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郇慶治
【摘要】“中國式現代化的生態觀”或“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中國式現代化”之所以得到中國學界的關注與討論，不僅在于它所依托嵌入的新時代以來全面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現代化國家的當代中國背景和語境，還在于“中國式現代化”和“生態（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之間的密切關聯性以及這二者連接所帶來的巨大的理論創新潛能。其理論意涵同時包含著事實歸納性和理論規范性維度，因而至少可以從如下三重意義進行理解：基于近代中國尤其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經濟社會現代化歷史經驗總結反思的生態現代化觀、對我國進入新時代以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宏偉藍圖的“美麗”目標任務的新構想與愿景，我們面向當今世界正在發生著的現代化發展綠色轉型或重塑大趨勢的理念認知與自覺追求。在可以預見的未來，像其他獨特“五觀”一樣，“中國式現代化的生態觀”仍將是一個不斷訴諸于我國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現實實踐并在這一偉大實踐中逐漸形塑自身的歷史過程。
【關鍵詞】中國式現代化 生態觀 分析性（規范性）研究 理論意涵 時代意義
【中圖分類號】D64/X321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08.007
郇慶治，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北京大學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研究方向為環境政治、歐洲政治和國外馬克思主義。主要著作有《文明轉型視野下的環境政治》《綠色變革視角下的當代生態文化理論研究》《環境政治國際比較》《歐洲綠黨研究》等。
從普通術語學的角度來說，“中國式現代化的生態觀”這一復合詞匯包含了兩個構成性元素或概念，即“中國式現代化”和“生態觀”。鑒于其偏正式組合結構，“生態觀”無疑是更為主體性的或更需要揭示闡發的構詞元素，但“中國式現代化”也扮演著十分重要的修飾限定作用?？梢哉f，“中國式現代化的生態觀”或“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中國式現代化”之所以受到（值得）當前中國學界的關注與研討，[1]不僅在于其所依托嵌入的新時代以來全面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現代化國家的當代中國背景和語境，還在于“中國式現代化”和“生態（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之間的密切關聯性以及這二者連接所帶來的巨大的理論創新潛能——就像現代化還并不是已然走向終結的人類文明實踐一樣，現代化理論也遠未成為屬于過去的“落日余暉”。在本文中，筆者將在解析與闡釋“中國式現代化”的方法論問題的基礎上，嘗試概括出“中國式現代化的生態觀”的理論意涵和時代意義，并希望有助于學界深化與拓展對于這一議題的討論。
理解與闡釋“中國式現代化”的兩個方法論進路
就其方法論進路而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理論（概念）化有兩個基本取向或選擇：分析性的和規范性的。[2]“分析性研究”致力于回答研究對象是什么樣的以及為什么會是這樣的，即對研究對象的現狀及其發展變化過程作出客觀性敘述并對其中包含的規律或因果關系作出系統科學的理論闡釋；“規范性研究”側重于回答研究對象應該成為什么樣的以及如何成為所期望的樣態圖景，即對研究對象趨向（踐行）先進理念或理想目標的現實推進與逐步實現作出合理有效的理論闡釋。
這種研究方法論差異導致的學科認知或追求上有所區別的典型實例，是政治學界經常論及的政治科學與政治哲學之間的顯著不同。[3]政治科學主要是分析性的，即著力于在提供對政治現象（活動）的客觀準確描述的同時，對結果（事實）的成因作出科學合理的闡明，尤其是因果規律意義上的闡釋論證，因而有著相當程度的過往追溯質性特征。相形之下，政治哲學更多是規范性的，即聚焦于某種信奉的政治理念或目標的實踐推動，尤其是如何實現期望變革所需要的大眾性社會政治動員，因而有著較為明顯的瞻望參與質性特征。
嚴格說來，一方面，上述劃分并不能完全對應我們通常所指的規范與實證研究、定性與量化研究意義上的技術方法區分。也就是說，分析性研究或政治科學研究離不開自己的規范性認知或基礎，而規范性研究或政治哲學研究也可以采用實證或量化的技術方法與手段。另一方面，對于任何議題的完整性研究其實都應該包括這兩個側面，即同時是分析性的和規范性的，或者說應呈現為這二者之間的建設性互動或相互支撐。比如，對于當今世界所聚焦關注的全球氣候變化應對問題，至少同樣重要的是，我們不僅需要綜合考慮如何動員世界各國的、社會各界的積極參與行動，還必須做到將這些行動置于系統科學的、邏輯嚴密的理論分析及其成果的基礎之上。
當然，現實中人們往往會側重于或偏愛某一方法論進路下的思考研究，并且難免會或多或少影響到其研究結論相對于整體而言的或更大觀察視域內的科學性與合理性。筆者認為，這里的要點不在于放棄這種研究方法論進路的偏重或選擇本身，而是要守持一種更具反思性的方法論理解或心態。比如，分別側重于或偏好“政策議題（話語）性研究”或“理論話語（議題）性研究”的研究者，需要特別留意所倚重的分析性方法或規范性方法的內源性弱點，尤其不能偏執到對于對方所提出或堅持的一些常識性觀點的無視或拒斥。
在筆者看來，“中國式現代化”的概念化或理論化研究，同樣要特別注意觀察與討論時的分析性和規范性視角差異，以及由此帶來的對于其理論意涵認知理解上的顯著不同。具體地說，2022年黨的二十大報告關于“中國式現代化”論題的系統性論述，同時包含著其分析性和規范性維度，因而，我們也需要遵循這兩個不同的方法論視角對其闡述內容作出更精準的概括詮釋。
就分析性方法論而言，黨的二十大報告關于“中國式現代化”論題的系統性論述主要是圍繞著“中國式現代化”現實實踐所塑造或凸顯的關鍵特征展開論述的。對此，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指出，“在新中國成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長期探索和實踐基礎上，經過十八大以來在理論與實踐上的創新突破，我們黨成功推進和拓展了中國式現代化”[4]。不難看出，這里強調的重點是，“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經過百年長期實踐探索、尤其是進入新時代以來取得的重要創新突破所創造或成就的，也就是說，它首先是一個鮮活生動的歷史事實，然后才是一種建基于歷史事實的理論概括。相應地，也就很容易理解，這種中國式現代化既呈現為世界各國現代化實踐的共同性表征，也有著基于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同時在成就成效和困難挑戰的意義上。
