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雙碳”目標的提出，加速了我國能源轉型的進程，我國風電、光伏等多種類型可再生能源裝機增量已位居全球第一、光伏出貨量占全球近70%，新能源汽車銷售量全球第一，新能源事業發展正如火如荼。發展新能源離不開關鍵資源的穩定供應，新能源產業整體對關鍵資源的高度依賴所伴生的資源風險不容小覷。為此，有必要提早識別與防范新能源發展面臨的關鍵資源風險，保障綜合能源安全和能源轉型順利實現。

關鍵詞:新能源 關鍵資源 風險應對 能源安全

【中圖分類號】F206 【文獻標識碼】A

國際可再生能源署（IRENA）2022年發布報告稱，全球支撐碳減排的主要技術路徑中新能源占主體地位。隨著我國新能源事業的蓬勃發展，對關鍵資源的需求也飆升。2021年10月2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調研考察勝利油田時指出：“能源的飯碗必須端在自己手里。”然而，我國國內現有資源儲量有限，且地表易開采的資源不足，難以滿足快速、持續增長的新能源發展需求。同時，新能源發展關鍵資源面對的國際壟斷性極強，進口源頭相對較為集中，疊加地緣政治對海外源頭和海上能源通道安全的影響，我國在關鍵資源的穩定、便捷獲取上面臨著一定的挑戰。在能源轉型過程中，提早識別并防范、化解新能源發展面臨的關鍵資源風險尤為重要。

新能源發展所需要的關鍵資源

新能源產業發展有以下幾個重要領域和相關支持技術：其一是以光伏與風電等新能源的迅速發展支撐傳統化石能源替代、向可再生能源轉型；其二是以氫氣、電池等技術支撐間歇式能源存儲；其三是電動汽車等用能終端發展；其四是智慧電網、能源互聯網技術發展。

新能源產業涉及硅（光伏與電力電子）、鋰（電池）、鈾（核能）、鎳（電解鎳用于堿性蓄電池、加氫催化劑等）等多種金屬或非金屬礦產資源在內的關鍵資源。關鍵資源的安全、持續供應直接關系著未來中國新能源發展的潛力和持久力。

這里以中國新能源汽車產業為例進行說明。動力電池作為新能源汽車產業的關鍵部分，占據了新能源汽車整車成本的四成左右，目前，三元鋰電池是目前動力電池領域最為主流的技術路線之一。三元鋰電池中最關鍵的三元正極原材料主要包括鎳、鈷、鋰，鋰又是其中的核心元素。隨著全球新能源發展進入加速期，各國對鋰資源的需求也在進一步增加，鋰生產國紛紛加緊對本國鋰資源產量的調控，全球鋰資源競爭進一步加劇。由于自然條件和資源稟賦限制，我國鋰資源產業鏈各端企業的總供給相對不足，鋰資源大量依賴進口，鋰資源供應問題成為行業發展面臨的關鍵問題。在中國新能源汽車產業的快速擴張及鋰化合物供應相對緊張的雙重刺激下，鋰資源價格飛速上漲，導致中下游新能源整車企業普遍虧損的狀況更加嚴峻，極大地影響了整個新能源汽車產業的健康可持續發展。

保障新能源發展關鍵資源面臨的問題

頂層設計不足，缺乏對新能源發展關鍵資源的統籌管理。盡管我國已經充分認識到新能源發展關鍵資源供應保障的重要性，但一方面，國內目前依然缺乏頂層設計和長遠規劃，未能形成我國新能源發展關鍵資源全球統一戰略布局，且無法對關鍵資源企業海外投融資提供方向性指導和幫助。另一方面，缺乏對新能源發展關鍵資源的統籌管理，導致關鍵資源企業海外投資力量分散，各自為政、多頭對外，缺乏有效的組織和聚合力，使資源國政府能夠對我國企業在商務談判中實施“各個擊破”，部分中國企業之間陷入惡性競爭的泥沼，造成我國國家整體利益受損。

關鍵資源創新利用、回收利用的技術和產業發展仍有較大提升空間。截至2022年，我國推進廢舊物資回收利用的工作已取得較為顯著的成果，我國在政策層面一直積極引導資源回收行業走向專業化、集約化、規范化的發展方向，但現階段回收產業仍存在體系不完善、市場轉型成本高、企業轉型動力不足等問題，行業的進一步發展仍面臨諸多限制。除此之外，由于相關技術水平的限制，中國資源回收行業仍然以廢塑料、廢鋼、廢有色金屬、廢紙等傳統高價值資源回收為主；對于如廢玻璃、廢紡織品等低值可回收物以及對于如鋰電池、光伏組件等精密可回收物的回收利用率較低，行業整體效率結構性低下。隨著低碳轉型的進一步深化，新能源技術的普及率也將大幅上升，資源回收產業需要適應新的變化和要求。

