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產業興旺是推進鄉村振興的重中之重，沒有農村產業的興旺，生活富裕、城鄉融合以及鞏固脫貧攻堅成果等目標都是無源之水。但同時也要認識到，鄉村振興是一個長期過程，短期內對農業進行大規模財政和金融投入并不現實，中國推動農村產業振興進而實現鄉村振興需要有歷史耐心，要從中長期發展的視角來尋求破解之道，推進鄉村振興戰略依然要注重城鎮化對農村勞動力的吸收，通過城鎮化給農業農村帶來溢出效應，并在此前提下加大對機械補貼和種子研發的政策支持力度。

關鍵詞:鄉村振興 產業興旺 機械補貼 種子研發 舉國體制

【中圖分類號】F3 【文獻標識碼】A

黨的十九大報告歷史性地提出鄉村振興戰略，確定了要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的原則，提出了“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等要求。黨的二十大報告進一步提出要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戰略。毫無疑問，產業興旺是推進鄉村振興的重中之重，沒有農村產業的興旺，生活富裕、城鄉融合以及鞏固脫貧攻堅成果等目標都是無源之水。近年來，學界有越來越多的呼聲要求加大對農村農業的財政和金融投入，也有一些學者提出鼓勵土地使用權抵押以幫助農戶克服信貸約束的建議。本文認為短期內對農業進行大規模財政和金融投入并不現實，中國推動農村產業振興進而實現鄉村振興需要有歷史耐心，要從中長期發展的視角來尋求破解之道，那就是在繼續推進城鎮化的同時推進農業生產的機械化水平，并同時在種子培育方面加大支持力度。

短期內對鄉村進行大規模財政投入并不現實

鄉村振興離不開財政的投入，但是有三個原因導致我國在短期內對農業農村大規模增加財政投入并不現實，一是由于新中國成立后采取了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戰略，將更多的財政和信貸資金投入給了城市部門，導致對農業農村投入的歷史欠賬太多（林毅夫等，1994）；二是因為我國是個農業人口大國，對農業農村的各種投入規模大、周期長、見效慢，比如農田水利建設、耕地整理等都需要龐大的投入，但直接從農產品中得到的回報卻不高；三是在政府財政收入難以大幅增加的情況下，其他部門的財政投入很難在短期突然銳減并節省出財力投入到農業農村。例如，2021年全國財政支出共計245673億元，而其中用于農林水事務的支出為22034.5億元，占比為8.97%，這一比例在2007年為6.84%，14年的時間才提高了2.13個百分點。實際上，黨的二十大報告已經明確地指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仍然在農村”。這表明黨中央非常科學精準地把握住了我國當前經濟的發展階段以及下面要解決的重點難點，更表明黨中央清醒地認識到實現農業現代化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最大難題。因此，解決這一歷史難題必須要有歷史耐心。

盤活農村土地資產作為信貸抵押也難以解決鄉村產業振興的資金問題

既然財政投入支持農業農村的力度難以在短期內大規模增加，那么有償的信貸資金支持農業農村的力度是否可以在短期內顯著提高呢？答案同樣是不現實。例如，中國人民銀行2019年發布的《中國農村金融服務報告2018》顯示，自2007年創立涉農貸款統計指標以來，金融機構涉農貸款余額從2007年末的6.1萬億元增加至2018年末的32.7萬億元，占各項貸款的比重從22%提高至24%。11年的時間里僅增長了2個百分點，且這里的“涉農貸款”的統計口徑較寬，如果采用更窄的統計口徑，這一數字可能更低。

實際上，農戶和農業企業面臨信貸約束是發展中國家普遍面臨的經典難題，主要原因在于：第一，農業生產經常面臨干旱、洪水、病蟲害等自然風險，但是商業銀行不愿意承受這些高風險并向農業提供信貸支持；第二，發展中國家的農業和農戶經營往往多是勞動密集型的，資本密度較低，農場規模小，因此所需貸款金額往往比工業貸款的金額小，這導致商業銀行發放涉農小額貸款的經營管理成本更高；第三，勞動密集型的小農戶或涉農企業往往沒有資產可以抵押，再加上農村的交通成本更高，這進一步加劇了貸款者與商業銀行間的信息不對稱，加劇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并導致銀行向他們提供信貸資金的積極性始終不高。