因而，可以認為，黨的二十大報告關于“中國式現代化”五大特征的論述，更多是一種事實歸納性或理論闡釋性的分析。也就是說，盡管這幾個方面都還依然呈現出強烈的處于不斷完善或形塑過程之中的質性，“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都是現實實踐中“中國式現代化”的理念原則、制度框架和政策舉措的主流與本質體現，而絕非僅是某些價值觀表達或政治意識形態話語修飾。比如，“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就同時體現為我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所決定的按勞分配主體架構與進入新時代以來黨和政府對于從生產關系、分配關系到社會福利政策的與時俱進意義上的較大幅度調整，其目的則是不斷制度化展現與鞏固中國式現代化的“全體人民共同富裕”質性。需要指出的是，我們既要防止任何意義上的“中國式現代化”主要特征的價值觀或意識形態話語的扁平化詮釋，也要充分估計我國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將會帶來的“中國式現代化”主要特征的漸進生成性質。
就規范性方法論來說，黨的二十大報告關于“中國式現代化”論題的系統性論述主要是圍繞著“中國式現代化”目標追求所提出或蘊含的系列本質要求展開的。黨的二十大報告并未作出更具體的說明闡釋，而是直接列舉了如下九個方面的規范性要求：“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高質量發展”“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豐富人民精神世界”“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5]。
筆者認為，一方面，我們可以把這些本質要求理解為對“中國式現代化”主要特征的規范性意涵的進一步歸納凝練。也就是說，這九個方面要求是“中國式現代化”具有的主要特征在社會整體和未來實踐中得以進一步展現鞏固的規約引領。比如，“豐富人民精神世界”“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就明顯是三大對應特征的另一種形式表述。
另一方面，這些本質要求還可以被理解為一種更加整體性的規范性系統闡述的“承上啟下”節點。本質要求的“上”是作為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中心任務而提出的“全面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這一表述的規范性意涵，同時包括了“社會主義”和“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兩個側面，前者強調的是“中國式現代化”的社會主義政治性質——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的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而后者是對“中國式現代化”的“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目標的凝練提升——其中“美麗”所對應的是作為五位之一的“生態文明建設”。本質要求的“下”是緊接著展開闡述的“分兩步走的總的戰略安排”：從2020年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從2035年到本世紀中葉，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也即是最終讓“中國式現代化”形神兼備。當然，正如黨的二十大報告所強調的，戰略構想或安排絕不意味著未來發展圖景將會自動吻合或順遂我們的愿景想象，而是需要現實生活中的奮發努力與卓絕斗爭，包括對于系列方針原則或規范性要求的恪守遵循。
因而，分析與規范雙重方法論視角的引入或并重，有助于我們明確“中國式現代化”概念或理論的既成性和建構性、現實性和未來性、國內立場和國際視野。[6]簡言之，所謂“中國式現代化”，既是我國一個多世紀的現代化發展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現代化歷史性成就的經驗歸納與理論總結，也體現了我們處在新的歷史起點所擁有的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愿景想象與理想追求。相應地，“中國式現代化”既意指一個相當程度上已然存在的經驗性事實，也意味著或指向一種依然具有巨大想象與形塑空間的未來潛能；它將既是當代中國持續推進現代化進程中的自主性實踐與理論創造，也是世界各國人民豐富多彩的現代化發展及其可持續轉型智慧的自覺吸納聚合。
“中國式現代化的生態觀”的理論意涵
如上所述，進一步彰顯或闡明“中國式現代化”概念與理論所包含的規范性維度，是深化和拓展這一議題領域研究的一個亟待強化的側面。2023年2月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學習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研討班開班式上的重要講話中明確指出：“中國式現代化蘊含的獨特世界觀、價值觀、歷史觀、文明觀、民主觀、生態觀等及其偉大實踐，是對世界現代化理論和實踐的重大創新。”[7]很顯然，這獨特“六觀”既是對中國式現代化既往成就經驗的科學總結，更是對中國式現代化面向未來實踐規范性要求的精辟概括。不僅如此，在筆者看來，這六個方面之間其實存在著內在而深刻的聯系。接下來，筆者將圍繞其他五個方面來概要闡述“中國式現代化的生態觀”的理論意涵。
生態世界觀。廣義的生態世界觀，可以理解為生態學科學知識以及生態思維在世界觀層面的映現、拓展與統攝。[8]盡管古代（遠古）人類社會大都信奉人與自然內在統一的有機自然觀或世界觀——人類存在與活動被理解為身處其中的自然世界的一部分或衍生物（比如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或“天人感應”），但現代社會的形成與發展卻顯然建基于人類主體性乃至主導性觀念的逐步確立，即自然界及其萬物蒼生不過是人類社會不斷得以發展的依賴（外部）條件。相應地，無論是現代社會（作為結果）還是現代化（作為過程）視野中的自然界，都日漸成為一個物質資源的世界或作為人類認知實踐活動對象的世界，而近代自然科學及其技術體系正是在這一理念之下建立起來的，并在不斷強化著這一理念本身。只不過，隨著生態學的興起以及生態思維向整個科學認識與社會實踐領域的散播、滲透和占領，這種舊唯物主義的機械論世界觀和人類自我中心主義的世界觀才開始走向分崩離析。
