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戰略穩定是當今世界最重要的國際戰略議題之一。當前，影響全球和地區戰略穩定的消極因素正在世界各地增加，全球戰略穩定體系遭受侵蝕，美俄戰略穩定面臨嚴峻挑戰，歐洲戰略穩定因烏克蘭危機而陷入困頓；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提升和美國推動中美戰略競爭的展開，中美戰略穩定與亞太戰略穩定愈發引起各界密切關注。中美俄在戰略穩定議題上形成三角關系，并對全球和地區戰略穩定產生重大影響。展望未來，如何理性把控中美關系成為亞太乃至全球確保戰略穩定的關鍵要素，中美戰略穩定的基礎條件和影響因素相比美蘇/美俄戰略穩定更為廣泛全面、更具韌性，建議從廣義角度認識戰略穩定，在強化自身核能力的同時，積極維護既有的國際軍控機制和推進國際合作，推動加強中美溝通機制，采取針對性措施塑造戰略穩定。
【關鍵詞】戰略穩定 美國 蘇聯/俄羅斯 中國 歐洲
【中圖分類號】D815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10.020
門洪華，同濟大學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院長、中國戰略研究院院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研究方向為國際關系理論、大國戰略比較和中國戰略傳統。主要著作有《構建中國大戰略的框架：國家實力、戰略觀念與國際制度》《東亞秩序論：地區變動、力量博弈與中國戰略》《霸權之翼：美國國際制度戰略》《和平的緯度：聯合國集體安全機制研究》等。
戰略穩定（strategic stability）是當今世界最為突出的國際戰略議題之一。20世紀60年代以來，美蘇／美俄戰略穩定為全球所關注，雙邊戰略穩定問題從未降溫，惟有更加復雜；2021年11月16日，中美領導人視頻峰會談及中美戰略穩定，引起全球矚目；2022年2月烏克蘭危機爆發，全球戰略穩定陷入動蕩，歐洲戰略穩定風雨飄搖。
戰略穩定的概念與核武器相伴而生，美蘇兩個超級核大國之間的戰略博弈催生了戰略穩定的思想與理論。在多年戰略折中之中，全球戰略穩定體系逐步建立起來，其主干框架是美蘇戰略穩定、核軍控體系和核不擴散體系，并以歐洲為核心地帶。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美關系波折不斷，亞太戰略穩定為戰略界所密切關注。進入21世紀，各國對核能的需求增長，擁核國家有所增多，人類進入彈道導彈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加速擴散的“第二個核時代”（The Second Nuclear Age）。[1]近年來，美國加緊部署導彈防御系統，推進“全球即時打擊計劃”，美俄競相開發核武器并相繼退出《美蘇關于銷毀中程和中短程導彈條約》（簡稱《中導條約》），全球戰略穩定體系遭受侵蝕，美俄戰略穩定面臨嚴峻挑戰，歐洲戰略穩定因烏克蘭危機而陷入困頓。關于中美戰略穩定關系的討論早已有之，[2]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提升和美國推動中美戰略競爭的展開，中美戰略穩定和亞太戰略穩定愈發引起戰略界的密切關注。由此，中美俄在戰略穩定議題上形成三角關系，并對全球戰略穩定、歐洲戰略穩定和亞太戰略穩定發揮著巨大影響。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國際力量對比深刻調整，世界秩序面臨嚴峻挑戰，地區不穩定愈加凸顯，隨著網絡技術、人工智能等科技新發展，混合戰爭的概念應運而生，[3]沖擊著全球和地區戰略穩定，安全治理成為新的時代議題。
當前，影響全球和地區戰略穩定的消極因素正在世界各地增加，[4]主要大國與全球和地區戰略穩定的關聯性愈加密切，而大國之間的戰略穩定顯得尤其關鍵，加強戰略穩定被視為維護大國關系穩定的重要基礎。[5]大國在戰略穩定議題上存在兩種思路的激烈博弈：一種是以美國為代表的思路，利用有利條件無限擴大軍事優勢，建立美國主導的戰略穩定；另一種是國際社會呼吁通過國際合作尋求建立以平等和相互尊重為基礎的持久戰略穩定。[6]從長遠看，惟有加強國際合作，才有可持續的戰略穩定。然而，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之際，安全風險驟增，危機事件頻發，陷入嚴重危機的美俄關系和可能進入“漂流”狀態的中美關系給地區乃至全球戰略穩定帶來了巨大震蕩。當前，歐洲安全已陷入風雨飄搖，設若任由中美關系進入“漂流”狀態，亦將最終損害地區和全球戰略穩定，增加大國沖突的風險。[7]
有鑒于此，我們有必要深入探究大國競爭與戰略穩定的關系，探尋全球戰略穩定和地區戰略穩定之道。本文的主要內容是：梳理戰略穩定內涵的演變和大國觀念差異，探討戰略穩定的研究議程設計；從歷史角度解讀美蘇爭霸與全球戰略穩定的關系，探尋戰略穩定體系如何建構；在此基礎上剖析美俄戰略穩定與歐洲安全、中美戰略穩定與亞太安全，探求中美俄戰略三角關系的演進；最后梳理和把握全球和地區戰略穩定趨向，探討中國如何為全球和地區戰略穩定作出選擇與貢獻。
戰略穩定的研究議程
戰略穩定概念緣起于美國戰略界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對核武器和國家安全戰略的討論，其背景是美蘇兩大政治軍事集團的長期競爭和核武競賽。蘭德公司專家阿爾伯特·沃爾斯泰特（Albert Wohlstetter）1958年率先提出了戰略穩定問題。[8]20世紀60年代，諾貝爾獎得主托馬斯·謝林（Thomas Schelling）關于非數理博弈、沖突戰略、軍控等的研究為戰略穩定概念的提出、豐富和進入國家安全領域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基礎。[9]他明確提出，“只有當任何一方都無法憑借第一次打擊完全摧毀對手的報復能力時，才能達到穩定平衡。”這一思想可視為冷戰時期戰略穩定的立論所在。[10]與此同時，阿爾伯特·沃爾斯泰特、格林·斯奈德（Glenn Snyder）、弗雷德·霍夫曼（Fred Hoffman）、安德魯·馬歇爾（Andrew Marshall）、威廉·考夫曼（William Kaufmann）、保羅·尼采（Paul Nitze）、詹姆斯·史萊辛格（James Schlesinger）、赫爾曼·卡恩（Herman Kahn）、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等大批學者聚焦核戰略研究著書立說，為戰略穩定論的確立與豐富作出了杰出貢獻。[11]在20世紀70年代初限制戰略軍備的談判進程中，托馬斯·謝林、保羅·尼采、亨利·基辛格等提出確保相互摧毀、有限核戰爭等思想，推動戰略穩定論確立和美蘇戰略穩定形成。
戰略穩定概念起源于核武競賽與核軍控機制的達成，當時主要指的是冷戰時期美蘇之間的核戰略穩定，以相互確保摧毀和相互戰略威懾為前提。戰略穩定把核武器的破壞性變成敵對雙方共存的基礎，相信雙方都可以通過報復而不是利用自身優勢來實現目標。[12]有鑒于此，戰略穩定的關鍵在于減少軍備競賽或出現危機時率先使用核武器的誘因，這就是所謂的“軍備競賽穩定性”和“危機穩定性”。[13]“軍備競賽穩定性”意味著，雙方采取互動的軍備發展舉措，避免打破戰略平衡和螺旋上升的軍備競賽；“危機穩定性”意味著雙方避免發生危機，設若出現危機則通過相關聯系渠道管控和化解危機，避免使用核武器。[14]戰略穩定得以形成，其基礎條件為相互確保摧毀，即任何一方都擁有毀滅對方的核能力；其核心在于確保相互脆弱性，即核報復足以達到“不可接受損失”的標準。羅伯特·麥克納馬拉（Robert McNamara）提出“部署多少戰略力量才足夠”的問題，從而激發出“確保相互摧毀”概念。他隨后率先提出“不可承受損失”的概念，認為美國只要擁有在第二次核打擊時摧毀蘇聯20%～25%的人口和50%工業生產能力的核力量，即可造成蘇聯不可承受的損失，達到確保摧毀的目的。[15]有鑒于此，戰略穩定關注的是雙方的第二次核打擊能力，以及為防止第一次核打擊而確立的某種政治穩定機制。[16]冷戰時期的戰略穩定保障機制主要由美蘇戰略穩定、核軍控機制與核不擴散機制構成。核軍控機制圍繞美蘇戰略穩定設計，主要由《反導條約》《中導條約》和限制、削減進攻性戰略核武器系列條約組成，核心就是確保相互摧毀和確保相互脆弱性。核不擴散機制以《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為核心，該條約于1968年1月開放簽署，1968年6月聯合國大會通過，1970年3月生效。
戰略穩定既取決于客觀事實也取決于認知，[17]相互確保摧毀、戰略互信、共同的價值觀和相同的目標當然有助于加強戰略穩定，但對戰略穩定更重要的先決條件是大國相信使用武力將招致無法承受的報復。[18]當然，減少攻擊性武器的規模、降低攻擊性武器的脆弱性、避免部署易受攻擊的防御力量、執行嚴格的核查、保障軍控條約的執行等，對維護戰略穩定也十分關鍵。[19]與此同時，戰略穩定與戰略制衡（strategic balance）的形成密切相關，而戰略制衡的維度具有高度敏感性，值得深入探討。[20]
在戰略穩定內涵與外延的理解上，素有狹義和廣義之分，也同樣體現了國家訴求和特色。原美國助理國防部長、《新戰略武器削減條約》（New START）談判代表愛德華·華納（Edward L. Warner）曾指出，“最為狹義的戰略穩定關系是國家沒有使用核武器和建設核力量的動機；稍為廣義的戰略穩定關系是指有核國家之間沒有武裝沖突的狀態；最為廣義的戰略穩定關系是指國家之間處于和平、和諧關系的區域和國際安全環境之中。”[21]更為寬泛的觀點則是把戰略穩定描述為“以和平與和諧關系為特征的全球秩序”。[22]
