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連續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在中華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中，連續性是最為鮮明、最為基礎且居于首位的特性。中華文明之所以連綿不絕、源遠流長，是由于其獨特穩定的地理環境、“中和”的文化價值訴求以及多元一體的傳承脈絡。源浚者流長，根深者葉茂。歷史已經證明，中華文明的連續性成就了五千多年的燦爛文化。實踐更加充分證明，只有延續歷史，才能走向未來，只有延續民族文化血脈，才能擔負起新時代新的文化使命。今天，我們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更要擔當使命、奮發有為，努力開創中華文明發展新局面、書寫現代文明新篇章，以文化自信自強鑄就中華文化新輝煌。

【關鍵詞】中華文明  連續性   “中和”   文化自信    【中圖分類號】G05    【文獻標識碼】A

習近平總書記在2023年6月2日召開的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高度凝練概括了中華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即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其中“連續性”居于首位。歷經五千多年的中華文明是一條河，從“古代”經“現代”流向“未來”。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連續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從源遠流長的歷史連續性來認識中國，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國，也不可能理解現代中國，更不可能理解未來中國。”因此，中華文明的連續性是中華文明得以保存、發展和繁榮的基因密碼，闡明了“我們是誰、我們從何處來、到何處去”的價值認同和文化認同問題。所以，只有追問中華文明的連續性何以可能，我們才能更好地了解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何以可為。

獨特穩定的地理環境、“中和”的文化價值訴求、多元一體的文明發展格局使得中華文明連綿不絕

早在幾百年前，南宋思想家朱熹就曾寫道：“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知“所來”方能明“所往”，源頭活水成就萬代潤澤。我國文化史家柳詒徵認為：“實則吾民族創造之文化，富于彈性，自古迄今，纚纚相屬，雖間有盛衰之判，固未嘗有中絕之時。”①這說明了中國文化富有韌性，一脈相承，未嘗斷絕。同樣地，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認為：在近6000年的人類歷史上，出現過23個文明形態，但是在全世界只有中國的文化體系是長期延續發展而從未中斷過的文化。由此可見，中華文明成為人類歷史上唯一一個綿延5000多年至今未曾中斷的燦爛文明。而這主要得益于以下三個因素：

第一，獨特穩定的地理環境。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認為：“全部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因此，第一個需要確認的事實就是這些個人的肉體組織以及由此產生的個人對其他自然的關系……任何歷史記載都應當從這些自然基礎以及它們在歷史進程中由于人們的活動而發生的變更出發。”②人類的生存、綿延離不開所居住的各種自然條件，例如地質條件、山岳水文地理條件、氣候條件等。馬克思恩格斯尤其強調這些自然條件不單單決定著人們的肉體、種族之差，而且還決定著該民族的發展。可見，地理環境對于一個民族生存、發展與繁榮常常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人類發展史已經證明，文明往往起源于溫帶，而非極寒極熱之地。中華民族的家園位于亞洲東部，其地理環境是三面環山一面向海，由此形成了天然屏障。由于地域具有相對封閉性，因此中華民族借助于獨立的地理單元，形成了內部結構復雜完整的體系，例如華北平原、西南山脈、江南水系與西北大漠。這既塑造了中華文明的多元性與統一性，又保護、傳承了中華文明。另外，文明的發展關鍵在于河流。人類自古以來就有“沿河而居”的傳統，河流往往意味著豐富的生活資料、宜居的生態環境與便捷的交通條件等，這些均能夠帶來人口的增長，進而形成繁榮的文明。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的河流會形成不同的風土人情，例如梁啟超先生認為，中國“北部者黃河流域也，中部者揚子江流域也，南部者西江流域也。三者之發達，先后不同，而其間民族之性質，亦自差異”。③由此梁啟超推斷出中國雖在大一統格局下，但民族精神卻具有多元性的原因。總體而言，獨特而又穩定的地理環境造就了中國這樣一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的國家，因此提供了中華文明一脈相承的前提條件。