可以說，“中國式現代化”所基于或蘊含著的生態世界觀，正是這樣一個發生中的世界性認知變革進程的結果和呈現，當然，它還深深植根于近代中國以來的經濟社會現代化實踐和悠久博大的中華歷史文化。筆者認為，這一生態世界觀的明確表達或精髓要義就是“三個共同體”的本體論核心理念，以及由此衍生出的敬畏自然、尊重自然、保護自然、順應自然的哲學倫理觀念態度。[9]“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體”，“人類（生態）命運共同體”或“地球生命共同體”[10]，一方面，從不同尺度上重新界定概括了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或人類在整個自然世界中的位置，即人類社會、將包含人類物種在內的自然界、地球自然生態整體意義上的大自然，進而是恢復或重建了自然生態系統及其穩定性、多樣性、持續性相對于人類社會而言的本體論重要性；另一方面，訴諸于“共同體”概念而不是“本原歸屬”追溯，認可甚或強調了人類存在及其活動在這樣一種共存共生整體中的物種或社會文化重要性，從而規避了生態（生物、生命）中心主義思考與認知的極端化取向以及相應的理論（實踐）缺憾。
因而，這種生態世界觀與“中國式現代化”的契合性在于，它承認承諾了我們理應表現出21世紀人類文明高度之上的、基于豐富生態學知識與思維實踐能力的自然生態世界感知與行動，即努力做到“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11]。但與此同時，它也明確堅持不應拋棄或無謂貶低人類社會可以追求實現的美好生活需要及其滿足，而這意味著不斷構建人與自然之間和諧共處（發展）的新形式或路徑。這種理解對于當今世界包括中國在內的廣大發展中國家來說，是尤為適當的。也就是說，作為“中國式現代化”根本理據的生態世界觀認知與愿景，是持續努力推進的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發展，而絕不是浪漫化或庸俗化理解的“去現代化”或“回歸伊甸園”。
生態價值觀。當代生態價值觀的宗旨要義，是指自然生態系統及其構成元素對于人類社會（文明）存在及其發展的多維度價值（功用）的再次彰顯或重新確認。[12]因而，我們可以從如下兩個方面來認識這一價值觀上的重大變化。其一，它是由現代工業文明經歷其自身數個世紀的全球性擴張所帶來的嚴重自然生態困境或危機所催生激發的。無數事實表明，近代社會以來逐漸被建構或貶稱為“改造對象”或“物質資源”的自然，其實有著不容忽視的基礎性、多元價值，否認這一點，就會導致危及人類社會生存延續意義上的消極后果。其二，它是對生態價值豐富性或多維性的重新認知與形塑，要求現代人類社會的經濟社會文化架構尤其是生產生活方式必須進行圍繞體現與實現這種價值認可與尊重的深刻調整，也就是實施一種關涉整個社會的全面綠色轉型或社會生態轉型。
很明顯，“中國式現代化”所依托或蘊含的生態價值觀，是當今世界廣泛萌生成長中的這種新型生態價值認知態度的中國化版本。在筆者看來，這種生態價值觀的最具權威性表述形式，就是意涵豐富并且充滿辯證精神的“兩山論”[13]。“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環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麗，藍天也是幸福”，“綠水青山既是自然財富、生態財富，又是社會財富、經濟財富”，[14]一方面，明確承認自然生態所擁有的多方面功用或價值，因而在人類社會活動尤其是整個發展過程中，必須堅持節約優先、保護優先、自然恢復為主的方針，把經濟活動、人的行為限制在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能夠承受的限度之內，給自然生態留下休養生息的時間和空間，也就是努力做到像保護眼睛一樣保護生態環境，像對待生命一樣對待生態環境；另一方面，重視強調實現不斷創造自然生態經濟價值的合理形式與新路徑，尤其是要充分利用現代經濟體制所提供的、運行較為順暢合理的關涉資源、資產、資本、生產力、產業（品）、經濟等諸多要素及其整合的制度政策，從而使生態環境保護治理逐漸從一種價值守持性活動轉向一種價值創造性活動。
因而，這種生態價值觀與“中國式現代化”的契合性在于，它明確接納了作為現代化進程或結果伴生物的生態環境問題，以及將生態環境保護治理納入現代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框架的必要性，以便確?，F代生產生活條件下的人們仍然可以享受良好的自然生態環境質量，而這對于像中國這樣的仍處在現代化進程中后期的發展中大國來說尤為重要。但與此同時，它并沒有拒斥、而是更加關注與強調自然生態多維價值的實現，特別是其經濟價值實現的多種形式和多元路徑。這其中，“關鍵是要處理好綠水青山和金山銀山的關系”，“積極探索推廣綠水青山轉化為金山銀山的路徑”，“深入實施鄉村振興戰略”[15]。當然，這種生態價值觀的充分踐行與實現，絕非僅是經濟政策問題或個人生活風格選擇問題，更同時是政治經濟學問題或政治問題。
生態歷史觀。生態歷史觀的核心意旨，是將自然界的生態環境因素考量納入人類社會歷史的觀察與思考之中，也就是從生態環境及其要素的視角來看待人類歷史，或實現自然史與人類史研究的有機統一。[16]這一視角之下的主要理論認知進展，是近年來迅速興起的（生態）環境史學。按照這種新歷史觀，人類社會或文明的發展史，離不開其所處的周圍自然生態環境或整個地球生境，甚至可以說，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隨著自然生態環境演變而演進的歷史，而這在以農牧業為主的古代社會或文明中尤其如此[17]——氣候氣象條件的突發性或長期性改變都可能成為嚴重的社會、國家或區域沖突的直接起因，比如，中國明末清初時期即是災害頻發與人禍橫行并存。生態歷史觀給予當代人類社會的最主要教益或醒示是理解應對生態環境問題的歷史視野或尺度，同時深刻改變著我們既存的或現代的歷史觀和生態觀——即便在人類中心主義霸權的現代歷史中，自然生態世界其實也從未“缺席”，包括現代社會版本在內的人與自然關系構型都是暫時的和特殊的或歷史性的，而歷史尤其是全球歷史的經驗和智慧也許更有助于人類走出現今時代的生態環境困境。
