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現代化產業體系是現代化經濟體系的主要內涵和戰略重點之一。構建現代產業體系要以提升我國勞動生產率和核心技術產品自給率為核心任務，以推動產業升級、優化產業結構為目標，從供給側的角度保障我國擴大內需戰略的推進、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協調區域經濟發展、促進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構建更加開放的產業體系。具體來說，要不斷提高我國科學研究與試驗發展的投入、提升關鍵核心技術創新能力，完善我國數字經濟的結構，加強現代服務業的建設、提升我國服務業的勞動生產率，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構建適應現代產業體系的人才體系建設。
【關鍵詞】產業體系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新發展格局
【中圖分類號】F121.3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06.008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堅持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推進新型工業化，加快建設制造強國、質量強國、航天強國、交通強國、網絡強國、數字中國。”現代化產業體系是現代化經濟體系的主要內涵和戰略重點之一。以高質量發展為主題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要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及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相結合。
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的基礎
根據發展經濟學理論，隨著一個國家的經濟不斷增長，產業結構會發生變化，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的比重會逐步下降，而第三產業（亦即服務業）的占比將漸次提高，這就是產業結構的轉型。經過四十多年的經濟發展，我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GDP水平以及人均GDP水平穩步提升，為我國不斷擴大國內市場提供支撐，從出口導向型經濟轉向構建新發展格局，這成為我國建設現代產業體系的基礎。
經濟總量與人均GDP的不斷提升為我國產業體系調整提供基礎。一是從經濟總量來看，我國名義GDP從1978年的3679億元上升到2022年的1210207億元，穩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工業增加值也從1978年的1622億元上升到2022年的401644億元。從2010年開始成為世界最大的制造業國家，2022年占世界制造業的比重超過30%。二是從人均GDP來看，2019年我國人均GDP超過1萬美元，2022年達到1.27萬美元。
增長結構的深刻變化促使產業結構發生調整。一是投資規模不斷擴大，吸引的外資（FDI）和對外投資（ODI）規模不斷上升。從投資規模來看，我國2022年的投資規模達到57.9萬億；從FDI和ODI來看，我國已經成為全世界最大的投資市場；從FDI和ODI占GDP的比重來看，我國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FDI市場和ODI市場（FDI存量占GDP的20%左右；ODI占15%左右）。二是消費規模不斷擴大，我國即將成為世界最大的消費市場。2022年我國消費總量達到43.9萬億元，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消費國家。與美國相較，差距正不斷縮小，從2017年相差0.34萬億美元，到2019年相差0.27萬億美元，未來我國有望超過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消費市場。三是進出口規模不斷擴大，進出口結構發生改變。一方面，我國進出口規模不斷提升。2013年我國開始成為全球第一大貿易國，2022年我國進出口總量超過40萬億元。另一方面，我國進出口結構發生改變。我國進出口貿易總額占GDP的比重從2005年的64.24%后開始下降，2022年下降到34%左右；出口額占GDP的比重也從2006年的35.4%下降到2022年的19.8%；凈出口占GDP的比重從2007年的7.52%下降到2022年的4%左右。第三，我國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不斷上升，2022年我國服務進出口總額59801.9億元，同比增長12.9%。
產業結構的變化為未來產業結構持續優化升級提供了基礎。一是我國的制造業基礎較好、體系完整。自2010年開始，我國成為世界上制造業規模最大的國家，2022年我國制造業的世界占比超過30%。經過多年的發展，我國形成了完整的制造業體系，包括41個工業大類、207個工業中類、666個工業小類。二是我國產業結構不斷調整，第三產業的占比不斷上升（2022年我國第三產業的占比達到52.8%），且第三產業對經濟的貢獻率不斷提升。如圖1所示，第三產業貢獻率從2003年的39%左右上升到2019年的63.5%。三是以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為代表的現代服務業發展較快。2022年增加值達到47934億元，增長9.1%，占GDP的比重接近4%，有力地支撐了我國經濟的增長。
