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式現代化承載著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五位一體的人類文明新形態，為實現全球善治提供了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五維治理協調并進的理念支撐和實踐路徑，彰顯了人類文明發展的新內涵與新價值。就經濟治理維度而言，中國減貧事業的偉大成就拓展了人類反貧困思路，對實現全球經濟善治的減貧事業具有重大的示范意義。就政治治理維度而言，全過程人民民主豐富了人類政治文明形態，既有著鮮明的中國特色，也體現了全人類對民主的共同追求。就文化治理維度而言，以文明互鑒、文化融通為核心的人類精神文明新形態有助于夯實全球善治的共識基礎。就社會治理維度而言，多邊開發機構和國際合作平臺為實現全球善治提供了必要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助力全球公共服務體系的完善。就生態治理維度而言，通過夯實人類文明新形態的生態基石，中國不僅成功推動自身發展轉型，而且積極參與全球生態治理國際合作，為實現全球善治提供切實的生態保障。

【關鍵詞】人類文明新形態 全球治理 全球善治 【中圖分類號】D602 【文獻標識碼】A

2023年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學習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研討班開班式上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深深植根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體現科學社會主義的先進本質，借鑒吸收一切人類優秀文明成果，代表人類文明進步的發展方向，展現了不同于西方現代化模式的新圖景，是一種全新的人類文明形態。”中國式現代化蘊含獨特的世界觀、價值觀、歷史觀、文明觀、民主觀、生態觀，承載著人類文明新形態，為引領全球治理邁向全球善治提供了中國方案。

善治思想并非舶來之物，其在中國歷史上源遠流長。早在兩千多年前，董仲舒在向漢武帝陳述朝政利弊時即已指出：“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由此闡述了國家實現善政的必要條件，提出“更化則可善治”的命題。在這種最早的“善治”思想影響下，其后歷朝歷代都不同程度地宣揚諸如國強民富和國泰民安等善政理念。

在當代國際社會，“善治”概念的流行始于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隨著冷戰結束和多邊國際機制不斷發展，全球治理成為學術界和政策界的熱門話題。在大國軍事對抗等傳統問題有所弱化的同時，消除貧困、環境保護等非傳統問題在國際政治和世界經濟發展中日益凸顯。在此背景下，實現全球善治成為全球治理的理想化目標。聯合國前秘書長科菲·安南曾指出：“善治也許是消除貧困與促進發展最重要的因素。”對于解決國際社會面臨的共同問題，全球善治開始被寄予厚望。

當前引用最為廣泛的善治概念出自聯合國亞洲及太平洋經濟社會委員會，其總結了善治的八個主要特點：“參與性、以共識為導向、責任制、透明、響應民需、有效高效、公平包容以及遵循法治。”①無論是在國內社會還是國際社會，善治均被視作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治理范式。就此而言，全球善治理念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具有一致性，二者的宗旨目標皆為實現全球公共利益最大化。

現代善治理念是高度政治文明的產物，強調治理主體的多元化。在這種多元化的治理結構中，每個國家都是全球善治的主體，每個全球性問題都是全球善治的對象。作為負責任大國，中國一直致力于為解決全球性問題提出中國方案、貢獻中國智慧。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指出：“我們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協調發展，創造了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中國式現代化承載的人類文明新形態，為實現全球善治擘畫了一幅壯麗的多維度藍圖：以國家和人民富足、自由、全面發展為核心目標，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全面提升，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五維治理協調并進，進而全面推進全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深刻變革。

物質文明新形態：實現全球善治的經濟治理維度

物質文明是人類在改造世界過程中形成的物質成果，體現為人類物質生產生活方式的持續改善。恩格斯這樣闡述物質文明的重要性：“正像達爾文發現有機界的發展規律一樣，馬克思發現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即歷來為繁蕪叢雜的意識形態所掩蓋著的一個簡單事實：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后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質的生活資料的生產，從而一個民族或一個時代的一定的經濟發展階段，便構成基礎，人們的國家設施、法的觀點、藝術以至宗教觀念，就是從這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因而，也必須由這個基礎來解釋，而不是像過去那樣做得相反。”②

通過全球經濟治理推動世界經濟增長、提升人民物質生活水平，是國際社會擺脫普遍貧困、邁向共同繁榮的基本途徑。然而，現有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無法適應復雜多變的世界經濟形勢。近年來，世界經濟經歷了新冠疫情、能源危機、烏克蘭危機、全球通脹等多輪沖擊，雖呈現復蘇跡象，仍面臨基礎不穩、動力不足、發展不均等多重問題，下行風險和不確定性明顯上升。立足全球經濟變局，為更好應對各種嚴峻挑戰，國際社會需廣泛協商、凝聚共識，改革和完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為實現全球善治打下堅實的經濟基礎。

