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AGI作為集數字智能技術于一身的智能工具，是未來數字文明社會的基礎性建設工具，將成為業已發端的社會深度媒介化的“操作系統”和基礎設施。AGI對于人類社會最大的意義和價值是通過智力型的“人類增強”弭平了專業與普羅大眾的溝壑，這是對于人的又一次重大的賦能賦權。同時，AGI將促成DAO的建構，形塑數字文明時代社會連接的基礎模式和組織形態；而AGI時代的游戲也可能成為數字文明時代的主流媒介與社會實踐的主平臺。
【關鍵詞】AGI 社會底層邏輯的“換軌” 社會結構“部落化” 深度“游戲化”
【中圖分類號】TP18/G206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14.005
【作者簡介】喻國明，北京師范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學術委員會主任、教授、博導，北京師范大學傳播創新與未來媒體實驗平臺主任，教育部“長江學者獎勵計劃”特聘教授。研究方向為傳播學理論、新媒體研究、傳媒經濟與管理。主要著作有《網絡新媒體導論》（合著）、《元宇宙與未來媒介》（合著）、《游戲與元宇宙：數字時代的媒介升維與深度游戲化》（合著）等。
我們正處在從工業文明時代向數字文明時代過渡的深刻轉型期，期間充斥著熊彼特所謂的“斷裂式的發展”和“破壞式創新”——舊世界條塊分明的秩序正在打破；功能各異、壁壘森嚴的傳統邊界越來越模糊。如果說，數字文明時代呈現的是互聯網發展全要素的集合體，它將一系列斷裂、分隔的要素整合成一套有序運行的規則范式和組織體系，為未來社會提供聚合性承載空間，也為社會發展構建了新的發展向度，那么近期引發廣泛關注的AGI（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通用人工智能）則以其全新的智能化手段實現了數字文明時代社會的基礎重構。數字文明時代與AGI的共同特點是越來越以系統化的方式和生態級意義上的重構在破壞舊世界、建構一個全新的世界。互聯網時代出現的全部新技術——大數據、人工智能、5G、虛擬現實、區塊鏈等正在借由AGI呈現彼此協同與融合的趨勢，這是一個全新時代系統性推展的“起點”標志。所謂“一切過往，皆為序章”，正是我們當下對于互聯網發展的頓悟。
面對如此“斷裂式的發展”，按照過去的發展模式去劃延長線顯然已經難以為繼，因此，戰略性問題的認知與解題已經成為未來發展第一位的重要問題。戰略問題解決“在哪兒做”和“做什么”（即做正確的事），而戰術問題則解決“如何做”（即把事情做正確）。毫無疑問的是，在一個時代發生重大轉型的時刻，做正確的事比把事情做正確更重要。本文旨在探討AGI技術的未來發展及其角色扮演，分析AGI視角下算法功能演化的社會效應，研判AGI背景下未來媒體的發展趨勢以及未來傳播的新特點、新格局。
深度媒介化社會的“操作系統”和基礎設施：AGI及其核心技術形態
AGI是基于語言大模型的生成型、預訓練的人工智能，具有去邊界、生成式以及場景性、交互性和參與性等顯著特征。三大技術形態構成了它的基本支撐：生成式、大型語言模型和預訓練。
生成式AI系統。生成式AI系統（Generative AI）是指這樣一類人工智能系統：它們可以通過學習現有的數據來創建新的內容、模式或解決方案，從而實現類似人類創造力的功能。生成式AI模型的一些著名示例包括ChatGPT、Lens Studio、Stable Diffusion和DALL-E，國內目前有文心一言、盤古大模型等。與傳統的AI系統不同，生成式AI系統能夠自己創造出新的內容，而不只是根據輸入的數據進行處理和分類。生成式AI系統可以基于多種技術實現，包括深度學習、GAN（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s，生成對抗網絡）等。其中，深度學習可以通過訓練神經網絡從而學習輸入數據的特征和規律，并根據這些規律生成新的數據。GAN則通過兩個神經網絡進行博弈，一個生成器網絡負責生成新的數據，另一個判別器網絡則負責判斷生成的數據是否真實有效，從而促使生成器網絡不斷改進生成質量。
