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共同富裕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之一。在新發展階段，共同富裕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區域發展的不均衡，主要表現為地區差異、省份差異和城鄉差異三個維度。解決區域發展不均衡，需縮小收入差距，加速提升城鄉地區生產要素流動，推動區域間產業協同，配合財政轉移支付政策，實現區域經濟發展差異的逐步收斂，邁向共同富裕。

【關鍵詞】共同富裕 區域發展 城鄉差異 要素市場 收入差距 【中圖分類號】D602 【文獻標識碼】A

對于世界上的任何一個規模化的發展中經濟體而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都普遍存在。受制于自然資源的天然稟賦，經濟發展的路徑依賴與宏觀政策的導向差異，大多數經濟體都會出現某些區域經濟增速和社會發展快于其他區域的現象，這些快速發展的地區又反過來形成“先發”優勢，造成后續發展動能再度高于其他區域，最終形成區域經濟發展的“馬太效應”。這一現象同時發生在經濟體與經濟體之間，也同樣發生在經濟體內部的不同區域之間。

作為現今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經濟體，中國的經濟發展也同樣不可避免地經歷著發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受制于國土面積的遼闊，以及地理資源的天然稟賦差異，我國的發展從一開始就面臨著區域特征差異所帶來的種種限制。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樹立的發展戰略呈現出逐步開放、試點先行、差異改革的模式，即在部分區域小規模先行建立政策試點區域，按照從沿海到內陸的順序分批次開展改革。從改革開放初期“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帶動大部分地區，然后達到共同富裕”的戰略規劃來看，開放順序的先后，開放時間的差異，開放程度的不同，自然而然導致各地區的經濟發展出現不平衡的現象，并在長時間的發展中呈現出自發性的差距加大。我國各個地區經濟增長率存在差異，并逐漸演化為區域經濟的不平衡：東部沿海地區的發展增速遠超中西部地區，城市經濟發展效率遠超農村城鎮地區，第二、三產業增長動能遠高于第一產業等。為了協調區域和城鄉發展差異，中央相繼推出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鄉村振興等一系列發展戰略，這些政策實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區域間經濟增速的極差。截止到2020年底，我國基本實現了全面脫貧，為實現共同富裕的偉大目標打下了堅實基礎。

從經濟發展的自然規律來看，區域間發展本就不可能是一個自發均衡的狀態，適當的不平衡性有利于區域間的發展追趕，激勵地方官員實施更有效的公共政策，從而改善地區經濟效益，實現良性競爭。但從宏觀角度而言，如果發展的不均衡持續擴大并長時間存在，則有可能導致區域間資本、勞動力和技術甚至政策要素出現向已發達地區的非均衡性聚集的現象，在穩態環境下，這種非均衡性聚集無疑會進一步限制發展緩慢地區的追趕速度，甚至阻礙經濟欠發達地區的經濟追趕。而發展的不均衡最終導致收入的不均衡，最終將影響整個經濟體的經濟效率，導致整個社會福利水平的下降，與共同富裕的目標相行漸遠。因此，區域發展的非均衡性會反向抑制共同富裕，促進區域均衡發展是我國實現高質量發展、走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

我國區域發展的非均衡分析

改革開放所規劃的兩個試點先行區域分別是東部長三角地區和南部珠三角地區，這兩大區域加上京津冀城市帶區域，依靠自然資源的稟賦和政策的人為干預取得了先發性的經濟增長，伴隨著三大區域的經濟發展，不同區域城市帶發展的協同效應也有所不同，總體呈現出“虹吸效應”和“帶動效應”兩種截然不同的增長外部性。與此同時，地區發展差距問題也開始日漸明晰。20世紀90年代開始，我國的東中西部差距逐漸呈現出擴大的趨勢。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區域發展呈現出新格局，伴隨著各項區域協調政策的持續發力，沿海和內陸區域的差異呈現出縮小趨勢。但隨著產業分工的進一步分化，全國經濟重心有南移的趨勢，由此，東西向的“沿海-內陸”差距逐漸轉向“南北差距”，形成了區域發展非均衡新趨勢。

