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信息戰已經成為當今國際政治和安全領域的重要議題。因具有全球最大的軍事和情報機構，美國在信息戰方面有著非常強的實力和資源，是信息戰的重要發起者和參與者，其信息戰的能力備受關注。除了調整信息戰的目標，以多種方式全面推進，整合國內各部門而統一行動外，美國政府還積極擴展信息戰的同盟，通過吸納更多國家以形成廣泛的信息戰聯盟，增強信息戰的效果，并進一步限制對手國家的活動環境。

【關鍵詞】信息戰 美國國家戰略 【中圖分類號】D815 【文獻標識碼】A

拜登政府上臺后，在美國國家戰略上進一步加強了攻擊性和針對性，這也使美國的信息戰發生了許多新的變化。一方面，拜登政府在國家安全戰略中提出了“一體化遏制”策略，信息戰在外交、情報、經濟和貿易等方面成為遏制對手的重要工具；另一方面，美國以網絡為主要場域，廣泛運用現代信息技術以多種方式全面推進信息戰，試圖影響和改變目標國家的輿論風向和認知；此外，美國還大力擴展信息戰同盟，將更多國家納入其同盟體系以進一步限制競爭對手的活動環境。國內學界對美國信息戰也進行了一定的研究，比如：從起源、方式、技術支持和裝備等方面討論美國信息戰的發展，從美國信息安全戰略角度分析信息戰的實施基礎，抑或探析美軍信息戰人才的培養。但對于近年來，特別是拜登政府治下美國信息戰的新變化及其趨勢，學界還缺少相關討論，本文則聚焦于剖析美國信息戰的新特征與新動向。

美國在世界范圍內發動信息戰的歷史溯源

2023年5月4日，國家病毒應急處理中心和360公司發布的最新報告披露了CIA在全球各地策劃組織實施“顏色革命”事件的主要技術手段，其中包括一款被稱為“蜂擁”的非傳統政權更迭技術，用于推動通過互聯網連接的年輕人加入“打一槍換一個地方”的流動性抗議活動。長期以來，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在世界各地秘密實施“和平演變”和“顏色革命”，持續進行間諜竊密活動。信息通信和現場指揮是影響“和平演變”和“顏色革命”成敗的決定性因素。美國的通信技術及其媒體應用在國際上處于領先地位，這給美國情報部門對外發動“和平演變”和“顏色革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技術支持。

進入21世紀，隨著互聯網的進一步發展，在社交媒體的推動下，信息傳播的高速性、多樣性和廣泛性得到了空前的提升。在世界范圍內，各地信息都能夠實時共享和飛速傳遞。因信息技術的發展，許多國家開始意識到信息戰的重要性：一方面，國家可以通過信息傳遞和控制來遏制對手并創造有利于本國的信息環境。另一方面，信息的流動性和不可控性會給國家安全造成威脅。因此，信息戰已經成為當今國際政治和安全領域的重要議題。美國擁有全球最大的軍事和情報機構，在信息戰方面有著非常強的實力和資源，是信息戰的重要參與者和發起者，其信息戰的能力備受關注。

在“911”恐怖事件后，美國在信息戰方面主要是采用防御為主的態勢，加強網絡設施的建設和安全監控，以防止恐怖主義和對手的襲擊。雖然在奧巴馬和特朗普政府時期，美國由防御逐漸走向主動進攻，提出對疑似網絡攻擊國進行“先發制人”的網絡制裁。但從2023年3月發布的《國家網絡安全戰略》來看，美國的重點主要放在網絡威懾上，通過“向前防御”來防備對國家關鍵設施的攻擊和侵害。據媒體報道，馬斯克宣布“大赦”推特之際，美國另一家社交平臺臉書（Facebook）的母公司Meta公布了一份封禁賬號名單，在名單中，有一批賬號與美國軍方有關。這表明美國在信息戰上的目的、方式和特征正在發生重大變化，由網絡防御和威懾進入到影響和塑造認知領域。

