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從實踐來看，東北亞各國經濟互補，無論是制度合作還是功能合作，都具備一定基礎，但總體而言，東北亞地區共同的整體性合作平臺缺失。面對全球變局，東北亞亟待在人類命運共同體視域下增進構建“經濟共同體”的區域共識，整合并完善既有合作機制，形成區域合力，共同應對外部不利環境的沖擊，同時還應依托數字經濟等積極因素，激發地區經濟發展活力，共同謀求經濟復蘇與增長。未來基于人類命運共同體視域構建東北亞經濟共同體，應該以凝聚“區域共生”理念為基礎，通過制度合作、功能合作、地方合作、應急合作的“四重疊加”，打造面向未來的東北亞經濟區，具體包括：基于經濟鏈接，凝聚形成東北亞“區域共生”理念；加強“區域意識”，推動東北亞各國的集體認同；深化多層次合作，夯實東北亞經濟區建設根基；強化國家發展戰略對接，逐步推進東北亞經濟區建設。
【關鍵詞】東北亞經濟共同體 區域共生 東北亞經濟區 人類命運共同體 經濟合作
【中圖分類號】F114.46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15.006
【作者簡介】莊芮，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家對外開放研究院教授、國際經濟研究院執行院長。研究方向為國際經濟關系、中國對外經貿。主要著作有《亞太主要區域貿易協定的生產網絡效應與中國對策研究》《中國自由貿易區戰略：理論與實踐》等。蔡彤娟，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研究員。
人類命運共同體視域下東北亞經濟共同體的內涵，就是在東北亞地區形成一種區域各國（中、日、韓、朝、俄、蒙）之間經濟鏈條緊密關聯、經濟發展共生共榮、經濟利益共創共享的“經濟命運共同體”意識，并基于“區域共識”推動區內各經濟體互幫互助，協力加強東北亞地區經濟合作，共同實現東北亞地區經濟繁榮。必須指出，人類命運共同體視域下的“東北亞經濟共同體”與嚴格經濟意義上的“東北亞經濟共同體”存在本質區別，前者更多地是倡導一種區域經濟共生發展的理念，而后者則是一類高于自由貿易區（Free Trade Area, FTA）的國際區域經濟一體化制度設計（Economic Community, EC）。相比之下，人類命運共同體視域下構建的“東北亞經濟共同體”概念更為包容，其內涵也更為豐富。
東北亞經濟共同體發展面臨的全球變局
在人類命運共同體視域下推動構建東北亞經濟共同體，必須重視當前面臨的全球變局。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經濟全球化進程遭遇阻力。在生產領域，歐美發達國家紛紛調整發展戰略，引導其跨國公司改變以往在全球配置資源、進行分散生產的發展模式，推動制造業向本土回流。2009年12月，美國總統行政辦公室發布《重振美國制造業框架》（A Framework
for Revitalizing American Manufacturing），明確指出制造業是美國經濟的核心。奧巴馬政府相繼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從技術創新、稅收優惠、人才培養、鼓勵投資、配套建設等多個層面保障制造業在美國本土的發展，力求讓美國抓住未來的制造業機會。[1]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后，更為突出地強調“美國優先”，在2017年12月簽署實施《減稅和就業法案》（Tax Cuts and Jobs Act），將美國企業所得稅稅率從35%大幅降至21%，同時，通過降低企業海外利潤的一次性征稅稅率（由原來的35%降至15.5%），鼓勵美國跨國公司海外利潤匯回。特朗普政府大規模實行減稅措施，目的在于通過降稅刺激投資，力爭將流向海外的制造業就業機會重新帶回美國。[2]2022年10月，拜登政府發布新版《先進制造業國家戰略》（National Strategy for Advanced Manufacturing），重申制造業是美國確保經濟強大和國家安全的重要引擎，為了有效應對全球競爭，美國將大力發展先進制造業技術、擴大先進制造業領域就業、增強制造業供應鏈韌性。[3]因此，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外國企業在美國的投資將會增加，某些本來計劃進行海外投資的美國企業可能也會改變主意。[4]