上述觀點在美、蘇（俄）、中三國戰略界均有所反映。冷戰時期的戰略穩定系大國通過確保有能力使用核武器反擊予以維護，此即所謂的“恐怖平衡”。[23]但美國戰略穩定觀以追求技術和力量優勢為目標，冷戰期間美國謀求美蘇戰略穩定的進程，體現了美國始終保持對強大軍事力量和新興技術的信奉和追求，帶有典型的工具理性主義的色彩。[24]正是在此意義上，冷戰史專家約翰·加迪斯（John Gaddis）認為，戰略穩定必須建立在多維力量基礎之上，而不能只靠軍事力量支撐，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美蘇戰略穩定是暫時的。[25]延續工具理性主義的理解，美國強調保護盟友與其國家安全的重要關系，提出所謂的“穩定-不穩定悖論”邏輯，即兩個國家都具備可靠的戰略威懾能力，戰略層面的穩定會導致非戰略層面（常規層面）的不穩定，即兩個國家都不再忌憚對手的核打擊，從而使得小規模、低水平的常規沖突增加。[26]有鑒于此，美國戰略穩定觀立足于戰略威懾，認為任何戰略穩定都不是絕對的，不應局限于核武器本身，核政策處于戰略軍事政策的支配性地位，但不是唯一因素，還應包括核保護能力、必要的導彈防御和非核方式的戰略打擊。[27]與此同時，外層空間、網絡空間、導彈防御和常規快速全球打擊能力等的日益增長與核問題聯系在一起；[28]諸多非核元素的引入，也增加了重要的新威懾價值。[29]在此基礎上，美國對戰略穩定的內涵外延均進行了拓展，提出當今世界處于不同于美蘇全面對抗的“第二核時代”，核國家的增多形成多維安全困境，核擴散、核恐怖主義成為全球威脅，非核軍事技術正在或已經抵消或減輕核武器戰略影響，增加了發動第一次核打擊的脆弱性。[30]有鑒于此，美國把戰略穩定視為評估全球武力態勢變化和升級風險的標尺，[31]強調在降低無意、不經意或未經授權，或因誤判、過度反應使用核武器可能的同時，固化、強化美國的力量優勢，兌現保護盟國的延伸威懾，確保美國霸權。[32]
俄羅斯因國力衰弱，更強調戰略穩定與其大國地位的關系，強調戰略穩定與地區安全體系的關聯，力圖擴大戰略穩定的使用范疇，探求多邊戰略穩定的可能。維克多·米辛（Victor Mizin/Мизин Виктор Игоревич）指出，人們對戰略穩定概念不斷重構，使之最終成為國際安全范疇的同義詞。對俄羅斯而言，戰略穩定意味著國際關系體系中呈現一種理想狀態，即任何重大國際沖突的爆發規模不得超出開戰前的非軍事對峙狀態。因此，除了防止大國之間爆發核沖突以外，各方應在全球和地區層級構筑一種新型國際安全體系。[33]俄羅斯提出多邊戰略穩定的思想，并將之定義為核國家之間的一種關系，即擁核國家之間不存在直接發生軍事沖突的風險或風險很低，軍事沖突升級到核戰水平的危險不存在或很低。多邊戰略穩定的概念不僅適用于核武器，而且適用于被大國用來對彼此進行戰略破壞的所有類型武器；不僅關涉核戰爭，還包括核國家之間的所有軍事沖突。[34]
中國學者傾向于從廣義角度理解戰略穩定。楊毅指出，從廣義上講，戰略穩定性可以指在全球范圍內，各行為主體通過保持自我克制并進行相互制約，從而在國際體系層面形成的一種相對穩定、平衡的戰略態勢。[35]潘振強認為，戰略穩定不僅僅局限在軍事的范圍，而是一個廣泛涉及政治、經濟和文化，既牽涉到全球性又牽涉到地區性問題的綜合性概念。[36]石斌強調，在后冷戰時代，戰略穩定不僅涉及陸海空天網等多個空間維度，也受到更多新興技術領域發展進程的影響，需要重新思考戰略穩定的內涵、途徑及其影響因素。[37]葛騰飛提出復合戰略穩定的概念，以突破把軍事力量和技術發展作為戰略穩定關系唯一構成要素的局限性，把戰略力量間的政治穩定共識和政治穩定機制包含在戰略穩定關系的建構要素中，是一種國家間關于大國關系穩定化的戰略觀。[38]
上述剖析表明，戰略穩定內涵外延因觀念創新和技術突破而處于演變之中。當前，軍控體系遭受挑戰和侵蝕，新興非核戰略力量迅猛發展并與大國競爭疊加共振，科技創新應用和各種尖端武器的加速研發，對全球戰略穩定帶來全面沖擊，使得戰略穩定關涉的空間范疇大幅擴展，我們必須系統評估新技術帶來的穩定和不穩定效應，[39]密切關注美俄兩國尤其是美國的戰略動向。美國前總統特朗普上臺伊始，就宣布戰略穩定是一個過時的概念，采取系列措施挑戰既有的戰略穩定框架。中俄領導人則傾向于從宏觀角度理解戰略穩定，指出國際社會慣于將戰略穩定視為核武器領域的純軍事概念，這不能反映當代戰略問題所具有的廣度和多面性，為實現捍衛和平和安全的目標，應當從更寬、更廣的視角，將戰略穩定看作國際關系的狀態。[40]上述觀點體現了針鋒相對的戰略穩定論：一則基于自身軍事優勢，突出戰略威懾，強調自身絕對安全，謀求壓倒對方；二則呼吁合作安全，強調和平共處、合作共贏。兩種戰略穩定論相互競爭，并對全球戰略穩定和地區戰略穩定施加影響，進一步彰顯和加深了百年變局的不確定性、不穩定性。
有鑒于此，學術界和政策界多從現實主義角度探討戰略穩定問題，雖有自由制度主義視角和建構主義視角的補充，但進攻性現實主義和防御性現實主義的紛爭始終主導著戰略穩定的研究議程（research agenda）。當然，學術界和政策界都深刻認識到，戰略穩定是一個系統、多維、跨學科的議題，涉及安全戰略、地緣政治、軍力結構、經濟能力、科技水平等諸方面因素，[41]其研究議程不應單調且有所忽略。例如，有的學者著重強調一定范圍的國際關系體系、大國間力量均衡、主觀認知因素、國際機制等要素對戰略穩定的重要性；[42]有的學者則視角更為寬泛，強調應將力量結構尤其是核力量結構、共同敵人或共同利益、經濟政治相互依賴、國際環境等視為維持戰略穩定的構成要素。[43]
綜合而言，影響戰略穩定的核心因素包括：（1）大國及其興衰，在國際格局中發揮主要或主導作用的大國或大國主導的國家集團是戰略穩定關系的主體，冷戰后美俄兩個超級核大國之間的戰略穩定依舊是各方關注的焦點，[44]但俄羅斯的相對衰落引動著全球和歐洲戰略穩定的演變。與此同時，中美戰略穩定開始出現在美國官方文件中，成為值得探討的議題，大國實力消長與戰略穩定的關系也成為值得探討的新議題；[45]（2）軍事實力／核力量，戰略穩定與主導大國核武器水平、核戰略調整直接相關，主導大國的軍事實力乃至其綜合國力構成戰略支撐，但在把軍事安全因素作為戰略穩定關系唯一構成要素的局限性日益突出的情勢下，對非核元素的關注增加了新的威懾價值；[46]（3）國家安全與國際安全的維護，戰略穩定是經典的國家安全和國際安全議題，鑒于其概念與核武器相伴而生，其安全含義頗為凸顯；（4）科技進步，科技進步是戰略穩定態勢演進的重要推動力，近年來非戰略性核武器包括潛在太空武器、反衛星武器和高超聲速武器等的研發以及無人偵察機和無人攻擊機的使用，給戰略穩定造成了直接影響；[47]（5）觀念變革，美國等主要大國的觀念演變對戰略穩定產生直接而深刻的作用，中美俄不同的戰略穩定觀及其博弈也對全球和地區戰略穩定帶來潛移默化的影響，中俄領導人曾就加強全球戰略穩定發表聯合聲明，提出應將戰略穩定看作國際關系的狀態。[48]
基于此，學術界和政策界形成了研究戰略穩定的如下主要視角與路徑：其一，歷史視角或歷史路徑，顯然冷戰史的解讀與戰略穩定是密切關聯在一起的，我們也往往從冷戰和后冷戰時代的對比中尋求啟示，歷史探討是戰略穩定領域成果最集中、最富有成效的研究議程。[49]其二，大國視角或大國博弈路徑，戰略穩定一直屬于國家中心模式，[50]主導大國美蘇／美俄構建戰略穩定關系和傳統戰略穩定模式，二者的戰略博弈與全球和歐洲戰略穩定密切相關，盡管美國政策界對建構中美戰略穩定關系心存疑慮，[51]但這一議題的重要性卻越來越不可忽視，也必將納入未來中美戰略對話之中。有鑒于此，大國政策（尤其是美蘇／美俄核政策）的分析一直是戰略穩定研究的主線。當然，冷戰結束以來，這一大國中心主義模式遭受各種質疑和挑戰，也促成對戰略穩定的多元化理解以及復合戰略穩定模式的提出。其三，地區視角或對歐洲經驗總結的路徑，無疑，歐洲戰略穩定是美蘇／美俄戰略博弈的焦點，無論冷戰期間還是后冷戰時代都是戰略穩定研究的重心所在。其四，技術進步的視角或多元研究的路徑，戰略穩定的效應取決于不同的戰略力量如何使用和部署技術，[52]技術進步可以從根本上改變態勢，對既有的戰略穩定帶來多元挑戰，也會使得戰略穩定問題向網絡空間、外層空間等領域延伸，凸顯軍事技術視角的滯后，推動戰略穩定研究多元路徑的探尋。
有鑒于此，在后冷戰時代（即將）結束之際，戰略穩定的研究議程正處于議題內容擴展和分析路徑多元的演進之中。本文借鑒既有的研究成果，采取復合戰略穩定的視角，考察戰略穩定觀念演進尤其是大國戰略穩定觀念博弈的情勢下達成戰略穩定之道。具體地說，本文擬以全球戰略穩定為廣角視野，以歐洲戰略穩定和亞太戰略穩定為兩翼，以主要大國美蘇／美俄戰略穩定探求為主線，以中美俄（蘇）三角關系為輔線，以中美戰略穩定為延伸，探討戰略穩定議題的大國博弈與中國取向。進一步說，本文的研究重點是，遵從歷史邏輯，梳理戰略穩定的歷史演進路線，概述美蘇／美俄基于自身的戰略優勢與劣勢在戰略穩定問題上展開的博弈，從全球和地區兩個角度探討戰略穩定的演變與困境；與此同時，本文梳理中美戰略博弈的演進歷程，探討百年變局加速演進的態勢下維護戰略穩定的中國取向。
美蘇戰略穩定與全球安全
自核武器誕生以來，核戰爭陰影始終籠罩著世界。冷戰期間，美蘇兩極對峙，但最終避免了正面對抗和陷入直接戰爭，雙邊戰略穩定功不可沒。與此同時，國際社會致力于防擴散，為維系美蘇戰略穩定提供了重要助力。檢視冷戰期間的戰略穩定，美蘇主導軍事安全幾乎成為戰略穩定的全部內容，而其中核均勢又是構成戰略穩定的基礎，軍備控制協議和條約為戰略穩定提供了一個有用的框架。[53]美蘇戰略穩定以歐洲為核心和前沿，以全球為關照。
冷戰之初，美國擁有明顯的核優勢。然而，隨著蘇聯1957年相繼成功發射人類歷史上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和成功試射洲際彈道導彈，“導彈差距”成為美國夢魘，其安全脆弱性得到大肆渲染。[54]20世紀60年代，美蘇核武庫呈現爆炸式增長，使得相互確保摧毀和恐怖的平衡（balance of terror）成為現實。所謂物極必反，兩國從此走上通過軍控談判限制核武發展之路。美國推動戰略穩定，最初是為了防止蘇聯的意外核攻擊，尤其倚重第二次核打擊能力。與此同時，美國高度關注戰略威懾能力。蘇聯則強調核武器是政治工具，不存在使用戰術核武器打一場有限戰爭的可能性，[55]其目標是把塑造戰略穩定視為與美國競爭的渠道，其重心在于競爭而不是威懾。為此，蘇聯把核競爭視為決定其對外政策的重要因素，為塑造戰略穩定不斷調整其核力量的結構，以最大限度地實現自己的國家利益。[56]