不難理解，“中國式現代化”所秉持或蘊含的生態歷史觀，與上述這種進展中的世界性歷史觀變革有著天然的一致或“耦合”，而歷史悠久的中華優秀傳統生態文化無疑在其中扮演一種發揮著基因傳承與催化融通促動作用的角色。筆者認為，這種生態歷史觀的深層意涵和最清晰表述就是既有濃郁歷史韻味、又有強烈時代氣息的堅持與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18]。“生態環境沒有替代品，用之不覺，失之難存”，“當人類合理利用、友好保護自然時，自然的回報常常是慷慨的；當人類無序開發、粗暴掠奪自然時，自然的懲罰必然是無情的”，“人不負青山，青山定不負人”[19]，一方面，充分認識到社會政治變革的歷史同時也是生態環境演進的歷史，這當然不是在古人所理解或信奉的天人合一或天地人交互感應的意義上，而是說，任何自然災變或社會事件都是一個復合型社會生態關系架構之下的綜合性動力機制所導致的結果；另一方面，表明強調人類歷史上始終發揮作用的生態規律及其客觀要求也是十分重要的歷史規律和社會規律。“人類對大自然的傷害最終會傷及人類自身，這是無法抗拒的規律。”[20]更進一步說，不僅人類社會或文明對大自然的肆意掠奪、無節制索取等非理性行為是違反生態歷史規律的，而且對于各種具體性自然生態規律、經濟價值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無視或背離，也是違反生態歷史規律的。
因而，這種生態歷史觀與“中國式現代化”的契合性在于，它同時要求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待和應對生態環境問題，以及站在對歷史負責的高度、以歷史自覺性和主動精神來回應化解生態環境挑戰。就前者而言，基于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方法論立場，既要科學全面認識生態環境問題產生存在的社會歷史性和多元復雜成因，又要充分發揮經濟制度變革與重構在消除生態環境問題的社會歷史根源中的基礎性作用，還必須看到，當代中國所面臨的生態環境問題與挑戰同樣是歷史性的，既與歐美發達工業化國家所經歷過的情形有著歷史的相似性，也具有我國自身和現今時代的特點，不能一概而論或簡單化；就后者來說，要在把“大自然是人類賴以生存發展的基本條件”這一生態歷史觀內化于心、外化于形的基礎上，努力“站在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高度謀劃發展”[21]。這就意味著，我們不僅需要下定決心、花大力氣徹底解決現實生活中存在的突出生態環境問題，持續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及其主要戰役，還要主動出擊、未雨綢繆地預判應對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階段將會凸顯或新出現的生態環境風險挑戰。比如，正如黨的二十大報告所闡明的，“雙碳”目標及其戰略實施就是一個同時具有現實重要性和未來決定性影響的經濟社會系統性變革，必須積極穩妥推進，急不得、但更緩（等）不得。
生態文明觀。需要指出的是，這里所強調的并不是生態文明及其建設話語體系之下對“生態文明”作為一個復合術語或概念的理解，而是當代人類社會對于文明與生態之間相互關系的一種更深刻認知，[22]尤其是日益認可強調生態對于文明的根本性、表征性和促動性意義。具體地說，所謂“文明的根本性意義”是指，沒有良好的生態環境就不會有文明的自主生成與持續繁榮，或者說，隨著其生態環境破壞而來的將是某一文明的衰敗或消亡，迄今為止的人類文明都發端并昌盛于世界大江大河流域和自然生態稟賦優越地區就是明證；所謂“文明的表征性意義”是指，良好的生態環境質量也往往是經濟社會和文化發達繁榮國家或地區的伴生性表現與相得益彰，聯合國人類發展報告所認定的高發展指數國家，也都是生態環境舒適度較高的國家，盡管這一關系的反面結論未必成立（比如對于許多發展中國家而言）；所謂“文明的促動性意義”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自覺改進生態環境保護治理的制度與政策努力可以促進其整個社會文明程度的提高，換言之，持續改善生態環境質量是社會文明整體進步的正向推動性元素和動力。當然，“生態文明”這一概念的提出以及在世界范圍內的廣泛接受使用，也印證表征了“生態”與“文明”關系的新認知或新文明觀的歷史性生成。
毫無疑問，“中國式現代化”所主張或蘊含的生態文明觀，是這種正在世界范圍內逐漸得到傳播、認同并付諸實踐的新文明觀的最主要倡導者、引領者和貢獻者。依據國內外學界的考證分析，[23]“生態文明”這一復合學術概念盡管在世界各國已有或長或短的歷史——比如英語世界是羅伊•莫里森在他1995年出版的《生態民主》一書中最早使用，而德語世界是伊林•費切爾在他1978年發表的《人類生存的條件：論進步的辯證法》一文中最早使用，都強調一種新型的生態文明應該成為當前陷入嚴重生態環境困境的工業文明的歷史性替代，但生態文明及其建設理論作為系統性學術話語體系、作為執政黨及其領導政府全面主導之下的制度與政策創新實踐，無疑首先（主要）是發生在進入新時代的中國。“生態興則文明興、生態衰則文明衰”，“生態文明建設是關系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根本大計”，“生態文明是人類文明發展的歷史趨勢”，“保護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24]一方面，明確指出生態環境保護治理對于人類文明發展及其未來的現實性、歷史性和全球性重要性，“更加自覺地珍愛自然，更加積極地保護生態”，理應成為新時代文明認知與文明創造的核心組成部分，成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個重要特征；另一方面，重視強調生態文明重在“建設”，也就是要“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推動形成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現代化建設新格局”，“站在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高度謀劃發展”[25]。
因而，這種生態文明觀與“中國式現代化”的契合性在于，它在更高、更深刻的意義上肯定了“生態”與“文明”的互證互成、彼此鏡鑒，就此而言，人類社會的工業化進程和工業文明形態可以被視為一個長周期的“否定之否定”歷史過程中的必要的“否定”階段，或者說走向生態文明更高階段（形態）的必要的“準備”——同時在物質與精神的意義上。與此同時，它也指認了這種關系的歷史性生成或構建特征，尤其是一種不同于“后現代”背景語境之下實施“綠色轉型”的、在繼續推進現代化進程中逐步走上“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的現實可能性。也正因為如此，必須明確，“中國式現代化”視域下的生態文明觀，既不簡單等同于生態（環境保護）觀，更不等同于“后現代化”或“去現代化”，而是一種基于時代文明認知的新文明形態或道路追求，也就是努力實現生態優先前提下或基礎上的綠色發展。
