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制度型開放是新時代我國理論和實踐上的重大創新突破，是新發展階段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必然要求，也是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著力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支撐。新時代，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上，我們必須根據我國發展階段、發展環境和發展條件的變化，統籌國內和國際兩個大局、發展和安全兩件大事，穩步擴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

關鍵詞:制度型開放 新發展格局 “一帶一路”

【中圖分類號】F125 【文獻標識碼】A

目前，我國已經邁上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的新征程。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新時代新征程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堅持高水平對外開放，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并要求“依托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以國內大循環吸引全球資源要素，增強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聯動效應，提升貿易投資合作質量和水平。穩步擴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制度型開放是新時代理論和實踐上的重大創新突破，不僅是新發展階段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必然要求，而且是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著力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支撐。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上，我們必須穩步擴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以高水平對外開放不斷增強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聯動效應，為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提供更為堅實的制度支撐。

制度型開放是新時代我國在理論和實踐上的重大突破

2012年12月3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體學習時指出：“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也是決定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一招。”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確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經過長期努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其基本依據與特征是我國創造的經濟快速發展奇跡和社會長期穩定奇跡，社會生產力水平極大提高，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了轉化，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已經成為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約因素。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是關系全局的歷史性變化，對黨和國家工作提出了許多新要求”，同時也對新時代改革開放提出了新的要求。對此，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相比過去，新時代改革開放具有許多新的內涵和特點，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制度建設分量更重”“新時代謀劃全面深化改革，必須以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主軸，深刻把握我國發展要求和時代潮流，把制度建設和治理能力建設擺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繼續深化各領域各方面體制機制改革，推動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1]

黨的十八大以來，正是依據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改革開放“制度建設分量更重”的新內涵新特點、“深化各領域各方面體制機制改革”的根本要求以及我國發展階段、發展環境和發展條件的變化，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深刻認識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帶來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認識錯綜復雜的國際環境帶來的新矛盾新挑戰，“采取一系列戰略性舉措，推進一系列變革性實踐，實現一系列突破性進展，取得一系列標志性成果，經受住了來自政治、經濟、意識形態、自然界等方面的風險挑戰考驗，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推動我國邁上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2]其中，制度型開放就是十八大以來我們黨在理論和實踐上的重大創新突破。它不僅是新時代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必然要求，而且有助于“吸收借鑒國際成熟市場經濟制度經驗和人類文明有益成果，加快國內制度規則與國際接軌，以高水平對外開放促進深層次市場化改革”[3]，為新時代新征程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著力推動高質量發展提供更為堅實的制度支撐。

具體而言，對外開放是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黨的十八大提出要“實行更加積極主動的開放戰略”，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進一步作出了“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形成全方位開放新格局”的戰略部署。2013年，我國正式設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并提出了共建“一帶一路”重大合作倡議，標志著我國制度型開放在實踐上實現了重大突破；2018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要適應新形勢、把握新特點，推動由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向規則等制度型開放轉變”，標志著我國制度型開放已經由實踐突破推進到了理論創新和制度創新的新階段。在此基礎上，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對新時代如何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進行了全面闡述，明確提出要“推動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黨的二十大報告對新時代十年來我國制度型開放在理論和實踐上的創新突破進行了全面總結，對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上如何推進制度型開放作出了戰略部署，明確要求要“穩步擴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為實現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聯動循環創造基礎性的條件，為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著力推動高質量發展提供制度性的支撐。

制度型開放是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的必然要求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改革開放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動力。不斷擴大對外開放、提高對外開放水平，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是我國發展不斷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寶。”[4]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改革開放為根本動力，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一方面通過持續推進市場化改革，堅決破除妨礙我國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另一方面充分利用新一輪經濟全球化和國際產業加速轉移的歷史性機遇，不斷擴大對外開放。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發展的階段、環境和條件發生了新的重大變化，一方面，隨著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單純的量的擴張不僅面臨著越來越大的資源環境壓力，而且難以滿足人民多樣化、個性化和不斷升級的美好生活需要。另一方面，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國發展面臨的國際環境日趨復雜，我們必須適應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的必然要求，并根據我國發展階段、發展環境和發展條件的變化，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全面深化改革、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

在這一過程中，“制度是關系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長期性問題”，“我們要堅決破除一切妨礙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和利益固化藩籬，加快形成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5]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必須把制度建設擺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繼續深化各領域各方面體制機制改革，特別是要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加快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堅持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加快建設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