第二，“中和”的文化價值訴求。中華文明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其中儒家、道家成為中華文明的主流思想。作為主流的儒家文化，講求“允執厥中”，這種文化態度使中華文化能夠與其他文化形態美美與共、和諧共存。允執厥中是“中和”的基本準則——“允執”就是平心靜氣、不離自性；“中”就是中道，它是天性的所在地、精神的集中點，“中”就是要把握適當的限度，使自己的言行合乎標準。“中和”所代表的中性智慧強調的是事物雙方的相輔相成、共生共存，從而做到不偏不倚、執兩用中。中性智慧是一種生成性智慧，因此是“進行時”而不是“完成時”。“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中庸·天命章》）“中和”是中華文明的基本價值訴求，具體而言，“中和”的思想主要體現在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自身之間的關系。就人與自然的關系來看，中華文明強調“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易經》）乾道即天道，就是指天象之自然規律；變化指四時、晝夜、風云、雷雨、霜雪、陰晴、寒暖之種種變化。這是指人鳥獸蟲魚草木等萬物皆受天道變化之支配，適應天道變化而運動，能協調春暖、夏熱、秋涼、冬寒的四時之氣，不超越自然規律，由此才能得其屬性之正、得其壽命之正；就人與人的關系來看，“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論語·子路》）孔子認為有學問有道德的人只要求在不同見解中相互尊重、相互吸收和融合，而與之相反的人則要求什么事都一樣，甚至同流合污；就人與自身的關系來看，“和實生物，同則不繼”。（《國語·鄭語》）孔子認為不同性質的東西相加，這種相加叫做“和”，和能產生新的事物；相同性質的事物相加，這種相加是“同”，同則產生不了新的事物。此外，人要想達到“中和”的文化境界離不開“誠”的功夫。“誠”則意味著人要充分發揮自身的主觀能動性，才能達道、并育、共榮。“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中庸》）這實際上強調了天、地、人三德之間的和諧發展，通過“盡心知性知天”的途徑達到“上下與天地同流”的境界。總而言之，“中和”的文化價值訴求成就了“貴和持中、自強不息”的中華文明，奠定了中華文明源遠流長的價值底蘊。

第三，多元一體的文明發展格局。中華文明的多元一體發展格局是由多民族跨越“歷朝歷代”之薪火相傳而來的，這就決定了國家認同理念貫穿始終并相對穩定，在開放中融合，在創新中發展，在開拓中傳承，這無疑是今天我們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不懈奮斗的重要基礎和文化源泉。當代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認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主流是由許許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單位，經過接觸、混雜、聯結和融合，同時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個你來我去、我來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個性的多元統一體。”④在960多萬平方公里的華夏大地上，56個民族所處自然環境不同，生活方式也各有特色，人們卻始終以血緣為紐帶生活在全國各地，形成了兼具多樣性與統一性的中華文明。考古學家發現，遠溯至從新石器時代晚期或原始公社氏族制剛剛開始解體的時候起，在各個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南北之間就已有經濟文化互相交流、互相影響、相互滲透的情況，到了戰國時代更前進了一步，這為之后秦漢時期形成民族統一的國家奠定了基礎。基于此，考古學家蘇秉琦在《中國文明起源新探》中認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不是由中原向四周輻射的形勢，而是各大文化區系在大致同步發展的前提下，不斷組合和重組，形成在六大區系范圍內涵蓋為大致平衡又不平衡的多元一體的格局。⑤因此，中華民族是“超百萬年的文化根系，上萬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的古國，兩千年的中華一統實體”⑥，是一個極富有兼容性和凝聚力的民族。而這也正是盡管中國疆土廣袤而各地景象又千差萬別，但是其始終維持一個政治統一體的原因。并且相較于西方民族，中華民族具備豐富的多樣性，在抵御外界侵犯的同時也能同化其他民族與文化，使其具有中國特色與中國風格。總之，多元一體的文明發展格局鑄就了中國是多民族、多文化但大一統的國家，并夯實了中華文明代代相傳的現實基礎。