改革和完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既需形成全球統一的治理架構，又應充分尊重各國國情的差異。有鑒于此，切實有效推進全球經濟治理，應優先選擇國際社會最大公約數作為重點突破領域，這一最大公約數即為全球減貧事業。世界銀行每兩年發布一期《貧困與共同繁榮》報告（Poverty and Shared Prosperity），該報告在2020年和2022年連續兩期指出，新冠疫情導致全球貧困問題更趨嚴重。2022年的報告中指出：“2020年新冠大流行導致約7000萬人陷入極端貧困，是1990年開始全球貧困監測以來最多的一年。”“疫情致使全球極端貧困率從2019年的8.4%增長到2020年的9.3%。”③

此外，全球消除饑餓和營養不良事業的進展也在“開倒車”。聯合國糧農組織、國際農業發展基金、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世界糧食計劃署和世界衛生組織聯合發布的《2022年世界糧食安全和營養狀況》報告指出，截至2021年，約有9.24億人（占全球人口的11.7%）面臨嚴重的糧食不安全威脅，約有23億人（占全球人口的29.3%）面臨中度或重度的糧食不安全威脅，分別比新冠疫情暴發前增加了2.07億人和3.5億人。在這種嚴峻形勢下，非洲和亞洲特定地區以及低收入者、女性、兒童等群體遭受到更為嚴重的傷害。長此以往，國際社會共同落實《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前景渺茫。

在全球減貧事業進展幾乎陷于停滯之際，中國卻克服重重困難，提前十年實現《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減貧目標。按照國際貧困標準，中國貧困人口從1981年到2015年間減少8.68億，同期世界脫貧人口為11.7億，中國脫貧人口占同期世界減貧人數的74%。截至2020年底，中國徹底消除絕對貧困，創造了人類自有文明史以來最大人口規模的減貧成就，為全球經濟治理貢獻了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的中國方案，開創了人類物質文明新形態，在全球范圍內尤其是廣大發展中國家具有可推廣性。正如2021年發布的《人類減貧的中國實踐》白皮書所述：“中國在減貧實踐中探索形成的寶貴經驗，既屬于中國也屬于世界，拓展了人類反貧困思路，為人類減貧探索了新的路徑。”

作為“中國減貧密碼”，中國特色反貧困理論不僅有助于發展中國家擺脫貧困，而且為發達國家縮小國內貧富差距提供了有益借鑒。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上指出，中國特色反貧困理論包括七個方面的重要經驗和認識：堅持黨的領導；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堅持發揮我國社會主義制度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政治優勢；堅持精準扶貧方略；堅持調動廣大貧困群眾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堅持弘揚和衷共濟、團結互助美德；堅持求真務實、較真碰硬。從目標理念、制度保證、社會基礎到實施路徑及具體方法，“七個堅持”高度概括了中國特色反貧困理論體系，是馬克思主義反貧困理論中國化最新成果。這套系統的“中國減貧密碼”展示了一種新的人類物質文明形態，對實現全球經濟善治的減貧事業具有重大的示范意義。時任老撾人民革命黨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本揚·沃拉吉一行曾專程走訪“精準扶貧”典型湖南省十八洞村，探尋十八洞村的扶貧經驗和優秀做法，并于一年后在回信中寫道：“當前，老撾正在全力開展扶貧脫貧，致力于擺脫欠發達狀態，十八洞村的成功實踐給老撾提供了十分寶貴的經驗。”

政治文明新形態：實現全球善治的政治治理維度

政治文明是人類在政治實踐活動中形成的有益成果，體現在民主、法治與自由等全人類的價值理念等方面。1844年，馬克思在《關于現代國家的著作的計劃草稿》中首次闡述了“政治文明”的概念，雖然最終未能正式成文，但是從該草稿中依然可以看出，馬克思打算論述的概念包括“人權的宣布和國家的憲法”“個人自由和公共權力”“自由、平等和統一”“人民主權”“權力的分開”“國家管理和公共管理”“司法權力和法”等。④現代政治文明的核心要義在于“民為邦本”的良政善治，這是實現全球善治的政治基礎。

作為現代政治文明的核心，民主與全球政治治理密切相關。近年來，西式民主神話逐漸走向破滅，黨爭不斷、選舉操弄、金錢游戲、否決對抗、自由透支等亂象頻出，暴露出體制失效、治理失能等深層次問題。長期以來，一些西方國家自恃霸權優勢，強行在全球推行所謂“民主改造”，不僅沒有成就民主，反而破壞和踐踏了民主。世貿組織爭端裁決研究報告顯示，美國是迄今為止“最不守規矩者”，該組織三分之二的違規由美國引起。