關鍵資源的海外源頭安全保障問題凸顯。目前，國內新能源發展關鍵資源的總體儲量不足、生產成本高，產業發展所需的多種戰略金屬礦產資源只能依靠海外進口，關鍵資源對外依存度居高不下。截至2022年底，我國主要戰略金屬礦產的對外依存度幾乎全部高達70%—80%。此外，我國新能源發展關鍵資源還存在供應源頭過于單一的問題，這不僅使得我國進口關鍵資源面臨上游寡頭壟斷處于被動地位，且面臨著主要進口來源國政府“斷供”風險。

關鍵資源的國際通道安全與保障面臨威脅。隨著全球化進程不斷深入，海上貿易和能源運輸變得越來越重要，為加強對重要海上通道的保護，中國派遣海軍艦艇編隊開展亞丁灣海域護航行動，至今已有15年。但是時至今日，亞丁灣和印度洋海盜活動仍時有發生，西非海上安全形勢異常嚴峻，馬六甲海峽海盜活動不斷。整體來看，加勒比、幾內亞、好望角、馬六甲、索馬里等六片海域的海盜活動最為猖獗。其中索馬里海域所在的環印度洋海運通道以及進出馬六甲海峽的南海通道對保障我國新能源發展關鍵資源的進口通道安全最為重要。此外，近年來國際地緣政治導致局部地區戰爭風險增加，地區軍事沖突、恐怖主義攻擊、海盜襲擊以及自然災害都可能對關鍵資源國際海上通道的自由、通暢帶來威脅。

關鍵資源的定價權和結算體系缺乏“話語權”。我國金融期貨市場起步較晚，發展也較為緩慢，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仍面臨一些挑戰和障礙，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我國新能源關鍵資源議價能力不足和定價話語權缺失。在期貨交易市場方面，三大國際礦業公司均將普氏能源推出的鐵礦石價格指數作為短期定價依據，普氏資源價格指數儼然成為決定鐵礦石價格的官方指數，而作為全球鐵礦石最大的買家、占全球鋼鐵產量半數以上的國家，中國在價格形成過程中所能發揮的作用卻非常小?？梢哉f，在全球金屬礦業資源交易領域，中國絕大多數時候以“被動的”價格接受者扮演著“大買主”的角色，在定價過程中缺少控制力和話語權。與此同時，在關鍵資源企業“走出去”的過程中，國內金融機構配套金融業務品種相對較少、直接和間接資金支持不足，無法滿足企業需求。另外，盡管在與外商和資源國政府的談判中我國企業積極推進人民幣結算，但外商和資源國政府大部分只接受美元結算，人民幣依然難以挑戰美元在關鍵資源交易中的“特殊地位”。

保障新能源發展所需關鍵資源的有關建議

增強新能源發展關鍵資源供應保障能力、防范和化解未來新能源領域關鍵資源風險，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推動：

確立指導思想，建立國家層面整體統籌協調機制。新能源產業關鍵礦產資源是實現我國“雙碳”目標的重要基礎，應從頂層設計開始，進一步完善我國新能源關鍵礦產資源供給保障體系。首先，需明確新能源發展關鍵資源供應保障的指導思想和戰略定位。要將新能源發展關鍵資源供應保障視作經濟發展的穩定器、強國富民的壓艙石、能源安全的定海針、國際競爭的制高點，以及“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突破口。其次，為提高我國新能源發展關鍵資源統籌規劃及管理水平，應設立國家層面整體統籌協調機制，并委托有影響力的第三方機構，聯合相關部委、代表性企業以及金融機構組成工作小組，制定短中長期戰略規劃。最后，建議組建“企業在前、政府在后”的新能源產業鏈、供應鏈的聯合組織，對參與我國新能源發展關鍵資源供應保障的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及金融機構等加強協調與管理。

