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礎研究是一個與時俱進的政策性概念，大科學時代、數字時代的基礎研究模式是“線性模型”、“象限模型”和“循環模型”融合基礎上的“生態模型”。我國基礎研究正在從“跟蹤學習”向“原創引領”轉變，抓住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新機遇、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建設科技強國，迫切需要推動基礎研究高質量發展。重點任務包括六個方面：強化體系布局、深化體制機制改革、形成骨干網絡、培育高水平人才、加強國際合作、弘揚科學精神。為此，要從優化發展模式，構建新時代基礎研究高質量發展新格局；增加基礎研究多元化投入力度，優化科技資源配置機制；加強基礎研究人才隊伍建設，完善培養、發現、使用機制；提升科技基礎能力，形成具有全球競爭力的開放創新生態等方面強化保障措施。

【關鍵詞】基礎研究 內涵 模式 高質量發展任務

【中圖分類號】G30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11.008

【作者簡介】萬勁波，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研究員、博導，綜合集成部部長，中國科學院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院教授。研究方向為科技戰略、基礎研究政策、科技智庫與治理。主要著作有《創新發展的戰略預見》《創新發展的戰略與政策》等。

基礎科學研究泛指人類從事自然社會規律、邏輯和現象等科學問題研究的活動，簡稱基礎研究。基礎研究是二戰后逐漸強化并豐富的概念，早期以興趣導向和自由探索為主，后來向應用導向和戰略導向拓展。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基礎研究是整個科學體系的源頭，是所有技術問題的總機關”[1]。回顧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歷史，基礎科學理論、原創科技成果的重大突破深刻影響世界科學中心的轉移和國際競爭格局的調整。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與我國高質量發展形成歷史性交匯，數字時代的科學研究范式發生深刻變革，基礎研究轉化周期明顯縮短，大國科技競爭與合作的焦點向基礎前沿前移。黨和國家歷來重視基礎研究工作。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基礎研究取得重大成就，如期進入創新型國家行列。黨的二十大報告擘畫了“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藍圖，提出到2035年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進入創新型國家前列、建成科技強國[2]的宏偉目標。科技強國是現代化強國的戰略支撐，科技現代化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應有之義。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應對國際科技競爭、實現高水平自立自強，推動構建新發展格局、實現高質量發展，迫切需要我們加強基礎研究，從源頭和底層解決關鍵技術問題”，“加強基礎研究，是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迫切要求，是建設世界科技強國的必由之路”，要求“各級黨委和政府要把加強基礎研究納入科技工作重要日程，加強統籌協調，加大政策支持，推動基礎研究實現高質量發展”[3]。

基礎研究內涵演進與發展模式

從廣義上講，人類自出現以后就有了對自然和社會規律的認識活動，如歷史上許多文明都對農、醫、天、算等有樸素的認識，懂得結繩計數、鉆木取火、金屬冶煉等技術方法。從狹義上講，科學即反映自然、社會、思維等客觀規律的知識體系。16世紀文藝復興揭開近現代科學發展序幕，直到17世紀，自然科學仍被認為是自然哲學，作為哲學的一個分支。18世紀、19世紀，科學越來越與實驗、技術、方法相關聯。英國學者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提出：“盡管中國古代對人類科技發展作出了很多重要貢獻，但為什么科學和工業革命沒有在近代的中國發生？”“李約瑟之問”討論至今，仍然有不同認識。一般認為，我國古代不乏優秀的技術發明，但缺少規模化、系統深入的實證研究和理論探索。20世紀，學科分類框架基本穩定，具體學科不斷交叉融合并處于動態調整之中。21世紀，現代科學技術發展進入大科學時代，基礎學科深入交叉、匯聚，科學、技術、工程與產業、經濟、社會加速滲透融合，產學研融通創新、跨界合作，基礎研究內涵進一步拓展，發展更加依賴平臺、人才、資金、數據等先進生產要素。

基礎研究內涵演進。基礎研究自提出以來一直是一個與時俱進的政策性概念，內涵、性質、類型和關鍵驅動因素不斷豐富。二戰前，科學界多以“純科學”或“純研究”等區別于“應用科學”或“應用研究”。二戰后，美西方國家更加意識到科學突破對國家安全和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作用。以1945年萬尼瓦爾·布什發布《科學：無止境的前沿》報告并直接促使成立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來支持基礎研究為標志，各國紛紛加強對基礎研究的支持[4]。正是由于基礎研究的內涵模糊，各國政府和學者通過不同的政策文本、資助框架和研究成果對基礎研究的定義、內涵、性質、類型和關鍵驅動因素進行了廣泛持續的討論，概念的內涵被持續界定并不斷豐富。

