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深度干預式教育越來越引發社會普遍關注，這不僅涉及家庭教育問題，還反映了少部分群體對經濟發展和社會預期的焦慮。深度干預子女教育是在重視教育的傳統觀念基礎上、在改革開放過程中逐步出現的，經歷了幾十年的發展流變，在近十幾年出現了不斷拓展的深度干預式教育想法和實踐，其負面效果也不斷展現。通過對此現象進行社會發展史的觀察，我們可以將之歸納為“疊代發展”的社會現象，并從經濟社會發展尤其是共同富裕的實踐中系統性地加以緩解。
【關鍵詞】深度干預式教育 現實圖譜 社會根源 疊代發展
【中圖分類號】G78 【文獻標識碼】A
2000年初，《哈佛女孩劉亦婷》風靡全國，成為中學生和家長關注的初代勵志榜樣。2011年，《虎媽戰歌》一經出版就引起家長熱議，“虎媽”和之后出現的“狼爸”一同成為激勵孩子成才的家長榜樣。由深度干預式教育引發的社會現象不僅涉及家庭教育問題，還涉及當代家長對自身的認知和社會期望等，因此猶如“湖中投石”引起了社會層層漣漪，加之中華傳統文化中“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等心理期待，下一代發展競爭由教育領域開始延展到文化、藝術和體育等素質培養各領域，子女教育儼然成為孩子和家長全身心投入的一個“內卷化”社會場域，演繹了當代人真實而復雜的心路歷程和社會競爭。
家庭比拼：深度干預式教育的現實表現
中國人自古就高度重視下一代的教育培養，而且與將其家族興衰聯系在一起。深度干預式教育是涉及家長、孩子、學校和社會等在內的全幅圖景。
深度干預式教育的時代流變。應當說在2000年初的中學生一代，由于社會競爭激烈度還不高，家長接受高等教育比例較低，對子女教育普遍深度介入的現象并不突出，孩子參加校外教育還有相當一部分是出于培養興趣愛好和文藝素質，除少數藝術特長生之外，校外教育與升學的捆綁并不必然。但進入2010年以后，“70后”和“80后”家長群體本身通過高考成為“知識改變命運”的成功實踐者，這樣的人生經歷使他們更重視子女教育。教育帶來的文化資本積蓄如同自家儲蓄一樣，是只能多不能少的人生經營。因此，家長在孩子教育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學校教育需要家長與授課教師尤其是班主任及時溝通，孩子作業需要家長陪伴式完成，學校各類文體活動等需要家長積極參與，校外教育的設計和考量堪比孩子的人生“精算”，每個興趣班、每場考試、每類考級都要精準卡位、提前謀劃，一旦失去先機，則要挖空心思找補，以圖“彎道超車”。
深度干預式教育實踐的不斷拓展。深度干預式教育最初源于家長希望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并獲得豐厚的文化資本，在社會競爭中成為勝出者。但是隨著一線城市高學歷家長的“親自下場”和市場產品的日益細分多元，深度干預式教育從內涵到實踐出現了不斷拓展之勢。一是學習習慣的目標管理。深度干預式教育首先是對孩子學習觀念的塑造和學習動力的強力干預，部分家長放棄讓孩子自由成長的“散養”，訓練孩子高度專注學習的心態和習慣，并為此全面切斷孩子看電視、玩手機和同輩玩耍等可能影響學習注意力和時間的可能性，制定精準到“分”的作息時間安排，從家長外部規訓和孩子內化遵行等兩個方面同步進行。二是升學路徑的精準規劃。升入重點學校、提升升學率是深度干預式教育的終極目標。由于優質教育稀缺和升學率限制等，升學競爭成為家庭之間的全面競爭，為此家長們根據對孩子未來的目標設計，細化重點小學和中學分類，極具針對性地規劃成長版圖，所以出現了“順義媽媽”和“海淀媽媽”等典型家長群體。三是校外教育的無縫銜接。除了順利升學，培養孩子才藝和能力也至關重要，校外教育成為深度干預式教育必不可少的環節，因此又衍生出學習奧數的“奧牛”、掌握英語的“英牛”和混合型的“英奧混血牛”以及藝術、體育等有特長的“素雞”等。
深度干預式教育帶來的彌漫性焦慮。深度干預式教育成為全社會關注的重要議題，不僅是因為深度干預式教育對子女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產生了長期影響，更因為深度干預式教育引起了社會成員的普遍焦慮。一是一味追求功利性成長，忽視了孩子的心理健康和精神成長，加劇了青少年群體的焦慮和緊張，引起心理疾病的低齡化。二是與義務教育階段的立德樹人目標相悖，深度干預式教育以偏概全，濾掉了功利目標外的絕大多數與“人”成長本身有關的教育內容，容易造成社會成員對教育的認知偏差。三是重點中小學的功利化追求帶來了周邊學區房的非理性溢價，加劇了教育競爭帶來的家庭壓力和教育資源的不均衡發展。四是深度干預式教育等競逐子女獲取文化資本的現象在一定程度上也扭曲了教育領域的市場資源配置，資本介入更是加劇了校外教育的“內卷”和無序競爭甚至惡性競爭。
