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  邢云文

【摘要】中國式現代化蘊含著人類生產方式的歷史性變革。從生產力發展的階段看，當前中國式現代化進程與當代新科技革命特別是人工智能時代同步，這一歷史語境決定了中國式現代化所面臨的問題必然是人類現代化共同面臨的時代問題；從生產關系來看，中國式現代化蘊含著對于“資本邏輯”推動的現代化的批判和超越，這一現實回應又決定了中國式現代化必須回答的是人類現代化歷史進程中所產生的歷史問題。正因為如此，中國式現代化命題本身蘊含著人類生產方式變革的歷史邏輯，也包含著對人類現代化反思的倫理向度。這兩個方面的問題，以及貫穿其中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是我們理解把握中國式現代化規律的底層邏輯。對這一矛盾運動的實踐探索和理論解釋，構成理解中國式現代化的文明視野，而作為一種文明范式的現代化命題，中國式現代化不僅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根本之路，也為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創造提供了具有探索性的中國方案。

【關鍵詞】中國式現代化 人類文明新形態 第四次工業革命 資本邏輯

【中圖分類號】D616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08.005

邢云文，上海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特聘教授，上海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研究方向為價值哲學、歷史哲學、意識形態理論。主要著作有《時代精神：歷史解讀與當代闡釋》等。

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21世紀中國共產黨人的使命和任務。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1]，并從五個方面系統闡明了中國式現代化的特征，為我們深刻理解中國式現代化的科學內涵和本質要求提供了指引，也為人類現代化理論譜系打開了中國視界。

作為一個現實的理論命題，中國式現代化既包含了豐富的歷史內容，也蘊含著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人對于現代化的哲學態度。準確把握中國式現代化的內涵實質，需要把這一歷史的、具體的范疇上升到哲學層面，從普遍性的意義上解釋中國式現代化的科學內涵。惟其如此，才能夠有效地回應“何以說中國式現代化能夠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的理論之問。本文運用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對中國式現代化這一命題進行哲學考察，以期初步探討什么是中國式現代化，為什么說中國式現代化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

基于技術文明史的考察：中國式現代化的生產力階段

唯物史觀告訴我們，生產力是推動人類社會發展的最根本力量。離開了物質資料的生產這個前提談人類歷史，就有可能陷入唯心主義歷史觀。物質文明是人類文明的基礎，我們說中國式現代化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必然內在地包含了人類生產力發展的新形態。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深刻剖析了人類生產方式與社會形態演變的歷史。他指出：“由此可見，一定的生產方式或一定的工業階段始終是與一定的共同活動方式或一定的社會階段聯系著的，而這種共同活動方式本身就是‘生產力’；由此可見，人們所達到的生產力的總和決定著社會狀況，因而，始終必須把‘人類的歷史’同工業和交換的歷史聯系起來研究和探討。”[2]歷史唯物主義對于人類社會發展階段的劃分，也主要是以生產方式特別是代表生產力發展水平的生產工具作為依據的。在《哲學的貧困》中，馬克思指出：“社會關系和生產力密切相聯。隨著新生產力的獲得，人們改變自己的生產方式，隨著生產方式即謀生的方式的改變，人們也就會改變自己的一切社會關系。手推磨產生的是封建主的社會，蒸汽磨產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的社會。”[3]可以說，生產力水平是社會形態劃分的根本尺度，在談及人類社會發展形態時，首先應該確立的一個坐標就是生產力發展的階段。

從發生學來看，現代化進入人類歷史敘事，一個最具標志性的歷史事件就是始于18世紀60年代的英國工業革命。習近平總書記指出：“18世紀出現了蒸汽機等重大發明，成就了第一次工業革命，開啟了人類社會現代化歷程。”[4]以蒸汽機為代表的新技術發明應用推動人類生產方式發生革命性變革，由此也帶來人類生活方式、交往方式、社會結構的巨大變化，推動人類從農業文明進入工業文明。正如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所指出的，“蒸汽和機器引起了工業生產的革命。現代大工業代替了工場手工業；工業中的百萬富翁、一支一支產業大軍的首領、現代資產者，代替了工業的中間等級”[5]。從18世紀英國第一次工業革命之后，人類先后又經歷了三次工業革命。以蒸汽技術的發明和應用為標志的第一次工業革命，使人類進入機器時代；以電力技術和內燃機的發明與應用為標志的第二次工業革命，使人類進入電氣時代；以計算機技術的發明和應用為標志的第三次工業革命，使人類進入信息時代。今天，人類正在經歷以人工智能技術為標志的第四次工業革命，以區塊鏈、5G、元宇宙等基于互聯網的智能技術廣泛應用，極大地推動了人類生產和生活的智能化進程。最新人工智能技術驅動應用的迅猛發展，導致人們對技術創新不確定性風險的擔憂，以至于有科學家發出倡議，呼吁全球人工智能研究機構對人工智能技術暫停開發6個月，以避免由于“智慧涌現”而帶來的不可控風險。