基礎研究內涵演進與知識生產內涵演進的歷史進程基本一致。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出版的《弗拉斯卡蒂手冊》（第一版）對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和試驗發展的內涵界定成為各國開展R&D統計調查的基本依據，反映了工業經濟時代的認識。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對R&D的定義與OECD一致，并于1984年發布《科學技術活動統計手冊》，認為“基礎研究主要是為獲得關于客觀現象和可觀察事實的基本原理的新知識所進行的實驗性或理論性工作，不以任何專門的或具體的應用或使用為目的”。在高產的科技創新和高效的商業實踐推動下，知識、數據為重要的生產要素。OECD在《1996年科學、技術和工業展望》報告中提出發展“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the knowledge-based economy）[5]。《弗拉斯卡蒂手冊2015》（第七版）雖然沒有改變基礎研究的定義，但對R&D活動進行了拓展，指“為增加知識存量，包括人類、文化和社會的知識以及用已有知識設計新的應用而進行的創造性、系統性工作”[6]，反映了R&D投入主體增多、統計領域擴大、測度步驟細化、支出統計口徑拓寬等新態勢[7]。

基礎研究發展模式。基礎研究發展模式是科技界、政府和社會為實現一定的基礎研究目標而采取的基礎研究組織形式及運行機制，是對基礎研究發展規律、內在機制、基本結構、本質特征和階段特征的概括和描述，是“目標定位-資源投入-績效評價”的統一，也是“結構范疇”與“過程范疇”的統一。在不同發展階段，人們對基礎研究的內涵、功能認知不同，相應地，基礎研究的發展模式、資源配置、評價評估也不同。

第一，“線性模型”。1945年，《科學：無止境的前沿》報告提出基礎研究是沒有明確應用目的、以好奇心驅動的科學研究，是應用研究的源頭[8]。這一認識被認為建立起從基礎研究到應用研究、試驗發展的“線性模型”，與工業經濟時代的創新組織和管理相適應。1993年，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認為，基礎研究是增加新的科學知識的活動，沒有特定的、直接的商業目的，但不排除會在當前或其他潛在領域具有商業價值，這個定義認識在“線性模型”基礎上拓展了基礎研究應用的滲透性、廣泛性與不確定性，凸顯了基礎研究的“無用之用”。

第二，“象限模型”。1997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司托克斯在《基礎科學與技術創新：巴斯德象限》中提出，基礎研究包括好奇心驅動的純基礎研究（玻爾象限）和應用導向的基礎研究（巴斯德象限）[9]，拓展了基礎研究的內涵，推動政府更加重視應用基礎研究（也稱定向基礎研究、技術科學、戰略性基礎研究等）。“象限模型”加深了人們對基礎研究和應用及潛在應用關聯度日益增強的認識，更加強調應用場景驅動的知識生產模式，凸顯了應用基礎研究的重要性。

第三，“循環模型”。2017年，美國哈佛大學文卡特希·那拉亞那穆提教授等在《發明與發現：反思無止境的前沿》[10]中揭示出科研活動是復雜的非線性過程。“發明-發現”“循環模型”突破了傳統線性思維框架，更加重視科學研究與技術創新的循環促進。啟示人們圍繞“發明-發現”良性循環來組織基礎研究，促進自由探索導向的基礎研究與應用導向的基礎研究相互賦能，提升“科學-技術-創新”體系整體效能。

第四，“生態模型”。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基礎研究一方面要遵循科學發現自身規律，以探索世界奧秘的好奇心來驅動，鼓勵自由探索和充分的交流辯論；另一方面要通過重大科技問題帶動，在重大應用研究中抽象出理論問題，進而探索科學規律，使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相互促進。”[11]“生態模型”闡明了基礎研究的雙驅動力：一方面由科學家的好奇心、想象力和能動性驅動，代表知識生產內驅力；另一方面由經濟、社會、安全等多元需求驅動，代表知識應用外驅力。

總之，大科學時代、數字時代的基礎研究，是“線性模型”、“象限模型”和“循環模型”融合基礎上的“生態模型”，基礎研究的創新主體更廣泛、合作網絡更復雜、投入更多元、導向更多樣，其發展路徑可以歸納為重大基礎設施和平臺驅動、學科驅動、人才驅動、數據驅動、任務帶動、需求拉動以及前沿交叉融合推動等。

