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世界市場“中心-外圍”的市場格局，使得大部分亞洲欠發達經濟體很難通過世界市場體系把自己發展成發達國家。對于亞洲國家而言，通過形成未來的亞洲統一市場，部分改變現在的世界市場秩序，可以獲得經濟進一步發展的內生動力，使亞洲經濟跨入發達經濟體行列。形成統一的亞洲市場離不開兩個基礎的核心要素：一是貿易運輸的互聯互通；二是與區域生產價值鏈適配的工業化水平。共建“一帶一路”在亞洲的實踐，有助于亞洲統一市場的形成，促進亞洲經濟的整體發展。

【關鍵詞】世界市場 亞洲統一市場 “一帶一路” 亞洲經濟

【中圖分類號】 F114.46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15.007

【作者簡介】李紹榮，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研究方向為微觀經濟理論、宏觀經濟研究、公共財政、博弈論與信息經濟學。主要著作有《經濟學》（合譯）、《微觀經濟學》（合譯）、《宏觀經濟學》（合譯）、《轉軌經濟中的經濟結構與經濟增長》（合著）等。

“中心-外圍”世界市場制約亞洲經濟發展進程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后，許多亞洲國家紛紛獨立，從殖民地獨立成為民族國家，然而它們的經濟發展與原有殖民國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而殖民國家通過資本投資和相關產品傾銷，從世界范圍內獲取資源和初級產品，主導形成了相對統一的為發達國家進行生產的世界市場。在這一世界市場秩序內，除了日韓等少數國家，大部分亞洲國家都處于末端，如果用市場的專業化和勞動分工來解釋，就是處于生產效率和勞動工資低端的初級市場層面。簡言之，亞洲國家在這個世界市場秩序內是很難通過自身經濟結構調整和經濟制度變革成為發達國家，以及躋身世界市場的高端，成為生產效率、勞動收入高的國家的。

由于體系內矛盾尖銳且不可調和，這個世界市場發展到今天已經難以為繼。從市場的夏普利值看，世界市場并不是資本收入均等和勞動收入均等的扁平一體化市場，而是依照貢獻率分層的差異化市場。在不同層級的市場中，資本間的收入和勞動間的收入是不均等的，不僅如此，在市場貿易往來方面的表現就是世界市場貿易出現非對稱性的“中心-外圍”表象：發達經濟體之間存在密切的市場貿易往來，成為世界市場貿易往來密集的中心市場，而分散在中心市場外圍的是欠發達經濟體，這些經濟體之間的貿易往來相對較弱。其原因就在于現在的世界市場是由發達國家主導的，發達國家的資本在為發達國家的消費組織生產并獲取最大市場利潤，通過市場經濟規律把生產供應鏈向全世界的經濟體延伸，在欠發達國家中形成價值低的供應鏈市場，這便很難提升欠發達國家的經濟總量。由傳統的引力模型可知，雙邊貿易規模必然與其經濟總量成正比，發達國家之間能夠形成促進彼此之間專業化和勞動分工的共同市場。不同的欠發達國家經濟體在產業結構和經濟發展水平方面存在很大差異，根據比較優勢理論，在不同產業具備競爭優勢的國家之間，原本應體現出一定程度的貿易互補性，而欠發達經濟體之間缺乏貿易往來就是因為彼此之間沒有形成共同市場，主要原因在于：其一，由于發達國家的資本壟斷，欠發達經濟體之間不能憑借自身優勢在全球產業鏈中找到合適的分工，彼此之間缺乏有效的合作機制；其二，欠發達經濟體之間較強的貿易壁壘和運輸成本阻礙彼此之間擴大市場貿易規模。大部分亞洲國家還屬于欠發達國家，自然處于世界市場的外圍，很難依托現有世界市場擴大自身的經濟規模和總量。

