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顥書院位于山西省晉城市城區古書院社區，亦稱“古書院”，由北宋哲學家、教育家、“程朱理學”的奠基者程顥任澤州府晉城縣令時創辦，程顥、程頤兩兄弟都曾在此講學。作為程顥創辦的第一所書院，程顥書院在中國理學發展歷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被國內諸多學者視作中國理學之源。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陳賡、謝富治率領的太岳縱隊曾在此駐扎休整，古書院墻上留下的標語和壁畫是見證那段光輝歷史的紅色印記。

首開晉城崇文重儒先河

晉城史稱“河東屏翰”“三晉門戶”“太行首沖”，自古為兵家必爭之地。唐末五代時，晉城先后為后梁、后晉、后漢、后周所占據。因長期戰亂影響，直到北宋，此地教育仍很不發達，盡管有不少學子參加科舉考試，但中舉者卻寥寥無幾。山西落后的教育現狀引起了朝廷的關注，選派一位能夠扭轉當地政風學風的優秀官員，成為當務之急。北宋治平年間，程顥由上元縣主簿調任澤州府晉城縣令，太行山上的晉城縣由此與中國歷史上一位著名的學者聯系在一起。

程顥（1032—1085年），字伯淳，號明道，世稱“明道先生”，程顥和弟弟程頤，世稱“二程”，同為北宋理學的奠基者，“二程”的學說在理學發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后來為朱熹所繼承和發展，世稱“程朱學派”。其所親撰有《定性書》《識仁篇》等，后人集其言論所編的著述書籍《遺書》《文集》等，皆收入《二程全書》。他于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考中進士，歷任鄠縣主簿、上元縣主簿、澤州晉城令、太子中允、監察御史、監汝州酒稅、鎮寧軍節度判官等職。程顥來到晉城任職，下決心將這片多年戰亂之地治理好。他生活簡樸，同情百姓疾苦，工作兢兢業業，在發展經濟、維持治安、減輕農民負擔等方面做了大量努力，但其最為突出的政績體現在文化教育領域。為改變晉城重武輕文、文化發展長期落后的局面，程顥制定了“欲治晉先興文”的從政綱要，提出了“鄉必有校”的具體舉措。在程顥的大力推動下，晉城建起72所鄉校、數十所社學，辦學數量和力度當時在全國處于領先地位。

程顥書院作為晉城有史以來第一所“官辦”書院，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誕生的。由于晉城長期以來社會動亂，流寇四起，經濟發展和社會秩序遭到嚴重破壞，建立書院首先遇到的困難就是資金不足。為了籌措辦學經費，程顥打破官場陳規，動用了所有能用于修建的資金，他傾其所有積蓄，捐出傳家之寶——孤本《尚書》，還將夫人彭氏的首飾妝奩全部變賣，以致夫人病重竟無錢醫治。程顥此舉感動了晉城社會各個階層，他們紛紛慷慨解囊助學興教。此外程顥還想盡辦法開源節流，置學田三百余畝，解決必要的日常開支。最終建成了這所日后影響深遠的書院——程顥書院。

“程朱理學”的發源地

程顥親自擔任書院山長，書院既是學子學習和學者講學的場所，也是程顥作為縣令辦公的地方。他白天是縣令，處理縣衙繁雜的事務；晚上是山長，除具體制定學規章程、教學宗旨、教學方法及培養目標外，還常常親自登臺講課。書院無論在教育方式還是教學內容上都有自己的獨到之處。書院堅持學術研究與教育教學相結合，既是程顥講授理學的學校，也是“程氏理學”的研究中心；堅持文化學習與道德培養相結合，適應當地需要，自主設置課程，比如置辦學田供學員閑暇之時懂耕識禾，設置武科教授武藝；推行講會制度，開創儒學課程新體系，制定師生共鑒的《四箴有序》學規。與當時大多數書院不同，程顥書院的教學方式更為開放包容，不限定入學條件，向一切求學者開放。求學者不受地域、學派的限制，均可前來聽講、求教。

