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經濟發展是在供給和需求動態平衡的基礎上持續擴張規模、提升質量的過程。實現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依賴于社會總供給與社會總需求的精準對接，依賴于市場擴張與分工演進的雙向互動，也依賴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擴大內需戰略的有機結合。從社會總供需動態平衡的視角出發，可以發現，大國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的兩種機制：一是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助力內需擴大，二是立足需求規模擴張和檔次升級，持續優化社會總供給，而這兩組機制發揮作用的根基在于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國家宏觀經濟治理體系。

【關鍵詞】社會總供給 社會總需求 經濟高質量發展 動態平衡機制 宏觀經濟治理體系

【中圖分類號】F124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07.003

周紹東，武漢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導，國家“萬人計劃”青年拔尖人才。研究方向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主要著作有《分工與創新：發展經濟學的馬克思主義復興》《中國特色發展經濟學：探索與構建》《企業技術創新策略推動的中國工業行業市場結構變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以發展為主線》等。

2022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我國經濟韌性強、潛力大、活力足，各項政策效果持續顯現，明年經濟運行有望總體回升。”這指明了中國經濟保持高質量發展的態勢，發揮和培育大國經濟發展優勢是擺在經濟理論工作者和實務工作者面前的重大命題。經濟發展是社會總供給和社會總需求互動提升的過程，西方市場經濟體制國家的宏觀調控主要圍繞社會總需求展開，其社會總供需平衡是一種被動平衡、靜態平衡、事后平衡。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為我們提供了調節社會總供給的可行性，也為社會總供需的動態平衡奠定了體制基礎。一方面，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社會分工的深化和廣化，進而助力內需擴大，這是大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第一重機制。另一方面，立足社會總需求的規模擴張和檔次升級，持續優化社會總供給，“拉動”社會總供給數量和質量的不斷提升，這是大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第二重機制。這兩重機制之所以能夠有效發揮作用，源于其都植根于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國家宏觀經濟治理體系。

經濟高質量發展植根于社會總供需的動態平衡

在現代市場經濟中，經濟發展是圍繞著商品交易中的供給和需求兩方面因素展開的。微觀經濟主體的供給和需求各自經過加總，便形成了“社會總供給”和“社會總需求”。如果社會總供給和社會總需求形成互動增強的動態平衡態勢，則國民經濟有望進入高質量發展軌道。

社會總供給與社會總需求的動態平衡。供給和需求是現代市場經濟的一對基本概念。從定義來看，供給是勞動力和生產資料結合起來創造的各種產品和服務，組織這項活動的微觀主體包括企業、政府和各種類型的第三方機構（如公益性組織）。需求是指各微觀經濟主體形成的對產品和服務的“需要”，主要包括消費需求、投資需求、政府購買需求和凈出口需求。當然，在市場經濟中，這種需求是指微觀經濟主體具有貨幣支付能力的需求，也即“有效需求”。

就全社會范圍來看，把單個主體的供給和需求各自進行加總，即形成“社會總供給”和“社會總需求”，而這兩者的動態平衡是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基本前提。一方面，企業實施產品創新和工藝創新，改善既有產品和服務的質量，滿足日益增長的社會總需求，通過供給的“推力”促進經濟發展。另一方面，隨著居民收入水平、企業投資能力和政府財力的提高，社會總需求本身也在不斷擴張和升級，企業積極響應需求變化，進一步開展產品創新和工藝創新，需求拉動供給從而實現經濟發展。社會總供給和社會總需求兩者之間并不總是絕對平衡的，而是處在一種供過于求或供不應求的矛盾狀態，但恰恰是這一矛盾推動著經濟從較低水平的穩態走向更高水平的穩態，即形成一種螺旋上升的動態平衡態勢。良性的社會總供需動態平衡是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基本保障。

