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美經貿摩擦疊加世紀疫情和烏克蘭危機，中歐關系多面承壓，處于關鍵十字路口。盡管如此，中歐關系仍表現出強大韌性，雙方在反對“新冷戰”“脫鉤斷鏈”上有戰略共識，經貿合作在疫情下展現出強大韌性，雙方在應對全球挑戰上共同利益上升。中歐如何擴大戰略共識、夯實共生互利的經貿合作以及攜手應對挑戰，不僅決定著中歐關系的未來，還關乎國際格局和國際秩序重塑的前景。

【關鍵詞】中歐關系 歐洲領導人 “訪華潮” 中歐合作 【中圖分類號】D822.35 【文獻標識碼】A

歷史地看，中歐關系健康發展遵從的邏輯是彼此沒有地緣政治沖突、經濟上互利共贏、意識形態分歧不從根本上左右雙方合作。但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中美經貿摩擦、世紀疫情、烏克蘭危機以及歐洲多重危機等，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重塑中歐關系，使其展現出不同面向。一方面，歐洲曾一度從競爭和沖突的視角認知中國、質疑中歐經貿合作的互利性、強化意識形態沖突，并在涉華核心利益問題上屢屢試探；另一方面，歐洲又能從戰略視角理解中歐合作的不可或缺、經貿關系無法“脫鉤斷鏈”以及開展對話合作的重要性。

自2022年11月以來，德國總理朔爾茨、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先后開啟了自己的“中國行”。2023年4月5日，法國總統馬克龍與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聯袂訪華。隨著歐洲各國領導人紛紛將中國加入自己的外交行程，歐洲政壇正掀起一陣“訪華潮”。未來，中歐雙方彼此調適、彌合戰略互信赤字、夯實經濟共生基礎、做大多邊合作增量、妥善管控分歧至關重要。中歐作為兩大力量、兩大市場、兩大文明，選擇對抗還是合作，不僅關乎中歐雙邊，更對國際格局和國際秩序的未來具有實質性影響。

近年來中歐關系的發展、挑戰與變數

中美經貿摩擦、世紀疫情和烏克蘭危機疊加，正在改變歐洲的世界觀、秩序觀和安全觀。歐洲認為冷戰結束以后西方主導的“自由主義秩序”已終結，世界已轉向赤裸裸的實力政治。①基于此，歐洲尋求地緣政治轉向，實行以實力為基礎的對外戰略，充分利用其所有的政策工具與大國博弈，為中歐關系增加了復雜性和變數。

歐盟地緣政治轉向導致歐盟對華認知一度出現偏差。在地緣政治轉向的背景下，歐盟的世界觀從“合作”日益轉向“競爭”和“沖突”，影響著歐盟對華認知?；仡欀袣W關系的歷史進程，自1995年歐盟委員會第一份對華政策文件出臺以來，其長期視中國為重要的合作伙伴，從戰略高度理解中歐關系，也因此在中歐關系歷史上曾出現十年蜜月期，形成了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合作關系，戰略意義遠遠超過雙邊層面。面對中國影響力的上升，2006年歐盟委員會第六份對華政策文件開始從“競爭對手”的角度理解中歐關系。此后，歐盟不斷調整對華認知，縮窄中歐關系的戰略伙伴內涵，并不斷強調中歐關系中的競爭面。

2019年，在中美經貿摩擦的背景下，歐盟對中國作出新的定位，認為中國既是“伙伴”，也是“競爭者”，還是“制度性對手”。如果說歐盟最初對華的三重定位還希望維持某種平衡，其“對手”認知也限于雙方政治制度的不同，那么此后在疫情的作用下，歐盟對華認知不僅打破三重定位平衡，強化“對手”認知，還從“制度性對手”向“系統性對手”演變。2021年4月博雷利在歐洲議會就中國問題發表演講，一方面既強調與中國合作應對挑戰的重要性，但另一方面又突出了中國作為制度性對手的地位。同期，馮德萊恩和博雷利聯合就對華政策評估向歐洲理事會報告時指出：“中歐有根本的分歧，無論是經濟制度、管理全球化、民主，還是人權以及如何與第三國打交道。”②

烏克蘭危機爆發后，歐盟更加明確的地緣政治轉向強化了其對中國的誤讀。事實上，烏克蘭危機爆發前，歐方曾出現對華政策的反思，認為歐盟的對華三重定位已失衡。③但是烏克蘭危機爆發后，歐盟將其對俄羅斯能源依賴的困境簡單“遷移”到中歐相互依存的經貿關系中，甚至將中歐價值觀分歧與安全議題鏈接，使“系統性對手”的認知得到強化。