目前產業體系存在的問題
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服務業發展不足。一是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下滑。2022年我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下降4%，特別是外商及港澳臺商投資企業下降9.5%，私營企業下降7.2%。二是我國服務業整體發展相對滯后，特別是生活性服務業受疫情影響嚴重。2022年我國批發和零售業增長僅為0.9%，住宿和餐飲業下降2.3%。另外，如圖2所示，2021年我國文化產業占GDP的比重為4.56%，旅游產業占比為3.96%，遠低于美國相應的占比水平。
第三產業的勞動生產率不高，且不同產業間勞動生產率差異較大。一是與美國相較，我國三次產業的勞動生產率存在差距。從第一產業勞動生產率來看，1978年美國的農業勞動生產率是30291美元／勞動力，中國僅為610美元／勞動力，即美國是中國的50倍左右，如圖3所示，在之后的較長一段時期，中美農業勞動生產率的差異維持在50倍左右；2000年后，美國和中國農業勞動生產率開始上升，2006～2007年間，二者差距上升到超過70倍；2007年后，差距逐漸縮小，2018年，美國的農業勞動生產率達到115748美元／勞動力，我國為4749美元／勞動力，即差值仍在20倍以上。從第二產業來看，1978年美國的第二產業勞動生產率是75138美元／勞動力，而中國僅為1538美元／勞動力，美國是中國的49倍左右；1990年后差距快速縮小，2018年美國第二產業勞動生產率是中國的7倍左右。從第三產業來看，1978年美國的第三產業勞動生產率是80265美元／勞動力，中國為6180美元／勞動力，美國是中國的13倍左右；2005年后差距快速縮小，2018年美國第三產業勞動生產率是中國的6.37倍左右。
二是我國三次產業之間的勞動生產率存在較大差距，特別是第一產業勞動生產率和第二產業、第三產業勞動生產率存在較大差距。1978年我國第一產業勞動生產率是359.7元／人，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分別是2527.3元／人和1850.9元／人，如圖4所示，即第二產業勞動生產率是第一產業的7.03倍左右，第三產業是第一產業的5.15倍左右；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農村改革的推進，第一產業的勞動生產率逐步提高，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第二產業是第一產業的5倍左右，第三產業是第一產業的3倍左右；之后二者差距開始持續擴大，到2003年左右，第二產業是第一產業的8.4倍，第三產業是第一產業的5.7倍左右；隨著我國農村改革的深入，第二產業、第三產業的勞動生產率與第一產業的勞動生產率的差距在逐漸縮小，到2021年，第二產業是第一產業的4.27倍，第三產業是第一產業的3.5倍。
從國際比較來看，我國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勞動生產率與第一產業的勞動生產率差距遠比美國的差距大。以美國為例，如圖5所示，美國的第二產業、第三產業的勞動生產率與第一產業的勞動生產率在1978年保持在較高的水平，第三產業是第一產業的2.65倍，第二產業是第一產業的2.48倍；經過20年左右，1998年后，第二產業勞動生產率和第三產業與第一產業的比值低于1.5倍，甚至第三產業勞動生產率還低于第一產業；2018年，第二產業勞動生產率是第一產業的1.57倍，第三產業是第一產業的1.1倍左右。
高端制造業供給不足。我國擁有較為完整的制造業體系，然而仍存在高端制造業供給不足的問題。一是我國部分核心技術產品依賴進口，自給率不足。例如，2019年我國芯片自給率僅為30%左右。另外，根據ICC的數據，2021年2.5G及以下速率的芯片國產化率超過95%，10G芯片國產化率約60%，部分性能要求高、生產難度較大的芯片仍需進口，25G芯片的國產化率約為20%，然而25G以上的芯片國產化率僅為5%。二是從集成電路等高端產品的進口來看，進口額不斷增加，2022年達到4155.8億美元，遠高于其他產品的進口。三是我國高端芯片的進口渠道受制于人，這使得我國面臨芯片短缺的不利境況。
消費升級的供給不足。一是我國應對文教娛樂、醫療保健、美容、交通通信和居住等升級的供給不足，針對不同地區的消費升級應對不足。二是我國高端消費領域供給不足，高端商品的品牌力不足。2014～2018年間，我國居民境外消費從1648億美元提升到2773億美元，是排名世界第一的境外消費大國。2019年中國在世界上消費高端商品984億歐元，國內的高端商品市場達到300億歐元，占比超過30%（為30.5%）。然而，我國高端商品的品牌建設滯后，2020年全球十大奢侈品牌中沒有一個來自中國。