當前，“中心-外圍”的世界市場格局難以為繼，主要表現在中心市場及發達國家要素收入分配差距擴大，以及中心市場和外圍市場之間供需失衡。首先，欠發達經濟體與發達經濟體之間供給與需求嚴重失衡。近年來，由于科學技術的發展，發達經濟體的生產需求產生了結構性變化，特別是在全球價值鏈中自動化和人工智能需求發生了結構性變化，根據國際機器人聯合會（IFR）數據顯示，2009～2020年全球工業機器人運行存量由102.12萬件增至301.53萬件，新增安裝量由6.01萬件增至38.42萬件，年均增長率分別為10.34%和18.38%。機器人和自動化技術的迅速發展使發達經濟體對勞動密集型產品的需求降低，削減了欠發達經濟體的勞動資源在全球價值鏈中的競爭優勢。其次，隨著全球產業鏈中的產品復雜度和科技含量日趨提高，技術的發展進一步促進了發達經濟體對高質量、高水平中間品進口的需求。然而，面對生產和消費需求結構的轉變，欠發達經濟體難以迅速作出調整，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欠發達經濟體中工業體系比較落后，基礎設施建設嚴重匱乏，大多數欠發達經濟體憑借自身勞動力成本優勢融入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全球工業自動化的發展使欠發達經濟體在世界市場中進一步被邊緣化。二是欠發達經濟體的經濟實力及競爭優勢相對較弱，在世界貿易市場中的貿易地位處于劣勢，在市場（特別是技術、資本密集型產品）中缺乏議價權（張少軍、劉志彪，2013；呂越等，2017），只能通過較高的壟斷價格進行進口采購（馬艷等，2020）。高昂的進口價格使部分欠發達國家無力購買高新技術與機器設備，受困于低效率的生產方式，加劇了其在全球供應鏈中“低端固化”的風險（Humphrey、Schmitz，2002；巫強、劉志彪，2012）。三是欠發達經濟體的金融市場化程度較低，資金供給和融通緩慢，難以為工業化轉型和生產結構調整提供持續的金融支持。

除此之外，導致世界市場難以為繼的重要原因在于市場中收入結構的差距擴大，主要表現在中心市場與外圍市場之間交易所得的收入差距擴大，中心市場中要素收入差距擴大，特別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后，發達經濟體內部收入分配極化程度不斷加劇。在G7國家中，近年來美國的基尼系數不斷升高，從1983年的0.336上升到2010年的0.38；加拿大的基尼系數從1983年的0.299上升到2010年的0.32。以美國為例，1970～2014年間，30歲的勞動者收入超過其父母在相同年齡時的收入比例從90%下降到了41%。其中，中產家庭和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提升越來越困難，而高收入階層的子女收入超過其父母的比例則保持在較高比例。收入分配差距擴大使得發達國家經濟體內需收縮，為維持一個整體較高的生活和消費水平，高福利政策又導致國家高負債，埋下金融風險的巨大隱患。伴隨著與欠發達經濟體經濟循環的脫節，發達經濟體資本盈利能力減弱，資本收益率降低，無法持續為高增長的研發投入提供支持，使得發達經濟體的研發投入出現疲軟。近年來，隨著技術系統復雜性增加，新技術的研發費用不斷攀升，相同水平的技術進步需要更多的研發投入，同時又導致資本收益率進一步降低。可以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意味著世界市場不可調和矛盾的爆發，中美貿易摩擦以及烏克蘭危機，則意味著未來新的世界市場格局和秩序即將出現。