推動基礎研究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意義

回顧世界科學中心轉移發展的歷程，科技強國都是科學基礎雄厚的國家，不僅在重要科技領域處于領先地位，而且在構建新的科學理論體系、解決重大科學問題與挑戰、開辟新領域新方向上作出原創性、引領性貢獻。當前，基礎研究、應用研究、試驗發展的關聯度日益增強，全球科技競爭日趨激烈并不斷向基礎研究前移。誰抓住了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的戰略機遇，誰就能站在科技創新的潮頭，將科技發展的命脈和主動權掌握在自己手里。我國已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基礎研究正在從“跟蹤學習”向“原創引領”轉變，從“量的積累”邁向“質的躍升”。建設科技強國、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必須大力加強基礎研究，加快提升原始創新能力，以科技支撐新安全格局、保障新發展格局，增強發展的安全性主動權。

基礎研究是抓住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新機遇的戰略支撐。知識是經濟的底層邏輯。回顧歷史，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基礎研究產生巨大突破的基礎之上，那些及時抓住變革機遇的國家，綜合實力也會隨之躍升。科學革命是科學思想的飛躍，源于現有理論與科學觀察、科學實驗的本質沖突，表現為新的科學理論體系的構建，引起科學思想、理論和認識的變革，提高了人們認識世界的能力，并為改造世界奠定知識基礎。技術革命是人類生存發展手段的飛躍，源于實踐經驗的升華和科學理論的創造性應用，表現為技術集群式發明與創新，引起重大工具、手段和方法的創新，提高了人們改造世界的能力，并為認識世界奠定技術基礎。經濟社會發展到瓶頸時期，會對某些領域的創新提出強烈需求。在成熟的市場機制和嚴格的知識產權保護環境下，社會需求會吸引科學家和企業家關注，促使社會投資顯著增加，進而帶動廣泛領域的科技進步和產業發展。當前，全球科技創新進入空前密集活躍的新時期，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突飛猛進，正在重構全球科技創新版圖，重塑全球產業形態和經濟格局。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我們要開辟發展新領域新賽道、塑造發展新動能新優勢，從根本上說，必須強化基礎研究對科技創新和創新發展的戰略支撐。

加強基礎研究是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迫切要求。“構建新發展格局最本質的特征是實現高水平的自立自強”[12]。科技是基礎性支撐。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首次提出“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13]。實踐反復告訴我們，基礎研究是科學體系的源頭，關鍵核心技術是要不來、買不來、討不來的。只有全面加強基礎研究，把關鍵核心技術掌握在自己手中，努力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才能從根本上保障國家發展和安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與自力更生、自主創新一脈相承，是指在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同時，建立起自主、完備、高效、開放、包容的現代化科技創新體系，形成基礎牢、能級高、彈性好、韌性強、可持續的科技實力和創新能力，從源頭和底層解決關鍵技術問題，為不斷增強國家的生存力、競爭力、發展力、持續力提供強大、全面、持久的戰略科技支撐[14]。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加快建設科技強國，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有五項重點任務：一是要加強原創性、引領性科技攻關，堅決打贏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二是要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提升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三是要推進科技體制改革，形成支持全面創新的基礎制度；四是要構建開放創新生態，參與全球科技治理；五是要激發各類人才創新活力，建設全球人才高地。[15]2020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科技自立自強是促進發展大局的根本支撐”；2022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科技政策要聚焦自立自強”[16]。在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統籌發展和安全、統籌科技教育人才工作的新形勢下，加強基礎研究、夯實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根基的要求更為迫切。

基礎研究高質量發展是建設世界科技強國的必由之路。強大的基礎研究是世界科技強國的基石，高水平原始創新是科技強國的重要標志。創新型國家是以科技創新為經濟社會發展核心驅動力，具有強大創新優勢的國家。基礎科學知識具有基礎性、體系性、累積性和衍生性等特點，首先創造并應用基礎科學知識的國家掌握了巨大的經濟優勢與持久的領先優勢。目前，全球創新型國家有20個左右，我國已進入創新型國家行列。科技強國是創新型國家的高級階段，體現為科學領先、技術發達、教育興盛、經濟繁榮、思想解放、軍事實力強大。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實現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偉大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我們必須具有強大的科技實力和創新能力”，要求“強化建設世界科技強國對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戰略支撐”。[17]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基礎是實現教育科技人才現代化，建成教育科技人才強國，關鍵是“加強基礎研究，突出原創，鼓勵自由探索”，建設世界主要科學中心、重要人才中心和創新高地，夯實科技自立自強的科學根基。