生態民主觀。生態民主的本意，同樣不是談論自然生態系統內部及其構成要素之間關系的質性，而是一個環境（生態）政治學術語，聚焦于生態環境保護治理議題的政治化以及由此導致的現代政治民主體制的生態化轉型或重構。[26]概括地說，20世紀70年代初以來逐漸形成與發展的生態民主觀，包括如下兩個主要議題領域或觀點。一是現實需要的或更為有效的生態環境保護治理，要求現代政治民主制架構及其運作方式作出關涉諸多方面的和深刻的系統性變革，二是建基于生態學科學知識或生態理性原則的新民主形式及其運作方式，應該成為當代（未來）政治民主體制的有機組成部分，并在生態環境問題防范與有效治理中發揮積極作用。當然，至少從理論上說，生態威權甚或生態專制也是應對解決生態環境難題的一個“工具選項”，[27]但在現代政治學的認知基線內，威權體制或專制需要首先作出更為復雜的政治合法性辯護。因而，被廣泛接受的共識是現代政治民主制的綠化或轉向生態民主，這也同時是真正可靠的生態環境問題解決之道，并代表著民主政治的未來。
很顯然，“中國式現代化”所信奉或蘊含著的生態民主觀，是與這種生態民主的世界性主流，而不是與更多作為反面參照的生態威權或生態專制相一致的，而且在許多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補充、豐富與拓展。在筆者看來，這種生態民主觀的核心意涵和最明確表述形式，就是生態文明是人民群眾“共同參與共同建設共同享有”的事業。“堅持生態惠民、生態利民、生態為民”，“要把建設美麗中國轉化為全體人民自覺行動”，“抓生態文明建設，既要靠物質，也要靠精神”，[28]一方面，明確堅持生態民本、民生和民主的理念原則，良好的生態環境質量既是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基本民生需求和民主權利，也是對黨和政府履行其新時代治國理政職責、促進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的基本民主要求，換言之，更高水平的生態環境保護治理或生態民生與民主權益保障，是當代國家與社會之間的一種“綠色契約”，當然也是人類社會（文明）不斷走向發展進步的重要表現；另一方面，關注肯定大眾民主參與或創建生態審議民主的重要性，在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現代化的進程中，不僅要讓每個人都成為自然生態環境的保護者、建設者和受益者，還要努力使其在生態文明建設的各方面和全過程中表現出主體意識、主人翁責任感和自主創造精神，從而實現生態文明建設與政治現代化建設的有機統一和辯證互動。
因而，這種生態民主觀與“中國式現代化”的契合性在于，它不僅高度認可并致力于制度化推進生態環境議題及其應對所帶來的政治民主綠化效應，尤其是努力實現執政黨及其領導政府的更加職業化、完善和高效的生態環境保護治理，從而更好地保障最廣大人民群眾的生態民生與民主權益，而且十分重視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框架和全面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現代化國家所提供的巨大政治民主化發展空間和潛能，而科學理論引領和先進政黨帶領之下的最廣泛大眾民主參與和最深刻民主推動，將會最終促成一種影響深遠的經濟生態與社會政治重塑。換言之，這種生態民主觀的獨特之處就在于，它倡導或指向的同時是真正的生態審議民主和新型的社會主義民主，[29]而追求與踐行這種生態民主觀也將是“中國式現代化”不斷推向前進的重要政治表征或前提。
“中國式現代化的生態觀”的時代意義
“中國式現代化的生態觀”的理論意涵當然不局限于上述五個方面，比如，還應包括其生態經濟觀、生態政治觀、生態社會觀、生態文化觀等構成性要素，而且可以作出不同方法論與邏輯架構下的系統性闡述。[30]但對于五個主要層面即世界觀、價值觀、歷史觀、文明觀、民主觀的簡要分析已足以表明，中國式現代化的生態觀不僅有著極其寬廣豐富的理論意涵，而且具有重要的理論與實踐規范性價值。
“中國式現代化”的綠色規約與形塑。“中國式現代化的生態觀”的直接規范價值，是對新時代全面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中國式現代化實踐發揮規約與形塑作用。一方面，它連接暢通“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目標和新“兩步走”的生態文明建設階段性任務舉措，對于前者主要是一種細化展開，而對于后者則更多是一種參照約束；另一方面，它還在現實踐行過程中不斷促進“中國式現代化”的生態維度尤其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表征的經驗性呈現和歷史性生成，相應地，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中國式現代化，將同時是一個持續性的中國特色形塑和與時俱進革新過程。具體而言，筆者認為要理解和把握好如下三點。
一是整體統籌推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中國式現代化”和“中國式現代化的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上述生態觀五個主要層面的世界觀方法論價值在于，必須整體推進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協調推進廣義的生態環境保護治理或生態文明建設的四個層面（自然生態一體化保護治理、生態環境一體化保護治理、統籌推進生態環境與經濟發展、整體推進生態優先綠色發展），努力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總體目標與“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具體目標的協同互動、相得益彰。
二是明確堅持弘揚社會主義國家與政黨領導作用的社會主義生態學。事實一再證明，社會主義國家與執政黨不僅可以確保更公正社會基本價值（制度）的政治選擇，還能夠帶來更高水平的公共政策管理成效。因而，必須明確，中國共產黨對于生態文明建設的全面領導作用，是推進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中國式現代化不可或缺的重要主體力量和動力機制元素。這既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最突出特征和第一本質要求，也是我們必須堅持并不斷豐富發展的社會主義生態學的核心論點。
三是以開放進取的全球視野建設美麗中國和清潔美麗世界。必須看到，美麗中國建設和清潔美麗世界建設，不僅都是“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目標的內在構成部分，還是一個彼此間相互依賴、相互促進的辯證統一過程。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現代化水平的不斷提高和整體實力的逐步增強，我們理應承擔影響日益增大的國際生態環境保護治理或全球生態文明建設的大國責任與引領者角色。