未來亞洲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統一的亞洲市場

在過去的30年，亞洲國家經濟體取得了令人矚目的發展成績——亞洲的消費和生活水平在快速上升，為彼此之間相互融入貿易、資本、人才和創新的交易市場，亞洲地區與周邊經濟體形成地區經濟自由貿易組織。例如，2020年11月15日正式簽署的《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是由東盟在2012年發起的，其中包括中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和東盟10國共15個成員國。RCEP的簽署標志著目前世界上人口最多、經貿規模最大、最具發展潛力的自由貿易區的形成。據中國海關的數據顯示，2022年一季度，中國對RCEP其他14個成員國的進出口總值為2.86萬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6.9%，占同期中國外貿總值的30.4%，與韓國、馬來西亞、新西蘭等多個國家進出口額同比增速超過兩位數。據新西蘭統計局數據顯示，2019年至2021年，新西蘭乳業對中國出口額大幅增長，RCEP生效后，加上新中兩國自貿協定升級議定書于2022年4月7日正式生效，新西蘭大部分乳產品以零關稅進入中國市場，從出口基量核算，新西蘭相關出口商將獲得1.8億新西蘭元（約合1.2億美元）的關稅實惠。RCEP的全面生效為我國與成員方擴大貨物貿易往來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條件，帶動相應的服務貿易和投資開放，促進貿易往來和營商環境的提升。RCEP的進一步實施，有利于我國深入推進區域產業鏈供應鏈融合發展，為地方、產業和企業拓展國際經貿合作新空間提供有利條件和制度保證。據國家統計局初步核算，2022年，全年貨物進出口總額420678億元，比上年增長7.7%。其中，對RCEP成員國進出口額129499億元，比上年增長7.5%。可以說，RCEP是應亞洲國家經濟發展需要形成的區域經濟貿易伙伴協定，同時也部分說明亞洲統一市場是未來亞洲經濟進一步發展的必然要求。

從市場經濟理論的邏輯看，市場是經濟社會專業化和分工的基礎，而市場的規模和容量決定了專業化和分工的深度，即供應鏈的長度和深度。亞當·斯密指出，經濟社會專業化和分工的深度決定一個國家生產力的高度，社會的專業化和分工是促進一個國家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主要途徑。在當前的世界市場中，亞洲各國如果長期被處于市場保護和市場分割的狀態，就不可能形成有利于自身進一步發展的專業化、分工深度和廣度，無法進一步獲取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從現實和理論看，亞洲內部不同經濟體之間的互聯互通形成統一市場是促進亞洲各國經濟進一步發展的關鍵。首先，亞洲擁有日韓等發達國家，可以提供資本和技術，但這些國家目前都面臨嚴重老齡化問題，需要統一市場來解決國內經濟進一步發展的矛盾；其次，中國是經濟增長較快的發展中經濟體，擁有世界上最大的潛在消費市場，大量的市場需求對經濟可起到拉動作用；再次，東盟作為亞洲經濟的一個重要板塊，生產投資和貿易增長都非常活躍；最后，印度等南亞、中亞國家具有不可忽視的發展潛力，南亞和中亞的18億人口是巨大的人力資源，其與非洲南部一樣擁有全球最年輕的人口結構。亞洲經濟的這四大板塊通過市場的優勢互補，在多邊主義和自由貿易推動下，不同資源的市場整合必將使亞洲經濟的發展呈現蓬勃之勢。

部分亞洲市場的出現，如RCEP等，使亞洲經濟發展呈現技術迅速發展的重要特征，尤其在東亞和印度，更多投資正在流向域內科技初創企業。鑒于世界半數科技巨頭的總部設在亞洲，而武漢、雅加達、仰光、海得拉巴四個創新中心正在迅速崛起，亞洲正在成為技術發展與進步的關鍵區域。主導技術進步的因素包括充滿活力的亞洲經濟、巨大的創新資源以及性價比較高的高質量人才。亞洲各地區的識字率大幅提高同樣促進了生產性就業。據經合組織估計，到2030年，中國和印度的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STEM）專業畢業生將占全球60%以上，而美國和歐洲的占比僅為4%和8%。可以看出，未來統一的亞洲市場是促進亞洲經濟進一步發展的內生動力。

未來亞洲統一市場若形成，通過有效的市場供需，支撐和促進整個亞洲經濟的市場專業化和勞動分工，將使亞洲經濟提升到一個更高水平。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后，針對現在世界市場的種種積弊，構建公正、合理、包容的國際經貿投資規則體系，形成更大范圍的全球經濟社會交往的市場秩序成為大勢所趨。因此，為改變僅以發達國家的經濟貿易格局所主導的世界市場秩序，暢通欠發達國家之間的經濟交流與合作，從而為欠發達國家帶來更加公平與可持續的發展機會，統一的亞洲市場不僅是一條機遇與繁榮之路，也是一條切實可行的新型全球化之路。