推動基礎研究高質量發展的重點任務

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基礎性、戰略性支撐。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是國家強盛之基、安全之要，體現為原創力和引領力強，關鍵核心技術自主可控和安全性強，對經濟社會發展的支撐和帶動作用強，應急應變和應對重大風險挑戰的能力強。實踐證明，建設科技強國、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基礎研究和原始創新是根本前提。基礎研究的根扎得越深，教育科技人才之樹就越枝繁葉茂。

2023年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二十屆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體學習時，從強化布局、深化改革、形成骨干網絡、培育人才、加強國際合作、弘揚科學精神等六個方面作出系統部署，要求強化基礎研究前瞻性、戰略性、系統性布局，推動基礎研究實現高質量發展，夯實科技自立自強根基。我們要深刻把握基礎研究發展規律和趨勢、態勢，把黨中央關于科技創新和基礎研究的一系列戰略部署落到實處，持之以恒加強基礎研究。

強化基礎研究前瞻性、戰略性、系統性布局，把握大趨勢、下好“先手棋”。基礎研究是科技自立自強和科技強國的根基，處于從研究到應用、再到生產的科研鏈條起始端，地基打得牢，科技事業大廈才能建得高。一是堅持“四個面向”，堅持目標導向和自由探索“兩條腿走路”。把世界科技前沿同國家重大戰略需求和經濟社會發展目標結合起來，統籌遵循科學發展規律提出的前沿問題和重大應用研究中抽象出的理論問題，凝練基礎研究關鍵科學問題，加強多學科融合的基礎研究和技術科學研究，形成完整的現代科學技術體系。二是強化科技戰略咨詢，準確把握科技發展趨勢和國家戰略需求。要加強基礎研究重大項目可行性論證和遴選評估，充分尊重科學家意見，把握大趨勢、下好“先手棋”。三是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有組織推進基礎研究。堅持原始創新、集成創新、開放創新一體設計，實現科學、技術、工程、產業有效貫通。優化國家科研機構、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科技領軍企業定位和布局，統籌部署戰略導向的體系化基礎研究、前沿導向的探索性基礎研究、市場導向的應用性基礎研究，注重發揮國家實驗室引領作用、國家科研機構建制化組織作用、高水平研究型大學主力軍作用和科技領軍企業“出題人”、“答題人”和“閱卷人”作用。四是優化基礎學科建設布局，構筑全面均衡發展的高質量學科體系。支持基礎學科、重點學科、新興學科、交叉學科、冷門學科和薄弱學科發展，推動學科交叉融合和跨學科研究。加快建設中國特色、世界一流的優勢學科。

深化基礎研究體制機制改革，發揮好制度、政策的價值驅動和戰略牽引作用。世界已經進入大科學時代，基礎研究具有長期累積性、靈感瞬間性、路徑不確定性、環境寬松性、影響難預測性等規律特點，基礎研究組織化程度越來越高，制度保障和政策引導對基礎研究產出的影響越來越大。一是加大多元化基礎研究投入。穩步增加基礎研究財政投入力度，優化支出結構，通過稅收優惠等多種方式激勵企業加大基礎研究投入，鼓勵社會力量設立科學基金、科學捐贈等多元投入，提升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及其聯合基金資助效能，建立完善競爭性支持和穩定支持相結合的基礎研究投入機制。二是優化國家科技計劃基礎研究支持體系。完善基礎研究項目組織、申報、評審和決策機制，實施差異化分類管理和國際國內同行評議，組織開展面向重大科學問題的協同攻關，鼓勵自由探索式研究和非共識創新研究。發揮有為政府、有效市場、有序社會作用，依托戰略科技力量組織實施戰略科技任務。三是處理好新型舉國體制與市場機制的關系。健全并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優勢，打好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提高創新體系整體效能。健全同基礎研究長周期相匹配的科技資源配置、科技評價激勵、成果應用轉化、科技人員薪酬等制度，長期穩定支持一批基礎研究創新基地、優勢團隊和重點方向，強化應用研究帶動，鼓勵自由探索，打造原始創新策源地和基礎研究先鋒力量。