大國經濟社會總供需的動態平衡機制。與一般經濟體不同，大國經濟中的社會總供給和總需求具有特異性的動態平衡機制，這可以結合市場規模與分工演進兩者之間的關系進行分析。

在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中，亞當·斯密對分工的作用進行了詳實的論述。在“制針工場”這一個案中，斯密從三個方面闡述了“分工”在物質資料生產活動中的重要作用。一是生產工序的分工有利于工人們勞動熟練程度的提高，二是分工協作減少了工人們在不同勞動工序和動作之間進行轉換的時間，三是分工發展伴隨著機器的發明，而機器極大地簡化和節省了人力。[1]馬克思把分工區分為一般的分工、特殊的分工和個別的分工。[2]其中，一般的分工是指社會中大的產業分類，如農業、工業和商貿流通業，而特殊的分工是指這些大的產業內部的分工，如農業內部又可以分為種植業、林業、牧業、副業以及漁業等子行業，個別的分工則是指企業內部的分工。進一步而言，企業內部分工的發展可被稱之為分工的“深化”，產業分工的發展則是“無中生有”地創造出新的產業部門，因此也可以被稱之為分工的“廣化”。

無論是分工深化還是分工廣化，都與市場規模存在著密切的聯系。一方面，當市場規模擴大時，一些原本處于企業內部的加工環節和中間品制造環節就會因為消費需求超過規模經濟門檻而從企業中獨立出來，成為新的產業部門，從而促進分工廣化。此外，市場規模擴大和消費需求的多樣化發展，客觀上要求企業通過工藝創新改變產品樣式，提高產品復雜度，而這會增加生產的中間環節，導致分工深化。另一方面，由于分工發展，產業部門數量增加，產業間、產業鏈上下游的市場交易量也相應增加，這反過來又促進了市場規模的提升。因此，市場規模與分工的發展程度呈現出一種交互增強機制。這種交互增強機制實際上就是阿林·楊格在1928年提出的“勞動分工與市場規模”的互動機制，也即“斯密-楊格定理”。[3]

我國作為“大國經濟體”之所以能夠保持持續穩定發展勢頭，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分工演進與市場規模擴張產生正反饋機制，并進一步促成了社會總供給與社會總需求實現動態平衡。改革開放以來，在不斷擴大的經濟規?；A上，我國產業形態不斷豐富，產品種類不斷增多，涌現出諸多新興產業。并且，隨著消費需求升級，傳統產業的創新產品層出不窮。以我國的行業分類標準為例，國家標準《國民經濟行業分類》（GB/T4754）于1984年首次發布，分別于1994年、2002年、2011年、2017年進行了四次修訂。我國行業類別數從1984年的行業門類13個、大類77個、中類310個、小類654個，增長到2017年的行業門類20個、大類97個、中類473個和小類1382個。[4]工業是產品創新和工藝創新最為活躍的部門，1987年，我國主要工業產品有75類，2021年增長到165類。[5]對比1987年和2021年的工業部門和產品類型可發現，新增了移動通信基站設備、集成電路、光電子器件等技術密集型的新興工業，不僅實現了產品更替和升級，而且每一類別的內部細分產品也更加豐富。分工的深化、廣化極大地繁榮了市場交易，僅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這一項指標，就從1978年的1558.6億元增長到2021年的440823.2億元，擴張了282倍。[6]

市場規模擴張與分工演進的互動過程，提示我們可以從供需互動增強機制出發，理解大國經濟發展的兩種特殊機制。一是推進社會總供給的結構性創新，以此助力社會總需求擴容升級；二是立足國內需求和全國統一大市場，持續優化社會總供給。歸根到底，中國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根基，是在黨的領導下，建立起在目標和導向、主體和組織、手段和工具等方面全面超越單純“宏觀調控”的宏觀經濟治理體系。

以社會總供給的結構性創新助力社會總需求擴容升級

分工演進推動市場擴張，而市場規模擴大又反過來促進分工進一步深化和廣化，當然，這一過程并不是無條件發生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顯著特點，決定了我國宏觀經濟治理體系能夠更好地掌控供給側，并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分工演進，進而助力擴大內需戰略的實施。這是大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第一重機制。

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為社會總供給的結構性創新提供載體條件。在西方經濟學看來，對經濟發展進行宏觀調控的主要著力點在“需求側”，亦即通過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干預社會總需求，從而達到通貨穩定、充分就業、經濟增長和國際收支平衡等宏觀調控目標。西方經濟理論之所以強調總需求管理而不是總供給干預，一個重要的原因在于，西方國家實施的是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制，這就決定了國家宏觀調控無法直接干預微觀經濟主體行為，同時也意味著這種宏觀調控缺乏“載體”和“抓手”。