“疊代發展”：深度干預式教育社會根源的一種分析視角
“疊代發展”是改革開放以來時代巨變的家庭縮影。改革開放40多年來，我國經濟社會經過高速發展后逐步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取得長足進步，社會文明程度顯著提高，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由1978年的17.92%增長到2022年的65.22%，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由1978年的0.04萬元增長到2022年的8.57萬元，全國居民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0.02萬元增長為2022年的3.69萬元。可以說，改革開放進程也是一部當代中國人的家庭變遷史。40多年的歷程里，家庭中幾代人接力奮斗，實現了生存環境之變，經歷了從少數人接受高等教育的精英化階段到高等教育普及化階段的發展基礎之變。環境和發展之變的背后往往是“50后”和“60后”群體實現遷居和家庭財富積累，為下一代提供更好的教育環境和文化資本，“80后”和“90后”子女在教育和文化提升后經由高考遷往一線城市或省會城市上大學，并在大學所在城市或者經濟較發達地區實現就業，父母則在退休后奔赴子女所在城市成為新的城市居民，至此完成家庭的第一輪發展（我們暫且將改革開放40多年里接力奮斗的兩代人稱為“40年里的兩代人”）。隨著居民收入長時期的大幅穩定增長，城鎮化建設的快速發展，高等教育大眾化持續推進，“40年里的兩代人”實現了從物質精神消費貧乏的低發展向物質精神消費豐富的高發展躍升。連接兩代人努力、改變家庭命運的最大因素便是教育，教育帶來文化資本積累、城市遷徙和高收入就業機會，即教育是完成生活水平提升的關鍵助力，因此對高質量教育和高收入工作的需求及其帶來的人民生活水平提升成為貫穿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進程的重要社會現象。由于完成這個發展以家庭為單位，有相對統一的發展目標和每代人完成的階段性任務，至少需要兩代人付出和努力才得以完成和持續，我們可以將其歸納為現代化后發國家在經濟發展追趕階段呈現出的“疊代發展”。
深度干預式教育是“疊代發展”下的一種社會扭曲現象。法國思想家居伊·德波在其代表作《景觀社會》中提出：“在現代生產條件占統治地位的各個社會中，整個社會生活顯示為一種巨大的景觀的積聚，直接經歷過的一切都已經離我們而去，進入了一種表象。”按照德波景觀理論的理解，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由于資本操縱制作出來的景觀消解生產關系真實性，在呈現即美好的消費即視感和體驗感下，社會大多數群體自覺或不自覺地成為“沉默的大多數”，景觀的意識操控性和社會群體消費需求“完美結合”。我們發現，如果說“40年里的兩代人”完成的第一輪家庭發展是我國市場經濟“起飛階段”的必然產物，體現了國家意志和全民奮斗的“合力”，但以深度干預式教育為代表的新一輪“疊代發展”在資本的推波助瀾下儼然成為了一種鼓動人們為下一代進行內卷式消費的超級景觀。
一是“疊代發展”被構建為家庭全員參與式的社會景觀。社會巨變環境下的家庭奮斗是一種典型的“自我敘事”，但是在市場包裝下的“虎媽狼爸”顯然將家庭奮斗提升為一種可供全社會觀賞學習進而消費的超級景觀，它抽離了“40年里的兩代人”的初心和情感歷程，僅剩下能最大限度換取子女未來升學前景和文化資本的“消費指南”，讓自認為理性的“80后”和“90后”家長沿著“疊代發展”慣性進行深度干預式教育。如果說商業景觀讓消費者有了身份自我異化，那么在幾代人中持續幾十年的“疊代發展”則是涵蓋“父母—自我—子女”映射的“過去—現在—未來”所有人生元素的景觀，這不僅是家庭成功學，還是關乎選擇正確生活態度的道德命題。
