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外部環境面臨較大不確定性，民營經濟是挖潛力、激活力、促動力的主力軍，促進民營企業育新機、強信心、快修復刻不容緩。通過對天津市民營企業抗風險和修復能力進行調查發現，企業與供應鏈上下游以及同行的良好合作是抗風險的重要基礎，有效的成本控制和敏銳的市場反應是抗風險的有力保障。政策機遇是企業最重視的機遇類型，民營企業對政策機遇的把握程度還有待提升。未來，增強民營企業韌性可以在促進消費增長、增強鞏固企業家信心、加快企業效益增長、加強產業配套建設、優化風險應對能力、推動政策解讀及落實六個方面發力。

【關鍵詞】民營企業 抗風險 修復能力

【中圖分類號】F276.5 【文獻標識碼】A

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外部環境面臨較大不確定性，加快提升我國經濟的抗風險和修復能力刻不容緩，其中民營企業發揮著保就業、穩民心的積極作用，且具有“船小好調頭”的先天優勢，成為挖潛力、激活力、促動力的重要生力軍。2023年3月，習近平總書記在看望參加政協會議的民建工商聯界委員時強調“正確引導民營經濟健康發展高質量發展”。近年來，疫情等突發事件給經濟發展帶來前所未有的沖擊，民營經濟脆弱性凸顯，對民營企業在突發事件下的抗風險和修復能力進行調查研究既能了解民營企業對未來的信心，也能發掘外部沖擊下民營企業的經濟韌性，并有針對性地提供更恰當的政策進行適時支持。為更好地促進民營企業育新機、強信心、快修復，本研究課題組于2020年8月-9月間對355家企業進行了問卷調研和實地走訪，對天津市的民營經濟進行抗風險監測，針對民營企業抗風險和修復能力摸清情況、明確需求和找到出路，以推動民營經濟抗風險能力形成長效機制。

調研的企業分布與基本情況

調研對象以來自天津的企業為主，占比75.99%，來自其他省份企業占比24.01%。民營企業占較高比重，為84.75%，其他類型企業中，國有企業占13.28%，集體所有制企業占1.98%。

調研的企業樣本規模適中，營業收入1000萬元以上的企業占到49.44%，雇員人數50-500人之間的占到約86%。調研主要覆蓋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包含信息服務、材料、醫療等體現前沿導向的戰略新興行業；建筑材料與房地產、機械裝備、運輸等規模導向的基礎性行業以及金融、旅游等服務性行業。如表1所示。

民營企業抗風險和修復能力的現狀與存在的問題

第一，民營企業對宏觀運行和行業形勢預期總體呈持平態度，但存在時間偏向，對未來發展更有信心。民營企業對宏觀運行和行業形勢的預期抱有持平發展態度的企業占絕大部分，如表2所示。其中對于當前的判斷，一半的企業認為走勢一般、近二成企業認為走勢良好、近三成企業認為走勢不佳。而對未來的預期要優于對當前的判斷。對未來的預期中，對宏觀運行預期良好的企業達到34.75%，而認為走勢不佳的降為16.67%；對行業形勢預期良好的企業達到33.62%，預期不佳的降為19.77%。這說明企業對未來宏觀運行和行業形勢較有信心。對未來預期良好的企業中，民營企業占到83.87%，占據較高比例；預期良好的行業主要分布于能源、機械設備等規模較大的基礎性行業以及旅游、酒店、批發零售等熱度逐漸回升的服務行業。而行業預期前景持謹慎態度的主要有兩類：一類是建筑材料、房地產行業等與宏觀調控密切相關的行業；另一類是消費品行業等與市場消費密切相關的行業。

影響民營企業未來預期的直接原因是企業的增長規模與同期相比有較大程度的減少。對企業用工規模、生產經營規模和整體經營狀況的預期以持平為主，對生產經營成本預期以看漲為主，占到52.82%。就企業盈利水平而言，66.95%的企業在調研期的季度盈利與上年同期相比有所下降，18.36%的企業持平，14.69%的企業有所增加。就企業未來盈利預期而言，40.96%的企業預期為減少，33.62%的企業盈利預期為增加，25.42%的企業盈利預期為持平。其中盈利預期增加的企業主要是機械設備、衛生保健與醫療行業、媒體與信息行業等戰略新興類行業。如表3所示。