程顥書院對晉城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使民風為之一變，人人讀書，家家向善，出現了“驅兒市上買書讀，寧使田間禾不薅”的景象。黃庭堅的叔父黃廉到晉城考察，贊譽道：“河東人物氣勁豪，澤州學者如牛毛”。明朝學者張琎在《重修程子祠記》中說：宋代“熙寧、元豐間，應召者數百人，登科者數十人，達乎鄰邑高平，漸乎晉絳，被乎太原。所謂濟濟洋洋，有齊魯之風焉者是已。”如北宋的宋太初，仕至權御史中丞；劉羲叟，仕至崇文院檢討；王獻可，仕至瀘州知州、英州刺史；王云，仕至資政殿學士；段思恭，仕至鎮國將軍，節度使。元至明、清，澤州5縣涌現出來的人才更是多如繁星，清代文淵閣大學士、《康熙字典》總編纂陳廷敬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程朱理學”的傳播與書院的關系極為密切。程顥書院作為“程朱理學”的奠基者程顥所建最早講學之所，在中國理學發展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這里是程顥、程頤辦學講學生涯的起點，其后“二程”主要講學于洛陽周邊的程氏書院、伊皋書院、大程書院、春風書院、嵩陽書院、龍門書院等。“程門四大弟子”之一的楊時先后拜師程顥、程頤，并留下“程門立雪”的佳話。楊時于公元1111年在無錫創辦東林書院傳播理學。朱熹作為楊時的三傳弟子，繼承程氏理學并將其發揚光大，他曾在白鹿洞書院、岳麓書院等名聲赫赫的書院講學。因此，梳理“二程”到楊時再到朱熹的師承關系和他們辦學講學歷程可知，程顥書院是“程朱理學”的重要發源地。

太岳縱隊曾在此駐扎休整

宋靖康二年（1127年），金軍南下，程顥書院在創建60年后遭遇第一次劫難。元泰定年間，郡守建明道先生祠堂。明萬歷四十八年（1620年），澤州知州王所用在書院原址重建文昌書院。文昌書院的修建，使得晉城的書院發展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峰。程顥創辦的書院在沉寂百年之后，迎來了它的又一次輝煌。清光緒初年，書院更名為“明道書院”。1905年，廢除科舉制后，明道書院變更為書院小學。

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期間，程顥書院先后成為犧盟會晉城分會、決死三縱隊晉城獨立第三營駐地，陳賡、謝富治率領的太行縱隊曾在此駐扎休整。山西犧牲救國同盟會簡稱犧盟會，于1936年九一八事變五周年時成立，改組后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群眾抗日救亡組織。1937年7月成立的犧盟會晉城中心區曾在古書院棗院駐扎。決死三縱隊獨立第三營的前身是晉城縣人民抗日武裝自衛總隊，之后被編入晉豫邊游擊支隊。1946年末，陳賡、謝富治率領的太岳4縱隊第13旅4大隊第2營進駐古書院村休整。休整期間，部隊對新兵進行了政治學習及軍事技術培訓，經過4—5個月的整編，補充兵力達500余人。部隊于1947年4月初開赴晉南，隨后參加了解放曲沃、運城、臨汾的戰役。太岳縱隊在古書院住址幾所四合院墻上留下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革命宣傳標語和以攻城、練兵為題材的壁畫是見證那段光輝歷史的紅色印記。

2007年，程顥書院被確定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2010年，為了重現書院歷史風貌，重塑晉城文化地標，程顥書院修復重建方案初步確定。2013年書院修繕工程開始動工。到2014年10月份，一期修繕工程完工。2016年3月，程顥書院修繕保護二期古建文物修繕工程開始啟動。2017年底恢復全部四個院落，并建立程顥書院保護區、程顥書院博物館、先師祠、藏書閣等。歷經950多年歲月沉浮，程顥書院在新時代成為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革命文化的“雙重地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