特朗普在任時期，美國尤其凸顯出“反全球化”和“貿易保護主義”特點。例如，彼時，美國持續阻撓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上訴機構成員遴選，使其面臨前所未有的危機。在區域層面，2017年1月23日，特朗普在“總統備忘錄”（Presidential Memoranda）中明確表示，美國將永遠退出TPP談判（permanently withdraw the United States from TPP negotiations）。[5]在雙邊層面，美國針對諸多國家（包括中國和美國的傳統盟友，如歐盟、加拿大、墨西哥等）大舉實施加征關稅等貿易保護主義措施，頻頻引發貿易摩擦甚至不惜挑起貿易戰。
事實上，不僅是美國，歐盟、日本、澳大利亞、印度等經濟體，都在以各種理由增加對外來產品、技術和投資的限制，特別是隨著政治與安全逐漸嵌入經濟、科技等領域，以安全為借口的各種限制大幅增加，改變了開放市場中的國際經貿投資環境，破壞了多邊框架下的無歧視原則。在逆全球化和貿易保護主義的影響下，世界經濟增速放緩，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活動日趨低迷，建立在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基礎上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正面臨巨大挑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2023年7月的《世界經濟展望》中預測，全球經濟增速將從2022年的3.5%下降至2023年和2024年的3.0%；更多經濟體可能會陷入主權債務困境。[6]
與此同時，世界經濟結構正在發生重大轉變。在新一輪科技革命推動下，世界主要經濟體高度重視數字經濟的發展，陸續出臺了相應的“數字經濟戰略”。例如，歐盟的“Digital Agenda for Europe”（2010年）；美國的“National Broadband Plan”（2010年）；澳大利亞的“Government's 2011 National Digital Economy Strategy”（2011年）；韓國的“Korea's National Informatization Master Plan”（2013年）；英國的“Information Econom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Kingdom”（2013年）和“UK Digital Strategy”（2017年）；加拿大的“Digital Canada 150”（2014年）；日本的“Declaration to be the World's Most Advanced IT Nation”（2014年）；德國的“Digital Agenda 2014-2017”（2014年）和“Digital Strategy 2025”（2016年），等等。統計顯示，2021年，全球47個國家的數字經濟增加值規模達到38.1萬億美元。在百年不遇的公共衛生危機中，數字經濟逆勢上揚，持續表現出良好發展勢頭和較好發展前景，成為疫情沖擊下世界各國推動經濟穩定復蘇的關鍵動力。[7]
對東北亞地區而言，上述因素形成的全球性沖擊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歐美部分發達國家采取的逆全球化和貿易保護主義措施，嚴重阻礙了全球各經濟體的貿易、投資和經濟發展，而疫情更是通過破壞全球價值鏈和全球貿易加劇了負面影響，使得東北亞地區面臨的國際經濟環境不斷惡化；另一方面，數字經濟的蓬勃發展為全球經濟注入了新動力、新活力，中國、日本、韓國作為東北亞地區的主要經濟體，數字經濟增長迅速，這又為地區經濟復蘇和繁榮帶來了積極影響，更為東北亞各國通過數字經濟鏈接彼此創造了有利條件。
因此，面對全球變局，東北亞各國亟待在人類命運共同體視域下增進構建“經濟共同體”的區域共識，協力推進本地區各國之間的團結互助、彼此聯通，從而形成區域合力，共同應對外部不利環境的沖擊，同時還應依托數字經濟等積極因素，激發地區經濟發展活力，共同謀求經濟復蘇與增長。
東北亞經濟共同體的構建基礎
以中日韓三國經濟為中心的鏈接。作為世界經濟的重要引擎和貿易重地，東北亞地區經濟交流已建立起緊密聯系。除朝鮮外，其他國家均實行開放發展政策，各國企業的國際化發展推動建立起了彼此之間相互連接的經營網絡。中國、日本和韓國是東北亞地區的經濟重心，2022年三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分別位居世界第二、第三和第十三位，[8]三國之間的緊密聯系主要建立在投資-貿易鏈條基礎上，面向東亞、亞太和世界市場。東北亞地區的價值鏈分工和經濟往來，主要以中日韓三國在資源、資金、技術方面的互補合作為主。東北亞經濟共同體的構建，與中日韓三國經濟聯系的產生和加強、“三個鏈條”（供應鏈、產業鏈、價值鏈）分工合作關系形成、變化的歷史過程和現實狀態緊密相關。