第二，民營企業內部斷供與外部滯銷的供需雙重風險并存，風險分布環節呈現從供給側轉向需求側的趨勢。企業對風險的關注點不僅包括以往所關注的成本壓力等，更重要的是市場制約下外部需求面臨的挑戰。其中市場環境情況是各類企業外部風險的主要聚集點，占到71%。對前景持樂觀態度與持謹慎態度的行業進行對比發現，在眾多風險性因素中，消費需求不足引發的產品銷售不暢變化最為明顯，在持謹慎態度的行業中占比為42%，在持樂觀態度的行業中占比為35%。

調查還發現，不同性質和規模的企業對風險困境的敏感程度和認知程度不盡相同。國有企業對市場環境困境的感知（85%）要強于民營企業（68%）。國有企業的風險感知主要聚焦在企業負擔過重（54.17%）、組織管理低效（45.83%）和創新能力較弱（43.75%）；民營企業的風險感知則是企業負擔重（53.21%）、生產成本高昂（51.07%）和市場銷售不暢（39.64%）占主導。這與其他省份較為一致，如對浙江省的企業調研顯示，57.6%的企業認為面臨的最大不確定性是市場需求不足，其次是原材料價格上漲（50.8%）。

此外，調查結果顯示，規模越大的企業對成本等企業負擔的感知更強烈，而規模越小的企業對消費需求不足的感知越強烈。例如，就業人數在500人以上、收入在1000萬元以上的規模較大企業認為企業負擔、組織管理、創新能力的風險壓力更大；就業人數在100-500人、收入在500萬元-1000萬元的規模中等企業認為生產成本、環保壓力和可用資金的風險壓力更大；規模較小的小微企業認為產品銷售、生產成本、可用資金的風險壓力更大。對外貿易受阻是三資企業面臨的最大外部風險，占比61.54%，在101-500人和500萬元-1000萬元的規模企業中占比較大。

第三，企業與供應鏈上下游以及同行的良好合作是抗風險的重要基礎，有效的成本控制和敏銳的市場反應是抗風險的有力保障。在對企業抗風險能力的調研中，如表4所示，企業抗風險能力的影響因素的前4名包括：與上下游企業或客戶建立良好關系、與同行其他企業建立良好關系、有效的財務管理和成本控制以及對市場變化作出迅速反應。其中，72.32%的企業認為與上下游企業或客戶建立良好關系是最重要的因素，43.79%的企業認為與同行其他企業建立的良好關系有助于降低風險，40.96%的企業認為有效的財務管理和成本控制影響到抗風險能力，30.51%的企業認為對市場變化作出迅速反應對于防范風險十分重要。

調查結果表明，規模越小的企業越傾向于與媒體、公眾和同行其他企業建立良好關系；規模越大的企業，越傾向于與上下游企業、金融機構建立良好的合作關系。從企業性質來看，民營企業更傾向于跟上下游企業建立更好的關系，而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更傾向于與金融機構、公眾媒體建立良好合作關系。此外，產品和人才也是民營企業關注的重點。在線下訪談中了解到，疫情導致的訂單減少和供應鏈中斷導致的產能下降會直接帶來企業虧損和現金流危機。如果上下游配套企業距離較遠或關系較弱，沒有形成良好的供應鏈生態，那么交通成本、人力成本、政策成本進而抵抗突發公共事件的成本都將高企，抗風險能力將大大弱化。

第四，企業家是經濟抗風險和修復能力的主角，企業家的預期調整主要圍繞效率提高、市場拓展和戰略優化展開。突發公共事件對企業家自身經營管理能力提出了更大的挑戰。企業家對經濟抗風險能力的認知排序分別為：具有社會責任感和誠信意識排在首位，占61.21%；抗壓能力占53.11%；對突發事件的有效反應和對經營風險的預判均占到46.05%；能在高壓環境下有效率的工作占比43.79%；具備現代企業家所對應的領導技能占比18.36%。從不同性質企業來看，民營企業更側重對市場的靈敏反應；國有企業更側重于對壓力的承受和責任感。從企業規模來看，小微企業更重視承受壓力和對市場的靈敏反應；大中型企業則側重誠信與責任感、抗壓能力和風險預判等。

調查發現，企業家未來預期調整方向會圍繞戰略、市場和效率三個方面開展，具體包括：調整發展戰略，重設市場定位；推進營銷創新，拓寬市場渠道；優化管理流程，提升管理效率；強化財務管理，降低經營成本；改善決策流程，提升決策效率。其中，營業收入在500萬元以上的企業更注重調整戰略、優化流程和降低成本并行；500萬元以下的企業側重在市場渠道上下功夫。民營企業側重調整市場戰略和拓展營銷渠道，國有企業更加強調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