當然，盡管在一些問題上歐洲對華認知誤讀加劇，但是歐洲仍不乏理性的聲音。馮德萊恩訪美與拜登政府達成的聯合聲明在歐洲內部引發關切，擔心歐洲一味追隨美國不符合其追求獨立的政策目標，多國領導人因此相繼公開表態與馮德萊恩拉開距離。在涉烏克蘭問題上，歐洲對中國立場的理解也在增加，歐洲智庫有觀點表示：“中國相對中立的立場，緩解了沖突對歐洲經濟和社會的影響。”

歐盟戰略自主名義下的經貿政策“政治化”和“安全化”，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歐經貿壓艙石作用。近年來，歐盟在戰略自主、降低脆弱性目標下，經濟全球化立場出現調整，日益偏離其長期推動的開放、自由的對外經貿政策。特朗普政府將經貿政策武器化，濫用二級制裁等推動歐盟將“戰略自主”不斷擴展至經貿、技術等領域，維護經濟主權成為歐盟戰略自主的核心支柱。新冠疫情對供應鏈安全的沖擊，加劇了歐盟對經濟全球化體系下相互依賴的擔憂，認為歐盟的脆弱性恰根植于其對外部世界的高度依賴。烏克蘭危機不僅進一步固化了歐盟對“脆弱性”的認知，還推動其將經濟安全與民主價值觀關聯，增加對所謂的“民主國家”的依賴，以降低產業鏈和供應鏈的安全風險。

近年來，在加強戰略自主、維護經濟主權目標下，歐盟采取了一系列加強經濟主權的舉措，實質是與經濟全球化進程選擇性“脫鉤”，將一些國家和行業排除在其經濟全球化合作議程之外。在“開放戰略自主”的名義下，歐盟貿易政策試圖在開放和安全之間尋求平衡，保護主義手段日益強化。產業政策方面，從原材料到電動汽車，從芯片到氫能，歐盟的戰略性行業名單漸次拉長，構建所謂戰略行業的全產業鏈訴求日益顯著。近年來，歐洲各界針對電動車電池行業發展的辯論，有力證明了其全產業鏈訴求。法國財長勒梅爾曾明確表示，電動車完全依賴外國供應商是危險的，希望在歐洲擁有整個生產鏈。④

早在烏克蘭危機爆發之前，歐洲對華經濟合作辯論已呈現“政治化”“安全化”趨勢，認為對華依賴加劇歐洲脆弱性。以美的集團收購德企庫卡為開端到圍繞華為5G問題的辯論，歐盟日益將經濟議題與維護戰略自主和國家安全相互聯系，對華經貿政策的政治化和安全化色彩日益濃厚。歐盟范圍內近年來在5G、產業政策以及投資審查領域內的一系列政策調整，被認為是“歐盟針對中國的共同倡議”⑤。疫情暴發和烏克蘭危機加速歐洲對其所謂戰略依賴問題的反思。

2022年3月，德國基爾世界經濟研究所報告表達對華經濟依賴的擔憂，擔心中國利用相互依賴程序謀求地緣政治影響力。近期，馮德萊恩在訪華前的智庫演說中明確了所謂的“去風險”戰略，尋求對華經貿關系的再平衡，降低對中國的依賴，要求成員國更大膽、更快速使用新的經濟工具針對中國，包括對補貼的審查和新的反脅迫經濟政策。她還表示將制定新的經濟安全戰略應對所謂的不平衡的經貿關系，制定針對性的對外投資工具，確保歐洲企業的資本、專業和知識不用于“制度性對手”提高軍事和情報能力。

意識形態分歧影響仍然存在。意識形態分歧是中歐關系非對稱性的深層次因素，干擾中歐關系的健康發展。但是，在不同歷史時期，歐洲賦予意識形態不同的戰略地位。冷戰結束以后，歐洲在“接觸戰略”下，試圖對華輸出民主價值觀，對話和接觸是其主要政策方法，意識形態分歧未能從根本上妨礙中歐關系的全面發展。但是隨著中歐力量對比的變化，歐洲在意識形態分歧上的立場不斷調整，從“承認無法改變中國”向“制度性對手”轉變，意識形態對中歐關系的干擾性不斷上升。