從現在世界市場的商品交換關系與專業化勞動分工體系看，“中心-外圍”的世界市場格局致使外圍市場窮國愈窮，中心市場富國愈富，全球不平等日益加劇。在此背景下，亞洲統一市場可以部分破除世界“中心-外圍”的市場結構束縛，激活處于外圍市場的亞洲國家資源，將亞洲欠發達國家或地區嵌入世界經濟社會的市場網絡中，努力構建“去中心化”的全球市場秩序。在現在的世界市場中，發達國家經濟體內部的發展矛盾之一是有效市場需求難以匹配生產的擴張。隨著亞投行等金融機構相繼成立，中國繼續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通過為全球經濟提供更加標準化、透明化、公開化的協商機制，聚焦互聯互通，深化務實合作，為亞洲市場的暢通與發展注入了新的動力，在促進形成統一亞洲市場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未來的亞洲市場作為世界市場經濟的一部分，亦能為現在的發達國家經濟體貿易往來的舞臺尋找更多貿易合作伙伴。亞洲統一市場可以構建一個標準化、透明化、公開化的市場貿易協商機制，努力尋找和擴大發達經濟體與欠發達經濟體的利益匯合點。比如，通過亞洲市場或地區貿易伙伴關系，由美國提供技術支持、中國企業主導施工的尼泊爾巴瑞巴貝引水隧道項目不僅為尼泊爾人民帶來了更好的生活條件，更成為世界隧道項目的典范。如今，地區貿易伙伴或亞洲地區市場交往已形成“1＋1＋1”的發展合作模式，即中國的資本、技術、產能、人才等優勢加上發達國家的標準、人才、經驗等優勢共同投資亞洲欠發達國家，極大地降低了發達國家的投資風險，提升了發達國家的基建投資效率，同時進一步助力亞洲欠發達經濟體的經濟發展，釋放合作潛力，取得了“1＋1＋1>3”的效果。

未來亞洲統一市場能夠部分消除現在世界市場給亞洲經濟帶來的日益嚴重的不平等問題。《2020年世界社會報告》明確指出，無論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不平等水平都處于歷史性高位。不平等問題帶來了普遍的焦慮與不安，進而加劇全球發展的分歧與沖突。消除貧困和不平等是全球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方面。亞洲地區市場不僅能促進亞洲地區經濟的增長，而且還能通過經濟社會的專業化和勞動分工，緩解亞洲國家之間的貧困與不平等，并助力亞洲國家提高競爭優勢，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在現在的世界市場中，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與單邊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形成對立，加劇了世界市場的競爭。面對世界市場經貿格局的重構與調整，形成亞洲地區市場，促進互聯互通，為亞洲經濟應對世界市場競爭提供了一種解決思路。

亞洲地區市場的形成還將為現在“中心-外圍”的世界市場疏解矛盾，打造全球新型市場貿易秩序，共建新型經濟循環格局。不同于現在的“中心-外圍”市場模式，亞洲地區市場可以通過共建新型貿易交往關系，從全球非對稱化逐步轉變為地區均衡化格局。在現在的世界市場背景下，推動形成亞洲地區市場，能夠同時兼顧發達經濟體與欠發達經濟體的利益訴求，彌補世界市場對欠發達經濟體的利益忽視，比如，通過推動哈薩克斯坦的“光明之路”、蒙古的“發展之路”、印度尼西亞的“全球海洋支點”、菲律賓的“大建特建”計劃等的合作，把各國發展計劃的實現有效合理地與世界市場對接，推動欠發達國家經濟體之間貿易交往的擴大。

總之，統一的亞洲市場不僅是未來亞洲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將改變亞洲國家在世界市場勞動分工處于價值鏈低端的現狀，同時又是緩解當前世界市場矛盾的有效方式，是發達經濟體和欠發達經濟體實現發展共贏的上佳策略。