生成式AI通過對大量數據進行訓練并學習模仿該數據中的模式來進行學習。例如，ChatGPT根據來自互聯網的大量文本進行訓練，使其能夠模仿人類對話。Stable Diffusion通過學習從網絡收集的圖像及其相關說明，根據文本指令生成圖像。ChatGPT、Stable Diffusion和DALL-E等生成式AI模型正在改變我們創建內容和與內容交互的方式，使用數據驅動的方法生成新的文本和圖像，產生新的體驗。這些人工智能模型在眾多行業都有應用，使企業和個人能夠利用人工智能的力量提高創造力和效率。
大型語言模型。大型語言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 LLM）是指使用大量文本數據訓練的深度學習模型，可以生成自然語言文本或理解語言文本的含義。大型語言模型可以處理多種自然語言任務，如文本分類、問答、對話等，是通向人工智能的一條重要途徑。
通常，大型語言模型是指包含數千億（或更多）參數的語言模型，這些參數是在大量文本數據上訓練的，例如模型GPT-3、PaLM、Galactica和LLaMA。具體來說，LLM建立在Transformer架構之上，其中多頭注意力層堆疊在一個非常深的神經網絡中。現有的LLM主要采用與小語言模型類似的模型架構（即Transformer）和預訓練目標（即語言建模）。作為主要區別，LLM在很大程度上擴展了模型大小、預訓練數據和總計算量（擴大倍數），它們可以更好地理解自然語言，并根據給定的上下文（或關鍵詞提示）生成高質量的文本。這種容量改進可以用標度律進行部分地描述，其中性能大致遵循模型大小的大幅增加而增加。然而根據標度律，某些能力（例如，上下文學習）是不可預測的，只有當模型大小超過某個水平時才能觀察到，這便是所謂“LLMs的涌現能力”。LLM的涌現能力被正式定義為“在小型模型中不存在但在大型模型中出現的能力”，這是LLM區別于以前的預訓練語言模型（PLM）的最顯著特征之一。當這種新的能力出現時，它還引入了一個顯著的特征：當達到一定規模和水平時，性能顯著高于隨機的狀態，這種新模式與物理學中的相變現象密切相關。原則上，這種能力也與一些復雜的任務有關，而人們更關心的是其可以應用于解決多個任務的通用能力。[1]
預訓練學習技術。預訓練模型（Pre-Training Model, PTM）是一種機器學習技術，它使用大量未標記的數據對模型進行訓練，以使其具備某些先驗知識和常識，從而優化其在各種任務上的表現。預訓練技術之所以被廣泛應用于各種機器學習任務，主要是為了解決以下問題：
——數據稀缺性：在許多任務中，標記數據是很昂貴的，并且難以獲取。例如，在自然語言處理領域，需要大量的標注數據才能訓練模型。通過使用預訓練技術，可以利用未標記的數據來訓練模型，從而提高模型的性能和泛化能力。
——先驗知識問題：許多機器學習任務需要模型具備一定的先驗知識和常識，例如自然語言處理中的語言結構和規則。通過使用預訓練技術，可以讓模型在未標記數據上學習這些知識，從而使其在各種任務上具有更好的表現。
——遷移學習問題：許多機器學習任務之間存在共性，例如自然語言處理中的語義理解和文本分類等。通過使用預訓練技術，可以將模型從一個任務遷移到另一個任務，從而提高模型在新任務上的性能。
——模型可解釋性問題：預訓練技術可以幫助模型學習抽象的特征。例如，在自然語言處理中，預訓練技術可以使模型學習單詞和短語的表示，從而提高模型的可解釋性。
總之，預訓練技術可以幫助機器學習模型解決數據稀缺性、先驗知識和遷移學習等問題，從而提高模型的性能和可解釋性，同時降低訓練成本。