鑒于這一困境，有學者提出用土地私有化以及宅基地使用權的流轉和抵押來解決農業面臨的信貸約束難題。實際上，這一建議并不能解決太多的問題，理由如下：根據資產評估理論，收益率及其流動性是決定資產價值的關鍵因素，而在耕地用途不能轉為非農業的前提下，耕地用于農業的收益率目前還非常低，低收益率自然制約了土地資產的價值；更關鍵的是，目前我國的農村土地為集體所有制，村集體每個成員都能擁有自己的一份承包地（新加入集體的成員例外）和宅基地，這導致村集體內部對土地使用權流轉的需求很低，并且土地資產在中國農村的流動性非常低。這兩個因素決定了土地使用權在被商業銀行評估時給予的價值并不會太高，也因此對于解決農業或農業面臨的信貸約束的作用有限。

例如，筆者在西南某地調研發現一個農戶貸款購買高質量葡萄苗的失敗案例。該農戶使用銀行信貸資金購買葡萄苗，并將葡萄苗和耕地使用權抵押給銀行，結果該農戶因管理不善而導致葡萄種植失敗后，銀行收回的葡萄園在當地根本無人接手，最終葡萄苗枯死成為干柴。這導致銀行遭受了巨大損失，也極大地挫傷了銀行支持農業的積極性。

而那些城鎮郊區的土地則具有相對較高的收益率和流動性，比如，可以開展農家樂等經營活動，或者土地即使不可以自由買賣所有權，但也可以用于出租獲得收益，因而具有作為銀行貸款抵押品的潛力。但這里面臨的一個悖論是：鄉村振興中的難點恰恰不是城鎮郊區，而是那些距離城鎮遙遠、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欠缺的鄉村，因為城鎮郊區完全可以利用城鎮化所帶來的機遇繁榮農村經濟，例如享受城鎮化帶來的土地增值收益、為城鎮居民提供各種服務、將生鮮農產品就近銷售給城鎮居民等。從這個角度看，在現有的產權制度和耕地保護制度的前提下，寄希望于短期內通過土地抵押解決欠發達地區農業所面臨的信貸約束并不現實。

鄉村產業發展常常面臨“產業雷同”和附加值不高的困境

多年來，我國各級政府都十分重視對農村各種產業發展的扶持，也確實有很多地方在發展符合當地比較優勢的農業產業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在脫貧攻堅和農民增收中扮演產生了非常積極的作用。但不容忽視的是，依然有很多地方無法通過發展有特色的農業產業來帶動當地經濟發展。

一方面，中國的糧食種植業利潤普遍較低，盡管政府這些年對糧食安全高度重視并加大對糧食種植的支持力度，但并未根本改變糧食種植利潤率低的事實，因此糧食種植業短期內難以在鄉村產業振興中起到關鍵作用。另一方面，如果將目光瞄準其他產業，各地又會面臨著“產業雷同”的困境。比如這個縣要重點扶持辣椒種植產業，結果隔壁縣也在扶持辣椒種植；這個省在支持獼猴桃種植產業，而另一個省也在扶持獼猴桃種植產業。欠發達地區鄉村的雷同產業很容易導致“果賤傷農”，造成政府支持發展的產業對農民增收的效果欠佳，甚至挫傷農戶的積極性。