推動制度型開放，不僅是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建設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塑造我國參與和引領國際經濟合作競爭新優勢的必然要求，而且有助于以高水平對外開放促進深層次市場化改革，通過對標對接高標準國際經貿規則和國際市場體系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增強國內大循環的內生動力和可靠性。同時通過加強貿易規則的國內國際互動，有助于我國在錯綜復雜的國際環境中牢牢把握未來發展的主動權，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和國際公共產品供給，增強我國參與制定國際貿易規則的能力，推進貿易公平化和秩序化，為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力量。

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必須適應經濟全球化新趨勢、準確判斷國際形勢新變化、深刻把握國內改革發展新要求，以更加積極有為的行動，推進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加快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以對外開放的主動贏得經濟發展的主動、贏得國際競爭的主動。”[6]制度型開放是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的必然要求，我們必須在持續深化商品、服務、資金、人才等要素流動型開放的基礎上，穩步擴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加快建設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制度型開放是一個隨著實踐發展而與時俱進的動態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勞永逸。我們既要堅定地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穩步擴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又要更好統籌國內和國際兩個大局、發展和安全兩件大事，牢牢把握我國未來發展的主動權。

制度型開放是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重要支撐

2023年1月3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二十屆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中指出：“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是立足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統籌發展和安全作出的戰略決策，是把握未來發展主動權的戰略部署。只有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才能夯實我國經濟發展的根基、增強發展的安全性穩定性，才能在各種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狂風暴雨、驚濤駭浪中增強我國的生存力、競爭力、發展力、持續力，確保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不被遲滯甚至中斷，勝利實現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目標。” 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根據我國發展階段、發展環境、發展條件變化作出的戰略決策，是事關全局的系統性深層次變革。

制度型開放是更高層次、更高水平的開放，不僅為新形勢下我國深度參與全球產業分工和合作，維護多元穩定的國際經濟格局和經貿關系，形成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的對外開放格局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而且有助于促進深層次市場化改革、增強國內大循環的內生動力和可靠性，為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提供支撐。

2020年8月2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近年來，隨著外部環境和我國發展所具有的要素稟賦的變化，市場和資源兩頭在外的國際大循環動能明顯減弱，而我國內需潛力不斷釋放，國內大循環活力日益強勁，客觀上有著此消彼長的態勢。”我們必須以深化改革激發新發展活力、以科技創新催生新發展動能、以高水平對外開放打造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以暢通國民經濟循環為主構建新發展格局。2021年1月1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的講話中，對事關我國發展全局的一系列方向性、根本性、戰略性重大問題進行了論述，明確指出構建新發展格局是我國經濟現代化的路徑選擇和應對新機遇新挑戰的戰略選擇，并強調“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關鍵在于經濟循環的暢通無阻”，一方面要“加強國內大循環在雙循環中的主導作用，塑造我國參與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另一方面要“重視以國際大循環提升國內大循環效率和水平，改善我國生產要素質量和配置水平”。也就是說，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核心邏輯是在暢通國內大循環的基礎上推動國內國際雙循環的相互促進，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堅持以制度型開放推進高水平開放、建設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堅持以制度型開放促進深層次市場化改革，加快建設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正是基于構建新發展格局對于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重要意義、制度型開放對于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重要支撐作用，黨的二十大報告對新時代新征程如何推進包括制度型開放在內的高水平對外開放進行了全面部署，強調要“依托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以國內大循環吸引全球資源要素，增強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聯動效應”“穩步擴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營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實施自由貿易試驗區提升戰略，擴大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絡”“深度參與全球產業分工和合作，維護多元穩定的國際經濟格局和經貿關系”等。2022年12月舉行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再次強調要“堅持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穩步擴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并特別指出“要落實好外資企業國民待遇，保障外資企業依法平等參與政府采購、招投標、標準制定，加大知識產權和外商投資合法權益的保護力度。要積極推動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和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等高標準經貿協議，主動對照相關規則、規制、管理、標準，深化國內相關領域改革”等，堅持以制度型開放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

新時代新征程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的實踐路徑

未來五年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開局起步的關鍵時期。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指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更加完善，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基本形成”是未來五年的重要目標任務，我們必須穩步擴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進一步增強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聯動效應，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2023年1月3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二十屆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中強調：“要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增強國內外大循環的動力和活力。”“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穩步推動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增強在國際大循環中的話語權。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積極參與國際經貿規則談判，推動形成開放、多元、穩定的世界經濟秩序，為實現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聯動循環創造條件。”當今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國正處于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開局起步的關鍵時刻，我們必須根據我國發展階段、發展環境和發展條件的變化，更好統籌國內和國際兩個大局、發展和安全兩件大事，穩步擴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為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著力推動高質量發展提供更為堅實的制度支撐。