AGI的價值本質是通過上述三大技術形態，實現互聯網、5G、虛擬現實、沉浸式體驗、大數據、區塊鏈、產業互聯網、云計算及數字孿生等互聯網全要素的生態級融合。以ChatGPT為例，它是基于語言大模型的生成型、預訓練的人工智能，具有去邊界、生成式、場景性、交互性和參與性等顯著的特征。以ChatGPT為代表的AGI作為一項劃時代的智能互聯技術，其突破點在于：以無界的方式全面融入人類實踐領域（通用性）、以深度學習的方式不斷為文本的生成注入“以人為本”的關系要素，進而提升了文本表達的結構價值。在實踐中我們看到，從GPT-3.5到GPT-4，再到其作為自由插件的人類實踐全域的普及化，AGI正在迅速跨越對于語義世界的整合與價值輸出，成為對于人類實踐全領域、全要素整合的推動者、設計者與運維者，成為深度媒介化社會的“操作系統”和基礎設施。
智力型“人類增強”弭平了專業與普羅大眾的溝壑：AGI對人的又一次重大賦能賦權
毋庸置疑，AGI是一項“人類增強”技術，將使得人與人能力和智力的差異驟縮。所謂“人類增強”指的是用生物技術手段實現人在身體、心理、智力、認知或情緒等方面已有功能的提高，或者在人身上培育出之前不曾擁有過的新功能。新的生物科學技術已經使人類增強成為可能，而人類增強將會顯著地改變我們的生活，對現有的道德觀念、人際交往模式、價值觀及治理體系形成重大沖擊。無論在科學還是社會領域，對于人類增強技術的探討和爭論都將是21世紀重要的課題。[2]
以ChatGPT為代表的AGI是一種智能增強技術，它能做的事情是智能生成各式文本、翻譯及代碼等，例如，生成AGI倫理學大綱，生成某個傳播學前沿問題的研究現狀。這一技術明顯增強了智能文本生成能力，使人們能夠在短時間內獲得極高的效率。更為重要的是，從古到今，人類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大都是精英主導型的，而AGI對于人類社會的最大改變在于其極大地增強了人類的平等性，縮小了人與人之間的能力差距，打破了精英和普羅大眾的壁壘，幫助“技術小白”和外行的普通人實現了在諸如論文寫作、語言翻譯與表達以及編程能力等方面的巨大提升。
這種改變對于人類社會來說影響是極其巨大的。1882年，尼采斷言“上帝死了”，宣布超乎人類之上的神靈已經被打翻在地。現在，AGI帶來的“人類增強”將在很大程度上改變精英主導的社會治理模式，“常人政治”或將會成為數字文明時代社會治理的基本特征。AGI的意義在于，它促使人類社會突破了人與人在認知把握和資源使用上所存在的天賦異稟及后天能力之間巨大差距的局限，使每個人至少在理論和技術層面可以以一種社會平均線之上的語義表達及資源動員能力進行社會性的內容生產、傳播對話及其相關的一切社會實踐活動，這便令普羅大眾能夠跨越“能力溝”的差異和障礙，有效地按照自己的意愿、想法來激活和調動海量的外部資源，形成強大、豐富的社會表達和價值創造能力。這是社會在數字化、智能化賦能下的又一次重大啟蒙，是社會活力的一次重大重啟。
在AGI“人類增強”技術的席卷下，數字文明時代的發展越來越呈現出以下兩種趨勢和發展特征：一是社會權力的進一步“下沉”。在人類增強技術的影響下，精英與普羅大眾劃分的邊界逐漸模糊，精英政治的合法性理由似乎正在迅速喪失，精英與大眾的區隔很難繼續成為社會分層的依據，精英人群在社會實踐中的優勢預設也勢必打上休止符。在傳播領域，普羅大眾在內容創新、知識表達及參與對話中擁有更多平等機會和權利。這將引發傳播領域的“主體”革命——“傳-受”主體界限的模糊、傳播機制的重構、傳播模式與重心指向都將發生革命性的改變。二是社會運作的核心邏輯進一步“算法化”。在算力、算法和大數據可以覆蓋的絕大多數社會與傳播的構造中，人們對于專業經驗的倚重和信賴將讓位于更加實時、更加精準、更加全面、更加可靠和結構化的智能算法，其透過社會所有層面和要素的整合，成為社會發展與運作中的關鍵引擎。因此，數據資源的社會共享，算法編制領域的泛眾化參與及規則的博弈，將成為未來包括傳播領域在內的社會運行機制中最為明顯的特征與景觀。
AGI時代的DAO：數字文明時代社會連接的基礎模式和組織形態