世界現代化理論與模式的內源性綠化。應該承認，世界的現代化進程始于歐美地區的少數工業發達國家，并由此擴展形成了全球范圍內的現代化實踐及其理念模式，而同樣不容回避的是，正是這種先行性或霸權式理念模式造成了當今世界嚴重的生態環境困境或危機。[31]因而，擺脫這種困境的根本性出路有兩條：一是徹底棄置現代化本身，二是實現現代化理論與模式的內源性綠化。鑒于前者缺乏現實可能性的實際，后者就顯得尤為迫切和重要，而“中國式現代化的生態觀”的規范性價值恰好在于此。具體地說，筆者認為可以概括為如下三點。
一是超越“生態主義”抑或“人本主義”二元對立的、“堅持（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價值立場。共同體構建而不是本源追溯的本體論立場和彼此間和諧共生（共處）的價值追求，構成了人類當代社會（文明）條件下對于人與自然關系的一種新型認知方式和哲學價值倫理理解。換言之，真正重要的已不再是古代（典）唯物主義所關注或探尋的自然世界的唯一性源頭，或者是人類主體與自然物質客體之間的認識實踐辯證關系，而是已經借助現代經濟技術體系實現一體化的兩者成為一種社會生態意義的有機統一體（“共同體”）。
二是推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而不是簡單訴諸“后現代”或“去現代化”的方法論革新。毋庸置疑，作為一種社會文化和政治思潮，現代性批判或后現代主義在歐美國家的興起及其世界性擴散有著歷史合理性和內在邏輯，而且對于這一地區乃至全球的生態意識覺醒或重建也確實發揮了一種新啟蒙的作用，但對于處在以歐美為中心世界體系的外圍或邊緣國家（“發展中國家”）來說，“后現代”或“去現代化”的話語政策則有著嚴重誤導性的后果——比如對于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區的成千上萬饑民來說。更為嚴重的是，現代化的生態批評或生態環境保護的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確性，已成為歐美少數發達國家維護其既存競爭優勢或壟斷性權利的托辭借口，同時卻又把廣大發展中國家置于一種維持經濟落后抑或破壞全球生態的兩難地位。因而，“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中國式現代化”是對有意無意制造的“現代化”抑或“后現代（去現代化）”方法論困境的突破。對于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來說，致力于實現二者的統合才是“人間正道”。
三是擺脫“歐美中心論”地域偏見的全球生態文明建設倡議。就像必須承認資本主義社會制度條件下也有其生態環境重要性認知與實踐一樣，歐美國家的許多生態環境保護治理經驗值得世界各國參考借鑒。但問題在于，近代社會以來的經濟政治霸權優勢，以及根深蒂固的歐洲中心論文化（種族）偏見，使得歐美國家日漸走向了一種以自我為中心乃至自以為是的發展趨向。按理說，作為世界現代化區域性理念模式的發源地，歐美各國尤其需要參考借鑒世界其他國家地區的現代化或綠色現代化的做法與經驗，但現實中卻往往相反，歐美國家更慣常于用自己的標準和尺度來衡量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程度或生態化努力。因而，我國主張呼吁建設清潔美麗世界、構筑尊崇自然綠色發展生態體系的“全球生態文明建設”倡議，是對歐美國家長期霸（欺）占的“綠色高地”的重大挑戰，其中包含的核心信息是，廣大發展中國家也（才）是地球生命共同體構建的中堅或主體力量。
環境人文社會科學的創新發展。“中國式現代化的生態觀”的另一個規范性價值，是促進環境人文社會科學的創新發展。應該說，與（生態）環境自然科學、（生態）環境工程技術相對應意義上的（生態）環境人文社會科學，自20世紀80年代初以來在國內外都已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但整體上還依然處于新興邊緣交叉學科群的地位。“生態觀”理論意涵的世界觀、價值觀、歷史觀、文明觀、民主觀闡釋理解就像“中國式現代化”討論本身一樣，可以進一步激活我們對于現代化理論與實踐的人文社科維度的深入思考，從而推動環境人文社會科學的創新發展。[32]具體來說，筆者認為其包括如下三點。
一是人文社會科學學科主體孕育功能的凸顯為其提供的重大發展機遇。與傳統自然科學和工程技術通常理解的“中國式現代化”所提供的巨大的經濟社會發展機會不同，生態觀五個主要層面理論意涵所展示的是我們在“中國式現代化”這一傘形概念之下可以達到的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現代化的全新格局與實踐境界——其根本性特點絕不在于理論上的激進或極端，而在于擁有或創造出實現這一目標所需要的復合性現實條件，而其中最為關鍵的則是足夠數量的社會先驅性主體的生存生活觀念變革以及大多數民眾的不斷響應追隨。毫無疑問，環境人文社會科學在這一過程中將會扮演極其重要的“生態新人”創造角色并發揮培育作用，而它自身也可以獲得更多的發展條件和機會。
二是從環境人文社會科學到生態文明建設人文社會科學所彰顯的視角轉換。就像環境政治學一樣，大多數環境人文社會科學學科都是基于對生態環境問題的否定性認知與被動性回應而構建起來的，馬克思主義“紅綠”理論（比如生態馬克思主義）可能是少數性的例外。結果是，大多數學科的主體性理論都是關于如何限制人類社會活動包括現代化實踐的思考與政策。相比之下，“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或“生態文明建設”，不僅賦予了這樣一種進取性實踐以正向性進程與結果的巨大政治想象空間，同時也提供了從更加重視分析性研究的環境人文社會科學轉向更加強調規范性研究的生態文明人文社會科學的現實可能性。這某種程度上像環境政治學范式在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所經歷的由最初主導性的“生存危機論”轉向“可持續發展”（“生態現代化”），而它們的共同點則是一種更積極的觀察認知視角與心態。
三是從西方中心到聚焦東方所表明的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形成與貢獻。“中國式現代化”主張與實踐的必然性結果，將是世界現代經濟政治秩序、架構及其文化基礎的根本性、歷史性改變，也將是世界現代化理論體系尤其是長期被奉為圭臬的基本理念模式的根本性、歷史性重構，而這同時是由“中國式現代化”的五大特征以及各個維度上的主要特點（比如生態觀五個主要層面的基本意涵）所共同決定的。相應地，作為上述變化的理論成果或文本呈現，將是我們現今憧憬期盼的中國現代化（生態文明）自主知識體系的形成。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無論就其現實樣態還是理論知識而言，這一新的體系都將是更加科學民主開放的，而不會是區域壟斷性或霸權性的，自主性并不意味著必定走向固步自封或自以為是。
