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農村農民是我國實現共同富裕的短板，鄉村振興與新型城鎮化不僅是推動農民增收的重要舉措，還是縮小收入分配差距的抓手和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途徑。我國推動農業人口和農村轉移人口實現共同富裕依然面臨多重挑戰，城鄉人力資源分布和結構面臨新的形勢和特征，世界變局加快演變需要我國高度重視協調城鄉發展。我國縣域和城鄉銜接地帶已成為鄉村振興與新型城鎮化協同發展的重要載體，人的發展是鄉村振興與新型城鎮化協同發展財政投入重點。推動鄉村振興與新型城鎮化協同發展，要打通城鄉產業發展橋梁有效推動農業人口有更多就業選擇，依托城市和鄉村綜合發展能力助力共同富裕，以現代農業體系和多領域創新降低農業對勞動力人口數的依賴。

【關鍵詞】城鎮化 鄉村振興 共同富裕 協調發展 【中圖分類號】F323 【文獻標識碼】A

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實現共同富裕，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仍然在農村，重點是農民。我國無論是城鎮化還是鄉村振興都是推動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同時兩項重要戰略目標的實現都需要以人為基礎，農民是其中重要的人力資源。一方面，新型城鎮化發展依靠產業布局、生產要素的集聚，優化產業發展空間，促使人口從農村向城市流動。另一方面，鄉村振興將資本、優質勞動力和技術結合，發揮農村土地、資金、建筑物的資源價值，需要吸引優秀的人才留在農村，參與鄉村建設。農民作為其中人的因素對于推動新型城鎮化和實現鄉村振興都至關重要，因此促進更加科學合理的人口流動發展模式，提升農民勞動力質量紅利，促進農民個體和家庭發展，給予農民最適合自身發展的選擇，是促進共同富裕過程中需要重點考慮的人的因素。當前在實現我國現代化發展的進程中城鎮化發展不可逆，通過鄉村振興與新型城鎮化整體推進、綜合施策、協同發展，探尋實現共同富裕的有效策略。

鄉村振興與新型城鎮協同發展實現共同富裕要面對的新形勢

第一，人口因素是城鎮化與鄉村振興戰略目標實現的關鍵。一是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帶來的挑戰。伴隨著人口老齡化趨勢凸顯和人口出生率的降低，近年來我國人口結構發生的重大變化，未富先老成為我國經濟發展必須面對的挑戰。我國無論農村還是城鎮地區人口老齡化都在加速，且農村人口老齡化增速快于城鎮。城鎮化水平越高對人口老齡化城鄉倒置的影響也越深，伴隨城鎮化水平提高，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加快，農村老年人口比例上升，城市則下降，加劇人口老齡化城鄉倒置的嚴重程度。伴隨著城鎮化率的提升，勞動力向城市積聚，特別是青壯年、高技能勞動力的流失，大量從事農業生產的50后、60后逐漸衰老，無法參與到農業勞動中，未來中國的農村勞動力規模明顯萎縮，也意味著鄉村人力資源在鄉村振興和實現共同富裕過程中機遇與挑戰并存。

二是人口流動面臨新趨勢與新特征。1990年，全國村莊數量377.3萬個，而2021年只剩下263.3萬個，31年時間減少了114萬個村莊，平均每天消失的村莊數量是101個。2022年我國城鎮常住人口9.2億人，比2021年增加646萬人；鄉村常住人口4.91億人，減少731萬人。與此同時，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65.22%，伴隨著人口老齡化和少子化，我國較發達國家在勞動力人口方面的優勢主要集中表現在我國實際戶籍城市化率僅為46%，一半以上的人仍是農民，而發達國家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時城鎮化率接近80%。我國鄉村依然存在勞動力過剩，城鎮化仍然處于深入推進期，伴隨著我國城鎮化快速推進，農民流入到城鎮的速度加快，預計到2030年，農村向城鎮累計將有約2億轉移人口，要實現“人”的城鎮化還有大量的短板需要補。

我國農民群體在城鎮化過程中也出現了大量“半城鎮化人口”，這部分人還未完全實現真正的城鎮化。一部分“半城鎮化人口”主要是本地農民工和農民。首先，他們就近實現了居住地從鄉村轉移到就近的縣城或城鎮，很大程度上這種方式是為尋求更優質的教育、醫療等基本公共服務，可以說是一種被動的城鎮化，產生了一群“留守兒童”和“留守老人”。其次，近兩年大量農村勞動力涌入到中西部二三線城市，更有一批回到創業就業成本相對較低的縣城，縣城成為就地就業的首選務工地。2022年縣級及縣級市城區人口占全國城鎮化常住人口超過30%。縣域范圍內回鄉的人，離土不離鄉成為趨勢，這類城鎮化需要縣域有大量產業和就業機會的支撐，否則也無助于共同富裕目標的實現。另一部分“半城鎮化人口”則是進城務工的農民，他們在城市獲得就業機會和工資權益保障，但與戶籍人口無法享受同等的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從長遠來看這類群體實現共同富裕的基礎尚不牢固。