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建立，特別是生產資料公有制主體地位的確立，為社會總供需的動態平衡和經濟持續穩定發展提供了重要的制度基礎。恩格斯在論及社會主義制度優勢時曾指出：“生產資料由社會占有，不僅會消除生產的現存的人為障礙，而且還會消除生產力和產品的有形的浪費和破壞，這種浪費和破壞在目前是生產的無法擺脫的伴侶，并且在危機時期達到頂點。”[7]社會主義國家在建立初期，普遍采用指令性計劃作為宏觀經濟管理的主要手段。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全民所有制企業相當于國家的“生產車間”，政府直接向企業下達生產經營的計劃指令，嚴格規定企業產品的品種、產量甚至利潤額。同時，又通過國家訂貨、統購統銷、原材料控制、指導性計劃等方式把集體所有制單位納入宏觀管理范圍。但是，長期的經濟發展實踐證明，這種指令性計劃管理方式雖然體現了“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但也暴露出科層管理過于僵硬、供需信息傳遞不暢、技術創新激勵不足等缺陷，必須進行深層次、全方位的改革。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逐步建立起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宏觀經濟管理方面，開始更多地采用指導性規劃實施供給側管理，其著力點在于運用更為靈活的宏觀調控手段鼓勵企業開展產品創新和工藝創新，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和全要素生產率。馬克思主義勞動價值論認為，商品價值是由生產該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這個“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在現有社會正常的生產條件下，在社會平均勞動熟練程度和勞動強度下，創造某種使用價值所需要的勞動時間，這就是第一種意義上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這種勞動時間從生產成本的角度決定了商品價值和價格，揭示了物質資料生產活動在社會發展過程中的決定性作用。以第一種意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作為理論依據，要求國家的宏觀經濟管理把供給側作為主線。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確立，則為社會主義國家的供給側管理提供了載體條件。

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突出和強調了公有制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主體地位，國有企業成為國家在供給側實施宏觀經濟管理的重要載體和抓手，其能夠根據國家宏觀調控要求，有針對性地實施投資、技術改造、產品創新、市場開拓等一系列戰略性經營行為，這一特點由此也成為大國經濟的顯著優勢。[8]譬如，在我國高鐵產業系統中，產業鏈各環節占據龍頭地位的主要為相關領域的國有企業。目前，我國高鐵產業上游的三大龍頭企業分別是中國中鐵、中國鐵建及中鐵高新；產業中游整車制造的主要代表性企業是中國中車，核心零部件的代表性企業包括晉西車軸、今創集團、博深股份等，在專用系統設備環節，中國通號、鐵科院、遠望谷等企業的市場占有率比較高。這些企業大部分都屬于國有獨資企業或國有控股企業，作為原創技術的“策源地”、現代產業鏈的“鏈長”，國有企業成為社會總供給管理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載體和抓手，有效響應了國家宏觀調控的各種政策要求，把社會總供給的管理目標落到微觀實處。

以更為優化的供給側結構為擴大內需提供保障。西方國家實施宏觀調控的總基調是“總需求管理”，主要運用存款準備金率、再貼現率、公開市場業務、政府稅收和財政支出等工具，引導經濟主體配合宏觀調控政策，調整社會總需求的規模和結構，進而促進社會總需求和社會總供給的平衡，以實現通貨穩定、充分就業、經濟增長和國際收支平衡等宏觀調控目標。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經濟學也強調宏觀調控的干預對象是“有效需求”，也即具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內需是由國內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組成的，擴大內需戰略并不是盲目地刺激需求，而是要滿足人民群眾不斷升級的個性化、多樣化需求。更具體地說，擴大內需戰略要建立在更為優化的供給側結構基礎上，擴大有合理回報的投資，提升有收入依托的消費，滿足有信用約束的需求，簡言之，要通過供給側的持續優化滿足可持續發展的需求。