美軍上校沙弗蘭斯基（Szafranski）在1995年對信息戰進行過界定，信息戰是一種直接攻擊信息系統以攻擊對手知識或觀念領域的沖突。信息戰可以作為更大規模、更全面的敵對活動的組成部分（如網絡戰），或作為唯一的敵對形式進行。2021年，美國胡佛研究所專家菲爾德（Field）也做出了類似的定義：信息戰旨在向目標受眾傳達信息，這些信息被挑選出來，以影響情感、動機、推理、態度、理解、信仰或行為，從而促進行動者的利益。這說明在美國精英中對于信息戰的形式和目的有大體一致的認識，即通過多種方式影響目標對象的認知系統。此前，美國雖然主要是采用網絡防御和攻擊，有針對性地打擊對手的網絡設施，但隨著國際環境和美國綜合實力的變化，美國逐步將信息戰的作戰領域和目標轉移到對象國的認知系統，以營造更有利于美國的國際環境。

信息戰是美國國家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隨戰略調整而變化

信息戰是美國國家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實現其國家戰略目標的重要手段。當今時代是信息化時代，信息和信息技術不僅決定社會變革的方向，同時也是影響國家間競爭的關鍵因素。國家依據外部環境和自身實力的變化調整國家戰略，而信息戰的內容、特點、方式和領域也會隨之發生改變。

奧巴馬政府在2016年出臺了名為《網絡安全國家行動計劃》的網絡安全戰略，其主要內容包括：創新和保護網絡，預防網絡犯罪，加強網絡安全教育，增強國際合作與加強政府網絡安全管理。在這一時期，美國政府在信息戰上主要是防范對手的網絡襲擊，保護自身的網絡設施和安全。在2018年9月，特朗普政府也頒布了《國家網絡安全戰略》，同樣強調對網絡設施的防護，并確保網絡安全。但在這份戰略中，特朗普提出了“向前防御”的概念，當認為有可能遭遇到襲擊時，美國將率先攻擊對方，這意味著美國信息戰由防御轉向了主動進攻。2023年3月，拜登政府公布了最新的《國家網絡安全戰略》，進一步強調了進攻的態勢，并極大地擴展了信息戰的范圍。在該戰略中，提出了5項支柱，除了保護關鍵基礎設施和建立國際伙伴關系外，還強調要打擊和摧毀威脅行為體，并且擴展信息戰的范圍，擴大公私合作，通過公私部門間的合作來打擊敵手，并塑造市場力量以推動安全和彈性。這說明在信息戰上美國將進一步通過各種方式滲透入私人領域，通過市場和投資宣揚美國的意識形態和規則，以限制競爭對手的發展環境。

拜登政府上臺后，美國國家戰略中也加入了更多的針對性和攻擊性。在2021年的《國家安全戰略指導》中提出：圍繞與中國和俄羅斯的長期競爭，構建全球性戰略；強化美國在太平洋地區的存在和合作，同時加強與亞洲盟友和伙伴的合作，以應對所謂“中國的威脅”。2022年的《國家安全戰略》更是明確提出實施“一體化遏制戰略”，要求綜合運用全面的國家安全工具，包括軍事、外交、情報、經濟、貿易和金融等手段，以防止對美國和其盟友的任何潛在挑戰。按照這一戰略，信息戰就不再僅僅是發揮防御對手網絡攻擊和保護國內基礎設施的功能，信息戰在“一體化遏制戰略”中占據著重要的地位，不僅承擔著軍事打擊的功能，在外交、情報、經濟和貿易等方面也將成為遏制對手的重要工具。