當前，意識形態已成為歐盟地緣政治競爭的重要場域，歐盟將所謂人權、民主問題作為對華經濟、技術制裁的借口。此外，歐洲國家在戰略行業對中國進行防范，歐盟出臺的所謂《關于企業可持續發展盡職調查指令》《芯片法案》以及《原材料法案》等都具有明顯的價值觀傾向。在上述背景下，無論是產業鏈安全還是新技術領域，歐盟強調與“意愿聯盟”合作，都是意識形態與經濟、技術鏈接的直接體現。同時，在歐盟對華經貿政策的“去風險”戰略考量中，價值觀因素同樣不可忽視。

中歐關系雖經歷多重考驗、面臨多重挑戰，但仍具有強大的韌性

歐洲地緣政治轉向進程中的戰略自主需求、中歐經貿關系的互利共生以及中歐共同應對全球挑戰的戰略需求，是中歐合作的強大內生動力。

歐洲尋求戰略自主的國際定位需要加強中歐合作。自特朗普政府時期開始，歐盟尋求戰略自主的國際新定位日益凸顯。以維護歐洲主權為目標，歐盟戰略自主的核心在于重構實力，參與地緣政治競爭，避免在大國博弈中被邊緣化，重要的是保持其對外戰略的獨立性，而不依附于任何國際力量。盡管在戰略自主的目標下，歐盟對華戰略疑慮同樣增加，對華戰略同樣面臨重塑，但是歐盟不認同美國的“遏制”和“脫鉤”戰略。盡管歐盟認為中美兩國關系的發展和走向是影響世界和平、穩定與繁榮的重要因素，歐洲在中國問題上需要與美國協調，但歐洲有自身的利益訴求，與美國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

事實上，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歐美戰略利益日益疏離，雙方關系在傳統安全、經濟合作和價值觀方面都面臨考驗。在安全方面，美國安全戰略重心東移與歐洲安全利益日益偏移；在經貿方面，雙方各自的保護主義政策轉向以及規則之爭，增加了競爭態勢，當前雙方圍繞美國的《削減通脹法案》之爭是重要體現；在價值觀方面，歐洲不僅對美國構建“民主聯盟”抱有戒心，更是對美國民主制度的未來缺乏信心。因此，歐盟當前雖在對美或對華政策上缺乏內部共識，但在“主權歐洲”的訴求下，從自身利益出發，歐盟正有意識地保持對美國的戰略獨立性，尋求對華戰略上的“第三條道路”，而不是簡單地追隨美國。

近年來，在美國日益強化遏華戰略，不斷施壓歐洲追隨其步伐的背景下，歐洲堅持對華戰略的“歐洲特性”，明確表示不尋求“脫鉤”，也不認同美國的所謂“民主VS專制”敘事，強調對話與合作的必要性。2022年11月德國總理朔爾茨訪華時同樣表示，盡管形勢變化，但中國依然是德國和歐洲重要的貿易和商業伙伴，不希望與中國“脫鉤”。隨后，其在《外交事務》雜志撰文指出中國的崛起既不是孤立中國的理由，也不是限制對華合作的借口。2019年，法國總統馬克龍在使節會議上重申中歐沒有地緣戰略沖突，中國對歐洲的增長和繁榮的重要性上升，表示尋求在經貿、多邊議程以及互聯互通等問題上與中國的合作。此次疫情后訪華，馬克龍希望“重啟與中國的戰略和全球伙伴關系”。

中歐經貿互惠共生仍具強大動力。中歐關系的歷史表明互惠共生的經貿合作是中歐關系發展的根本動力，是各自改革與發展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自中歐建交以來，經貿合作一直是中歐關系的壓艙石。歐洲從未缺席中國的改革開放進程，中國也是歐盟發展和繁榮的重要力量。中國經濟的發展為歐洲提供了穩定、可靠的市場，對歐洲經濟穩定與就業保障發揮了重要作用。來自歐洲的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為中國實現高質量發展和建立現代化經濟體系提供助力，對中國經濟發展發揮了積極作用。因此，中歐經貿關系的發展不只具有數量上的意義，它也實質性地推動了中歐經濟、社會與技術等方面的發展。

中歐經貿互惠共生的基礎雄厚，動力強大。截至2019年，歐盟連續16年成為中國第一大貿易伙伴，中國則連續15年成為歐盟第二大貿易伙伴。疫情背景下，2020年中國對歐貨物貿易首次超過美國，成為歐盟最大的貨物貿易伙伴；2021年雙邊貨物貿易額同比增長27.5%，創下8281億美元新高；2022年，通脹高企、能源市場震蕩，在全球經濟面臨嚴重不確定性的情況下，中歐貿易逆勢增長，較上年增長22.8%，歐盟對華投資同比增長超90%，中歐班列開行數量再創新高。