三是人口質量紅利重要性日益凸顯。伴隨著人口數量紅利的逐漸消失，中國人力資源未來的優勢主要依靠人口質量。我國勞動力人口質量在城鄉之間有巨大的差距，無論是新型城鎮化發展還是鄉村振興戰略實施都需要依靠高素質勞動力去建設。在勞動力質量方面，依據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可以發現，無論是受教育質量還是受教育年限農業人口在整體人口中都位于低位，是我國人力資源質量的短板。受公共產品供給邊界的約束，不同層級的政府對不同類型公共產品的供給偏好存在較大差異，農村地區教育和醫療等公共服務具有很強的財政外溢和空間溢出效應，地方政府并不具有明顯的供給激勵。與此同時，我國在相當一段時間內對農村教師和醫務人員工資待遇保障不足，這嚴重影響了農村教師、醫務人員的工作積極性與公共服務質量。要發揮人力資源質量紅利的作用，需要擴大農村地區教育、醫療等基本公共服務優質均衡的范圍和可及性。

第二，世界變局加快演變需要高度重視協調城鄉發展。一是國際環境不確定性、不穩定性增大，對我國鄉村振興與新型城鎮化帶來新的挑戰。一方面，經濟全球化受阻，貿易保護主義頻繁抬頭，貿易戰由全面多領域競爭轉向重點在科技領域展開，不僅不利于我國農業科技領域發展，也對我國保障糧食安全和實現農業可持續發展形成一定挑戰。另一方面，烏克蘭危機和國際地緣政治格局變化，使糧食問題成為全球關注的重要問題。中國作為14億多人口的發展中大國，保障糧食安全和參與全球糧食安全合作的重要性日益凸顯，這對中國城鄉協調發展和提高農業生產能力，實現高質量發展提出了要求。首先，保障耕地數量和質量仍然是當前我國經濟發展所面臨的巨大挑戰。我國耕地相較10年前第二次全國國土調查的耕地面積減少1.13億畝。伴隨我國城鎮化繼續深入推進，生態環境壓力依然較為突出，耕地保護壓力仍然不能忽視。同時，我國如大豆等重要的農產品供求關系呈現出緊平衡狀態，對重要農產品種業人口和耕地也提出了要求。其次，我國農業耕地面積廣闊，伴隨城鎮化和人口老齡化，近年來我國耕地拋荒情況有所上升，在這種情況下農業耕地與城鎮化發展如何保障與取舍，如何通過產業組織方式的變革整合城鄉各類土地資源，如何依靠多種經濟形式發展產業和推動鄉村資源和耕地的有效利用從而創造更多農產品全球供應的渠道，都是需要解決的問題。再次，農產品勞動力投入和農業資源投入產生的總體成本呈現增長態勢，加之農產品價格受市場影響波動較大且增長乏力，嚴重影響從事農業生產的積極性，導致越來越多勞動力脫離農業生產。如何更好地推動城鄉產業合理規劃，實現增加就業機會和提高農民收入，成為鄉村振興與城鎮化協同發展需要考慮的問題。二是我國布局農業產業面臨新機遇。國際競爭、疫情、烏克蘭危機和全球糧食安全問題導致的風險，也為我國企業加大投入農產品生產創造了機會。各類企業和經濟組織可以依據自身情況，提前規劃城鄉產業布局，比如考慮增加對農村農產品種養、生產、包裝、銷售等領域的投資。

第三，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挑戰很多。一是當前市場需求有所不足、內生動力有待加強。我國鄉村振興與新型城鎮化協同發展中的一些經濟結構性、周期性問題依然突出。疫情等多重因素導致我國經濟運行下行壓力增大，雖然經濟正在緩慢復蘇，但當前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仍然較大，外部環境動蕩不安，給我國經濟帶來的影響加深。二是財政收入存在較大不確定性。無論是新型城鎮化建設還是鄉村振興都需要大量的經費支持，然而受疫情沖擊的影響，我國政府財政壓力增大，雖然今年財政收入將恢復性增長，但經濟恢復基礎尚不牢固。在這種情況下，既要用好財政資金提高經費使用效率，也要處理好未來發展投資與資金使用安全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