美國以認知系統為目標全面廣泛推進信息戰

有些學者認為海灣戰爭是信息戰的開端，但早在冷戰期間，美國就對蘇聯進行過大規模的信息戰。美國利用掌控的媒體對蘇聯民眾進行了廣泛深入的虛假新聞宣傳，灌輸美國的意識形態，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蘇聯民眾的認知。冷戰結束后，美國的決策者被認為對于戰爭的非物質元素的強調逐漸減少，因為已經戰勝了其意識形態對手，在其后幾十年中，關于信息作戰，美國更傾向于在更狹窄的軍事背景下框定這些活動。而拜登政府所提出的“一體化遏制戰略”則表明僅依賴一種以防御為主的策略，可能已不足以限制競爭對手，美國意圖在包括外交、經濟和信息在內的所有國家實力領域去遏制對手。這一全面遏制方式側重于在軍事手段之外的競爭中調動國家力量的所有要素，不僅要求能夠協調美國各個重要機構，包括國防部、國務院、中情局、聯邦調查局和美國國際開發署等，并且除了常規軍事能力——側重于摧毀目標國并占領其領土，還要發展非常規軍事能力——在各國民眾中爭奪影響力和合法性，通過影響和改變目標國家民眾的認知系統，增強美國的影響力，進而破壞對手的信息環境和決策能力。

信息市場假定人們會理性處理信息，但心理學研究表明，人們往往不會這樣做。相反，人們所處的信息環境會影響其認知、決策和行為，而信息環境就是信息戰的作戰環境。近年來，美國國防部對信息環境采取了越來越全面的理解，在關于信息環境的界定更新中指出，它“包含和聚合了許多社會、文化、認知、技術和物理屬性，這些屬性對個人、群體、系統、社區或組織的知識、理解、信仰、世界觀和最終行動產生影響”。信息戰則是作用于對手的信息環境，通過分析對手的決策方法、心理優勢和弱點，改變信息環境，進而影響認知系統這一“關鍵因素”，改變其國家行為以實現制勝目的。

在網絡化時代，信息的傳遞、聚合與處理絕大部分經由網絡，網絡構成了最主要的信息環境，信息戰的作戰場域也集中在網絡。美國不僅利用其全球性的媒體和文化傳播力量，通過電視、電影、音樂、游戲等方式向全球傳播美國文化和價值觀，加強其國際影響力和軟實力。并且，美國政府和軍方還大量使用如社交媒體、搜索引擎、人工智能和互聯網以及其他信息手段，并通過專業化和系統化的信息操作機構以及不同機構和部門的跨界合作，進行各種形式的信息戰，比如在社交媒體上發布政治宣傳、發起網絡攻擊、進行網絡監聽和監控、組織網絡破壞活動等。需要注意的是，社交媒體越來越成為美國發起信息戰的重要媒介。這是由于社交媒體平臺以其信息傳播的速度和廣度，能夠對龐大人群產生巨大影響，同時又因為人們在認知上的非理性，使得社交媒體的大規模簡單重復成為人們相信謬誤的可靠方法。美國正大量地在社交媒體平臺中投放虛假賬號，廣泛傳播虛假信息、操縱信息、煽動情緒、制造輿論導向，誤導對手的決策行為，并制定和傳播戰略大敘事，促使國家行為朝著有利于美國的方向轉變。

擴大信息戰同盟并進一步限制競爭對手的環境

除了調整信息戰的目標，以多種方式全面推進，整合國內各部門而統一行動外，美國政府還積極擴展信息戰的同盟，通過吸納更多國家以形成廣泛的信息戰聯盟，增強信息戰的效果，并進一步限制對手國家的活動環境。

在歐洲，美國不斷強化與其北約盟友在信息戰上的合作。2010年11月，北約更新了“里斯本戰略概念”，強調需要更徹底地應對快速發展的21世紀的安全挑戰，包括網絡攻擊。該政策的重點不僅僅是保護北約自身的網絡，還包括建立商定的基準來保護盟國的國家網絡。2014年的威爾士峰會提出了加強網絡防御的政策，將網絡領域作為其關鍵的政治和戰略重點之一，強調成員國的合作與統一行動，把網絡與聯盟的集體防御聯系起來。2016年華沙峰會上，北約承認網絡空間是軍事行動的一個新領域。2018年2月，北約成員國在北約軍事指揮機構內設立了一個網絡行動中心，該中心旨在加強北約成員國在網絡空間的防御和應對能力，提升網絡安全的整體水平。這些舉措表明在美國主導下，北約在信息戰上逐步建立起一個強大的網絡合作平臺。在這一平臺的基礎上，美國將更為全面和跨領域地實施信息戰。在烏克蘭危機中，美國及其盟友就利用這一平臺，為烏克蘭提供網絡防御，并實施大量的網絡攻擊，還利用互聯網散播各種虛假信息，歪曲和塑造對俄羅斯不利的國家形象。