中歐經貿展現出的韌性，恰是雙方互惠共生的基礎，也決定了中歐經貿不能“脫鉤”，也不會“脫鉤”。今年3月德國《商報》調查顯示，超過56%的受訪企業正計劃在中國擴大業務，可見大部分企業看好疫后中國市場和合作空間，并無“脫鉤”意愿。德國基爾世界經濟研究所發布最新研究報告顯示，一旦歐盟選擇與中國“脫鉤”，即使歐盟建立起新的供應體系，從長遠來看，德國的經濟產出也會減少1%，每年將損失360億歐元。

中歐合作是應對全球挑戰的必然要求。當前國際形勢嚴峻復雜，世界面臨和平赤字、發展赤字、安全赤字和治理赤字。烏克蘭危機、氣候變化、能源安全、難民問題和移民問題，無一不直接影響世界的安全和繁榮。面對全球挑戰，沒有一個國家可以獨善其身，也沒有一個國家能夠獨自應對。

作為兩大力量、兩大市場、兩大文明，中歐合作從來就具有超越雙邊的全球性影響。自1975年5月6日中國與歐盟前身——歐洲經濟共同體正式建立外交關系以來，中歐關系始終保持良好發展勢頭。歐盟一直重視與中國發展超越經貿關系，有國際政治與安全維度的雙邊關系，希望加強與中國在地區和國際重大問題上的合作，應對全球挑戰。2003年歐盟出臺的《走向成熟的伙伴關系：中歐關系中的共同利益與挑戰》更是明確了雙方伙伴關系中的全球戰略維度。文件開篇即指出“中歐作為戰略伙伴在保護和推動可持續發展、和平與穩定等問題上的共同利益日益增加，中歐雙方在很多全球治理問題上有利益重合”⑥，并將推動全球治理中的共同責任作為未來中歐關系的首要目標，突出中歐關系的“全面戰略特征”。同年，中國出臺第一份對歐政策文件，其中加強國際合作、應對全球性挑戰是中歐關系的重要組成。

隨著利益交融的不斷加深和面臨共同挑戰的日益增加，中歐雙方戰略倚重和戰略合作的需求清單不斷拉長，已從最初共同致力于聯合國改革、協調應對地區沖突等具體議題，擴展至共同維護多邊主義國際秩序和全球共同性挑戰等事關國際和平與發展的全局性問題。從WTO改革、氣候變化到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從索馬里海域護航到伊朗核問題以及其他地區熱點問題，中歐的協調與合作都曾發揮重要作用，共同捍衛了多邊主義。恰是在此背景下，2019年中歐發表《第二十一次中國—歐盟領導人會晤聯合聲明》，展現了雙方在維護多邊主義和開放性世界經濟，反對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方面有共同立場，在完善全球治理、維護世界和平與穩定方面擁有共同目標。

應對全球挑戰的合作是中歐關系的重要方向。2019年歐盟對華政策文件明確“與中國合作支持有效多邊主義和應對氣候變化”，“中國是歐盟應對全球和國際挑戰的戰略伙伴”。新冠疫情后，以2022年底德國總理朔爾茨和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的對華訪問為開端，中歐關系全面重啟，共同應對全球挑戰是中歐雙方的戰略共識。朔爾茨訪華前撰文明確表示：“中國在應對全球挑戰中具有關鍵作用，無論是防疫、應對糧食安全和氣候變化，還是實現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攜手應對全球挑戰是馬克龍此次訪華的重要議題。馮德萊恩同樣認識到：“中歐在應對氣候變化等全球性挑戰和政治解決地區爭端問題上擁很多共識，雙方應該共同努力，為維護世界和平穩定作出貢獻。”

中歐關系重塑具有格局性影響力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中歐關系面臨重塑。2023年中歐會晤的背景不同尋常，疫情與地區沖突交織，世界經歷新的動蕩與不確定性，逆全球化思潮抬頭，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明顯上升，世界經濟復蘇乏力，局部沖突和動蕩頻發，全球性問題加劇，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和平與發展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世界站在新的十字路口。德國總理朔爾茨表示，世界面臨“時代轉折”，歐盟對外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認為：“國際規范和原則正在瓦解，赤裸裸的權力政治塑造世界。”未來的世界是走向陣營對抗的“新冷戰”還是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經濟全球化的進程能否繼續，“脫鉤斷鏈”是否會推動世界經濟重回民族國家的邊界之內？國際秩序是邁向日益公平、公正的多邊主義，還是單邊主義？對于上述問題的回答，中歐作為兩大力量、兩大市場和兩大文明如何加強戰略溝通、攜手合作，至關重要。