20世紀五六十年代，日本通過實施進口替代戰略發展外向型經濟，實現經濟快速發展，伴隨其產業升級，東亞地區形成了延續至20世紀90年代的“雁行模式”。在這種模式中，日本處于“領頭雁”的位置，帶動東亞地區的產業升級和經濟發展；韓國處于“雁身”的位置，一方面承接日本的產業轉移，另一方面向中國轉移勞動密集型產業；中國則處于“雁尾”的位置，承接日本和韓國轉移的產業。20世紀90年代以來，東北亞各國以提升產業功能為動力，以產業升級、技術轉移為主要手段，推動本國產業結構調整和優化。日韓以其技術和產品優勢獲得新的發展空間；中國在承接產業轉移的同時，加速以國產化為目標的全面創新過程，逐漸成為區域加工制造業基地乃至“世界工廠”；俄羅斯則以其“能源大國”的天然優勢，與中日韓三國開展合作，加強能源基礎設施建設，融入東北亞經濟圈。東北亞各國的核心競爭優勢日益凸顯。[9]
21世紀以來，東北亞產業分工體系發展進入調整階段，開始形成一種垂直型分工與水平型分工交織、產業間分工與產業內分工并存、企業內分工與產品內分工交融的新型網絡化價值鏈分工體系，取代了過去以垂直型分工為主導的國際分工，并在動態發展中不斷促進東北亞地區國際分工的重組，推動各經濟體特別是中國和韓國的產業結構在互補和相互依存中不斷升級。而這種新型國際分工體系的轉變，打破了“雁行模式”對國家間階梯型產業結構和技術水平分布的要求，并對該模式形成了沖擊。
隨著中國產業結構升級并不斷向價值鏈高端攀升，東北亞地區產業分工體系和區域價值鏈也在不斷發生變化和調整。中日韓三國經濟發展聯系緊密，很大程度上是經濟相互依賴的共同體。從未來發展來看，盡管三國間經濟鏈接的結構會發生變化，但是相互依賴與共贏發展的基礎不會發生根本性改變。以中日韓合作為基礎推動構建東北亞經濟區的建設，是構建東北亞經濟共同體的重要內容。如何在更高層次上重構地區價值鏈，尋求各方共贏的價值合作方式，是未來東北亞各國尤其是中日韓三國需要深入探討和解決的課題。[10]
地區經濟合作機制形式多樣。從實踐來看，東北亞基于雙邊和諸邊層面的多層次合作特色顯著。在雙邊層面，中韓兩國迄今已簽署了多項雙邊經濟技術合作協定，涉及海運、民用航空、郵電、水資源、環境、漁業、林業、海關、鐵路、高技術、金融、衛生、能源、廣播電視等多個行業。中日兩國雖然沒有建立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 FTA），但多年以來，雙邊貿易、投資關系密切，產業合作不斷加強，雙方在制造業、金融、零售、航空、物流、餐飲、醫藥衛生、教育等行業的合作漸趨緊密。“十四五”時期，隨著中國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中日兩國在產業鏈完善、科技創新、節能環保、醫療康養、數字經濟及第三方市場合作等方面還存在廣闊合作空間。中俄兩國合作日益密切，遠東合作勢頭良好，基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確立的原則，中俄各領域合作將持續穩步發展，包括貿易、投資、基礎設施建設、能源、高科技、農業、人文等多個領域。中蒙簽署了多項重要合作文件，兩國在基礎設施建設、農業、牧業、林業、礦產、金融等領域的合作逐漸增多。
在諸邊層面，2003年，《中日韓推進三方合作聯合宣言》初步明確了三國合作的原則和領域，經過多年發展，中日韓之間已建立起以領導人會議為核心，以部長級會議、高官會和70多個工作層機制為支撐的合作體系。其中，領導人會議是最高層級機制，對中日韓合作發展作出戰略規劃和指導，迄今已舉行八次領導人會議；三國在外交、科技、信息通信、財政、人力資源、環保、運輸及物流、經貿、文化等領域建立了21個部長級會議機制，負責相關政策規劃和協調；高官會負責政策溝通。2011年9月，三國在韓國首爾建立中日韓合作秘書處，為促進三國務實合作和友好交流提供支持。[11]此外，在東盟的推動下，中日韓之間還形成了“10＋3”“10＋6”等區域合作機制。2015年7月，中俄蒙三國元首將中方的“絲綢之路經濟帶”倡議、俄方的“跨歐亞大鐵路”和蒙方的“草原之路”倡議進行對接，批準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俄羅斯聯邦、蒙古國發展三方合作中期路線圖》，后續又簽署了《建設中蒙俄經濟走廊規劃綱要》《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總署、蒙古國海關與稅務總局和俄羅斯聯邦海關署關于特定商品海關監管結果互認的協定》等合作文件。