早在20世紀50年代，美蘇就如何處理與核武器相關的問題進行過多輪交鋒。1962年的古巴導彈危機是一個標志性事件。一方面，它使得兩國深刻認識到避免核戰爭的必要性，以及通過克制和妥協實現這一目標的路徑可行性，其重要體現就是1963年雙方通過正式協定建立首腦熱線。另一方面，則是出現了核競賽的攻守易形。蘇聯深感核力量與美國相比明顯處于劣勢，[57]下決心大規模發展核力量，到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與美國形成大致的戰略均勢。與此同時，美國陷入越南戰爭，經濟上為歐日所追逼，漸有力不從心之感。美國國內信奉技術和力量優勢的強硬派的影響力開始下降，主張通過戰略緩和尋找戰略妥協成為可能的對外政策選項，托馬斯·謝林通過戰略博弈方式來實現軍備控制的主張得到重視。[58]在核力量大致相等的情勢下，相互確保摧毀和相互脆弱性成為可能，兩國有了建立戰略穩定的默契和共識。當然，更重要的前提條件是，兩國都沒有意愿發生直接戰爭，故而將避免危機關頭的迎頭相撞放在雙邊關系的最優先位置，這就是法國學者雷蒙·阿隆所稱的“隱藏的美蘇非戰公約”。[59]有鑒于此，避免核戰爭成為美蘇尋求建立戰略穩定的原動力和出發點。
冷戰期間，美蘇首腦峰會持續不斷進行，逐步建立起相關溝通機制和倡議，為雙邊軍控談判把脈和提供保障。20世紀70年代伊始，美蘇加緊談判，先后簽署多個軍控與核裁軍協議，并通過建立一系列溝通聯絡機制，為全球安全與雙邊戰略穩定構建起制度框架。1969年開始的限制戰略武器談判是美蘇第一次軍控談判，于1972年5月形成《反導條約》和《限制戰略進攻性武器臨時協議》兩個條約。其間，美蘇1971年9月簽署《關于減少爆發核戰爭危險的措施的協定》，1972年5月簽署《關于防止公海及其上空意外事件的協定》，1973年6月簽署《美蘇防止核戰爭協定》。1974年7月，美蘇簽署《美蘇關于限制反彈道導彈防御系統條約議定書》，規定雙方只能在本國首都周圍或一個洲際導彈基地周圍建立反導系統，這意味著美蘇放棄了防御性戰略核武器競賽，僅依靠進攻性核力量來維持“相互確保摧毀”。[60]
1979年6月，美蘇達成《第二階段限制戰略進攻性武器條約》，這是第一個涉及限制戰略進攻性力量的條約。1987年12月，美蘇簽署《中導條約》，這是雙方簽署的第一個核裁軍條約。條約規定，美蘇銷毀射程為500～1000千米的陸基中短程巡航導彈和彈道導彈及其發射器和輔助設備，以及射程為1000～5500千米的陸基中程巡航導彈和彈道導彈及其發射器和輔助設備，禁止生產、試飛或發射任何陸基中程和中短程導彈或生產此類導彈的發射器。該條約同時設立包括使用技術手段和現場視察在內的履約核查機制，為雙方后續談判削減核力量提供了扎實的基礎。條約規定無限期有效，但締約方如認為最高利益受損，有權退約。《中導條約》首次削減一整類核武器運載工具，終結了美蘇在歐洲的中程導彈軍備競賽，被視為軍控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和全球戰略穩定的支柱之一。《中導條約》的簽署和執行有效緩解了歐洲核威懾，使得歐洲安全環境大為改善，成為維護歐洲戰略穩定的重要基石。1991年5月，《中導條約》全面履行完畢，美蘇分別銷毀859枚和1752枚陸基中短程彈道導彈和巡航導彈，并分別停用32座和117座相關設施，兩國對導彈及其發射裝置銷毀進程進行相互核查的工作一直持續到2001年美國單方面退出《反導條約》。[61]
1989年，美蘇簽署《防止危險的軍事行動協定》和《通告重大戰略演習協定》，為進一步加固戰略穩定創造條件。1991年7月，美蘇簽署《第一階段關于削減和限制進攻性戰略武器條約》（START-I），規定將兩國部署的戰略核彈頭數目削減到6000枚，將戰略運載工具數量削減到1600件。1993年1月，美俄達成《第二階段限制和削減進攻性戰略武器條約》（START- II），規定將兩國部署的戰略核彈頭數目進一步削減到3000～3500枚，并明確將力求鞏固戰略穩定性和可預見性作為目標。此后，雙方逐步銷毀或減少核武器部署的數量。截至20世紀90年代中期，美國在歐洲部署的核武器數量由70年代冷戰峰值時的7000多枚下降到不足1000枚，削減約85%。[62]
美蘇上述建立和維護戰略穩定的舉措有利于消除全球安全的風險，得到國際社會的密切關注和積極支持，其中1968年簽署的《不擴散核武器條約》是重要國際保障，為維護全球戰略穩定發揮了關鍵性作用。《不擴散核武器條約》致力于防止核武器擴散、推動核裁軍、促進和平利用核能，迄今有189個國家簽署，其執行機構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擁有151個成員國。1995年，《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獲得無限制延期。值得一提的是，冷戰時期的戰略穩定聚焦于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和歐洲安全，中國并非國際社會關注的主角，但美蘇均與對方討論過對中國使用核武器的問題，中美蘇戰略三角關系的形成和演變對美蘇戰略談判發揮著重要外在影響。作為知名學者和美國高級官員，亨利·基辛格較早從戰略體系和大戰略角度思考戰略穩定問題，[63]在推動形成中美蘇戰略三角關系上發揮了積極作用。
綜上所述，在冷戰期間，美蘇以相互確保摧毀和相互確保脆弱性為基礎，通過簽署系列條約和建立核查機制，建立了以核穩定為核心的安全機制，[64]成就了冷戰時期近半個世紀的全球戰略穩定。與此同時，美蘇戰略穩定有其內在的局限性。首先，美蘇戰略穩定目標主要是保證兩國處于“穩定的沖突”狀態，并未導向和平或中止沖突，[65]只在一定意義上有利于全球安全，但美蘇并未放棄爭霸世界的雄心與行動；其次，美蘇戰略穩定以軍事安全為限，以不發展防御性戰略核武器為核心，對進攻性核武器作了一定的限制，但不妨礙各自在核武器質量上繼續提高；其三，美蘇戰略穩定以歐洲為明確的地理中心，防止了冷戰期間美蘇爆發全面核戰爭和雙方在歐洲的常規沖突，但并沒有減弱美蘇在第三世界的爭奪，未對歐洲以外的大規模常規沖突發揮控制作用。[66]有鑒于此，隨著冷戰結束，既有的戰略穩定逐漸失衡，無法抑制歐洲不斷發生的沖突。
美俄戰略穩定與歐洲安全
冷戰結束后，既有的戰略穩定體系由美俄主導，美國借俄羅斯衰弱之機謀取全球戰略優勢，在保持進攻性戰略力量優勢的同時，建立全球導彈防御系統，追求既能即時打擊別國又能不受報復的絕對安全。[67]美國啟動北約東擴，在繼續擠壓俄羅斯戰略空間的同時，開始在歐洲建立區域導彈防御系統。進入21世紀，美國逐步加快偏離戰略穩定的軌道，先后退出《反導條約》和《中導條約》，實施“全球即時打擊計劃”。俄羅斯對此進行戰略反擊，美俄緊張局勢的加劇導致軍控機制日漸式微，對全球戰略穩定造成直接威脅，給歐洲戰略穩定帶來動蕩，歐洲再次成為地緣競爭的焦點。
蘇聯解體使得全球戰略情勢為之一變，國際力量結構發生歷史性演變，新的大國競爭時代拉開帷幕。隨著俄羅斯戰略核力量的相對衰退，美國的戰略優勢愈加明顯，其謀求世界單極霸權的野心膨脹。美國為打破有核國家之間相互威懾的局面，加緊研究部署導彈防御系統，實現洲際導彈攔截，力爭對安全的絕對掌控，由此引起世界各主要國家爭相提升戰略武器性能、發展反導技術，[68]全球核武現代化進程加速。與此同時，美國為沖破既有的軍控體系束縛，不惜破壞全球戰略穩定體系，于2001年、2019年先后退出《反導條約》和《中導條約》。美國的舉動引起俄羅斯的激烈反制，兩國軍備競賽日益激烈，核威懾體系趨于失衡。[69]兩個擁有最大核武庫的核國家間將數十年來首次面臨相互監督和彼此透明機制被完全破壞的風險，為多邊核裁軍創造前提的努力將受到嚴重消極影響，現已為世界局勢帶來巨大困難，損害國際安全。[70]全球安全遭受新的挑戰，防擴散機制約束力銳減，印度、巴基斯坦、伊朗、朝鮮先后邁過核門檻，還有多國潛在擁核或表達出研制核武器的強烈意愿。其導致的結果是，歐洲被重新置于美俄對抗的前沿陣地，區域性對抗已成現實，中等強國之間的有限核戰爭威脅隨之出現。[71]與之相關的是，技術進步深刻影響著全球戰略穩定，高新技術的迅猛發展、各國發展和部署新的武器系統為軍事革命插上了翅膀，并為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提供了新可能。當前，以5G、量子計算、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興技術成為大國戰略競爭的焦點，而以網絡信息技術為核心的戰略新興技術被視為“改變戰爭游戲規則”的顛覆性技術，[72]網絡、太空、高超聲速武器，反導系統與人工智能武器系統的出現沖擊著全球戰略穩定。
美國核政策的調整。美國認為，冷戰結束后，人類社會進入彈道導彈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加速擴散的“第二個核時代”。與美蘇全面對抗的“第一個核時代”不同，擁核國家增多，核擴散、核恐怖主義成為全球威脅，核武器的戰略地位因為非核武器的快速發展而相應受到削弱。[73]有鑒于此，美國對戰略穩定的認識和理解發生變化，隨后其核政策幾經調整，基本導向是：其一，突出戰略核威懾的地位，強調核報復，始終把確保核優勢作為優先議程，努力提升戰略核力量；[74]其次，繼續擠壓俄羅斯戰略空間，與此同時將斗爭矛頭轉向中國，推動中美戰略競爭走向深入，進而將中俄鎖定為戰略競爭對手，并分別在歐亞部署導彈防御系統；其三，選擇性防擴散，在努力阻止對手或潛在對手開發或獲得核武器的同時，并不堅決反對盟國或所謂“友好國家”開發或獲得核武器，[75]以適應其對不同地區的戰略塑造訴求。
進入21世紀，美國開始強調大國戰略競爭的回歸。2001年5月1日，時任美國總統小布什在華盛頓國防大學發表主題為“新戰略框架”的演講，系統闡述研制和部署導彈防御系統的基本主張。小布什強調作為冷戰遺產的《反導條約》應該被拋棄，要求改變傳統戰略威懾力的結構，尋求進攻性戰略武器與防御性戰略武器兼備的戰略威懾力量。[76]當年，美國單方面宣布退出《反導條約》。2002年美國國防部公布的《核態勢評估報告》大幅度降低核武器的使用門檻，并擴大了核武器的使用范圍。小布什政府的核政策為美國大幅度開發核武器大開閘門，開始動搖既有的戰略穩定基礎。