以更為優化的供給側結構擴大投資需求。實施科技創新和突破產業瓶頸是提振投資需求的有效手段，必須適應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大趨勢，全面加強對科技創新的部署，集合優勢資源，有力有序推進創新攻關的“揭榜掛帥”體制機制，加強創新鏈和產業鏈對接，明確路線圖、時間表、責任制。加大產品創新和工藝創新力度，加快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綠色低碳、量子計算等前沿技術研發和應用推廣，不斷開發滿足人民群眾美好生活需要的新產品和新服務。在對外依賴度高、短期難以有外部替代來源，可能會出現斷供斷鏈的領域，要通過技術升級加快補齊短板、建鏈強鏈，為滿足人民群眾美好生活需要提供堅實保障，堅決維護國家安全。

以更為優化的供給側結構擴大消費需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另一重要作用在于提升居民收入水平，為消費需求的有序升級提供內生動力。消費需求與收入分配結構存在密切聯系。高收入者的消費傾向低、消費能力強，而低收入者消費傾向高、消費能力弱，因此，縮小收入分配差距，壯大中等收入群體力量，是提振消費需求的重要政策舉措[9]。在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中，居民收入的主要來源是勞動，各種生產要素所有者憑借在生產活動中的貢獻獲取收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要提高生產活動的全要素生產率，讓勞動力、資本、技術、數據等要素協同配置、分工合作，最大限度地發揮其在生產中的作用，提高要素所有者的收入水平特別是提升勞動報酬水平，優化收入分配結構，縮小收入分配差距，為消費需求的有序升級提供收入保障。

立足國內需求持續優化社會總供給

大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第二重機制是社會總需求對社會總供給的拉動作用。在供給優化推動內需擴大的同時，需求的規模擴張和檔次升級也在“拉動”供給的數量和質量不斷提升。中國經濟進入新發展階段，必須更多地立足國內需求，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持續優化社會總供給。

第二種意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依據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微觀經濟主體生產出來的商品價值和價格并不完全由第一種意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所決定。生產活動只是在供給側為經濟發展劃定了“可行性邊界”，但是經濟發展不完全由供給側決定，而是在供需雙方的協同互動中實現的。馬克思指出，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還有另一種意義：根據社會對這種商品的需要，在社會總勞動時間中拿出一定比例的勞動時間用來生產這種商品，這就是第二種意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在《資本論》第三卷第三十八章中，馬克思在討論“級差地租理論”時提及了第二種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涵義：“商品價值的性質，——即價值不是由某個生產者個人生產一定量商品或某個商品所必要的勞動時間決定，而是由社會必要的勞動時間，由當時社會平均生產條件下生產市場上這種商品的社會必需總量所必要的勞動時間決定，——正是通過市場價格的形式，進一步說，正是通過起調節作用的市場價格或市場生產價格的形式而表現出來。”[10]第二種意義上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突出強調了“需要”在社會經濟運行中的作用，不僅商品的價值和價格是由兩種意義上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更重要的是，各種資源必須按照社會需要的比例結構投入生產，才能生產出滿足社會需要結構的各種產品和服務。當第二種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投入不同部門、產業和區域的比例失調時，就有可能引致供給和需求不匹配，甚至造成經濟危機。馬克思指出：“如果在這個領域中花費多了，即使每個單個商品所包含的只是必要勞動時間，這些單個商品的總量所包含的卻會多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正如單個商品雖然具有使用價值，這些單個商品的總量在既定的前提下卻會喪失它的一部分使用價值。”[11]

第二種意義上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對于促進供需動態平衡具有鮮明的政策含義。社會總需求包括消費需求、投資需求和凈出口需求，這三種需求在經濟活動中均發揮著重要作用，其在一定意義上決定了社會生產的目標和方向，也深刻影響了生產過程中各類資源的投入比例，起到了拉動社會總供給規模擴張和結構優化的作用。以第二種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作為理論依據，擴大內需戰略與單純“刺激”總需求的西方宏觀調控存在本質差異，也為大國經濟的發展優勢提供了新的闡釋視角。

在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進程中持續優化社會總供給。當前，逆全球化浪潮此起彼伏，貿易保護主義重新抬頭，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在此背景下，我國提出了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提出了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戰略舉措，這就要求宏觀經濟管理工作立足于國內需求，從國內消費需求、國內投資需求和出口需求的內向輻射三個方面出發，持續優化社會總供給。