地區差異

東西差異。東部與西部地區，也可以視為沿海與內陸地區的區域經濟差異，是由改革開放戰略規劃所形成的我國經濟區域差異的基本格局。

按國家統計局的劃分，我國大陸區域整體上劃分為三大經濟地區（地帶）。截止到2020年，東部經濟帶以40%的人口貢獻了超過50%的國民生產總值，人均GDP貢獻率顯著高于中西部地區。從近些年的數據來看，我國東西部區域經濟差距有所減緩，但人民生活水平差距反而有擴大的趨勢，具體表現為以下兩個特點：

第一，經濟發展差異的收斂性。從宏觀數據而言，我國東部與西部區域間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呈現出逐漸縮小的趨勢，這一結果與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密不可分。在進入新世紀的20年間，東部地區人均GDP與西部地區人均GDP的比值由2.34下降到1.76。

第二，人均收入差異的發散性。與經濟發展差異的收斂性所截然不同的是，東部與西部區域間人民生活水平的差距呈現出逐漸增大的趨勢。這種生活水平的差異表現在多個維度。從人均可支配收入來進行測算，東部比西部地區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絕對差距在20年內擴大了4倍；從地區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來進行測算，東部與西部地區的CPI差從上世紀的基本持平，達到了2020年的相差近16.7%；從公共服務均等化來進行測算，東部地區的教育、醫療、基礎設施建設資源分配均明顯高于西部。中國人民大學財稅研究所2021年的報告指出，在醫療資源的投入分配中，東部地區每千人口衛生技術人員指標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區。從公路密度指標來看，東部地區的道路密度遠高于中西部地區。從每千人口民政機構床位數指標來看，東中部地區的每千人口民政機構床位數為4張左右，而西部地區僅為2.61張。這些公共服務指標和公共產品資源差異背后的邏輯，是區域間經濟發展水平差異和地方政府財力差異所導致的財權與事權不匹配所造成的扭曲。

南北差異。進入21世紀后，南北差異越發成為我國區域發展格局的一個新的差異趨勢。值得注意的是，新中國成立后以東北工業區為核心構建起的第二產業經濟帶，帶動了北方經濟帶和城市群的發展，因此，在較長的一段時間內，北方地區的人均GDP一直是高于南方地區的，這一現狀直到2015年以后才伴隨著產業轉移而被打破。在2010-2021年間，北方地區的經濟占全國總量從42.8%快速下降至35.2%，南北經濟總量差距從14.4個百分點迅速擴大至29.6個百分點，截止到2020年，我國南方地區的人均GDP達到7.8萬元，比北方高1.3萬元，人均GDP差距從0.97擴大為1.27倍。

根據樊杰等（2019）對我國區域經濟格局的研究，我國的經濟帶可以大致劃分為四個區域：即“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成渝”四大經濟帶，四大經濟區域的地緣邊際合圍形成了菱形區域，該區域內的人口總量和國民生產總值幾乎占到了我國的80%。在此空間分布的基礎上，北方京津冀經濟帶的經濟表現和帶動效應總體低于南方長三角和珠三角經濟帶。一方面，京津冀經濟帶的國民生產總值占北方地區的22%；而長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兩大經濟帶國民生產總值占南方地區的48%。另一方面，京津冀經濟帶在2010-2020年間的平均經濟增長率約為6%-7%，長三角城市群、珠三角經濟帶的同期增長率均高于9%。更重要的是，南北經濟帶的人均GDP差距也呈現出擴大態勢，在2000年間，京津冀與長三角經濟帶的人均GDP差距僅為4500元，與珠三角經濟帶差距僅為1.3萬元，但截至2020年，這兩項數據已經激增到5.2萬元和6.2萬元。與珠三角和長三角城市群相比，京津冀經濟帶沒有將其強力的政策優勢和人口要素充分發揮，加之近些年東三省經濟增速下降和人口大量流出，造成東北老工業區城市經濟帶發展動能嚴重不足，在綠色低碳發展的背景下，北方地區先發于傳統工業行業的區域普遍處于新舊產業交替的動蕩時期。以上種種因素，造成了以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為核心增長極的南方地區發展勢頭強勁，最終呈現出南增北減、南強北弱的區域發展非均衡態勢。