作為兩大力量，中歐選擇合作還是對抗，將直接決定世界能否避免滑向“新冷戰”。重視歐盟作為一支獨特的力量在世界舞臺上的作用，是中國對外戰略的一貫選擇。冷戰時期，中歐，尤其是中法的戰略選擇，有效緩解了美蘇爭霸的國際緊張態勢，有力推動了國際局勢朝著多極化的方向發展。1964年，中法建交是在冷戰夾縫下中歐關系的戰略性突破，是中法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選擇，也是反對美蘇稱霸共同戰略需求的結果。中法建交的效應和中國“爭取中間地帶”的務實外交，帶動了中國與西歐國家外交關系的全面展開。

當前，世界再次面臨戰略選擇。美國推動的對華全面遏制戰略，構建排他性聯盟體系，在國際社會倡導以意識形態劃線，使世界面臨“新冷戰”的風險。面對處在十字路口的世界，中歐都明確發出了拒絕“新冷戰”的聲音。面對地緣政治緊張，中國一貫主張超越冷戰思維，超越制度對抗，反對各種形式的“新冷戰”；歐洲明確拒絕以意識形態劃線的集團政治和“新冷戰”。烏克蘭危機后，“全球南方”的態度強化了歐洲反對“集團對抗”的立場。德國總理朔爾茨2022年底在《外交事務》撰文呼吁預防“新冷戰”，表示“德國在意識形態和地緣政治對抗中被分裂的歷史，讓我們對‘新冷戰’的風險有特別的理解。在多極化的世界中，對話和合作必須超越民主舒適區”。馬克龍在訪華返程時同樣表示歐洲不應陷入陣營對抗的邏輯，不應卷入同自身無關的危機和亂局。在烏克蘭危機、對華關系或制裁問題上，應形成歐洲自己的政策。此輪中歐關系在疫情后的重啟，無論是朔爾茨和米歇爾的訪問，還是馬克龍和馮德萊恩的訪問，都向世界傳遞了明確的信息，中歐完全可以克服分歧，加強合作，避免世界滑向“新冷戰”。中法聯合聲明無論是廣度和深度，無論是戰略性還是務實性，都明確宣告了中法、中歐攜手避免“新冷戰”的共同戰略目標。

作為兩大市場，中歐能否選擇開放合作決定經濟全球化的方向。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經濟全球化同樣經歷轉型，面臨繼續經濟全球化還是經濟陣營化的戰略選擇。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反全球化思潮甚囂塵上。

面對經濟全球化帶來的社會不平等、不公平競爭以及移民融入沖突等問題日益突出，歐盟開啟對經濟全球化的反思進程。2017年3月歐盟的反思經濟全球化報告仍肯定經濟全球化的積極面，明確反對保護主義。報告認為，國際競爭、全球氣候行動、科學合作和觀念交換促進創造力并加速創新，積極參與國際競爭的企業也更具競爭力。全球貿易開放促進歐盟經濟增長，增進歐盟繁榮，有助于維持歐盟競爭力。

盡管如此，此后在“開放戰略自主”的目標下，歐盟經濟全球化立場在“開放”和“保護”之間踟躕，一方面認識到歐盟作為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受益者，開放自由的貿易可以緩沖局部的震蕩，分散風險，利用外部的多樣性需求，應對經濟全球化挑戰的方案絕不是退回到民族國家的邊境之內。⑦另一方面，歐盟認為經濟全球化的相互依賴是其脆弱性的根源，歐盟需增加在經濟領域內的“戰略自主”，出臺一系列具有保護主義性質的法案，強化投資審查、保護歐洲產業、加強本土供應鏈安全等，歐洲仍努力在“管理全球化”中尋求平衡。

中國作為經濟全球化的受益者，同樣堅定支持經濟全球化，認為經濟全球化是歷史大勢，將繼續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在新時代，中國的開放不僅是貿易、投資的開放，更是穩步擴大規則、規制、管理和標準等制度型開放，將深度參與全球產業分工與合作，維護多元穩定的國際經濟格局和經貿關系。近年來，中國以切實的政策倡議和主張，推動經濟全球化進程的深入。“一帶一路”倡議實施10年來，在“共商、共建、共享”原則下，圍繞“五通”目標，有效促進了“一帶一路”國家融入經濟全球化進程。

