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推動我國行業發展更平衡更協調是做大做好、切好分好蛋糕推進共同富裕的關鍵所在，必須引起高度重視。為此，應加快行業壟斷改革促進市場競爭，加強法律法規體系建設以建立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推動勞動力要素市場化，保持經濟高質量增長，不斷提升受教育水平及均等化程度，以此作為推動行業更平衡更協調發展、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實踐路徑。

【關鍵詞】行業平衡協調發展 共同富裕 壟斷與競爭

【中圖分類號】F270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07.011

【作者簡介】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 謝賢君；北京大學中國新興產業創新研究中心 郁俊莉。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也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1]。推動發展更平衡、更協調、更包容，這是推動經濟實現量的合理增長和質的有效提升的關鍵方式，也是夯實高質量發展作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基礎性支撐的基本手段，更是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2]。

我國行業發展的現狀、趨勢與特點

充分了解和掌握我國行業發展的現狀、趨勢與特點有助于明確行業更平衡更協調發展在推動共同富裕中的定位與價值。

行業工資收入規模增加、增長幅度提高。2017年，我國各行業城鎮私營、非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分別為45761元、74318元，2021年分別達62884元、106837元，增長幅度分別為37.42%、43.76%。[3]

不同傳統行業與新興行業之間、行業內部工資收入差距逐漸縮小。2017～2021年間，金融業、制造業城鎮非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分別為133665元、77985元，年均增長幅度分別達5.56%、10.86%。新興行業工資均值高于傳統行業，而傳統行業收入增長率高于新興行業，二者間工資收入差距逐漸縮小。

高收入行業與低收入行業工資收入差距較大。2017～2021年間，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農林牧漁業城鎮非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分別為157284元、41348元，前者是后者的近4倍；年均增長幅度分別為12.56%、5.80%，表明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與農林牧漁業二者間工資收入差距逐漸拉大。

不同壟斷性與競爭性行業之間、行業內部工資收入差異較為明顯。2017～2021年間，電力、熱力、燃氣及水生產和供應業、住宿和餐飲業城鎮非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分別為108060元、49364元，年均增長幅度分別為7.75%、3.44%。壟斷性行業與競爭性行業二者間工資收入差距逐漸拉大，不同競爭性行業內部工資收入差距也逐漸拉大。

制約我國行業邁向更平衡更協調發展的因素

行業壟斷是制約我國行業邁向更平衡更協調發展的主要因素。一是利用壟斷定價方式產生超額利潤。由于壟斷行業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特點，壟斷價格高于邊際成本，能夠產生并獲取超額利潤，擴大與其他行業間的收入差距。例如，以自來水、電力供應、郵政等為代表的自然壟斷行業和以煙草專賣、成品油批發零售為代表的政府特許經營企業，利用壟斷地位采取壟斷定價方式從上游供應商或下游客戶那里獲取更多的剩余資本和高額利潤，從而拉大壟斷性行業與其他行業間的收入差距。二是利用設置市場進入壁壘的方式獲取高額利潤。壟斷企業通過獨家占有關鍵性原料和專門性生產技術，或擁有一種產品或加工過程的專利權等方式，或通過提高準入門檻、實施強制合并，設置市場進入壁壘，排斥中小企業參與競爭，在損害消費者利益和社會凈福利的同時，獲得大大高于平均利潤的高額壟斷利潤，加劇了壟斷行業與其他行業間差距。三是占據、擴大市場份額產生高額利潤。壟斷企業憑借政策制度的優勢，迅速占領并擴大市場份額，阻礙、排除其他經濟成分的進入，限制市場競爭機制的形成，從而獲得高額的壟斷利潤。同時，也通過行政干預設置市場障礙，阻止其他競爭對手加入本行業競爭，并通過排他性經營實現行業利潤獨享。因此，當壟斷企業獲得的超額利潤和政府補貼并沒有向全民全行業實現共享，而是增加壟斷企業的個人收入與福利，將導致壟斷性行業與其他行業間收入差距的擴大。

行業歧視影響了市場競爭效率和公平性。一般而言，因受到“預算軟約束”的影響，政府為促進意向產業的發展，往往需要以要素市場扭曲和損失經濟效率為代價實施財政補貼、貸款優惠等措施，如偏向國有企業投資或解救處于虧損狀態的國有企業。一方面，價格脫離市場降低市場配置效率。政府對市場的不合理干預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引起行業歧視，往往會造成實際價格偏離其正常的市場價格，使得實際要素價格高于完全競爭狀態下的均衡價格，這種扭曲的價格信號無法反映資源的稀缺程度與動態變化，更加無法引導資源配置到效率更高的行業和企業。另一方面，政府在投資取向、存貸款利率、稅收優惠、財政分配、價格制定、土地利用以及其他政策的制定偏向于重點行業，導致不同行業在市場競爭力、競爭優勢等方面存在差異。例如，針對高技術性與低技術性、基礎性與非基礎性的行業在信貸配給、信貸利率、信貸優惠、稅收減免政策上的差異。