中華文明的連續性成就了中華民族五千多年的燦爛文化

在對文明概念的考察中，與之相伴生的另外一個概念就是“文化”。無論是在中文還是在英語中，“文明”和“文化”都屬于使用頻率極高而又歧義叢生的概念。有時候它們甚至可以混用，有時又有嚴格的區別。從考古學層面來看，“文明”經常與城市有著密切的聯系。文明一詞本身就有“城市化”和“城市的形成”的含義。英文中的文明（Civilization）一詞源于拉丁文“Civis”，意思是城市的居民，其本質含義為人民和睦地生活于城市和社會集團中的能力。引申后意為一種先進的社會和文化發展狀態，以及達到這一狀態的過程。其涉及的領域也極其廣泛，包括民族意識、技術水準、禮儀規范、宗教思想、風俗習慣以及科學知識的發展等⑦；從哲學與價值層面來看，所謂“文明”是指人類借助科學、技術等手段來改造客觀世界，通過法律、道德等制度來協調群體關系，借助宗教、藝術等形式來調節自身情感，從而最大限度地滿足人類的基本需要、實現全面發展所達到的程度。

“文化”則是人與自然關系的體現。中華文明中的“文化”是“人文化成”，“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傳》）這是中國文化中“由人及物”的思考方式；西方文明中的“文化”起源于拉丁文“cultura”，原是指對土地的耕作及動植物的培育，后逐漸轉化為培養、教育、尊重等含義，這是“由物及人”的思考方式。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文明”的外延要小于“文化”。因為“文明”表征的是文化的內在價值，確切地說是文化的正價值取向，體現的是肯定人的主體實踐價值。在日常生活中，“文化”概念常常指向事實描述，“文明”則是一種價值評判。總體說來，文化與文明的關系可以體現在“文化求異、文明趨同”，文化求異更多地體現在“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文明趨同更多地體現在“美美與共，天下大同”。因此，一脈相承的中華文明，成就了中華民族五千多年的燦爛文化，具有以下四重意義：

第一，中華文明的連續性與其他突出特性呈現出相生相成的關系。守正方能創新。守護的目的是為了創新，而創新是為了更好地傳承。文化如果沒有連續性，創新性就失去了目的與方向，而沒有創新性，文化也就失去了前進的源頭活水，因此文化的連續性更加促進了文化的創新與繁榮。源遠流長的歷史連續性促使中華民族不斷與時俱進、勇于創新，決定了中華民族不懼新挑戰、勇于接受新事物的無畏品格；凝心亦可聚力。凝心是為了更好地匯聚中華民族的文化力量，這種文化力量反過來加強了中華民族的心理基礎。中華文明的連續性豐富了統一性的時間內涵，統一性為連續性提供了空間保障，決定了國土不可分、國家不可亂、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斷的共同信念；多元亦能共在。在多元中尋求共在，在共在中保持自身的獨特性。中華文明的連續性為包容性提供了現實條件，包容性決定了連續性的歷史取向，決定了中華文明對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開放胸懷；和平才能發展。世界和平保障各民族的文化發展權利。中華文明的連續性使中華民族形成愛好和平、珍視和平的文化品格，和平性又進一步延續、發展、確保了中華文明的生生不息，決定了中國不斷追求文明交流互鑒而不搞文化霸權，決定了中國不會把自己的價值觀念與政治體制強加于人，決定了中國堅持合作、不搞對抗，決不搞“黨同伐異”的小圈子。由此可見，中華文明的五個特性既各具特色又互為表里，共同促進中華文明的縱深式發展。