第五，政策機遇是企業最重視的機遇類型，目前民營企業對政策機遇的獲取渠道和把握程度還有待提升。民營企業的發展中存在四大機遇，首先，企業認為最重要的機遇是政府政策機遇，以減稅降費的惠企政策（83.33%）和服務導向的政府轉型（47.18%）為主。其中國有企業對服務導向的政府轉型更加重視，而民營企業更加重視減稅降費政策。其次是市場環境機遇，包括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38.7%）、富有活力的創新平臺（37.27%）、便捷多樣的融資渠道（34.46%）、健全完善的法律制度（32.2%）等。再次是空間機遇，以互聯互通的物流建設（27.68%）和協同發展的區域合作（33.33%）為主。最后是以蓬勃發展的新型基建為主的機遇（19.49%）。

調查發現，在對政策機遇的把握中，對于政策十分了解的企業只占到12.99%；73.73%的企業認為對政府出臺的各項惠企政策程度了解為一般；對政策表示不了解的企業占到13.28%。在獲取渠道中，61.86%的企業通過新聞媒體獲取政府政策信息，52.54%的企業通過政府官網獲取信息，39.27%的企業通過線下宣講獲取信息，其他方式占15.82%。在對政府政策一清二楚的企業中，天津的企業要高于其他省份的企業，且72.34%的企業是從政府官網獲取。而對政府政策不熟悉的企業中，天津占比59.57%，其他地區占比40.43%，主要關注新聞媒體，較少關注政府官網。

第六，在市場修復等多種措施中，財政資金補貼仍然是民營企業最期待的方式。民營企業重點關注市場修復、制度修復、公共服務修復等多種修復方式，其中財政資金補貼是各類企業遇到風險時的定心丸，比例為74.58%，如表5所示。而規模較大的企業側重于過渡性政策支持、市場體制的完善和公共服務的保障；規模中等的企業側重于公共服務保障；小微企業更期待物價穩定。

促進民營企業育新機、強信心、快修復的對策建議

單一企業自身如果無法應對需求不足等外部系統性風險，將帶來兩個嚴重的后果：一方面，民營企業對未來發展的信心不足和預期不穩。企業遇到的傳統供給側困境，可以依靠企業自身的改革與努力來解決，但是單個企業難以解決突發事件和不確定因素等帶來的整體市場需求收縮等外部系統性風險問題。這就直接影響了企業對未來發展的預期，形成不擴張和不投資的局面。另一方面，在快速變化的市場環境下，如果大量企業持續不進行再生產等擴張性發展，而是將現金存入銀行進行保本理財等簡單再生產，將會進一步削弱未來增長預期，加劇惡性循環。

十四五時期，加強民營企業育新機、強信心、快修復，可以在如下六個方面發力，即促進消費增長、增強企業家信心、加快企業效益增長、加強產業配套建設、優化風險應對能力、推動政策解讀及落實。

搶抓全國統一市場等頂端機遇，促進消費增長。首先，松綁受束縛的傳統需求，做大供需規模。針對住房、汽車等升級和改善需求正在大范圍形成的特點，對現有住房政策和汽車消費政策中不適宜的地方進行修改，如限號政策的調整、加快住房改善需求的釋放和流轉周期加快等，盤活真實的改善需求。其次，激發潛在新興需求，優化供需對接方向。推動新興消費賦能行動計劃，為新興消費保駕護航。建立若干個典型應用場景和消費體驗場景，實現5G廣泛應用、AI深度賦能、數據全面驅動。圍繞網經濟、城經濟等一系列新興需求，積極搶占在線娛樂、在線醫療、在線消費等市場。再次，釋放預防性消費，做精供需結構。中國家庭儲蓄往往會考慮未來的醫療、養老等需求，因此擴大高水平醫療健康服務供給，建設高水平多層次養老服務體系可成為釋放預防性儲蓄、拉動消費的有力抓手。最后，打通供需壁壘，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通過市場化的方式優化中間品和最終品從生產到流通最后到消費者的全鏈條消費環節，降低流通壁壘和成本。