勞動生產率和人力資本差異造成收入差異。在勞動力生產率差異方面，行業間勞動力生產率差異的存在，使得行業間企業收入差距擴大，行業間勞動力工資收入差距也相應拉大。一般來說，勞動生產率越高，企業越愿意支付更高的工資。在人力資本水平差異方面，行業間人力資本水平差異的存在，致使勞動生產率存在差異。人力資本越高意味著勞動生產率越高，而勞動生產率越高意味著人力資本的收入回報率越高。相比收入較低的行業，收入較高的行業擁有更多受教育水平、在職培訓、工作年限和工作經驗的高素質勞動者，行業人力資本水平越高，行業收入水平越高。例如，在傳統與新興行業中，因勞動生產率和人力資本的差異存在，導致二者間收入回報率產生顯著差異。

推動行業更平衡更協調的實踐方案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我們堅持把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現代化建設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著力維護和促進社會公平正義，著力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堅決防止兩極分化。”提升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不僅需要不斷改善絕對生活水平，還需要縮小行業間的收入差距，推動行業發展更平衡更協調。要縮小行業間工資收入差距，推動行業平衡充分包容協調發展，就必須圍繞加快建立促進行業協同發展機制，建立健全促進行業協同發展的政策保障體系。

加大行業壟斷的改革力度。不斷推進行業壟斷改革，不僅是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必然要求，也是強化行業發展協調性、縮小行業收入差距的必由之路。應著力加快壟斷行業改革，降低行政壟斷和自然壟斷程度，促進形成更公平有效的市場競爭機制，改善行業競爭格局，引導企業良性發展，釋放經濟活力。一是加強行業收入水平的宏觀指導與調控。一方面，建立壟斷性行業與競爭性行業雙重工資調控體系，縮小企業間相同工種的工資差距。同時，建立壟斷性企業工資總額管理規制，強化經營管理者激勵和約束，實施對壟斷性行業工資總額與工資平均水平雙軌調控政策。另一方面，推進壟斷性行業企業內部分配制度改革，規范工資、績效、津貼補貼和獎金的發放行為，建立福利項目規章和標準制度，督促企業完善內部分配制度。二是規制和革新壟斷定價方式。針對自然壟斷、行政壟斷以及政府特許經營等行業，采用價格管制、資本回報率管制、消費價格管制與其他環節分拆引入競爭等手段，通過明確規制目標、規范定價方式、公開決策機制、強化信息披露、完善價格聽證渠道等價格規制方式，改革壟斷性行業的價格形成機制，降低壟斷行業的壟斷定價程度。三是加大競爭性行業要素投入力度。增加競爭性行業的技術創新投入、研發投入、技能人才培訓投入等，提高競爭性行業職工工作收入水平，以縮小壟斷行業與競爭性行業之間工資差距。

加強法律法規體系建設，建立更加公平的市場秩序。繼續推動建立更加公平、更加有效的市場秩序，提升市場競爭效率和公平性，促進市場有序競爭。一是完善反壟斷法律體系，依法對自然壟斷和政府特許經營行業進行合理規制。一方面，延伸反壟斷規制覆蓋面，減少壟斷行業的“尋租”“設租”，規范壟斷權力的行使，制止有排除、有限制競爭的行為；另一方面，積極推動簽署行業競爭與反壟斷相關法律法規協議，主動與立法司法部門展開對接，提高行業壟斷法律服務效率。二是加強反壟斷與反不正當競爭行為監管。要設立反壟斷與反不正當競爭監督監管機構，整治不公平交易、惡性競爭亂象等問題，及時糾正價格歧視等不公平競爭行為，同時要制定并實施相應的激勵機制與懲罰措施，鼓勵消費者、用戶、商家、平臺對監督監管機構進行社會監督，建立必要的社會監督的制衡機制，防止監管機構濫用職權，從而切實保障從業者、商戶及消費者的合法權益。三是健全支持中小企業發展的制度體系，為中小企業成長提供良好的發展環境，促進動態競爭。不僅要完善知識產權保護法律制度、信用制度、市場準入制度、公平競爭審查制度、公平競爭監管制度，還要充分發揮政府在營造公平有序市場環境、穩定宏觀經濟、有效市場監管、保障公共服務供給以及實現收入公平分配等方面的主導作用，通過簡政放權減少政府對微觀領域經營活動的過多干預，縮減投資項目審批、核準以及備案的范圍，提高政府服務效率。