地區之間存在市場分割，貿易成本高、要素流動成本高。一方面，現代化產業體系需要打通地區、城鄉間的市場，然而我國地區、城鄉、行業間均存在壁壘。以物流成本為例，如圖6所示，我國物流成本占GDP的比重一直很高，是國外的2倍左右。2021年我國物流總費用為16.7萬億元，占GDP的比重為14.6%，遠高于美國的物流成本（2018年美國企業物流成本占GDP的比重為8.0%）。另一方面，我國存在區域差距和城鄉差距，要素在地區間流動不暢。Hsieh and Klenow（2009）指出我國經濟發展中存在資本錯配現象，我國的資本的回報率之差在2018年還有比較大的差異（Theil指數為0.42）。Tombe and Zhu（2019）也指出我國勞動力流動成本較高，部分流動人口在一定程度上無法便捷地享受居住地的醫療、教育、養老等公共福利，遷移成本仍然較高。
近年第二產業下降過快。如圖7所示，2012～2020年間，我國第二產業國內生產總值占比從45.4%下降至37.8%，呈現出較為明顯的“去工業化”跡象。一是我國第二產業過快下降的時間太早。根據國際經驗，發達國家開始“去工業化”時，其人均收入已經達到1萬美元左右（按1990年價格計算），而2012年我國進入“去工業化”時，人均GDP折合僅6100美元。二是我國第二產業下降速度過快。近年來，第二產業的GDP占比平均每年下降近1個百分點，與之相較，美國近四十年的“去工業化”進程中，平均每年下降不超過0.5%。三是我國第三產業與第二產業勞動生產率之比沒有顯著提高。如圖8所示，近年二者比值只有0.8左右，比照20世紀90年代的水平更低。
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的要求
以提升我國勞動生產率和核心技術產品自給率為核心任務。一是提升我國整體勞動生產率（目前我國整體勞動生產率約為美國的1／7）；二是提升我國三次產業的勞動生產率；三是提升我國核心技術產業的自給率。雖然我國2022年出口保持了較快增長，但是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的增長只有0.3%，不僅如此，我國2022年的高新技術產品的進口增長為-6%，這迫使我國必須把高新技術產品供給作為現代化產業體系構建的重中之重。
以推動產業升級，優化產業結構為目標。一是加快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培育新興產業，推動高端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發展；二是將第二產業的規模保持在合理水平，這是我國產業體系自主可控和安全可靠的保障。
從供給側的角度保障我國擴大內需戰略的推進，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一是要滿足我國消費升級的供給，推進現代服務業的發展；二是推進我國進出口的持續高質量發展，注重發展現代服務貿易，特別是數字服務貿易；三是有效擴大民營企業的參與，拉動民營企業的投資，有效解決我國投資不足、特別是投資結構不合理的問題。
協調區域經濟發展，促進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一是提高產業集聚程度，打造產業集群和創新平臺，推動產業協同發展，形成優勢產業集聚區；二是推進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
構建更加開放的產業體系。一是現代化產業體系的構建需要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一方面，吸收借鑒國際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推動我國產業升級；另一方面，促進我國產業的對外開放，提升我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二是現代化產業體系應融入世界產業鏈和供應鏈，增進產業鏈的韌性和安全可靠性。
加快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的路徑
不斷提高我國科學研究與試驗發展（R&D）的經費投入，提升關鍵核心技術創新能力。一是提升我國R&D經費投入，提升我國全要素生產率（TFP）。我國2022年R&D經費投入強度達到2.55，已經接近美國的水平。然而，我國的TFP水平與美國相較還不高，仍需要持續提升。二是改善我國R&D結構，持續加大基礎研究水平。我國R&D中基礎研究水平一直不高，只有6%左右，從2022年的數據來看，雖然我國R&D強度在提升，但其中基礎研究占比出現下降。三是我國R&D經費的投入方面還需要改進。我國R&D經費投入中，政府的投入占比不高，企業投入占比超過70%，這也是基礎研究占比難以提升的原因之一。另外，我國政府的R&D經費投入中，地方政府的支出責任過大，而且近年呈現增長趨勢。在國家的科技支出中，地方政府一直承擔主要責任，占比約為60%，且仍在上升。
完善我國數字經濟的結構。一方面，保持數字核心產業的快速增長；另一方面，通過產業數字化促進我國三次產業的高質量發展。具體來說，一是完善我國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數字產業集群，夯實我國數字核心技術的優勢。依托《數字中國建設整體布局規劃》加快推進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優化算力基礎設施布局，促進東西部算力高效互補和協同聯動，引導通用數據中心、超算中心、智能計算中心、邊緣數據中心等合理梯次布局。二是不斷提高我國三次產業的數字化水平。在我國產業數字化中，第三產業的數字化水平最高，第二產業特別是能源行業數字化水平不高，這極大地影響了我國經濟的高質量增長。一方面，我國農業的數字化程度只有8.9%，與發達國家存在差距（德國為23.1%，英國為27.5%），還有較大的提升空間。應利用數字經濟的優勢，推進農業現代化，提升農業勞動生產率，提升農民收入，縮小城鄉差距。另一方面，我國第二產業的數字化程度（21%）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4%），遠低于美國（37.8%）、德國（45.3%）。數字化推動制造業升級對我國經濟具有重要意義。