加強科技基礎能力建設，形成強大的基礎研究骨干網絡。科技基礎能力是國家綜合科技實力的重要體現，是基礎研究的物質技術基礎。一是協同構建中國特色國家實驗室體系。統籌布局國家實驗室、基礎學科研究中心建設，著力推進全國重點實驗室體系重組。二是構建定位合理、分工明確、優勢互補的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協同機制，優化國家實驗室、國家科研機構、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科技領軍企業和新型研發機構等骨干力量差異化開展基礎研究、學科建設、人才培養和生態建設的定位與布局。三是科學規劃布局重大科技基礎設施，超前部署新型科研信息化基礎平臺，形成分布式、網絡化的基礎研究平臺支撐體系。結合國際／區域科技創新中心、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等重大創新戰略部署，系統布局前瞻引領型、戰略導向型、應用支撐型設施建設，厚實基礎研究的物質技術基礎。強化事中事后監管，完善全生命周期管理，全面提升設施開放共享水平和運行效率。四是打好科技儀器設備、操作系統和基礎軟件國產化攻堅戰。鼓勵科研機構、高校同企業開展聯合攻關，提升國產化替代水平和應用規模，爭取早日實現用我國自主的研究平臺、儀器設備來解決重大基礎研究問題。

建設基礎研究國家戰略人才力量，強化現代化建設人才支撐。加強基礎研究，歸根結底要靠高水平人才。必須下氣力打造體系化、高層次基礎研究人才培養平臺，讓更多基礎研究人才競相涌現。一是加大各類人才計劃對基礎研究人才支持力度。堅持各方面人才一起抓，在攻堅克難的創新實踐中發現人才，培養使用戰略科學家，支持青年科技人才挑大梁、擔重任，不斷壯大科技領軍人才隊伍和一流創新團隊，爭取涌現一批科學大師。二是完善基礎研究人才差異化評價和長周期支持機制。構建符合基礎研究規律和人才成長規律的評價體系，賦予科技領軍人才更大的人財物支配權和技術路線選擇權，實行人才梯隊配套、科研條件配套、管理機制配套。三是加強科研學風作風建設。推進院士制度改革，更好發揮院士胸懷祖國、服務人民，追求真理、勇攀高峰，堅守學術道德、嚴謹治學，甘為人梯、獎掖后學的“四個表率”作用。建立以創新價值、能力、貢獻為導向的人才評價體系，引導科技人員十年磨一劍，摒棄浮夸、祛除浮躁，坐住坐穩“冷板凳”。四是堅持走基礎研究人才自主培養之路。深入實施“中學生英才計劃”、“強基計劃”和“基礎學科拔尖學生培養計劃”，優化基礎學科教育體系，發揮高校特別是“雙一流”高校基礎研究人才培養主力軍作用，加強國家亟需的高層次人才培養，源源不斷地造就規模宏大、結構合理的基礎研究后備力量。

擴大國際基礎研究合作，形成具有全球競爭力的開放創新生態。人類要破解共同發展難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國際合作和開放共享。越是面臨封鎖打壓，越不能搞自我封閉、自我隔絕，而是要實施更加開放包容、互惠共享的國際科技合作戰略。一是構筑國際基礎研究合作平臺。加強國際化科研環境建設，設立面向全球的科學研究基金，加大國家科技計劃對外開放力度，參與或牽頭國際大科學計劃與工程，圍繞氣候變化、能源安全、生物安全、外層空間利用等全球問題，拓展深化中外聯合科研，主動融入全球科技創新網絡，拓展合作共贏的創新伙伴關系，在高水平對外開放中提升科技自立自強水平。二是前瞻謀劃和深度參與全球科技治理。以全球視野謀劃和推動創新，參加或發起設立國際科技組織，支持國內高校、科研院所、科技組織同國際對接，提出全球性創新議題，貢獻中國智慧、中國方案，提高我國在全球科技治理中的影響力和規則制定能力。三是努力增進國際科技界開放、信任、合作。牢固樹立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以更多重大原始創新和關鍵核心技術突破為人類文明進步作出新的更大貢獻，讓科技成果為更多人所及所享，并有效維護我國的科技安全利益。