秉持理想主義的奧巴馬政府重視核軍控目標，將其核政策做了部分回調。奧巴馬政府認為，大國陷入軍事對抗的可能性很低，將傳統大國威脅置于次要地位而將恐怖主義視為首要安全威脅，其核思想體現在2009年提出的“無核世界”倡議和2010年出臺的《核態勢評估報告》上。前者推動美國主持四屆全球核安全峰會，倡導通過加強國際合作來應對核恐怖主義威脅，致力于加強各國在核安全領域的合作，奧巴馬因此獲得了2009年度諾貝爾和平獎。2010年出臺的《核態勢評估》認為核恐怖主義、核擴散威脅、確保與中國和俄羅斯之間戰略穩定帶來的挑戰是美國面臨的主要威脅，把核恐怖主義作為美國最緊迫、最危險的首要威脅，并強調“美國核武器的根本作用是威懾針對美國、美國的盟國和伙伴的核攻擊”。[77]2010年，美國與俄羅斯簽署了《第三階段削減戰略武器條約》（New START）。奧巴馬執政期間，美俄在一些全球性和地區性戰略問題上矛盾劇增，雙方從低當量、短程戰術核武器入手展開核競爭，在高超聲速武器領域競爭逐漸白熱化，俄羅斯開始具備對美非對稱優勢，美國開啟“全球即時打擊計劃”予以應對，全球戰略穩定受到嚴重挑戰。中俄領導人2016年發表聯合聲明指出，某些國家研制的“全球即時打擊系統”等遠程精確打擊武器，可能會嚴重破壞戰略平衡與穩定，引發新一輪軍備競賽。[78]
特朗普上臺執政后，致力于推動大國競爭時代的回歸。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發布《國家安全戰略》，宣布冷戰后執行的“接觸政策”失敗，指出冷戰結束以來“美國第一次面臨重回大國競爭的局面”，鎖定中俄為所謂的“修正主義大國”。[79]2018年1月，特朗普政府發布《國防戰略》，宣布“國家之間的戰略競爭——而并非恐怖主義——是現在美國國家安全的首要關注點”，明確將美國面臨的主要安全威脅從恐怖主義轉到與中俄競爭上，甚至認為中俄企圖改變國際秩序，對美國“自由與繁榮”構成了首要挑戰，因此大國戰略競爭是美國國家安全的首要關注，應對大國競爭是美國國防的優先議程。[80] 2018年2月出臺的《核態勢評估報告》延續這一思路，該報告在強調大國競爭回歸的同時，認為美國面臨的安全威脅不限于核安全領域，有向網絡、太空等新興領域擴散的傾向，美國面臨復雜的“跨域安全威脅”。《核態勢評估報告》強調核武器的實戰性，提出研發低當量、小型核武器及其運載工具，并建議擴大核武器的使用范圍與作用。[81]特朗普政府明確指出，為贏得大國競爭的勝利，美國將采取全政府模式，綜合運用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科技等各種手段與中俄博弈。[82]對此，中俄感到憂慮。中俄兩國領導人發表聯合聲明指出，那些國家正肆意破壞穩定維護機制，為謀求軍事領域戰略優勢，意圖實現“絕對安全”，獲得不受限制的向對手進行軍事政治施壓的能力。[83]
拜登上臺執政后，對其前任的核政策進行調整，重回推動軍控進程之路，并與俄羅斯在2021年6月和9月進行了首腦會晤，突出強調“為未來軍控和減少風險措施奠定基礎”的戰略穩定目標。2021年3月拜登政府發布的《臨時國家安全戰略指南》體現了鮮明的自由主義特色。該指南把減少核武器的作用和開支、尋求達成新的軍控協定作為美國核政策的目標，宣稱要“與俄羅斯和中國在影響戰略穩定的一系列新興軍事技術開發問題上進行有意義的對話”。[84]美國國防部2022年3月28日向國會提交2022年《國防戰略》機密版，并公開發布“情況說明”。相關情況說明列出了美國國防重點：應對中國日益增長的多領域威脅；遏制對美國、美國的盟國和合作伙伴的戰略攻擊；遏制侵略，必要時要準備在沖突中獲勝，并將所謂中國在印太地區的挑戰作為優先事項，俄羅斯對歐洲的挑戰緊隨其后；打造堅韌的聯合部隊和防御生態系統。[85]2022年10月12日，拜登政府《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正式公布，美國進一步鎖定中國，把中國界定為“唯一戰略競爭對手”，中國元素幾乎貫穿了整個報告的所有章節，該報告是一部美國與中國展開全方位戰略競爭的綱領性文件。[86]上述說明和文件意味著，拜登政府把提高整體威懾能力放在關鍵位置，明確中國是“最重要的戰略競爭對手和最緊迫的挑戰”，強調將與北約盟國和伙伴國合作，針對俄羅斯鞏固強大的威懾。
俄羅斯的戰略回應。冷戰結束后，美西方加緊推進“北約東擴”和“歐盟東擴”，把戰略防御縱深推向俄羅斯傳統勢力范圍和原蘇聯加盟共和國。對此，俄羅斯并未有效回擊，企圖在軍備控制領域與美國拉近利益關切點，[87]甚至曾長期持有融入西方的幻想。“9·11事件”被俄羅斯視為拉近與美國關系的契機，[88]融入歐洲曾是俄羅斯堅定的信仰。然而，美國和歐洲某些大國依舊視俄羅斯為異類，加緊蠶食其勢力范圍，為此不惜打破既有的歐洲戰略穩定。被逼到墻角的俄羅斯強力反擊，美俄繼續在歐洲安全上“斗法”。
普京把維護俄羅斯核大國地位作為俄羅斯至關重要的國家利益，其戰略穩定觀并不局限于核武器的工具性作用，而是融入對影響美俄戰略平衡的現代世界政治、經濟、技術創新等因素的考量。[89]2000年初，普京上臺伊始即同意采納“特定條件下使用戰術核武器”的原則，所簽署的新版軍事學說允許在“對俄羅斯國家安全至關重要的情況下”使用核武器。[90]從2000年開始，俄羅斯舉行的幾乎所有大規模軍事演習都模擬了有限的核打擊。[91]奧巴馬政府的核政策推動美俄戰略談判并簽署《第三階段削減戰略武器條約》，2010年版《俄羅斯軍事學說》相對收緊了使用戰術核武器的條件，但仍保持了戰術核武器原則的模糊。[92]2010年底，俄羅斯啟動《國家武器裝備發展綱要》的軍事現代化計劃，支持大力發展核武器。
美俄關系惡化的轉折點是2014年克里米亞危機，其背后因素則是北約東擴和美國謀求在歐洲部署導彈防御系統。[93]普京簽署的2014年版《俄羅斯聯邦軍事學說》將美國反導系統、北約東擴列為俄羅斯面臨的主要外部威脅。基于此，俄羅斯開始打造自己的全球快速打擊系統，以建立與美對等的戰略威懾能力為核心指向。2016年，俄羅斯武裝力量把維持戰略核能力作為首要任務，把攻擊潛力提高到“敵人不可接受的損失的水平”作為戰略目標。2020年6月，俄羅斯發布《核威懾國家基本政策》，進一步降低了使用核武器的門檻。普京簽署的2020年版《俄羅斯聯邦軍事學說》進一步拓寬威懾的概念，意在通過向美國傳遞“核武器可以用”的信號，以降低核門檻方式來懾止對方的進攻意圖。[94]2021年7月公布的《俄羅斯聯邦國家安全戰略》強調國家安全面臨的主要威脅是西方針對俄羅斯實施的“混合戰爭”，并明確將穩定——國內政治穩定、周邊穩定和全球穩定——作為國家安全戰略的最高目標。[95]上述政策走向表明，俄羅斯走上了反擊美國歐洲霸權之路，雙邊激烈博弈自然會攪動歐洲戰略穩定。
歐洲戰略穩定遭受嚴峻挑戰。美俄戰略互疑從未終止，進入21世紀尤甚。兩國戰略穩定觀日漸針鋒相對，美國擔憂俄羅斯日益擴大的戰術核武器庫，俄羅斯擔心美國發展彈道導彈防御系統和其他非核戰略武器，雙方互不妥協。[96]美刻意制造歐洲緊張局勢，通過大肆渲染俄羅斯導彈威脅來綁架歐洲盟友，迫使歐洲國家進一步向美尋求軍事庇護，增強對美安全依賴度，為美在歐洲部署更多反導系統、新型中程導彈乃至戰術核武器掃清障礙。
小布什政府退出被視為傳統戰略穩定基石的《反導條約》，加快發展導彈防御體系，此舉意在打破既有的戰略力量平衡，沖擊美俄戰略穩定存續的基礎。奧巴馬執政之初，美俄意在重啟雙邊關系和軍控談判進程，雙方在2010年簽署了《第三階段削減戰略武器條約》，2011年2月5日生效，有效期10年。該條約規定，雙方在7年內將洲際彈道導彈數量降至700枚，潛射彈道導彈的數量降至700枚，重型戰略轟炸機的數量降至700架，核彈頭數量降至1550枚，并將用于發射核彈頭的已部署和未部署發射工具數量降至800個，且兩國必須每年兩次交換有關彈頭和運載工具的數量信息。這被視為冷戰后兩國重建戰略穩定的重要標志。
然而，2014年克里米亞危機爆發后，美國隨即中斷了與俄羅斯的戰略穩定對話，中導危機逐漸顯現。自此，美俄開始輪番展示核力量，并在克里米亞問題、烏克蘭東部問題、俄羅斯“干涉美國大選”等問題上爭論不休，關系走向惡化。克里米亞危機嚴重沖擊歐洲安全，美國乘機游說歐洲國家加強核武器部署，利用北約重新討論加強核威懾能力議題。在美國的堅持下，羅馬尼亞2016年5月宣布宙斯盾反導系統正式開始運行，北約2016年7月宣布完成彈道導彈防御作戰能力的初級階段任務。幾乎與此同時，美韓宣布在韓國部署“薩德系統”。美國在歐亞大陸兩端通過串聯各盟國的防空反導力量、部署美國自身反導單元，一步步構建起全球反導體系。[97]美國和北約的行為直接威脅俄羅斯國家安全，因此俄羅斯拒絕了奧巴馬提出的繼續進行戰略穩定對話的要求，并針對性地開發新武器予以應對，美俄雙方在低當量、短程戰術核武器和高超聲速武器領域的競爭逐漸白熱化，俄羅斯憑借高超聲速導彈所擁有的極快飛行速度、機動變軌能力、干擾反干擾措施取得相對領先地位，通過開發“波塞冬”無人潛航器、“海燕”核動力巡航導彈等新型武器爭取對美非對稱優勢。[98]
《中導條約》和美蘇《第三階段削減戰略武器條約》在確保歐洲和全球戰略穩定上的作用功不可沒、不可或缺。從《中導條約》限制的導彈射程來看，它主要用于在歐洲打一場戰區核戰爭，該條約曾讓歐洲遠離核導彈30年。[99]特朗普政府上臺后，美俄恢復并舉行了多輪雙邊戰略穩定對話，但雙方未能就延長《第三階段削減戰略武器條約》達成協議，還在2019年8月先后退出《中導條約》，雙邊戰略穩定遭到嚴重破壞，軍備競賽漸進失控，雙方針對性的戰略威懾行動不斷花樣翻新。2018年1月美國《國防戰略報告》強調，美軍必須加快行動以保持軍力優勢，為下一場大國全面戰爭做準備。在美國實質性推進導彈防御系統建設之后，重新發展陸基中導成為俄羅斯威懾歐洲北約成員國的選項；[100]美國則將小型化、通用化和特種化作為核武器主要發展方向。[101]特朗普在戰略穩定談判無果的情況下，選擇直接退出《中導條約》，執意謀求全面核優勢。對此，俄羅斯“針尖對麥芒”，加強洲際彈道導彈實驗，以尋求確保非對稱戰略平衡。歐洲是美俄中導競賽的重心，未來美俄加強在歐洲的路基中導部署勢在必然。
特朗普時期美俄對抗全面化，學界認為雙邊關系已墜入谷底。[102]拜登執政后，兩國在《第三階段削減戰略武器條約》到期失效前一天，完成延長條約5年有效期的國內審批程序。隨后，拜登與普京在2021年6月和12月舉行了兩輪戰略穩定對話，雖然未能達成具體成果，但似乎給各界帶來了一定的積極預期。2022年1月3日，中法俄英美五個核武器國家領導人發表《關于防止核戰爭與避免軍備競賽的聯合聲明》，重申《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第六條義務，為鞏固全球戰略穩定帶來“及時雨”。另一方面，拜登明確表示無意重返《中導條約》，兩國的戰略角逐依舊激烈，在2021年11月舉行的“全球雷霆22”戰略演習期間，美國出動10架戰略轟炸機從西部和東部方向對俄進行模擬發射核武器演練，與俄邊境最小距離僅為20千米。[103]2022年2月，普京宣布對烏克蘭采取“特別軍事行動”，美國組織盟國對俄羅斯進行了迄今最為廣泛深入的全方位制裁，并帶頭和組織對烏克蘭進行軍事援助，烏克蘭危機愈演愈烈，美俄敵視無以復加，所謂“谷底”迄今未見，歐洲安全岌岌可危。可堪佐證的是，2022年8月，俄羅斯通過外交渠道通知美國，決定暫時退出《第三階段削減戰略武器條約》的設施核查機制，將所涉俄方設施從條約規定的核查活動中撤出，當前軍控體系僅剩的支柱發生傾斜，歐洲戰略穩定搖搖欲墜。時至今日，烏克蘭危機相關局勢更加兇險。