加強現代服務業建設，提升我國服務業的勞動生產率。在未來產業體系中，服務業的規模不斷擴大已成為基本趨勢。在服務業規模不斷擴大的同時保持我國產業的競爭力，需要不斷提升服務業的勞動生產率。
一是大力發展我國生產性服務業，推進生產性服務業與先進制造業、現代農業深度融合。一方面，生產性服務業企業與先進制造業、現代農業企業深度融合，可以推進服務業向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等方向發展，提升服務業的質量和效率；另一方面，生產性服務業發展有助于改造傳統制造業、支持先進制造業發展，同時也有助于其他服務業效率的提升。當前，應更加重視推動生產性服務業發展。從美國的發展經驗來看，生產性服務業的勞動生產率往往高于其他服務業，其較快發展能夠帶動服務業整體生產率的提高。同時，與批發零售、住宿餐飲等服務業相比，專業和商業服務、金融保險、租賃等行業處于產業鏈附加值高端，需要更加專業化、技術型的人才等資源，也是降低交易成本、實現產品增值、促進創新活動的重要行業。生產性服務業勞動生產率相對較高，有助于帶動服務業和國民經濟生產率的提升。
二是推進我國生產性服務業結構優化。實際上，我國生產性服務業在第三產業中的占比并不算低，然而從其結構來看，與美國相較，我國金融業的占比明顯偏高，商務服務、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的占比明顯偏低。2022年，我國信息服務等占比只有3.96%；租賃服務僅為3.2%；租賃和商務服務、科研技術服務和地質勘查業的合計占比僅約為9%，遠低于美國17%左右的水平。
三是加快我國服務業的對外開放，通過對外開放促進我國服務業產業升級。加入世貿組織后，我國的進出口實現較快增長，勞動生產率、包括服務業的生產率也得到進一步提升。然而，總體來看我國的服務貿易發展不足，服務業的生產率仍有極大提升空間。由此，應進一步加大對外開放力度，豐富對外開放內涵，深度融入全球服務業分工體系，以高水平對外開放提升我國服務業國際化水平。具體來說，可以考慮對外商投資全面實施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簡化外資企業設立和變更管理程序；推動教育、醫療、建筑設計、銀行、證券、保險等領域有序對外開放，逐步放寬準入限制；推動沿海沿邊內陸服務業全方位開放，發展高層次外向型服務業，建設一批承接國際服務轉移的重要平臺和國際服務合作窗口城市，進一步擴大對港澳開放服務領域；鼓勵服務企業在全球范圍內配置資源、開拓市場，完善服務貿易體制機制、政策框架、促進體系和發展模式，提高服務貿易開放程度和便利化水平。
四是持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補齊我國服務業供給不足的短板。首先，加強品牌建設，提升我國高端服務業的供給水平。我國的消費升級主要表現為人們對高端教育、文化娛樂、醫療、旅游以及體驗性消費的需求，故需要加大品牌建設力度，鼓勵更多民營企業進入上述領域。其次，鼓勵地方政府出臺針對地區消費升級特點的支持政策。針對不同發展階段的地區出臺差異化政策，特別是差異化的產業發展政策，對于滿足消費升級需求、進一步提升我國區域經濟發展有重要意義。再次，合理降低關稅，建設更多消費特區以提升我國批發零售業的競爭力，把更多的消費留在國內市場。近年來，我國總體關稅已經降低到較低的水平，然而對于高端商品，特別是奢侈品，關稅依然很高，這不可避免地將高端商品的消費留在國外市場。因此，可以考慮進一步降低高端商品的關稅，同時，建設更多消費特區，滿足人民對于高端商品的需求。最后，加大對國內市場的監管力度，持續改善國內消費環境，提升消費者在國內消費的信心。
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一是根據市場需求和產業發展規律，制定市場導向的產業政策，優化資源配置，鼓勵創新創業，推動優勝劣汰，提高產業集聚度和規模效益。二是加快推進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破除可能存在的地方保護和行政性壟斷，加快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三是堅持企業在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中的主導地位。增強國有企業在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中的帶動作用，發揮廣大民營企業在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中的生力軍作用。促進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開展多種形式的合作，形成協同發展的產業集群。