由此可見，東北亞各國經濟互補，無論在制度合作還是功能合作方面都具備一定基礎。但總體而言，東北亞地區共同的整體性合作平臺缺失，地區內部只有中韓兩國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大韓民國政府自由貿易協定》，中日韓三國雖然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日本國政府及大韓民國政府關于促進、便利和保護投資的協定》，但中日韓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 FTA）談判多年，進展極為有限。東北亞各國亟待形塑“共生理念”，整合完善既有合作機制。
綜上所述，脫胎于亞太和東亞區域合作機制的東北亞地區經濟合作機制迄今已建立起一定的組織基礎和合作渠道。盡管合作政治基礎薄弱，合作成果有待鞏固，但在中國經濟不斷助力世界經濟增長和亞太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趨勢下，東北亞區域經濟合作機制將會不斷發展完善，東北亞地區經濟發展將呈現出百花齊放的景象。
東北亞經濟共同體的構建路徑
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中國基于對世界大勢的準確把握而貢獻的“中國方案”，是新時代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生動實踐。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下，中國一直積極推動東北亞地區的經濟合作。張蘊嶺教授認為，推動構建東北亞命運共同體是近代東北亞關系和秩序發展的歷史性轉變，并提出了構建東北亞命運共同體的具體內容，即構建東北亞安全共同體、經濟共同體和文化共同體。[12]
日韓兩國曾提出構建東北亞共同體的不同構想，這些構想有兩個根本特性：一是以歐盟一體化為參考系，從經濟合作入手；二是立足美國權力的優勢地位。然而，目前這兩個特性都在發生深刻轉變，雖然美國在地緣政治和軍事上仍然擁有絕對影響力，但隨著中國的不斷發展，中國在東北亞地區的經濟影響力正日益提升。
20世紀70年代末，有關東北亞的整體性概念和范圍開始形成，東北亞地區在地理、政治和經濟上始終處于不平衡狀態。伴隨全球化和區域化浪潮，東北亞地緣意義上的區域環境發生巨變。日本對于東北亞共同體的認識也在發生轉變，突出表現為日本學界呈現出一股“超國家”傾向，不論是出于現實政策需要，還是基于政治思想推導，皆不滿足于單一國家的政治體制，而經常提倡多國與跨域合作。[13]但日本在面臨有關自身利益的抉擇時，在認識上仍然存在偏差，比如，中日兩國共同應對新冠疫情的過程使日本加深了對國家之間守望互助的理解，然而將福島核污水排入太平洋的行為又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相違背。
韓國學者樸炳奭提出，東北亞各國應把對外關系的戰略重點放在東北亞，東北亞共同體應成為可實行相互制約和平衡的、較松散的合作交流關系共同體。換言之，可建構包括環境安全、經濟安全、政治安全、社會安全、生態安全、文化安全以及科技安全等在內的“東北亞人類安全共同體”（Northeast Asian Human Security Community），來增強東北亞國家之間的相互理解和合作交流。[14]
俄羅斯對中國倡議的東北亞經濟共同體整體持支持態度。莫斯科國立大學經濟系副教授T.H.尤金娜指出，俄中兩國作為東北亞地區的大國，需要在該地區共同營造和平穩定的發展環境。國家間的安全合作能夠為經濟合作營造穩定的外部環境，東北亞經濟共同體應該追求平等、互利共贏和共同發展，東北亞地區的和平穩定必將會給東北亞各國創造更加安全的合作環境。
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至少包含兩層意思：其一，人類面對諸多重大挑戰與威脅，從生態危機、氣候變化到經濟發展、總體安全，都需要各國協力應對，通過合作來解決難題，合作就是各國共同參與、共謀方案、共同出力。其二，以新的理念和方式應對與處理大變局帶來的新挑戰、新問題，推動構建新型大國關系與新型伙伴關系，實現和平相處、合作發展、共創未來的愿景。[15]
顯然，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有兩個關鍵點：一是共同協作，二是共創未來。在人類命運共同體視域下構建東北亞經濟共同體，應該以凝聚形成“區域共生”理念為基礎，通過制度合作、功能合作、地方合作、應急合作的“四重疊加”，打造面向未來的東北亞經濟區（見圖1）。