培育基礎研究創新文化，營造創新友好社會氛圍。創新文化是滋養創新精神、強化創新動力的基礎性社會環境。我國幾代科技工作者通過接續奮斗鑄就的“兩彈一星”精神、西遷精神、載人航天精神、科學家精神、探月精神、新時代北斗精神等，共同塑造了中國特色創新生態，成為支撐基礎研究發展的不竭動力。一是弘揚科學精神和科學家精神。在全社會大力弘揚追求真理、勇攀高峰的科學精神，廣泛宣傳基礎研究等科技領域涌現的先進典型和事跡，教育引導廣大科技工作者傳承老一輩科學家以身許國、心系人民的光榮傳統與科學家精神，把論文寫在祖國的大地上。二是加強國家科普能力建設。強化全社會科普責任，促進科普與科技創新協同發展，構建新時代大科普發展格局。深入實施全民科學素質提升行動，線上線下多渠道傳播科學知識、展示科技成就，樹立熱愛科學、崇尚科學的社會風尚。三是加強科學教育。在教育“雙減”中做好科學教育加法，構建校內、校外有機融合的科學教育體系，激發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索欲，培育具備科學家潛質、愿意投身科學研究事業的青少年群體。四是各級領導干部要學習科技知識、發揚科學精神，增強把握科學發展規律、推動基礎研究實現高質量發展的能力，提升科技創新治理現代化水平。

推動基礎研究高質量發展的保障措施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創新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不斷強化基礎研究頂層設計和系統布局，加快推動基礎研究實現高質量發展。

2018年1月，國務院印發《國務院關于全面加強基礎科學研究的若干意見》[18]，從完善基礎研究布局、建設高水平研究基地、壯大基礎研究人才隊伍、提高基礎研究國際化水平、優化基礎研究發展機制和環境五個方面提出重點任務。2020年，《加強“從0到1”基礎研究工作方案》[19]、《新形勢下加強基礎研究若干重點舉措》[20]等規章制度，從優化基礎研究總體布局、激發創新主體活力、深化項目管理改革、營造有利于基礎研究發展的創新環境、完善支持機制五個方面切實加強基礎研究工作。十年來，我國持續加大基礎研究投入。2022年，我國基礎研究經費支出為1951億元，基礎研究經費占研發經費比重已經連續4年超過6%。從投入來源結構看，我國基礎研究經費中約90%以上來自中央財政，2022年，中央財政本級預算中基礎研究支出比上年增長7%。國家成功組織一批重大基礎研究任務，引用排名前千分之一的世界熱點論文占全球總量的41.7%，高被引論文占27.3%，在中微子震蕩、鐵基超導、量子信息、干細胞、腦科學、類腦芯片、納米材料等基礎前沿方向取得一批具有國際影響力的重大原創成果[21]。我國基礎研究和原始創新取得重要成就，如期進入創新型國家行列，開啟了全面建設科技強國的新征程。與2035年科技實力大幅躍升，建成科技強國，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進入創新型國家前列的新目標新任務相比，我國基礎研究原始創新能力不足、頂尖戰略科學家較少、創新體系整體效能有待提升等問題仍然突出，科研選題機制、資源配置方式、組織管理模式、評價激勵機制等與原創引領、高質量發展要求不相適應。

優化發展模式，構建新時代基礎研究高質量發展新格局。一是在中央科技委員會領導下，建立全國統一、合理分工的基礎研究體系。統籌基礎研究戰略布局、主體建設、資源配置和體制機制改革，研究審議國家基礎研究重大戰略、重大規劃、重大政策，統籌解決基礎研究戰略性、方向性、全局性重大問題，解決主要戰略科技力量分工模糊、科技資源配置粗放低效、科研選題碎片化、科技和人才政策協調性不足等難題，為原創引領、攻堅克難提供組織保障。

二是健全基礎研究決策咨詢機制，發揮好國家科技咨詢委員會科技戰略咨詢作用。為中央科技委員會統籌推進基礎研究體系建設和體制機制改革，制定國家基礎研究重大戰略、重大規劃、重大政策，研究確定基礎研究戰略任務和重大項目，統籌協調軍民科技融合發展等提供科學、前瞻、系統、切實管用的咨詢建議。發揮好高端智庫、戰略科學家、企業家在咨詢體系中的作用，服務科學決策。