中美戰略穩定與亞太安全
在中美戰略穩定議題上，中美專家學者看法各異。美國戰略界長期否認中美戰略穩定的存在，有的否認源自對戰略穩定的理解，強調兩極格局經典的戰略穩定概念原本適用于兩極對稱結構中的美蘇關系，中美核關系并不具有對稱性，因此經典的戰略穩定概念不能用來分析中美關系；有的則從戰略能力的角度看待戰略穩定關系，認為中國核能力較低，中美之間不存在相互脆弱性；有的則強調承認中美戰略穩定的后果，認為這可能使得中國不再擔心美國的核威懾，而在常規軍事層面變得富有侵略性，給美國在亞太地區的盟友帶來軍事安全威脅，甚至導致亞太盟友認為美國放棄對自己的保護。[104]當然，這些人士并不完全否認推動中美戰略穩定探討的價值。中國學界則普遍認為中美存在戰略穩定，且與美蘇／美俄戰略穩定相比有著更為復合型的特點，強調經典戰略穩定與軍事安全互信的結合，體現大戰略思維，有的學者稱之為新型戰略穩定，[105]有的學者稱之為更高層次的戰略穩定，[106]比較經典體現中美學者共識的是托馬斯·芬加（Thomas Fenga）和樊吉社發表的《中美關系中的戰略穩定問題》一文，兩位作者承認中美存在戰略穩定，并把中美雙方各自的核力量、共同的敵人或共同利益、政治經濟相互依賴、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作為維持中美戰略穩定的構成要素。[107]上述梳理表明，中美戰略穩定越來越成為兩國戰略界關注的重要議題。隨著國際關系變革和戰略問題廣度和多面性的展現，戰略穩定已遠超出軍事意義，從廣義角度理解和分析戰略穩定已成大勢所趨。專家們傾向于從綜合角度剖析中美戰略穩定，并把戰略穩定與亞太安全聯系起來思考。[108]
中國戰略穩定觀。中國對戰略穩定的認知基于其自衛防御的核戰略。中國強調核武器是一種政治武器，而非戰場使用的軍事工具，中國從不參與核軍備競賽，也不奉行“相互確保摧毀”的理念。中國強調有限發展核武器，追求數量上的有限和質量上的有效，把小型、機動、突防、安全、可靠作為核武器發展的主要原則，[109]中國一再重申不與任何國家進行核軍備競賽，將核力量始終維持在維護國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110]中國在首次核試驗后立即發布了一份政府聲明，宣布“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會首先使用核武器”。[111]中國無條件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諾相當于對所有無核國家提供了消極安全保證。[112]
中國奉行堅決反對核擴散政策，支持其他國家和地區防擴散、反擴散的努力。1984年，中國加入國際原子能機構。1988年，中國與該機構簽訂《關于在中國實施保障的協定》，自愿將部分民用核設施置于該機構的保障監督之下。1992年，中國加入《不擴散核武器條約》。1998年，中國與國際原子能機構簽署保障監督協定附加議定書。2002年，中國完成該議定書生效的國內法律程序，成為第一個完成該程序的核國家。[113]中國簽署了《不擴散核武器條約》《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禁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安置核武器和其他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條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禁止核武器條約》《南太平洋無核武器區條約》《非洲無核武器區條約》《南極條約》及相關議定書，支持東盟國家、中亞五國等建立無核武器區，尊重蒙古國的無核武器地位，支持實現朝鮮半島無核化。
中國全面融入現有的國際軍控、裁軍和防擴散制度安排，簽署所有被國際社會認可的條約和協議，積極支持美蘇／美俄戰略穩定對話與談判，致力于維護全球戰略穩定。新時代的中國戰略穩定觀在201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和俄羅斯聯邦總統關于加強全球戰略穩定的聯合聲明》和201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關于加強當代全球戰略穩定的聯合聲明》中有明確體現。總體而言，中國強調戰略穩定的重要性，呼吁核超級大國美俄承擔維護全球戰略穩定的責任，并積極參與全球戰略穩定的維護。中國認為戰略穩定不應僅局限于核領域，應從更寬、更廣的視角，將戰略穩定看作國際關系的狀態，結合軍事、政治、經濟、全球形勢等剖析維護戰略穩定之道。
中美戰略穩定的初步探索。中國擁有核武器、中美聯手抗蘇可視為探索中美戰略穩定關系的邏輯起點。此前，美國內部討論過阻止中國擁核的計劃，肯尼迪曾提議美蘇合作阻止中國核武計劃，但未獲蘇聯支持。彼時美蘇爭霸亞太，雙方都曾與對方探討過對中國使用核武器的問題。中美關系走向穩定的時間大致與中國20世紀60年代中期擁有核武器同步。自從中國獲得核報復能力，美國再也沒有使用核武器威脅中國。[114]20世紀70年代初，鑒于在亞太地區蘇攻美守的攻勢，中美接近并逐步實現和解，走上聯合抗蘇之路。1972年初尼克松破冰訪華被視為意味著中美蘇戰略三角關系的形成。中美接近對美蘇關系產生了重要影響，隨后美蘇在歐洲開始緩和并進行戰略穩定談判，逐步建立起雙邊戰略穩定框架。與此同時，蘇聯繼續在亞非拉擴張，與美國爭奪世界霸權。為此，美國在中日談判和1978年簽署《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中發揮過積極作用，其目的是反對蘇聯在亞太地區謀取霸權的企圖。美蘇爭霸對中美進一步接近產生了明顯影響，兩國政治關系積極改善，甚至在20世紀80年代初一度發展到“事實上的盟友”程度。[115]
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后，雙邊關系的政治經濟基礎不斷夯實，成為兩國維持戰略穩定的最重要支柱。[116]在中國改革開放、中美關系緩和的大背景下，兩國開始了核領域的交流對話。[117]當時中美關系進入“類聯盟關系”的“蜜月期”，兩國核關系呈現積極的戰略穩定態勢，兩國基于戰略互信開展軍事合作，推動形成戰略穩定，與美蘇主要以力量競爭來保持穩定形成了鮮明對照。[118]20世紀80年代中期，美蘇爭霸轉為美攻蘇守，尤其是戈爾巴喬夫執政后，美蘇關系逐步緩和并在軍控領域取得突破，中美關系因售臺武器出現裂痕，中蘇關系加速正常化步伐，中美蘇三角關系呈現新局面。[119]
冷戰的結束導致了中美關系的漂流和中美蘇三角關系的不復存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美國曾有過關于接觸中國還是遏制中國的爭論，盡管克林頓政府采取了比較堅定的接觸中國政策，但這場辯論為日后美國走向遏制中國埋下了引線。自此，軍事與安全關系越來越成為影響中美雙邊關系的重要因素，而亞太安全越來越成為美國考量與中國關系的關鍵地緣政治因素。以1993年的“銀河號”事件、1996年的臺海危機、1999年中國駐南聯盟使館被炸事件為標志，美國轉向更多運用軍事手段塑造國際安全環境，[120]中美本來就薄弱的戰略穩定關系一度風雨飄搖。20世紀90年代初，美國再次將中國列為核瞄準目標。2000年可謂中美戰略關系的重要轉軌之年：美國當年度的《國防授權法》明確對兩軍交往的領域進行限制，美國國防部開始向國會提交《關于中國軍事與安全發展》的年度報告，指責中國軍費和意圖缺乏透明，持續質疑中國核力量現代化的意圖。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冷戰后的中俄關系穩步發展，無論是在建立中俄戰略穩定、解決東段邊界劃界方面還是中亞問題的處理上，都體現了積極理性的態度。1992年12月，雙方簽署《關于中俄相互關系基礎的聯合聲明》，宣布在任何情況下雙方均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并不對無核國家和無核區使用或威脅使用核武器。1994年9月，兩國簽署《中俄聯合聲明》，申明互不將戰略核武器瞄準對方和互不使用武力。1996年中俄確定戰略協作伙伴關系、2001年上海合作組織的建立和200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關于中俄國界東段的補充協定》的簽署為穩固雙邊關系打下了頗為堅實的基礎，也為中俄在21世紀共同應對美國挑戰提供了基礎條件。
當然，中美關系素有“鐘擺”特征，問題乃至危機的出現也會促使中美關系回擺乃至邁上新臺階。1997年，中美建立國防部防務磋商機制，在防擴散、反恐和雙邊軍事安全合作等領域開展磋商。1998年，中美簽署《關于建立直通保密電話通信線路的協定》，開通中美首腦熱線，雙方首腦宣布互不將各自戰略核武器瞄準對方，并簽署《關于建立與加強海上軍事安全磋商機制協定》。當然，鑒于中美之間核力量對比懸殊且并不存在核對抗的關系，中美戰略關系在美國防務決策圈內沒有得到重視，[121]戰略穩定問題也并非美國對華關系的核心關注點。
接觸與遏制博弈下的中美戰略穩定與亞太安全。小布什和奧巴馬執政時期，美國對華政策在接觸與遏制之間搖擺，出現所謂“遏制＋接觸”（congagement）的政策選擇，中美戰略穩定議題從幕后走向前臺。在這一進程中，美國對中美實力對比的感知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提升和軍事力量的發展，美國越來越傾向于認為，綜合國力提升的中國正在加強對美國地位的挑戰，[122]由此美國逐漸把中國視為主要戰略對手，并相應地把戰略重心轉移到亞太地區，中美戰略穩定和亞太安全越來越凸顯為全球關注的重要議題。