制定與實施新能源關鍵技術和關鍵資源利用技術創新研發和應用的支持政策。通過對美國發展新能源的政策思路和技術路徑的分析發現，支持新能源技術研發是進一步完善新能源產業關鍵礦產資源供給保障體系的必行之舉。2022年，美國投入5700萬美元支持30個研發項目，支持開發工業減排和清潔能源制造技術，重點關注制造工藝創新、先進材料制造和鋰離子電池創新制造工藝。稀土和其他關鍵礦物是制造光伏組件的關鍵，同年10月美國能源部提出為《兩黨基礎設施法案》的研究項目提供3200萬美元支持其從本土礦產資源中提取、生產稀土及其他關鍵礦物。為減少對海外電池供應的依賴、強化本土電池產業供應鏈，美國能源部宣布向電池公司發放28億美元補貼，受補貼企業將致力于開發足夠的電池級鋰、石墨、鎳和其他電池材料。除美國以外，很多國家均在積極采取措施，通過制定產業幫扶政策以提高本國礦產資源保障能力，相應地，我國也應該強化政府對新能源關鍵礦產資源配置的主導作用，加大新能源關鍵礦產資源全產業鏈的支持政策。

重視并推動新能源關鍵資源回收的技術研發與產業發展。在未來新能源大規模發展且關鍵資源出現瓶頸約束的情況下，資源的回收利用具有重大意義和價值。以鋰離子電池為例，電池的化學成分構成了電池組內最關鍵和最稀有的材料，由于鋰、鎳、錳和鈷等原材料具有稀缺性，且90%的鋰、鈷、鎳、錳和石墨材料可以循環利用，因此應將這些材料的回收作為資源回收的主要目標。以廢磷酸鐵鋰正極材料資源化回收這一具體技術為例，其基于固相電解技術的電化學法回收技術，降低了次生污染風險，無廢水產生且使用電量少，實現了廢磷酸鐵鋰電池高產率低成本回收。

外聯內拓，保障我國新能源發展關鍵資源海外源頭供應。為進一步加強對海外新能源發展關鍵資源的獲取和掌控能力，首先，應繼續穩固已有供應來源，保持與資源國的友好關系，提高海外權益資源產量。其次，需要鼓勵以重點項目為突破口，增加海外權益投資，加強海外新能源發展關鍵資源的掌控能力。最后，新能源發展、新能源產業鏈和供應鏈已成為全球各國未來發展必爭之地，在“去中國化”的威脅和眾多地緣政治風險疊加影響下，我國應深入思考海外投資過程中企業以何種形式“走出去”更為合適，例如可以考慮提高民營企業和港澳企業參與關鍵資源國際投資和貿易的水平。

新能源發展關鍵資源領域繼續加強南南合作。中國應始終堅持在南南合作框架內不斷推進綠色發展國際交流與合作。2022年中國與巴西就促進兩國農產品貿易發展、低碳和清潔技術投資等領域合作事項達成一致，在水電、光伏、風電以及生物質發電都有合作。中國的海外能源投資推動了發展中國家的綠色低碳發展，以巴基斯坦為例，中國投資的風光項目將為該國每年減少412萬噸的碳排放量，相當于該國年排放量的9.16%；在南非，中國投資的風光項目可以為該國帶來每年1368萬噸的碳減排，相當于該國年排放量的6.1%。未來，在上述良好的南南國際合作基礎上，可進一步加強新能源發展關鍵資源領域的穩定合作。

多元化構建我國新能源發展關鍵資源供應通道網絡，提高運輸安全與保障能力。國家安全和經濟發展對資源、能源的需求要求我國必須加強海上通道安全建設，加強海上通道安全建設對保障我國能源安全以滿足國內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需要至關重要。因此，要進一步充分總結、復制亞丁灣護航的經驗，以印度洋-馬六甲-南海一線為重點，提高對南海通道、馬六甲海峽和太平洋航線等我國新能源發展關鍵資源進口主要線路的保障能力，確保我國能源重點海外供應和中國的海上運輸通道安全。

以人民幣國際化為突破口，提升新能源發展關鍵資源定價話語權。進一步加快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以此為突破口，提升新能源發展關鍵資源定價話語權。同時，我國還須培育成熟有效的期貨市場，在關鍵資源定價中獲取話語權。為此，我國應進一步開放市場，建立開放、活躍的國際性交易平臺，逐步擴大我國新能源發展關鍵資源交易規模和新能源發展關鍵資源價格在國際上的影響力，先形成“中國價格”，再參與國際定價，進而在國際關鍵資源要素市場上發出強有力的“中國聲音”。

【本文作者為 董秀成，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經濟貿易學院教授；董聰，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經濟貿易學院副教授。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經濟貿易學院副教授董康銀對本文亦有重要貢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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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苑春、陳國娟、曹篤盟：《鎳鈷資源性企業向新能源產業方向拓展的風險與契機》，《發展》，2013年第11期，第113—114頁。

責編：馮一帆／美編：石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