三是堅持“四個面向”，走中國特色基礎研究發展道路。全面布局基礎科學和技術科學，動態部署前沿探索、顛覆性創新等重大研究，突出科學、技術、工程、產業交叉融合。依托戰略科技力量，聚集國內外一流基礎研究人才，穩定支持一批基礎性、挑戰性強的原創引領攻堅任務。發揮高水平研究型大學人才培養和學科建設優勢，主要開展好奇心驅動、前沿導向的探索性基礎研究；發揮國家實驗室和國家科研機構平臺、任務、人才建制化優勢，主要開展使命驅動、戰略導向的體系化基礎研究；發揮科技領軍企業創新集成和組織平臺優勢，主要開展需求驅動、市場導向的應用型基礎研究。完善選題機制，使重大科技問題帶動與好奇心驅動的基礎研究相互促進，系統推進學科布局、研發布局和人才布局。

增加基礎研究多元化投入力度，優化科技資源配置機制。一是拓展基礎研究多元化投入渠道，大幅增加全社會基礎研究經費投入。2021年，中央財政科學技術支出3794.9億元，占全國財政科學技術支出的比重為35.2%；地方財政科學技術支出6971.8億元，占比為64.8%[22]。應優化財政科學技術支出結構，大幅提高研發經費支出占財政科學技術支出比重，引導多主體多渠道增加基礎研究投入，確保2025年全社會基礎研究經費投入占研發經費投入比重提高到8%以上。建立中央財政基礎研究投入增長機制，探索央地合作新模式，擴大政企聯合基金規模，引導地方政府、科技企業強化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投入。鼓勵企業、社會組織、個人以捐贈和基金等方式投入基礎研究，在財政、金融、稅收等方面給予激勵相容的政策支持。

二是適應科研范式變革，優化基礎研究資源配置模式。建立相對穩定的學科布局和靈活柔性的調節機制，在重點、前沿、新興、交叉、邊緣、薄弱等學科，多渠道提高投入，促進優勢學科、潛力學科、短板學科和新興學科協調發展，形成體系化布局。建立基礎前沿重大項目彈性部署、滾動支持的常態化機制，形成自上而下設計與自下而上建議相結合的項目設置方式，建立穩定支持和競爭支持相協調的投入機制，保障科研機構、創新團隊和科研人員更大的學術自主權。

加強基礎研究人才隊伍建設，完善培養、發現、使用機制。一是依托戰略科技力量培養使用戰略科技人才。加強基礎教育階段數理化等基礎學科教育，加強新型研究型大學建設，推進科教融合、產教融合、軍民融合。加強基礎學科建設和拔尖人才培養，擴大理工科教師和學生規模，提高本科生、研究生培養質量。改進博士后制度，加強青年科學人才的培養使用，保證基礎研究人才隊伍源頭供給。依托戰略科技力量、平臺、任務和開放合作，自主培養、使用高端人才，大力引進國際頂尖科學大師、戰略科學家和基礎前沿青年英才。

二是營造有利于原始創新、攻堅克難的科研生態。大力弘揚愛國、創新、求實、奉獻、協同、育人的科學家精神，營造良好基礎研究科研生態，促進科學共同體健康發展。加強科學教育、科學傳播、科學普及，促進全民提升科學素質，形成熱愛科學、尊崇創新的社會文化氛圍。建立以學術貢獻和價值創造為導向的分類評價體系，優化評價激勵，重視原創性評價。加強科研誠信、科技倫理制度建設和教育培訓，加大對學術不端行為的懲戒力度，營造風清氣正的學術環境。

提升科技基礎能力，形成具有全球競爭力的開放創新生態。一是加強科研基礎設施和基礎條件平臺建設。加快建設一批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和實驗條件平臺。重視條件平臺運行投入和開放共享，提高運行使用效率和效益。統籌布局國家實驗室、全國重點實驗室等高水平研究基地建設，注重國家項目和機構項目的銜接配合。大力支持科研手段自主研發與創新，加強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和高端通用科學儀器設備設計研發，破解我國在實驗材料、數據資源與數據中心、技術方法、工具軟件等科研基礎方法和技術手段方面的瓶頸制約。

二是擴大基礎研究國際交流合作。實施更加開放包容的國際合作戰略，打造優勢領域“長板”，補上薄弱領域“短板”，布局新興前沿領域新賽道。聚焦人類健康、氣候變化等全球性挑戰，務實推進基礎研究國際合作。堅持引進來、走出去并舉，組織實施國際大科學計劃和大科學工程，倡導設立國際科技組織，支持我國科學家參與國際大科學計劃和國際科技組織，引導外籍科學家在我國科技組織和科研機構任職，辦好一流國際學術期刊和學術交流平臺。建立深層次基礎研究合作機制，深化與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雙邊、多邊政府間及民間基礎研究開放合作。加大基礎研究計劃對外開放力度，為國際合作與交流提供便利條件。加強國際化科研環境建設，提升大學、科研機構、實驗室和團隊開展國際合作的能力，拓展開放合作網絡，打造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科學中心和科技交流合作中心。