民主是全人類的共同價值，是各國人民的共同權利，而不是少數國家的專利。國際社會哪個國家是不是民主的，應該由國際社會共同來評判。用單一的標尺衡量世界豐富多彩的政治制度，用單調的眼光審視人類五彩繽紛的政治文明，本身就是不民主的。國際事務應當由各國共商共建共享，推進國際關系民主化是人心所向、大勢所趨。國際社會應當樹立正確的民主觀，各國正當的民主權利應得到有效維護。倘若預先設定自己的政體是民主的，進而強調只有相同政體才是民主的，這種民主觀絕非實現全球善治的政治治理觀念。

民主的實質是人民當家作主，人民至上應始終成為我們最高的價值追求。同時，也要將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全面融入國家治理體系，覆蓋從制度安排到具體實踐的方方面面。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于2021年12月發表《中國的民主》白皮書，其中指出：“中國基于本國國情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既有著鮮明的中國特色，也體現了全人類對民主的共同追求；既推動了中國的發展與中華民族的復興，也豐富了人類政治文明形態。”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進程中，中國共產黨將富有創新性的民主理論與極具創造性的民主實踐相結合，開創了政治發展新道路，創造了人類政治文明新形態。全過程人民民主既包括一套完整的制度程序，也涵蓋全體人民完整的參與實踐。2021年，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人大工作會議上指出：“我國全過程人民民主實現了過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實質民主、直接民主和間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國家意志相統一，是全鏈條、全方位、全覆蓋的民主，是最廣泛、最真實、最管用的社會主義民主。”這一論述清晰界定了全過程人民民主概念的內涵與外延，回答了怎樣建設和實現人民民主的重大課題。全過程人民民主是實踐中的構建，也是構建中的實踐，更是中國對人類政治文明發展作出的重大貢獻。

精神文明新形態：實現全球善治的文化治理維度

精神文明是人類改造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取得的精神成果總和，主要表現為科學、教育、文化知識和人們的思想、政治、道德水平的提高。文化建設是精神文明建設的核心，全球文化治理是全球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以文明互鑒、文化融通為核心的人類精神文明新形態正引領全球文化治理，推動實現全球善治。

如同全球治理的其他領域一樣，全球文化治理亦面臨著嚴峻挑戰，新一輪民粹主義、種族主義等極端思潮給全球文化治理帶來分歧和沖擊。美國政治學者亨廷頓認為，文明的多元性和擴張性決定了不同的宗教、地域、民族、國家文明之間必然產生沖突。以美國為代表的一些西方國家自視為全球文化的主導力量，不斷推動全球文化趨于同質化，致使全球文化格局的多樣化發展遭遇強勢遏阻，全球文化的開放性與流動性受到制約。由此在一些國家內部乃至更廣泛的國際社會形成的思想對立與群體分裂，反映到國際關系中往往表現為文化和國家之間的偏見乃至仇恨，以各種形式呈現為亨廷頓所謂的“文明的沖突”。

化解“文明的沖突”需要的絕非是“尚同”，而是多元合作。中華文明歷史悠久，天然具有“貴和”的文化基因，其發展史就是一部漫長的文明融合史。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中國式現代化承載的精神文明新形態致力于發展沖突最小化、成長與合作最大化的全球文化倫理，努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探尋人類文明共同發展的可能路徑，以超越并克服當前國際關系中的文明問題及可能風險。

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一個融合了各國與各民族文化的載體，是一種聯結不同國家與民族、鏈接多元利益與夢想的新文化形態。在人類歷史長河中，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文化匯聚成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在相互映現、碰撞與融通的過程中塑造了璀璨奪目的文化光譜。以文明互鑒、文化融通為核心的人類精神文明新形態，以及基于深度文化交流所建立的價值共識，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思想基礎，為實現全球善治的文化治理提供了切實可行的新型文明觀和哲學方法論。

社會文明新形態：實現全球善治的社會治理維度

社會文明發展取決于社會的開化狀態和進步程度，其核心在于社會保障體系與現代公共服務體系的不斷完善，以及社會整體實現高度的安全和諧。在國內社會，社會治理的進步有助于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在國際社會，社會治理的進步有助于進一步完善全球治理體系，是實現全球善治的重要環節。

無論是國內社會還是國際社會，均應秉持共建共治共享理念，依托于強有力的公共產品與公共服務供給保障。就推進全球治理而言，構建新型國際合作機制、完善公共產品供給和公共服務平臺具有必要性和緊迫性。長期以來，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及現有的地區開發金融機構一直存在著比較嚴重的資金缺口，既無法有效支撐各類國際援助開發項目，也難以實現全球各區域均衡覆蓋，更無法為投資周期長、風險大、政府干預度高的基礎設施建設項目提供有力的資金支持。國際社會公共產品供給整體不足，導致助力全球和地區發展的目標實現遭遇較大阻力。推進全球治理，迫切需要對現有公共產品供給和公共服務體系進行補充和完善。