第一，充分發揮自由貿易試驗區、海南自由貿易港、各類開發區和保稅區等開放平臺的先行先試和引領作用，實施自由貿易試驗區提升戰略，擴大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絡。2016年3月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海代表團審議時指出：“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的核心任務是制度創新。要深化完善基本體系，突破瓶頸、疏通堵點、激活全盤，聚焦商事制度、貿易監管制度、金融開放創新制度、事中事后監管制度等，率先形成法治化、國際化、便利化的營商環境，加快形成公平、統一、高效的市場環境。”自由貿易試驗區和自由貿易港等開放平臺，不僅是我國全面深化改革、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新平臺和新高地，而且是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先行者和試驗區，同時也是穩步擴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的重要載體。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先后設立了21個自由貿易試驗區，不僅構建起了我國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新高地，而且在實踐探索的基礎上實現了一系列制度創新，迄今已經向全國復制推廣了278項制度創新成果，充分發揮了自由貿易試驗區為全面深化改革探索新路徑、為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積累新經驗的重要使命和引領作用。新時代新征程穩步擴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必須進一步加快建設海南自由貿易港，實施自由貿易試驗區提升戰略，借鑒國際通行規則，順應經濟全球化新趨勢、國際形勢新變化、國內改革發展新要求，營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一流營商環境。

第二，適應國際環境新變化、順應國際經貿新趨勢，對接高標準國際經貿規則規制，創新服務貿易發展機制，發展數字貿易，加快形成與國際通行經貿規則規制相銜接的制度體系。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當今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環境正在發生著日趨錯綜復雜的新變化。一方面，國際形勢的不穩定性不確定性明顯增加，國際經濟、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正在發生著深刻而復雜的新變化；另一方面，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帶動了數字技術強勢崛起，引領了服務經濟蓬勃發展，服務貿易和數字貿易正成為國際經貿新趨勢，同時也對國際經貿規則規制和全球經濟治理帶來了新挑戰和新機遇。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服務業因其獨特的輕資產、軟要素等特點，更加需要開放、透明、包容、非歧視的行業發展生態，更加需要各國努力減少制約要素流動的‘邊境上’和‘邊境后’壁壘，推動跨境互聯互通。”[7]服務貿易和數字貿易等國際經貿新趨勢，對政府采購、競爭政策、知識產權、勞工、環境、監管一致性、透明度和反腐敗等“邊境后”措施提出了新要求，全球經濟進入了以制度型開放為主的高標準國際經貿規則規制重塑期。我們必須適應國際環境新變化和國際經貿新趨勢，主動對接高標準國際經貿規則，特別是要積極推動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和《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DEPA）等高標準經貿協議，主動對照相關規則、規制、管理、標準，深化國內相關領域改革、穩步擴大我國制度型開放。

第三，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為國際經濟合作搭建新平臺，為完善全球經濟治理拓展新實踐，并在互利共贏、共同發展的基礎上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2015年10月2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五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局面正在發生深刻變化，全球經濟治理體系和規則正在面臨重大調整”，“‘一帶一路’建設是擴大開放的重大戰略舉措和經濟外交的頂層設計，要找準突破口，以點帶面、串點成線，步步為營、久久為功”。

共建“一帶一路”，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統籌把握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提出來的重大合作倡議，是新時代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重大戰略舉措和經濟外交的頂層設計，是完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國際合作平臺。它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則和全球治理觀，既包括基礎設施等“硬聯通”，又包括規則標準等“軟聯通”，同時也是新時代新征程推進制度型開放的重要載體。作為一種公開透明、開放包容、互利共贏的合作倡議，共建“一帶一路”既要引入各方普遍接受的國際規則標準，又要推進戰略、規劃、機制對接，加強政策、規則、標準聯通，不斷提供兼容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需求的國際公共產品和制度創新成果。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上，我們必須“堅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把基礎設施‘硬聯通’作為重要方向，把規則標準‘軟聯通’作為重要支撐，把同共建國家人民‘心聯通’作為重要基礎，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8]。在這一過程中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本文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注釋

[1]《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49頁。

[2]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6頁。

[3]《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新時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意見》，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4—5頁。

[4][6]《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100頁、第99頁。

[5]習近平：《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6頁、第27—28頁。

[7][8]《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四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228頁、第495頁。

責編：劉蘇毅／美編：石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