結語
綜上所述，“中國式現代化的生態觀”或“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中國式現代化”，同時包含著事實歸納性和理論規范性維度，因而至少可以從如下三重意義上理解：它是基于近代中國尤其是新中國建立以來經濟社會現代化歷史經驗總結反思的生態現代化觀，它是對我國進入新時代以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宏偉藍圖的“美麗”目標任務的新構想愿景，它是我們面向當今世界正在發生著的現代化發展綠色轉型或重塑大趨勢的理念認知與自覺追求。因而，它既是“中國式現代化”獨有特征在生態環境保護治理議題領域的理論呈現與概括，也是世界現代化理論中地位日益凸顯的綠色化或生態表征的典型體現。相應地，在可以預見的未來，像其他獨特“五觀”一樣，“中國式現代化的生態觀”仍將是一個不斷訴諸于我國的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實踐并在這一偉大實踐中逐步形塑自己的歷史過程。
尤為重要的是，我們必須始終明確，最終造就與形塑這種“獨特”生態觀的“中國式現代化”，是處在人類文明現代（化）發展總體背景、進程與成就之中而非之外的。因而，它不僅蘊含著對于中國特定經濟社會發展階段和歷史文化語境下的“中國式”生態環境議題及其應對或人（社會）與自然關系適當構型的認知和實踐潛能，呈現為中國式現代化的各個具體特征，而且承載著基于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積淀和文化認知特點的對于“當代世界的”生態環境議題及其應對或人（社會）與自然關系適當構型的認知與實踐潛能，呈現為人類現代化發展的共同特征或經驗智慧。也正因為如此，就像“中國式現代化”本身就是世界現代化發展的時代性、方向性體現一樣，“中國式現代化的生態觀”也將是面向和引領人類文明未來綠色新知的重要組成部分。
（本文系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專項項目“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國際傳播媒介、路徑、機制及其經驗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2022JZDZ011）
注釋
[1]截至2023年2月28日，中國知網上以“中國式現代化”和“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中國式現代化”為主題的論文，分別為22106篇和108篇。但總的來說，對于如何開展這一議題討論的方法論探討仍顯不足。
[2]揚·圖羅夫斯基：《轉型話語與作為話語的轉型》，載郇慶治主編：《馬克思主義生態學論叢》第五卷，北京：中國環境出版集團，2021年，第61～62頁。
[3]王炳權：《論政治哲學與政治科學的關系》，《學術月刊》，2022年第12期；姚尚建：《政治學的雙重分野——政治科學與政治哲學的概念辨析》，《理論導刊》，2009年第8期。
[4][5][21]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2、23～24、49～50頁。
[6]劉東：《中國式現代化研究綜述與展望——深入學習領會黨的二十大精神》，《理論建設》，2023年第1期；武豹、吳學琴：《論中國式現代化話語體系的建構》，《中國礦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1期。
[7]《正確理解和大力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人民日報》，2023年2月8日，第1版。
[8]胡友峰：《生態世界觀的演進與生態美學的建構》，《社會科學輯刊》，2021年第2期。
[9]郇慶治：《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體系樣態、核心概念和基本命題》，《學術月刊》，2021年第9期。
[10]習近平：《論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2年，第9、12、267、291頁。
[11]習近平：《論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2年，第225頁；胡錦濤：《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 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斗》，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9頁。
[12]劉雪：《生態價值觀確立的合理性及其意義》，《漢字文化》，2019年第10期；劉宇楠、高歡歡：《生態價值觀的理論嬗變與實踐演進》，《創新》，2016年第2期。
[13]郇慶治：《社會主義生態文明觀與“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學習論壇》，2016年第5期。
[14]習近平：《論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2年，第10、11、10頁。
[15]習近平：《論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2年，第213、215頁。
[16]李勇強：《馬克思主義生態歷史觀與“美麗中國”的理論基石》，《重慶郵電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5期。
[17]王利華：《中國環境史概略》，載龔維斌、喬清舉主編：《生態文明與生態文化建設》，北京：國家行政學院出版社，2023年，第267～281頁。
[18]可以說，這是貫穿習近平總書記關于生態文明建設和綠色發展系列重要論述的哲學統領性主題。比如，他早在1998年1月調研邵武市龍斗村時就已提到“人和自然要和諧共生”，2016年1月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中首次明確提出，綠色發展就是要解決好“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問題。
[19]習近平：《論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2年，第9、139頁。
[20]習近平：《論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2年，第9頁。