二是“疊代發展”被假想為一種社會常態的教育敘事。有了中國人重視孩子教育的文化傳統，加上千千萬萬個“40年里的兩代人”的成功案例，家長深度干預子女教育成為了不需要申明的前提，但事實可能是令人失望的。在現代化發展成功起步階段，后發的現代化國家都會經歷經濟起飛、城鎮化加快、高等教育大眾化的發展階段，但是進入高收入發展階段，中等收入群體更加壯大，社會整體財富大幅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和享受的社會公共產品都將大幅均等化，這也是我們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后向共同富裕進軍的必然選擇，居民收入的幾十倍乃至幾百倍增加將是小概率事件。與之相對，尊重孩子的創造性和興趣，鼓勵創新式教育，尊重創新、尊重勞動，加大創新型崗位和技術型崗位收入，讓各類人才各安其位，才是未來社會需要的教育觀和職業觀。所以，深度干預式教育火熱的結果是家庭教育和校外教育的“內卷”和外圍家庭的無奈“躺平”。
三是深度干預式教育的負面效應。第一批受深度干預式教育影響的孩子已經到了就讀大學的年紀，這其中不乏同輩中的佼佼者，但我們必須看到深度干預式教育的另一面。很多家長在深度干預孩子教育過程中觸發家庭矛盾，孩子出現抑郁焦慮等心理問題，打著打造“牛娃”幌子的校外教育機構都不免最終“敗走麥城”，還有一些家庭投入很高的教育成本，但孩子升學結果仍不盡人意，落下“十年忙碌辛苦還是一地雞毛”的嘆息。
規范與有序：緩解深度干預式教育及其背后焦慮的系統工程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發展教育，加快建設高質量教育體系，發展素質教育，促進教育公平。”由深度干預式教育引起的校外教育亂象和教育焦慮，對國家教育事業的長遠發展和下一代健康成長非常不利，需要政策治理、社會治理和家庭家風建設等多管齊下，從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后續有人的戰略高度將素質教育作為考驗國家治理能力創新的系統工程。
強化校外教育機構的健康發展和規范管理。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對校外培訓機構要依法管起來，讓校外教育培訓回歸育人正常軌道。”“雙減”政策實施之后，家長和孩子對增加素質教育的需求提升，學校承擔了更多的校外教育職責，同時有些校外機構也在政策引導下探索新路、全力轉型、回歸教育初心。下一步，我們應以《關于規范面向中小學生的非學科類校外培訓的意見》出臺為契機，加快推動校外教育機構的健康發展和監管的規范化。一方面要細化非學科類校外教育行業管理規范，引導素質教育新類型、新項目的有序發展，從起點規范校外教育機構的市場行為，降低盲目轉型帶來的新風險；另一方面積極引導校外教育與學校教育和家庭教育有效銜接，形成面向中國式現代化發展挑戰的國際化復合型高素質人才培養體系，抓好若干試點項目，形成“家、校和社會”三位一體立德樹人的新典范，推動各地校外教育機構健康發展和規范管理，共同服務于新時代新青年的培養和健康成長。
加強拔尖創新人才培養的科學機制探索。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必須堅持科技是第一生產力、人才是第一資源、創新是第一動力。”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科技競爭和人才搶奪白熱化，基礎科學前沿領域研究、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構建和國家治理體系創新等亟需一大批創新人才。不可否認，深度干預式教育火熱背后存在一定的合理訴求，即社會對高素質創新人才的客觀需要和家長、孩子希望填補人才缺口的主觀愿望，但揠苗助長和全面焦慮則是過猶不及，我們需要探索創新人才成長的科學機制，讓“仲永”們早慧后不再“泯然眾人矣”，而是及時被發現、健康成長、快樂生活，為社會和國家的發展作出貢獻。下一步，我們應以國家教育綜合改革為抓手，全面落實黨的二十大將教育、人才、科技統籌推進的重大部署，從基礎教育階段加強科學培養，尊重少年兒童成長的科學規律，促進青少年全面發展，夯實全面發展的整體素質基礎，探索貫通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的綜合型大學培養體系，在此基礎上建立科學選拔和分流培養各類基礎研究人才、應用型創新人才，更好適應時代挑戰和實踐需要。