基于經濟鏈接，凝聚形成東北亞“區域共生”理念。在東北亞地區中，中日韓三國間的貿易投資關系最為緊密。這源于中國在改革開放初期，以勞動力成本優勢和對外開放政策積極吸引外資、發展加工貿易，恰逢全球化正經歷第二次“拆分”（unbundling），包括日本、韓國等在內的諸多國家，借助其跨國公司在全球的生產布局，漸次將一些低端生產環節轉移到中國大陸以及部分東南亞國家。換言之，中國是通過承接加工組裝任務逐步嵌入全球生產網絡，并日益成長為“亞洲工廠”不可或缺的“軸心”。而在此過程中，中日韓三國也自然形成了圍繞加工貿易的供應鏈關系，正是這種緊密的貿易投資關系，使得中日韓三國在面對中美經貿摩擦時，表現出相對一致的立場和訴求。
值得關注的是，21世紀特別是2011年以來，隨著中國比較優勢的轉換和經濟轉型升級的不斷推進，中日韓之間既往形成的以加工貿易為紐帶的貿易投資關系，正在悄然發生變化。隨著加工貿易在中國外貿中的占比不斷下降，中日韓三國基于傳統制造業的價值鏈合作正面臨調整，三國能否在先進農業、現代服務業乃至數字經濟領域開辟新型合作模式，成為新的時代課題。因此，東北亞亟需打造新型經濟鏈接，構建面向未來的新型地區利益共同體。
在新形勢下，中國通過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引領東北亞地區打造新型經濟鏈接。《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指出，中國要“形成強大國內市場，構建新發展格局”，即“堅持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加快培育完整內需體系”，“立足國內大循環，發揮比較優勢，協同推進強大國內市場和貿易強國建設，以國內大循環吸引全球資源要素，充分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積極促進內需和外需、進口和出口、引進外資和對外投資協調發展”。[16]東北亞各國經濟互補性強，日本、韓國的先進制造水平較高，俄羅斯的石油、天然氣、木材資源豐富，蒙古國農畜產品供應充足，中國可以充分發揮廣闊的國內市場優勢，吸引東北亞各國的資源要素，與各國攜手，共同將東北亞地區打造成為以中國作為消費中心的“東北亞市場”，進而推動各國凝聚共識，形成“共生共榮”的東北亞利益共同體理念。
加強“區域意識”，推動東北亞各國的集體認同。在國際關系領域，所謂“區域意識”，主要表現為一種基于地理范圍的區域國家集體身份認同，即“地理區域內國家對區域多層面共同體的認同，這是一種區域連帶觀念”[17]，這種區域連帶觀念，主要體現為把本國與區域內的其他國家看作是一個群體，甚至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區域意識的主體是國家，比區域意識更進一步的概念是“地區主義”，其是指世界地區內國家之間的跨國交往和合作現象，尤指“在地緣意義上接近、彼此間有著復雜關系的民族國家之間的一種交往，自愿的聯合與合作進而一體化的過程，是國家之間通過合作實現調節國際關系的一種組織控制形式”。[18]
區域意識的形成和發展主要包括以下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最低的層次，是基于地理基礎的歸屬意識，主要是指意識到本國所屬的地理范圍；第二個層次是在第一個層次的基礎上產生的一種區域內國家加強合作的意識，即區域國家的優先合作意識；第三個層次則是超民族國家的共同體意識，即國家能夠在具有合作意識的基礎上超越對民族國家的認同，建立起超民族國家或跨民族國家的共同體認同，建立“從區域整體（包括關系、作用、利益）進行思維的自覺性”。[19]從以上三個層次來看，當前東北亞的區域意識最多到達第二個層次，即“共同的區域意識”。由于地理位置和地緣因素的影響，各國不得不認同自己是東北亞國家，因此已到達第一個層次，而能夠到達第二個層次則是建立在各國的經濟利益訴求基礎之上，第三個層次是建立經濟共同體的最終綱領，雖然到達這一層次在未來仍然存在很多困難，但也并不是全無希望。可見，東北亞地區主義的發展程度相對來說比較低，有學者將其稱之為“非正式地區主義”或“軟性地區主義”。
自20世紀90年代初期以來，東北亞地區經濟合作活力日益顯現，政府間、民間的貿易及其合作項目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長。因此，筆者認為東北亞合作特別是中日韓合作應該從爭議最小且最能產生共同利益的功能合作開始，逐步擴展到其他領域合作，從建立功能性區域合作機制向政治、安全等高級領域合作機制前進。