省份差異

與相對宏觀層面區域發展不均衡同步顯現的，是我國行政省份劃分下的發展不均衡現象。從總體發展極差來看，我國各省GDP規模的最大值與最小值比值自改革開放后的40倍，上升到1995年的100倍之多并達到峰值，隨后逐漸收斂至2020年的58倍左右。

從省級經濟體的規模來看，東部省份的經濟規模顯著高于其他區域的省份，且省份差異越發擴大，2020年我國省域GDP的總額數據顯示，僅廣東和江蘇兩大省份的GDP總額就超過了20萬億元，而同期的甘肅、海南、寧夏、青海、西藏等五省區GDP總額不足1萬億元。另一方面，從2020年各省人均GDP數據來看，2020年東部地區各省人均GDP均值超過10萬元，是中部省份的1.7倍，西部省份的1.8倍；其中，北京、上海兩個直轄市遙遙領先，2020年人均GDP均超過15萬元，而河北、貴州、廣西、黑龍江、甘肅等五省區人均GDP低于5萬元。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數據是，各個省份內的收入差異倍數。如表2所示，2020年我國各省份內人均收入最高和最低的地級市，其收入差距最高有3倍之多，且平均收入差距約為2倍，這意味著即使是在產業和經濟發展具有相當協同和整體性的省內，發展不平衡所帶來的收入差距仍然較大，伴隨著以城市為微觀單位的經濟體越發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支柱，實現城市與城市間的要素流動同樣是克服區域發展不均衡的重要任務。

城鄉差異

區域間發展不均衡的另一個主要表現，是城鄉二元制帶來的居民收入差異。數據表明，2020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約為4.3萬元，是農村地區居民可支配收入1.7萬元的2.5倍之多，在西部地區，這一比率達到了近2.7倍。因此，實現共同富裕、實現包容性增長，需縮小城鎮居民與農村居民的收入差距。

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相關數據表明，截止到2022年，我國第一產業的就業人口接近總人口的1/4，卻只產生了不到8%的經濟貢獻，與之同步的是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顯著低于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在考慮CPI和貨幣購買力水平后，這一現象依然存在，農村轉移人口、農業轉移人口的市民化程度也相對比較低。當前階段，我國城鄉差異可以大致概括為三方面：生產活動、生產要素流通和公共服務差異。

第一，在生產活動方面，農村地區以第一產業為主要的經濟支柱，但“傳統小農經濟”的從業人員仍然占到了我國第一產業從業人員的90%以上，零散的產業分布未能形成規模化的現代生產模式，一方面體現在生產效率較低，另一方面未能形成規模化和機械化的生產組織形式，導致農產品的附加價值停留在較為原始的階段，造成我國的農產品價格競爭力偏弱，往往無法在國際市場上形成強勢的競爭地位。

第二，在要素流通方面，受制于城鄉二元制的社會結構以及第一產業勞動力過剩的現狀，農村地區的土地和資本要素流動速率較為緩慢，資本要素很少會自主向農村地區傾斜，且出現了勞動力要素大量向城鎮地區傾斜的現象。此外，產業信息和政策要素在城市與農村地區的落地執行也存在巨大差異，政策落地難，信息傳達遲的現象反過來加深了農村地區的要素流入壁壘，造成城鄉生產要素的互通緩慢，且交易成本無法被根本消除。

第三，在公共服務和公共產品提供方面，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問題一直存在，各項公共設施基本上都呈現出以“城市—縣城—鄉鎮—鄉駐地—村莊”梯度遞減的顯著特征。農村地區在生活基礎設施、教育、醫療、環境和養老服務等方面與城市存在顯著差距。以教育為例，2015-2018年，全國鄉村小學、初高中的數量分別下降了2.3%和1.5%，而這一數據在城鎮地區則上升了3.1%和2.8%。這背后隱含的一個事實是，鄉村地區的公共服務和公共產品幾乎無法通過市場自發調節實現最優的均衡，現實情況是，一部分農村地區都會陷入“公共產品不足—生產要素流出—經濟發展緩慢—公共產品資金池不足”的惡性循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