鄉村振興中出現“產業雷同”的原因及其挑戰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首先，鄉村的地理自然環境的相似性決定了他們的發展產業選擇具有相似性。比如筆者調研發現，中西部山區或者丘陵地帶，耕地資源稀缺，交通等基礎設施條件相對較差，信息閉塞和服務網絡欠缺等。因此，在確定本地的主導產業或者要重點發展的產業時，不同地區的最終選擇很可能會大同小異，因為這些地區的環境和條件以及他們所掌握的技術，決定了他們能夠選擇的產業大多是種植業或者養殖業，例如瓜果或者蔬菜的種植，或者家禽家畜的養殖等。因此，在調研中經常碰到產業雷同導致“果賤傷農”的案例。一項種植產業的發展初期，往往能給農戶帶來一定甚至可觀的收入，但是當其他地方看到了甜頭蜂擁而上之后，最終必然會出現農民收入的整體下滑。

其次，鄉村地區的種植業和養殖業不僅面臨著“小農戶、大市場”的挑戰，而且還面臨著技術和信息獲取途經受限、方式落后的挑戰，因此即使有好的產品也未必能夠獲得豐厚的利潤。鄉村地區或者農戶在獲得市場信息方面大多都會滯后，這就導致他們無法及時獲得市場信息。當落后地區的農戶向發達地區農戶學習他們的經驗或做法時，就已經注定了“跟隨者”難以獲得“引領者”那樣的利潤，這是由農產品價格的特殊性質決定的。同時，由于技術和獲得信息方面的滯后，很多鄉村地區選擇的產業大多具有附加值低、生產技術落后、服務落后的特點。

另外，技術解決了生產問題，還可能會繼續面臨著市場狹窄的難題。例如筆者調研發現，某西部山區鄉村的農戶飼養了大量品質優良的柴雞，但是當地卻沒有屠宰、加工、包裝和儲存運輸的冷鏈企業，導致產品無法進入城市大型超市賣給城市消費者，而本地市場狹小且購買力低，最終導致養殖戶的利潤低下。這些問題都是鄉村產業振興中面臨的現實困境。

工業化和城鎮化是鄉村振興的重要動力

“要振興鄉村，就要向農業農村多投錢”，這是一種簡單而又機械的邏輯。發展經濟學理論認為工業化和城市化才是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因此鄉村振興也需要靠工業化和城鎮化作為動力。中國還有相當部分農村地區的農戶在經營傳統農業，具有耕作方式高度穩定不變、生產方式粗放、農產品商品化率低這三個基本特征，因此農業現代化的本質就是對傳統農業進行改造，即傳統農業生產要素組合方式發生變化，從而產生實現農業技術進步的經濟效益的過程。只有當農業生產率提高以后，農村才會向城市提供更多的剩余農產品，社會也才會有足夠的資源和產品用于擴展現代工業部門；也只有當傳統農業得到真正的改造時，農業的第一級聯帶產業——工業部門中那些與農業投入直接相關的產業（如農業機械工業、農用化學工業等）才能得到較快的發展。因此，農業現代化或者說將傳統農業改造成現代農業的過程就是繼續轉移農村勞動力進入城市，并反過來用工業生產的農業投入要素（機械、化肥等）來改變農業生產方式。

從上述技術的角度看，農業現代化的技術創新固然簡單，因為中國完備的工業化體系已經完全有能力為農業生產現代化提供幾乎所有的工業品投入，但是中國的農業現代化始終面臨著人多地少的約束，這導致中國的城市化進城和鄉村振興路徑不同于發達國家曾經走過的道路，中國獨特的城鄉土地制度和龐大的人口總量也決定了對傳統農業組織方式進行制度創新（改變土地的占有和使用方式）不可能一蹴而就。

努力實現城鄉產業、勞動力人均GDP均衡化

中國的第二產業GDP占比在2007年已經達到46.7%的高位，這一占比在2012年又進一步被第三產業GDP占比反超。從這些指標來看，可以認為中國的工業化已經完成，或者已經進入后工業化時代。但由于人地比的約束，中國農業現代化目標下的城市化率應該高于發達國家。發展經濟學家張培剛（1949）早在幾十年前就提出的農業國工業化理論給我們提供了一個重要的視角：“一個農業國或欠發達國家，只有當它的工業化進展到相當的階段，農業生產總值所占的比重由原來的2/3甚至3/4以上降低到1/3甚至1/4以下，同時，農業勞動者的人數所占的比重也由原來的2/3甚至3/4以上降低到1/3甚至1/4以下，這個國家才算實現了工業化，成為工業化了的國家”。如果我們假設農村人口只從事第一產業的生產活動，城市人口只從事二、三產業的生產活動，同時假設農村居民和城市居民的人口負擔率相同，那么我們可以從上述理論推斷出這個如下關系必然成立：