其一，以國內消費需求有序升級豐富社會總供給樣態。當前，我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發展要求和發展條件都呈現新特征，特別是人民群眾的需要已經從“物質需要”轉變為美好生活需要，人民群眾的消費需求已經從“有沒有”轉向“好不好”，呈現多樣化、多層次、多維度的特點。

順應消費升級趨勢，優化社會總供給結構，應主要著眼于提升傳統消費、培育新型消費、擴大服務消費和倡導綠色低碳消費等方面。例如，立足于居民食品消費不斷升級的趨勢，實施質量興農計劃，加大科技支撐力度，大力提升安全食品、綠色食品供應能力，推動食品企業高質量發展，打造食品行業優質品牌。再如，發揮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具有豐富應用場景和放大創新收益的優勢，參照消費過程中日益提高的信息交互要求，建設高速泛在、天地一體、集成互聯、安全高效的新一代信息基礎設施，加快發展物聯網、工業互聯網、衛星互聯網和千兆光網，加快推進全國一體化大數據中心體系、車聯網、量子保密通信網絡、新能源汽車聯網充電系統等一系列重大基礎設施建設項目。

其二，以國內投資需求積極提檔優化社會總供給結構。微觀經濟主體的投資需求是否能得到充分滿足，直接關系到所供給產品和服務的質量高低，因此，以高質量供給滿足投資需求實際上是社會總供給和社會總需求的重要對接口。譬如，在企業生產活動中，能源的可獲得性和利用效率提升是投資行為取得成功的關鍵因素之一。作為能源消費大國，滿足企業對高質量清潔能源的需要，是提升企業產品質量水平的重要保障條件之一。“十四五”期間，我國將重點在安全和智能化電網、綠色化煤炭供應保障基地、煤電清潔化高效化利用、沙漠戈壁地區大型風電和光伏基地、多能互補的清潔能源基地等方面集中發力，不斷提升能源可獲得性和利用效率。

加快建設各類市場，提高要素配置效率，是滿足投資需求、優化社會總供給結構的重要舉措。我們不僅要繼續完善全國統一的勞動力、土地和資本市場，讓這些生產活動的基本要素持續保持活力，還要加快培育統一的技術市場、數據市場和生態環境市場，讓這些新興生產要素盡快進入高效軌道。具體來說，要不斷健全全國性技術交易市場，有序推進全國能源市場建設，依托公共資源交易平臺，建設全國統一的碳排放權、用水權交易市場，為企業開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供要素支撐。

其三，以出口需求的內向輻射持續提升社會總供給質量。以比較優勢為基礎的出口導向戰略，曾在我國經濟發展進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取得了顯著成效。構建新發展格局，并不意味著關閉開放大門，而是要把國內國際雙循環統籌協調起來，把比較優勢轉化為競爭優勢，繼續做強做大的產品和服務出口，以出口需求的內向輻射持續優化總供給。[12]為此，應繼續積極支持資本密集型產品出口，不斷提升出口產品的附加值率和技術含量，大力推動以知識產權使用費、電子計算機和信息服務等代表的知識密集型服務出口。

增強出口需求的內向輻射效應，要緊抓現代流通網絡建設契機，加快建設內外聯動的交通基礎設施。要優化商貿流通基礎設施布局，加快數字化建設，推動線上線下融合發展，建設跨境電商平臺。推動國家物流樞紐網絡建設，大力發展多式聯運，推廣標準化托盤帶板運輸模式。大力發展第三方物流，支持數字化第三方物流交付平臺建設，推動第三方物流產業科技和商業模式創新，培育一批有全球影響力的數字化平臺企業和供應鏈企業，促進全社會物流降本增效。完善國家綜合立體交通網，推進多層次一體化綜合交通樞紐建設，推動交通運輸設施跨區域一體化發展。