小布什政府尚未把中國視為戰略威脅，在其退出《反導條約》并尋求與俄羅斯建立新戰略穩定框架的過程中，并未把中國作為重要因素，也未曾考慮過與中國就戰略穩定舉行對話。[123]對華遏制的沉渣在小布什執政期間泛起，美國政府公布的2002年《核態勢評估報告》將中國列為核武器打擊目標之一，將臺海危機列為使用核武器的情形之一，受到中國政府的強烈反對。在全球反恐的態勢下，中美關系一度進入穩定發展時期，美國前常務副國務卿佐立克2005年9月關于期待中國成為“負責任利益攸關方”的演講被視為推進中美關系穩定發展的預期，[124]中美創立戰略對話（Senior Dialogue）和戰略經濟對話（Strategic Economic Dialogue）機制被視為推進中美戰略穩定的重要舉措。2008年2月，兩國國防部簽署了關于建立直通保密電話通信線路的協定，正式設立中美軍事熱線。2008年4月，中國軍事代表團曾與美國防部進行專門的核戰略和核政策研討，在核材料管理、《全面禁核試條約》相關核查技術應用、核出口控制等方面進行交流。[125]
奧巴馬政府時期是中美關系從量變到質變的過渡期，呈現出“高開低走”的鮮明特征。奧巴馬執政之初，致力于發展中美穩定關系。2009年4月，中美領導人宣布建立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機制（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以探討如何應對與兩國利益相關的雙邊、地區及全球的機遇和挑戰。[126]當年7月，時任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和財長蓋特納在《華爾街日報》聯合撰文，稱“基本上沒有任何全球性問題能由美國或中國單憑一己之力予以解決，也沒有任何全球性問題能在缺乏美中合作的情況下得到解決。全球經濟的實力、全球環境的健康、貧弱國家的穩定以及防擴散難題的解決，均在很大程度上有賴于美中合作”。[127]當年9月，時任美國常務副國務卿斯坦伯格在新美國安全中心演講提出“戰略再保證”（strategic reassurance）的概念，呼吁美國及其盟友明確表示歡迎中國作為一個繁榮而成功的大國的到來，中國則應保證其發展和全球作用的擴大不會損害其他國家的安全和福祉。[128]2010年初，奧巴馬政府發布的《彈道導彈防御評估報告》稱，“對本屆政府而言，維持中美關系的戰略穩定與維持和其他主要國家的戰略穩定一樣重要”，美國致力于同中國展開“實質性的、持續的對話”，以增強信心、提高透明度，并減少在戰略安全問題上的不信任。[129]隨后發布的《核態勢評估報告》援引《彈道導彈防御評估報告》的措辭，稱美國將致力于維持與俄羅斯和中國的戰略穩定。[130]2009年11月，中美領導人會晤并發表《中美聯合聲明》，重申不把各自戰略核武器瞄準對方的承諾。[131]此后，中美軍方高層進行了一系列互訪活動。上述舉措表明，中美戰略穩定議題的基礎愈加豐富，隨著時間的推移，中美戰略穩定關系獲得了越來越多、越來越強的支柱支撐。[132]
與此同時，中美關系發展中孕育著巨大的變化，其原因在于中國的迅猛崛起引起美國的密切關注和強勢反應。2008年歐美債務危機的爆發是中美關系實現重大轉軌的標志性事件。面對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發展走向和外交姿態出現的新變化，美國戰略界圍繞對華政策展開了過去50多年來“最為激烈的辯論”，這場辯論在2015年達到高潮，并一直延續到2017年底《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的出臺。美國戰略界人士傾向于認為，綜合國力提升的中國是美國面臨的“最大的長期性威脅”，主張將美國對華政策從接觸向遏制方向回調。[133]
有鑒于此，2011年11月，奧巴馬宣布美國“重返亞太”戰略，其主要內容是將美軍事、經濟和外交資源集中投放到亞太地區，以遏制中國發展，維持其亞太安全和經濟主導地位。奧巴馬政府將全球戰略重點轉向亞太，在全球實施戰略緊縮的同時，大力推行“亞太再平衡”戰略，不斷強化在亞太的前沿軍事部署和同盟體系，頻繁舉行以中國為“假想敵”的聯合軍演，導致中美地緣政治和經濟競爭日益加劇，使中國面臨巨大的安全壓力，導致中美戰略互疑的加深，[134]加深了中美戰略漂流。美國對華“兩面下注”，并強調對抗性更強的選擇性“推回”（rollback），即通過對抗行動對中國“示警”，展示美國的決心，[135]甚至不惜采取在韓國部署“薩德系統”的決斷行為，使得亞太安全面臨更深入的挑戰。美國在歐亞的戰略調整，給中俄兩國帶來了巨大的沖擊和挑戰，也促使中俄進一步走近和更深入的戰略協調，201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和俄羅斯聯邦總統關于加強全球戰略穩定的聯合聲明》就是一個明證，期間中美俄戰略三角關系愈發體現出中俄協作應對美國的跡象。[136]
戰略競爭陰影下的中美戰略穩定與亞太安全。特朗普上臺后，明確將中國視為首要的、全面的、全球性的戰略競爭者。特朗普提出圍堵中國的所謂“印太戰略”，致力于以美日澳印四國機制為主要架構，在亞洲、太平洋和印度洋范圍內全面遏制中國發展。美國白宮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美國國防部發布的《國防戰略報告》和《核態勢評估報告》三份重要安全文件一致認定，“大國競爭時代已經回歸，要運用美國的力量威懾和制約修正主義國家中國和俄羅斯”。[137]這是冷戰結束以來美國政府首次在官方文件中將“大國競爭”定義為時代特征，將中國視為排在第一位的“戰略競爭者”。以此為起點，美國對華戰略開始發生重大調整，其基調由接觸轉向脫鉤、制衡和對抗，在經貿問題、臺灣問題、南海問題等眾多領域高強度、高頻次地連續對華發難，導致中美關系跌宕起伏。[138]2019年1月美國國防部發布的《導彈防御評估報告》指出，中國不斷發展的中遠程導彈、巡航導彈提升其“反介入／區域拒止”（A2/AD）能力，增加美國亞太軍事存在和盟友面臨的威脅；中國不斷提升的導彈能力在幫助中國取代美國在印太地區的主導地位，重塑地區格局。[139]2020年6月，美國國防部發布的《本土分層導彈防御報告》指出，中國正在進行戰略武器的現代化。[140]對此，特朗普政府愈發強調擴大核武器使用范圍并在地區危機中對中國施壓。[141]美國試圖將中程導彈引入亞太地區，在退出《中導條約》的次日，時任美國國防部部長馬克·埃斯珀（Mark Esper）就迫不及待地表示“希望看到此前被禁止使用的導彈類型盡早在亞洲部署”。[142]
拜登上臺后，延續了特朗普對華戰略競爭的思路。2021年2月4日，拜登在其首次外交政策演講中，就稱中國為“最嚴峻競爭者”（the most serious competitor）。在隨后發布的《臨時國家安全戰略指南》中，將中國定位為“有潛力整合經濟、外交、軍事和科技實力，能對穩定和開放的國際體系構成持久重大挑戰的唯一國家”。他接過“印太戰略”和美日印澳四國機制（QUAD）的衣缽，推進美英澳（AUKUS）同盟合作，強調聯合盟國與戰略伙伴等多邊主義路線，繼續在歐洲壓制俄羅斯、在亞太挑戰中國。美國同時對中俄兩國采取遏制政策，但以中國為主要遏制對象，以俄羅斯為次要遏制對象。以中美戰略競爭為主要特征的中美關系已經成為中美俄三角關系的主軸。[143]
在中美戰略穩定與亞太安全議題上，拜登政府的戰略走向值得深入研究。目前看，美國進一步強化其導彈防御系統在亞太的部署勢在必然，而澳大利亞、日本和韓國是三個重要支點。與此同時，美國在西太平洋地區重新部署中程導彈的意愿強烈，未來極有可能以保護盟國名義在日本、澳大利亞、韓國等地部署陸基中程和中短程導彈。此外，美國必然要強化空海天網等領域的戰略部署和高技術開發，強化其認知戰演練，以形成和維持混合戰優勢。在地域選擇上，美國必然會繼續通過掏空“一個中國”政策挑釁中國戰略底線，在南海問題上頻繁給中國制造麻煩，強化在南海的對華軍事威懾和戰略對峙。設若如此，必然導致亞太中導競賽，俄羅斯極有可能在其領土東部部署中程導彈以加強對美日的威懾，中國也必然會采取相應措施。這將嚴重影響亞太戰略穩定，增加了沖突升級乃至核戰爭的風險。[144]
上述分析表明，中美戰略穩定不同于冷戰時期的美蘇戰略穩定，也不同于冷戰后的美俄戰略穩定。冷戰時期的美蘇戰略穩定基于相互確保摧毀和相互脆弱性，冷戰后的美俄戰略穩定基于雙方各自擁有非對稱優勢，二者均具有全球性影響力。相比而言，中美戰略穩定體現出不對等、不對稱、區域性的特征。美國是核超級大國，中國的核戰略追求數量有限質量有效，以未能達到確保摧毀但是能夠帶來美國脆弱性感知的戰略威懾能力，與美國構建了不對稱的戰略穩定關系。[145]中美戰略穩定關涉的區域是亞太，雖有全球性影響，尚達不到全球層次。在亞太地區，中國的常規力量存在優勢，其“反介入／區域拒止”能力讓美國心懷忌憚，[146]讓美國深感與中國探討亞太戰略穩定的必要。另一方面，有鑒于中國通過改革開放全面融入國際社會，確立了融入全球-變革自身-塑造世界的戰略路徑，[147]中美戰略穩定的基礎條件和影響因素相比美蘇、美俄戰略穩定更為廣泛和全面，[148]自然也就更具有韌性。
維護戰略穩定的中國取向
當前，百年變局加速演進，國際關系進入深度調整的關鍵階段，地區和全球性挑戰不斷增多，全球和地區戰略穩定遭遇挑戰，導致世界不確定性、不穩定性急劇增加，動蕩時代的戰略不穩定感充斥其間，大國關系的穩定性變得至關重要，戰略穩定議題的重要性愈加突出，而中美俄戰略三角關系如何處理十分關鍵。美俄關系因烏克蘭危機而交惡，短期內難有起色，雙邊戰略穩定遭遇嚴峻挑戰；中俄關系邁向歷史最好時期，在可預見的時間里可保持戰略穩定；中美關系有陷入全面戰略競爭的風險，如何理性把控雙邊關系成為亞太乃至全球確保戰略穩定的關鍵要素。
如前所述，中美戰略穩定遭受挑戰，存在陷入戰略、安全和政治嚴重對立的“新冷戰”風險。中美戰略競爭所涉主題重大、目標宏遠，對世界影響巨大。聯合國秘書長安東尼奧·古特雷斯充滿憂慮地指出：“一個新的風險正出現在地平線上。我擔心大分裂的可能：地球上兩個最大的經濟體制造出兩個相互獨立、彼此競爭的世界。”[149]確實，在大國戰略競爭的結構性背景下，保持中美戰略穩定極其困難。但這也意味著，中美關系仍處在十字路口，新的戰略共識尚可塑造。有鑒于此，各界人士呼吁兩國慎重處理雙邊關系。例如，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Kevin Rudd）撰文呼吁中美建立可控的戰略競爭關系，設立防止災難發生的“護欄”，避免戰爭。[150]