第二，中華民族所創造的獨特文明，為世界留下了豐富的文化遺產。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自古延續至今、從未中斷的文明，這在世界文明發展史上起著重要的作用，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中華民族對于傳統文化的重視。傳統文化是一個民族生存的根基，人類向未來進發的每一步，都需要對自身文化傳統自覺遵守。對于中華民族而言，在眾多豐富燦爛的文明成果中，漢字是最具代表性的。清代嶺南著名學者陳澧在其所著《東塾讀書記》中談到：“聲不能傳于異地，留于異時，于是乎文字生。文字者，所以為意與聲之跡。”2022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到河南安陽考察殷墟遺址時強調：“中國的漢文字非常了不起，中華民族的形成和發展離不開漢文字的維系。”漢字是傳承中華文明的重要載體，是最具代表性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標識。以出土的大量由龜甲制作的祭祀遺物為證，中國的漢字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300多年殷商時期的甲骨文。從甲骨文、金文、大小篆、隸書到魏碑、楷書、草書、行書等，中國漢字有一條清晰的發展軌跡。無論是漢字本身的穩定發展還是由漢字形成的代代相傳的圣哲經典，都為世界文明留下了豐厚的遺產和資源。因此，中華民族的獨特文明不僅提升了中華民族的文化競爭力，也為世界文化發展作出了極大的貢獻。

第三，中華文明的連續性堅定了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言：“中國有堅定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質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傳承基礎上的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文化自信說到底，就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以及一個政黨對自身文化價值的充分肯定和積極踐行。中華文明的連續性構成了文化自信的前提與基礎。正是由于五千多年的歷史文化的積淀，使得中國作為泱泱文化大國在世界舞臺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具體而言，中華文明連續性構筑的文化自信表現在：對于中華民族文化傳統的自信、對于中國現實實踐道路的自信，以及對于中華民族未來發展前景的自信。其中，對于中華民族文化傳統的自信體現在作為世界四大文明之一的中華文明具有五千多年的悠久歷史和無比豐富的內涵。這樣一種民族文化傳統以及由此所形成的中國傳統文化共同構成了文化自信的基礎與前提；對于中國現實實踐道路的自信體現在中國共產黨的百年奮斗歷程中。一百多年來，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從革命時期到建設時期再到改革開放時期，逐漸探索出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致力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現代化的實踐道路。經過全體中國人民的共同努力，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革命、建設、改革開放的實踐，證明了這條道路確確實實是中國真正贏得未來、擁有未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道路；而對于中華民族未來發展前景的自信體現在對于每一位中國人而言，我們未來的發展前景最突出的標志就是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前提是文化強國的建設，這既是國家的發展前景，也是我們每一個人的發展前景。所以，中華文明是中華民族的根與魂，如果失去了中華文明的連續性，也就失去了根本，失去了文化自信的心理根基，割斷了中華民族的精神命脈。