亞洲統一市場形成的核心要素

形成統一的亞洲市場離不開兩個基礎的核心要素：一是貿易運輸的互聯互通；二是與區域生產價值鏈適配的工業化水平。基礎設施建設作為經濟增長的重要來源，能夠通過降低貿易成本、供給充足電力等方式助力生產部門擴大規模，是工業化發展的核心支柱。以“一帶一路”倡議參與國基建發展情況來看，“一帶一路”參與國2001～2021年基礎設施總量由高速發展逐漸轉為緩慢增長的態勢。圖1給出了這些國家基礎設施總量指數及各維度數據，整體上來看，基礎設施發展水平自2001～2021年以2.85%的發展速度穩步提高，參與國基礎設施建設總量指數（均值）從0.1953上升至0.3518。其中，2001～2008年為高速發展期，以年均3.38%的速度增長，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后各參與國基礎設施建設增長乏力，總量增速從2008年的4.48%跌至2009年的2.88%，此后以年均2.66%的增速緩慢發展。增速趨緩的背后體現了世界市場條件下金融危機對“外圍”市場國家的傳導影響，世界市場的“中心-外圍”格局為全球帶來長達20多年的經濟擴張，也加劇了以欠發達經濟體為代表的“外圍”市場經濟體的發展風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資本的迅速撤離及國內經貿負面沖擊，對于前期投入巨大的基礎設施建設影響極為嚴重，同時，基礎設施建設增速趨緩也表明世界經濟亟需挖掘新的增長點。

目前，基礎設施建設仍存在巨大的需求，根據亞洲開發銀行的報告預測，到2030年亞洲將需要投資26萬億美元來解決基礎設施嚴重短缺的問題，基礎設施建設有望進一步拉動未來的經濟增長。表1給出了2000～2021年間，“一帶一路”沿線區域基礎設施總量指數均值及年均增速。不同區域基礎設施建設水平區域間出現“不平衡化”發展趨勢。其中，歐洲與中亞地區基礎設施總量指數為0.2872，基建發展水平最高；拉丁美洲與加勒比海地區、東亞與太平洋地區緊隨其后，分別為0.2475、0.2375；中東與北非地區、南亞、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基建發展程度最低，分別為0.2096、0.1952及0.1688。同時，基礎設施發展水平程度較高的地區其基建增速也相應更快，如歐洲與中亞地區2000～2021年基礎設施總量年均增速為3.24%，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基礎設施總量增速僅為0.35%（見表1）。不同區域和國別基礎設施建設水平及增長速率呈趨同走向表明區域間體現出較強的“不平衡化”發展趨勢，落后地區與發展程度較高的地區之間的差距進一步被拉大。

不同區域和國別基礎設施呈現“不平衡化”發展趨勢的原因主要有兩點：一是欠發達地區產業的落后限制了基建發展。美國經濟學家納克斯在《不發達國家的資本形成問題》一書中指出，對于欠發達國家而言，對工業、農業等生產性部門進行大規模投資，直到突破經濟增長水平的門檻時，投資基礎設施建設等才具有價值。因此，南非、北非等地欠發達地區生產性部門的落后一定程度上使得其基建發展難以為繼。二是基建的落后進一步限制了欠發達地區的經濟發展，使其缺乏足夠的資金和技術開展基礎設施建設。經濟增長的驅動力之一來源于相對超前的基礎設施建設，滯后的基礎設施建設可能導致電力供給不足、道路不便，進而限制生產部門擴大生產，拖累經濟增速。經濟發展的落后進一步導致當地缺乏足夠的能力開展基礎設施建設，特別是對于仍處于工業化初期或還未邁向工業化的國家而言，其普遍面臨工業化成本居高不下的制約，僅僅依靠內生力量無法開展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