深化多層次合作，夯實東北亞經濟區建設根基。以中日韓合作為基礎推動東北亞經濟區建設，是構建東北亞經濟共同體的重要內容。東北亞經濟共同體不同于安全共同體或社會文化共同體，前者可以包含制度合作，而后兩者很難建立約束性較強的制度合作平臺。誠如張蘊嶺教授所言，東北亞經濟命運共同體構建的認知基礎是共同受益，通過開放與合作，實現共同發展，從而使各方獲得好處。東北亞作為一個經濟區，相互間的聯系與合作是建立在多結構、多層次基礎上的，開放合作可以使各自的優勢得到釋放：中國的巨大生產能力、創新活力和市場潛力，日本、韓國的精工技術，俄羅斯、蒙古國的豐富資源儲藏量以及朝鮮待開發的潛能等，構成世界上少有的優勢互補經濟區特征。[20]
東北亞各國之間的制度合作、功能合作、地方合作與應急合作，交疊呼應，共同構建起東北亞經濟共同體不可或缺的“多層結構”基礎。
在制度合作方面，東北亞范圍內的貿易與投資便利化安排包括中日韓三國與東盟之間的東亞自由貿易區（EAFTA）、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中日韓自由貿易協定（FTA）、《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等等，這些自由貿易協定有的已經簽訂生效，有的還處于談判階段。其中，《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的生效通過關稅減免以及削減非關稅壁壘等措施安排，提高了中日韓三國之間的貿易自由化水平。而有東北亞國家（日本）參與的《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則是目前開放度、自由度最高、覆蓋領域最廣泛的自貿安排，在政府采購、國有企業等諸多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2021年9月16日，中國正式提交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的申請，未來無論是否能夠順利加入，中國都可以積極推動中日韓進一步談判并盡快達成高于《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開放水平的中日韓自由貿易協定。就中日韓FTA建設來說，中日韓三國可在現有基礎上，積極培育和提升跨境貿易本幣結算、商業銀行跨境經營、海關檢驗標準統一等方面的制度化合作，使之發揮引領帶動作用，助推東北亞地區經濟合作制度化建設。與此同時，中國－蒙古國FTA若完成可行性研究，則可以進一步考慮更為長遠的東北亞經濟一體化機制設計。截至目前，中日韓三國均為其成員的區域貿易協定僅有《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未來東北亞國家在制度合作方面有巨大潛力尚待挖掘。
在功能合作方面，主要包括內部機制建設和部門務實合作兩個維度。機制建設層面上，目前中日韓三國之間已有中日韓三國合作秘書處，旨在為三國磋商機制運行和管理提供支持，為探討和實施合作項目提供便利。現階段將俄羅斯納入包括日韓在內的東北亞合作機制存在障礙，可探索建立包括中、日、韓、俄、蒙五國的非正式協調工作網絡，啟動五國之間機制化的對話渠道。部門務實合作層面上，除了傳統的農業、金融、電信、物流、海關等合作領域之外，中日韓三國還可以結合本國創新發展方向，著力推動東北亞各國在人工智能、數字經濟、電子商務、量子信息、集成電路、生命健康、生物育種、空天科技、深地深海等前沿領域的廣泛合作。尤其是數字經濟領域，東北亞各國特別是中日韓三國在數據市場建設、產業數字化轉型、數字貿易規則等方面有很多共同的利益訴求，可圍繞這些共同關切點開展深度合作，探索東北亞數字經濟發展模式，進而打造數字貿易國際規則談判的“東北亞模板”。針對資源豐富的俄羅斯、蒙古國，可以與兩國開展綠色農業、能源資源開發、低碳環保等領域合作。
在地方合作方面，基于東北亞地方合作取得的成果和面臨的挑戰，未來可從地方戰略對接、地方政策先行先試及跨境經濟合作區建設等領域加以推進。一是各級政府應在推進國家戰略的基礎上，將各地發展規劃、跨區域合作計劃同東北亞各國的發展戰略進行有效對接。例如，俄羅斯正在規劃中的遠東經濟特區，可考慮與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對接，特別是與中國（黑龍江）自由貿易試驗區貿易投資便利化規則對接。二是充分利用東北亞各國中央政府的引導作用，加強地方與中央的溝通與協調，形成“地方先行”與“中央支持”的發展模式。在地方戰略對接過程中，應合理確定地方政府定位，將地方政府打造為“上連國家戰略、外接國際市場”的橋梁。同時，地方政府的對外合作應注重細化合作內容與協調合作方式，實現區域間的互聯互通。三是鼓勵有條件的地區進行“境內＋境外”的跨境經濟園區合作。中國可以在大連、青島、威海等城市開展跨境合作的歷史基礎上，鼓勵目前已經設立的21個自由貿易試驗區，特別是中國（上海）、中國（天津）、中國（山東）、中國（黑龍江）、中國（江蘇）等自貿試驗片區依據各自的建設總體方案，與日本、韓國、俄羅斯等東北亞國家，建立城市對城市、園區對園區的“點對點”地方合作，形成東北亞經濟區的規模效應。
