略高度統籌規劃引導數字經濟內部結構優化，并將數字產業創新成果更多地引向先進制造業和生產性服務業領域，這是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的重要路徑。
再次，統籌規劃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優化基礎設施布局、結構、功能和系統集成，推動新型基礎設施與傳統基礎設施融合，為做大數字經濟進而推動產業體系現代化奠定設施基礎。根據國家發展改革委對新型基礎設施的分類，第一類是以5G基站、千兆光網、數據中心、人工智能和云計算平臺等為代表的新型信息基礎設施；第二類是應用新一代信息技術智能化改造傳統基礎設施后的融合基礎設施，如智慧港口、工業互聯網、智慧農業基礎設施等；第三類是支撐科學研究、技術開發、新產品和新服務研制的具有公益屬性的創新基礎設施。新型基礎設施是以數據要素為核心，將傳統基礎設施鏈接的物流、人流、資金流、信息流等賦予數據表達。新型基礎設施除了具備傳統基礎設施的基礎性、先行性和準公共物品性等特征外，更具有技術含量高、快速迭代、泛在支撐、融合創新、加速折舊等特征，而這些特征的實現又離不開傳統基礎設施和實體產業的龐大應用場景。因此，新型基礎設施的合理規劃建設本身就是在做大數字經濟的同時推動產業體系的結構優化。
新型基礎設施的規劃建設運營根據其類型不同有所區別。第一類新型信息基礎設施的網絡外部性和準公共產品屬性最強，對規劃建設的整體性要求最高，國有資本占主體的信息基礎設施網絡運營商在新型信息基礎設施建設中需要發揮主導作用。移動通信網絡從4G向5G升級，固定接入網絡從百兆向千兆升級，數據中心、云網協同和算網融合，以及智能計算中心、人工智能海量訓練庫、標準測試數據集等人工智能基礎設施，安全可擴展的區塊鏈基礎設施等的規劃建設等，必須全國一盤棋，避免重復建設，既需要適度超前，也要體現階段性與時序性。第二類融合基礎設施是數字經濟改造提升傳統基礎設施，實現數字賦能產業，如工業互聯網平臺、智慧物流、能源互聯網、智慧公共服務設施等。這類基礎設施的自然壟斷屬性大為減弱，接近俱樂部產品，建設運營主體進入該領域的技術門檻高而投資門檻相對較低，可以吸引更多元化的投資主體進行高度市場化競爭，特別是高科技企業將成為這類新型基礎設施的重要建設運營主體。第三類創新基礎設施的建設運營目標是支撐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創新基礎設施是實現科學技術突破、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支撐創新創業的重要基礎，其建設既要體現國家意志，又要激發創新創業活力，需要分類施策。
最后，充分釋放我國數字經濟發展的應用場景和人才優勢，形成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的雙輪驅動之勢，助推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我國工業門類齊全的產業體系、龐大的內需市場和消費需求升級的不斷推進，提供了廣闊的數字經濟應用場景。應用場景是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的“場”，是數字經濟創新再塑產業體系的關鍵條件。我國的數字化應用場景具有全行業、廣領域、多層次的特點，特別是在淺層次的商業模式應用上，依靠龐大的內需市場很容易帶動商業模式的復制式蔓延。然而，由于缺乏深層次的創新驅動，這對發揮應用場景優勢未必有利。因此，在數字化場景開發應用中需要考慮數字化賦能的行業差異。例如，對產業鏈條長但技術相對穩定的傳統工業，在數字化應用場景中應充分調動龍頭企業在行業互聯網建設中的主導作用，推動構建數字工廠的產業數字化生態系統，政府以稅收優惠減免、人才引進激勵等政策引導部分優勢企業帶頭探索數字化轉型的不同場景模式。數字化應用場景開發建設還應堅持數字技術領域的開放式創新，積極融入全球創新網絡，充分吸收外部先進技術成果，以更豐富的場景應用吸引更多的先進技術在中國集成、再創新，同時促進技術成果輸出。特別是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要增強我國在技術合作中的先導性地位，將技術優勢轉化為標準優勢，提升我國在數字技術領域國際創新合作中的話語權。
數字經濟賦能現代化產業體系需要大師、戰略科學家、一流科技領軍人才和創新團隊、青年科技人才、卓越工程師、大國工匠、高技能人才組成層次化人才梯隊。我國并不缺乏培養戰略科學家、一流科技領軍人才等高層次創新型人才的土壤，如世界上人工智能人才的最大來源地就是中國。然而，目前我國在教育和人才選拔、任用、激勵等方面還存在制度改革的空間。與此同時，數字經濟賦能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多類型的人才梯隊，從產業數字化催生的企業數字化轉型來看，目前我國人才培養和轉型的速度遠低于行業需求。以汽車行業為例，隨著智能制造的興起，嵌入式軟件開發、智能網聯工程師、智能駕駛系統工程師、機器人工程師等高端制造相關職位的人才高度緊缺，電子電器、半導體、儀表儀器和自動化機械等相關的高技能人才也較為短缺。我國在勞動力受教育程度和人才儲備方面具有潛在優勢，加大適應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就業結構調整和相應的教育與人才培養體系改革成為釋放人才優勢的當務之急。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大國經濟條件下構建自主可控的現代產業體系重大問題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21&ZD099）