大國經濟社會總供需動態平衡機制的根基

在大國經濟條件下，實現社會總供需動態平衡的雙重機制建立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國家宏觀經濟治理體系之上。這一體系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和政黨學說。馬克思主義認為，國家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是階級矛盾不可調節的產物。國家具有兩方面的作用，一方面，作為階級統治工具，調節階級矛盾；另一方面，維護和增進其所代表階級的利益，特別是經濟利益。作為上層建筑的主要形式，國家不僅參與社會生產和再生產過程，并且發揮著保護經濟基礎和社會生產關系的作用。執政黨作為國家機器的核心力量，在促進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必然要保護和增進政黨本身所屬階級的利益。[13]西方的宏觀調控把政府看作是市場的對立面，從政府與市場的“二分法”出發設計宏觀調控政策。與此不同的是，我們黨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這是我國宏觀經濟治理體系的根本立場。也正因為如此，在實現社會總供需動態平衡的過程中，我國宏觀經濟治理的目標和導向、組織和主體、手段和工具都呈現出鮮明特征。

在目標和導向方面，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是實現社會總供需動態平衡的根本保證。我們黨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這就要求在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上，采用多種宏觀經濟政策手段，持續優化社會總供給，滿足人民群眾不斷增長的物質需要、精神需要和公共需要，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需要。一方面，在宏觀調控目標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宏觀調控充分協調經濟增長、價格穩定、充分就業、國際收支平衡等目標之間的關系，注重處理好長期和短期之間的關系、改革與發展之間的關系、效率與公平之間的關系。另一方面，在宏觀經濟治理導向上，在物質需要層面，短期內，把就業放在首要位置，并保證生產供給能夠與人民物質需要相匹配，維持通貨穩定，保障國際收支動態平衡；長期內，應不斷提高生產力總體水平，實現經濟持續穩定增長和高質量發展。此外，還將人民精神文化需要和公共需要納入目標體系，通過優化社會總供給結構，最大限度地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要和公共需要。

在主體和組織方面，形成了以黨的領導為核心的宏觀經濟治理組織體系。隨著宏觀經濟治理目標從滿足人民物質需要層面拓展到文化、政治、民生、生態等各個層面，宏觀經濟治理的主體就不能局限在經濟管理部門，而是要涵蓋更多的國家行政管理機構。同時，為了協調這些部門的宏觀調控職能，必須加強黨中央對經濟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2013年4月，作為專門經濟決策和議事協調機構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成立，2018年4月，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改組為中央財經委員會，習近平總書記擔任主任。成立這一機構的目的在于加強黨中央對涉及黨和國家事業全局的重大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做好經濟領域重大工作的頂層設計、總體布局、統籌協調、整體推進、督促落實。同時，為保證社會總供需動態平衡機制的實現，我國初步構建了宏觀經濟治理的三重傳導機制。一是從黨中央集中決策到中央財經委員會的部署，再到下級黨委具體落實決策部署的傳導機制；二是從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批準重大的經濟社會發展規劃和法律法規，到國務院的具體部署，再到三大部委（國家發改委、財政部、中國人民銀行）和其他相關職能部委具體執行政策措施的傳導機制；三是從國務院的統一指揮，到地方各級政府的具體部署和執行的傳導機制。[14]這三重傳導機制既有橫向的部門之間的宏觀調控配合協調，也有縱向的上下級之間的信息傳導和反饋，共同構成了一個完整的宏觀經濟治理主體網絡。

在手段和工具方面，形成了較為完善的實現社會總供需動態平衡的政策手段體系。一方面，健全以國家發展規劃為戰略導向，以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為主要手段，就業、產業、投資、消費、環保、區域等政策緊密配合，目標優化、分工合理、高效協同的宏觀經濟治理體系。2021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五大政策”進一步拓展為“七大政策”[15]，其中，宏觀政策主要包括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結構政策主要包括產業政策、科技政策；微觀政策主要包括市場秩序治理政策和激活市場主體的政策；改革政策主要包括企業改革和政府改革、政府與市場關系完善和推進制度開放等方面的政策；民生政策主要包括民生保障、基本公共服務和就業政策；區域政策主要包括區域重大戰略和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科技政策，主要包括強化國家科技戰略力量、強化企業市場創新主體地位、推動科技管理體制改革等政策。[16]另一方面，逐步建立起社會總供需動態均衡的事前預警和事后評估體制。我國宏觀經濟治理在經濟波動的監測預警、政策評估、監督審計等方面存在著一些短板。[17]而要彌補這些短板和缺陷，不僅需要更為先進的技術手段（如大數據、云計算等）、更為科學的宏觀經濟治理手段工具（如宏觀審慎框架等），也需要更為廣泛的社會力量參與。這既包括宏觀經濟治理政策和發展規劃制定階段的民主參與，也包括政策評估階段的部門自我評估和第三方評估，還包括監督審計階段的財政審計和人大監督。[18]總的來說，事前預警和決策、事中執行和監督、事后評估和反饋，這也是黨的“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在宏觀經濟治理工作中的體現。