在應急合作方面，面對疫情沖擊、環境污染等共同遭遇的風險，東北亞各國尤其是中日韓三國之間，已然表現出守望相助、同舟共濟的合作精神。以此為契機，應進一步加強東北亞各國共同抗擊地區外部沖擊的“區域共識”，通過地區聯防聯控，構建“東北亞公共衛生共同防疫體系”，同時適應當前的生產消費需求變化，大力推動以數字經濟為核心的信息產業、醫療健康、無人配送、節能環保等新興產業合作。還可以設立“東北亞聯合抗疫基金”，分配必要預算，以助推重大疫情所需的醫療衛生新型項目建設，共同抵御地區或全球范圍的公共衛生風險。此外，東北亞各國政府應積極開展高層對話協商，制定自然災害應對戰略規劃，構建自然災害應對合作機制。中國正積極推動建立東盟—中日韓災害管理合作機制，以此為基礎，可進一步與韓、日等東北亞國家加強災害管理交流，在災害監測預警等方面展開務實合作，例如，攜手應對日本核污水排放等挑戰，以切實保障國際公共健康安全和周邊國家人民的切身利益。
強化國家發展戰略對接，逐步推進東北亞經濟區建設。近十年來，共建“一帶一路”在“五通”（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領域已經取得了一定成效。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與俄羅斯的“跨歐亞大鐵路”、蒙古國的“草原之路”倡議和韓國的“新北方政策”“新南方政策”等彼此契合，推動著東北亞地區的互聯互通、共生發展。服務于共建“一帶一路”倡議，中國分別與日本、韓國簽署了關于開展第三方市場合作的諒解備忘錄。未來，東北亞地區經濟發展大有可為。
將東北亞整體納入“一帶一路”重點合作區域，并在現有基礎上加快推進各領域合作深入發展，東北亞很有可能成為“一帶一路”倡議下早期收獲最顯著、最豐碩的地區。中國正推動有關各國共建“一帶一路”，將“一帶一路”倡議與其他國家的相關戰略進行有效對接，使其成為雙方或者有關各國的共同戰略。在東北亞地區，戰略對接和共建“一帶一路”既要明確方向，也要按照先易后難、先局部后整體的思路加以靈活推進。例如，從長遠來看，中韓雙方應該共同推動東北亞地區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特別是建設貫通朝鮮半島并經過中國通向俄羅斯的交通設施、能源設施、通信設施，等等。然而，受各種復雜矛盾和問題的影響，短期內實現朝鮮與中國的設施聯通面臨一定困難，為此，中韓的相關戰略就不能以設施聯通為優先領域，而應進一步加強政策溝通和協調，落實好中韓雙邊FTA，加強貨幣金融合作和人文交流，為兩國的戰略對接和共建“一帶一路”創造出更多的早期收獲。[21]
本質上講，“一帶一路”倡議就是在為區域乃至全球提供更多公共產品。“十四五”時期，中國將與東北亞各國共同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進而推動實現東北亞區域內的戰略、規劃、機制對接，加強東北亞各國間的政策、規則、標準聯通，分階段建設形成共同發展、共創未來的東北亞經濟區，最終構建起人類命運共同體視域下經濟發展共生共榮、經濟利益共創共享的“東北亞經濟共同體”。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東北亞命運共同體構建：中國的思想引領與行動”子課題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18ZDA129；中國社會科學院張蘊嶺教授對本文亦有貢獻）
注釋
[1]Executiv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A Framework for Revitalizing American Manufacturing," 16 December 2009, http://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microsites/20091216-maunfacturingframework.pdf.