推動適應現代化產業體系的人才體系建設。未來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需要構建與之相適應的人才隊伍體系。一是在高等教育研究領域，加強現代化產業體系關鍵技術的研發、鼓勵跨學科人才培養，實現關鍵技術與人才培養的自給。二是完善學科體系，出臺培養現代化產業體系方面的各類學位項目。三是加大應用型人才的培養。鼓勵地方高校根據地方產業發展需求培養人才。四是加大在職培訓。推進制造業相關領域的人才在職培養，推出更多“產業＋”方面在職碩士項目。五是加大對農民工的培訓。我國新生代農民工受教育程度已經大大提升，可以通過提供知識和技能培訓，幫助他們加強對現代化產業體系專業知識的學習，助推農業現代化，提升我國農業產業的數字化水平。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實質性減稅降費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19ZDA069）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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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Tombe and X–D. Zhu, 2019, "Trade, Migration, and Productivity: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Chin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9(5).
責 編∕李思琪
Accelerated Construction of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by Deepening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Gong Liutang
Abstract: The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is one of the main elements and strategic focuses of a modern economic system.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should take improving China's labor productivity and self-sufficiency rate of core technology products as the core task, promote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optimize industrial structure, guarantee the promotion of China's strategy of boosting domestic demand from the supply side,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pattern of development, coordinat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and build a more open industrial system. Specifically, we should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investment in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 China, enhance the innovation capacity in key technologies, improve the structure of China's digital economy,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service industry, improve the labor productivity of China's service industry, give full play to the decisive role of the market in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better perform the role of the government, and build a labor resource system that adapt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Keywords: industrial system,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a new pattern of development
龔六堂，北京工商大學副校長，北京大學數量經濟與數理金融教育部重點實驗室主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應用經濟系教授、博導，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國家杰出青年基金獲得者，教育部首屆“新世紀優秀人才”。研究方向為宏觀經濟學、動態經濟學、公共財政以及中國經濟相關問題。主要著作有《公共財政理論》（編著）、《高級宏觀經濟學》（編著）、《經濟學中的優化方法》（編著）、《經濟增長理論》（編著）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