第四，一脈相承的中華文明，成為民族凝聚力的源頭活水。中華文明是古今兼具的文明，為民族凝聚力的形成提供了時間基礎。中國當代著名哲學家馮友蘭先生曾經在《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碑文》中有言：“蓋并世列強，雖新而不古；希臘羅馬，有古而無今。惟我國家，亙古亙今，亦新亦舊，斯所謂‘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者也。”儒學專家杜維明先生也曾指出：“從各個領域來觀察，燦爛的華夏文明可以說是世界上罕有的。因為有‘有古無今’的文明，如埃及、蘇美爾、巴比倫、古希臘文明；也有‘無古有今’的文明，如美國、蘇聯等。而‘有古有今’而又能延續數千年的文明，確實是罕見的。中國是一個，另外一個是印度。”⑧但是杜維明先生又補充道“印度的歷史很淡，它是一種超越的向往。現在要講印度歷史非常困難，很難找到證據確鑿的資料。而中華民族的特色在于，從公元前9世紀（共和元年）編年史就沒斷，現在至少從考古發掘，可以溯源到新石器時代乃至新石器時代以前。”⑨中華文明的連續性就是在中華文明悠久歷史基礎上不斷開創新的偉大的歷史使命，這塑造了中華民族深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中國的“大一統”是民族凝聚力實現的前提和基礎。“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詩經·北山》）就是對“大一統”最生動的詮釋。春秋戰國時期，諸侯割據混戰，天下苦亂久矣。孔子對當時禮崩樂壞的場景十分氣憤，直言：“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論語·八佾》）而后，秦始皇廢分封、設郡縣，完成了統一大業，開啟了中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發展歷程。此后，無論哪個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統一天下為己任，都以中華文化的正統自居。“大一統”被納入王朝治理的實踐后，對我國多民族國家的形成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在大一統國家中，中華文明融合各民族的文化，逐漸形成了“貴和持中、自強不息”的精神，具體體現在“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和“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周易》）。即為人要貴和持中，做事要自強不息，這恰恰體現了中國先哲為人處事的哲學態度。在大一統國家的空間基礎上凝聚起中國精神，就是在價值認同層面聚焦民族凝聚力。因此，代代相傳的中華文明創造、發展、延續了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和團結力。

從中華文明的連續性看當代中國的文化使命

文化的連續性特性，既見證了中華文化的過去，更指向了中華文化的未來，我們要自覺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以科學的理論來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才能真正賦予中華文明以現代性力量，在過去與未來之間架起一座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匯聚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精神力量的橋梁。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從國家治理現代化高度，把文化建設擺在突出位置，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講話，做出了一系列重大決策部署，不斷深化我們對文化建設的規律性認識。文化關乎國本、國運。著眼于中華文明的偉大復興，如何賡續中華文脈、建設現代文明，這是每一個當代中國人不容推辭的歷史責任。2023年6月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在新的起點上繼續推動文化繁榮、建設文化強國、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我們在新時代新的文化使命。要堅定文化自信、擔當使命、奮發有為，共同努力創造屬于我們這個時代的新文化。”擔當新時代新的文化使命，需要協調好物質與精神、傳統與現代、人與自然的三重關系。

第一，協調好物質與精神的關系。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提到：“精神從一開始就很倒霉，注定要受物質的糾纏。”⑩物質與精神的關系始終是密不可分的。精神文明要想延續，離不開物質文明的前提與基礎；而精神文明為物質文明的高質量發展提供強大的動力。《管子·牧民》中寫道：“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這也深刻反映出物質與精神的關系問題，既體現在國家層面，又體現在個體層面。對于國家而言，財富眾多自然吸引遠方之客的到來，土地普遍開墾人民就會安心留居；對于個體而言，衣食無憂始終與知禮節、懂榮辱相伴隨。只有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并重，人才能獲得全面的發展。中國式現代化也提出要實現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也就是說，中國式現代化既要實現共同富裕，建設好人們的物質生活，也要重視人們的精神生活，尊重人類豐富的自由本性。只有重視人們的精神生活，才能從根源處解決西方現代化過程中暴露出的主體性危機問題。1949年9月，毛澤東同志曾指出：“中國人被人認為不文明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將以一個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現于世界。”?這充分體現了文明對于國家、民族、個人的重要作用。因此，在創造屬于我們這個時代的新文化過程中，要重視協調好物質與精神的關系，既要大力發展生產力，鞏固改革開放40多年的豐碩成果，更要堅持人民主體地位，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滋養人心、匯聚力量，由此才能實現中華民族的歷史性進步。