結語

發展是硬道理，發展中出現的問題要通過進一步發展來解決。經濟發展是一個社會總供給與社會總需求互動增強的過程，國家實施宏觀經濟治理的根本目的是促進兩者的動態平衡并以此推動經濟發展。在走向現代化的進程中，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逐步發展出一整套以“總需求管理”為核心的宏觀調控體系，而蘇聯等社會主義陣營國家曾嘗試以嚴格的“指令性計劃”管理社會總供給。歷史事實和當代實踐都表明：單純對社會總需求或社會總供給進行調控，都不能真正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作為發展中大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系統地發展出一套社會總供需協同調控的宏觀經濟治理體系，并在實踐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國家宏觀經濟治理體系，一方面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助力內需擴大，另一方面通過立足需求規模擴張和檔次升 級，持續優化社會總供給，拉動供給提升，有效推動了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新發展階段我國發展環境研究”和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項目“中國共產黨經濟理論創新的百年道路與經驗總結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分別為：21ZDA004、21JZD008）

注釋

[1]參見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亞南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72年，第8頁。

[2]參見馬克思：《資本論節選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53頁。

[3]See Y. Allan,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Progress,“ The Economic Journal, 1928, 38(152).

[4]參見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行業分類》，https://data.stats.gov.cn/。

[5]參見國家統計局工業統計司：《中國工業統計年鑒–2021》，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21年。

[6]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統計局“國家數據”，https://data.stats.gov.cn/。

[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8頁。

[8]鄭東華：《新時代做強做優做大國有資本的理論思考》，《政治經濟學研究》，2022年第3期。

[9]周紹東、陳藝丹：《中國共產黨推動共同富裕實踐的百年道路與經驗總結》，《齊魯學刊》，2022年第3期。

[10]《資本論》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722頁。

[1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60頁。

[12]蘇慶義：《中國對外貿易20年來的發展歷程、特點及前景》，《中國外匯》，2021年第23期。

[13]周紹東、曹席：《“前三十年”為我們提供了什么樣的物質基礎——基于實物指標的經濟增長指數研究》，《經濟思想史研究》，2021年第1期。

[14]劉瑞：《在中國特色宏觀調控范式下完善宏觀調控體系研究》，《經濟縱橫》，2020年第11期。

[15]《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人民日報》，2021年12月11日，第1版。

[16]劉偉：《習近平宏觀經濟治理思想開拓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境界》，《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研究》，2022年第1期。

[17]林木西：《健全宏觀調控制度體系，推進國民經濟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政治經濟學評論》，2020年第2期。

[18]龐明川、寧賦憲：《健全宏觀調控制度體系的雙重邏輯及實現路徑》，《中國經濟問題》，2022年第1期。

責 編∕張 曉

Dynamic Equilibrium of Aggregate Social Supply and Demand:

The Cornerstone for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Major Countries

Zhou Shaodong

Abstract: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a process of continuous expansion and quality improvement based on the dynamic equilibrium of supply and demand. Achiev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depends on the precise match between aggregate social supply and aggregate social dem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market expans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division of labor, and the effective combination of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and the strategy of expanding domestic dem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ynamic equilibrium of aggregate social supply and demand, we can find the two mechanism for the sustainable and stable development of a major country economy. The first is to boost domestic demand through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and the second is to continuously optimize the aggregate social supply based on the expansion and upgrading of demand. The fundamental guarantee for the functioning of these two mechanism lies in the national macroeconomic governance system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Keywords: aggregate social supply, aggregate social demand,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dynamic equilibrium mechanism, macroeconomic governance syst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