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開始為全球治理提供更多的公共產品，從而助力全球公共服務體系的完善，其中較有代表性的公共產品包括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以下簡稱“亞投行”）和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以下簡稱“新開發銀行”）。自2016年1月正式開業運營以來，亞投行已累計批準202個項目，貸款總額超過388億美元，撬動資本近1300億美元，項目遍布全球33個國家。自成立以來，新開發銀行批準了90多個項目，貸款總額約320億美元，此外還深度參與抗疫國際合作。疫情期間，新開發銀行為金磚國家提供100億美元的抗疫特別貸款。兩家多邊開發銀行的貸款主要用于可持續基礎設施建設和經濟綠色復蘇，涵蓋交通、能源、通信、教育、公共衛生等領域，在資金籌措、金融救助、穩定產業鏈和供應鏈、促進經濟和社會秩序恢復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為全球治理提供了有效可靠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

作為國際社會重要的公共服務提供者，多邊開發機構和國際合作平臺為全球治理體系的完善作出了積極貢獻。在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第五屆理事會年會視頻會議上，習近平主席在開幕式致辭中希望亞投行成為促進成員共同發展、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新平臺，并就此提出四點建議：第一，聚焦共同發展，把亞投行打造成推動全球共同發展的新型多邊開發銀行。第二，勇于開拓創新，把亞投行打造成與時俱進的新型發展實踐平臺。第三，創造最佳實踐，把亞投行打造成高標準的新型國際合作機構。第四，堅持開放包容，把亞投行打造成國際多邊合作新典范。從這四點建議可以看出，中國致力于為全球治理提供新型國際公共產品，積極踐行多邊主義，聚焦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促進全球治理朝著更加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善治方向發展。

生態文明新形態：實現全球善治的生態治理維度

生態文明是以人與環境和諧共生、循環發展、持續繁榮為基本要義的社會形態。人類生態文明新形態重在遵循綠色發展理念，形成綠色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把生態環境保護放在經濟社會發展的大局中去考量。實現全球善治，有必要推動全球生態治理國際合作，規范全球生態治理秩序。

近年來，全球范圍內頻發的生態危機事件表明，現行全球環境治理機制仍存在明顯弊端。一些國家無視國際社會的共同利益，對國際環保規則合則用不合則棄，根據自身狹隘的利益權衡對待全球生態治理。在巨大的經濟利益驅使下，一些國家生態保護乏力、環境規制放松、環境污染物跨域轉移、生態治理“搭便車”等一系列問題層出不窮。

中國式現代化承載的人類生態文明新形態為推動全球生態治理邁向全球善治提供了新的思路。2021年4月，習近平主席在“領導人氣候峰會”上呼吁：“面對全球環境治理前所未有的困難，國際社會要以前所未有的雄心和行動，勇于擔當，勠力同心，共同構建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黨的十八大以來，生態文明建設已成為中國“五位一體”總體布局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被提升至與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同等的戰略高度。“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被寫入黨的十九大報告和黨章，綠色發展理念已深入人心。

不僅如此，為推動國際社會維護多邊共識、聚焦務實行動、加速綠色轉型，共同建設清潔美麗的世界，中國在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峰會、《生物多樣性公約》締約方大會等國際重大多邊場合提出了一系列推進全球生態治理的中國方案，積極貢獻中國智慧。從2019年起，中國已成為《生物多樣性公約》及其議定書核心預算的最大捐助國，并且主動設置了“3060”目標，即力爭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這是目前為止從碳達峰到碳中和的最短時間表，率先在國際環境政策領域為國際社會樹立了榜樣。通過夯實人類文明新形態的生態基石，中國不僅成功推動自身發展轉型，而且積極參與全球生態治理國際合作，維護了國際社會的共同利益，為實現全球善治提供了切實的生態保障。

（作者為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家對外開放研究院研究員、區域國別研究院執行院長、國際關系學院教授）

【注：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專項“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中彰顯的中國制度優勢研究”（項目編號：20VSZ007）的研究成果】

【注釋】

①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2009) “What is Good Governance?” [J/OL].http://www.unescap.org/sites/default/files/good-governance.pdf.

②《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002頁。

③World Bank.(2022). Poverty and Shared Prosperity 2022 : Correcting Course. Washington, DC : World Bank.

④《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38頁。

責編/王妍卓 美編/王夢雅

聲明：本文為人民論壇雜志社原創內容，任何單位或個人轉載請回復本微信號獲得授權，轉載時務必標明來源及作者，否則追究法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