實際上，上述兩個公式表明一個經濟體的工業化完成之后城鄉兩部門勞動力或者人口占比與城鄉兩部門GDP占比之間的一個穩態關系，即農村人均GDP與城鎮人均GDP相等，此時人口或勞動力在城鄉兩部門之間的流動就不會像結構主義經濟學理論所揭示的那樣能夠促進經濟增長。同時張培剛（1949）還認為，對工業化的正確理解不應該是只看工業部門的機械化，而應該看工業部門和農業部門是否都實現了機械化生產。

盡管2021年中國第一產業就業者占比已經下降到22.87%，第一產業GDP占比已經下降到7.2%，早已達到了張培剛的理論所確定的產值和就業占比都“降低到1/3甚至1/4以下”的標準，但2021年一產勞動力人均創造的GDP只有4.87萬元，顯著低于全國平均水平以及第二產業或者城鎮部門的勞均GDP水平。要實現公式（1）或（2）的均衡水平，中國還有漫長的工業化道路要走。

以糧食安全為現代化重要衡量指標

糧食安全也是中國工業化和城市化以及農業現代化中的一個重要約束和戰略目標。許慶等（2013）對比了中國與若干代表性國家的農業生產條件與城市化水平后認為，假設中國不依賴進口糧食養活自己，即保持糧食供給的完全或者較高的自給自足水平，如果中國的工業化完成后的城市化水平達到75%，即德國和美國在2005年左右的平均水平，假設那時中國有12億人口，那么城市人口總量將達到9億，農村人口總量為3億，此時為保障糧食安全要求每個農民要額外養活3個城市人；而2005年德國每個農民平均的谷物產量為2096.01公斤，按照每人每年消耗400公斤糧食的標準，一個農民可以額外養活4個城市人，如果將標準提高到500公斤，則一個農民恰好可以額外養活3個城市人，此時的城市化水平恰好是75%；如果中國完成了工業化之后的城市化率達到75%，則農民人均耕地面積達到6畝，這個數字接近2005年德國的水平（8.14畝），但是這個數字相對于2005年美國的3.34公頃（50.1畝）還有遙遠的距離；所以，中國人多地少的約束決定了我們應該以德國的農業現代化水平為工業化完成后的農業現代化目標較為現實。

完善農民工城鎮就業戶籍制度

同樣是由于新中國早期采取了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導致城鄉居民的醫療保險和養老保障的鴻溝依然巨大。盡管近年來中國政府加大了對農村居民的醫療保險和養老保障的財政投入力度，但城鄉間的醫療保險和養老保障水平依然差別很大。更重要的是，在城鎮就業的農民工由于戶籍制度的限制而無法加入城鎮社會保障體系，無法加入失業保險體系。這導致推動農村耕地和宅基地流轉以及土地歸并（以提高經營規模）始終面臨一個社會穩定的考慮，即農民工失業后返鄉務農被認為是應對他們失業的一個穩定器或者回旋余地。而要順利平穩地推進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提高農業生產的規模并實現農業組織方式的制度創新，就必須要先彌合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之間的鴻溝，只有這樣才能消除農民工失業對社會的沖擊，而這也是讓農民工實現市民化的必然要求，但這也同樣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從上述角度看，中國的農業現代化水平遠遠落后于城市化的水平，這也決定了中國的鄉村振興必然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必須要有長遠的目光。同樣的道理，中國的鄉村振興也不是單純的要素下鄉、資源下鄉，而應該是城市化和工業化過程中城鄉要素的雙向流動。