注釋

[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習近平關于科技創新論述摘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年，第44頁。

[2]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日報》，2022年10月26日，第1版。

[3]習近平：《切實加強基礎研究 夯實科技自立自強根基》，《人民日報》，2023年2月23日，第1版。

[4]李靜海：《抓住機遇推進基礎研究高質量發展》，《中國科學院院刊》，2019年第5期，第586～596頁。

[5]OECD,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Outlook 1996, Paris: OECD Publishing.

[6]OECD, Frascati Manual 2015: Guidelines for Collecting and Reporting Data on Research and Experimental Development, The Measurement of Scientific, Technological and Innovation Activities, Paris: OECD Publishing, pp. 42-43.

[7]李子彪、梁博、玄兆輝：《國際R&D經費統計規則變遷及對中國的啟示——基于〈弗拉斯卡蒂手冊〉第七版的分析》，《中國科技論壇》，2018年第6期。

[8]萬尼瓦爾·布什：《科學：沒有止境的前沿》，范岱年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年。

[9]D. E. 司托克斯：《基礎科學與技術創新：巴斯德象限》，周春彥等譯，北京：科學出版社，1999年。

[10]文卡特希·那拉亞那穆提、圖魯瓦洛戈·歐度茂蘇：《發明與發現：反思無止境的前沿》，黃萃等譯，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8年。

[11]習近平：《在科學家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20年9月12日，第2版。

[12]習近平：《論把握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1年，第485頁。

[13]《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在京舉行》，《人民日報》，2020年10月30日，第1版。

[14][21]萬勁波：《筑牢科技自立自強之基》，《瞭望》，2023年第14期。

[15]習近平：《在中國科學院第二十次院士大會、中國工程院第十五次院士大會、中國科協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21年5月29日，第2版。

[16]《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人民日報》，2020年12月19日，第1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人民日報》，2022年12月17日，第1版。

[17]習近平：《在中國科學院第十九次院士大會、中國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8年5月29日，第2版。

[18]國務院：《國務院關于全面加強基礎科學研究的若干意見》，2018年1月19日，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8-01/31/content_5262539.htm。

[19]科技部、發展改革委、教育部、中科院、自然科學基金委：《加強“從0到1”基礎研究工作方案》，2020年1月21日，https://www.most.gov.cn/xxgk/xinxifenlei/fdzdgknr/fgzc/gfxwj/gfxwj2020/202003/t20200303_152074.html。

[20]科技部辦公廳、財政部辦公廳、教育部辦公廳、中科院辦公廳、工程院辦公廳、自然科學基金委辦公室：《新形勢下加強基礎研究若干重點舉措》，2020年4月29日，https://www.most.gov.cn/xxgk/xinxifenlei/fdzdgknr/fgzc/gfxwj/gfxwj2020/202005/t20200511_153861.html。

[22]國家統計局、科學技術部、財政部：《2021年全國科技經費投入統計公報》，2022年8月31日，http://www.gov.cn/xinwen/2022-08/31/content_5707547.htm。

Basic Research: Connotation, Model and High-Quality Approach

Wan Jinbo

Abstract: Basic research is an evolving concept of policy, and basic research mode is an "ecological model" merged by "linear model", "quadrant model" and "circular model" in both the digital and big science era. As China's basic research is transforming from "tracking-learning" to "originality orienting", it's urgent to promote basic research to achieve high-leve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elf-sufficiency, so as to build a strong country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ith the opportunity of science revolution and technology transformation. There are 6 major tasks to enhance basic research: strengthening its system layout, deepening the institutional and mechanism reform, forming the skeleton network, cultivating high-level talents, enhanci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promoting the scientific spirit. To this end, the development mode of basic research need to be optimized to a high-quality new pattern, to increase diversified investments, and to optimize the allocation mechanism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sources; strengthening the talent pool construction with optimized talent mechanism of cultivation, utilization, discovery and application; enhancing the basic capac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developing an security measurement with global competitiveness in the open innovation ecology.

Keywords: basic research, connotation, mod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miss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