DAO（Decentralize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即“去中心化自治組織”。由于DAO較之其他社會組織，在區塊鏈算法基礎上革命性地賦予普通成員以權力，并以自我驅動的形式激發組織內部的共治架構，更能激發效率和個體積極性，具有更強的創造力，因此DAO也被一部分人視為未來人類組織的演化方向。在AGI技術的賦能下，DAO將深刻匹配數字文明時代“以人為本”的實踐邏輯以及社會多元化價值追求的背景，為基于關系的價值生成以及整個社會的協同組織提供新的實踐路徑。基于這一特性，DAO將成為數字文明時代基礎的社會連接模式與組織形態，將形成麥克盧漢所言“重新部落化”社會的“非集中化”特征，為系統生成社會價值提供新的模式，進而推動形成新的人類文明樣態。
數字文明時代的社會構型：DAO作為社會組織基因的構造與復制。在漫長的歷史演化中，人類通過群居團結力量以抵抗外界敵人與自然災害。即使社會安全問題得到解決，個體也更傾向于從群體中得到身份認同與情感支持。為此，人類社會呈現出以“圈子”或“團體”為基礎的社會結構。這種社會結構在不同文明時代存在著巨大的差異，這是由于不同文明時代社會的群聚模式存在著根本性的不同（見表1）。
我們可以將一個文明時代的群聚模式理解為一種社會關系與社會組織賴以復制并生成的基因。在這種模式下傳播呈現為社會持續性的關聯，表現為集體基因的復制和維系。盡管外界刺激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對傳播樣態進行修復或改造，但其本質特征和結構特征在一個文明階段內是難以更改的。從原始社會的“一家一戶”，到農耕文明的“部落”“村莊”，到工業文明的“公司”“單位”，本質上是構建社會群體的基因的演變，即每一文明時期，人類的連接性質與群聚方式都是對前一時代的升維式變革。
而DAO作為數字文明時代社會基礎的連接與組織模式，本質上是社會組織構造的“基因突變”。正如麥克盧漢用“媒介即訊息”來描述這種社會構造的階段性斷裂和基因突變，DAO作為新興社會組織，其自身展現出的全新模式縱然重要，但更重要的在于，DAO能夠改變數字文明時代人類群聚過程的核心參量——即群聚的要素、過程、結構、模式等，而這種“基因突變”則將經過復制，從微觀的群體延伸到宏觀的社會，DAO的全新特性將形塑數字文明時代社會的核心特征和全新樣態。
數字文明時代的社會協同與價值生成：DAO作為社會組織細胞的區隔與關聯。對于數字文明時代理想的社會形態，麥克盧漢曾以“重新部落化”這一概念展開過深入討論。麥克盧漢認為，以感官體驗整合所驅動的重新部落化塑造了全新的人類棲居方式。麥克盧漢將其特征概括為“非集中化”——“電子信息運動的瞬時性質不是放大人類大家庭，而是非集中化，使之進入多樣性部落生存的新型狀態之中”[3]。
對于非集中化的社會結構，麥克盧漢指出，一方面，全人類將在媒介中完成連接，“這將是一個完全重新部落化的深度卷入的世界……我們整個的文化棲息場，過去僅僅被認為是一個容器，如今它正在被這些傳媒和空間衛星轉換成一個活生生的有機體”[4]。另一方面，麥克盧漢認為這種“多樣性部落生存”的社會結構彼此連接，而其能量的產生和感知卻不依賴連接，而依賴間隔間距。“這是一個同步的‘瞬息傳播’的世界。此間的一切東西都像電力場中的東西一樣互相共鳴。在這個世界中，能量的產生和感知不是靠產生線性的、因果思想的傳統聯系，而是靠間隔和間距。鮑林（Linus Pauling）把這些間隔當做細胞的語言來把握，它們產生聯覺的、連續的和渾然一體的意識”。[5]這意味著，當將社會比作群體細胞構成的機體組織時，間隔成為一種關鍵的結構。間隔構成能量產生的環境——一個個彼此隔絕的細胞，又構成細胞間弱聯系的紐帶，使細胞間彼此聯系、共同感知、協同作用，從而共同構造機體組織的平衡與循環。