事實上，中美確存在保持和塑造戰略穩定的可能。兩國都是具有洲際規模的超大型國家，誰也不能征服或徹底摧毀對方，這構成了雙方戰略穩定的基礎。[151]中美存在激烈戰略競爭的領域，但也在廣泛領域存在共同利益，任何一屆美國政府都承認中美廣泛共同利益的存在和維護、擴大共同利益的必要；在應對氣候變化、處理地區熱點問題、防止核擴散和確保核安全等方面，中美一直有協調合作；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全球治理遭受方方面面挑戰之際，雙方均密切關注國際規則的制定，既有激烈競爭，也必然需要妥協、協調與合作。在中美戰略競爭加劇的情勢下，構建戰略穩定關系顯得更加必要，否則中美關系可能滑入沖突地帶，甚至危及地區和全球的穩定。[152]有鑒于此，中美近年來在建立區域安全管控機制方面取得了必要的進展，例如，簽署《中美重大軍事行動相互通報機制》《海上意外相遇規則》和《中美海空相遇安全行為準則》諒解備忘錄等；而且對圍繞“航行自由”行動、美軍在爭議海域的活動等重大問題，雙方并沒有關閉雙邊磋商的大門。[153]中美在過去的互動中學會了“管理”分歧，雙方都認識到“管理”分歧并沒有導致分歧惡化。[154]與此同時，雙方都認識到避免兩國兩軍“迎頭相撞”的緊迫性和必要性，為中美關系安裝“護欄”成為雙方共識。
維護和塑造中美戰略穩定，需要秉持如下原則：其一，拓寬戰略穩定的概念，致力于建立新型戰略穩定框架。中美戰略穩定所涉因素眾多，政治、經濟、安全、意識形態等領域均屬于其關涉范圍，因此建立以兩國戰略安全關系為基礎的廣義戰略穩定框架具有長遠意義，該框架不僅要有效降低雙方發生危機與沖突的可能性，并能夠管控雙方的安全意外與危機，還有利于兩國重建戰略互信。[155]有必要理性拓寬戰略穩定的概念，秉持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的廣闊視野，著眼于本國安全、地區穩定、全球和平的維護，推動中美戰略穩定邁上新臺階。其二，中美戰略穩定的基礎與核心在于傳統軍事安全領域，要秉持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基本原則，堅持不沖突、不對抗的戰略底線，推動防止競爭失控的機制建設，加強危機管控。其三，中美戰略穩定的要義在于非對稱性，在中美核力量不對等的情況下，要以中美不對等、非對稱的核力量結構形態來實現安全平衡，采取積極有效措施維持中美不對稱核實力格局下的戰略穩定。與此同時，維系中美非對稱戰略平衡關系，必須確保中國擁有對美國進行核反擊并造成美不可承受損失的能力。[156]其四，積極化解美國疑慮和焦慮，推動建立共同利益驅動的戰略框架。中美戰略穩定取決于能否建立共同利益驅動的戰略穩定框架，其在于劃定和尊重對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157]為此，我們必須積極闡明中國無意尋求“與美國平起平坐”的立場，與美國共同探討緩解和克服其戰略焦慮的路徑。其五，深化和拓展國際合作，通過國際合作維護全球戰略穩定是惟一的正確路徑，也是保持和塑造戰略穩定的關鍵抓手。
我們認為，中國推動全球戰略穩定、亞太戰略穩定和中美戰略穩定的主要方向是：其一，針對中美核力量的失衡，積極加強自身能力建設，有針對性地改進自身的戰略攻防能力，穩步提升戰略威懾能力，消除美國機會主義心態產生的基礎；[158]借鑒俄羅斯非對稱反制美國的做法，重點發展先進且相對成本較低的進攻性戰略武器，并擁有必要的反導系統；[159]進而對自身戰略武器結構、戰略政策作出更加合理有序的安排。[160]其二，積極推進國際合作，強調核武器國家對國際安全和全球戰略穩定負有重要責任，推動與有核國家通過對話磋商解決彼此關切，增進互信水平，鞏固共同安全，避免戰略誤解和誤判。[161]與此同時，強調深化與俄羅斯的戰略協作對維護亞太戰略穩定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協調應對美國在亞太的核部署。其三，積極維護既有的國際軍控機制，尊重聯合國及其多邊裁軍機制在軍控進程中的核心作用，強調按照公正、平衡性且有助于鞏固每個國家安全的原則推進核武器裁減和軍備限制措施。其四，推動完善中美溝通機制，采取積極措施塑造戰略穩定，包括：積極發揮元首外交的長處，避免中美戰略誤判導致沖突升級；穩固并完善高層級對話機制，在保持既有外事工作辦公室主任-總統安全事務助理對話機制、外長對話機制的同時，創造條件推動防長外長聯合對話“2＋2”機制，做好元首外交成果的落實工作；保持兩軍機制性對話和專業化交流，建立并鞏固兩軍高層對話平臺；推動1.5軌和二軌渠道的安全論壇建設，有效傳遞立場和信息。其五，采取必要的針對性措施，積極破解美國所謂“印太戰略”對中國的擠壓與圍堵。中國在亞太地區擁有穩固的地緣優勢、特有的戰略優勢和豐富的戰略手段，應繼續采取綜合性措施推動亞太經濟合作和戰略協調，穩步推進中國在亞太的戰略部署；與此同時，加強危機管理和“護欄”建設，推動與美國發表有關戰略穩定的聯合聲明，穩固中美戰略穩定關系。其六，做好與美國“打持久戰”的戰略準備，推動構建以穩健應對中美戰略博弈為焦點的國際統一戰線，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推動形成對美國霸權的平衡與制衡，制止其破壞中美戰略穩定、亞太戰略穩定和全球戰略穩定的沖動。
（本文系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重大課題攻關項目“國家安全戰略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18JZD058）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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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See T. Schelling, Strategy of Conflic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Arms and Influe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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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保羅·尼采指出，戰略穩定不是指初始形態的第一次打穩定，而是指建立某種政治上的穩定機制。參見石斌：《保羅·尼采：核時代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締造者》，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174～17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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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See H. A. Kissinger, A World Restored: Metternich， Castlereagh and the Problems of Peace, 1812–1822,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57.
[64]J. Nye, “Nuclear Learning and U.S.–Soviet Security Regi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1987, 41(3).
[65][155]鹿音：《如何構建中美新型戰略穩定？》，《現代國際關系》，2012年第10期。
[66]徐緯地：《戰略穩定及其與核、外空和網絡的關系》，《信息安全與通信保密》，2018年第9期。
[68]唐永勝、郭丹、趙振宇：《國際安全局勢的新變化新特點》，《南京政治學院學報》，2018年第6期。
[69]王崢、劉達、周超然：《全球核力量現代化進程的新態勢和新特征論析》，《國防科技工業》，2020年第6期。
[70][83][161]《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關于加強當代全球戰略穩定的聯合聲明》，《人民日報》，2019年6月6日，第3版。
[71]楊衛麗、張文明：《美正式退出〈中導條約〉的主要動因及影響分析》，《戰術導彈技術》，2019年第5期。
[72]許蔓舒：《促進網絡空間戰略穩定的思考》，《信息安全與通信保密》，2019年第7期。
[74]何奇松：《特朗普政府核政策評析》，《美國研究》，2021年第2期。
[75]W. Boese, “NSG, Congress Approve Nuclear Trade with India,“ 2008, https://xueshu.baidu.com/usercenter/paper/show?paperid=84edbe33ebc8af57ce35731bf0eaf94f.
[76]朱鋒：《小布什政府的導彈防御計劃與“新戰略框架”》，《太平洋學報》，2001年第3期。
[77]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Nuclear Posture Review," 2010, http://www.defense.gov/npr/ docs/2010%20nuclear%20posture%20review%20report.pdf.