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所說的現代化，就是在科學技術推動下，人類生產力不斷迭代進化的過程。歷史地看，人類科技革命的每一次出現，也在重新定義現代化的內涵。與今天的智能制造工廠相比，蒸汽時代的大工業生產顯然是處于“前現代的”，而且，兩者的差距并不比蒸汽時代大工業生產較之“前蒸汽時代”人類主要以人力和畜力減輕勞動強度的手工工場要小。我們談論現代化，首先要從生產力進步的角度來理解，而以生產工具（技術）革命為標志的生產力革命，不僅賦予了人類改造自然、創造“人化自然”的巨大能力，也在革命性地重塑著人與人的社會關系，從而從整體上改變著人類生存和發展的根本面貌，而我們把這一巨大的歷史變遷看作是一個現代化的過程。因此，從人類文明的演進來看，我們不能把現代化理解為一個已經完成的、靜態的方案，也不存在某種可以直接拿來復制的現代化“模板”。

近代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是在西方（主要是歐洲）已經基本完成第一次工業革命后被動開啟的。近代以來發生的“中西碰撞”，實質上是處于工業時代的西方與仍舊處于農業時代的中國的碰撞，是兩個處于不同技術時代的文明碰撞。因而，對于古老的中國來說，這是一種不同代際技術文明的碰撞，其結果在一開始就已經注定。所以，近代以來中國所遭受的悲慘命運，根本上說是生產力水平落后于時代的結果。也正因為如此，中國人在慘痛的教訓中得出了“落后就要挨打”“發展才是硬道理”的結論。檢視中國現代化的歷史，雖然我們在1840年代甚至更早的時候已接觸到工業文明，但由于各種復雜的原因，在隨后的兩次工業革命中，中國總是處于慢半拍的狀態，甚至在西方主要國家已經完成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時候，中國仍然沒有完成第一次工業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西方主要工業國家開始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時候，我們仍然面臨著完成第二次工業革命的艱巨任務。

“中國共產黨百年來團結帶領中國人民追求民族復興的歷史，也是一部不斷探索現代化道路的歷史。”[6]在中國共產黨誕生前，近代中國的許多政治力量前赴后繼對中國的現代化道路進行了一次又一次探索，但都失敗了。究其原因，最根本的就是沒有一個堅強的政黨領導，近代中國的現代化只能在一種缺乏歷史主動性的情況下推進，最終的結果就是，近代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在西方主導的世界現代化進程中處于從屬地位，而且總是被世界秩序重構的動蕩所打斷。1949年新中國的成立，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了可靠的政治前提和穩定的制度保障，中國的現代化進程進入加速發展階段。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我們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了從落后的農業國向社會主義工業國的轉變。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在第三次工業革命浪潮中逐步迎頭趕上，用幾十年時間走完西方發達國家幾百年走過的工業化歷程。也正因為如此，中國的現代化呈現出一種“并聯式”的特征，在西方歷史上歷時性發生的工業革命，以一種“共時性”的方式在中國呈現出來，這無疑也使得中國式現代化的進程更為復雜。尤為重要的是，當代中國的現代化事實上處在一個人類現代化“范式”轉型的時刻，在正在發生的第四次工業革命中，中國和西方國家第一次處于并跑位置，均面臨著從0到1的開創性探索。在新技術革命的推動下，我們擁有的“后發優勢”邊際效應在遞減，需要我們積聚基于技術創新的“先發優勢”，這是中國式現代化必須回答好的時代課題。