此輪中歐全面重啟各層級交往在經濟全球化方面傳遞了積極信號。馬克龍表示“歐洲必須保持與中國的經濟聯系”，馮德萊恩認為與中國“脫鉤”既不可行，也不符合歐洲利益。中法聯合聲明承諾廣泛加強經貿合作，既包括傳統經貿領域合作的深化，還承諾在數字、綠色等經濟轉型的新興領域以及科技人才培養等方面加強合作。不僅如此，中法兩國還強調支持以世界貿易組織為核心、以規則為基礎的多邊貿易體制，致力于營造自由、開放、透明、包容、非歧視的貿易與投資環境。中法對經貿合作的開放立場，既是對“脫鉤斷鏈”主張的有力回應，也表明中歐有責任、有能力超越分歧，共同推動經濟全球化朝著公平、公正、開放的方向發展。

中歐作為兩大文明，共同推動國際秩序更加民主、平等和包容。面對國際秩序重塑，中歐的選擇至關重要。應對地緣政治沖突加劇，中歐共同反對“新冷戰”；面對反全球化浪潮，中歐可以攜手推動開放、自由的貿易體系。以此為基礎，中歐能否超越意識形態的分歧，探索中歐文明的共通之處，構建文明伙伴關系，推動構建更加民主、平等和包容的國際秩序，在百年變局下更顯關鍵。

歷史上，中歐從未放棄架設文明溝通的橋梁，中歐之間有“絲綢之路”。當代，在中歐高級別人文交流機制下，中歐文明溝通渠道更加豐富。面對國際秩序重塑，歐洲主張多邊主義，堅持“規則基礎上的國際秩序”；中國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踐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堅持真正的多邊主義。雙方圍繞“何謂規則”“誰的規則”等問題有爭論，但都認同強化以聯合國和國際法為核心的多邊國際秩序，一如中法最新的聯合聲明中所承諾的，將“尋求在多極世界里強化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多邊國際體系”。馬克龍還表示，針對國際秩序被削弱，中法不僅有責任共同維護，還應基于21世紀的現實共同創造新秩序。

當然，將承諾轉化為實踐，考驗中歐的協作能力和智慧。如何避免將意識形態分歧上升到所謂“秩序”之爭，中歐可以從各自的文化中汲取營養，尋求共性。中歐雖文化背景不同，但不乏共通之處。中國的“和而不同”與歐洲的“多樣性統一”有異曲同工之妙；推動歐洲統一的先賢們提出的“共同體”理念，以“共擔責任、共享利益”為主旨，中國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強調共商、共建和共享，二者高度契合、殊途同歸，這都是雙方共建民主、公平和包容的多邊國際秩序的文明底色。

（作者為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歐洲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

【注釋】

①EEAS, "Europe in the Interregnum: Our Geopolitical Awakening after Ukraine", March 24, 2022, https://www.eeas.europa.eu/eeas/europe-interregnum-our-geopolitical-awakening-after-ukraine_en.

②Stuart Lau, "EU Slams China's 'Authoritarian Shift' and Broken Economic Promises", Politico, April 25, 2021,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eu-china-biden-economy-climate-europe/.

③Stuart Lau, "EU, China Set April 1 Summit amid Tension on Trade, Geopolitics", Politico, Feb 11,2022,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eu-china-set-april-1-summit-amid-tension-on-trade-geopolitics/.

④Claire Stam, "France, Germany Call for a Change of European Regulatory Rules", Euractive, February 19, 2019, https://www.euractiv.com/section/competition/news/france-germany-call-for-a-change-of-european-regulatory-rules.

⑤Janosch Delcker, "5 Big EU Countries Blast Big Tech over Approach to Corona Apps", Politico, May 26,2020,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5-eu-countries-blast-big-tech-over-corona-apps/.

⑥"A maturing partnership-shared interests and challenges in EU-China relations"，http://eur-lex.europa.eu/smartapi/cgi/sga_doc?smartapi!celexplus!prod!DocNumber&lg=en&type_doc=COMfinal&an_doc=2003&nu_doc=533.

⑦https://www.ecb.europa.eu/press/key/date/2022/html/ecb.sp220422~c43af3db20.en.html.

責編/周小梨 美編/王夢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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