進一步培養積極向上和敦睦和諧的好家風家教。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推動全社會注重家庭家教家風建設，激勵子孫后代增強家國情懷，努力成長為對國家、對社會有用之才。”中國人很早就意識到家庭教育與子孫禍福之間的重要聯系，《易經》有云：“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邁上新征程，我們應該在全社會大力弘揚好家風好家教，在家庭教育和親子互動中傳遞慈心善舉，讓父母更好發揮孩子第一任老師的重要作用。在培養每個小家庭的好家風好家教的過程中，父母帶頭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守護者和傳承者，做紅色文化的信仰者和踐行者，讓好家風好家教有深厚的文化根基；弘揚改革創新的時代精神，“80后”和“90后”是時代變革的親歷者和受益者，應該把經歷的時代記憶記錄進家庭相冊作為家庭教育的鮮活故事；積極向孩子傳遞科學健康的職業觀，讓孩子從小牢固樹立“職業不分高低貴賤”的樸素觀念。
在推動共同富裕中提振全社會對未來發展的預期和信心。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讓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在廣大人民現實生活中更加充分地展示出來。”由深度干預式教育引發的社會群體性焦慮歸根結底是家長對未來發展預期的焦慮，只有從全社會層面做大財富總量，在推進共同富裕中增加物質財富、豐富精神生活，穩定經濟社會發展預期，穩步提升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積極促進居民消費結構升級，才能更好地堅定對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信念。加快構建高質量教育體系，讓教育資源質量更優、分布更均衡，是共同富裕的題中之義。為此，國家在教育綜合改革中打出“組合拳”，發力更猛、落點更細。如在學前教育階段大力推行普惠教育，公立幼兒園數量穩步提升；在基礎教育階段加快城鄉一體化，讓更多農村孩子接受城市優質教育資源；在高等教育階段加快建設“雙一流”大學，推進產教學研融合，讓高校培養體系更好適應社會需求；在師資隊伍建設上，北京、上海等城市率先開啟基礎教育階段教師輪崗制度，推進優質師資的流動和均衡，起到了良好的教改示范作用，有益經驗可以在更多城市推廣施行；在校外教育規范發展中，浙江、廣東等地在推進共同富裕過程中激發傳統少年宮、青少年活動中心的時代創新，通過創建“流動少年宮”和“家庭教育學院”促進校外教育的均衡發展，幫助更多鄉村學生獲得優質校外教育資源，實現家庭教育和社會教育無縫對接，也引導了校外教育機構實現轉型。
（作者為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家對外開放研究院研究員、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注：本文系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重點項目、北京市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新發展階段提高社會文明程度研究”（項目編號：21LLMLB014）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①[法]居伊·德波著、張新木譯：《景觀社會》，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
②王士榮、劉成才：《消費社會意識形態控制與自我殖民 ———居伊·德波景觀社會理論及其批判性》，《南京工程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3期。
責編/靳佳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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