欠發達國家經濟體的發展困境還包括價值鏈“低端鎖定”，在參與國際分工的過程中，發達經濟體在全球價值鏈中分布于“微笑曲線”兩端，而欠發達經濟體大多從事低附加值、高能耗的加工組裝環節，中間投入則高度依賴進口（Liu and Qiu, 2016），這使得欠發達經濟體難以實現可持續性發展。“一帶一路”倡議的核心理念之一即通過各領域互聯互通促進各國共同合作，幫助發展中經濟體完成工業化進程，實現產業轉型和升級。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一帶一路”沿線各國所有行業的地位指數均呈現不同幅度的下降趨勢，但大部分行業的地位指數自2013年開始則出現了明顯的回升。其中，回升幅度最為顯著的行業包括公共事業、交通及物流。這一事實表明，“一帶一路”倡議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目標得到明確體現，有效地提升了沿線國家及地區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與競爭力，助力欠發達經濟體擺脫“低端鎖定”風險。

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由于欠發達經濟體在工業化進程中普遍面臨工業化成本居高不下的制約，僅僅依靠內生力量無法突破經濟發展瓶頸，同時，欠發達經濟體在水資源開發、信息技術通訊及道路交通等基礎設施領域仍存在較大需求缺口。因此，堅持推進“一帶一路”交通等基礎設施等項目建設，對于助推欠發達經濟體獲得更加公平普惠的貿易環境、提升自身競爭優勢具有重要意義。自“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中國與相關國家一道共同推進多個鐵路、港口等大批互聯互通項目。圖2（a）反映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正式簽署合作文件前后鐵路總公里數、貨運碼頭吞吐量情況，可見共建“一帶一路”的實施，各國基礎設施進一步得到完善。圖2（b）反映了各國加入“一帶一路”倡議前后其貿易成本的變化情況，在加入“一帶一路”倡議后，成員國貿易成本出現顯著下降。

在進口價格壟斷方面，由于欠發達經濟體在參與國際分工過程中資金匱乏、技術落后，難以自主生產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發展中經濟體只能以較高的壟斷價格進行進口采購（馬艷等，2020），其面臨的進口壟斷程度相對較大，這進一步加劇了欠發達經濟體其面臨“低端鎖定”的風險（Humphrey and Schmitz, 2002）。圖3展示了不同經濟體出口價格差異系數CV（Coefficient of Variation，簡稱CV）的變化情況，出口價格差異系數CV刻畫了一國產品的出口價格在不同進口國中的差異程度，CV越高說明該國出口商價格歧視能力越強，即擁有更大的議價權。通過圖3可以發現，發達經濟體CV系數更高，在國際貿易中擁有更強大的壟斷能力，這說明“一帶一路”倡議有助于成員國發展與區域生產價值鏈適配的工業化水平。因此，共建“一帶一路”在亞洲國家的實踐有助于未來亞洲統一市場的形成。

結語

綜上所述，由于歷史原因，現在的世界市場呈現“中心-外圍”的市場格局——發達國家間的中心市場和欠發達國家組成的外圍市場，生產供應鏈高價值的中心市場與低價值鏈的外圍市場，因此欠發達國家經濟包括大部分亞洲國家，要在這個世界市場體系中發展成發達國家，幾乎是不可能的。對于亞洲國家而言，通過形成未來的亞洲統一市場，部分改變現在的世界市場秩序，可以獲得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跨入發達國家行列。而共建“一帶一路”的深入實施，呈現出有助于地區市場形成的特點，這說明共建“一帶一路”在亞洲的實踐，有助于亞洲統一市場的形成，促進亞洲經濟的整體發展。

（中國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師資博士后李寧靜對本文亦有重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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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grated Asian Market: How to Promot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sia

Li Shaorong

Abstract: It is difficult for most underdeveloped economy entities in Asia to develop themselves into developed countries through the world market structure under the current "center-periphery" world market pattern. Partially changing the current world market order and forming an integrated Asian market in future, can Asian countries gain internal impetus for furthe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abling them to get into the developed economies. The formation of an integrated Asian market relies on two fundamental elements: first, interconnected trade and transportation; second, industrialization level compatible with regional production value chains. The practice of Belt and Road cooperation in Asia contributes to the formation of an integrated Asian market and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the Asian economy.

Keywords: world market, integrated Asian market, the Belt and Road, Asian econo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