精準面向創新型人才的發展需求，增強企業家信心。一方面，優化企業家預期調整，圍繞戰略優化、效率提高、市場拓展等方向優化對企業家的人才政策。加大面向企業家和管理者的能力培訓，建立學習渠道和學習機制，提高企業家抗風險的意識和能力。對危機情境下的極限式財務管控、風險意識、靈活應變案例、行業生態、商業模式設計調整等多種危機應對方案和能力進行系統培訓，提升全國企業家和管理人員在不確定條件下的修復能力水平。另一方面，完善對民營企業家的容缺、容新、容錯機制。保護企業家先行先試的探索權利，對新產業、新技術、新業態、新模式采取審慎包容的態度。建立負面信息澄清機制。對涉及企業家的信訪、舉報、網絡輿情等，實行快查、快結、快澄，嚴查各種誣告、誹謗、造謠等行為。

加快企業降成本和要素整合，促進企業效益增長。一方面，切實降低“與人相關”的企業要素負擔。研究適當減輕企業社保負擔和用工負擔的管理條例，進行公積金制度改革試點。例如，著手研究將公積金并入工資或公積金合理提取等新辦法，既能降低企業負擔，又能提高現階段居民可支配收入促進消費。另一方面，有效降低企業的資金成本。積極面向民營企業形成特色化信貸產品，增加普惠金融的力度。加大風險投資基金、創業投資基金、產業投資基金的引入力度，發揮基金的市場化項目篩選功能，在市場融資、企業落戶、人才引進、企業上市等方面，加大對民營企業的支持力度。整頓涉企中介服務費，對環評、能評、穩評、測評、安評、水評、震評、衛評等增加民營企業成本風險的因素進行全面徹查。

搭建產業生態平臺，加強產業配套建設。首先，打造具有“韌性”的供應鏈抗風險平臺。實施產業鏈強基工程，發揮民營經濟在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和新動能培育方面的積極作用。以智能科技、生物醫藥等產業為示范，建立園區企業與上下游企業、客戶、同行、媒體、社會機構、民眾合作的溝通磋商網絡平臺。其次，實施“缺鏈補充、短鏈延長、弱鏈增強、同鏈錯位”等戰略，積極引導生產性服務機構和中介機構進入產業生態，形成完整、立體、模塊化的產業形態配套能力和配套密度，增強供應鏈應對外部沖擊的韌性。最后，推進全鏈協同，完善產業支撐。圍繞重點優勢產業，向上延伸供應鏈，向下延伸消費鏈，提高企業供應鏈的支撐度。

加強風險監測預警，優化風險應對能力。一方面，面向民營經濟行業內和行業間雙重風險的監測，完善風險預警信號與指標體系建設，建立民營企業經濟風險動態監測平臺，形成不同等級風險預警信號和市內各區風險分布地圖，變事后救援為事前預防。另一方面，重點針對償債周期、回款周期、上下游聯動等角度建立風險預警體系，按照季度定期進行民營企業風險預測。建立自動識別和主動提醒機制，及時向統戰部等相關部門進行結果共享。明確民營經濟抗風險的步驟、方式方法、制度保障等，提高民營企業應對行業間系統性經濟風險的及時率、規范處置率和應急處理水平。

緊抓落地型政策的杠桿機遇，推動政策解讀及落實。首先，及時回應民營企業的政策關切點，給民營企業吃上“定心丸”。加快落實減稅、減租、減息、續貸、補貼等普惠性扶持政策，鼓勵金融創新的政策以及針對特定行業發展的引導性政策。妥善處置民營企業關心的政策落實等問題，確保民營企業應對風險的信心與預期。其次，加快政策的網格化下沉，健全政策解讀平臺。推動民營企業政策解讀進企業、進園區、進機關、進網絡的“四進”活動，精準化進行解讀和培訓。通過線上線下等多種方式推動政策的網格化下沉，提升政企互通服務平臺的信息化功能。最后，加強政策效果評估平臺建設，重視政策實施的實效。對現有減稅、減租、減息、續貸、補貼等民營企業普惠性扶持政策的覆蓋面、作用力和溢出度進行細化評估。選擇效果好、反映佳的政策進行持續推廣，提高政策滿意度。

（作者為南開大學中國城市與區域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導，南開大學經濟行為與政策模擬實驗室研究員；西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張美琳對本文亦有貢獻）

【注：本文系天津市教委社會科學重大項目“基于生態視角的京津冀產業一體化發展與天津對策研究”（項目編號：2020JWZD21）、南開大學文科發展基金“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研究”（項目編號：ZB21BZ0207）及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實驗室專項資金項目“區域發展戰略與政策的評估、模擬與設計”（項目編號：ZX2022103）研究成果】

責編/李丹妮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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