鄉村振興中的要素下鄉：機械補貼和種子研發是兩大關鍵

前面的分析表明，中國人多地少的約束注定了農業現代化和規模經營是一個長期過程，因此從工業化的角度看，以及考慮到政府投入短期內難以顯著提升，鄉村振興最需要持續投入的是農業生產所需的機械化產品和現代生物技術開發的優質種子資源。

許慶等（2013）提供的數據分析表明：中國平均每平方公里耕地上所使用的拖拉機的數量只相當于德國和美國的1/19和1/4，但中國的谷物的平均產量與他們的差距不到30%。因此，中國進一步顯著提高糧食產量的空間已經不大。在這種情況下，加大機械補貼的力度并通過高效率的機器替代低效率的人力和畜力不僅有利于推進農業現代化，而有利于進一步釋放農村勞動力，降低城市制造業和服務業部門的勞動力成本。農業機械的更多使用還能夠提高留守農民的平均經營規模，能進一步提高農業生產的效率。

我國農業的另一個提升空間較大的方向是種子研發。目前，我國的水稻、小麥種子能實現100%自給自足，水稻育種技術領先并出口東南亞和非洲。除水稻和小麥外，種業自主創新水平、種子改良對糧食增產的貢獻率與發達國家差距大。我國玉米和大豆種子并不依賴進口，但畝產量僅達到國際先進水平的2/3。良種對我國糧食增產的貢獻率為45%，而發達國家的這一比例為60%。我國的部分蔬菜、瓜果、花卉種子嚴重依賴從美國和日本進口。

2021年2月22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的發布會上，時任農業農村部副部長張桃林提供的數據表明，進口種子蔬菜在我國的種植面積占比達到13％，耐儲存的番茄、甜椒等少數專用品種進口比例超過了50％。根據中國種子貿易協會2020年底提供的數據，我國種子進口額前4名是蔬菜、黑麥草、草木花卉、糖甜菜種子。我國從美國和日本進口種子的總額最多，對它們的依賴度非常高。

此外，我國居民消費的肉雞多為白羽肉雞，其祖代品種過去100%依賴進口，近年來自主培育了少量替代品種，但市場占有率僅有10%。雞肉是僅次于豬肉的第二大肉類消費品，其中超過一半的是白羽肉雞。2004年以來，白羽肉雞的祖代種雞100%依賴進口，而種雞則被美國和德國壟斷。我國種豬能夠實現90%自主選育，但核心群的10%高度依賴進口。我國種豬業存在“重引種、輕育種”的傾向，導致“引種—退化—再引種—再退化”的惡性循環。引種后自主選育提供90%的種豬，但飼養退化后又不得不再次引進10%的核心種源進行改良。目前，國內部分種豬企業努力自主培育，但由于周期漫長，產生的突破性品種少。我國肉牛、奶牛種源也存在類似情況，核心種源依賴進口。

上述數據與現實表明，我國的種子培育和改良技術的提升還大有可為，且這些都是鄉村振興所急需的投入。而由于種子一旦改良后推廣使用發揮的作用巨大，因此具有投入小、見效大的特點，而這對于中國這樣的農業大國來說，尤其可以利用“舉國體制”的優勢去攻克關鍵技術，并且不會受到WTO關于農業補貼限制。同時，還可以降低農戶進口種子的成本，并提高產量和增加種植業的利潤。

【本文作者為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復旦—平安宏觀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城鄉融合、農業布局與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階段性成果；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碩士研究生張四維、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研究生王玥對本文亦有貢獻】

參考文獻

[1]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國的奇跡：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上海：上海三聯書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2]張培剛：《農業與工業化》，香港：香港花千樹出版社，2003年重印。

[3]許慶、章元、鄔璟璟：《中國保證糧食安全前提下的農村勞動力轉移邊界》，《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4期。

[4]《國務院新聞辦就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舉行發布會》，中國政府網，https://www.gov.cn/xinwen/2021-02/23/content_5588394.htm，2021年2月23日更新。

責編：李 懿 ／美編：石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