從麥克盧漢“重新部落化”的預言可以發現，DAO本身以及由無數DAO構造的“DAO社會”正是符合這種構想的文明形態。互聯網平臺媒介驅動的社會微粒化是DAO社會形成的基礎，代表著由傳統媒體支持的單向、大眾的連接的瓦解以及科層制社會的解構；取而代之的是任意個體間雙向的交互的連接以及由這些連接共同構造的“大網”——互聯網絡。正如麥克盧漢預言的，一切要素都被聯系在一起。
在AGI的價值連接下，DAO是這張“大網”上進一步剝離出的千態萬狀的“小網”，即在全要素連接的基礎上，部分連接開始閉合成為彼此間隔的中小型關系網絡，在這種網絡中連接得到進一步升維，即在以信息交互為主要功能的趣緣弱關系連接基礎上，擁有了以復雜協作、價值生成為主要功能的趣緣強關系屬性。在這一視角下，DAO不是一種點對點的線性的連接，而是天然的非線性的網絡連接，這種連接維度的擴張，強調微粒化聚合與價值的多元化生成。因此，DAO和重新部落化理論共同指向了這一特性：在數字文明時代，在社會全要素連接的基礎上，人類文明能夠以一種新的方式生成群體，這些群體彼此分隔，能夠形成資源力量的匯聚；這些群體彼此聯系，能夠協同作用，從而構造具有更高豐富性和創造性的嶄新文明樣態。
AGI時代的游戲：數字文明時代的主流媒介與社會實踐的主平臺
未來，隨著AGI技術在社會各領域的深度應用，社會媒介化進程將加速演進。以互聯網和智能算法為代表的數字媒介將下沉為整個社會的“操作系統”，根本性地重構社會[6]——人類生活空間從單一平面的物理空間跨向立體可視的虛實混合空間，得以采取更具自由度、靈活性、體驗性和功效性的方式生存[7]，人類文明將邁入全新數字文明階段。
尼葛洛龐帝曾用“數字化生存”描述人類在信息時代的存在方式，并斷言：“技術不再只和技術有關，它決定著我們的生存”[8]。一些學者則進一步提出“媒介化生存”的概念，強調媒介技術在人類生活中的“滲透”，以至于“沒有媒介技術的生存已無可能”[9]。深度媒介化社會，媒介賦能方式與游戲品性日趨類同，學界開始重新思考游戲作為媒介的價值，討論數字文明時代的“游戲精神”及人類“游戲化生存”的可能，甚至將尼葛洛龐帝的名言改寫為：“游戲不再只和娛樂有關，它將決定我們的生存”[10]。
游戲：一種全功能媒介。在所有學者對游戲的定義里，最顯著的要素是Active，即主動性。游戲作為一種媒介，是平等和自由的。不管使用者的現實身份是什么，都需按照規則同臺競技，這與AGI時代“常人政治”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和社會特點十分吻合。正如麥克盧漢在《理解媒介》中寫道：“如果說科技是動物器官的延伸，那么游戲則是社會人與身體政治的延伸”[11]，這句話強調的是游戲媒介在個體層面的社會性，即個體可以通過游戲方式完成社會化過程。現代社會時興的“團建”就是把游戲作為媒介以快速建立團隊合作關系的例子，而大型多人在線游戲更是將游戲媒介更廣泛的社會性發揮得淋漓盡致。具體來說，游戲可能是一種社交媒介，通過游戲公會建立虛擬共同體并營造親社會情感；也可能是教育媒介，通過功能性游戲的方式達到教育目的；還可能是一種體驗媒介，使人們帶著歷史和現實的視域去構想未來。[12]
游戲是一種介于虛擬與現實之間的“容器型”復雜媒介。史坦庫勒借用雷·奧爾登堡的“第三空間”概念，提出游戲是介于虛擬與現實、家庭與工作之間的“第三空間”[13]，既包括真實元素也包括虛擬元素，具有居間性。這與數字文明時代虛實相融的社會現實非常吻合。進一步說，游戲是一個中間地帶，個體可以在其中自由來去，重建等級地位和身份角色；社會資源也可以被吸納其中，支撐用戶多樣化的線上生存與生活。有學者提出了“容器型媒介”的概念，以描述一些具備匯聚結構的復雜媒介[14]。區別于以輸送信息流為主的“管道型”媒介（例如報紙、電視），“容器型”媒介更多指向具備空間性的復雜媒介。基于用戶的游戲實踐，現實社會中的各種元素、人物關系乃至技術形式都可能被卷入游戲這個虛實交織又包羅萬象的“容器”中，使游戲演化成用戶的線上生存與生活的棲身之所，也成為群體間精神與文化交往的關系空間。因此，未來游戲將是“更綜合性、更具融合性的強勢媒介。從媒介融合的視角看游戲，會發現游戲不僅在內部融合了多種藝術媒介，同時也跟人的生活、工作有更多結合。”[15]