注釋
[1]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17年10月27日，http://news.cnr.cn/native/gd/20171027/t20171027_524003098.shtml。
[2][3][7]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國數字經濟發展報告（2022年）》，2022年7月，http://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2207/P020220729609949023295.pdf。
[4]習近平：《不斷做強做優做大我國數字經濟》，《求是》，2022年第2期。
[5]《截至2021年底我國數字經濟核心產業有效發明專利達到97.7萬件》，2022年7月12日，http://bgimg.ce.cn/cysc/newmain/yc/jsxw/202207/12/t20220712_37860635.shtml。
[6]《中國車企芯片國產化率僅5%，原工信部長怒批……廠商卻喊冤？》，2022年3月31日，https://finance.sina.com.cn/tech/2022-03-31/doc-imcwiwss9133374.shtml。
參考文獻
白雪潔、宋培、李琳，2022，《數字經濟如何平衡“穩增長調結構”目標——基于地區-行業層面的分析》，《南開經濟研究》，第7期。
方虹，2022，《新型基礎設施助推中國城市群高質量發展》，《人民論壇·學術前沿》，11月下。
郭凱明，2019，《人工智能發展、產業結構轉型升級與勞動收入份額變動》，《管理世界》，第7期。
詹姆斯·A. 道、史迪夫·H. 漢科、阿蘭·A. 瓦爾特斯，2014，《發展經濟學的革命》，黃祖輝、蔣文華主譯，上海：格致出版社。
焦勇，2020，《數字經濟賦能制造業轉型：從價值重塑到價值創造》，《經濟學家》，第6期。
肖旭、戚聿東，2019，《產業數字化轉型的價值維度與理論邏輯》，《改革》，第8期。
Digital Economy Helps Enpower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Bai Xuejie
Abstract: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is the material and technological foundation supporting Chinese modernization. At present, China's industrial system is still faced with challenges such as "with innovation but less advanced" and "with elements but loose coordination", which need to be solved urgently to meet the new requirement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As a technology-economic paradigm revolution, the role of digital economy in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parts. One i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digital economy which includes the "breaking-new" mechanism of digital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renewal" mechanism of industrial digitalization. Another i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which includes mechanisms on the supply side and the the demand side.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role of these mechanisms, it is necessary to achieve independent control of core and key technologies of the digital economy through independent innovation and breaking import substitution, optimize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the digital economy, plan new infrastructure as a whole, and fully release the advantages of application scenarios and talents.
Keywords: digital economy,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Chinese moderniz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