[79]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7,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
[80]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Summary of the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8; Office of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Nuclear Posture Review," 2018, https://dod.defense.gov/Portals/1/Documents/pubs/2018-National-Defense-Strategy-Summary.pdf.
[81]Office of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Nuclear Posture Review," 2018, https://dod.defense.gov/News/SpecialReports/2018NuclearPostureReview.
[82]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8, https://dod.defense.gov/Portals/1/Documents/pubs/2018-National-Defense-Strategy-Summary.pdf.
[84]The White House, "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1/03/NSC-1v2.pdf.
[85]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Fact Sheet: 2022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 2022, https://media.defense.gov/2022/Mar/28/2002964702/-1/-1/1/NDS-FACT-SHEET.PDF.
[86]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10/Biden-Harris-Administration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10.2022.pdf.
[88]許志新：《“9·11事件”后普京對西方政策的重大變化》，《歐洲》，2002年第2期。
[89]Russian Ministry of Defense, “Military Doctrine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2014, https://www.offiziere.ch/wp-content/uploads-001/2015/08/Russia-s-2014-Military-Doctrine.pdf.
[90]Russia's Military Doctrine, "Arms Control Association," 2000, https://www.armscontrol.org/act /2000-05/russias-military-doctrine.
[91]Nikolai N. Sokov, “Why Russia Calls a Limited Nuclear Strike 'De–escalation',“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2014, https://thebulletin.org/2014/03/why-russia-calls-a-limited-nuclear-strike-de-escalation/.
[93]普京曾指出，美國在歐洲部署導彈防御系統在技術上與當年蘇聯在古巴部署導彈相類似。See “Putin Compares US Missile Shield to Cuban Crisis,“ 2007, http://www.chinadaily.com.cn/world/ 2007-10/27/content_6211409_2.htm/.
[94][98][103]李喆、廖珍：《美俄核博弈沖擊全球戰略穩定》，《解放軍報》，2021年12月16日，第11版。
[95]于淑杰：《俄羅斯新版國家安全戰略評析》，《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2022年第1期。
[97]祁昊天：《薩德入韓與美國亞太反導布局的戰術與戰略考量》，《現代國際關系》，2016年第7期。
[99]R. Kheel and M. Chalfant, “Five Takeaways on Trump Decision to Suspend Nuclear Treaty with Russia,“ 2019, https://thehill.com/policy/defense/428096-five-takeaways-on-trump-decision-to-suspend-nuclear-treaty-with-russia.2019.10.5.
[102][119][143]柳豐華：《中美俄在亞太：政策演變與博弈趨勢》，《俄羅斯研究》，2020年第6期。
[104]L. Saalman, “China and the U.S. Nuclear Posture Review,“ The Carnegie Papers, 2011; T. Scheber, “Strategic Stability: Time for a Reality Check,“ International Journal, 2008, 63(4); B. Roberts, “Extended Deterrence and Strategic Stability in Northeast Asia,“ NIDS Visiting Scholar Paper Series, 2013, (1); A. Goldstein, “First Things First: The Pressing Danger of Crisis Instability in U.S.–China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13, 37(4); 李彬、胡高辰：《美國視閾中的中國核威懾有效性》，《外交評論（外交學院學報）》，2018年第5期。
[105]鹿音：《對戰略穩定性的思考》，李彬、趙通主編，《理解中國核思維》，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第95～98頁；王政達：《中美復合戰略穩定關系：建構依據、基本框架與發展趨勢》，《國際安全研究》，2019年第5期。
[106]達巍認為，中美戰略穩定框架包括高層對話機制、軍事安全領域的戰略穩定以及中美宏觀經濟的進一步捆綁。參見達巍：《建立面向未來的中美關系戰略共識與長期穩定框架》，《現代國際關系》，2015年第6期。
[107]T. Fingar and F. Jishe, “Ties that bind: Strategic Stability in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2013, 36(4).
[108]門洪華：《四大力量博弈與東亞戰略穩定》，《國際關系研究》，2021年第6期。
[109]謝光主編：《當代中國的國防科技事業》，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5年，第91頁。
[110]樊吉社：《中國核政策的基本邏輯與前景》，《外交評論（外交學院學報）》，2018年第5期。
[111]《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人民日報》號外，1964年10月16日，第1版。
[112]劉華秋主編：《軍備控制與裁軍手冊》，北京：國防工業出版社，2000年，第395～396頁。
[113]中華人民共和國新聞辦公室：《中國的軍控、裁軍和防擴散的努力》，《人民日報》，2005年9月2日，第7版。
[114]J. Lewis, “The Fifty–Megaton Elephant in the Room: Why aren't America and China Talking about Their Nukes?“ Foreign Policy, 2012,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2/09/20/the-fifty-megaton-elephant-in-the-room/.
[115]亨利·基辛格：《論中國》，胡利平等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第412頁。
[117][125][131]胡豫閩、馬英杰：《中美新型戰略核關系與美俄核信任問題研究》，《中國海洋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3期。
[121][123]布萊德·羅伯茨、全克林：《從威懾到勸阻：布什政府的戰略穩定戰略》，《國際觀察》，2004年第6期。
[124]R. B. Zoellick, “Whither China: 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 NBR Analysis, 2005, 16(4).
[126]樊吉社：《美國對華戰略的漂流：適應抑或防范？》，《外交評論（外交學院學報）》，2013年第1期。
[127]H. R. Clinton and T. Geithner, “A New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 with China,“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2009.
[128]See J. B. Steinberg, Administration's Vision of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 Security, 2009.
[129]Department of Defense, 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 Review Report, 2010, pp. 34–35.
[130]Department of Defense, Nuclear Posture Review Report, 2010, pp. 28–29.
[133]H. Harding, “Has U.S. China Policy Failed?“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2015, 38(3)；陶文釗：《美國對華政策大辯論》，《現代國際關系》，2016年第1期。
[134]張文宗：《關于建立中美戰略互信的思考》，《當代世界》，2011年第2期。
[135]鄭安光：《美國對華“靈活推回”戰略評析》，《現代國際關系》，2014年第3期；達巍：《中美關系：走向“新冷戰”還是戰略穩定？》，《中國國際戰略評論》，2015年第1輯。
[136]閻學通就此指出，中俄戰略合作的推進，美國壓力是唯一因素，沒有任何其他因素可以促成中俄之間的關系發展到今天。參見徐方清、牛楚云：《閻學通：中俄“結伴”應對美國戰略壓力》，《領導文萃》，2016年第19期。
[137]See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7;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Summary of the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ashington D.C., the United States, 2018; Office of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Nuclear Posture Review," Washington D.C., the United States, 2018.
[138]倪峰：《常規因素與非常規因素匯合——美國對華政策的質變》，《現代國際關系》，2018年第7期。
[139]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19 Missile Defense Review," 2019, https://media.defense.gov/2019/Jan/17/2002080666/-1/-1/1/2019-MISSILE-DEFENSE-REVIEW-little.pdf.
[140]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partment of Defense, "Layered Homeland Missile Defense: A Strategy for Defending the United States," 2020, https://media.defense.gov/2020/Jun/22/2002319425/-1/-1/1/LAYERED-HOMELAND-MISSILE-DEFENSE-FINAL.PDF.
[141][145][158]胡高辰：《中美不對稱核穩定與美國戰略機會主義論析》，《國際安全研究》，2021年第2期。
[142]“US Wants to Quickly Deploy New Missiles in Asia to Counter China: Defense Chief Mark Esper Says,“ 2019, https://www.scmp.com/news/asia/australasia/article/3021314/us-wantsquickly-deploy-new-missiles-asia-defence-chief-mark.
[146]正因為如此，布萊德·羅伯茨曾建議美國政府不支持核層次的中美戰略穩定概念，以防其盟友受到中國常規層次上的“訛詐”。See Brad Roberts, “Extended Deterrence and Strategic Stability in Northeast Asia,“ NIDS Visiting Scholar Paper Series, 2013, (1).
[147]門洪華：《中國的世界理想及其實現維度》，《世界經濟與政治》，2020年第4期。
[148]托馬斯·芬加和樊吉社認為，中美長期維持戰略穩定關系的支柱不僅包括冷戰時期核能力和共同敵人，同時還涵蓋蘇聯解體后兩國日益增多的共同利益，相互促進的經濟政治發展以及對和平穩定國際環境的依賴。參見托馬斯·芬加、樊吉社：《中美關系中的戰略穩定問題》，《外交評論（外交學院學報）》，2014年第1期。
[149]“Warning Against 'Great Fracture', Secretary–General Calls on General Assembly to Reconnect with Organization's Values, Uphold Human Rights, Restore Trust,“ 2019, https://www.un.org/press/en/2019/sgsm19760.doc.htm.
[150]K. Rudd, “How to Keep U.S.–Chinese Confrontation from Ending in Calamity,“ Foreign Affairs, 2021,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1-02-05/kevin-rudd-usa-chinese-confrontation-short-of-war.
[151]金燦榮、李燕燕：《中美安全戰略博弈中的歷史與戰略穩定性》，《國際安全研究》，2017年第2期。
[153]安剛、王一鳴、胡欣：《探索中美關系新范式及全球安全治理》，《國際安全研究》，2020年第2期。
[156]鄒治波：《中美關系三層次結構的構建》，《東北亞論壇》，2019年第5期；胡高辰：《中美不對稱核穩定與美國戰略機會主義論析》，《國際安全研究》，2021年第2期。
[157]何亞非：《如何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第一財經日報》，2016年1月4日，第A11版。
[159]柳豐華：《俄美中導競爭與中國應對方略》，《北方論叢》，2021年第4期。
[160]胡高辰：《從國際核態勢視角看國際核秩序》，《國際政治科學》，2018年第1期。
責 編∕李思琪
Strategic Stabil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ocess, Assessment and China's Role
Men Honghua
Abstract: Strategic stability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issues in today's world. Currently, the negative factors affecting global and regional strategic stability increasingly mount and the global strategic stability system is under erosion: the US-Russia strategic stability confronts severe challenges, the strategic stability in Europe is in a dilemma due to the Ukraine crisis.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China's national power and the United States' promoting US-China strategic competition, China-US strategic stability and that of Asia-Pacific have arose extensive public concern.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Russia have formed a kind of triangle relationship which impacts on global and regional strategic stability. Looking forward, rational control of China-US relationship is the key to ensure the Asia-Pacific and global strategic stability. The general conditions and influence factors of the China-US strategic stability are more extensive and resilient than those of the US-Soviet/US-Russia strategic stability, therefore it is suggested to learn strategic stability from a broader perspective, to actively safeguard existing international arms control mechanism and promot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o enhance the China-US communication mechanism, and to take targeted measures for strategic stability while enhancing China's own nuclear capabilities.
Keywords: strategic stability, the United States, the Soviet Union/Russia, China, Europ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