游戲成為塑造未來人類社會實踐的主要平臺。AGI賦能下的數字時代，游戲與媒介的耦合將愈發深入，數字媒介的功能和結構將日益展現出游戲品性，其賦能方式也將逐漸類游戲化。借用簡·麥戈尼格爾的話來說，游戲將會是“21世紀最重要的媒介”，成為塑造未來的主要平臺。[16]
游戲數字媒介賦予用戶個性和自主性的功能暗合游戲的自由特性。數字媒介代表的是用戶被充分賦權的“超級個體”時代，用戶從簡單均質的“平均大眾”轉變為具有復雜性、主觀性和非線性的“獨立個體”，那些曾在物資和信息短缺時代被隱沒的樂趣需求以及被壓抑的行動軌跡得以通過大數據和算法技術被洞察和捕捉，數字媒介真正成為由用戶自己定義的“私人媒介”。通過數字媒介，用戶可以建立自己滿意的“化身”，依照自己的興趣對所有內容和關系“召之即來、揮之即去”，自由地游走于各種場景中。傳播由此從一種效率至上的“功利性”活動轉變為體現用戶高度自主性和主觀性的“游戲”。
由是觀之，游戲是一種兼具人性化關系連接與智能化算法整合雙重價值面向的DAO媒介——它能在充分釋放用戶本性的基礎上拓展人、物、智能機器的連接維度，又能通過規則算法作為底層邏輯深化和聚攏這些關系，真正建立起具備高度自運轉、自演化能力的分布式自組織。
概言之，游戲在AGI時代作為主流媒介與平臺的價值主要體現在其對人性的釋放、群體關系的聚攏、底層運行規則的建立這三個方面。首先，從個體層面來看，現實生活中的普羅大眾，在進入游戲場域之后即轉變為具有控制性、主導型的權力型個體，在現實世界中被壓抑的行為與需求均通過游戲場景得以釋放，在其中用戶根據個性、動機、行為偏好等要素所重新建構的虛擬形象可能才是真正承載個體人格的載體，可以說，游戲媒介將充分激活人的主體性特征，真正成為由用戶自行定義的“私人媒介”。其次，從群體層面上看，游戲規則作為一種處于“后臺”的隱性算法，成為聚攏與配置關系和資源的“看不見的手”，主導著游戲要素的再分配。處于網絡上的不相干的每個節點都能在算法的加持之下聚攏在一起，并且根據游戲規則進行匹配、調試，充分釋放群體交往的潛力；最后，游戲在賦予用戶自由度的同時，也設立了底層規則，即在秩序化框架的基礎之上賦予用戶自由活動、自由創造的體驗。拉斯韋爾曾經提出媒介的三種功能：監視環境、聯系社會和傳承文化，而游戲媒介則在這些功能的基礎上進一步完成價值升維，實現了分布式社會的自運轉、自治理和自演化。
注釋
[1]機器之心：《大型語言模型綜述全新出爐：從T5到GPT–4最全盤點》，2023年4月3日，https://new.qq.com/rain/a/20230403A03TBP00。
[2]N. Bostrom, "Dignity and Enhancement," Contemporary Readings in Law and Social Justice, 2010(2).
[3][4][5]埃里克·麥克盧漢、弗蘭克·秦格龍編：《麥克盧漢精粹》，何道寬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376、389、389頁。
[6]喻國明、耿曉夢：《“深度媒介化”：媒介業的生態格局、價值重心與核心資源》，《新聞與傳播研究》，2021年第12期。
[7]喻國明：《元宇宙就是人類社會的深度“媒介化”》，《新聞愛好者》，2022年第5期。
[8]尼古拉斯·尼葛洛龐帝：《數字化生存》，胡泳、范海燕譯，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年，第15頁。
[9]孫瑋：《媒介化生存：文明轉型與新型人類的誕生》，《探索與爭鳴》，2020年第6期。
[10]藍江：《文本、影像與虛體——走向數字時代的游戲化生存》，《電影藝術》，2021年第5期。