在亞洲，在原有的軍事同盟基礎上，美國為維持其在印度—太平洋地區的利益，不斷深化其安全聯盟，大力推動“美、日、印、澳”組成的四國機制，深化與印度的關系，努力促進美、日、韓三邊合作，進一步推廣有利于美國的網絡規則和擴展美國主導的同盟。這就使得美國可以更為便利地在同盟國家的網絡中安插信息操作人員，在多個網絡中散布有利于美國的信息，塑造美國主導的信息環境，以形成在信息環境上對競爭國家的排斥和限制。同時，這一跨國網絡還在不斷擴展，美國的網絡標準和規范不斷在其他國家得以實施，這為美國政府和軍方滲入這些網絡并實施信息戰提供了極大助益。美國還積極與東盟國家及其個別成員國，包括印度尼西亞、新加坡和越南等國進行接觸，在網絡擴展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盡管這些國家在治理體系和技術能力上存在差異，并且存在競爭性國內優先事項，但東盟成為發展中國家中第一個采用一致的電子商務法律框架的地區，他們采用了美國國家標準技術研究所（NIST）的網絡安全框架作為全球通用語言，以與不同行業部門和其他國家進行溝通。

2022年2月，拜登政府出臺了新的《印太戰略》，這是拜登政府發布的首份，也是美國政府發布的第二份印太戰略。該戰略提出了促進印太地區的自由開放、地區安全和繁榮等五大政策目標，也提出了“一體化遏制”策略。對于中國，《印太戰略》指出“我們的目標不是改變中國，而是塑造其運作的戰略環境”。尤其是在這樣一個媒體時代，信息的傳遞和發布更加方便，我們更需要重視信息戰的重要性。在這方面，我們也可能需要更加精確地抓住群眾的心理訴求和情感需求。以國家病毒應急處理中心和360公司發布的最新報告為例，針對CIA對我國發起的高度體系化、智能化、隱蔽化的網絡攻擊，境內政府機構、科研院校、工業企業和商業機構如何快速“看見”并第一時間進行處置尤為重要。報告建議，為有效應對迫在眉睫的網絡和現實威脅，我們在采用自主可控國產化設備的同時，應盡快組織開展APT攻擊的自檢自查工作，并逐步建立起長效的防御體系，實現全面系統化防治，抵御高級威脅攻擊。

隨著美國信息戰的不斷推進，塑造環境的含義得以彰顯，即不僅是在政治、經濟和軍事上對中國進行遏制，同時在網絡和信息上也要“塑造”中國的活動環境。對中國而言，面對在新冠疫情和烏克蘭危機沖擊下更為復雜嚴峻的國際局勢以及美國不斷推進的信息戰策略，應該做好以下應對：首先，加強網絡和信息安全建設提高自身信息安全水平，防備對網絡設施和關鍵基礎設施的攻擊。警惕網絡和媒體中的虛假信息傳播，追溯傳播源頭，防范大規模虛假賬號所進行的信息散播和有意識地對民眾認知系統的引導。其次，繼續推進高水平的改革開放，積極發展對外貿易，進一步加強與世界各國的經濟聯系。這是防范美國“一體化遏制”和信息戰的最有效策略。在對外交往中講好中國故事，讓世界更了解中國，通過廣泛交流和加強經濟互賴，促進和其他國家的互信與合作。再次，堅持經濟發展。發展經濟是中華民族復興的必要條件，同時也是國家的核心任務。通過經濟發展也可以讓世界更清楚和形象地理解中國方案和中國道路，進而更有效防御信息戰中的虛假信息和信息扭曲。最后，在中美關系上，中國在守住底線、防止沖突的同時，也可以建立和恢復某些重要領域或重要團體的交往與合作，增加和積累信任，并進一步擴展合作，分化和緩解美國的一體化遏制戰略。

（作者為山東大學當代社會主義研究所教授、山東大學國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員、山東大學南亞研究所研究員）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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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李一丹 美編/宋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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