推動勞動力要素市場化。持續推動勞動力市場化，破除行業間勞動力市場分割狀態，引導勞動力有序有效流動，優化勞動力要素市場配置。只有革新制度、發揮市場價格信號作用和改善勞動力市場透明度程度，才能不斷深入推進勞動力市場化改革，加快勞動力自由流動，強化勞動力要素市場配置，這是解決勞動力生產率差異、縮小行業差距的根本方式。一是建立統一開放勞動力市場。要建立統一規范的人力資源市場體系，規范就業標準，消除就業歧視，暢通勞動力和人才的社會性流動渠道；要深化戶籍制度改革，推動勞動力向邊際回報率較高的地區與產業轉移，以及勞動力與資本等要素的高效匹配，助推勞動市場一體化發展；要推動農民工市民化，保障其享受城市基本公共服務的權利，消除公共服務的“隱性”二元分割。二是統一勞動力要素市場準入制度。要逐步探索構建統一的勞動力要素市場準入制度和行業負面清單管理制度，推動主要重點行業開展行業負面清單管理制度試點；要建立統一行業市場準入制度，消除限制行業勞動力、資本自由流通的障礙，促進勞動力、商品自由流動以及實現企業充分競爭。三是實施勞動力市場一體化保障政策。應加強基礎設施建設以及提高政府治理水平，保障勞動力要素的跨區流動。

不斷提升勞動力受教育水平及均等化程度。提高知識普及度，增加教育投入，有利于增加勞動力市場中高技能勞動力供給，實現人力資本量的提升和質的改善。一是持續加大教育投入，增加受教育群體占比。要通過財稅、金融等多種渠道，支持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職業院校、數字平臺等為勞動者提供豐富的知識和信息等教育資源，不斷提升勞動者對知識和信息的感知能力，提高自身學習能力，掌握相關新技術新方法。增加教育和培訓規模，健全教育和培訓平臺、內容、形式等多樣化、個性化服務，提高勞動者受教育年限，普及教育知識，促使勞動者獲得更為科學的教育、學習理念，提高勞動力知識積累水平。二是建立人才對外交流機制，提高人力資本積累水平。要設立對外人才交流基金，探索與國際接軌的跨境人才流動制度，強化國際教育合作機制。一方面，積極引進國外高水平大學和科研機構，創辦特色學院、分校或研究院，為推動國內外人才交流、合作搭建重要平臺和渠道；另一方面，依托“一帶一路”倡議，支持和鼓勵國內雙一流高校、雙一流學科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及地區積極辦學，加強同沿線國家及地區的理科、工科、醫科、農學、人文等領域全方位交流，提高人力資本質量。三是落實人才培養方案，健全人才培養機制，提高行業教育覆蓋面。要不斷整合優質教育資源，加強國家職業教育、高等教育基地建設，開發面向就業、面向行業發展等領域專業課程，推進學歷教育落地，擴大學歷教育覆蓋面。同時，要健全行業教育人才培養機制，連接高校課程與行業需要，加強行業與技工院校、職業院校、職業培訓機構、企業培訓中心等機構合作，并推行企校雙師帶徒、工學交替培養的企業新型學徒制。四是提升教育均等化水平，提升勞動力供給質量。要提高教育資源均等化程度，促進信息不斷擴散、金融經濟知識廣泛普及、交易支付方式便捷化，增強行業主體參與市場金融、經濟的意愿，從而不斷提升勞動力市場中高技能勞動力數量占比。

注釋

[1]習近平：《扎實推動共同富裕》，《求是》，2021年第20期。

[2]白維軍：《以高質量社會保障助推共同富裕：邏輯關聯、現實難題與關鍵路徑》，《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22年8月下；丁建定：《“共同富裕”的國際視域與中國話語》，《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22年8月下。

[3]注：本文相關數據均來自《中國統計年鑒》。

Linguistic Security o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hallenges and Paths

Zhang Yaojun

Abstract: Language is an important media for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untries may use linguistic links to protect their national interests. Language game has to some extent become an important factor in 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regime. Currently as world situation changes rapidly, challenges in linguistic security o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re getting serious. The major forms that BRI faces are as follows: A lack of resources in minority languages, the dominant role that English plays, the imbalance in global discourse structure, prominent differences in global language identity and increasing uncertainties brought by the adjustment of global language order. To build a language-culture community, strengthen the discourse system and improve the supply capacity of Chinese as an international public security goods are the major paths in BRI linguistic security governance.

Keyword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linguistic security, global language governance, global discourse structure, global language order

責 編／李思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