[22]于冰：《生態文明觀變革的邏輯演進和實踐意義》，《馬克思主義研究》，2022年第5期；馬桂新：《生態文明觀解析》，《沈陽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4期。
[23]盧風、王遠哲：《生態文明與生態哲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2年，第179～205頁。
[24]習近平：《論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2年，第2、1、294、10頁。
[25]胡錦濤：《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 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斗》，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9頁；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2頁；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50頁。
[26]郭瑞雁：《當代西方生態民主探析》，《國際政治研究》，2020年第5期。
[27]羅伊·莫里森：《威權主義：生態民主的對立面》，《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16年第1期。
[28]習近平：《論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2年，第11、12、69頁。
[29]郇慶治：《生態文明建設政治學：政治哲學視角》，《江海學刊》，2022年第4期。
[30]馬德帥：《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中國式現代化”生態意涵》，《湖南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6期。
[31]楊宏雨：《現代化與西化關系辯證》，《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6期。
[32]郇慶治：《生態文明建設與環境人文社會科學》，《中國生態文明》，2013年第1期。
責 編∕桂 琰
Analysis of the Ecological View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Huan Qingzhi
Abstract: What "the ecological view in Chinese modernization" or "the Chinese modernization characterized by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humanity and nature" attracts attention and discussion of Chinese academia lies not only in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background and context of building a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ity and nature in all aspects in the new era, but also in the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ecology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s well as the hug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potential brought by the combination of the two. Th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s include two dimensions of factual induction and theoretical normative dimension. Therefore, it could be interpreted at least from three aspects as follows: the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view based on modern China especially historical experience summary and reflection on the basi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modernization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new vision of "beauty goal and task" of the grand blueprint of building China into a great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in all aspects in the new era; the concept recognition and self-conscious pursuit of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or reshaping trend facing the world today. In the perceivable future, likewise other five unique views, ecology view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remains a historical process which resorts to Chinese socialis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practice and develop itself in the great practice gradually.
Keywords: Chinese modernization, ecological view, analytical (descriptive) research,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