針對“現代性問題”的困境：中國式現代化的倫理回應

發源于西方的現代化給人類帶來了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文明圖景，但這一文明圖景又是充滿“悖論”的，以至于在經歷了幾百年的現代化之后，有人提出了這樣的疑惑：對于人類來說，現代化究竟是福祉還是災難？這不僅僅是亞里士多德式的對于事物之善的終極追問，其更直接的理由來自不能回避的現實場景。一方面，我們看到現代化的確創造了巨大的生產力。正如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所言：“自然力的征服，機器的采用，化學在工業和農業中的應用，輪船的行駛，鐵路的通行，電報的使用，整個大陸的開墾，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術從地下呼喚出來的大量人口——過去哪一個世紀料想到社會勞動里蘊藏有這樣的生產力呢？”[7]另一方面，現代化也給我們展現出另外一番圖景。1845年，恩格斯用了21個月的時間考察了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后，這樣為我們描述當時倫敦的狀況。“250萬人的肺和25萬個火爐擠在三四平方德里的面積上，消耗著大量的氧氣，要補充這些氧氣是很困難的，因為城市建筑形式本來就阻礙了通風。”[8]他引用卡萊爾在《憲章運動》中關于英國棉紡工人所說的話，“對于他們，這個世界并不是家，而是一個充滿了荒唐而無謂的痛苦，充滿了抗爭、哀怨，對自己和對全人類的仇恨的陰森的監牢。這是上帝所創造、所統治的青蔥翠綠、百花盛開的世界呢，還是魔鬼所創造的、所統治的彌漫著硫酸煙霧、飄浮著棉絮塵埃、回響著酗酒者的喧嚷、充滿了憤怒情緒和勞役痛苦的那個陰沉昏暗而又人聲鼎沸的陀斐特呢？”[9]

現代化從早期工業化開始，就呈現出兩種截然不同的“面相”：生產力的高歌猛進與生存環境的極度惡化、財富的堆積與貧困的積累、物質的富裕與精神的奴役。在其后的歷史進程中，西方國家挾“先發優勢”，更是在全世界范圍內“復刻”著這一充滿“悖論”的場景。更為重要的是，伴隨著人類的現代化進程，西方國家和廣大發展中國家之間逐漸形成了一道無法彌合的鴻溝，現代化的成果最終成為西方文明的專利，而現代化的消極影響卻主要為廣大發展中國家所承受。西方早期工業化中出現的場景，如今已經成為全球性的景象。為什么會發生這樣的狀況？馬克思、恩格斯在他們生活的那個年代就已經向我們揭示了產生這一問題的根源，勞動的異化、工人的貧困、環境的惡化、西方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奴役，都與“資本”這兩個字有關。因為“一旦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膽大起來，如果有10％的利潤，它就保證到處被使用；有20％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10]。而“資產階級除非對生產工具，從而對生產關系，從而對全部社會關系不斷地進行革命，否則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動地保持舊的生產方式，卻是過去的一切工業階級生存的首要條件”[11]。因此，西方現代化一開始就與“資本”交織在一起，這個在歷史上摧毀封建制度最有力的武器，如今也成為了“反噬”西方現代化的“咒語”。

事實上，不僅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資本＋技術”邏輯的現代化表現出高度警惕，20世紀60年代以后，在西方出現的形形色色的后現代主義思潮，也不同程度地表達了對于資本主義現代化及其現代性的擔憂和抵抗，這些思潮或多或少地借鑒了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批判精神，從多個方面展開了對資本主義現代化及其現代性的反思與批判，其所主張的“反本質主義”“反中心主義”“反宏大敘事”等，試圖以不確定性代替確定性，解構自啟蒙運動以來資本主義建構的一整套觀念系統。可以說，這是“資本＋技術”邏輯的現代化造成的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自身緊張關系在社會觀念系統中的反映。因為，自啟蒙運動以來所生成的一整套現代性知識系統，無法解釋資本主義現代性“背面”的事實，而這些問題已經影響到人類的生存。然而，后現代主義思潮除了激進的批判之外，并沒有給我們提供一個積極的建構性方案。與知識分子頭腦中的批判形成鮮明對照的現實是，以資本邏輯推動的資本主義現代化系統依舊在高速運轉。一如我們今天所看到的世界場景，貧富差距問題、發展問題、生態環境問題，特別是國際秩序中的霸權主義問題并沒有得到根本解決。那么，人類能否走出一條超越“資本邏輯”的現代化道路呢？答案是能，且必須走出來，因為如果不能，那人類在享受現代化福祉的同時，就有可能面臨致命的風險。