[11]馬歇爾·麥克盧漢：《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何道寬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年，第209頁。
[12]姜宇輝：《元宇宙作為未來之“體驗”——一個基于媒介考古學的批判性視角》，《當代電影》，2021年第12期。
[13]C. A. Steinkuehler, and D. Williams, "Where Everybody Knows Your (screen) Name: Online Games as 'Third Places',"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2006(4).
[14]胡翼青、張婧妍：《作為媒介的城市：城市傳播研究的第三種范式——基于物質性的視角》，《福建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6期。
[15]復旦引擎：《嚴鋒：我的游戲史與作為“融合型”媒介的游戲》，2021年5月25日，https://mp.weixin.qq.com/s/Pp2sNQkCWDtrhOBoicMihA。
[16]簡·麥戈尼格爾：《游戲改變世界：游戲化如何讓現實變得更美好》，閭佳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頁。
The Rise of AGI and Social-Ecological Reconstruction
Yu Guoming
Abstract: As an intelligent tool integrating digital intelligent technologies, AGI is the infrastructure tool for future digital civil society, it will become the "operating system" and infrastructure of the rising socially deep mediatization. The greatest significance and value of AGI to human society is that it bridges the gap between the professional and the general public through intellectual "human enhancement", illustrating the enabling and empowering function of AGI to human. Furthermore, by facilit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Decentralize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 (DAO) in the future, AGI will be the basic model and organizational form of social connection in the era of digital civilization where games of AGI era will become the mainstream media and the main platform for social practice.
Keywords: AGI, "track switch" of social underlying logic, "tribalization" of social structure, deep "gamific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