第二，協調好傳統與現代的關系。傳統與現代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動關系。中國著名哲學家賀麟先生認為：“在思想和文化的范圍里，現代決不可與古代脫節。任何一個現代的新思想，如果與過去的文化完全沒有關系，便有如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絕不能源遠流長、根深蒂固。文化或歷史雖然不免經外族的入侵和內部的分崩瓦解，但也總必有或應有其連續性。”?傳統的連續性恰恰在于保守和創新的辯證統一。保守因素使文化傳統保持相對穩定，成為維系民族文化生命的紐帶，創新因素使文化傳統不致凝固僵化，以期永葆生命力。因此處理好傳統與現代的關系，也就是在處理文化的保護與創新的關系。現代文明是人類現代化發展過程中的文明，中華文明要實現現代化轉化，就應使民族文化中的優秀成分轉化成為具有全球意義的文化資源，對世界文化作出獨有的貢獻。傳統文化并非是溫室里的花朵與周圍事物隔絕開來，而是要與時代相適應，與時代同頻共振，既能實現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又不失自身的傳統特色。中華民族的現代文明應是在批判繼承傳統文化的基礎上，汲取現代文化優秀成果的產物。此外，現代文明還要適應現代人的生活方式、生活需求。這就要求我們秉持開放包容特質，不斷更新文化觀念，不斷提高思想覺悟、道德水準，培育與現代社會文明相一致的文化素養，這樣中國文化才是一種有生命力的文化，才能不斷完善中國式現代化實踐過程中的文明觀念。在對待傳統與現代的關系上，我們既不能妄自尊大、故步自封，也不能妄自菲薄、崇洋媚外。在此意義上，如何在大力推進和保持創新能力的同時，保持文化的穩定性和連續性；如何在向數字化和信息化轉化的同時，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如何在向西方學習先進科技文明的同時，弘揚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精華，將成為當代中國文化發展的重大實踐課題。

第三，協調好人與自然的關系。中國式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這就突出了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人與自然的關系始終是建設現代文明進程中不可回避的基本問題。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遵循自然規律、善用自然之力。人作為自然存在物和社會存在物，就必須與自然保持一種和諧統一的關系。一方面，人靠自然界生活，自然既是人的身體所依賴的對象，更是人的精神的無機界。人通過物質實踐依賴于自然而生存。人利用自身的器官例如肩、腳、頭去創造和利用自然的物質財富，延伸了自己的器官，同時也滿足了自身的生活需要；但是另一方面，自然界也因為有人的存在而被賦予意義。與人相分離的自然界，對人來說就相當于無。自然界作為客體是在主體的關照下生成的。沒有人這個主體，就不存在自然界這個客體，那么自然界就會是一個純粹的外在世界，和人沒有任何的關聯性。所以在這個意義上，人與自然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依賴、互相支持的命運共同體，因此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離不開對自然的呵護與珍視，我們要順應自然、保護自然，健全生態保護意識，像愛惜自身一樣愛惜自然界。

民族復興歸根到底是文化的復興。從青銅之韻、漢唐氣象再到大國風范，中華民族以悠久的歷史脈絡、深厚的文化底蘊、博大的天下胸懷，穿越千年歷史，走向未來文明。文化中國是中國文化的歷史性延伸，只有延續歷史，才能走向未來，只有延續民族精神血脈，才能擔負起新時代新的文化使命。今天，我們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繼續推動文化繁榮，以文化自信自強鑄就中華文化新輝煌。我們相信，中華文明定會在新時代接力向前，再創偉業。

（作者為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清華大學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研究員）

【注釋】

①柳詒徵：《中國文化史》，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第2頁。

②《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19頁。

③《梁啟超全集》（第2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926頁。

④費孝通：《文化與文化自覺》，北京：群言出版社，2010年，第52頁。

⑤蘇秉琦：《中國文明起源新探》，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年，第98頁。

⑥蘇秉琦：《中國文明起源新探》，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年，第176頁。

⑦鄒廣文：《當代文化哲學》，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9頁。

⑧杜維明：《文化中國：扎根本土的全球思維》，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69頁。

⑨杜維明：《文化中國：扎根本土的全球思維》，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86-87頁。

⑩《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3頁。

?《毛澤東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45頁。

?賀麟：《文化與人生》，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第4頁。

責編/賈娜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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