在此意義上說，中國式現代化不僅僅是為解決現代化進程中的中國問題而提出的，其本身更是包含了對現代性問題——這個西方人已經意識到，但卻無法解決的人類課題作出的中國探索。因而，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是具有超越性意義的。那么，為什么中國能夠走出這樣的道路呢？

從人類現代化的進程來看，中國并不是第一個探索適合本國國情的現代化道路的國家。早在中國之前，一些拉丁美洲國家、東亞國家和地區已經在西方國家之后走上了現代化道路。但正如后來的歷史所告訴我們的，這些國家和地區雖然也形成了自身的現代化模式，但并沒有從根本上擺脫對于西方的依賴，以至于陷入了“發展陷阱”之中。這樣的歷史教訓也為中國提供了經驗啟示，那就是我們在學習趕超西方的過程中，始終強調堅持走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

從更深層次上看，中國在現代化進程中，始終高度警惕西方主宰的國際資本對國家主權和發展權的控制，始終保持發展的主動權。而這一點，只有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才可以實現。因此，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12]這既是歷史的經驗，也是歷史的選擇，因為，只有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中國共產黨，才有可能始終保持對資本野蠻生長和無序擴張的警惕，從而在實踐層面避免這種資本邏輯帶來的“外部性”，才能最終走出一條超越西方資本主義現代化的人類現代化的正義道路。

面向未來的承諾：中國式現代化的文明視野

對于今天的世界來說，中華民族的命運與社會主義的命運，與整個人類文明的命運是密切聯系在一起的。中國式現代化不僅承載著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任務，也擔負著開創人類文明新形態的歷史重任。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國式現代化蘊含的獨特世界觀、價值觀、歷史觀、文明觀、民主觀、生態觀等及其偉大實踐，是對世界現代化理論和實踐的重大創新。”[13]

第一，中國式現代化與當代新科技革命同頻共振，是處于人類生產力發展新階段的現代化。如果我們以一種宏大歷史視野觀照今天的話，中國式現代化的命題雖然是在趕超西方的歷史語境下提出的，但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進程卻以一種“跨欄跑”的姿態行進，在以一種“壓縮式”的方式完成了前三次工業革命的任務后，就迎面遭遇了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到來。當前，以人工智能、新材料技術、分子工程、量子信息技術、可控核聚變、清潔能源以及生物技術等為技術突破口的工業革命正在前所未有地給人類整個生產和生存方式帶來顛覆性的變革，重塑人類文明形態，也在新的歷史語境下重新定義“現代化”這一概念。中國式現代化也第一次在人類現代化歷史上與西方發達國家處于“并跑”位置，甚至在一些領域處于“領跑”位置。

在這場新的現代化征程中，中國命題和人類命題也在同一歷史時空中交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課題與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的時代課題要求中國式現代化必須給出“共同題解”。與以往不同，今天正在行進中的中國式現代化，必須以人類生產力的將來進行時進行謀劃。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基礎性、戰略性支撐。必須堅持科技是第一生產力、人才是第一資源、創新是第一動力，深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開辟發展新領域新賽道，不斷塑造發展新動能新優勢。”[14]這一重大戰略安排，就是圍繞中國式現代化的未來進行謀劃的。在當代新科技革命推動的新一輪現代化進程中，我們并沒有可以借鑒或者模仿的樣板，只能靠自己探索。堅持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道路，占領人類科技發展制高點，這既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國式現代化能夠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底氣所在、關鍵所在。

第二，中國式現代化堅持人民至上理念，是突破西方個人中心主義和“資本邏輯”的現代化。當前，人類社會現代化進程又一次來到歷史的十字路口。為此，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五點主張，“要堅守人民至上理念，突出現代化方向的人民性；要秉持獨立自主原則，探索現代化道路的多樣性；要樹立守正創新意識，保持現代化進程的持續性；要弘揚立己達人精神，增強現代化成果的普惠性；要保持奮發有為姿態，確保現代化領導的堅定性”。[15]可以毫不夸張地說，迄今為止的人類現代化進程都是在“資本邏輯”主導下發展的，也正因為如此，才產生了所謂的“現代性問題”。而歷史也告訴我們，靠資本的覺悟來破除資本的“魔咒”是不可能的。中國式現代化的價值訴求不僅要解決自己國家的發展問題，也要在這樣的歷史進程中解決好西方現代化帶來的人類共同問題。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這五個方面的特征，既標識了中國式現代化與西方現代化的不同，實際上也是針對由于“資本邏輯”推動的現代化所產生的問題而言的。