[2]聶平香：《特朗普減稅對全球FDI的影響及我國的應對》，《國際貿易》，2018年第2期。
[3]The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NSTC), "National Strategy for Advanced Manufacturing," 7 October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10/National-Strategy-for-Advanced-Manufacturing-10072022.pdf.
[4]余永定：《特朗普稅改：兩減一改、三大新稅種和對美國經濟的影響》，《國際經濟評論》，2018年第3期。
[5]"Presidential Memorandum Regarding Withdrawal of the United States from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Negotiations and Agreement," 23 January 2017,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presidential-memorandum-regarding-withdrawal-united-states-trans-pacific-partnership-negotiations-agreement/.
[6]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10 July 2023,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Issues/2023/07/10/world-economic-outlook-update-july-2023?CID=sm-com-bl-WEOET2023004.
[7]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全球數字經濟白皮書》，2022年12月，http://dsj.guizhou.gov.cn/xwzx/gnyw/202212/t20221212_77436753.html。
[8]《2022年世界各國GDP數據》，https://www.kylc.com/stats/global/yearly/g_gdp/2022.html。
[9]祝濱濱：《東北亞區域產業分工體系轉變的趨勢》，《東北亞論壇》，2009年第5期。
[10]王洪章：《價值鏈視角下東北亞區域經濟合作》，《中國金融》，2018年第12期。
[11]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日韓合作》，2023年2月，http://newyork.fmprc.gov.cn/web/wjb_673085/zzjg_673183/yzs_673193/dqzz_673197/zrhhz_673255/zrhhzgk_673257/。
[12][15][20]張蘊嶺：《處在歷史轉變的新起點——基于東北亞命運共同體的思考》，《世界經濟與政治》，2020年第6期。
[13]蘇翊豪、石之瑜：《日本東亞共同體思想的當代沿革：文獻觀點評述》，《國外理論動態》，2014年第3期。
[14]樸炳奭：《構建東北亞共同體的方向：超越文化共同體而走向人類安全共同體》，《當代韓國》，2012年第2期。
[16]《〈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的建議〉輔導讀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30～31頁。
[17]宋成有、湯重南：《東亞區域意識與和平發展》，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年。
[18]肖歡容：《地區主義：理論的歷史演進》，北京：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3年，第10頁。
[19]張度：《比較視角下的東北亞區域意識：共同命運對集體認同的關鍵影響》，《當代亞太》，2011年第4期。
[21]吳昊、李征：《東北亞地區在“一帶一路”戰略中的地位——應否從邊緣區提升為重點合作區？》，《東北亞論壇》，2016年第2期。
Building a Northeast Asian Economic Community: A Perspective
of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Zhuang Rui Cai Tongjuan
Abstract: In practice, there exists an economic complementary among countries in Northeast Asia, hence there is a certain basis for their cooperation institutionally or functionally, however, there is no integral cooperation platform in Northeast Asia in general. With global changes,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for this region to strengthen their regional consensus of Building "Economic Commun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o optimize the existing cooperation mechanism, thus forming joint regional force to face challenges from external adverse environment. Meanwhile, measures as digital economy should be adopted to motivate regional economy development vitality, to seek economy recovery and increase mutually. To build an economy community in Northeast Asian based on the philosophy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 quadruple cooperation should be enhanced institutionally, functionally, regionally and emergency response respectively, shaping a future-oriented Northeast Asian economic zone consisting the following four measures: promoting a regional symbiosis through economy connection; enhancing regional awareness to promote a collective identity; strengthening multi-layer cooperation to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enhancing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alignment to advance Northeast economic zone building.
Keywords: Northeast Asian economy community, regional symbiosis, Northeast Asia economic zone,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economic cooper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