現代化應該成為全人類的福祉，而不是一部分人的福祉，另一部分人的災難。西方現代化的哲學立場是以“我”為中心的，這個“我”就是“理性的工具人”，或者更直接地說就是“資本化的人格”，因而，其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表現為人類中心主義；在人與人的關系上，表現為個人中心主義；在物質與精神的關系上，表現為物質中心主義；在國與國的關系上，表現為西方中心主義。中國式現代化要破除“資本的魔咒”，就必須在關于現代化的哲學上進行一場革命，重新定義現代化進程中人與人、人與自然和國與國之間的關系，真正地擺脫人與人之間“物的依賴性”，讓人類現代化回歸到為實現人的全面發展上來。

第三，中國式現代化堅持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張，是超越“西方文明中心論”和“霸權邏輯”的現代化。實現現代化是全世界所有發展中國家的美好愿望，但在一個以西方國家主導的世界經濟政治秩序下，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之路舉步維艱，在追求本國現代化的過程中，許多民族國家雖然在政治上獲得了獨立，但在經濟上卻不能擺脫附庸地位。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與廣大發展中國家有著共同的經歷、共同的命運，中國獨立自主地探索本國現代化的歷程也為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中國以自己的現代化成就向廣大發展中國家證明：世界上沒有定于一尊的現代化模式，雖然人類現代化起源于西方，但是現代化不等于西方化。事實上，這樣一個重要認識，對于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進程具有思想解放作用，能夠促使這些國家的人民重新認識和思考本國現代化和西方的關系，樹立實現現代化的民族自信心。與此同時，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秉持真實親誠理念和正確義利觀加強同發展中國家團結合作，維護發展中國家共同利益。通過共建“一帶一路”等一系列重要實踐，向世界表明了中國愿意與世界各國共享中國發展紅利的態度，贏得了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尊重和認可。作為負責任大國，中國提出并倡導堅守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提出了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積極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系列重要理念和重要實踐，有力地回應所謂“國強必霸”的邏輯，與西方國家動輒以武力干涉他國內政形成鮮明對照，也使廣大發展中國家更加清醒地認識到，只有把國家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堅定不移地走符合本國國情的現代化道路，才能擺脫對西方的依附地位。中國式現代化不僅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年度重點項目“歷史哲學視域下中國共產黨革命精神譜系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批準號：20AKS021）

注釋

[1][12][14]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日報》，2022年10月26日，第1～5版。

[2][3][8][9]《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2～533、602、409～410、431頁。

[5][7][1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2、36、34頁。

[4]《中國科學技術協會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頁。

[6]任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奮進新征程，創造新偉業②》，《人民日報》，2023年3月29日，第5版。

[10]《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68頁。

[13]《習近平在學習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研討班開班式上發表重要講話強調 正確理解和大力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人民日報》，2023年2月8日，第1版。

[15]《習近平出席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并發表主旨講話》，《人民日報》，2023年3月16日，第1版。

責 編∕張 曉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ivilization Model

Xing Yunwen

Abstract: Chinese modernization concerns the historical change of production mod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ductive forces,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course of the Chinese modernization is associated with the new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especially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under this historical context. The questions encountered in the Chinese modernization are definitely the common ones faced i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all modernization in human socie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Chinese modernization implicates criticism and transcendence of the modernization driven by "the logic of capital". This fact determines what the Chinese modernization must solve are also the historical problems arise in all the human modernization. Thus, the Chinese modernization itself implicates both the historical logic of transforming of human production mode and the ethical dimension of the reflection on the humanity modernization. These historical and ethical dimensions, as well as the contradictory move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and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are the underlying logic for understanding and grasping the develop law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e exploration in practice and interpretation in theory to this contradictory movement constitutes the civilization perspective to better understand Chinese modernization. As a civilization paradigm, Chinese modernization is not only the fundamental path to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but also provides an exploratory Chinese solution to a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Keywords: Chinese modernization, new model for human progress,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logic of capit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